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需要制造恐慌的议员——帕内尔（Parnell）的方法——诡辩；议会社会主义团体的基本认同
第二节 和平带来的资产阶级衰化——马克思论必然性——暴力在恢复旧有社会关系时扮演的角色
第三节 革命与经济繁荣的关系——法国大革命——基督教的征服——野蛮人的入侵——世界面临的危险
第一节
只要用资产阶级哲学散布的观点进行思考，我们就很难理解无产阶级暴力。在资产阶级哲学看来，暴力是野蛮主义的一种残余物，它注定会随着启蒙的进步而消失。因此，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里成长起来的饶勒斯猛烈抨击拥护无产阶级暴力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为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沆瀣一气感到吃惊；他思忖，那些一直在证明自己是思想家的人到底使用了何种出奇的欺诈手段，居然能用连篇累牍的诡辩去给没有思辨能力的蠢人的梦想穿上合理的外衣[1]。这个问题让饶勒斯的朋友苦恼不已，他们只愿意把新学派的代表视为煽动家，并谴责他们试图博取鲁莽行事的群众的支持。
议会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新学派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只有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才能得到最终实现。新学派的追随者为骗取幼稚选民的信任，为窃取社会主义者的议席，下更大的赌注，这可能吗？拥护暴力只会让工人嫌恶选举政治，产生一个相当糟糕的结果：它会导致弃权人数的增加，从而减少了社会主义代表的机会！他们问道：难道你们想恢复内战吗？对于我们的政客来说，拥护暴力就是荒谬的举动。
自从发明新式火器，在城市里开辟直线道路以来，内战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2]。俄罗斯最近发生的事情似乎说明了政府对官员能力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几乎所有的法国政治家都在猜测，沙皇统治将在满洲溃败后垮台，但是，俄国军队在面对暴乱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法国军队面对各种革命时表现出的软弱；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进行了迅速、有效，甚至是残忍的镇压。在耶拿召开的社会民主党大会的讨论表明，议会社会主义者彻底不再依靠武装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了。
那么，这意味着他们与暴力势不两立吗？人民若是保持着彻底的冷静，那也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轻微的骚动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但是骚动必须要有合理的底线并且也要为政客所控制。只要饶勒斯认为骚动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就会支持总工会（la Confédération Génerale du Travail）[3]；有时候，他会让自己温驯的职员在他的杂志上鼓噪革命的话语；他过去一直是操纵民众愤怒的高手。对于向政府和富裕的资产阶级吹嘘自己有能力缓和革命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来说，精明疏导下的骚动是大有油水可捞的；这样，他们就能成功地处理他们感兴趣的金融事件，能从许多有影响的选举人那里获得微弱支持；而且，社会主义者为了让那些愚蠢的人觉得自己重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是伟大的法律改革家，就投票赞成通过社会立法。若想实现这些愿望，就必须有轻微的骚动，必须让资产阶级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们能够想象，每当工人与雇主之间爆发经济冲突的时候，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就会建立起正常的协调机制；两种权力将会解决这个特别的分歧。在德国，每当神职人员阻碍行政时，政府就会和教会举行谈判。人们经常建议社会主义者学习帕内尔[I]，后者常常有办法使自己的意志对英国产生影响。帕内尔与社会主义者的相似之处在于他的权威的伟大不仅取决于选票的数量，更取决于爱尔兰农民骚动的声明让每个英国人所感受到的恐惧。受到议会党团控制的少量暴力有助于推行帕内尔的政策，正如它有助于推行饶勒斯的政策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议会团体都是在向不敢使用手里强力的保守派出售和平。
运用这样一种协调机制会存在很大的困难；帕内尔去世后，我们就看到爱尔兰人很难再像帕内尔时代那样成功地推行它了。在法国推行这种协调机制更加困难，这或许是因为法国的工人比其他国家的工人更难驾驭。在法国，煽动民众的愤怒易如反掌，但是要想控制他们，却难如登天。只要领导人和政客保持密切联系的工团为数不多，而且不够集权[4]，就不可能知道暴力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饶勒斯之所以愿意看到这类工人团体的存在，是因为一旦公众意识到他并不想缓和革命，他的声誉会立刻烟消云散。
一切都成了估算、权衡与机会主义的问题；在推行这样的圆滑协调——要让工人相信你们正扛着革命的大旗，要让资产阶级相信你们正在抵制威胁他们的危险，同时也要让国家相信这代表着一种无法抗拒的思想潮流——时，必须具备丰富的经验、精明的策略和沉着的勇敢。大部分的选民对政坛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对经济历史也不够了解，他们只支持那些看起来似乎手握大权的人；只要你们能证明自己足够强大，能让政府屈服，那么你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千万不要玩火自焚，因为资产阶级会很快觉醒，国家也会把自己交给坚定的保守派政客。避免了一切估算、权衡和机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或许会威胁所有事情，并且会坏掉社会主义者进行协调的好事。
