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问题

方亦如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为时已很长久，在“新思潮”及“动力”等讨论这问题以后，虽有一个时期比较消沉，可是并没有终止，仍“各自整饬队伍，准备再战。”这论战的从新爆发，就要算《读书杂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了。照一般的预料，各方面总该有些新的发见，那知道却是事与愿违。因此我在决心对于中国经济问题中各别专题发表详细意见以前，觉得还有先做一篇文字，说一说方法论上，总的见解的必要。

一 研究中国经济的方法问题


　　除掉一些对中国经济问题抱着不伦不类毫无系统的观点的“学者”外，凡谈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是自命为采用最科学的方法的，或唯物辩证法的。有许多作者，还老实不客气地，横七竖八地引用了许多K,M;F,E;N,L;等等先哲的话，以证明他自己是老牌马克思主义者，人家都是机械主义者，资产阶级学者等等。于是乎唯物辩证论者，也弄得象上海“陆稿荐”、“稻香村”一样的多。其实，这些人，多半连初步的方法论智识都缺了一大半。

　　决定中国经济性质的原素决定中国经济性质的原素，应该是和决定其他社会经济性质的原素一样。中国经济情形无论如何复杂，无论有什么特点，总不会因此变更决定经济形式的原理。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人，曾经主张过许多奇怪的理论。

　　第一种是主张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人们，坚持商品的发达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发达程度的决定原因。他们在商品和资本两个范畴间，划了一个“全等号”。

　　任曙先生是口口声声，再三再四肯定“中国经济生活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底普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因此，他老老实实认为“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心问题的中心”。（见任曙《中国经济研究》，八十九页）商品经济既是资本主义，贸易问题，自然是更觉重要了。他根据这个出发点，竟把帝国主义也当做“商品主义”了。他说：

　　……“在投货〔资〕问题中，并不是简单的投货〔资〕，而有输入商品的问题在。输入商品关系中亦不是简单的输入商品而有投资问题在。很明显的事实，关于前者，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向中国投资，必然附有购料的条件。例如航空借款之与飞机购买、军事借款之与械弹进口都是不可分离的——投资就是投货。关于后者，历年来对外贸易入超，就是投资的来源，亦是投资的结果。”（同书一〇八页）

　　所以各国对华的一切经营，“无一非为了输入商品的市场问题，”

　　严灵峰先生，也是一位将商品和货币当作资本的专家。他认为，“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的重要的表现。”所以用商品的有无，就可以决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虽然在“商品经济”上面写了一大套形容词，结果并没有区别。

　　“左右开弓”的孙倬章先生，也是这种主张。他说：“自然经济，己完全倾覆，完全由商品经济代替，完全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商品经济就等于资本主义。“轻描淡写”地将“商品经济代替”解释为“资本主义支配”了。

　　将商品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见解。如果那些作者们愿意承认这是他们的“创作”，未始不可；可是要把这个硬说成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或唯物辩证法，实觉太过于牵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虽然是普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财富，虽然是商品所积成。可是它是性质根本不相同的一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绝不能以“商品的存在”，来判别资本主义的支配的。

　　商品这东西，只要分工有相当的精细，私产（个人的或集团的）的存在，和交换的存在，它就可以存在的。商品的现象是流通的现象，它是可以存在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以至于金融资本之剥削殖民地的制度之中的。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来决定经济制度，等于拿有机细胞之存在来决定动物的种类，一样滑稽。

　　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也曾发表过另一种主张。但他们虽然是抓住了问题，并且是正确的抓住了现象的“果”，抓住了现实，可是所用的方法却是很不正确。他们认为剥削关系，是决定经济形式的。朱新繁先生最近在《读书杂志》上，还主张：“我们对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应该从其剥削方法（生产方法）上着眼”。朱新繁先生，在“剥削方法”四字下，用刮〔括〕孤〔弧〕插入“生产方法”字样，并不加以解释，仍使读者不得要领。他是坚持了“剥削”的观点的。最近还有人主张直截了当用阶级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的，这自然是登峰造极了。

