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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比较俄国两次民主革命
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
（1998年12月）
从十月革命到苏维埃制度倒台与资本主义复辟的现政权之间，虽然横了四分三个世纪，但这两次革命（注释）均是同一个社会——历史时代的一部分：1917年苏维埃夺取政权开始了一场社会革命；官僚政权的倒台及随之而来的复辟，代表着斯大林在1920年代开始的反革命的最后一章。
上述两次革命的实时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从这点来看，两场专政的对照表现了惊人的悖论。一方面，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为数甚少的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社会的领导，并在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另一方面，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为数庞大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变化进程没有能力发挥影响，在其敌对的社会力量按自身的形象重塑制度当前，无助地袖手旁观。
横跨其间的75年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并存、互相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复杂性令它不能纳进任何简单的公式。
1917年革命
俄国1917年的工人阶级在人口里是相对的少数，它处在农民的包围之间，并且尚未完全和农民脱离联系。这支工人阶级才刚形成，其中大部分成员来自于乡村的农民家庭，在乡村长大，一般的教育程度低下。可是，这个阶级担当了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把运动领向胜利。
十月革命当然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其余不论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及连串的民族解放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乃由于它最主要是一次工人革命。废除私有财产，设立计划经济、全面就业、相对地丰厚及持续增长的社会工资，及基本的经济保障，所有这些并非一跋即至，但都源出自这场工人革命。
工人阶级不错是在夺取政权后不久便失去了政治权力，但革命者们在十月革命其时已经预见到这一点。革命者们相信，倘若没有发达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的支持，他们便没法保住政权。
可是他们却没有预见到，随着俄国工人丧失权力而来的，并非资产阶级复辟（他们最终是正确的，但没有想到这场复辟要历时75年才发生），而却是导向了官僚治党治国的专政，官僚的利益基本上和工人对立。
托洛茨基把官僚专政称为是一场在社会革命内部发生的反革命（见托氏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反革命对社会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扭曲，但尚未造成恢复资本主义关系。托洛茨基由此出发，相应地呼吁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独裁，把苏联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托洛茨基认为，一场资本主义复辟会是对工人阶级的至大打击，令俄国文化和俄国经济倒退数十年。时至今天，清楚无误地显示出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确的。
官僚独裁专政
从历史角度来看，最终证明了官僚制度是过渡性的；有各种互动因素促使这个制度出人意表地旷日持久地存在。不过，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最初造成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动力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以致最终形成官僚独裁专政的社会脆弱性。苏维埃官僚的权力没有牢固的财产基础，也没有真实的认受性（苏维埃民主是艰苦地维持下来的），它恒常处在工人阶级的惧怕当中。没有极权的压迫机器，官僚独裁专政便无法生存——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是造成政权倒台的直接原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官僚对工人的畏惧，同时又妨碍到它取得演变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所必须的安全和稳定。
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而对制度造成致命的伤害之后，他确是选择了复辟。然而，出于惧怕民众的反应，致令他无从用贯彻和坚决的方式进行（大约在此时，中央委员会机关派遣了一支工作人员往访基洛夫工厂，探测工人对私有化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及总理雷日科夫在回答主张复辟的激进派的批判时，相当公开地表示了他们的恐惧。波兰的经验、苏联本身工人的兴起和愈趋政治化，显示了戈尔巴乔夫的恐惧是有所根据的。