人们在各个层次上使用这种协调策略：政府、议会团体的领导人以及有影响的选举人，都离不开它。政客们挖空心思，尽可能地利用政治领域里存在的不和谐力量，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
议会社会主义因为这个事实——社会主义从诞生起，它的基础就是绝对原则，而且，它作为最激进的共和派，长期以来一直在宣传造反情感——感到进退两难。这两个因素会阻止它采纳如博尼耶（Charles Bonnier）[II]提出的那种策略：这位作家长期以来一直是盖得派政党的理论家，他希望社会主义者能效仿帕内尔（他经常和英国的各党派进行磋商，却不会受制于任何一个党派）的做法；同样，如果保守派能保证自己比激进派更赞成改善无产阶级的条件，那么，和他们达成一项协议或许是有可能的（参见1905年8月27日的《社会主义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项声名狼藉的策略。故而，博尼耶不得不改变口风，他呼吁社会主义者应该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而行动（参见1905年9月17日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一旦阶级斗争不再是惟一和绝对的原则，又怎么可能知道无产阶级的利益何在呢？
议会社会主义者相信他们拥有特别的能力，认为自己不仅能照顾到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和暂时利益，同时还能考虑到迫使社会主义从属于共和派大家庭的道德原因。他们的会议要花大量的精力去汇总社会主义者进行协调的规则——要规定哪些结盟是许可的，哪些结盟是被禁止的，要把阶级斗争的抽象原则（他们只是在口头上坚持阶级斗争）和有必要与政客达成妥协的现实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项疯狂的任务；这样，只要大会不强迫代表接受令人讨厌的伪善，就只能得到一些含糊的决议。因此，每年都在老调重弹，谈论同样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协调都需要明文条款所不具备的弹性。
帕斯卡极尽嘲弄的诡辩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各派别之间的狡辩面前，也会相形见绌。即便是埃斯科巴尔（Escobar）[III]，肯定也会在饶勒斯的诸种区分里迷失自己；严肃社会主义者的道德神学也可算是当代不小的滑稽之一。
所有的道德神学必然都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些诡辩家说，只要有一丝的可能，我们就应该感到心满意足；另一些则希望我们采取最坚定、最执着的立场。我们议会社会主义者出现这种分野，也在所难免。只要能找到一种与基本原则相符的手段，只要能保留住一些值得尊敬的权威，饶勒斯就会接受最温和的安抚方法：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饶勒斯是一位可能派，甚至是个主和派，瓦扬（Vaillant）[IV]则提议采用最强硬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段。在他看来，惟有这种手段能和阶级斗争相符，能得到所有传统机构的鼎力支持；他是一个监护人和某种意义上的冉森派分子。
毋庸质疑，饶勒斯相信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的最大福祉而奋斗，就像最放荡的诡辩家相信自己是教会最优秀和最有用的保护者；事实上，后者确实阻止了脆弱的基督徒陷入非宗教的境地，引导他们举行圣事——同样，饶勒斯不仅让经历德雷福斯运动之后皈依社会主义的富有知识分子在面对阶级斗争时，不会战战兢兢，而且还让他们资助政党的报纸。在饶勒斯看来，瓦扬是一位空想家，不但没有看清世界的现实，还沉迷于无法实现的暴动幻想，更不会理解一个老于世故的政客利用普遍选举所能带来的巨大好处。
这两种方法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的区别，因为即便是自称为议会社会主义者的人也不会相信它们。在这点上，饶勒斯要比他的对手高明得多，因为他从不怀疑两种手段在骨子里是一回事。
这两种方法的前提是要存在一个完全错位（disloquée）的资产阶级社会，富裕阶层丧失对本阶级利益的情感，而群众总在盲目地追随执公众舆论之牛耳的人的冲动。德雷福斯事件表明了开明的资产阶级处在一种奇怪的精神状态里：长期以来为保守派事业鞠躬尽瘁的人要么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并肩，一起猛烈攻击军队，要么加入社会主义政党；另一方面，以捍卫传统制度谋取利益的新闻报纸也把最高法院（la Cour de cassation）的官员拖入了泥潭。我们当代历史上最荒诞的插曲再清晰不过地说明了各阶级的错位状态。
深深卷入德雷福斯运动全部事件的饶勒斯，对他当时尚未透彻了解的上流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迅速作出了判断。他看到了上流资产阶级的无知、洋洋自得的愚蠢以及在政治上的无能；他也认识到，只要得到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一无所知的人的帮助，在一种宽泛意义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推行一种妥协的政策，就会变得轻而易举；为了成为脑满肠肥之士的领袖，他在盘算着如何兼用以下各种方法：恭维诱骗对象具有超人的智慧，利用以创造理想为荣的投机家的冷漠情感和对革命恫吓的使用。事实表明饶勒斯对资产阶级世界的力量有着令人吃惊的直觉把握。瓦扬则相反，他对世界的了解肤浅无比。他相信能推动资产阶级的惟一武器就是恐惧。毫无疑问，恐惧是一种有效的武器，但是使用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激起强烈的反抗。瓦扬的脑袋不能随机应变、伺机而动，甚至连乡下人说话口是心非的能力，也不具备。而恰恰是这些让饶勒斯变得光彩照人，人民因此说他本有可能成为一个精明能干的牛贩子呢。
