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1984）
中国经济的性质
潘东周
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性质问题。我们之所以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整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在了解一切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事变中，他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关系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怎样将他正确的运用于中国的实际生活上，则必要从这一个问题作根本的研究。
现在关于中国经济性质的问题，已经表现了很多的奇怪理论，有些是值得争论的问题。在我这一篇中，我将说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阶段，说明在目前这一阶段中的性质，我将特别指出中国经济之封建关系问题。
一 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
现在中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有人回答是资本主义的。假使反问：目前全国的近代的新式技术的产业，在全国经济比重上都非常弱小，为什么能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则必然有人回答说：目前中国虽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站着统治的地位，是商业资本主义已经消灭了封建势力，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同属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关于这样的意见，我们曾看见过这样的文件：
“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而且，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他却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的打击，……变成残余之残余。”（陈独秀）
若要用通俗的话来说，则这些话之意义便是：“中国很早便有了商业资本主义，他已经破坏了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关系，又加以最近的政治变动，则封建关系已经成了残余之残余，在经济及政治上将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国家。”
关于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分几个问题来回答。首先说在中国历史上之商业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的问题。
中国历史上，很早便看见了商业资本主义，这个事实是谁也不否认的。但问题是在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封建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首先应当明瞭商业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
商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他并不代表一个经济社会制度，因为商业资本主义并没有一种为自己基础之特殊的生产关系。
商业资本的作用是什么？很显然的，商业资本是一种交换的媒介，他可以在各种生产方法之下存在着。或者的〔是〕奴隶的生产，或者是小农的生产，或为小手工业者的生产，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些时候，每个生产者自身，一定可以造出比较多的生产品，超出其自己的需要，而将剩余部分的生产品变成商品，交给流通的过程。商业资本就是在这种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媒介，他是不问什么样的生产方法的。究竟商业资本的范围有好大；究竟有好多生产品流入于商业的流通中，这个问题是要以当时的生产方法来决定，商业资本自身并不能决定的。商业资本本身既不能代表一定的生产方法，则他的作用便是随着生产方法而转移，因此他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制度。
因为是这样，所以生产方法能支配商业资本，但商业资本并不能支配生产方法。马克思关于这一点曾有很详细的说明：
“当十六世纪中叶及十七世纪一部分时期中，商业突然的扩充和新世界市场的创造，对于旧生产方法的崩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兴起，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然这却是在已经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出现的。世界市场自身构成这种生产方法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以继续扩大的规模而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驱策世界市场不断的扩大。所以此处不是商业不断使产业革命，但〔而〕是产业不断的使商业革命。”（译自德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第二十章，中文见博洽德《通俗资本论》第二十一章）
马克思在这一段话上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不是商业不断的使产业革命，而是产业不但〔断〕使商业革命。”只有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法的改变，可以改变商业资本主义，而决不能发生相反的作用。所以若有人以为中国长期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便可以消灭或削弱封建的关系，这便完全是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什么是封建关系呢？封建关系乃代表着一定的生产关系，他建筑于一定的生产方法之上，只有生产力的变更才可以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商业资本无论如何发展，无论如何长期，假使在封建关系下面的生产力不发生改变，则这个生产关系不会根本改变的。什么条件才能改变封建关系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呢？只有工业革命。因为只有工业革命才是生产技术上的转变，只有这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使封建关系逐渐成为“残余之残余”。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固然发展得非常之早，并且程度很高，但商业资本终是不能支配生产方法，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也因此不能使中国的封建关系“实质上已久不存在”。
所以商业资本的长期发展，并不能推翻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
二 商业资本与封建剥削的相互关系
商业资本不但不能推翻封建关系，并且，初期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一方面固然破坏了纯粹的封建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在旧有的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反而更残酷的剥削农民。所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更加紧了经济关系上的封建剥夺，直到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为什么呢？