可是，当政权一旦倒台（政权是破产居多，而不是被推翻），工人阶级便几乎立时地停止对社会变化的路向有可见的作用：它顶多是对改革所选用的手段和步伐方面有着微小而间接的影响力，但却并无影响改革的方向、叶利钦政权的镇压能力相较于旧政权尽管是望尘莫及，却并不惧怕工人。
资本主义复碎
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及复辟进行时相对的顺利（从政治角度来说），令俄国以外的左派，包括采纳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分析的左派，大感惊奇。他们均预期会有一场政治革命，把苏联纳回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场政治革命却导向了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本人却大有现实主义眼光，估计到这个可能版本，虽说他总体上是革命乐观主义。他在1936年写道，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便必然复辟。可是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却忘记了他的分析的这部分。
左派们的乐观，当然不完全是痴心妄想。过去数十年来，是有一些显出政治革命成熟性的征兆，而就复辟之即将降临，却没有显著的征兆。包括我自己的左派分析家们，都会指出各种有利因素，如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的增长，城市化及教育化的程度、生活水平提高等等，在在都显示出被官僚独裁专政破坏了的公民社会，无可避免的会再度重生。
苏联工人阶级不错是相当静止，可是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均有着强大的反官僚运动，工人并且成为那些运动的领导力量。那些运动是在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要求民主和自管。运动全都失败了，但主要是受到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造成。
我在本文里，会分别就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当代复辟时期下的工人的形势作出比较，以参看工人在此两个时期内迥然相悖的事实。以下的比较，主要涉及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因素，即「主观」的方面；因为，在表面来看，苏联在倒台时的「客观」形势比起1917年来，对工人是更为有利。
在此我们还应补充一点：苏联工人阶级是相当一式化的，全体工人都为同一个雇主（国家）工作，由这同一个雇主决定工人基本的物质状况和工作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相当同等的。此外，苏联本来资本主义的力量甚是薄弱，例如在1991年8月那次流产政变之时及之后，工人阶级要是想夺取政权，当时是没有一支武装力量准备制止他们的。
人们愈是靠近具体的现实，所谓「客观」「主观」的区辨便愈显出人工化。但这样的区辨具有启示性的用处。下面论及的各种因素均是紧密相关，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国际形势
托洛茨基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其余地方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联结一起。假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则「放在议事日程上的，将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反对官僚，而不会是工人的起义。」
「（可是）要是西欧的无产阶级，尽管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的联合怠工下，仍是找到通到权力的道路，那么就将会为苏联历史翻开新的一章。革命在欧洲的初次胜利将会如一股电流冲击穿排苏维埃的大众，把他们冲击起来，提起他们的独立精神，让1905年和1917年的传统复苏……唯有这个方法，才能挽救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的未来。」（见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寻路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在1980年代末官僚政权出现危机的其时，正值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大退却和薄弱的时期。其时没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共产主义集团」国自身是日益萎缩的官僚专政或是正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没有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斗争以至也没有以胜利结束的自卫性的斗争，可供苏联工人仿效。其时，资产阶级正成功地走离开战后的「福利国家」。
就在这种种状况下，亲资本主义势力所说的「全世界都拥戴市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的论句，在工人之间便甚为有力。
再者，这些亲资本主义势力是由国际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政治和财政上作出撑腰。相形之下，国际工人运动是形同虚设，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负面因素：它向俄国工会提供的小量援助，是旨在令俄国工会回应资本主义，而不是为寻找另类出路而战斗。
更糟糕的是，在俄国最露头脸的「国际劳联产大」（AFL-CIO）有意识地把「援助」用在分裂工人运动方面，以助长亲资本主义的劳工派别的发展。
