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2016）
第六章 在工人运动和反殖民地斗争之间
——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脱钩
第一节 告别“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
1923年9月16日，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混乱尚未平息，大杉荣和伊藤野枝及外甥橘宗一一起被宪兵队逮捕，随后被虐杀。他死后人们在他的抽屉中发现的他写的文稿中有以下这样一段话：
在与自由工团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斗争刚刚开始且非常繁忙之际，除了极其亲密的同志之外几乎谁都不告诉、突然隐藏起来，半年多没联系，请原谅我这一罪过。事到如今几乎没有必要再解释了，总之当时事情很突然，而且必须绝对保密。
[1]
这里所说的“与自由工团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斗争”指的是在1922年9月召开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公开化的围绕工会运动组织思想的对立。这一论战通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清除之前有很大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确立领导权的契机。当时正是无政府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理论依据受到质疑的时期。大杉荣本该是这场论战中一方的主角，但是这封绝笔显示，此时大杉荣已根据自身意志脱离了在日本进行的这场论战，所谓“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实际上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上演的。
据大杉荣自己的记述，1922年11月20日，他从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科洛梅尔那里接到了参加预定在柏林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邀请函。在他死后出版的《逃离日本记》中这样记载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说时间很短，但是现在离开日本实在可惜。而且离开那些忙到几乎废寝忘食程度的同志着实不忍。但是日本的事是日本的事，我是我，不管我在不在，毫无疑问大家都会尽全力干下去。而且这一次才有机会和外国的同志，尤其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同志交流。还是去吧，我只好马上下决心。
[2]
《逃离日本记》告诉人们，大杉荣之“脱离战场”绝非单纯偶然和冲动决断的结果。为了出席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当时大杉荣首先去了上海。关于去上海的理由，大杉荣是这样说明的：“我此行之所以绕道上海是因为当时我想在柏林的大会上，组建××××××××××，而此时对我等而言，最重要的是设法将××××××××组织起来。”[3]前半句中隐藏的文字如果是“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后半句中隐藏的应该是“远东无政府主义者”。[4]对大杉荣来说，因为某种偶然因素所获得的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邀请函，是实现自己长期考虑的将远东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这一目的的良机。于是大杉荣绕道上海，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多星期，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多次交流。在上海，他还在中国同志的帮助下，使用假护照以去位于法国里昂的中法大学留学的名义获得了伪造的签证。[5]
这是大杉荣第二次去上海。两年多前的1920年10月，大杉荣参加共产国际在上海举办的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在那次会议上，共产国际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直接接触。大杉荣在《逃离日本记》中回忆了那次会议的经过。在会上，大杉荣与共产国际负责远东事务的维经斯基，以及作为共产国际密使与大杉荣接触的李增林、李东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军务局长）、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早期中央局书记）、吕运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等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多次接触和讨论。[6]大杉荣回忆当时会议的情景时写道：
该会议总是以我和T（引用者按：维经斯基）之间的讨论结束。……我当时确实已经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同盟，我相信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可以合作，而且觉得有这种必要，但是我认为必须充分尊重各自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所以，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我，不可能加入远东共产党同盟，也不可能加入作为国际共产党同盟的第三国际。
[7]
此时大杉荣对“第三国际”的违和感被推测为是导致其感到有必要将“远东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次“逃离”除了将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这一实践性目的之外，还存在着应当称之为调查性目的的目的，那就是对马赫诺运动的关心。马赫诺运动发生于俄国革命后不久的乌克兰，是一场由内斯托尔·马赫诺[8]领导的民众运动。马赫诺出身于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905年，以第一次俄国革命为契机，他使用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旗号开始袭击富商，结果1908年被逮捕，1910年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马赫诺被释放。之后，1918年，他在当时被德国军队占领的乌克兰组织游击队。此后一直到1921年，他是苏俄内战时期活跃的军事领导人。马赫诺曾经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派的彼特留拉[9]部队，以及邓尼金和弗兰格尔[10]的白卫军作战，保卫俄国革命。但与此同时，他坚决批判和抵抗苏维埃政权的强权政策。他和苏维埃政权之间的这种对立在1920年至1921年间发展成为马赫诺武装和苏维埃军队之间惨烈的战斗。马赫诺战败后逃亡巴黎并客死他乡。[11]
布尔什维克将马赫诺运动定性为乌克兰富农趁当时农村地区政治混乱而发动的具有反革命性质的夺权运动，并于1920年11月宣布,将当时抵抗强制征收农产品、拒绝接受红军领导的马赫诺及其领导下的全部武装定为“苏维埃共和国和革命的敌人”。而马赫诺方面也在1919年1月的“宣言”中明确，马赫诺运动是乌克兰劳动者抵抗“资产阶级/地主权力”和“布尔什维克”的运动；在否定布尔什维克的秘密警察、党委会、强制机关以及训练制度的同时，宣布对工人的表达、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任何限制都是“反革命行为”。内战时期的乌克兰境内，有红军、白军、乌克兰共和军，以及随意进入的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外国军队，因此和田春树认为，当时乌克兰的马赫诺军运动具有“保卫和深化农民革命最初成果的农民军的性质”。[12]
