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分析

孙倬章



（目录略）


自序


　　中国过去革命的失败，现在革命陷于没有出路，此不是偶然的事情，乃必然的结果。革命的失败，由于策略的失败，策略的失败由于论理的错误。革命理论，基于经济的分析，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均不免大错而特错。或如新思潮派之主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则陷于资产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由此一错误，遂轻视无产阶级革命的能力，不陷于拥护资产阶级的右倾的机会主义，即陷于农民意识的左倾的冒险主义，由这一错误的结果，以前的革命，是失败了，现在仍没有出路。或则如托洛斯基派，把中国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视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资本主义之同一的意义，忽略半殖民地的特征，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于是在经济上的理论，固不免有错误，在政治上的理论，尤其大错而特错。由此一错误，遂不免陷于取消主义，右倾的机会主义，革命策略上找不着出路。

　　中国经济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主张封建经济者，排除帝国主义而后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此种理论，只算是不懂经济问题，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一样，仍完全由中国人生产，由中国人消费，其矛盾点，惟在于分配问题。可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其特殊关系，在经济上较少，（帝国主义的商业，在经济上仍有重大的特殊关系）在政治上始有最大的差异。因此而排除帝国主义，以分析中国经济，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此不能不算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特殊关系虽少，而在政治上的特殊关系，既然很大；倘分析中国经济，只作统一的普遍的研究，对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不加以对立的特殊的研究，在经济上固不免有错误，而在政治上，则更不免有荒谬绝伦的错误。

　　著者近年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革命，常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常觉中国工人政党，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均不免错误，由此在革命上的理论和策路〔略〕，几乎完全错误。中国革命问题，本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以著者的学识和经验，本够不上研究这等重大的问题。但所幸者，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个战士，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从客观上，作切实的彻底的研究，不拘束于系统和成见。因我具有这种资格，或可适当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补学识和经验之不足的缺点。另外，我常觉得别人错了，我自己常有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并觉得此种意见，对于革命上，是有相当的贡献。因此，才大胆地费了两三月的时间，写了约近二十万言的一本书，颜名“么样干”又名“中国革命问题批判”，共计十四章。

　　第一章“导言”，第二章“世界帝国主义的总危机”，第三章“中国经济的分析”，第四章“中国统治阶级”，第五章“中国小资产阶级”，第六章“中国无产阶级”，第七章“中国农民和土地问题”，第八章“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第九章“怎样估计革命高潮”，第十章“武装暴动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第十一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章“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第十三章“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第十四章“结论”。

　　我写的这十四章，差不多每章都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对于“经济分析”“统治阶级”，“农民和土地问题”，“怎样估计革命高潮”，“武装暴动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这几个重大问题中，更与别人有不同的意见，更觉得对于中国革命有相当的贡献。

　　此书脱稿已多日，惟一时筹不出印刷费，不能出版，只好暂时束之高阁，或如马克思所说“让虫鼠去批判它”，但完全放弃不理，不独辜负了我自己研究的辛苦，且对于革命，也不算忠实，只好先将“经济的分析”这一章，提前发表，请读者加以批判。

　　另外，还有一个声明，我对于经济分析这个问题，曾同有几位富于学识和经验的朋友，讨论了几次，使我更作深一层的研究，特提出土地问题的研究，他们也几乎完全赞同我的意见。他们以前是主张封建经济的，听说现在将抛弃这种意见，同我研究的方向前进，这也算我的研究，得了一点效果。倘他们更进一步，在政治上的理论和策略，也能采取拙著的意见，那末，在革命的前途，或更有光明的道路。

一九三一，八，二，于上海。


1．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经济分析这一问题。以前少有人作彻底的研究，现在始列入议事日程；这一问题，太复杂，太重大，本不是简单的篇幅，可以研究这个问题的。但此问题，为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一切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都建基于此问题，不先将此问题作一个相当的决定，则一切理论问题的研究，均无由着手。且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倘稍有错误，则其他的一切理论问题，均归于不正确。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本应慎重将事，不是简短的时间和词意，可以草率从事以研究此问题的。但我所欲研究的问题，必先从此基本问题着手，故不能不先在此作一简短的研究，至于专门详细的研究，则俟诸异日。

　　此问题在中国近一年始有人注意列入研究的范围，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故研究此问题者，必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中国现在对于此问题，已成立了两个判若洪沟的对立的营垒，即甲方主张中国现在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乙方主张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同处于中国之同一的客观环境，对于此同一的问题，竟有如此殊异，如此对立的结论，此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不能不因疑问而从事于研究，以求正确的解决。中国现在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有研究和注意的朋友，仍然对于此问题，抱一种怀疑和偏袒，或各持一是的态度，或谓中国现在当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或谓中国现在绝对是封建制度的经济，或谓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和封建经济的两种混合，同时并立的经济。除前两派外，第三派似乎他们对于此问题，尚是一种徜徉不定，莫衷一是的样子。可知中国一般人现时对于此问题，尚是一种待研究，而没有决定的态度。此问题关于革命理论，既如此重要，现尚待研究而没有解决，那末，宜乎有不少的人，竭全力，用很多的努力，发表很多的意见，来讨论此问题。乃自此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以来，迄今虽已一年有余，然而专门注意研究此问题者，两方面都只有三数人，于此足见中国人对于革命理论，尚不努力，理论的程度，太幼稚。至于我个人，因革命的责任所在，常留心于此问题，现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的结果，则决然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一方面，认定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了相当的程度，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差不多完全是资本主义在支配全社会的经济。不过我从资本主义研究的结果，同“动力”的严灵峰和著《中国经济研究》的任曙，他们两人在资本主义上的理论，又迥然不同。

　　经济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应拿事实来证明，由统计材料来证明，惜乎中国统计材料太缺乏，这是研究这个问题最大的困难，虽然缺乏，只要努力去搜集，亦未始无从着手，我此时尚没有很多的工夫去搜集，只好凭我手中所有的书报等刊物，关于此问题的材料，以作我研究的凭藉。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那样的办法，将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对比，究竟看那一种的程度占优势，我觉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瞭然，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经济。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经济的交通工具，轮船足以代表资本主义的交通工具，而中国历年的轮船与帆船，出入全国各海关吨数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为八五与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则为九八与二之比。[1]可见资本主义摧毁封建经济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势力，只残留百分之二，几已达于零点了。我们又以钱庄代表封建经济，银行代表资本主义，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钱庄与银行投资本的百分数，一九一二年，为六八与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则为三七与六三之比。[2]相距仅八年，封建势力几零落了一半，而资本主义则增大一半，两个势力的互相消长，更为迅速。我们又以土丝代表封建经济，以厂丝代表资本主义，而一九二八年，各口生丝出口的百分比，土丝仅占百分之五，而厂丝和半厂丝则占百分之九五。[3]出口丝业中，仍为资本主义所全占，封建经济将陷于零落的地位。我们又以工厂产品，代表资本主义，手工业产品，代表封建经济，根据近年四种重要工厂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经过全国各省区海关的国内贸易比较，一九二五年，为九十与一十之比，一九二六年，为九八与二之比，一九二七年，则为九九与一之比。[4]此于工业中，证明封建经济的零替，如江河日下，仅二三年，由百分之十，下落而达于百分之一，即谓已达于消灭的地位，亦无不可。此外又可以驿站信行，代表封建经济，以电报邮政，代表资本主义，现在驿站信行，已完全消灭，交通机关，已完全被资本主义占领矣。

　　我们又由各种经济组织的统计材料，检查一下，一九一九年，中国进出口有一二，一五一只轮船，载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吨，有铁路二七线，二万一千二百余华里。[5]在一九二〇年，有银行二三七家，七九八个支行，二三六，八五二万卢布资本。有四，三八一个农业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资本。[6]矿业中有资本一万四千四百万元，生产一千一百余万吨。[7]全国有大小工厂二九七五家。[8]纺织厂有一三二家，四〇二百万资本，纱锭四〇三二千锭。[9]全国共有产业工人二，七五〇，〇〇〇人。[10]我们把这些统计的数目看一下，虽不能说与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同日而语，然而亦可配称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以中国为封建制度。乃是一九一二年以前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对满清所呼的口号；推翻满清以后，北洋军阀，袭满清的封建政权，于是民粹派又以此口号，称呼北洋军阀。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现在的生产关系与二十年前的生产关系，拿来比较一下，究竟是怎样，是否有不同的状况呢，若果这两个时期仍是一样的，丝毫没有变更，那末，我们很有理由，说中国现在，仍然是封建经济的社会。倘现在的生产关系，已大起变化，工业已大有进步，那末，我们仍追随民粹派的资产阶级的尾巴，谓中国现在，仍是封建经济，那末，无产阶级，岂不是受了民粹派的欺骗，故意隐蔽资本主义，使无产阶级没有立足的基础吗？所以这一个问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且把一九一二年以前和最近年间，两个时期的生产状况，拿来比较一下，看究竟是怎样，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仅有工厂一〇一家，至一九二九年，上海共计有大小工厂一七八一家。[11]仅十八年间，上海的资本主义势力，增大了十余倍，几乎每年增大一倍，这等突飞猛进，一般封建经济学者，安能知道呢？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仅有丝厂二〇家，至一九三〇年，则增加到一〇七家，[12]仅十九年间，增加了八倍以上，几乎每两年增加十分之五。浙江在一九一二年以前，仅有丝厂一家，至一九三〇年，则增加到二五家，[13]此十九年间，增加二四家，每年增加一倍以上。无锡在一九一三年以前，仅有丝厂六家，至一九二九年，则增加至四五家，[14]此十七年间，增加三十八家，每年增加两倍以上。由这样看来，现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比之于一九一二年以前，增加了十几倍或几十倍。以前犹可谓资本主义为薄弱，难道增加十倍以后，仍可谓为薄弱吗？二十年前的孩子，二十年后仍可称他为孩子吗？一九一二年的皇历，怎能和今年的皇历同一样呢？一般机械论者流，固执着一个封建形式，至死不变，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封建形式，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起了绝大的变化，已由量的变化，达于质的变化，已在封建的废墟上，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了，一般封建经济学者，苟稍留心考察一下，即可大觉大悟了。

　　现在争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的国家，似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们既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即以马克思的文件为标准，想来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必不致否认这个标准。