愈加详细地考察最近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愈加清楚地认识到有关这两种方法的讨论都很幼稚：支持这两种方法的人都反对议会政治里蝇营狗苟之辈所控制不了的无产阶级暴力。绝不能让议会里所谓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控制革命工团主义。
***
第二节
受到官方社会主义支持的这两种方法必须以同样的历史预设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基础上，嫁接上一个畏首畏尾、满口人道的资产阶级（它试图让自己的思想摆脱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意识形态；创造了现代工业伟大奇迹的勇敢船长消失了，让位于追求安逸生活的文明贵族。这种蜕化让我们的议会社会主义者欢欣鼓舞。如果他们面对的资产阶级是生机勃勃的，在经济的道路上大步向前，以怯懦为耻，以追求阶级利益为荣，那么他们也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如果他们面对的资产阶级变得和18世纪的贵族一样愚蠢，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很大。如果上等阶层继续以最近几年的速度堕落下去，我们的官方社会主义者就有理由实现他们的梦想，就能在华丽的官邸里醉生梦死了。
似乎只有两件事情可以阻止资产阶级的蜕化。发动一场伟大的对外战争，它会让他们恢复力量，无论如何都会让有统治意愿的人进入政府[5]；或者爆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暴力，能让资产阶级意识到革命现实，让他们质疑饶勒斯哄骗他们的有关人道的陈词滥调。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到这两种巨大的危险，就会像民众演说家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去确保欧洲的和平，去限制无产阶级暴力。
饶勒斯坚信，一旦他主持杂志的编辑和股东能自由地支配国库，法国就会变得无比的幸福；这句谚语是他个人想法的真实写照：“当奥古斯都醉如烂泥之日，正是波兰欣喜若狂之时。”[V]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府肯定会毁了这个国家，因为他们肯定会用管理《人道报》的财政制度来管理国家；只要新制度能让某些自认为创立了社会主义的教授，让某些德雷福斯分子过上幸福的生活，谁还在乎国家未来呢？
在工人阶级接受这种无能的专制统治之前，它本身也未必变得和资产阶级一样愚蠢，必定丧失了革命力量，同时，它的雇主也必定丧失了全部的资本家能力。未来也不是不可能如此；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去麻痹工人。劳工指导委员会（la direction du travail）和社会博物馆学派正在殚精竭虑地实现这种理想教育——他们总是用最华而不实的名词来修饰它并将之视为教化无产阶级的手段——的美好目标。工团主义者让我们的职业理想主义者感到头痛不已，事实表明，偶尔的罢工就足以摧毁社会和平制造者多年苦心经营的教育事业。
若想正确地理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种荒谬制度的后果，我们必须参照马克思有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众人皆知，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老调重弹，因为社会主义的官方作家经常会遗忘它们，至少他们对它们作出了错误的评价。每次在我不得不讨论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的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时，就必须坚持这些观点。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会以有机体进化般的精确被引向一条当今世界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这种运动包括长期的资本主义建设，但最终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努力，以一场迅猛的毁灭而告终。资本主义创造了无产阶级将会继承的遗产，创造了现存制度的掘墓人，创造了带来这种毁灭的手段，同时还创造了这种毁灭本身[6]。资本主义发明了新的劳动手段；它的工资压力会把工人阶级推向造反的境地；由于竞争（它经常会排挤掉工业领袖），它会缩小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样，在许多空想家发明了不计其数幼稚或愚蠢的假设解决了工业劳动这个艰巨的难题之后，资本主义孕育了推翻自身的因素；这样，就使得空想家劝导开明人士推行改良的一切主张都无法派上用场；资本主义逐渐摧毁了空想家无力批判的传统秩序。可以这么说，资本主义在发挥一种类似无意识在自然里发挥的作用（这是哈特曼的说法），因为它为自己无意创造的社会制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尽管没有总体规划，没有指导思想，没有未来世界的理想，但是，它却决定着一场不可避免的转变；它利用了能推动历史发展的一切因素；尽管它保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成果，它还是为新时代的到来，为斩断与当前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一切，用一种近乎机械的方式准备了一切所需的因素[7]。