大杉荣中途退出“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以及他对远东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化和马赫诺运动等的关注，可以促使人们从更加全球化的视角观察一直以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所包含的问题的本质，因为他的行动使得人们有必要从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的体现这一视角，重新探讨这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双方围绕有关工厂工人组织化方式的对立而展开的论战。在以往的研究中，大杉荣与堺利彦、山川均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多被视为大杉荣的个人主义倾向及其冒险主义的运动思想中的问题。但是笔者希望从双方认识论的差异这一视角来探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杉荣和“马克思主义派”的分歧，这种认识论上的差异存在于双方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把握这一理论层面中。在“马克思主义派”所依据的基于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中，处于高度发达生产阶段的工人和面对来自国家的对生产物的征收的农民，被区分为属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存在。但是大杉荣根据建立在种族斗争基础的“征服史观”，则关注到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中都存在暴力掠夺的过程。此时大杉荣的关注视野横跨了日本的工厂和乌克兰的农村，投向了在“当下”这一时间节点上同时存在两条抵抗掠夺的战线这一事实。大杉荣与山川均的“中央集权主义”不同，后者所依据的是一国的和单线的历史发展论，而大杉荣则关注到了不均衡发展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实际状况。
本章将尝试从大杉荣对堺利彦、山川均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的“唯物史观”的批评及其后来的演变过程中，探讨在大杉荣参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中所象征性地表现出来的其运动思想的含义。大杉荣在其刊登在《近代思想》杂志上的论述中，就以鲜明的姿态开始了对“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一批评具体是通过其与堺利彦之间围绕“唯物史观”进行的争论展开的。两者争论的焦点是两个人运动思想中有关“时间”的认识分歧。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堺利彦以当时第二国际领导人考茨基的代言人自任，以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历史认识为出发点，提出“等待时机”的待机主义运动观。大杉荣与之相对，他根据其自身的“生命哲学”，想要通过在为现在进行“革命”创造可能条件的同时，改变“革命”的含义，来回应堺利彦的主张。大杉荣和堺利彦之间在这一时期围绕“唯物史观”展开的争论是之后在大杉荣与山川均之间展开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的前奏。在“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中，涉及的是从全球以及多层次，而不是从一国和单线的视角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新的空间认识，以及建立这一空间认识基础上的新的运动观。
第二节 堺利彦的“唯物史观”
“只要稍作深入思考，就会发觉最终都归结于‘自由’与‘必然’之争。”[13]明治后期以后，堺利彦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当他好不容易从“大逆事件”中活下来，在《近代思想》杂志上发表上述文字时，恐怕多少意识到了自己对大杉荣这位年轻的朋友所具有的不舒服的感觉，正是自己的这位朋友作为新锐评论家引导该杂志走向了成功。大杉荣及其盟友荒烟寒村在“大逆事件”后的社会主义的“隆冬时节”，决定“与其等待运动复兴的时机，不如向前创造这一时机”，[14]据此，他们不顾堺利彦的反对创办了《近代思想》杂志。大杉荣批评堺利彦，认为其害怕运动重启的“待机主义”立场并非单纯出于其个人性格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而是他所依据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存在缺陷。如同当时堺利彦所正确认识到的那样，大杉荣对“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围绕着“自由”和“必然”，或者说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主体性的问题展开的。大杉荣在《近代思想》杂志上开展对“社会主义”批判是一种理论性行为，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抗“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构建其所主张的“继续向前创造时机”这一主体性实践的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从明治末期至大正初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特征在于，人们在阐述社会主义时开始摆脱以往的“志士”气质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15]将其与唯物史观（当时称为“唯物的历史观”）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了一起。堺利彦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12年1月，堺利彦在《国民杂志》上的“唯物的历史观”这一大标题下，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的摘译。[16]在此，堺利彦将《经济学批判》定位于“马克思自己所写的关于唯物史观的最正确的和唯一的纲要”。[17]这篇文章表明堺利彦试图“作为马克思派的一个小代表，用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自身的语言……来介绍唯物史观”。[18]
1913年刊行的堺利彦编译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一书可以视为显示大正初期堺利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在翻译卡尔·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sffassung）一书的基础上，再将前述《经济学批判》摘译进行修订、改名为《唯物的历史要领记》并且作为附录添加在后面而成。[19]堺利彦在序言中就该书的意义这样写道：“今日，哲学界空泛顽冥的唯心论气焰嚣张，文艺界不彻底和神秘的本能主义流行，教育界及宗教界极尽浅薄恶俗的伪善道德泛滥，唯有以如此明晰透彻之唯物的伦理观方能照亮其昏暗、开启其愚昧、诀别其虚伪，此乃译者实以为痛快至极之处。”[20]他还在该书的附录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做了如下介绍。
人类以社会的方式生产其衣食住，于不知不觉中必然形成某种关系。此种关系即是与该社会物质生产力发达程度相应的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Uberbau，Superstructure），并相应地产生某种社会性的自觉。……并非人们的自觉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人们的自觉系由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之。
[21]
《社会主义伦理学》一书在分析上面所说的“生产关系”时，被赋予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概念是“阶级斗争”。堺利彦和考茨基始终将这一概念视为历史的“事实”：[22]
随着以后经济上的发达，社会会逐渐发生分裂，然后出现了人类社会生存竞争最主要、行之最广、最长久之形式——阶级斗争。……尤其是被掠夺、被压迫者阶级，其通过阶级斗争，社会本能会得到最显著的增强，而后他们也将成为新兴的阶级。……他们之间没有需要互相争夺之财产与特权。所以，此种分配物越少，则这一反抗阶级就越是只能依靠自己等同辈之力量来面对共同的敌人，于是其团结的纽带愈益牢固，对本阶级成员的同情心和连带感也越发强烈。
[23]