　　惊骇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一声，为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建基于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的死刑，定案于共产党宣言。所以列宁常说“我们应该重复的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原书此处引号使用有误，已修改——录入者）[15]可见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上的价值之重要了。我们现在，且根据共产党宣言，判断中国现在，是否资本主义的社会。共产党宣言，本是以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不是以某国的资本主义为对象的，至少，是指当时英法德美等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自然是资本主义创始的国家，法国次之，德美又次之，我现在且根据中级的法国，与现在的中国，来比较一下，看中国现在究竟是否资本主义的国家。

　　共产党宣言草于一八四七年，看当时法国的工业究竟是怎样呢？我且引一段历史来证明一下，“法国在一八一五年后，工业革命，始有明显的迹象可寻，拿破仑虽有提倡工业及保护工业的举动，然而成绩不显，等到他失败的时候，全国不过亚尔萨斯地方，棉厂中有一付机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国蒸汽机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费，增至五倍，同时纺纱机有十万多架，纺锤有三百五十余万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业的大都市，已林立于法国，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万二千人，其余里昂马赛列里等，皆著名的工业都市。从此以后，工人逐渐地要组织工党，什么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问题，也依次发生了。[16]

　　现在拿法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来同中国比较一下，法国在一八四七年，工业始发展，仅有蒸汽机器五千具，纺锤三百五十余万。中国此时，既不止五千具蒸汽机，而纺锤则已超过四百万以上。一八四八年，法国最大的工业都市，如巴黎，仅有工人三十四万二千人，而中国此时，在上海则有八十万的工人，其他四十万以上者，尚有几省。[17]法国此时始有加薪减时，组织工党和同盟罢工等运动。而中国则过去十年以前，即有此种运动。由此看来，中国现在资本主义的形态，无一不远超过于一八四七年的法国。共产党宣言已大声急呼地，认定当时的法国，即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唤起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一八七一年，法国无产阶级，果然根据共产党宣言，起来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成立巴黎公社。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程度，既已远超过当时的法国，而犹谓为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这还不算是反马克思主义吗？故到了今日，犹谓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不客气地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简直是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学者的欺骗。

　　或谓一八四七年的法国，虽只有纺锤三百余万，而人口亦只三千余万。今中国虽有纺锤四百余万，而人口则有四万万，然则中国不能与法国相比，即中国尚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国家。此是静止的机械论的观察，不是发展的辩证法的观察。不知道技术因科学的进步而进步，现在的技术，比之于一八四七年的技术，至少必进步数十倍，今姑且以十倍计之，则中国现在四百万的纺锤，可以当法国当时的四千万。中国现在的人口，比当时的法国，虽多十倍，而技术的生产力，亦增进了十倍，两相比较，恰恰相当。而当时的法国，马克思既认定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则现在的中国，凡马克思主义者，亦应肯定地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倘反对此肯定，即算是反马克思主义。且吾人为革命理论，定阶级的对比上，而测定资本主义，当时法国的资本主义，如红日东升，即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小，现在的资本主义，如夕阳西下，即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小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因这种关系，即使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不超过于法国，只等于法国，或不及法国，亦不妨肯定是资本主义的国家。

　　并且当时的蒸汽力，大概用之于轻工业者多，用之于重工业者尚少，中国现在，重工业虽不发达，然比之于当时的法国，总算发达得多。况中国现在，交通方面，铁路，轮船，电信，电话，飞机等，更要发达得多，或为当时的法国所没有。由这一方面看来，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之于当时的法国，更要充实完满得多，更足以称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无愧。

　　即单以轻工业来说，而现在同一的技术，在中国方面，比世界各国的生产力，要大四倍，我且找一个统计来证明。

　　一九二八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纱锭与用花数量的比较：[18]

国 别锭子 每年用花数量
千锤百分比 千包百分比
英 国57,13635 2,90911
美 国35,54222 5,77027
德 国11,1537 1,5856
法 国9,7706 1,1805
印 度8,7095 2,0948
苏 联7,3114 1,8647
日 本6,2724 2,54110
意大利5,1893 9544
捷克斯拉夫3,6632 5462
中国3,5042 2,0168
其他16,86010 3,14112
合计165,103100 25,240100

　　“这里要根据整个统计，特别是后半截，每年用花的数量，来认识它在世界方面的意义，我们看中国纺纱锭子，在全世界总锭数中，不过百分之二，而它每年用花的数量，竟占全世界用花总数量的百分之八，这就是说旁的国家，一份锭子，只用一份花，中国一份锭子，每年用四份花，比别人多四倍”。[19]由此看来，中国四百万锭子，要当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千六百万锭子，要当一八四七年法国的一万六千万锭子，即是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单由轻工业说，比一八四七年的法国，要增高四倍以上，然则当时的法国，既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现在，怎么又不能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呢？我们不向封建经济学者，有何种理由，要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不过百年的时期”，然则在一八四七年以前一百年，即十八世纪中叶，已是资本主义时代了。但蒸汽力用之于纺纱机，在一七八五年，法国在拿破仑失败时，尚只蒸汽机一架，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开始于蒸汽机的生产。因生产力的变化，包含有技术和劳动本身，劳动力组织的变化，即是生产力的变化；由手工业变为手工工厂，采用分工制度，即算是生产力的变化，资本生产的萌芽，故手工工厂的生产，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上，亦占有一个地位。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开始于蒸汽机的发明，在蒸汽机的发明以前，已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所谓欧洲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开始于马克思草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在发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资本主义的时期。我们在上面以发布共产党宣言的时期，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已算是退一步的标准了，已算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了。以中国来说，采用蒸汽机的生产，虽还不到一百年，然而手工工厂的生产，则在数千年以前，即算是数千年以前，已有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不过手工工厂，虽能促进生产力的进化，但进化的程度，很有限度，终不能战胜经济上的封建势力，必待富于生产力的蒸汽机，普遍地用之于生产，始能战胜经济上的封建势力，始算是势力壮大的，规模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期，故现在的中国，无论如何说，终不能不算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时期，不能不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中国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大概都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倘使对于现在的中国，他主张资本主义吗？抑封建经济呢？惜列宁不在世了，但他在一八九八年，因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0]乃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驳斥民粹派。我们现在以列宁著此书后的俄国生产状况，同现在的中国来比较，又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一个证明。“生产集中，就是俄国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之重要的特征，……据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统计，雇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业，占工人全数之15.1%，雇用千人以上的企业，占37.5%，不满四百人的企业，只占20%”，[21]“千人以下的企业，在中国纺织工业的数目中，是无足重轻的，中国的纺织工业，雇用千人以上的，约占80%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业，又比二千以内的企业，更占优势。这同上面俄国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战前的状况。很显明地表示出生产的更集中”。[22]“论煤之采掘，中国现时的数量，比一九〇五年时的俄国，要高得多，五金制造工业的发生，还不久，可是已经发展到很复杂企业的程度了。例如造船事业，比战前的俄国，要发达得多，中国五十三个造船厂中，有几个，……毫不让于欧洲的造船业。军械工业，亦占很大的意义”。[23]

　　上面这几段文，已十足地证明中国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比列宁反对民粹派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要高得多。列宁当时尚且竭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反对民粹派之否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现在的列宁主义者，乃欲主张封建经济，而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不是显明地在反对列宁主义，而自陷于民粹派的覆辙吗？故在今日，资本主义已大发展了的中国，而犹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的确是不自觉地陷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立于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的地位了。

　　“电气工业的数目，于一九一三年，为十二个，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100个（1927年增至231个——任注）每年平均增加。……有两个制电泡的工厂，（是电工业最精细之部门）不仅供给大部分国内需要，并且做出口品。

　　“在制造工业部门中，我们亦可看见许多企业，按其大小与技术的设置，并不让于欧洲。……秦皇岛所设的玻璃厂，用傅尔落的机械制法，制造玻璃，为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装置的工厂。上海电气厂，亦算世界大电站之一。

　　“宏大的商务印书馆，按其技术的设备，不让于欧洲最好的印刷工厂，而规模且超过之。

　　“按照纺织业与其中设置看来，现时的中国，比战前的俄国为高，每个工厂内工人的数量，（约二千）比欧洲任何国家为高。

　　“在大部分的大工厂里面，机器都是由电转动的，就在德国英国的纺织工业，还远不能如此的普遍，这样看来，中国的纺织工业，（棉织与丝织都是如此）就在国际范围内，也已是赫赫的数量了。

　　“大部分工厂的设备，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国机器的，而在最近几年来，则纺织机器的输入，美国差不多已执牛耳了。”

　　“同样的例子，亦可由别的生产部中引来，这些都是彰明较著的，表示出现代的技术，已将中国变成最新式的新工业化的国家，而骤然跃过许多过渡的时期”。[24]

　　卢氏在前面所举的几种生产，不独超过战前的俄国，并可与欧洲先进国的工业并驾齐驱，或更超过之，自然中国不能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同一程度，然而因原料和地理的关系，有几种生产，进步较快，这也是国际经济状况中常有的现象。但因此，更足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塞主张封建经济的口了。

　　或以为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城市工业，城市中已发展了资本主义，这是事实，无人否认，即主张封建经济占优势者，亦承认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潘东周君说：“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已有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了领导的地位，整个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25]以潘君这一段话来说，差不多已完全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与他的全篇文章，完全矛盾，他的全文，是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偏在农村经济方面，所以中国农村经济是否受城市资本主义的领导，是否亦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本问题的关键，或主张封建制度经济，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两方面的争点，完全在此，这个问题，稍复杂一点，且待后面去作详细的研究。

2．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


　　此外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即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区分？和帝国主义，是否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是否维持中国的封建势力？因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问题，亦为中国现在经济问题上发生极大争论的问题，兹分次讨论于下。