　　用剥削关系，来决定经济制度，第一不妥当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适用于无阶级社会。而最重要的，还是剥削关系，是一种分配的关系，生产品中剩余劳动生产品的分配形式。广义的说来，分配辟〔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可是严格地说，分配关系，是受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诸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来决定的。所以无论如何说法，生产关系中之一种——剥削关系，绝对不能作为决定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素。

　　决定社会经济形式的，不是分配关系，也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生产方法是决定经济制度的东西。跟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方法就发生变化。根据一定的生产方法，人们就相互结成具体的生产关系，而经济性质的判定，就以生产方法为指针。生产方法是直接决定经济性质的范畴，生产力是决定社会运动的一个主要原素。人与生产工具结合的形式，就是生产方法。自有小生产工具的工农业小经济，就是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在这里，手工工具和劳动者的结合是一种，而奴隶社会里，却又是一种了。如果单就剥削来说，就会无从解答起。若从商品说起，更是牛头不对马嘴！

　　商业资本由于对于“商品”的胡涂观念，就发生荒谬的“理论”：将商业资本当做资本主义看待。他们以为商业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破坏自然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他们却根本忘掉了商业资本在许多种社会里，都是加重旧剥削制度的一件事实，譬如封建制度，因商业资本的侵入，反变本加厉的存在。

　　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商品的存在，需要同样的条件，我这里不预备重复。而任，严，孙诸先生竟将商业资本，捧上资本主义的宝殿；而“商业资本”这四个字，在诸位先生大笔上，也就顺溜溜的变成“千古留名”的什么“商业资本主义；”甚至于历史上。还有一个时代，就做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于是在封建制度和资本制度之间，又多了一个制度了。试问这个制度的生产方法，究竟是怎样的呢！？

　　否认商业资本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并不是否认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一切变成买卖的对象。它除了帮助旧制度加重剥削外，还会在封建制度中，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打扫了一条道路，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自有它内在的原因。在中国，它经过对农民及封建统治上层的高利贷手段，使土地变成很普遍的买卖的对象，而并不变更生产的方法，因此，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没有彻底的变更。商业资本的确使地主和农民关系比较顾主和农奴关系松弛，使地租的形式变更，逐渐的采取货币的形式，然而基本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并无一点动摇，而由此种财产关系所造成的剥削关系，反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中国商业资本历来在封建社会内所起的，绝不可否认的作用。

　　纯粹观每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自有它特有的生产方法。可是实际社会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社会的变更，虽是采取突然质变的过程然而新旧社会的分子，是交混着同时存在于同一空间的。即单就某种社会最兴盛的时代来说，该制度所特有的生产力法，是最明显的标本式的存在着，可是也并不是说，社会上就只这种生产方法，何况一种制度在新兴（包含有许多旧制度的遗物）和衰落（包含整个系统的新制度的成分）时期。可惜主张中国资本主义统治论者，如任，严，孙诸先生，总是费尽全力，想证明现在中国已是十足的资本主义，而封建关系，只是一点遗影，而主张中国封建制度统治论者，却定要证明到“乡村领导城市”，十足的封建黄金时代。据我看来，要正确地把握住封建势力在现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却用不着夸大其“统治”地位的。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是发生非常密切关系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尚未侵入以前，虽有了很多的家庭工业和作坊，有了这类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机器生产的工业资本主义，却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势力侵入以后，才开始发生的。通商进而为投资，这更从流通界而侵入生产界。此后，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和外国在华的经济，就变成中国经济中的成份。