这段话的特点在于其将“反抗阶级”这一“阶级斗争”的主体，描写成通过其在社会阶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被预先赋予了充分的同一性的存在。如果“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必然”，并且作为其“主体”的反抗阶级是已经具备明确的自我认同的“实体”，那么社会主义者的实践就将聚焦于使这一经验体系化和普遍化这一点上。堺利彦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存在于此。关于这一点堺利彦是这样表述的：
社会主义的科学，只是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平民阶级运动指明必然的倾向和目的。……科学只不过是确认必然的事实。尤其是，虽然科学可以预言说“将来会有这样的事”，但这只是把握了事物的必然倾向的结果；科学决不能在现象界所认可的必然之外作必须如此、非此不可之类的指示。
[24]
堺利彦在此阐述的科学观的最显著特点是，彻头彻尾地将科学视为一种19世纪式的实证和经验性知识行为。在他的阐述中，“社会主义的科学”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经验主义的自然科学一样，是“确认事实”。这意味着，其将“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事物”置于同样的层次，即极为实体性的层次。他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中的“科学”，不是旨在揭示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意义和结构等的主体性介入，而是让世人能够观察到的经验的体系化和普遍化。
堺利彦的“待机主义”就是在上述“科学的社会主义”与被称为“隆冬时节”的社会主义运动“危机”接触的时点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是必然，但是眼前看到的却是运动的失败，面对理论和现实的不一致，堺利彦没有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将其归咎于“现实”，试图以此来克服两者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日本的“现实”尚未到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通过这样一种“科学的”解释，使其得以在不否定“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对当下的“危机”进行了说明。由此，在运动处于毁灭状态的当下，社会主义者可以做的就被限定为，不是积极着手重新发动运动，而是等待社会主义革命时机的成熟，或是为之进行准备。
1914年，大杉荣和荒烟废止《近代思想》杂志，创办了更加注重运动实践的机关刊物月刊《平民新闻》。堺利彦在大杉荣等创办的这份新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战后将会如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堺利彦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出了若干估计之后，就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发表了如下看法：“然以上乃欧洲之事。日本的运动当然受到欧洲形势之影响，但日本尚不可能一下子飞速发展至那种程度。在此之前无论如何需要有预备运动。”[25]关于“预备运动”的内容，堺利彦第一列举了争取普选的运动，第二列举了争取工人结社自由的运动。在此，他从日本与欧洲相比的落后性出发，预先排除了社会主义者创造性地介入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堺利彦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我通常对将来抱有乐观的期待”，而他所说的“乐观的期待”说到底是和他所依据的“唯物史观”本身的乐观性相通的。
第三节 “征服史观”在理论上的适用范围
堺利彦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一书刚出版，大杉荣即在《近代思想》杂志上对其展开了批判，他写道：
此唯物史观如马克思自己所云，乃历史之引导路径，且为最主要之引导路径。在此条件下，此历史观甚是有力，但若是离开这一点则将变得极为滑稽，而社会主义者中间此种夸张者甚多。……“并非人们的自觉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反，人们的自觉系由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之”，但是此种自觉对于社会生活的反作用亦很大。
[26]
大杉荣对堺利彦的“唯物史观”最反感之处在于其过于强调社会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排除了个人创造性地介入政治的可能。只要堺利彦的“待机主义”是建立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那么两者之间的问题就不会仅仅止于在社会主义运动思想方面的战术上的差异。大杉荣要强调自身的“自觉”和基于这种“自觉”对社会进行动员这一战术的有效性，就必须批判性地超越堺利彦和考茨基式的“唯物史观”。
于是大杉荣当时在《近代思想》杂志上，积极开展了依据柏格森、尼采、施蒂纳等人的“刚强的个人主义哲学”的评论活动。后来，他写的这些评论被汇编成单行本，取名为《生命斗争》，他在这些评论中阐述的思想被统称为“生命哲学”。简要地说，大杉荣认为“生命”本质在于其非决定性，他的“生命哲学”是要通过在每个人的内部实体性地设定这一“生命”的功能，突破“唯物史观”的决定论。他试图通过揭示存在于“唯物史观”决定论中的“生命”这一“未知数”，在“社会主义”理论中重新建立这样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的主体性“努力”是有意义的。
在此重要的是，与堺利彦采用“唯物史观”不同，大杉荣采用了“征服史观”这一建立在其自身的“生命哲学”基础上的历史哲学。他在题为《征服的事实》的论述中依据龚普洛维奇、拉岑霍费尔的种族斗争理论，对征服和斗争引发的社会创新与发展做了如下概括：“历史是复杂的，但是在复杂的背后存在着一种贯穿始终的简单。例如征服的形式有各种各样，但是从古至今在一切社会中，其两端必然存在着征服者阶级和被征服者阶级。”[27]
在大杉荣的论述中，近代的阶级对立基本上被理解为这种“征服史观”的延续。他认为这种“征服的事实”只不过是作为“生命扩张”的表现的“人类相互斗争和利用”的结果，但同时对这种“征服的事实”本身将通过“生命”的自由作用而瓦解的必然性做了如下说明：
在此，生命为了生存下去，必然会产生对这一征服事实的憎恶，憎恶必然进一步导致反叛，对于新生活的需求必然产生，对于那种没有人上人的权威、而是自我主宰自我的自由生活的需求必然产生。在少数人中间，特别是在被征服者中的少数人中间果然出现了这种情感、思想和意志。
[28]
在此，大杉荣绝没有将“反叛”理解为由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必然产生的“自然”现象，相反，他将其界定为那些敏感地感知到对自身“生命”的压抑的少数人所必须开展的行动。
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征服史观”的理论含义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考察：其一，在现在的“阶级斗争”中，重叠着与过去的种族斗争相同的暴力掠夺过程；其二，斗争中的主要的敌对性重点将从不同阶级之间向构成阶级的每个个人的主体内部转移。其结果，大杉荣成功地抽象出了“奴隶根性”这一意识形态，他将其视为压制“生命”的自由作用的最大障碍。
受主子喜欢、盲从主子、崇拜主子，这就是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真正的近代为止的、建立在整个社会组织的暴力和恐怖之上的几乎唯一的大道德律。改变政府形式也好，修改宪法条文也好，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而清除印刻在吾等人类脑髓中的此种奴隶根性才是极为困难的事业。然而，若吾等真的要成为自由之人，就必须完成此项事业。
[29]
在“唯物史观”中受制于经济、政治环境的斗争的关健，到了大杉荣的“征服史观”中，被完全转移到了主体的内在层面，变成了“奴隶根性”这一意识形态与想要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的“自我”之间的斗争。随着这种敌对性的关键的转变，他在日本的社会理论中开辟出了一条理论路径，在这一路径中意识形态和主体性之间的问题被放大成为社会变革中的重要课题。
第四节 “自我”的解放和从“自我”中的解放