　　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应该区分。

　　经济无国界，自资本主义降世以来，即将各民族的铜墙铁壁，完全冲破，将整个世界，构成经济界之有机的整个结合。任何一个地方，经济问题，都可影响到全世界。所以资产阶级先由一民族的结合，更进而为全世界的结合，如国际中各大托辣斯，就是这种结合，此为帝国主义的特征。此时各个资本家，各国的资本家，各欲多争剥削剩余价值的关系，彼此常发生竞争和矛盾，然又因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性，将使世界经济关系，成一整个的联合。此乃资本主义发展中必然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为对抗资产阶级，亦结合为整个的国际组织，所有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都是同一个阶级的人，同一个团体的人，所有世界上的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某一个地方资产阶级，只是无产阶级整个枷锁的一环。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由无产阶级看来，当然无优劣和主客的区分，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若干成分的资本主义，即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若干成分。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若干成分，中国无产阶级亦必发展若干成分，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资本主义，中国一切经济关系，都要发生变化，与民族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变化，无绝大的差异。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了若干成分，中国封建经济，亦必摧毁到若干成分，外国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剥削劳动阶级的方法，都是同一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所以无产阶级对于它们，无所用其区分，斤斤然区分外国资本家如何，本国资本家如何，此乃资产阶级学者的事件，爱国主义学者的事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责任。若无产阶级革命者，完全把帝国主义除开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此不啻为资产阶级在服务，故主张不分中外资本主义，作统一的研究，在原则上是对的。

　　不过不区分，只是相对的不区分，不是绝对的不应区分，在有些时候，亦有区分的必要。第一，资本家剥削的剩余价值，照例分划为蓄积或增殖资本，加入复生产，和个人消费的两部分。若资本是外国人，必将剩余价值的全部，拿到外国去；即或扩大再生产，将增殖资本的一部分，留在中国，加入再生产，然而个人消费的部分，则必定拿到伦敦，巴黎，柏林，纽约，东京等地方去消费，社会的总生产，分生产工具的生产和个人消费的生产两部分，外国资本家，即在外国消费，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上，不无影响，与本国资本家要发生绝大不同的影响，此犹从经济方面说的。若由政治方面——阶级的成分方面去看，因中外资本家的差异，在政治上，就要发生非常的差异，由这一差异，革命的理论和策略迥然不同了。

　　帝国主义在半殖民的国家上，虽可以由外交的手段，掌握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权；但因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为半独立半主权的国家，帝国主义只能间接地统治，外国资本家决不能直接加入半殖民地国家内去管理政治权，所以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虽已充分的发展，倘外国资本家占重要和多数的成分，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必异常薄弱，不能独立管理政权，必与帝国主义妥协，联合封建势力，以统治国家。因此，我们在经济的研究上，虽可不分土资本和洋资本，但在政治的观察上，不能不注意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区分。

　　必先将外国人投资于中国的数量，有一概括的观察，和民族资本相比较，究竟孰强孰弱，然后根据这种结论，以分析中国阶级，质言之，测量资产阶级的能力，始不致发生错误。兹将帝国主义投资于中国的数量及种类，概括地分类地统计于下：——

（1）列强在中国铁道借款的数目如下：


国别款项（百万）
英国123
法比97
日本59
德国48
美国19
荷兰13

　　若把割让的铁路加上来，则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铁路方面的投资，实为：

　　1．英国　　 123+广九路的价格16=139
　　2．日本　　 59+南满铁路的价格220=279
　　3．法比　　 97+滇越铁路的价格24=121
　　4．德国　　 48
　　5．美国　　 15
　　6．荷兰　　 13
　　　总计　　 =615百万元


（2）中外银行资本：


　额定资本实在资本
外国银行910百万元682百万元
中外合办银行150百万元104百万元
本国银行375百万元158百万元[26]

（3）帝国主义投入电话电报的成本


国别经营数目款项
日本445,092
英国3210,548
德国247 [27]

（4）帝国主义与中国经营矿业的比较


国别资本
（百万元）		每年产额
（百万吨）
中国507
英国227
日本77.54.5 [28]

（5）帝国主义在中国关于重工业的工厂


工厂种类数目
造船厂22
蒸气机关22
钢铁及钢铁细工9

　　此外尚有许多轻工业尚未加入。

　　至于纺纱业，日本的投资为200,000,000元，英国为20,000,000磅[29]（中国130百万元）

　　我们把上面一切统计数目看一下，铁路十之八九是外国资本建筑的，现在仍大多数操于外国人的掌中，银行资本，外国占四分之三，中国只四分之一，[30]电政亦几乎全属外国资本，矿业的外国资本，占三分之二，中国只占三分之一，重工业亦几大半在外国人的掌中，轻工业最重要者为纺织，亦是外国资本占多数，中国只在〔占〕三分之一。此外如交通方面的轮船，自然大多数是外国资本，而每年商品输出入三十余万万元，亦大多数是外国资本，总计的结果，除外国资本而外，中国资本究竟几何，所以李立三也说：“因此中国工业多半在帝国主义手里，如海外航业，完全为帝国主义所垄断，内河航业，帝国主义的资本，占四分之三以上，铁路纯粹由外资直接建筑者凡五条，此外多半由政府借外资来建筑的，纯粹由本国资本家建筑者，仅京绥路一条。”[31]这也证明外国资本占最多数，民族资本仅占一小部分，民族资本既如此之少。民族资产阶级的能力究有几何呢？除大多数作帝国主义的买办而外，中国独立的资产阶级，究有几何呢？所以中国资本主义固然发展了，且已有初高度的发展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当然是同时同程度发展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亦发展了，且已有较高度的发展了。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极微弱，此其所以必须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始克〔可〕暂时苟地统治中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发展了，而资产阶级则未发展，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大矛盾，此种矛盾，即为半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不明白此种特征，在阶级分析上，定要发生绝大的错误。

　　第二，帝国主义，是否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以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为目的，不愿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以减少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帝国主义常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关税权握着，不使施行保护关税，即为它阻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故谓帝国主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为无理由。不过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法则，常违背人类的意志而独立进行，故马克思说：“具有它的生产交换，财产关系的近代有产阶级社会，就是惹起这般大规模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好象一个术士似的，他念咒召来了魔鬼，现在却不能镇服阴间的势力，数十年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产力，对于近代生产方法，对于有产阶级所赖以生存和统治的财产关系，谋叛的历史”。[32]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最后阶段，不能完全受帝国主义的指挥，使之进而进，使之退而退，不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此帝国主义之意志也；然中国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均由帝国主义所发展，此则非帝国主义的意志也；这都是帝国主义发展的矛盾。帝国主义欲运输商品和原料，不能不建设交通，建筑铁路，采煤及铁路应需的材料等工业，即应时而起，所以李立三也说：“中国工业的发展，完全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帝国主义要输入他们的商品，所以竭力发展中国的交通工业，如铁路轮船等，帝国主义要搜集中国的原料，所以投资矿山，并制造原料的大工厂。”[33]这也是说由帝国主义的侵入，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常以输出资本为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工资，都比较低廉，投资开发工业，可以多剥削剩余价值，资本家常争先投资于殖民地，故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此时不惟不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乃反常欲助成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如现在各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黄金满库，无地投放，常欲投资中国，开发实业，但它们对于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税制度，仍又不愿放弃，这又算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大矛盾。

　　第三，帝国主义是否维持中国封建势力，以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维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势力，藉以维持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地投资地的安全，此乃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一贯的政策。中国封建军阀，常受帝国主义的维持，这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中国军阀的循环战争，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大阻碍，这尤其是而且确是事实，故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虽不是直接有意地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间接无意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于帝国主义维持殖民地的封建势力，法人德列易说的最详，他说以前英法对于非洲等地，常以武力侵略，殊常经数年的战争，仍收不到美满的效果，最后始采取和平侵略的手段，即维持本地的封建势力，为最良的方法，现在各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都是采取的这种方法，兹将他的话录一段在此，以作证明：

　　“在亚洲的国家里面，没有某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然而只要不侵犯宗教的迷信，侵略是极易成功的。

　　“开始，欧洲人经营商业，以西方的珍奇的工业品，交换羊毛，其后，欲使之易于交易，乃建筑道路和铁路。设他们建议自己投资，则此种计划，更易成功；每种借款或特许的成立，另外，对于大臣，官吏和有关系的人，应附以赠品，——包含于发行费内。

　　“自然应当支付利息，因此，欧洲人建议设立关税，在他们自己的商品上，征收捐税，将收入的盈余，归之于君主，所以他也乐于承诺此种制度。设关税仍不足以支付利息，那末，就应该增加租税，由氏族缴纳；但是，总督经手征收，应留一部分作他的报酬。设氏族要抗税或反叛，那末，欧洲人就供给枪弹于君主，以巩固君主的权力。至于苏丹，只要他愿意，人们将以大炮和开花炮，替他组织卫队；并供给指挥官，指挥兵士，巧妙地使用枪械。设君主偶然表示了一点独立的意志，那末，迅速的军事的远征，同宫内的阴谋相结合，即足以由他的兄弟或侄儿，即代替了他。君主在欧洲人的新组织里面，不过为一个副署画诺的人罢了。

　　“于是欧洲人不知不觉地，即成为财政，行政和政权的主人了。但他们在表面上，丝毫没有改变旧有的组织，人民的风俗和习惯，以暴力侵略殖民地，常属不可能，因而遂代替以和平的侵略”。[34]

　　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封建势力，原在于维持商品市场和原料地投资地的安全，在中国封建军阀的混战中，其结果反陷于不安全，这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矛盾。

　　综观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的时候，亦有助长的时候。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固大部分为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发展，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程度，尚不止此，倘顺其自然发展的程度，无所阻碍，必然比今日高得多。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与日本同一个时代，然日本已到极高的程度，最后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能与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并驾齐驱，比之于中国，不啻有上下床之别，这是因为日本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尽其自然的能力，向前发展之故。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幕，与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用一个时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发展的程度，不及现在的中国，此由封建势力阻碍之故。十月革命后，彻底肃清封建势力，实行新经济政策，和五年计划，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为任何资本主义先进国所不及。故欲使中国生产力尽量发展，必彻底推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质言之，必工农革命胜利后，中国的产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产力尽量发展的可能。