国际局势在十月革命里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十月革命是在劳工力量高涨的时期内发生，由工业化国家的群众工会和群众工人党的组成为其特征。尽管爆发了战争及大部分社会党领导层的背信弃义，这些退却还不是决定性的失败。战争本身最后成了激进化的强有力因素，促使劳工前所未见的兴起，横扫战后的欧洲，直到德国1923年10月革命失败，才见沉寂下来。
十月革命是这个革命时期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其中的第一炮。全世界工人都把大战视有资产阶级旧有秩序的危机的征兆。不同于1980年代的苏联工人，当时有愈来愈多的工人把社会主义视为实在而必要的选择，而不是失去信用的乌托邦。
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列强中是最薄弱的，资本义的发言人在保卫其制度而提出的论句，缩减至这一点：俄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至走社会主义（这隐含着同意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在整个工业化的武洲，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由于看不到出路而不能动弹。
十月革命假如不是这场国际性的革命兴起的一部分，它大概便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立即陷在与资本主义列强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包围中。那些富裕的强国能够数以百万计的男人武装起来投进帝国主义的互相残杀之中，但却不能取得军事胜到，打败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后者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一支军队，它的工业基础已经破产，并且受到处在世界的经济和外交封锁 。「为何无法满足白俄的希望，近遣大宗军队介入呢?有一个绝对有说服力的理由：没有可靠的军队可以动用。各个大国的元首以至兵士均普遍相信，任何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的企图，极有可能会以兵变告终。」
其时是有过许多兵变，而军队不可靠本身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症候。W.钱伯林写道： 「在巴黎[和谈]的国家元首如坐薄壁，薄壁下社会兴起的火山动力正在沸腾耸动。」（见W.钱伯林著《俄国革命》第二册第153页）
国际工人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大部分采取了间接的形式——在他们所属的国家内进行阶级斗争，令统治阶级无暇他顾，也不够胆量干预更强劲的俄国。但亦有许多直接的，自觉地支持革命的行动。
与此同时，期望不久即将得到来自国际强大的援助这点，起着支持俄国革命力量的士气的重大作用。每一次传来有关劳工耸动的消息，都令俄国的革命力量精神大振。
反过来说，国际工人的失败在1923年底成为定局，欧洲的革命浪潮到处被打退（除了俄国） 这点，对造成苏维埃工人士气消低的效果，对反革命胜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旧制度」的意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对塑造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是关键的因素，虽然这个意识的特定内容是由具体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
苏联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是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混生体，但又两者皆不是。这是集党国一身官僚政体的极权专政，建基在国有化、计划（或说是行政管理）经济上，其官方意识形态是一个缀以民族主义味道的被阉割的社会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它甚至拥有一个恬不知耻的、半官方的称号「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则是处在具有强烈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专制君主制。其中，工人不论在哪种制度里都是工资工人，其主干受雇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线。不过，旧俄和苏联是两种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所引发工人意识也大不相同。
阶级独立性
我在本文只会检视工人阶级意识中最中心的一个面：工人怎样看他们和剥削者的关系。工人们视他们基本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和所有其他工人的利益相联系的吗——而那种利益是与他们的雇主，即剥削阶级的成员基本对立的?或是相反，工人是否把他们的利益和所属的企业和雇主相联系?
在政治行动的平面，这个课题同样适用：是阶级独立性或是隶属于剥削阶级的合作?
现实生活中的意识比起「理想模式」诚然是更为复杂和矛盾。不过，上述课题代表了工人的基本选择。剥夺者及其理论家不断在工人之间鼓吹形形式式的从属性的阶级合作。反之，革命社会主义者则鼓吹工人保持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不排除在组织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基础上与剥削者进行暂时性的、战术性的合作。