堺利彦始终要将自己和大杉荣之间的上述对立定义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对立，他在1914年所写的《大杉君和我》一文中，尝试用一张意识形态的鸟瞰图来说明自己和大杉荣之间在思想立场上的差异。在这篇文章中，堺利彦指出了现代社会中的思想立场，存在着从个人主义出发，经过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最后到达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一思想差异的光谱。在该文中，堺将自身定位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子分类——“马克思派”、“正统派”，而将大杉视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日本的代表，并在对其比较之后，就其思想特色做了如下说明：
我若要采用保护色的话，则只能向右一步退却至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我讨厌退却，因此不得不保持沉默。要说大杉君处于什么位置的话，他往左一步的话就可以进到个人的无政府主义，那里有文艺的中立地带。
[30]
堺利彦的上面这段话奠定了有关大杉荣思想评价的基调，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无论是批评大杉荣的人还是赞扬大杉荣的人，都是从强烈的“个人主义”这一角度来把握大杉荣的思想特征的。但是我认为，用“个人主义”这一措辞来表述大杉荣思想的特征并不准确，因为大杉荣的“征服史观”一方面强调了斗争中来自“个人”的发起和提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浸润于“个人”身体中的来自“他者”的规训权力的作用；其结果，他的“生命哲学”与其说是主张“自我”的解放，不如说追求的是“自我”的解体或者说是从“自我”中解放出来。
例如大杉荣在1915年发表的题为《自我脱弃》一文中关于“自我”和“革命”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从这样的观察开始的：
随着士兵队伍的脚步往前走，每一个人都会与队伍保持一致。士兵队伍步伐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自身无意识的，它强迫吾等的步伐与它保持一致。……于是，吾等遂将自己被强制的步伐当作了自己本来的步伐。吾等所以为是自己的自我——如自己的思想、感情或者本能等，其实大部分是陌生人的自我，是他人有意无意地强加在吾等之上的他人的自我。
[31]
大杉荣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是“他人的自我”，通过权力的日常实践，如军队行进等规范训练，一直渗透到主体的“生理状态”层次这样一种状态。因此，抵抗这种统治，也就不是什么“自我”的解放，而必须将其设想为是一种从“自我”中摆脱出来的解放。他将这种解放的实践比喻为剥“百合的皮瓣”，“一瓣一瓣地剥，一直剥到除了我们的自我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大杉荣认为，“当到达这个零点之时，就是重新出发之时，从那时起，吾等的自我才会真正成长为果实，而不是百合的皮瓣”。
我认为，不能像堺利彦那样简单地将大杉荣的上述观点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大生产出现后工厂劳动的性质的变化，留有许多将其比作军营的表述。例如在《资本论》中就有如下清楚的表述：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愤，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
[32]
已经有很多论者指出，马克思在此所描绘的工厂的情景，揭示了被统称为福特主义的新的劳务管理体系的特征，是“实际隶属”阶段的写照，在这一阶段中，劳动力成了资本的来源。大杉荣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着眼于规训，这也与马克思本人的观察非常吻合。并且，大杉荣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尝试不仅从规训权力的效果、同时也从对该权力进行斗争和抵抗的场所这一视角来探讨处于这一福特主义阶段的工人的身体。他认为，并不是通过历史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中形成敌对阶级（即主体），然后由其对资本主义的统治进行抵抗，而应该将主体理解为在抵抗统治中所形成的敌对性的关键。大杉荣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规训权力的功能的关注，使其意识到生存于其中的主体的建构性。于是大杉荣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人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存在两种互相交错的相反的作用力，一种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力，其目的是要建构工人这一主体，另一种是革命运动，其目的是要通过抵抗前述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更新主体本身。
第五节 “劳动”的解放和从“劳动”中的解放
“隆冬时节”大杉荣与堺利彦之间围绕着“唯物史观”的争论，在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发展成了他与山川均之间的围绕工会组织问题的争论。大杉荣将“自我”视为革命的现场而非革命的主体加以探讨，同样，他把工会也看作是革命运动的现场而非革命运动的主体予以把握。他在1919年发表的《工人运动的精神》一文中，认为工人运动的目的中包含超越“增加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这一“生物层面的要求”的“人的要求”。他写道，
直接决定工人生活的条件，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多少完全由资本家决定，工厂里的卫生设施也是如此。其他，录用和解雇职工的权力、对职工进行赏罚的权力，有关原料、机器等的生产技术方面的权力，决定产品即商品价格的权力，以及工业管理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吾等希望的是从这种对专制君主式的资本家绝对服从的生活、奴隶的生活中解放吾等自身；希望得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自主自治的生活；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至少能够参与决定。
[33]
对大杉荣而言，本质性的东西是，现实中在劳动的现场存在着渴望满足人性的需求这一事实。对他而言，所谓“革命”只不过是通过对“此时此地”统治开展的人的抵抗，将工会转变为“工人自身想要创造的未来社会的萌芽”的活动，大杉荣将其表述为，“通过这一运动，一字字、一行行、一页页地将其写入名为劳动问题的这一原本由白纸构成的巨著中”的过程。[34]
大杉荣有关工人运动的上述观点的思想含义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与山川均之间展开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中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因为山川等“马克思主义派”都将自己和大杉等“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差别限定在关于革命的“方法”层面，始终在这一框架内进行争论。以山川均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派对在当时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大杉荣等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提出挑战的是围绕“政治”和“国家”的革命的方法论。山川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顾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时做了如下批评：