　　在探讨中国经济的时候，就绝对不能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摈斥于中国经济结构之外，外资虽是外国的资本，可是它存在的空间是中国，不是别国。它自然是中国经济的组成部份。用是这并不能就把“中外资本，一视同仁。”这是另一极端的大错误。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一切银行，铁路，航空，航海，矿山，借款，等等，都是有本国巨大金融资本为后盾的。这使它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寻常本国的资本经济，大不相同。不仅如此，在帝国主义时代，投资是殖民地侵略的基本形式。商品的推销，不仅是其次要的现象，而且是带了另一种色彩。“投货”（愿谅，借用任先生的名词）到这时期是投资的“助手”。在每年成千百万流入中国的商品“后台”，在每年由中国输出的成千百万两原料“后台”，必须看出伟大金融资本的“运动”。

　　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是应该当作又“内在”又“外在”的成分看待才对。

二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中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轰击，破坏了封建制度的自然性（闭关性）。在最初的时候，封建的统治势力，是经过一度的反抗。商品进口额中，军火品占其大量，国内各地，如北京，天津，南京，武汉，福州，以至于四川等处军械厂的设立，一方面固然是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却是旧封建势力的反抗表示。因为这里所包含的本身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军，政，经，各种势力的顺利的攻入中国，终久使中国经济起了资本主义化。官办企业的兴起，就是这种资本主义化的有系统的开始。官办继以商办，资本主义的企业，就接踵起。民族资本的基础，就渐渐积叠起来。到欧洲大战时期中，民族工业就“打下了”基础。在政治上，民族资产阶级“自为”的表现，就特别深入（五四是它一个大表现）。到这时为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任何讨论中国经济问题者，所没有否认过的。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在中国全部中所处的地位。它是支配中国经济的，它是统治中国经济的。帝国主义之统治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在国际经济范围上，中国变成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还因为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的特殊性质（上节已经详细论及过），它在中国经济内部，起着支配的作用。帝国主义的银行，交通企业，及其他工业，就在中国银行界中，交通事业中，及其他工业中，直接起着支配的作用，以至于独占的作用。它又经过商业资本，高利贷信用资本，借款，特权，及其他方式，支配着中国的财政，手工业，和农业。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支配，是不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支配，“一视同仁”的。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东西。任，严两位先生，尤其是任先生，都是将帝国主义，当做工业资本主义看待，以至于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资本，混同中国民族资本。这是方法论上的大错误。

　　欧战以后，帝国主义因为发展范围，根本缩小，这使英美日法德等国，尤其是英美日三国，在华经营的方式，变本加厉。每个帝国主义者之想独占中国，一方面造成帝国主义者必须扶植中国统治的“实力派”，以谋进而统制全中国，——结果造成连年内战；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在中国的澎〔膨〕胀，很厉害地排挤民族工业的地位，使后者变成前者的附庸。中国民族资本和外资的关系，无论是信用界，工业界，商业界，都是依赖于外资的关系。这不仅使一部分商人变成买办，而是整个中国民族资本，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买办”的性质。不了解这点，是死也不能懂得民族资本和外资时时谋妥协的内容的。这自然不是说，它们间没有冲突的。资本主义的竞争，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而资本的民族性，又是国际经济中“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严灵峰先生所说“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资本好象在世界经济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二二页），只是严先生脑子里的“和谐”观念。事实是离此很远的。

　　殖民地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经济的进展，就转向殖民地化方向行去。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化是资本输出所造成的。资本输出中，虽然借款占了很大部份，可是借款之中，并不完全是政治借款，其中有许多是铁路，航空，航海，开矿，设厂，等等应用的借款。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还直接投资创办各种企业，促起土著资本的模仿。这一切中外资本的企业，自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不过殖民地化的形式中，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虽然因为种种地理、历史及分工条件，使现在各国经济，成为互相依赖的国际经济，可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的条件，是独自能产生一切基本的生产工具。在这种形式之下，各部门经济，至少是多少“齐备”。殖民地化的经济就大不相同。在殖民地化的经济之下，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是，大体上只能限于由特产原料及帝国主义经济所需要的经济部门。这也就是使殖民地经济，终久依靠于宗主国经济，变为后者附庸的基本原因。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如果有些生产工具制造业上的发展，也是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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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民地化与中国工业中国现在工业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式之下进行。可是中国的情形，还不是这样简单。如果欧战列强因为“重分世界”的竞争，使各国〈有〉侵入别国殖民地内的趋向，那么，在尚未成为一国之殖民地的中国，各列强就争着要独占中国了。本来在强大金融资本独占式的“竞争”之下，已在“促进”殖民地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了“压制”民族资本发展的矛盾，几个列强争夺之下的中国，“妨碍”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趋向，自然更其厉害。一则由于屯并关系；二则由于扶植军阀，形成政治上的分裂，以妨害中国经济的发展。严，任两位先生，很不同意这种意见，可惜这是铁的事实。

