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一书中对暴力主题的思考受到一些突出事件——它们在当代阶级历史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启发。
长期以来，我为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罢工的正常发展总会引发大量的暴力行为；[2]但是，某些博学的社会学家却试图掩盖每个人都会注意到的现象。革命工团主义保持大众罢工的欲望，而且，只有在爆发伴有暴力的大罢工的情况下，它才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变得越来越像一种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工团主义的影响下变成了现代历史的一种哲学。从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出发，我们若想严肃地讨论社会主义，就必须首先考察暴力在当前社会形势下扮演的角色[3]。
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我希望我的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吸引某些思想家更加详细地去考察无产阶级暴力问题。我不可能过分强烈地向新学派推荐我的研究。新学派从马克思原则，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解释者的教条那里得到很大的启发；它正在恢复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感和多年以来一直缺乏的严肃性。既然新学派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革命者，就应该把认识工人阶级当中的自发运动——它们或许能保证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符合其先驱的思想——的正确意义当作自己的唯一任务。
社会主义是当代制度史的一种哲学；只要马克思不以个人的诡辩去讨论自己体系之外的问题，他总能站在历史哲学家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马克思总是想像他已置身于遥远的未来，这样，他就能以未来哲学家的身份把当前的事件视为长远与全面发展的基本要素，赋予它们以一种将来可能具备的色彩。这样一种方法必然要大量地运用假设；如果不对未来进行假设，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哲学，也不可能有对进化过程的反思，甚至，在当前也不会作出任何重大的举动。我研究的目的是要深化对德行的理解，而不去讨论杰出人物的功过得失；我们需要研究情感如何驱使群众团结起来；因此，道学家对卓越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讨论并用心理学来分析他们的性格都属于细枝末节，完全可以忽略。
当我们在涉及暴力行为，而不是其他情况时，运用这种推理方法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习惯把阴谋视为一种典型的暴力行为，或者将之看做一场革命的预示；这样，我们就会问自己，是否因为罪犯认为他们的罪行有利于同胞的幸福，就能把它们视为英雄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实际上，个人的犯罪帮了民主政治的大忙，因为它能神化不惜以生命去击败民主敌人的大人物；在分赃时刻到来，而这些大人物业已辞世时，民主政治的推行就会更加容易；我们知道，死人总比活人容易获得尊敬。
因此，每发生一个案件，充斥新闻界的伦理社会科学的博士们就会高谈阔论，探讨从正义的最高标准出发，能否为罪行开脱，甚至证明它是合理的。这样一种诡辩——耶稣会士曾因它备受人们的指责——就渗透进了民主派的新闻媒体。
我认为引用1905年2月18日《人道报》[I]里的一篇论及刺杀塞尔日大公的文章还是很有意义的。文章的作者不是智商略微比黑人奴隶高一点的庸人集团（Vulgaires blocards）[II]的一分子，而是法国大学制度的一盏指路明灯：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III]是一位人们应该理解他正在讨论什么的人。作者以《报复的正义》（Les Justes représailler）为题，表明他是站在崇高伦理的立场来讨论大公遇刺问题的：这是世界将会作出的判决[4]。作者荒谬地探讨责任，计算罪行与赎罪之间应该存在的平衡，把一连串的暴力行为归咎于俄罗斯最初的过失；这是一种遵循科西嘉绑匪原则的历史哲学。论述主题的激情冲昏了吕西安·埃尔的头脑，他以预言的方式得出结论说：“在君主制——杀人如麻、恶贯满盈的君主制掉入今日为它挖掘的深渊之前，战斗将在苦与血、仇与恨里继续进行。”吕西安·埃尔的预言还未获得实现：残暴的君主制比《人道报》的金库还要安全得多。但是，我们能从中学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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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德颁奖、提议修筑雕像或者撰写教义问答，都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他的责任是去理解事件过程里的非个人因素；他应该把编年史家备感兴趣和小说家激动不已的问题撇在一旁。因此，我的任务不是为作奸犯科者辩护，而是研究无产阶级暴力对当代社会主义的作用。
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对暴力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我能从拉波波尔（Rappoport）[IV]于1905年10月21日在《社会主义者》（Le Socialiste）上发表的文章来证明这一点。拉波波尔曾经写过一本历史哲学的书籍[5]。在我看来，他本应该讨论事件的长期后果；然而，他却偏偏从最短暂、最细枝末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他的讨论也特别缺乏历史依据。根据他的看法，工团主义必然会蜕变成为机会主义；然而在法兰西，这一规律似乎并没有应验。他补充说：“即便某些拉丁国家采取革命的姿态，那也纯粹是表面现象。雷声大，雨点小，他们叫嚣得再厉害，也不过是想在现存社会的框架内进行改良。尽管它是一种借助拳头的改良主义，但毕竟还是改良主义。”