恐怕没有比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更加明白地盯着消灭资本主义这一最后目标的了，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正因为其关注最后的目标，结果却忘记了向着这一目标前进。如果将国家看作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那么无产阶级不管向国家提出什么要求都没有意义！如果把政府看作资本家阶级的委员会，那么抓住这一政府与之纠缠也就没有意义了！只要资本制度继续存在，即使得到部分的改善也是没有意义的。要么得到一切，不然的话什么都不要。除了革命之外，一切当下的问题都没有意义！这就是过去20年我们社会主义者的态度。
[35]
根据对情况的这一认识，山川提出要“转变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用他的话语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虽然只是少数人，却真正和彻底地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统治，掌握了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见解”，他们“带着彻底的、纯粹的思想，再次返回到远远地落在后边的大众中”。
现在人们知道，当时在这场争论的背后，创建日本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已经正式开始。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之后，如何具体参与工人运动作为需要回答的实践课题凸显出来，围绕这一问题，在活动家中间，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理论对立逐渐变得尖锐起来。在此重要的是，此时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绝没有仅仅止于革命运动中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这样的战略理论层面，而是一直延伸到了“革命”本身的内核。山川均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问题在于分配的不平等，因此，“革命”就是少数先锋通过动员“大众”夺取国家权力，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实现公正的分配。此时作为先锋的政治领导的正当性，来自其对资本主义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规律”的掌握。山川均始终认为，革命应该是伴随着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
因此，山川均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做出了肯定的评价，这一点很重要。他将广义的资本主义界定为“当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组织”，在此基础上他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意义，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生产方法”、“是用最少辛劳生产最多生活资料的方法”，“首次将人类从自然的奴隶地位解放出来”。[36]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之下，这种“生产技术和组织”都是“作为资本的所有者剥削工人阶级的手段”来被使用的，于是这种“剥削关系”被冠以资本主义之名。通过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广义和狭义之分，山川就资本主义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命名资本主义，将其视为生产技术和组织的进步以及利用这一进步的剥削关系两者的综合，那么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并且应该反对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或生产的功能。”[37]
大杉荣对山川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绝不止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论层面。山川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本质在于现存社会的“剥削”结构阻碍了新劳动的组织潜力的发挥；他主张通过纠正分配的不平等，即通过对劳动的解放来全面释放上述潜力。但是大杉荣认为，这一新劳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大杉荣那里，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必须伴随着对劳动本身的批判和抵抗。当时山川等“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以加强工会组织、将其作为革命的主体这一方法为主题的，而大杉荣则将工会视作应该被革命的主要场所。
大杉荣认为“革命”就是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他用他的这种“工人运动的哲学”，对抗主张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革命”的“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他所主张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工人运动的哲学”，与其所主张的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生命哲学”之间存在着表里一致的关系，它促使大杉荣将自己对反抗资本主义活动的关注，从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现场扩大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反殖民地斗争的现场。
第六节 在“形式隶属”和“实际隶属”之间
山川均依据“唯物史观”，从阶段论的角度把握日本工人运动的进展，大杉荣则依据“征服史观”，将问题聚焦于贯穿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暴力掠夺的过程。在此重要的是，大杉荣当时在考察“征服史观”时关注到了殖民地这一“空间”。也就是说，当时堺利彦、山川均的“唯物史观”和大杉荣的“征服史观”之间理论上的对立，在一个侧面也包含着方法论层面的对立，即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定位和考察反抗资本主义的大局。堺利彦和山川考虑的是从资本不断发展的日本社会的内部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而大杉荣的视线则投向了正处于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暴力吸纳过程中的殖民地及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生命形态。
大杉荣1915年发表的《事实与解释》一文显示了他对殖民地的关注。考虑到出版检查，在这篇文章中大杉荣只是淡漠地介绍了“在东洋各殖民地频频发生的暴动和反叛”的事实。文章中先是记述了作为“印度革命高潮”象征的拉合尔事件，接着介绍了在新加坡发生的印度士兵叛乱事件、在越南发生的反法暴动，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抗日武装起义西来庵事件的始末和朝鲜抗日运动的历史。然后大杉荣就亚洲的反对殖民地主义的斗争历史做了如下概括：
殖民地是最赤裸裸地述说征服事实的地方，在那里，征服者垄断一切权利和利益，被征服者背负所有义务和牺牲。它是从史前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的一大事实的缩影。因此，研究在殖民地发生的这一征服的事实以及对其进行的反抗的事实，就是阐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基调。
[38]
大杉荣对殖民主义的这种关注，在其记载自己偷渡法国时的经历的《逃离日本记》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大杉荣在这本书中详细记录了在从上海至法国的航程沿途自己对所停靠的殖民地的印象。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大杉对于以殖民地为舞台展开的各种暴力及其重叠状态的敏锐的感受。在同一条船上，有年轻的波兰钢琴家对中国人的歧视；制止这种歧视的俄国人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在殖民地逗留了18年最后因为一点小钱而被开除的法国的喇叭手；在这些殖民地军人手中被悄悄地杀害的越南原住民；以“绝对不教学生汉字”而自豪的西贡的小学教师；留学法国后、被老师和下级官吏“管教的”“看起来很有前途”的越南孩子们；被外国人雇用的人们对自己本国人所表露出来的轻蔑；在马来、爪哇、苏门答腊，施加在中国人、印度人和原住民苦力“赤裸和瘦弱的身躯”上的暴力，以及有时候当地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向其“主人”射来的复仇的子弹和毒箭……[39]