1．中国农村经济


　　我们现在来讨论农村经济，此为中国经济问题争论的中心点，主张资本主义者，谓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支配农村经济，故谓城市即发展了资本主义，则农村的生产关系，亦必定要发生变化。主张封建经济者，则将中国与国际分开，将农村与城市分开，似若这两方面，筑的有万里长城一道，彼此绝对地互不侵犯，互不发生关系；帝国主义虽已侵入了，而农村的封建经济如故，城市资本主义虽已发展了，而农村的封建经济如故。究竟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且请马克思来证明，他说：“我们从此可以晓得，做资产阶级基础底生产和交换的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会里面的；这种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所由生产及交换的状况，就是农业和手工业的封建的组织，简括些说，就是财产的封建的关系，便不能和那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合，它们便变成了许多的障物，它们便不得不崩坏，结局果然崩坏了。”[35]我们这里应注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手段，发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状况，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封建组织，一定要崩坏，决不是城市资本主义发展了，农村的封建经济，仍然可以保存。马克思又说：“资产阶级现急激的改良了生产手段，又不断开拓了交通的利器，于是把一切国民，连极野蛮的也尽数的牵入文明队里，它那价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炮，中国城壁，为它所摧毁，极端排外的顽固的野蛮人，也只得为它所降伏，世界各国，因为要免得灭亡，都被迫得采用资本家生产方法，而将所谓文明的输入到它们的社会，使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要之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36]我们在此地应注意的，即是帝国主义的商品，是猛烈的大炮，中国的城壁，已被它摧毁，它努力于这种摧毁的工作，已过一世纪了，中国的封建经济，仍安然无恙吗？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也要跟着侵入，也要变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中国资本主义是这样发展了的，中国资本主义由这样的发展，将近一世纪了，犹可说中国资本主义尚没有发展吗？

　　由上述的意思看来，凡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就要摧毁封建经济，凡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的地方，也要摧毁封建经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在一世纪以上，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亦将近一世纪，现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已到了较高的程度，而犹谓为封建经济的社会，这当然不合于逻辑，但是，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怎样区别呢？我们必先知道了这种区别，然后就容易知道中国究竟是那样的经济了。

　　马克思说：“区别经济的各时代，不在于生产，而在于由甚么劳动的工具，怎样生产，劳动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也是在那社会关系中间，完成劳动的指示器”。[37]由这样看来，区别社会的尺度，在于劳动工具，所以马氏又说：“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主的社会，用蒸汽的磨子，就产生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8]然则蒸汽力的发明，就算是一件划时代的事件，未有蒸汽机以前，为手工工场时代，尚未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时代，自有蒸汽机以后，就是工业大革命的时代，即近代资本主义的时代。所以马氏又说：“于是又有蒸汽及机器出来，演了一场工业生产的革命，从此大规模的（近代产业），便取了手工业的地位，富豪的实业家，产业的总首领，近代的资产阶级，便把产业界的中等阶级降伏了”。[39]这更显然以蒸汽机的大工业，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手工业的中等阶级，为封建社会，自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有了资产阶级社会，有了蒸汽机的大工业，即代替了手工业，即是代替了封建经济，有了有产阶级，即降伏了中等阶级，即降伏了封建经济的生产者。中国现在蒸汽机的大工业，已达到何种程度，手工业消灭者几何？幸存者几何？能用于此作一明膫的观察，中国究为封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即可容易判别了。

　　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经济，即是自然经济，非商品经济，所以恩格斯说：“中世纪社会，细碎的小生产，生产机关适于个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细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为生产者自己所占有，生产是为供给生产者自己或其领主之直接消费，消费以外的剩余生产品，才拿去交换。这个剩余，用诸交换，就成了商品。不错，工匠自来即以为交换而生产为职业，但他们大部分，也在直接供给其消费，他们都有一小块土地，（田地和园圃）他们放家畜于公共的山林内，他们由此采伐供燃料和建筑的木材。妇女则纺纱织布等等，可见为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还在幼稚时代，因此交换有限，市场狭小，生产形式，是停滞不变的。每个集团，在其内部，为着排除其他集团之生产品的生产，组织起来；乡村中则为马克，城市中则为行会”。[40]这段话的意思，是怎样呢，谓封建社会的生产者，都是以供养自己及领主的消费为目的，生产的东西，既不是商品，以供他人的消费，自己的消费，亦不是依赖他人的供给，必到了有剩余的时候，才拿去交换，才是商品，但是，亦只很少的一部分，即手工业工匠，虽以交换为职业，然自己消费的东西，亦多由自己生产，所以他生产的商品，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市场狭小，有行会的限制，这救赎封建社会的经济组织。

　　现在我们把中国农村经济看一下，是否还是自然经济，是否被商品经济侵入，农村中所消费的商品，又是否是手工业的生产品呢？现在中国农村中，不独火柴，煤油，缝衣针等，完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去供给。尤其是衣著的东西，更差不多完全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去供给。所以中国近年纺织的发达，有一日千里的速度；以四川而论，重庆万县是大商埠，此两地均以棉纱商业为第一位。十年前，还可在农村的农人中，见着种棉花来供自己纺和织的事件，近年则绝少见着这等事件，即或由自己织，而所用的棉纱，必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品；而织布的工具，虽不免有旧式的，然也有很多是采用受过资本主义洗礼的新式工具。人类的消费，为衣食住三大项，农人的衣著一项，可说已完全受资本主义的支配。食物自然是农人的来源，然有时也要由市场供给；住室虽常由农人同工匠剪草，然也要常用由机器生产的洋钉。然则资本主义的生产，对于农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谓在农村经济中，无孔不入了。

　　除贫农而外，地主自然不消说，中农和富农的男女，都要穿机器袜子，洗澡要用洋磁盆，洋毛巾，肥皂牙粉，牙刷子。出门要用洋伞，有马路的地方，要坐汽车；有疾病时，要有用西药的。这一切的情形，尚不可以枚举，总而言之，现在中国农村自给的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已完全倾覆，完全由商品经济代替，完全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故中国现在的农人，非与市场发生关系，即不能生活，不能生产了。

　　据金陵大学调察江苏山西等省，二千余农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场购买各种物品的百分比，（1922—25年）衣服为百分之八一•七；器具设备为百分之九五•一；杂项为百分之九九•二；个人嗜好为百分之九九•七；生活改进为百分之百；医药为百分之百；燃料为百分之三；食物为百分之一六•八；总平均为百分之三四•一。[41]由此看来，农人的消费，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市场的商品来供给，除燃料食物两项而外，十分之九的消费物品，都是由市场购买；所谓农村的自然经济，尚残存几何呢？“中国各地农村，如上表的调查，总计由市场购买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点以上，比起欧美日本的现在，自然相差还远。美国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数，为五七•二％，日本在一九二四年，为五六%。但我们要知道美日是帝国主义，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来为革命而测验资本主义之发展，不应以帝国主义为标准，肯定我国目下还是一种自给的农业。只有资产阶级的学者，才想使资本主义发达完全，才醉心于美日的前途；而事实上，在江浙等经济中心区域，近年农村经济生活，由市场购买的份量，亦已达到美日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们认定中国农村生活，已发达到资本主义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42]

　　以上是由消费方面说的，现在再由生产方面看一下。农人的生活和再生产，都须由市场的商品来供给；但市场的商品，不但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它同时又具有交换价值。农人欲取得商品，必先支付交换价值，质言之，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数量；然则农人欲取得商品，必先取得货币；欲取得货币，必先生产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与具有货币而欲取得此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故农人此时，不独消费方面，成了商品化，而生产方面，亦不得不商品化，以受资本主义的支配。于是农人生产的目的，大部分都不能不是为供给市场而生产，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而生产。他们每年牧畜很多的牛羊，种植很多的桐子，桑树，茶树，麦子，豆子，棉，麻等等，都是为供给帝国主义原料而生产，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取的原料，不下数百种，都是由中国农人，视其土地之所宜而生产的。农人的此等生产，完全不是供给自己的消费，完全是供给市场的需要，质言之，完全是资本主义化的生产。

　　中国农村中，不独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生产和消费都成了商品化。且资本主义的生产，亦日渐发展，中国有一一二八个农业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资本，此固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标点。而农业机器的输入，一九一三年，为一一二，〇〇〇两；一九一六年，为二〇〇，〇〇〇两；一九二〇年，为一，〇〇〇，〇〇〇两；一九二一年，为二，〇〇〇，〇〇〇两。[43]此等数目，每年都有增加，即证明农村资本主义的生产，每年都有进步。

　　“至于中国农业经济中，很多地方，都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苏浙江福建一带，已实用蒸汽，甚至气电摩托与电抽水机来灌溉了。在常州一带，用电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约有稻田四万余亩。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机，以煤油和石油为动力的抽水机，此种抽水机，在五年前，已开始试用，一九二六年，仅在沪宁路一带，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几个工厂，差不多完全为此种抽水机而生产的。

　　“此外农业企业，亦日渐发展，舂米机器，多系英国产的。在扬子江一带，尤为推行。产棉区的榨油厂，日益发展，产茶区制茶企业之普遍，沿海一带，罐头和烟草企业之日渐发达，都是不可置辩的事实。

　　“如贩卖商人，经营农业的经济，在产米区最为发达，芜湖一县，为中国米粮出入最丰富的区域，那里有几十个代办的商号，在任何乡村内，都有贩米商人的足迹。在城内的谷物交易所内，有米多种，又有一定的价格，与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声气，秋收时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机器舂米，运往上海，芝罘，宁波，广州各地，转为销售。

　　“最后，豆，棉花，丝茶，桐油等等，销售尤广，大部都供应国际市场。

　　“中国农业经济之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国资本，参加中国农产品的制造，如山东英美烟公司的经营，便是用这种形式投资于农业经济。此外中国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我们也常可看见，广州米厂和糖厂，中国中部等处的棉田，都是列（例——录入者）证。……”[44]

　　这更足以证明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为根本消灭封建经济的利器。

　　我们由上面看来，已证明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自然经济，已倾覆了；农村不独商品化了，且资本主义的生产，亦逐渐发展了。概括地说，农村已受城市资本主义的支配了，普遍情形，原是如此。不过由反面看来，中国边远的区域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残留自然经济，自然也还不少。但是，此种残余的现象，任何国家都不免，不过只有程度之差罢了。我们在巴黎城中，也常见着封建时代的手工工人，法国农村中，仍残留有自然经济不少。所以列宁将苏俄的经济，分为“（1）家长制的经济，即大多数农民的自然经济，（2）小规模的商品生产，（卖谷物的农民，多属于此类，）（3）私经济的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五种后，他说：“然则那一种要素最为优势呢？在小农之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然成长性，最为优势，其中含有不能不优势的理由，是很明显的，农业家的多数，或大多数，是小商品的生产者。”[45]于此使我们发生两个注意点：第一，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是一个生产方法，第二，以最新的生产方法为领导。