　　最近几年来中国纺织业之受日英纺织业的排挤；中国航业受内战造成的萎缩（远不是“发展”），是用不着引用统计数字才能相信的，稍稍读一读报纸和看一看杂志的人，是不会否认有这种印象的。至于受帝国主义世界经济恐慌所造成的中国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破产，更是明显之至。据今年十二月四日《申报》第三张所载上海丝厂消息，现在“停业者达八十九家，开工仅三十四家”。这还是“丝厂同业公会”，“向各厂商一再劝商，设法复工”的结果。本来“全沪单宫丝厂一百零六家，双宫丝厂七家，勉强工作者，全市共只十五家，停业者已达九十八家”。（见《申报》）

　　这自然不是说，中国经济，毫无进展。旧式工业的破坏，代之而起的，就是新式工业。香烟替代皮丝，旱烟（福建皮丝业的衰落等），洋酒替代本酒（东北酒厂的凋零等），哗叽呢绒替代绸缎（杭，京，无绸缎业的凋零），精盐替代本盐，人造丝替代天然丝，搪磁替代本磁等等。其他如汽车路事业，航空事业，无线电业，大都是外资在华的发展。

　　中外资本的发展中，有一个不可挽救（除非变更制度）的矛盾，就是因金融资本支配中国所造成的旧式手工业。特产、农业的破产，他的速度与限度，远超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范围。从这种破产中所抛出来的失业者的巨数，就是铁的证明。这种失业者，并不是什么由产业失利时所抛出来的后备军，又不能象英国（及其他各国）农村破坏后那样，被吸收到工业中去。我们且不说这种失业者及天灾人祸所造成的灾民，将怎样影响到“改变”“殖民地化”的运动中的作为。单就这种经济破坏和这种经济发展“之差”，就可以知道，全国的经济，在全部上说来，“发展”的意义是什么了！

三 封建关系


　　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外资或中资，当然是促使封建经济的崩坏。它们是成“反比例”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步，封建经济就破坏一步。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样机械。资本主义，不论是从“外铄”或从“内在”的原因而发生，总之是在封建社会内渐渐发达起来的。它并不是一下子就将封建制度消灭，立刻成立了十足资本主义制度的。孙倬章先生以为：“自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有了资产阶级社会，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代替了手工业，即是代替了封建经济，有了有产阶级，即降伏了中等阶级，即降伏了封建经济的生产者”。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形式逻辑的推论法，超等的机械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才能冲破封建的生产关系，推倒封建制度，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在封建社会之下，是存在着“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而且是〈经〉历相当时期的。这一定会使孙先生瞠目不解了。

　　中国的封建关系问题的中心，就是在中国现在的封建关系，是否被资本主义，破坏净尽，或只剩得“残余滓渣”。

　　先从农村说起，就引用严灵峰先生所据为证明他农村资本化的统计来看！（见严书九十八页至一百页）

中国农民分量表（以百万人为单位）
有土地的农民（地主亦在内）　150
无土地的雇农　　　　　　　　30
佃农　　　　　　　　　　　　136
游民兵匪等　　　　　　　　　20
总计　　　　　　　　　　　　336