因此，社会主义者不应为了引导开明资产阶级为一种朝向更好的立法制度的转变作研究（空想家最早发起这种研究）；他们的惟一职责在于向无产阶级解释他们承担的革命角色之伟大。社会主义者应该通过不断的批评，引导无产阶级完善自己的组织；为了建立资产阶级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机构，为了发展出一种只由大工业生产者的地位决定而不会从资产阶级思想里借用任何元素的思想，社会主义者必须向无产阶级说明，如何发展抵抗组织的初级形式。他们的目标是追求资产阶级不曾了解过的自由风俗。
如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坚决地用自己掌握的全部力量去反对对方，就不能运用上面这种观点。资产阶级越是狂热的资本家，无产阶级越充满好战的精神，越是对自己的革命力量充满信心，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马克思熟悉的大多数英国资产阶级还是生机勃勃的，浑身洋溢着征服、贪婪和冷酷无情的精神，而恰恰是这种精神在现代新纪元之初构成了新工业创造者和不毛之地的发现者的典型特征。在研究现代经济时，我们要想到资本家与勇士之间存在的相似点；人们把大企业的领导称为工业船长也不无道理。今天，我们还能在美国发现这些纯正的特征：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对自己力量准确评价为基础的勇往直前；对利益的冷静盘算[8]，这些都是大将军与杰出资本家共同具备的优秀品质。根据鲁西耶（Paul de Rousiers）的说法，每个美国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在生意场上“碰碰运气”[9]，因此，美国的普遍精神是和百万富翁的精神完全一致的；我们的学者在看到美国人居然让自己过着一种赌徒式的生活，却从未打算像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s）那样过贵族般的生活时，感到惊谔不已。
在受到追求成功（竞争会让他们心想事成）的激情推动的国家里。每个人都像机器人一样大步向前，而根本不会考虑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那些伟大理念；他们会服从简单的力量，没有人会梦想逃避自己的生存环境。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会以一种不可避免性（它让马克思惊叹不已，他认为它可与自然法相媲美）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在伦理学与社会学鼓吹者的三寸不烂之舌的误导下，资产阶级误入歧途，重回“保守平庸的理想”，试图去纠正经济弊端，并希望和先辈的野蛮主义彻底决裂，那么，原本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那部分力量也会阻碍它的发展，或然性便产生了，世界的未来就难以确定了。
如果在雇主皈依社会和平思想的同时，无产阶级也亦步亦趋，或者从行会角度来看待一切事情，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进一步增加；而社会主义赋予了每场经济冲突以一种普遍和革命的色彩。
在导致最终签订集体合同的妥协里，在行会排他主义中，保守派看到了避免马克思革命的最好手段[10]；但是，他们避开了一个陷阱，却掉进了另一个陷阱，并且还会有被议会社会主义吞噬的危险[11]。饶勒斯在使工人阶级远离马克思革命方面，和神甫们一样满怀激情；我相信饶勒斯能比保守派更好地理解社会和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的愿望得意实现的前提就是资本家精神和革命精神的双重覆灭。
***
有人以无法阻止的双重蜕化运动（le double mouvement de dégégéescence）——它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偏离了马克思指引的道路——为由，来反驳捍卫马克思思想的人。后者可能会影响工人阶级；罢工的暴力也确实能让革命的激情继续燃烧；但是，他们又怎么能期望资产阶级恢复往日的激情呢？
在这里，历史上的暴力作用向我们展示了它的重大意义；因为它会一种间接的方式对资产阶级施行手术，重新唤醒它对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有人多次指出了暴力行为的危险，说它们威胁了美妙的社会和平，使得愿意让工人过上幸福生活的雇主萌生了厌恶，并且导致过去由高贵情感支配的地方产生了利己主义。
用忘恩负义偿还愿意保护工人之士的仁慈[12]，用侮辱酬谢拥护仁义之士的说教，用打击回应社会和平宣传者的步伐，这一切都是违背雷纳德（Georges renard）[VI]夫妇的时髦社会主义法则的[13]；但这也是一种相当现实的手段，它能提醒资产阶级，他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事务上，而且只能如此。
我也相信，痛击民主政治的演说家和政府代理人，是大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对暴力行为的特征抱有任何的幻想。暴力行为只有在成为阶级斗争的残忍和明确的表达的时候，才具有历史价值：我们绝不能让资产阶级认为，只要借助精明、社会科学或者高尚的情感，他们就能博得无产阶级更多的好感。
一旦雇主发现为社会和平作出的努力或者民主不会让他们有所收获，他们就会认识到，这些人给他们的建议糟糕透顶，后者居然劝说他们为了从事教育无产阶级的高尚职业，应该放弃生产力创造者的职业。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雇主们才有可能恢复他们的部分力量，才有可能像马克思一样，认为温和或保守的经济学是荒谬的。无论如何，越是强调阶级对立，经济运动越有可能发展得比现在更好。