　　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又说：“我们将亚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定为社会经济构成的如许多发展的阶段。”由此我们就知道生产方法，经过各阶段的进化，虽到了现代，仍有各阶段的残余。中国现在，虽已进化到资本主义的时代，然资本主义是由封建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当然尚有不少的封建残余；不但有此封建的残余，而苗民土司中，尚有古代共产主义社会的残余，然决不能因此即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生产方法，既不止一个，究竟以哪一个为领导呢？发展了新的生产力，才代替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日渐扩张，旧的生产力日渐摧毁，就生产力暂时的数量，虽或较大，而质量终属较小，当然以新生产方法为领导；故苏俄的经济，虽已小规模的商品生产者占优势，而以社会主义为领导。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不独形式上占了领导的地位，而实质上亦已占了领导的地位，故一切经济关系，都应以资本主义的法则来说明。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内，农业渐次成为产业的一部门，并且完全为资本所支配，地租也是这样。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凡土地所有权，处优越作用的地方，自然关系，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资本处优越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支配的作用，便转移于社会的和历史上所创造的要素。没有资本，不能够了解地租，但是，没有地租，却完全能够了解资本。资本便是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势力，它应当造成起点与终点，并且它的概念，要比土地所有权的概念之先发展的。”……[46]由这样看来，中国现在既是资本主义占优越的地位，占了领导的地位，统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势力；那末，一切经济关系，都应受资本主义的支配。农村经济中如土地买卖，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等等，均应以资本主义的法则来说明，才算合于马克思主义，否则即算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2．中国既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怎么尚有封建势力呢


　　我们在上面的结论是：中国农村的封建经济基础已倾覆，已受城市的资本主义支配。经济问题，是一种事实，在同一的事实之下，由同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即应归于同一的结论，不应发生对立的主张才合于逻辑；怎么中国现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或绝对地主张封建经济，或绝对地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如此南辕北辙，极端相反的主张呢？且主张资本主义者，在统计上，学理上，举出种种的证据，的确证明合于资本主义理论。而主张封建经济者，亦列出种种的事实，证明新〔社〕会上确有种种的封建事实。怎么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发生如此奇异的矛盾呢？我们不努力解决这种矛盾，中国经济问题，无论如何都得不着一个彻底的解决。

　　中国的封建势力，的确是一种事实，如李立三所举地主的剥削：“地主征收农民的农产品，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额以外的贡献；……三，徭役的残留；……四，地主统治农民的特权，……五，在社会关系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个等级。”……另外，他又说：还有许多特殊情形，为西欧所没有者，第一，土地的买卖，必须得宗族的同意；第二，中国特有豪绅等级，掌握乡村政权。此系关于地主方面的封建剥削。另外，他又举出封建军阀的剥削：“一，强迫征收农民极重的赋税；……二，军事劳役制的残余形式的存在；……三，分区割据的形式；……四，在任何一个军阀区域，都是极力保护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47]所有这一切情形，都是中国农村中显然的事实，亦是农民中最大的痛苦；设忽略这些事实，那末，在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两方面，都不免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

　　因为封建势力，是中国现在的确的事实，所以就是主张中国为资本主义杜会的人，也未曾完全否认这种事实，如杜洛斯基是站在资本主义一方面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但他仍没有完全抹杀封建势力，所以他说：“封建与半封建的关系，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其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时代所遗留的，一部分乃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农村人口过剩，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影响等等而新形成的。”[48]杜氏没有完全抹杀中国封建势力，比之于中国杜洛斯基派中有一些人，完全忽视封建势力者，要超人一等。不过他把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小视了，所以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遂不免完全陷于错误的结论。（此意不在此范围内，应在后面去研究）严灵峰君亦是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他亦没有完全抹杀封建势力，所以他说：“我们假如深入中国农村中去看一看，我们必定可以发现许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迹；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族长社会，纯封建式的地主；并且还可以遇见中世纪的人口买卖，大家族之畜婢养奴。此种制度，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并且有由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商品扫荡了农村之后，使农民趋于极端贫困，不但要出卖自己的田宅家具财产，最后为偿还债务，或履行宗族祭祀，还要出卖子女妻儿。许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权惯例；而今日军阀制度的存在，苛捐杂税，拉夫，勒饷，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遗孽。乡村中之一切风俗习惯，赛会迎神，械斗，私刑，以至于鸡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无疑地都是封建时代的残余。僧尼，道士，巫现，神君，地保，乡长，祭司，庙视，举，贡，生员，翰林，进士，随处都可以找到。”……[49]严氏这一段文，对于封建残余，还算形容尽致，他的结论，谓此种残余，在经济上不关重要，不能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转资本主义一天一天地要摧毁封建残余。他这种结论，在经济学上，完全对的；不过这种残余，多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物，它现在在中国政治上，尚有很大的关系，忽视了这种关系，在政治问题上，就不免要发生绝大的错误。

　　主张封建经济者，陈述出种种的封建事实，不能加以否认，主张资本主义者，亦承认封建残余，足见封建势力，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究应怎样来研究这个问题，才可得正当的解决呢？依我看来，第一，这是农村经济中的问题，我们应从农村经济方面去研究，第二，这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问题，应根据马克思主文的经济学来研究这问题。

　　列宁说：“马克良已经指出当资本出现于历史的舞台的时候，农业已经有了种种复杂的形态，——封建的，民族的，共同体的，国家的形态了；资本屈服了各种的农业形态，使它模仿自己的姿容，要理解，要评价这个过程，而统计的表现之者，必须提出各种问题，又须从各种问题，变更其研究的方法，或应从过程的各种形态，而变更研究方法。”[50]他又说：“在农业方面，资本主义的复杂的发展行程，惟有研究了农业的现实的各种特殊性之后，才能把握，然因为它有许多的特殊性，而就说农业决不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者，完全是不正当的主张。”[51]列宁说农业中有种种的形态，被资本屈服，我们研究农业问题时，须变更研究的方法，始能理解它的过程；在农业中研究了农业的现实的各种特殊性之后，才能把握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的复杂的发展行程。但农业仍然适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这是列宁指示我们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方法。

　　列宁称考茨基的“农业问题”一书，为“在三卷资本论之后，算是最新经济学著作中出色的一本。”[52]可见考氏对于农业问题的研究，有注意的必要。他说：“农业的运动，完全是特殊的，与工业资本及商业资本的运动，完全不同。”[53]列宁与考茨基，均不外谓农业问题，要复杂些，要特殊些研究，它的方法，不能与工业和商业，取同一样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对于中国农村经济，作一种特别的复杂的研究——此处只研究封建势力残存的原因，农村经济的重大的土地问题留在本书第七章去研究——然后才能解决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

　　马克思说：“这些生产关系底总和，构成社会底经济构造，即发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并适应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之现实基础。”[54]由此我们知道社会的经济构造，与法律政治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物，应各有区别；且经济构造，是根本的，上层建筑，是附属的；现在我们把日人杉山荣对于此区别所制的表，[55]列在下面，可使人容易明瞭。


　　由此我们知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的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应该谨慎地作严密的区别。若忽略了这种区别，那就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所以马氏又说：“在人类进化的一定阶段中，社会底物质的生产力，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则与他们从在内经营所依据之财产关系，——这不过关于同一事物底一种法律的表现，——发生冲突。由于这些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底发展形态的桎梏，于是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56]这一段意思，是马氏指示我们，社会的下层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即生产力常在进化，生产力进化到与生产关系不相容，即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进化，此时就一定要发生革命，所以我们应知道社会必不可避免地有革命的时代，这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时代。马氏又说：“因为经济基础底变化，全部无限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变化了”。[57]马氏的这几句话，是指示我们，凡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了，那末，上层建筑，自然也要随着变化，不过我们在此处最宜注意的，上层建筑的变化，不是同一个时候，它的变化，自然在基础变化之后，受基础变化的影响而变化；但是，或则很快地随着基础的变化；或则很迟缓，虽下层基础早已变化了，而上层建筑，仍迟延残存着，尚未变化，自然终不免要变化，但必须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始全部变化，起先，只少数部分的变化。因此上层建筑与下层基础，常不一致，常成为两种各异的形态，经过长期冲突之后，始变化达到一致。马氏又说：“在考查这些变化的当中，我们应该常常将自然科学的精密，所能证明底经济的生产条件底物质的变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术的，或哲学的诸形态，——要之即人类用以认识这种冲突，并打破这种冲突底意识形态，——作严密地区别出来。”[58]这是马氏教戒我们，应严密地用自然科学的精密方法，所能证明的，以区别上层建筑与下层基础，已算是十分注意地在叮咛我们了，无如现在一般马克思主义者，常把这个区别忽略了。

　　上面这些意思，即人人都知道的，所谓唯物史观的定律，凡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即应该彻底了解的，本用不着这样谆谆然来解释。不过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学上，发生了封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两派的争论，即由于没有彻底了解这种定律，竞公然违背了这种定律，才发生这样的矛盾，才发生这样极端相反的结论。这由于他们，或则不知道下层基础，——经济基础，常有变化；不知道此下层基础的变化，与上层建筑物的变化，应该有严密的区别。或则虽知道下层基础有变化，且已变化了；但不知道上层建筑物的变化，不是与下层基础同时变化的，它的变化，常要迟延一些时间。因此，他们或则认定上层建筑没有变化，以为下层基础，亦没有变化；遂按照上层建筑物的形态，以解释下层基础的状况。或则认定下层基础既已变化，以为上层建筑的形态，也必定同时变化；遂按照下层基础变化的状况，以解释上层建筑物之未变化的形态。于是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各走极端，绝对相反的结论。故我们欲分析他们在经济问题撒谎那个的这些争论，不能不先把这个定律，作一个稍详的说明。