大杉还进一步在大都会的中心，即巴黎的贝尔维尔街[40]、日本的浅草发现这种殖民地式的混乱和污浊。大杉没有对这种殖民地式的混乱和污浊做理论上的抽象，而是试图通过对自身感受的描写将其记录下来，这种描写的细致程度甚至令人感到有点过分。
抵达巴黎的晚上，从驻地去外边吃完饭，街边的景象令人吃惊，简直像浅草一样，甚至是比日本的浅草更加脏乱差的浅草。贫民窟、卖淫窟以及喧闹的杂技棚，还有门挨着门的肮脏的饭店、咖啡店和旅馆。人行道上有很多露天摊，有杂耍棚、滚球铺以及卖气枪子弹等的摊子。……想往那边走走，绪果路上挤满了人，几乎迈不开步子，这些人的脸庞和衣着比日本人还要脏。我感觉这哪里像是来到了欧洲，分明是来到了某个野蛮国家。
[41]
在此大杉荣将殖民地与其母国的认识论定位做了逆转。在他看来，绝不应该将殖民地作为母国的附带现象，或者作为脱离正常模式的个例来加以考量，其实殖民地本身就是显示现代社会统治权力常态的空间，因此，在殖民地也必须探讨对上述统治权力进行革命的意义和可能。
而大杉荣对马赫诺运动的关注，可以说是与他对殖民地主义的暴力掠夺的展开以及对这种暴力掠夺的反抗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去欧洲想要考察的事项中，第一个就是被冠以无政府主义将军这一稍有点讽刺的称号的内斯托尔·马赫诺的所谓马赫诺运动的问题。
在俄国革命产生的各种事情中，当时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马赫诺运动。当时我想，只有通过研究这场运动才会得到俄国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教训吧。
我在法国的逗留时间极短，逗留期间我的工作几乎都集中在了收集这一问题的资料上。
[42]
这一时期的大杉荣为有关马赫诺运动的消息不足而烦恼，但是引人注目的是，其关于马赫诺运动的认识还是达到了以下程度：
所谓马赫诺运动，其关键是要将俄国革命引向我等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是一场出自乌克兰农民的本能的运动。马赫诺运动一方面全力与反革命军队以及外国侵略军作战，以保卫俄国革命，同时他们又和强制民众接受革命纲领的所谓革命政府进行战斗，以保卫社会革命，他们认为这种社会革命必须始终是民众自身的创造性的运动。马赫诺运动的参与者是完全自主、自治、自由的苏维埃的和平的组织者，以及面对试图侵犯其自由的所有敌人的勇敢的抵抗者，而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赫诺就是马赫诺运动之最有力的代表者。
[43]
在大杉荣看来，俄国革命最大的教训不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而是在对其的抵抗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的力学和展开这一特征。大杉荣对马赫诺运动的关注，是与其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质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大杉荣依据爱玛·戈德曼、亚历山大·伯克曼[44]等当时实际进入了俄罗斯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对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大的关心，这一点很重要。此时大杉荣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对农民粮食的强制征收。大杉荣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意义在于，其给俄国带来了以“大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劳动的剥削、商业主义和世界贸易”为特征的“强烈的资本主义”。大杉荣解释道，这是一个通过“以暴行和极端残忍为特征的严厉的方法”，[45]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
不能简单地认为大杉荣对俄国革命的这种批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本人也一直强调在资本主义生成过程中暴力掠夺的作用。当我们思考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被施加于农民生活的国家暴力的意义时，恐怕应该想到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的历史过程的分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资本家的成长，需要消除妨碍货币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的各种前近代的制度（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城市中的行会制度），他还描绘了在这一过程中暴力所发挥的作用：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46]
在此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将当时的马赫诺运动视为在乌克兰“落后”的农村中发生的富农的反革命运动。[47]其实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评价就极其有限。例如托洛茨基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这样的话：“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农民群众是动摇的，他们没有作为整体独立发挥作用的能力，更不可能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48]托洛茨基在讲话中强调了实现农业市场化和机械化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是“将农民组织到整体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基础”。
没有自由市场，农民就无法在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会失去改进和扩大生产的动力。只要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就可以提供农民和农业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而打下将农民组织到整体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中的基础。在技术方面，这一课题大概将通过电气化得到解决。而这种电气化大概会给农村生活的落后、农民的野蛮和孤立的状态以及农村生活的愚昧以致命的打击。
[49]
当时大杉荣等无政府主义者从俄国革命展开过程中看到的是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成时期所看到的原始积累过程本身，据此，他们不认为俄国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而将其视为催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布尔什维克对农村的强制征收，及其对以马赫诺为代表的那些对其进行的抵抗运动的“无情镇压”，显示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大杉荣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过程中，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样，暴力也必然成为“助产婆”。
第七节 “战线”的对面