因此，两个对立的阶级以一种间接的但却具有决定性的方式影响着对方。由于雇主在日常生活里，有运用强力压制工人的愿望，资本主义就把无产阶级逼上了造反的绝路；但是，无产阶级的未来并不是仅由造反就能决定的；无产阶级还必须在其他原因的影响下把自己组织起来；而社会主义通过向无产阶级灌输革命思想，为它打压敌对阶级作好了准备。资本主义强力是所有进程的基础，它以一种强制的形式发挥作用[14]。马克思认为，根本不需要煽动，资产阶级就会使用强力；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未曾预料到的现实，我们面临的资产阶级试图削弱自己的力量。难道我们该相信马克思的观念已经过时了？绝不是！因为在社会和平思想宣称要缓和冲突之时，无产阶级暴力登上了历史舞台；当雇主们在民主政治的泥潭里不可自拔的时候，无产阶级暴力把他们的角色限定为生产者，并倾向于恢复阶级结构。
无产阶级暴力不仅能够保证未来的革命，它还是受人道主义麻痹的欧洲国家得以恢复力量的惟一手段。无产阶级暴力不仅会强迫资本主义关注自己的物质角色，还会让它恢复往日的好战品质。一个蒸蒸日上且组织稳固的工人阶级能够强迫资产阶级在生产斗争中保持热情；如果一个团结和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征服的富有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发展到历史的顶点。
***
这样，无产阶级暴力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要素。在这里，我再强调一遍，如果无产阶级暴力能够得到恰当的引导，它将会消灭议会社会主义者，因为它没有能力再充当工人阶级的领导，再担任秩序的捍卫者。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以下面的说法为前提：在资本主义以它全部的工业能力完成了历史任务而经济继续发展的时候，即便它仍然充满活力，也将被击中心脏。马克思没有考虑过在经济衰落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没有想过会爆发一场以社会倒退为理想的革命的可能性，他也没有想过爆发一场以社会保守为理想的革命的可能性。
如今，我们能够明白，[马克思研究的缺憾] 很容易会导致饶勒斯的朋友以及神甫和民主派把中世纪视为未来的理想。他们希望缓和竞争、节制财富，要求生产服从于需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正走在一条无法抗拒的进步道路上，故而，马克思将他们的观点驳斥为反动的幻想[15]，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现在，许多力量在法律的帮助下，携起手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朝着中世纪的方向发展。议会社会主义当然希望在阻止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能和道学家、教会和民主政治携手并进；考虑到资产阶级的怯懦程度，发生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把历史的变迁比做一项民事继承：新时代会继承以往的成就。如果革命在经济衰落时期爆发，会危害到这种继承吗？还有迅速恢复经济进步的希望吗？对此，空想家很少关注，他们相信一旦自己控制了国库，经济衰退便会戛然而止；他们为能掠夺到的巨额财富，感到目瞠口呆；宴会是多么的盛大，女人是多么的放荡，机会是多么的美好啊！相反，我们是不会抱有这样的期望的。我们应该追问一下历史，看它是否就此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导，我们应该推测一下，在衰落时代里爆发的革命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
托克维尔[VII]的研究就能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下法国革命。半个世纪以前，他告诉世人，法国革命远比人们想象的保守，这一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指出现代法国最典型的制度——中央集权、过度管理、对社区实行管理督导、法庭拥有开除公务员的权限——都可追溯到旧制度。他发现法国大革命只作了一项重要改革：共和三年确立了独立公务员与议会的并存。1800年，旧制度的原则得以重新确立，旧风俗又受到了人们的拥护[16]。在托克维尔看来，杜尔哥[VIII]是一位拿破仑式的优秀行政管理者，是“一个服从绝对政府（un gouvernment absolu）的民主社会的理想公务员。”[17]人们习惯把分割土地的功劳算到大革命的头上，然而，托克维尔却认为分割土地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土地分割的步伐也未见得迅速[18]。
显然，为在法国恢复君主制，拿破仑并没有作过什么特别的努力。他发现法国早已做好了准备，只要梢作修正，就能利用1789年以来的历史。大革命期间，运用旧制度方法的人，制定了行政法规和财政制度；这些法律即便在今天，也一如往昔地发挥作用。拿破仑雇用的官员都曾为旧制度和大革命效过犬马之劳；他们彼此都十分相像；就他们的管理方式而言，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人物；所有的人都为皇帝陛下的伟大倾注了同样的热情[19]。拿破仑的真正天才在于：他不会迷信自己的天才，没有屈服于18世纪的人深陷其中并让他们愿意从头到脚改变世界的幻想——总而言之，他的天才在于他充分意识到了历史继承的法则。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可以把拿破仑的统治视为最伟大革命中一次保守的实验。
事实上，我认为保守的原则甚至可以扩展到军事领域内，能说明大革命和帝国的军队不过是旧机构的一种扩展而已。拿破仑对军事装备并没有作出重要的革新，是旧制度的大炮确保了革命军队的无往不胜；无论如何，这点还是很令人吃惊的。只有在复辟王朝的统治下，炮兵的装备才得以更新。