　　假定这统计是完全真确的：由资本主义分化而来的雇农，仅占农业人口十分之一，而无地的农民，约占百分之四十。况且所谓“有土地的农民”（这个名词用得很奇怪，连地主包括在内）；其中一定还包含许多半佃业〔农〕在内。占这样多数的佃农，和十分之一的雇农比较，在土地关系上，不得不说，是佃农关系居主要。

　　这些佃农是不是农业资本家或美国式的农主呢？相差太远了。这些佃农和地主的关系，是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是“半租”及“半租以上”的关系。这种靠幼稚工具而自己劳作的生产方法，及由“耘人之田”而必须交的“侵及生活部分”的租额，怎么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式呢？这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再进一步说，所谓“有土地的农民”中间，其中有许多是自耕农，而这些自耕农的生产方法，并不比佃农半佃农高明。这种经济至少是离农主经济很远，而是封建制度的遗物。

　　所以从生产方法和土地关系上说来，封建关系在乡村中是占很重要地位的。

　　剥削关系现在再来考察根据这种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即财产关系，即土地关系）所造成的剥削关系。我想谁也不会否认现在通行着的出租是在百分之五十以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吧。“名义地主用超经济的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甚至侵及农民生活的必要部份”。这就是封建剥削的内容，它之特别苛刻的地方，也就在乎此。我们虽然不把剥削程度的深浅，来决定经济性质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制度。可是我们讲剥削形式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也是一种表征。马氏在论剩余价值的地方，曾经详细研究过历来剩余劳动收取的形式，说明各种形式的经济，有各种形式的收取剩余劳动的方法，我们现在从生产方法，生产关系出发，研究过经济性质，再从剥削方法上来推研一下。

　　中国田租，除半租制的正租以外，往往还包含许多附加的剥削。就照严灵峰先方〔生〕所说，现在还有许多“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其实各地风俗不同，附加的剥削形式，正多着呢。如果佃户不交田租，那地主简直是有无上权威，可以对付佃户。他们甚至于有自己的制裁机关，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所以中国的地主是“名义地主，用超经济压迫，去榨取剩余劳动”，“甚且侵及农民生活必要的部分”的。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又是“用超经济压迫，榨取剩余劳动”的另一层压迫。任何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不会有这样妨碍资本发展的捐税的。苛捐杂税，绝不是资本制度下的土地税，而是封建性的剥削形式。

　　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因为商业资本长远的发展，使土地成为买卖品。封建领主，在出卖土地的时候，为要保持他一部份剥削的可能，遂使“租”与“税”分化。这种情形，一方面自然是表示封建上层经济力的减弱，另一方面，却表示封建形式分别的存在。

　　田租形式现在可以研究田租形式了。封建制度极盛的时候，田租的形式，应该是劳役的形式，可是物品的形式和货币的形式，也是封建制度下所存在的。田租的形式变化，虽然是不能影响其内容，可是象严，任，孙先生那样，定要把一切货币式的田租，都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地租，这是只把握住表面，不追究内容。受“货币即资本”之毒太深的缘故。田租形式之趋向货币形式，自然是地主与佃户关系松弛，比较“自由”的表征，而且是封建制度趋向没落的程序，可是任何经济学者，绝对不会忽略，正在封建衰落时期中封建剥削的外表变了形式，而内容却变本加厉。

　　所以，从乡村经济上说来，中国封建关系，自然不是什么“十足的”，“纯粹”的存在，而是衰落时期的关系。它在乡村经济生活中支持着，成为妨碍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

　　行会制度城市和工业生产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受封建领主或地主所直接支配的手艺人，在全国范围内究竟可以说是一些遗影。可是因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中的发展所造成的行会制度，也是中世纪的范畴。中国行会制度，因中外资本在华的发展，大受破坏。现在所留存的仅是一些遗形。可是这种遗形，是现在手工业中很大的障碍，很障碍经济发展的一种外壳（关系），而且是一个很不小的“遗物”，甚至最近的各种工会条例等，都没有给它怎么严重的打击，至多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改名而已。