大杉荣1922年12月离开日本，前往法国出席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但是因为大会数度延期，结果他还没参加大会就在巴黎被捕了，被捕的原因是在巴黎郊外的公园里发表“五一”演说。[50]随后他被驱逐出境，于1923年7月，也就是东京大地震发生前的两个月左右回到了日本。大杉荣一生中最后的事项当然就是这次去参加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以及对马赫诺运动倾注的关心。面对“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大杉荣眼前展开了两个互为对照的场景，一个是面临不断强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组织”的日本工人运动的现场，另一个是正在被布尔什维克统摄到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组织”过程中的乌克兰农民所开展的抵抗的现场，大杉荣的“逃离日本”是其自身横跨上述两条战线的思考轨迹。
通过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大杉荣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象征性地体现在他所投身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中。这种理论不是其批判者经常给大杉荣张贴的个人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之类的标签所能覆盖的，其实它是一种想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重新把握“正统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的尝试。但是，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强调大杉荣社会理论的这种独特性，而是从现时性的视角再次确认这种独特的社会理论是如何与当时的现实社会连接在一起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乖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与大杉荣同时代、对其革命思想抱有审慎的共鸣、但仍然不得不预言其失败的人的存在，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诗人根岸正吉的《织工》，是少有的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大杉荣工人运动思想所具有的政治含义的作品。在这一副标题为“呈大杉荣”的作品中，作者通过对一名工人命运的描绘，揭示了当时的熟练的工人所不得不面对的命运的残酷性，整个作品像是体现了大杉荣的思想。
《织工》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魁梧挺拔、肤色浅黑”的天生的工人。他是一位“真正的有技术的人”，比谁都熟悉织机，但是因为长年的劳动损伤了他的视力，不得不成为一名维修工。但是他用听力来弥补视力的缺陷，发现机器的毛病，维持着作为一名工人的技能。同时他还具有工人运动组织者的出色能力。根岸写道：“他是无知的劳动者，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工人就是‘力量’，具有直至打倒一切强敌的‘力量’。”根岸笔下的这位主人公非常活跃：“来到城市，战斗；隐藏乡村，策划；多次战斗，多次胜利，而又多次失败。”但是在东京大罢工失败后主人公的命运黯然，老板害怕他，官府迫害他，他在城里和乡下都失去了居所。根岸写道：“一个有技术的人，一个有‘力量’的工人，双手插在口袋中，在街上徘徊。你在寻求什么？在找啥？”[51]
意味深长的是，在根岸正吉发表这首表达大杉荣思想及其命运的诗的同一年，被称为俄罗斯国民诗人的叶赛宁创作了暗示马赫诺运动及其命运的诗。1920年3月，在哈尔科夫旅行的叶赛宁有机会了解到了马赫诺运动的详细情况，之后，他开始发表一系列以马赫诺以及体现在这一运动中的俄国农民革命的命运为主题的作品。[52]和根岸正吉的《织工》一样，在叶赛宁的诗中所表现出来的马赫诺运动的形象，也弥漫着走向覆灭的预兆。在题为《四旬祭》即挽歌的作品中，叶赛宁这样吟诵马赫诺：[53]
你可曾见过
一列铁的火车
用铁爪
在草原上奔驰
用铁鼻孔
打着响鼻
在湖泊的雾霭中隐没？
还可曾见过
在它的后边
有一匹长着红鬃的小马驹
将纤细的前腿抬近头部
拼命地奔跑着、腾跃着
追着它一路穿过草原
宛如节日里赛马的角逐？
可爱而又可笑的小傻瓜啊
你真傻！
你这是要追到哪里去呀？
莫非你还不知道
铁马已战胜活马？
在这黯然无力的原野上
你的奔跑
已无法追回
过去的时光
如同和田春树所述，如果说叶赛宁在“红鬃的小马驹”身上看到了“马赫诺的样貌”，那么那匹战胜了“活马”的“铁马”则暗示着推动机械化和效率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当时诗人的直觉中，“建立在乌克兰民众本能的自卫基础上的革命性起义”已被视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面前注定要失败的运动。[54]
20世纪20年代初期，如果说大杉荣在日本的工厂中看到的是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来的暴力的话，那么促使他的目光投向乌克兰农村的则是其对于资本主义化本身所具有的暴力的关注。通过对大杉荣中途退出“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论战”的解读可以明确一个事实，那就是伴随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来的暴力总是和资本主义化的暴力本身并存的。
时至今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正在加速这一“脱领域化和再领域化”运动的过程。追求低成本生产的资本，在以前的“第三世界”建设先进的生产据点，与此同时，在空心化的宗主国，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的新的“贫民区”正在不断产生。[55]资本主义化的暴力，和伴随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而来的暴力混合在一起，大杉荣一直关注的这两条战线，即使在我们的眼前也正在以更加简约的形态扩展着。人们所需要的，仍然是用于抵抗的诗学。与大杉荣生存于同一时代的上述两位诗人，留下了给那些尝试反抗却又失败了的人们的挽歌。无数这样的“挽歌”积累到最后能否带来资本主义自身的“挽歌”，这是今日我们的想象力所要回答的问题。
[1] 大杉荣：《致同志诸君》，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369页。
[2] 大杉荣：《逃离日本记〉（《改造》，1923年7月），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262页。
[3] 大杉荣：《逃离日本记》，《大杉全集》第7卷，第265页。
[4] 大杉丰：《日录·大杉荣传》，社会评论社，2009年，第432-433页。
[5] 同上书，第433-434页。
[6] 同上书，第341页。关于大杉荣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参考山泉进：《大杉荣遭遇共产国际》（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5号，2002年）、山内昭人：《在外日本人社会主义者和初期共产国际》（密涅瓦书房，2009年）、黑川伊织：《对抗帝国的社会运动》（有志舍，2014年）。
[7] 大杉荣：《逃离日本记》，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257页。
[8]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NestorIvanovychMakhno，1889-1934），无政府主义者，出生于乌克兰，在苏俄十月革命时期，曾在乌克兰组织武装力量与红军和白军等作战。——译者
[9] 西蒙·彼特留拉（SymonPetliura，1879-1926），十月革命后，乌克兰中央拉达的领导人之一。——译者
[10]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AntonIvanovichDenikin，1872-1947），沙俄将军，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PyoirNikolayevichWrangel，1878-1928），沙俄将军，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译者
[11] 彼得·阿尔希诺夫：《马赫诺运动史（1918-1921）——乌克兰的叛乱和革命的死亡与希望》，社会评论社，2003年；和田春树：《农民革命的世界——叶赛宁和马赫诺》，岩波书店，1978年。
[12] 和田春树：《农民革命的世界》，第172页。