大革命和帝国成功地改造了国家，并且保存了如此多的旧成果，这得归功于我们历史学家没有足够重视，丹纳（Taine, Hippolyte）也未曾注意到的事实：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这种进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1780年以前，每个人都坚信人类无限进步的信条[20]。我们若是不考虑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绝对自负的情感，这种对现代思想有着无法估量影响的信条就会变成奇怪的和无法得到解释的矛盾。大革命与帝国的战争仅仅强化了这种绝对自负的情感，不仅因为它们是辉煌的，也因为它们使得大量货币涌入法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21]。
大革命的节节胜利几乎让当时所有的人吃惊不已，在政治问题上最睿智、最深思熟虑、最博学的人往往是最吃惊的人；这是因为意识形态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特别的矛盾。在我看来，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不见得比我们的父辈来得高明。我们应该从经济的角度寻找大革命节节胜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旧制度的同时，生产还在蓬勃发展；这样，现代社会的诞生就不会变得那么费劲，它能迅速得到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的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发生在经济衰落时期的巨大转变，我们也有过可怕的历史体验。我指的是基督教的胜利以及紧随其后的罗马帝国之衰亡。
过去，所有的基督教作家都同意，新宗教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重要的变化；政治腐败、压迫和灾难一如既往地威胁着人民。对此，教父们深感失望；在迫害时期，基督徒坚信，上帝会眷顾罗马，使罗马帝国停止迫害他们的信仰活动；不久以后，罗马帝国皈依了基督教，主教也开始跻身于上流社会，然而一切还是和从前一样的糟糕。事情变得让人更加心寒，不道德——人们经常指出这是偶像崇拜的结果——变成了基督徒的道德。教会不但不能改革亵渎的社会，却因效仿亵渎的社会而变得腐朽堕落：它采取帝国的管理方式；受权力欲望而不是受宗教事业驱使的教派，把教会搞得四分五裂。
人们经常问，基督教是否是罗马衰亡的原因，或者至少，是否是衰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博西耶[IX]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君士坦丁之后日益明显的罗马衰落进程早已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根本不可能判定基督教是否加快或者延迟了古代世界的崩溃[22]。博西耶的分析说明了保守的巨大意义；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想象，赋予我们官方社会主义者以权力的革命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各种机构一如现在；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继续存在；资产阶级国家及其陋习依然岿然不动；如果经济衰退早已开始，那么衰退将会变得更加迅速。
基督教征服罗马不久，野蛮人的入侵也随之而来。不止一个基督徒在思忖，一种符合新宗教原则的秩序是否不会出现；这种希望还是很合理的，因为野蛮人不久就归顺了罗马帝国，这时，他们还没有受到罗马生活的腐蚀。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人们能够期望在城市剥削压力下崩溃的世界获得再生。举止粗鲁的新主人以大地产首脑的身份而不是以大领主的身份生活；因此，土地就能得到更好地开垦。我们可以把野蛮人入侵时的基督教作家的幻想与大量空想家希望借助普通人的德性实现社会再生的幻想作一比较：他们都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取代富有阶级会带来道德、幸福和普遍的繁荣。
野蛮人没有创立进步的社会；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他们只不过在各地取代了原有的领主，继续过着领主的生活，受城市文明的腐蚀。在法国，就有人在该问题上对墨洛温王朝作了特别深入的研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X]以其渊博的学识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它的保守性；它的保守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他敢说，墨洛温王朝并没有带来任何的革命；他把整个早期中世纪史视为罗马帝国发展进程的继续，只不过速度加快了点[23]。他说，“墨洛温对四分之三以上的领土的统治不过是罗马在高卢统治的继续。”[24]在野蛮国王的统治下，经济衰落进一步恶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遭受了一系列惩罚之后，经济才有了复苏的迹象。在经济恢复发展之前，欧洲至少已度过了4个野蛮的世纪；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状态，维科以这种现象来阐释他的再生（ricorsi）的学说。因此，发生在经济衰落时代的一场革命将会让世界几乎倒退到原始文明，停止发展几世纪。
***
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多次提到了这些可怕的事情，我并不否认这个论点的价值，但是必须补充两个对于职业社会学家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细节。这些事情必须以下面两个条件为前提：（1）经济衰退；（2）存在一种能完好保留当前意识形态的组织。人们多次把教授们的文明社会主义视为文明的卫士；我相信教会给予野蛮国王的古典教育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若是采取这些所谓的文明人的做法，无产阶级将会和墨洛温王朝一样受到腐蚀和麻痹，经济不衰退才怪呢！