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改良主义：一种是社会博物馆学派（le Musée Social[V]）、饶勒斯和劳工指导委员会（la Direction du Travail[VI]）的改良主义，他们借助永恒正义、格言和半真半假的谎言发挥作用；另一种则是借助拳头的改良主义，它是没有被先进社会经济的优雅所打动的粗人采取的唯一手段。聪明人、致力于人权理想与告密责任的民主派、平庸的社会学团体，都认为随着群众教育程度的上升，暴力也会随之减少；因此，他们建议增加课程和讲座的熟练，他们希望用教授的唾沫来湮灭革命工团主义。奇怪的是，像拉波波尔这样的一位革命者居然会赞同这些聪明人的做法及其对工团主义意义的评价；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解释了，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对于最博学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暴力问题仍然是模棱两可的。
要考察暴力的影响，有必要从它的长期影响而不是它的短期结果出发。我们不应该计较暴力能否比灵活的谈判给当代工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而应该问问我们自己，若是把暴力引进无产阶级与社会的关系里，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的目标不是去权衡两种改良主义的利弊，而是要探讨当前的暴力和未来的社会革命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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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批评我有意不提供有关策略的信息：没有公理，哪有处方！那些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精明的人会说，把这些研究丢给脱离日常生活、远离现实运动的人吧，也就是说，把它们丢给远离报馆、院外活动家和社会主义金融家的密室的人吧。通过与比利时社会学建立关系才成为科学家的那些人，会谴责我的思想朝着形而上学而不是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6]。我丝毫不为之所动，因为我从不介意他的想法，他们总把粗俗的愚蠢说成是智慧的顶点；至于对滔滔不绝、挥笔成章却从不思考的家伙的意见，我更是不屑一顾。
马克思也受到实证主义显贵们的猛烈抨击，他们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抽象地对待政治经济学问题；他们为“他把自己局限于对客观现实作简单的评判分析，却没有给出药方”感到吃惊[7]。马克思也不为这种批判所动；此外，他还在《资本论》的前言里提醒读者，他不会去决定任何国家的社会立场，他只想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作一番研究，去研究“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趋势”[8]。
一个人并不需要多少历史知识，就能明白只有摆脱肤浅骚动的人才能理解历史发展的奥秘：编年史家和戏剧演员根本不能明白什么东西在未来才是最重要的；这样，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一条看似荒谬的法则：“为了洞若观火，就必须置身于事外。”当我们把这些原则运用到当代事务的时候，会有被人当作形而上学家的危险，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你们知道，我们可不是在布鲁塞尔[9]。如果我们对常识形成的零散观念感到不满，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循这样一些方法，它们与社会学家的方法针锋相对，因为社会学家总是利用无聊和含糊其词的唠叨，从愚蠢的人们那里博取名声；我们无需重视暂时的运用，不应局限于纯粹的阐释概念与思想；我们还必须撇开政客的偏爱。我希望，人们将会认识到我没有打破过这条法则。
尽管这些质疑有种种的弊端，但是它们还是具有一种无可争辩的价值；显然，这是热爱真理的结果。如今，对真理的热爱变成了一种罕见的品质；政治组织的成员从内心里鄙视它；官方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政治家们及其奉承者不遗余力地侮辱选择真理而不是权力荣耀的可怜虫。尽管如此，法兰西仍不乏求真的人；我经常提及的就是他们。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愈发觉得，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追求真理的激情远比博学的方法论更有价值；追求真理的激情能让一个人突破陈规习俗，能让他深入事物的本质并把握现实。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会缺乏求真的激情；只要我们仔细地去研究激情，我们就会发现，正是由于它，才产生了如此难能可贵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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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不能说自己穷尽了有关暴力的一切问题，也不会说自己至少已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暴力理论。我不过是把发表在一份意大利评论——Ⅱ Divenire sociale[10]，它在阿尔卑斯山麓的另一面坚持发动一场善良的斗争，坚决反对利用民众迷信的人——上的文章汇总起来并作了修订而已。我在撰写它们的时候并没有统一的规划；我也不想重写它们，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把我的研究涂上说教的色彩；在我看来，保持它们凌乱的结构，效果可能更好，因为它或许更能激发人们的思考。在涉及一个未知的领域时，我们千万不能过于拘泥学科的界限，否则我们就有可能会堵上获取新事实的大门，因为新事实总是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出现。当代历史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搞得狼狈不堪、灰头土脸的吗？他们建构出清晰对称的学说，但是他们总不能使之与事实相符；他们不抛弃自己的理论，却宁愿宣称要想作全面的理解，最重要的事实都是科学必须忽略的例外！
注释：
[1]第一版发表在《社会主义运动》（Le Mouvement socialiste）上（1906年前六个月）。
[2] Cf. “Les Grèves”, La Science sociale [30] (1990), pp.395—413.