当着纯粹封建制度的时候，在极端落后的农业技术之上建筑了封建主对农民之强迫劳动的剥夺。这时封建主或者强迫农民为地主耕作“公田”，或者用直接的农奴形式，强迫农奴为地主作无代价的劳动，或者施行各种的工役制度，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剥夺者对于生产者的剥削终是有限的。因为不论任何残酷的封建主，他对农民施行极残酷的剥削，但他必定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便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需要，封建主可以非常奢华的享乐，他必须向农民掠夺大批的剩余劳动及其生产品，但若超乎其极其奢华享乐的受用以外，他不会再多多益善的向农民强求，因为太多了是没用的。但是，自从商业关系扩大发展了之后，首先商业化的便是封建主。封建主可以将自己由农民那里取得的掠夺品，经过商业资本的流动而采取其他的东西，并可以金货币的形式将他储蓄起来。这时候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便没有限制了，这时候他便要极尽一切剥削的可能。从前的生产是为的使用，封建地主为掠夺使用价值而剥夺，这不〔还〕有一定的限制。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主不仅需要向农民那里掠夺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品，现在即使对他没有使用价值而有交换价值，封建地主也一样的要加紧刹〔剥〕夺。由这一形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他不独不能改变从前的生产关系及生产方法，反而在旧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之下更加紧的扩大对农民的剥削。
我们可以举出各国历史上的实例来。俄国的农奴制度，是很早在十四五世纪形成的。农奴制度形成的时候，本来已经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了，乃是因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对农民之剥削的加重，于是逐渐形成了俄国的农奴制度。当农奴制度开始形成的时候，农奴每月为地主只作工一二日，以后随着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农奴为地主作工的日期也跟着加多。逐渐改成每星期作工一日，以后二日，三日，四日，五日，甚至六日。在十九世纪开始的时候，俄国农奴甚至每星期七日都要为地主作工，农奴自己的土地仅能分一部分早晚的时间兼着去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俄国地主当十八世纪的时候，都尝着了商业资本之极浓厚的利润。当此时候，俄国地主每多将大批的面包卖给西欧，西欧此时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破坏而工业发展，所以需要很大量的面包。俄国地主为应付这种面包贸易而夺取大批的利润。所以便在旧有的农奴关系之上更加紧的剥夺。
所以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不能推翻封建关系，反而在这种原来的生产关系上面，更加残酷的扩大这种封建式的剥削。所以若将“长期的商业资本的侵蚀”便以为足以消灭或削弱中国的封建剥夺关系，这是完全不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我们不能将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主义以后的商业资本主义混合起来，这两个时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完全表现着两个不同的作用。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主义，他是帮助着地主阶级，流通以封建剥夺所得来的生产品。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则商业资本帮助着工业商品的流动，他成了工业资本的附属物。这两个时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作用。所以马克思说：
“商业资本的独立及其优势的发达，就是指资本自身还没有支配生产。因此，商业资本的独立发达，和社会一般的经济发达是成为反比例的。”（同上）
马克思这几句话的意义就是说，益发是商业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益发表现那里的资本是没有支配生产的作用，益发表现那里的经济是落后。“商业资本的独立发达，和社会一般的经济发达是成为反比例的”，这一句马克思的名字〔言〕，应当为一切读商业资本主义的人所深刻了解。
三 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剥夺关系的相互关系
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组织发生严重的影响。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他用财政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来剥夺殖民地。整个殖民地的劳苦群众，自然都要变〔受〕帝国主义之各方面的压榨。我们这里所应该研究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旧有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的影响。
当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农业还停顿于自然经济与封建的生产关系上。城市手工业虽然有很高度的发展，但技术程度既然停顿于手工生产的状态，则经济组织便不得不使行会制度占最大的优势。在这一个状态中，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确有一种积极的作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他确是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停滞状态。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首先便必需将帝国主义的商品运入中国的内地，因此便有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商埠的开辟。以后因为要剥夺中国的廉价劳动与利用天然的原料，也开始在中国建设新式的工厂及一切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国工业革命的过程，确是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方才开始。因此，在这一点上说来，帝国主义是带着了新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在中国种植了，发展了，这自然要给与中国封建关系行会制度，尤其是自然经济，以一个重要的打击，推动中国经济组织走到进一步的道路上。
可是，这只是一方面的作用，帝国主义还有另一方面，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便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制度的勾结。
帝国主义在城市中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剥夺，以及因帝国主义侵入而在中国城市中所发生一切新式技术的产业，这当然都代表着新式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确不是这样的简单。