　　中国数千年都处于黑暗的封建势力之下，封建势力当然异常浓厚，数十年前，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当然都是封建的。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资本主义未发展以前，中国的经济，当然是建筑经济，即自给的自然经济，和家庭工业手工业的经济占优势。下层基础既是封建的，上层建筑物，自不待说，自然亦是封建的。上层建筑物之一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是封建的，而上层封建之二的宗教，美术，哲学等意识形态，亦必是封建的。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已一世纪以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将近一世纪，封建的下层基础，确已摧毁；我们在上面已作了详细的研究，和事实的证明，已成为不可辩驳，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上层建筑物是怎样呢？是封建的吗？抑非封建的呢？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研究的问题了。以唯物论的原则说，下层变化了，上层当然也要变化，但它的变化总是在下层变化之后，决不能在下层变化之先。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封建经济，变化的事实，人人都可以知道，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所以这是不容否认或怀疑的事实。至于上层的建筑物，那就不然了，我们逐处都见着是异常浓厚的封建势力，虽因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关系，虽不免有一部分的变化，然而保持封建的旧势力未变化者，还要占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凡说到中国有封建势力，无人敢加以否认，李立三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所说的那一切封建剥削，完全是社会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们在前面摘录严灵峰叙述封建的那段文字，也是社会上的事实，只有遗漏了的，没有过于铺张了的；所以就是杜洛斯基，以左倾自居的人，也不敢否认中国的封建势力，足以证明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已成为铁案。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现在社会的下层基础，即封建经济已摧毁了；不过上层建筑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识形态，尚保存有很浓厚的封建势力。所以中国现在，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势力在当权，这是客观的事实，不能由主观的愿望去否认。

　　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资本主义发展了，既是资产阶级发展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必有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物，以适合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识形态，所以马克思说：“于是自由竞争，便来代替了它们的地位，适合这自由竞争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也就跟着出现，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也就跟着到了。”[59]他又说：“资产阶级发达一步，他们的政治上的权力，也便跟着发达一步。当初在封建时代，贵族掌权的时候，他们也是被压迫的阶级，在中世纪的自由都市里，他们便是个武装的自治的团体；有的变成独立的自由都市，（如德意）有的变成君主政治下纳税的‘第三阶级。’（如法）以后到了手工业时代，他们被封建或专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贵族的工具；且是事实上大王国统一的柱石。最后，自从近代的产业和世界的市场成立了，他们就成为资产阶级，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议制度国家的政权。近代国家的行政机关，只算办理他们公共事务的一个委员会罢了。”[60]由这样看来，封建时代的上层建筑物，是贵族政治，资产阶级当是被压迫的阶级，一到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就发展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也跟着发展了，且把持近代代议制度国家的政权；近代国家的行政机关，只是替他们办理事务的委员会，完全受他们的支配。试看中国现在是怎样呢？资本主义诚然发展了，资产阶级发展了没有呢？没有，它的势力微乎其微，尚在受封建势力的支配。近代代议制度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征，中国现在是否是代议制度的国家呢？中国的行政机关，是否受资产阶级支配呢？只要稍有心肝的人，都不能说中国现在的国家，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国家的政权，是由资产阶级在支配。所以中国现在社会的下层基础，虽已变化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了；而上层建筑物，仍没有完全变化，所以中国现在仍没有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权，仍由封建势力在支配政权；至多或由封建势力和资产联盟在支配政权罢了。

　　马氏又说：“从历史上看来，资产阶级也有过革命的功劳，资产阶级得了权势，那封建的，家长的，田园生活的种种关系，便到处被它消灭了。结合人和它的生来的上层的封建的线索，也被它尽情地剪断了。人和人中间，除了明目张胆的，自利刻薄寡情的，金钱主义外，再也找不出甚么别的联结关系，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无数永久特许的自由，换了单纯的无理的自由，——自由贸易；总之，资产阶级，是将从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具的掠夺，变成赤条条的，没廉耻的，迫切的，残忍的掠夺。”[61]马氏这段话，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替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现在，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怎样呢？是封建吗？抑是资本的呢？自帝国主义侵入和资本主义发展以来，近代科学思想和资产阶级意识，自然也跟着侵入，以摧毁封建意识，以变化封建意识。但被摧毁被变化者，仅一小部分，而封建时代之神权玄学的思想，孔教的阶级观念，宗法思想，及封建社会的一切风俗习惯，仍然保存者，尚异常浓厚。除工业的大都市而外，不独农村是这样，即很多的城市，亦是这样。这又证明中国的下层生产关系，虽已变化，而上层建筑物的意识形态，仍没有完全变化，仍受封建势力的统治。

　　上层建筑物自然是跟着下层基础变化，但它怎样跟着变化呢？变化的次序是怎样呢？只要我们把资产阶级出世以来的历史知道以后，就可以知道这种变化的次序了。自蒸汽发明和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就露头角了；他们首一步摧毁城市的行会和手工业，农村的自然经济，代以大工业和农村商品化。更进而夺取世界市场，使殖民地资本主义化。他们要达到这种目的，都须国家替他们去执行；此时国家政权，当在封建的贵族手中，贵族的经济基础，是农村的封建经济；当然与资产阶级立于利害冲突的地位。于是资产阶级，或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如法国；或由议会和平的手段，如英国；将政权夺取过来，使完全受他们的支配，务使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不独需要资本，并又需要科学；于是国家在城市设立大学，专门院校，和厉行普及义务教育，人人都能读写。新闻事业也异常发达，人人都能读报，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状况，都载在新闻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凡新闻中载有本国的和世界关于他们的事件，都要责令国家负责去办理，科学和教育，既发达了，于是神权的玄学的思想，就不相容了；所有封建时代的一切风俗习惯，和宗教观念，都竭力摧毁，期其消灭无遗。

　　资本主义发达后，交通亦随着发达，城市与农村的交通，密如蛛网，顷刻即可往返；农人的消费和生产，既已商品化，自然要随时来往城市。城市工业发达，人口增加，农村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亦随而增加。农村工业化，农人生产的数量，自然也要增加。于是农人的生活，异常充裕，既有资财，常需要到城市去实行交换，而又有间暇，常需要到城市去图娱乐。因此，常与城市资产阶级周旋；城市资产阶级，既常留心于国家政治，而又奥伏赫（原书如此，猜测为often——录入者）变了封建意识，农人亦因而亦留心与国家政治——知道国家政治，密切地关系于他们的生活，——奥伏赫变了封建意识，且又常有工业资产阶级，住于农村，或他们的亲族戚友住于农村；于是他们遂常注意增进农村文化，农人的经济状况，既已进步，他们也有资力增进文化，且需要增进文化。因此，农村中的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游戏场，体育场，亦如星罗棋布。由是农村中的文化，虽不及城市，然而亦未过于落后。此其所以各帝国主义国家，农业已工业化，农村已城市化；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未曾判若鸿沟，未曾筑有万里长城。此其所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封建势力，消灭得异常迅速，下层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物亦随着变化了，资本主义发展了，资产阶级亦同时发展了，而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亦跟着发展了，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完全不同。我们若忽略了这个不同之点，那末，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观察，就不免要发生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既已百余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亦将近一世纪，所以社会的下层基础已变化了，而上层建筑物，则尚没有完全变化，尚残留很浓厚的封建势力，这是甚么原因呢？此即由于中国系半殖民地和受帝国主义统治之故。

　　中国封建经济被摧毁的第一力量，为对外贸易，据海关报告，一九二九年，中国的进口贸易，为十二亿六千五百余万两，出口贸易为十亿一千五百余万两，合计对外贸易总额约为二十二亿八千一百余万两，合银币三十四亿二千余万元。以这样巨大无比的力量，向着中国封建经济，朝夕不断地摧毁，那怕中国的封建经济，有万丈高和厚的铜城铁壁，经过这百余年的摧毁，也要被帝国主义的商品，摧毁的毫无痕迹。何况帝国主义的商品，价廉物美，受一般人的欢迎，无所抵抗呢？此其所以自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以来，中国封建经济的手工业，家庭工业农村自给经济，遂如山崩地裂地，日趋于倾覆，迄今只余一点残余，几将达于完全消灭了。

　　中国的封建经济，诚然被帝国主义商品摧毁了，但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其影响如何呢？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此十二万万余万两的输入，除极少一部分原料和机器，是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输入外，其余的大部分，都是 外国工业制造品，且多系个人消费品，很少生产消费品，因此，只算是摧毁封建经济的动力，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故外国商品的输入，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虽不能说无影响，然而影响极少。至于输出品，中国工业比较落后，制造品虽也有输出的时候，然而极少，十之九以上，都是原料品；此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很少关系，只算对于摧毁封建经济有绝大的力量。中国农村，现在自然有很多的消费品，是由蒸汽机的大工业制造的，自然是受了资本主义的支配。农村中所生产的原料，也是供给蒸汽机的大工业的制造，自然也是要受资本主义的支配；然而是供给外国蒸汽机的大工业的制造，仍是受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支配。[62]此两方面，算是摧毁中国封建经济的最大原因和动力；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关系甚少，仅于交通运输，扩大商业，扩大买办阶级方面，有相当的影响罢了。

　　第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未达到最后阶段，然而亦有了相当的程度，这是我们在上面由统计数目证明过的；如此，则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应有相当的发展，足以掌握政权，克服封建势力。但我们又在上面，由统计数目，证明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外国占十之六七，中国只占十之二三。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能力，异常薄弱，不能独立掌政权；只能投降于封建势力，或与封建势力联盟，以维持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的富力亦有限，不能供给较多的经费，扩张科学和教育，克服封建意识。任何国家，农村常受城市的领导，中国城市资产阶级，既如此怯懦，如此萎靡不振；农村资产阶级，更不能有所作为，不能发达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责任，更奴颜婢膝地，曲服于封建势力之下。此其所以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即封建经济，虽已摧毁，被资本主义代替，而上层建筑物，即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仍受封建势力的支配。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半殖民地和受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不明白这种特征，对于中国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绝不能有任何的暸解。斤斤然分别中外资本主义，洋土资产阶级，固然是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者的事件，不是无产阶级的责任。无论中外资本主义，洋土资产阶级，固然都是无产阶级的同一的敌人，应该加以同一的看待，无所用其区别。但是，我们欲彻底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成分，不注意帝国主义，不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数量上，作一个测量，那末，决不能达到圆满的目的，所得的结论，定将是绝大的不可恕的错误。因此，我们的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者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他们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是为他们的阶级的利害，我们之区分中外资本主义，乃在于藉此使彻底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比量，以便为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建立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故我们对于中外资本主义，有时不应区分，应同一看待，有时则又不可不区分，以别真伪。若以区分中外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者和爱国主义的事件，我们遂因噎废食，完全不许作此区分，那末，这又不免陷于教条式的机械唯物论，而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

　　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中国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大工商业，皆偏于东南，而西北的大工商业极少，差不多等于没有，如四川为交通较便利，财产较丰富之区，轻工业发展如纺织的大工厂，亦没有一个，西北工业之不发展，已就可以想见。故西北的下层基础的封建残余，较东南为甚，而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更较东南为甚。所以中国近年的革命运动及政治变迁，常由东南领导西北，而西北几别为一天地，大类于欧洲的东南。