只要无产阶级为了实现马克思的观念，坚定地拥护革命思想，就可以避免世界未来面临的危险。如果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激化阶级对立并使得资产阶级恢复一些力量，就可以挽救一切。这就是关心未来条件而不被现在的琐事搞得恍惚迷离的人应该追求的目标。作为阶级斗争情感的一种纯粹和简单的表达的无产阶级暴力，也必然是美好和高尚的事物；它是为文明的永恒利益服务的；或许，它不是获取暂时物质利益的最佳手段，但是，它能把世界从野蛮主义里拯救出来。
***
对于那些把工团主义者视为愚蠢与粗野之士的人，我们有理由让他们考虑一下，他们难辞其咎的经济衰落。让我们像希腊人向保卫塞莫皮莱[XI]，保护古代世界文明的斯巴达英雄致敬一样，向革命者表示我们的敬意吧。
?
注释：
[1]在优雅的社会主义世界里，人们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无产阶级运动。
[2]参考恩格斯在1895年写给马克思的文章《法兰西内战——从1848年到1850年》的新版序言里作出的思考。法文版没有这篇序言。德文版删除了这一段，社会民主派领导人认为恩格斯的某些表述不够政治化。
[3]他根据不同的需要，赞成总罢工，或者反对它。出于某些目的，他在1900年的国际会议上投票赞成总罢工；由于另一些目的，他又会放弃总罢工。
[4]甘必大（Gambetta）就曾经抱怨过法国的神职人员“群龙无首”，他宁愿神职人员形成一个选举团体，这样，政府就能与他们讨论问题（Francois Clément Garilhe, Le Clergé séculier francais au XIXe siècle, Paris, Savaète, 1899, pp.88——89）。工团主义者也是群龙无首，但是在它们之间展开有用的协调还是可能的。
[5]乔治·索雷尔：《当代经济学的社会基础》，法文版，第388页。一场规模宏大的欧洲战争似乎在目前遥不可及。
[6] “革命的保守”（la conservation révolutionaire）概念十分重要；我在论述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变时，就有了类似的提法（Le Système historique de Renan, Paris, Jacque, 1906, pp.72——73， 171——172， 467）。
[7]参考《当代经济学的社会基础》，我对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的讨论。
[8]我将在第7章的第3节对它作详细的讨论。
[9] Paul de Rousiers, La Vie américaine: I’ éducation et la société, Paris, Firmin-Didot,1899,p.19.“正如人们所说，父亲很少给孩子建议，总是让他们独自去寻找”（p.14）。——“美国人不但希望自立，而且也希望强大”（La Vie américaine: ranches, fermes et usines, Paris, Firmin-Didot, 1899, p.6.）
[10]如今，人们经常讨论组织劳工问题；也就是说，要利用行会精神，服从高尚人士的指导，让工人远离诡辩家的枷锁。所谓可靠的人物就是芒（Albert de Mun），伯努瓦（Charles Benoist，一位滑稽的宪法专家）、方丹（Arthur Fontaine）和高级民主教士……最后还得加上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
[11]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嘲笑资产阶级的幼稚，他们为避免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威胁而欢呼雀跃，却不知自己已经掉进妥协派马克思主义者的陷阱（Systèmes socialistes, Paris, Giard et Brière, 1902——1903, Ⅱ, p.453）。
[12]参见索雷尔：《当代经济学的社会基础》，p.53。
[13]雷纳德夫人于1900年7月26日在La Suiss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充斥着米勒兰就工人节日发展的崇高社会考虑（Léon de Seihac, Le Monde socialiste, Paris, Lecoffre, 1904, pp.307——309）。她的丈夫则解决了未来社会谁来喝伏旧园（Clos-Vougeot）酒的重大问题（Georges Renard, Le Régime socialiste, Paris.Alcan, 1898, p.175）。
[14]在1851年9月的一篇文章里[以《革命与反革命》（Réwlution et Contre-Réwlution）[Paris, Giard et Brière, 1900]为标题的丛书的开篇之作]，马克思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一个为数众多、富裕、集中和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为数众多、强大、集中和聪明的无产阶级构成了对应关系。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聪明才智取决于社会上确保资产阶级掌握权力的历史条件。他还说，最典型的阶级斗争只会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存在，它们的资产阶级会根据自己的要求改造政府。
[15] “西斯蒙第一类的人物总是愿意对生产作出正义的分配，同时却希望保持社会的现实基础，他们都是反动派。为了保持一致，他们还希望重建过去的所有其他条件……在现存的社会里，在建立在个人交换基础之上的工业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目前所有进步的根源，但是这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如此众多的贫困存在的根源”（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isère de la phiwsophie [Paris, Giard et Brière, 1896], pp.90——91）。