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影响，很少建设了新式生产技术的农业，就是半资本主义的垦牧公司也是非常之少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压榨，主要的仍然表示一种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用，自然，他是最强有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直到现在帝国主义很少能改变农村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仍然是在中国原来生产技术与组织之下，加紧一种商业资本主义及高利贷的剥削。帝国主义怎样剥削中国的农民呢？譬如帝国主义在中国农村中收买农民的原料，他所用的方法便是与农村封建地主及商业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帝国主义或是利用自己的买办（商业资本），向农村地主收买原料，使地主必要加紧的剥削农民；或是乘着农民穷困的时候，用金钱借给农民，以贱价预定次年的生产品。无论是那一种形势〔式〕，帝国主义终是利用着封建地主与商业资本，使农民在旧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之上，受着更厉害的胜利〔剥削〕。
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一切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同样是采取一种帮助与维持的态度。这些军阀官僚之封建式的剥夺，并不能够影响到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建立的产业，而是只使中国民族工业更加难于发展，使帝国主义可以垄断在市场竞争中的胜利。
帝国主义商品在中国农村有了强大的势力，农村自然经济逐渐受着货币经济之更大的支配。许多人将这种现象看做即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表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商品经济的扩大，农村经济之受帝国主义经济的支配，这个现象的本身并不是中国封建关系的消减，而只是在旧有的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之上，加上更紧张的剥夺。这在上面已经反复说明了。
因此，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剥夺的结果，并没有在中国农村中扩大了新式的生产技术，广大的资本主义的农庄。而只是增高中国的地租，增高了苛捐杂税，增高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的束缚。谁要是不了解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剥夺之相互的关系，谁便不能正确的解释这一现象。
可是这并不是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仅只有扶助封建势力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经济，依然是要在中国经济中扩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使〔是〕这种作用是微弱的，这种作用远不敌前一种作用，尤其是在农村经济中，在主要的农产原料中，茶，丝，大豆，棉花，烟草等等，我们已经看见了有“公司”名义之开始的组织，但是这种组织还不发达。因为经过封建势力及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夺，他们可以得着更多的利益。
四 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关系
什么是中国经济中之封建关系呢？他主要的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中表现出来。间或在小城市之小手工业中也有表现，但这确已经是“残余之残余”，没有什么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农村经济的半封建关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表现所〔于〕特别残酷的地主阶级对农民之高度的佃租关系上。中国的土地关系的一个特点，便是大地主经济之相对的薄弱，而小地主占着优势，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集中于地主阶级之手。并且农民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是没有土地与土地不足的农民。就在这一种基础上建筑了高度的佃租关系。地主向农民征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权来剥削农民。地租为什么是封建的呢？中国地租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因为中国地租是向农民强取其全部的剩余生产品以及其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而西欧资本主义的地租是分取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并且是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中，是资本家（有时这个资本家兼为地主）雇用农村工人，以资本家的工具，肥料，资本来进行生产，工人得其全部的必需劳动的生产价值（工资），资本家得取全部的剩余价值（利润），以利润中之一部分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中国的农业生产是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地主完全不参加生产，农民以自己的生产工具，肥料，资本以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也交给地主。这样的剥削关系，是农奴制之强迫劳动的残余，因此他是半封建关系。这种剥夺不但是农民不能扩大再生产，并且使农民不能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所以使农民走到日益困穷的地步。
有人说地租并不能代表封建残余，因为中国地主与资产阶级有密功〔切〕的关系，地主同时就是资本家，所以很高的地租乃是资产阶级剥夺农民的方式。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密切的联击〔系〕，甚至资本家本人就是地主，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中国资本家决不能为消灭半封建式地租而奋斗，但他绝不能改变地租之封建性。我们是从生产关系及剥夺形式上去认识某一种经济现象的性质，绝不能就剥削者本人的出身及目的而有所改变，若是资产阶级也向农民征收这样高的地租，这只能说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剥夺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只能说中国资产阶级也利用这种封建式的地租以剥夺农民，但仍然不能说地租〈是〉资本主义的。老实说，即使现在有一个城市工人，他在乡村中有几亩土地，用很高地租租与他的农民，我们依然要承认这个地租是封建式的，只有毫无社会科学常识的人，他才会说这个地租是无产阶级的。
第二，表现于商业资本及高利贷之极残酷的剥削上。有人将高利贷认为资本主义的现象，这真是毫无经济常识的说话。商业资本的作用，我在前面已说过了。高利贷同样是一个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夺方式。在中国看得更为显明。中国农村中之地主豪绅，商业资本与高利贷时常表现一种三位一体的勾结。所谓高利贷资本就是当着农民非常穷困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才能提高其利息，扩大其对农民的剥夺。农民正因为受了最严重的封建式的地租以及其他许多封建式的义务，高利贷才能在这一种条件之下存在。商业资本也是乘着农民穷困的时候，借给农民以高利的种子肥料或资本，向农民预定次年的生产品。地主对于农民，除了用地租以外，时常也是用高利贷的形式以更加重对农民的剥夺。高利贷借自耕农以米或钱之后，时常便将农民自己的土地抵押起来，若再没有还清或不能还的时候，这块土地便成了高利货〔贷〕资本家的财产，同时又可以坐收地租。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决不〔没〕有这样残酷的高利贷，更没有这种高利贷商业资本与封建地主之三位一体的混合。