　　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农村的上层建筑物，究竟是怎样情形，中国的农民，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识字，他们幸而受教育识字者，亦不过三字经，百家姓，孔孟四书，绅士的子弟，或多受一点五经罢了。这完全是封建教育，自然也有采取新式教科书的国民小学，但教员既没有充分的常识，而家庭和社会的环境，复无处不是十二分浓厚的封建意识。故布尔乔亚的意识，很少侵入农村。所以农人富于神权思想和命运观念，信仰一切的神怪，只希望神怪保佑他们，免灾纳福，他们不独视贪官污吏，有很好的命运，羡慕他们；并视土豪劣绅，都有很好的命运，要羡慕他们，恭敬他们。至于大军阀，更视为天上的神仙下凡，故十之八九的农人，都希望再有皇帝出现，天下才得有太平。他们自身受土劣贪污，封建军阀的剥削，和凶年天灾的痛苦，都以为是由于他们的命运，应该如此，上天注定了的厄运。这真是受了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封建教育。他们决不敢说一句反抗有权势的人的话，不知道现在的政府，是干的什么事，不知道政府同他们发生了什么关系。科学本可以破除他们这一切观念，但他们很难有接受科学知识的机会，西北的农人，自然没有见过铁路，乃连轮船亦少有人见过，他们几乎完全是无怀氏葛天氏的逸民。他们的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虽然如此，然而他们的经济生活，却又是资本主义化了，这种矛盾现象，就是中国的农村状况。

　　我们在上面已将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转变的事实，上层建筑物，没有转变的原因，已有较详的证明，想来读者已可以明白这种意思了。本来这一切的事实，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人都见着，都可以知道的，怎么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极端相反的两派，或主张封建制度经济，或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呢？这种原因，我已在上面说明过一次，这就由于他们没有彻底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的定律，第一，他们没有注意将社会的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物，严格的区别清楚。第二，他们没有知道下层基础物和上层建筑物的转变，不是同时进行的，上层建筑物的转变，有或迟或速的不同；所以下层基础物虽已转变了，而下〔上〕层建筑物常暂时没有转变。因为他们没有注意这两个定律，所以才发生两派极端不同的主张。

　　我们把他们两方面的理论，对照着一看，就觉得主张封建经济的，在政治上的理论和策略，多合于中国的事实，而在经济上的理论，就不免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据，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主张资本主义的，在经济上的理论，固然异常漂亮，富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不过依据他们的经济理论，所发生出来的政治理论和革命策略，就不免不合于中国的事实且亦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了。这就由于他们或则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物（所以他们在上层建筑物的理论，多合于中国社会的事实），遂依据上层建筑物以说明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或则认识了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所以他们对于下层基础物的理论，不独合于中国社会的事实，尤其合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遂根据下层基础，以说明中国上层建筑物；他们都只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半截，都只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半截，他们都只算是半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不是整个的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主张资本主义者，以为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既是资本主义了，遂以为中国的上层建筑物亦必是资本主义化。于是就由他们主观地认定中国已有了强大而独立的资产阶级和由资产阶级独立支配的政权，似若中国无处不是资本主义了。主张封建制度经济者，以为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物，既是封建势力了，遂以为中国社会的下层基础亦必是封建制度的积极，于是遂谓农村完全是自然经济城市不是以支配农村，似若中国全社会，无处不是封建化，他们两方面，都太机械了，都只算是机械的唯物论，不是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根据下层基础说明上层建筑物，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通常资本主义的国家，本应遵守这个原则。不过他们没有顾及上层建筑物的转变，有或迟或速的关系，只算是机械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陷于机械的唯物论，非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上层建筑物说明下层基础，不独是机械的，非辩证法的，且违背了马克思说的“我们不能本着变革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变革时代；反之，这个意识，毋宁从物质生活底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现存的冲突来解释。”[63]那个定律，这算是黑格尔倒〔创〕立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颠倒了。故他们除了是机械的非唯物辩证法的而外，更多了一层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至于著者证明中国的下层基础转变了，上层建筑物尚没有完全转变，仍是由下层基础去证明的。即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去证明的，并不是截然分成两段去证明的。不过机械的唯物论者，只知道机械地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照通常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地去解释，不知道以唯物辩证法地去解释，他们只知道是——是和否——否，不知道是——否和否——是，才陷于他们那种的错误。

　　社会的下层基础，已转变到资本主义，而上层建筑物尚滞留于封建势力，中国的事实，既是如此，根据马克思的学理，亦应如此去解释，而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亦多是由如此的经过。二十世纪初期的俄国，列宁已证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然而他对于当时的俄国之上层建筑物，仍认定是封建势力，所以当时布尔塞维克，认定工农民权革命的主要的敌人，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中国现在应认定代表封建势力的军阀，为工农民权革命的主要的敌人，方算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两个策略”，中心问题，是临时革命政府，因为要推翻封建势力的沙皇，才能实现民权革命，故不能建立临时革命政府）不但俄国是如此，法国自一七八九年，即实现了土地革命建立共和国家，即算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了。然而自拿破仑至波拿怕特，法国的上层建筑物，又经过几次的封建复弼〔辟〕，在十九世纪中叶，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德国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了。然而德国此时的上层建筑物，不独是残余的封建势力，并且是整个的封建制度。此时的英国，亦是贵族院占优势，即上层建筑物仍是封建势力占优势。但它们此时的下层基础，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的，可见中国现在的社会这种矛盾的发展不一定完全是例外或特殊的。

　　只有上层的封建建筑物，没有下层的封建基础，（下层基础既已转变成资本主义，上层残余的封建势力，不独是矛盾的，且又是冲突的）此等社会，必定随时都是动摇的，随时都有政变，随时都在发生革命。十九世纪上期的法德，是如此，廿世纪初期的俄国，亦是如此，近二十年的中国，更是如此。且现在不独中国是如此，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欧洲东南各国，南美各国，都是如此。皆因帝国主义的商品，在此等地方，摧毁了下层基础的封建经济，只残留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于是这些国家，都是些没有基础的封建统治成为空中楼阁的上层＜建＞筑物，当然随时都在动摇，随时都有政变，随时都在发生革命，所以中国的革命，是必然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亦是必然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是必然的。它们的革命的胜利亦是必然的。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但是变态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无产阶级已发展了，只残留上层建筑物的封建势力，此即为半殖民〈地〉的特征，帝国主义统治的特征，因我们已证明资本主义发展了，无产阶级已发展了，所以我们应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民权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不然，倘主张封建经济，此不独与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民权革命是矛盾的，而与主张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更是矛盾的，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主张封建经济者，同时复主张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以什么作根据，得出如此矛盾的结论，如俄国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几个月的转变，当几十年，由八千余的布尔塞维克，转变到十余万的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在苏维埃中，由少数转变到多数，主观的条件，由如此迅速的转变，是可能的；但客观的物质条件，不是几个月可以转变的。试问主张封建经济者，有什么魔力，可以由封建经济，几个月就由空中楼阁，转变到非资本主义了呢？这样的推理，实在令人百索不解，故中国现在，不独事实上已证明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而革命的理论上，亦应证明是资本主义，一切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才有根据，方合于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任务。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过了辩证法的发展，譬如主张封建经济者为肯定，主张资本主义者为否定，我的研究——变态的资本主义，即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则为否定的否定。这又譬如由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转变为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由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是一样的情形。

3．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学批判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故土地问题，亦为中国经济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兹将拙著——怎样干——第七章土地问题中，摘录一段，附在此章后发表，以补充此章中不足的意思，以下即是在土地问题中摘录来的一段：

　　中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无论封建经济派，无论资本主义派，都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主张封建经济者，把资本主义完全抹杀，专站在封建经济的立场，眼中只看见一个封建关系，于是凡中国社会中，无事无物，不是封建的，逐处都给以封建的口号，逐处都以封建的关系来解释。不知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封建经济，只是一种残余，一天一天地逐渐减杀，逐渐消灭，惟反动的保守派，终日顽固地向后看，才斤斤不舍地，留恋于此种日渐消灭的残余。无产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应该向前看，无产阶级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立场，毫不容怀疑地，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资本主义方面研究，凡马克思主义者，无不竭力阐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凡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目的，专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因此，凡离开资主义，即等于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离开资本主义来谈经济学，即等于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者，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

　　资本主义产生于封建的废墟，在资本主义的时代，自然不免尚存留不少的封建残余，但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且不应因此种封建残余，而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而即离开资本主义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资产阶级在掌握权力，不过百年的时期中，”然则在发表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资本主义的时期了，我们现在姑且退一步，只认定发表宣言时为资本主义的时期，然而在此时期，欧洲的封建势力，比中国现在还浓厚得多。我且举出几种事实，请读者去看一下。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上说：“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农民，形成法国人口的大多数。在全国中，他们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状况中，但相互间很少发生关系。他们的生产方法，使他们隔离，使他们不能互相交通，这个隔离，因法国交通手段的恶劣，与农民的困穷而更厉害。他们的耕种极小，因之没有应用分工劳动，科学耕种的机会，所以在农民中，不能有进化的层次，技术的差异。社会关系的财产，每一个农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给的，大都〔部〕分的需要品，生产于自己的土地上，就这样使它多半是与自然交换，而不由社会的交通机关，以取得生产的资料。所以在这里有一小块土地，有一个农户和他的家庭，在那里有另一小块土地，有一个农夫和他的妻与子，由几十个这样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几十村又集成一县。”——圈是著者加的——[64]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的农村状况，请问中国主张封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姑且这样称呼，其实站在封建经济的立场，已经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了，——你们把中国现在的农村状况，与法国当时的农村状况，两相比较一下，究竟那一个的封建势力浓厚些呢？我看法国当时的农村，无论由经济关系方面说，由上层建筑物方面说，都比中国现在的封建势力，还要浓厚得多。然而马克思绝不因法国的农村，尚残留有封建关系，而即离开资本主义方面，趋向于封建经济的地位，来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见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即使尚残留不少的农村封建残余，仍无稍妨害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去研究经济问题。