[1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L’ 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oeuvres complètes）,[Paris, Calmann-Lévy, 1866, partⅡ, chaps.1, 3, 4]）,pp.89, 91, 94, 288。
[17] 托克维尔，Mélanges.Fragments historiques et notes sur l’ Ancien Régime, la Révolution et l’ Empire, Paris, Calmann-Lévy, 1864, pp.155——156。
[1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文版，第35——37页。
[19]马德兰（Louis Madelin）在1907年7月6日的《争鸣》（Débats）的一篇论述拿破仑一世官员的文章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20]托克维
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pp.254——262。也可参见我的《进步的幻象》（Les 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Rivière, 1908。
[21]考茨基就强烈地坚持法国军队夺取大量金钱的意义（《1789年的法国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 en France en 1789）Paris, Jaques, 1901, pp.104——106.）。
[22] Gaston Bossier, La Fin du papanisme, Paris, Hachette, 1891, Ⅳ,chapterⅢ.
[23] Fustel de Coulanges, Origines du régime féodal, Paris, Hachette, 1890, pp.566——567。我不否认古朗士的观点有许多夸张的成分，但是墨洛温王朝的保守性的确是不容辩驳的。
[24] Fustel de Coulanges, La Monarchie absolue, Paris, Hachette, 1888, p.650.
[I]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46——1891），爱尔兰民族主义者。1885年的选举让爱尔兰人保持了权力的平衡，帕内尔从此也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II]博尼耶（Charles Bonnier, 1863——？）：盖得派政治评论家，在《社会主义者》、《社会的变化》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
[III]埃斯科巴尔（Antonio Escobar, 1558——1669？），西班牙耶稣会士，他以提出这个教条而出名，即决定一项行动的道德价值的惟一因素就是主体的道德意愿，行动本身是没有任何道德意义的。耶稣会士的观念通常被视为诡辩的典型，帕斯卡的《外省书》（Lettres provinciales）里，给它们以无情的嘲讽。
[IV]瓦扬（Marie-Edouard Vaillant, 1840——1915），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始人，自治工团主义运动的热情拥护者。
[V]这句独特的谚语引自于伏尔泰的《致俄罗斯女皇卡特琳娜二世陛下的献词》（Epttre à l’Impératrice de Russie,Catherine Ⅱ）。
[VI]勒纳尔（Georges Renard, 1857——1934），社会主义者和学者，在很长一段期间内是《社会主义杂志》（La revue socialiste）的编辑。在此，索雷尔指的是，勒纳尔在《社会主义制度》（Le Régime socialiste）里讨论价值问题的一章，他举的例子是：伏旧园的优质勃艮第酒。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那些付最高价格的人，将造福全社会！提到他妻子的文章，是因为她描述了工人是如何期待米勒兰及其夫人的热情接待，而米勒兰夫人身穿“白色的长礼服”，是位优雅得体的“女主人”。
[VII]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历史学家和政治家，19世纪法国自由思想的代表，著有《论美国的民主》（1835）和《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VIII]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1727——1781），经济学家，曾被路易十六任命为财政大臣，他对金融和财政制度做了激烈的改革，以利于自由贸易。他是启蒙思想家的朋友。
[IX]博西耶（Gaston Bossier, 1823——1908），法兰西学院教授，历史学家，出版过大量论述古代历史的著作。
[X]古朗士（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 Les Origines du régime féudal, Paris, Hachette, 1890, pp.566——567。我并不否认古朗士在其文章里用了夸大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中有保守主义的成分。
[XI]希腊东部一多岩石平原（古时曾是一山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