第三，表现于军阀官僚地主豪绅民团之一切苛捐杂税上。中国的苛捐维〔杂〕税，在整个中国经济生活上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有人将这看成简单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财政上的一种政策，这是完全没有明瞭现在之所谓苛捐杂税的实在意义。有人将中国苛捐杂税总计起来，他的名目可以多至数百种千余种不等，苛捐杂税不是简单的财政政策，他已经存〔有〕了中国军阀制度的基础，成了中国农民对中国军阀之一种必尽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地租是一样的经济意义。在北方自耕农比较多的地方，表面上看来农民并没有或者很少受地主之地租的剥夺，实际上这里的地租已经用另外一种形势〔式〕表现出来了。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之东方杂志上，他曾指明中国农民现在所负担的田赋（只是数百种苛捐杂税中的一种），比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的印度每亩多十四倍。最近四十年内，田赋由十余倍增至七十四倍。广西是比较田赋轻的地方，但田赋占耕种费用全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全国计算起来，田赋平均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但直隶在一九二七年，田赋每年每亩达到二十六元。而且除了田赋以外，中国的苛捐杂税还多得很！！除了国家的“正税”（连最苛的监〔盐〕税煤油税也在内），还有地方省政府的省税（连鸦片税，懒捐），还有本地地主豪绅的团防捐……以至于马桶捐，这明明是一个建筑于农民负担上面之剥削系统，这个系统便表示这种剥夺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表面上看来是税，实际上是这些军阀官僚豪绅将土地看成是“自己的”，若农民要种地，则必要为这些封建主纳尽一切可能的义务。
这几点就是中国经济中之封建关系的残余。
五 半封建关系与资本主义的对比
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所以这些半封建关系在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实际就占领了整个中国经济中的优势。
中国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工业革命的过程确实已经开始。经过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最近几年的变动，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确是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他的种子。就整个中国经济关系来说，城市的资本主义确已占领了领导地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确已是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但是，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的优势。
有人以为城市既然是领导农村的，城市经济既然支配着农村经济，那么，城市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阶级〔段〕，则农村经济的性质也应当是资本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什么叫城市经济领导着农村经济呢：就是农村经济的发展，他将要随着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而前进。城市既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农村经济一定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但这是就他发展的方向说，绝不是就他本身的性质说。我们都承认城市是领导农村的，但我们同时必要〔须〕承认农村经济是比较城市落后的。在城市中虽然是有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上海这样大的商埠，有了许多工厂大企业，但在农村中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地租，东佃如父子的关系，在手工技术生产上面的强迫劳动。
我们只是说封建关系在中国经济中占着优势，绝不是说中国没有资本主义。中国不独在城市中已经受了财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及在农村中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分化。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全国国民经济中，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极强度的优势。
说到中国的资本主义，我们不能不记住帝国主义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利用其雄厚的财政资本主义的势力，加紧的向中国整个经济进攻。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他用尽一切力量阻碍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经济中正因为有雄厚的帝国主义的势力，并且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对中国让步，因为有广大的封建势力，所以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能发展，使整个的国民经济发生危机。
民族工业的破产（丝业，棉业，面粉业，烟草业，火柴业，北方的纱业），成了目前普遍全国的现象。农村经济的危机，已经使全国发生粮食恐慌，七千万以上的饥民。这些事实表现什么？表现着国外的财政资本主义，他维持着全国地主豪绅军阀官僚的剥夺，加紧的向整个中国国民经济进攻。
六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呢？两个前途。
若保持着目前这一种帝国主义的特权，保持着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势力，照这样下去，这只有使整个中国经济完全走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筑铁路也好，开大港也好，建筑新式的工业也好，但是若保持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外债，航业，工厂，矿山及一切政治与经济的特权，则中国无论如何，不能跳出其他的经济发展的方向——走向殖民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民众将要长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长受这样普遍全国的黑暗的劳动条件。七八千万以上的饥民，普遍全国的失业兵匪与饥荒。
另外还有一条道路，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之一切的剥夺，在集体生产的原则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这可以消灭一切经济上的恐慌与剥夺，使中国经济走向自由发展的道路。但这是与对帝国主义及对一切封建军阀资产阶级之政治斗争问题有密切的联系。
无论如何，若使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是改造目前经济关系的问题，不是改造生产技术的问题。只有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然后才能提出中国的生产的技术问题。
1930，4，5。
（录自《新思潮》第5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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