　　不但法国如此，德国的封建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才废止，（但实质上尚没有完全废止）[65]共产党宣言所指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德国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在一八四八年，德国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且把“德国共产党的要求”关于农业政纲，摘录两项来作证明，“第六项，从来课于农民之上的一切封建的负担，如租税，力役，十分一税等，均不须补偿而即废止之。第七项，君侯所有的，以及其他封建的领地，一切矿山，矿坑，都收归国有。……”[66]请读者看一下，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德国，不独尚残留有封建势力，且尚残留有整个的封建制度。然而马克思此时，绝不因德国的封建制度，而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发挥封建经济的关系，不，绝不，他完全是相反的，完全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竭力发挥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间相互的关系。可见即使在封建制度的国家中，只要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亦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不应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留恋于残余的封建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即站在资本主义方面的，仍不免同站在封建经济方面的一样，陷于同一的错误，即同陷于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他们以为既站在资本主义方面，逐处均应由资本主义去解释，乃连农村经济，也以为逐处都应由资本主义去解释，逐处都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决没有残余的封建经济的关系了，遂硬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租佃关系，和地租关系，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绝对不是封建的关系。

　　试问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不是主张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应以农民为唯一的同盟者呢？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同盟者之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在于帮助它，谋经济上的解放呢？欲为同盟者谋经济上的解放，乃对于同盟者的经济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反为封建势力作辩护，这也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对于同盟者应有的态度吗？这也只有托洛斯基派，否认农民在革命运动上的作用，才有这样违背事实的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分析——我们应把本章中驳托派关于地租的错误，附录一小段在后面，读者始易了解上面这两段的意思。

　　凡马克思主义者，固然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作经济的分析。但不能因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分析经济，即绝对不应说明封建经济的关系，完全否认封建经济的关系了，所以著“资本论”的马克思，在著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时，仍不妨描述法国农村中的封建经济的关系，在作“德国共产党的要求”时，仍必须替农民提出废止封建制度的纲领。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在第三章中，仍不妨证明封建残余的工役制。[67]列宁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在欧洲的文明的近代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佃农，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的，是半封建的，半奴隶的佃农。”[68]列宁自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来必不因他证明了封建经济的关系，即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乃是相反的，反因此证明他是辩证法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别于机械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

　　“生产品的地租，各种经济，以及其落后地租的形式，在某种条件下，纵使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亦可于残废了的生产方法之残余的性质中生长着。一九一〇年，在北美合众国，曾有百万以上的黑奴佃农。南美黑奴佃农的形式，是废除农奴的结果发生的，但结果农奴并没有完全废除。此种黑奴佃农，‘曾是发展于俄国式的完工的制度，即所谓佃奴的基础之上。’[69]可见在资本主义最高度的发展，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的美国，仍残留有封建经济的残余，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分析经济，即应否认此残余的封建经济，或用资本主义的法则，机械地去解释此种残余的封建经济，以主观的人为的，证明它是资本主义的；亦不应因残留有此种封建经济的残余，即站在封建经济方面去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主张由封建经济支配社会经济的全体。必如此立论方不失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最可怜的莫过于他们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要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死公式底范围。主张封建经济者，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期必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公式范围，无论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底公式去解释，不管社会的事实是怎样，是封建的关系，也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封建的关系，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说是封建的关系。因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于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封建经济的死公式。至于社会的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问题，是不关重要的事件，他们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主张资本主义者，亦预先规定一个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死公式，使中国社会中一切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期必曲就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公式范围，无论在经济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须拿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死公式去解释；不管社会的事实是怎样，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说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因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于他们的机械的主观的资本主义底死公式。至于社会的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问题，是不关重要的事件，他们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所以他们这两方面，由中国经济上和政治上分析出来的理论和策略，大多数不是社会的事实，不是合于社会的事实，只是他们主观的幻想和机械的公式。凡这一切，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发明出来的，妙尽天下的，唯一的，妙极无疆的革命理论。“倘警察不禁止人在街市发笑”（列宁），那末，俄国的无产阶级听着如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定要在街市中发出几天的大笑。

　　现在我们又把驳托洛斯基派关于地租的错误理论，附一小段在此：

　　在现在的中国，严灵峰和任曙两君，算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中的凤毛麟角，他们两人，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都有相当的贡献，他们把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统一地研究，证明城市的资本主义，已足以支配农村经济，这是对的，这算是抓着了经济问题的重心。不过他们仍不免陷于机械的唯物论，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辩证法的研究问题。社会中任何问题，都有统一与对立，普遍与特殊等相互关系，我们研究问题时，从统一和普遍研究后，仍须从对立和特殊方面去研究，然后才知道它们彼此相互的关系。他们知道注意统一和普遍，常忽略对立和特殊，遂不免发生了极大的错误。严灵峰君对于地租问题，也由这种关系发生了错误，。他以为资本主义，既支配了农村，则农村中所有一切经济关系，都是资本主义了，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的，——他与李立三一样，由封建经济出发，遂觉得全中国，无地不是封建关系，逐处都由封建关系去解释，他在他著的“职工运动概论”上，论工人待遇时，也屡说封建剥削，封建待遇，每一个人，得着了一个法宝，就以为是万应灵药，逐处都拿去应用，——他由这一点出发，关于地租问题，亦由这样去解释。

　　所以他说：“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货币）剥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70]我们已在上面证明中国多数地租，不论形式或程度，都不只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并剥削了农民的工资，不但工资，并剥削及资本的利息和企业的利润之一部。严氏说的地租不是中国事实上的地租，只是严氏主观上幻想的帝国主义国家内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地租。严氏又说：“至于这地租，由农民看来，就是他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不过这种剩余生产物，是他自己之社会必须的剩余劳动所造成的罢了。”[71]噫！中国的地租，既剥削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或七十，尚只是农民的剩余生产物，由他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吗？那末，我请问，农民作工比城市工人，加倍的勤劳，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加倍的恶劣，他还要受高利贷的剥削，因而破产失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严氏又说：“佃农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则地主绝没有强迫农民佃地的可能，这种佃农与新式地主之间，无论如何，在名义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双方同意为前提。”[72]严先生是深瞭解马克思主义者，难道没有瞭解马克思说：“社会关系的综合，构成所谓现在的私有制，超乎此关系，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便只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律的骗局。”这几句话吗？严先生在此地也不免太拘于形式了。

　　严氏又说：“至于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这并不足以证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要比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为重，资本家所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常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73]严氏在此处，更有重大的错误，不知地租，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佃农具有企业家的关系，他自有工具和资本。工人的工资，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单在于工资和剥削的关系；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百分之五十以上，只是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只是剥削工人每日的劳动生产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于佃农剥削到百分之五十或七十，那就大不同了，乃是剥削农业的总收入百分之五十或七十。此不单是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乃是对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以及利润底比例。故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只是剥削剩余劳动的剩余生产品，至多不过必须劳动的必须生产品底一部；而中国地主，现在对于佃农的剥削，不止剩余生产品，常剥削及必须生产品的一部，且不止于必须生产品的一部，并剥削及资本的利息和企业家的利润。有时并剥削到佃农的资本。这种区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是十分之五，一个是百分之五。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迥然不同，怎能说是一样的呢？严氏横直机械地要替封建剥削辩护，要把资本主义的法则，普遍地应用到农村经济方面去。才陷于融九州之铁铸不成的一个如此的大错。

　　上面这两段摘录的文字，读者见了，一定觉得首尾不贯，莫名其妙。但此种片断的摘录，莫可如何，必俟将来将土地问题全章发表后，始能使读者暸解作者完全的意见。

（录自《读书杂志》第一卷第4、5合期，1931年8月1日出版）




[1] 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0。

[2] 同上注，p.141。

[3] 同上注，p.143。

[4] 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5。

[5] 商务印书馆，中国年鉴。

[6] 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7] 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8] 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状况及工厂生产统计报告——此数恐不确——著者。

[9] 同注[6]

[10] 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11] 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312。

[12] 同上注，p.165。

[13] 同上注，p.166。

[14] 同上注，p.167。

[15]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p.101。

[16] 郎醒石等编译，法国革命史下编，p.31。

[17] 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18] 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47。

[19] 同上注，p.148。

[20] 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智识分子，因俄国是农业和农奴制的国家，常有农民的暴动，因而偏重农民运动，忽视工人无产阶级，故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请参观包泼夫所著俄国党史。P.9至p.128。

[21] 万译，俄国大革命史，p.13至p.14。

[22] 任著，中国经济研究，p.304。

[23] 卢实斯坦著，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见同上注p.305。

[24] 同上注，p.305——308。

[25] 新思潮第五卷，潘东周著，中国经济的性质。

[26] 新思潮，第五册，向省吾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经济。

[27] 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

[28] 同[26]

[29] 同[27]

[30] 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

[31] 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p.1。

[32] 共产党宣言。

[33] 李立三著，中国职工运动概论。

[34] 德列易著，两个欧洲，p.150——151。

[35]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36] 同上。

[37] 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

[38] 哲学之贫困。

[39] 共产党宣言。

[40] 恩格斯著，宗教哲学社会主义。

[41] 任曙著，中国经济研究，p.188。

[42] 同上，p.191。

[43] 动力，第一期，严灵峰著，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

[44] 动力，第二册，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40——41。

[45] 列宁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p.5。

[46]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评〔判〕导言。

[47] 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李立三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p.63——78。

[48] 杜洛斯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p.70。

[49] 动力第二期，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4.3。

[50] 列宁著，农业的资本主义。

[51] 列宁著，十九世纪末叶的俄国农业问题，p.71。

[52] 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

[53] 考茨基著，农业问题，p.174。

[54]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序言。

[55] 杉山荣著，社会科学十二讲，p.350。

[56]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导言。

[57]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批判导言。

[58] 同上。

[59]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

[60] 同上。

[61] 共产党宣言。

[62] 我的乡村，是生产桐油的地方，近年因金价的关系，桐油滞销，桐油商业的买办破产，生产桐子的农人也破产，今年上海百余家丝厂的破产，江浙两省养蚕的农人，当然亦将破产。这是中国自然经济摧毁后，受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主义支配的明证。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64] 马克思著，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译本，p.167——168。

[65] 见威廉•科因斯特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问题。

[66] 马克思著，德国共产党的要求。

[67] 参阅列宁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p.207——228。

[68] 列宁全集，第九卷，p.192。

[69] 马扎亚尔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p.303。

[70] 动力，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33。

[71] 同上注，p.34。

[72] 同上注，p.36。

[73] 动力，严灵峰著，再论中国经济问题，p.59。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