　　综合农村经济中的封建关系和行会制度，形成中国经济中一个庞大的封建遗物（自然是除所谓“赤区”）。这是无可否认的。它决不是“残余的残余”，“滓渣的滓渣”。

四 中国经济中的支配问题


　　根据上面所说，中国经济中，就有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民族资本和遗留的封建经济三种。究竟是“谁”支配中国全部经济呢？我的回答是帝国主义经济！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经济已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已是打成一片，所以中国经济是受它所支配。不，在讲中国经济内部结构，推究其支配因子的时候，这样的立场不仅是不充分，而且是没有把握住问题的中心。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经济，从中国经济内在结构上说来，还是因为它在华的经济。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早已因它伟大的力量“内在”地支配了中国经济。这也就是中国殖民地化的原因。幼弱的民族资本是不能支配中国经济的。遗留的封建经济只在临死挣扎。单说资本主义支配中国经济，——这是〔乃〕是忽略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质。单说封建经济支配中国经济，也失于是太重视它的作用。

五 中国社会经济形式


　　经济形式与社会问题的焦点就是中国现在的社会经济形式了。朱伯康先生“暂名这种经济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见读书杂志专号，朱先生文，第二十五页）。我觉得是不很妥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两个范畴，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区别。在政治和经济完全受宗主国支配的国家，是殖民地。在经济上受支配，而存在名义上独立政府独立国家的社会，是半殖民地。在印度被英国占领之后，英国经济支配印度经济的深入和密切程度，并不是一向都比列强帝国主义经济支配中国经济那样厉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没有变更。所以单就经济性质来说，就连这个“半殖民地”，也“暂用”不得。问题是在社会的制度，社会经济的形式。认清这一点，再除去“纯粹观”的见解，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政治与社会孙倬章先生引了许多“古典”，将从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很得意的肯定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这里且不说他因“中外资本一视同仁”的遗毒，将“殖民地化”四个字，忘之九霄云外。他实际上并没有了解这些“古典”。如果说，法国在大革命以前，德国在革命以前，一切欧美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它们早已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我真不懂究竟“新生产力冲破旧生产关系”，“新社会起而代替旧社会”，这句“千古名言”，是怎样解释？这种“冲突”与“代替”，就是象孙先生了解那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实行的吗？不是“突变”的吗？在孙先生意思，这该是“和和平平”，“逐渐地”进行的了。这是什么“主义”？孙先生虽然承认“政治上层建筑物”，还得去“打倒”，可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区区一个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做“后盾”的，不是不值一击吗？（这里因为本题范围关系，不能详细指出孙先生对于“上层”“下层”极不正确的了解，特别是将政治和经济“神秘”“荒唐”的“分解”。）社会的“替换”决不是这样简单。

　　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根据本文对于三种经济详析〔细〕的分析，可以概述如下。中国经济在殖民地化形式之下，推展〔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因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特殊结成，妨碍社会的前进，正象法国及其他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未起前的封建关系一样，这就决定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封建衰落的时代，是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同时，因为它是受帝国主义支配，而且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这种封建的“遗物”，早已被推翻，因此，中国的社会，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时期的封建社会。

结论


　　根据上述的分析，就决定目前反封建及帝国主义的这种双重基本任务。因为中国所处的时间空间关系，使中国经济在完成这双重任务过程中，采取特殊的形式。现在中国好些地方新制度的“尝试”，不仅仅是“缄默”，“否认”，“咒骂”，“打击”所能“左右”的。它的研究，暂待适当的“时间”“空间”来另谈。作者这篇限于方法论上的讨论，是顶欢迎“批评”，“讨论”，而在自己方面还准备继续做进一步各别问题上，精密具体的探讨。

十二月六日完稿
（录自《研究》第2期，1932年4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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