[3]在Insegnamenti sociali della economia contemporanea, Palermo, Sandron, 1907（成书于1903年，但在1906年才出版）里，我就粗略地指出，“暴力的作用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划清界限”（pp.53—55）。
[4]这种表达并不十分强烈，因为作者把他主要的经历花在黑格尔研究上。
[5] Charles Rappoport, La Philosophie de I’histoire comme science de I’évolution, Paris, Jaques, 1903.
[6]这种预测已经得到证实；饶勒斯于1907年5月11日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说里，肯定在讽刺我是“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家”。
[7] Karl Marx, Le Capital, Paris, Librairie du Progrès, 1875, tomeⅠ, p.349, col.2.
[8] Loc.cit, p.10.
[9]尽管这些天真的笑话已经激怒了某些比利时同志，但是我还是在这里保留了它们：经过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的介绍，比利时社会主义才为法国所熟悉。王德威尔得为出生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而苦恼不已，因为它不能为他的天才提供足够宽广的舞台。于是，他来到巴黎，就各色各样的主题发表演讲。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谴责他，因为他以微小的思想资本博取了大量的好处。我在《现代经济学导论》（Intorductionà I’ économie moderne, Paris, Jacques, 1903）的第42页到第49页之间论及了此人。
[10]最后的四章相对于意大利版本来说扩充了许多。这样，我就能腾出足够的空间作哲学的考虑。以意大利文发表的文章被收集成书，其书名是Lo Sciopero generale e la violenza, Rome,Il Divenire sociale,1906,恩思科·勒昂内（Enrico Leone）为该书作了绪言。 [Il Divenire sociale（1905——1909）由恩思科·勒昂内（Enrico Leone，1875——1940）创立。索雷尔是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和撰稿人。]
[I] 《人道报》（L’ Humanité）创立于1904年，由饶勒斯、莱昂·布鲁姆、吕西安·埃尔和列维—布留尔联合创办。这是一份在很大程度上由为工人说话的知识分子领导的报纸，因此招致了索雷尔的批评。
[II]这些庸人团体起源于“左派团体”，它们代表了从激进派到社会主义者的四个政治团体，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它诞生于1902年的选举，有效地支持了实行反教权政策的总理爱弥尔·孔贝。这种联合在1905年由于第二国际要求社会主义者退出资产阶级政府而宣告解体。
[III]吕西安·埃尔（1864——1926），巴黎高师的图书管理员，是索雷尔最痛恨的“知识分子党”（parti intellectuel）的领导人之一。他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和德雷福斯派，他常常给《人道报》撰写外交事务专栏。
[IV]拉波波尔（1865——1941），作家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他既反对“改良主义”，也反对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行动。
[V]社会博物馆学派成立于1894年，它的专门职能是通过经验调查，去“改善工人的物质和道德条件”。在尚布伦伯爵（the Comte de Chambrun）的支持下，它受到了勒普莱学派（Le Play school）及其早期合作者鲁西耶（Paul de Rousiers）和比罗（Paul Bureau）的深刻影响。索雷尔经常到社会博物馆来参观。
[VI]劳工指导委员会是劳工部（le Ministère du Travail）在19世纪的前身，后者创立于1906年。劳工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汇总劳工条件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