[13] 堺利彦：《胡麻盐头》，载《近代思想》第2卷第1号，1913年10月。
[14] 荒加寒村：《寒村自传》上卷，岩波书店，1974年，第346页。
[15] 参见山泉进：《社会主义和博爱精神（安部矶雄）》，载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近代思想部会编；《近代日本与早稻田的思想群像I》，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1年。
[16] 日文原文如此，应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下同。——译者
[17] 堺利彦：《唯物的历史观》（《国民杂志》第3卷第2号，1912年1月15日），载《堺全集》第4卷，第13页。
[18] 同上书，第10页。
[19] 根据《译者序》，该文本系在英文本节译（1912年间断地连载于《新佛教》）的基础上，根据德文本修订、增补、完整译出的。关于堺利彦使用的英文和德文原著的版本情况，参见早期社会主义研究会编，《堺利彦著书目录》（稿），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0号。
[20] 堺利彦译：《社会主义伦理学》（丙午出版社，1913年），《译者序》，第1页。
[21] 同上书，第269-270页。
[22] 参见埃内斯托·拉克劳和尚塔尔·莫菲：《民主主义革命》。两人从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考茨基进行过出色的批判，关于本章讨论的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问题，在该书中有很多相关认识。
[23] 堺利彦，《社会主义伦理学》，第217-219页。
[24] 同上书，第257-258页。
[25] 堺利彦，《战后将会如何》，载月刊《平民新闻》第1号，1914年10月15日。
[26] 大杉荣：《新书介绍——〈社会主义伦理学〉》（《近代思想》第1卷第6号，1913年3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265-266页。
[27] 大杉荣：《征服的事实》（《近代思想》第1卷第9号，1913年6月），裁《大杉全集》第2卷，第107页。
[28] 大杉荣：《生命的扩充》（《近代思想》第1卷第10号，1913年7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130页。
[29] 大杉荣：《奴隶根性论》（《近代思想》第1卷第5号，1913年2月），载《大杉全集》第2卷，第64页。
[30] 堺利彦：《大杉君和我》（《近代思想》第2卷第11号、第12号，1914年9月），载《堺全集》第4卷，第90页。
[31] 大杉荣：《自我脱弃》（《新潮》，1915年1月），载《大杉全集》第3卷，第128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筑摩书房，2005年，第81页。（译者按：中译本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8页。
[33] 大杉荣：《工人运动的精神》（《劳动运动》第1次第1号，1919年10月6日），载《大杉全集》第5卷，第9页。
[34] 大杉荣：《社会理想论》（《劳动运动》第1次第6号，1920年6月1日），载《大杉全集》第5卷，第183页。
[35] 山川均：《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前卫》）第7·8合刊号，1922年），载《山川全集》第4卷，第339页。
[36] 山川均：《合同主义与自由工会主义》（1922年1月稿），载《山川全集》第5卷，第22页。
[37] 同上书，第22-23页。
[38] 大杉荣：《事实与解释》（《近代思想》第3卷第2号，1915年2月），载《大杉全集》第3卷，第234页。
[39] 大杉荣：《外游杂话》（大杉荣《逃离日本记》，1923年10月），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355-361页。]
[40] Belleville Avenue，当时巴黎市内一多种族杂居且社会治安恶劣的街区。——译者
[41] 大杉荣：《外游杂话》（大杉荣《逃离日本记》，1923年10月），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367-368页。
[42] 大杉荣：《无政府主义将军内斯托尔·马赫诺》，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217页。
[43] 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1869-1940），出生于立陶宛，主要在美国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战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译者
[44] 大杉荣：《思念克鲁泡特金》（《改造》，1922年7月），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383页。
[45] 大杉荣：《工农俄罗斯的最近工人情况》（《劳动运动》第3次第7号，1922年9月10日），载《大杉全集》第7卷，第78页。
[4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下），筑摩书房，2005年，第556-557页。（译者按：中译本见《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6页。）
[47] Trotsky，L（1920）“What is the meaning of Makno's coming over to the side of the soviet power？”（列夫·托洛茨基：《马赫诺站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是什么意思？》），载http：//manxists.anu.edu.au/archive/trotsky/1920/military/ch69.him。
[48] 列夫·托洛茨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展望》（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的报告），载列夫·托洛茨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大村书店，1992年，第13页。
[49] 托洛茨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和世界革命的展望》，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第28页。
[50] 田中辉：《大杉荣未能出席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会议》1-3，载《早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7-19号，2004-2006年。
[51] 根岸正吉、伊藤公敬：《在最底层歌唱》，日木评论社，1920年，第17-23页。
[52]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Cepreй Ajiaccaiupoвнч Eocнин，1895-1925），1895年9月21日出身于梁赞州康斯坦丁诺沃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从当地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前往莫斯科开始了工作。他一方面在书店、印刷厂打工维持生计，养活自己，一方面和平民出身自学成才的作家、诗人小组接触，开始写诗。1915年，他移居彼得堡，1916年出版了首部诗集，“作为一名地道的农民诗人而成为首都文艺沙龙的宠儿”。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认为革命预示着农民王国将要实现，因而一度尝试靠近布尔什维克，但是他的期盼因革命序幕中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特色而幻灭。1919年，他创立了意象派并作为意象派诗人的核心人物活跃于诗坛。以上参见和田春树:《农民革命的世界》，岩波书店，1978年。
[53] 内村刚介译：《叶赛宁诗集》，弥生书房，1968年，第14-15页。
[54] 和田春树：《农民革命的世界》，岩波书店，1978年，第193页。
[55] 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帝国》，以文社，2003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