在通向革命之前的年月，俄国工人运动最突出的品质之一，是它在资产阶级跟前所具有的坚持「阶级独立性」政策的毅力；这项政策不论在企业或全国层面俱能照办如仪（在1912-19年劳工兴起的时期，这点尤为显著）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立出来的，主要就是这个课题。这也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为何能从1912年开始（除了2月革命后的短暂时期），成了俄国工人运动的主力。
有利于工人觉悟性其中的一个客观因素，正是由于有着「封建残余」。俄国社会具有庄园制度多方面的品质，譬如国家杜马（国会）的选举，是用一定数量的庄园和财产来划分的政治区域来进行（从而大有利于有产阶级）。这样，对于工人把自己看为是与有产阶级基本分立，便甚为有利。
另一个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薄弱，而这最终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及它对国家的依赖。这个阶级整体上感到无力向工人阶级作出让步，特别在经过1905年革命的经验后，它深信工人运动是朝向社会革命，对它本身的存在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反动的、亲沙皇的阶级；它的自由派的一翼（其中一些人曾经在财政上短暂地支持布尔什维克派） 十分细小，无足轻重。它和政府及沙皇警察紧密合作， 铲除活跃份子，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余地让工人幻想与资产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俱是个两极化的社会。而历来作为阶级之间的桥梁的智识阶层，继1905年革命后，在工人运动中实实在在地消失了（它最终为统治阶级服务）
苏联内部的「楚河汉界」
苏联社会的图画是复杂矛盾得多。宫僚对权力的垄断及社会关系方面整体性的压迫架构，确是令工人感到有着「我们和他们对立」的意味。
与此同时，也并存有一种强烈的「各阶级合作」的元素。这种元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突显。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变得百病丛生时，有些工人会缅怀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之为他们的「黄金时代」。
官僚体按权力和特权组成层级制，每个官僚都有官僚上司指挥。这种状况每每令工人把他们看成为「我们和他们」的区辨，因为工人把自己看成是阶梯最底层的一级。
虽然官僚体一般被称为「官僚层」，但它绝不是个封闭的集团。苏联最末期的领袖群，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都不是机关人员的后代。觉悟性高的工人通常会被敦促修读工程师，而许多人就是由此而开始跻身到行政机关的统治集团去。许多厂长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同一间工厂内当工人开始的。反过来说，官僚的后代罕有成为官僚，他们通常都成了特权部门的专业人士。
官僚体最重要的是滋养了许多时甚是腐败的官官相卫的关系，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下最为炽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放宽中央领导层对官僚体的管制，这在实质上就是把政治和经济的行政部门实行分权化。在这样的状况下，诸如企业总管、部长、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双重角色，便变得更为突显了。他们在生产单位、经济部门或由其管理的地区上，是国家的代表；但他们同时又是企业、部门、或地区的雇员或居民的代表、说客、保卫者，以此和国家交涉。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种属性最为显著，因为经济已变得愈来愈「封建」了。
很大方面由企业管理的社会工资（包括住屋、疾病补偿、津贴娱乐、 度假、保健、学前托儿等），以及愈来愈多经由企业分发的短缺的消费品，这些状况助长了工人抱持「各阶级合作」的态度。再者，工人经常被管理层呼吁「考虑企业的处境」，也就是要作出让步（尤其在加时工作和工作假期方面），以帮助企业达成计划指标。
在管理层呼吁的背后是带有相当威吓性的：拒不合作便招来麻烦。而工人一般都会积极响应呼吁，因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是和企业、管理层的利益相联系。
这种制度要行之有效， 管理层当然是要作出回报的。除了有企业管理的社会工资外，还有是管理上的弹性，那就是对工人的上班时间有弹性、容忍违纪行为，并保证工人得到奖金（奖金占了发放工资一大部分），不论企业实际的生产结果、他们是应得或否。
两次民主革命的对比
工人意识方面的这些状况，对1917年和苏联倒台的事态的进程，是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有着惊人的对照。在前者（推翻沙皇），紧接着民主革命的是工人取得国家和企业的权力，即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在后者，紧接着民主革命（官僚政权倒台）的把工人彻底逐出政治和经济权力，迅速地复辟资本主义。
工人在1917年2月时，虽然曾经短暂地追随孟什维克派，把行政权力交给自由派政府，但工人也实时组织了属于自己的、分离出政府的阶级组织：苏维埃。在工人看来，应是由苏维埃决定政策，由自由派政府执行。工人在企业内成立了独立的阶级组织：工厂委员会。当工人面临大批解雇雇或关厂的威胁，工厂委员会毫不犹豫的把管理侵权吞过来。
工厂委员会完全是从下而上产生出来，而不是从任何政党的纲领内冒出来的，虽然布尔什维克派不久接纳了它，并予以领导。
认为工人应集体夺取他们所在的工厂这个倾向，在工人中并不显著。工厂委员会不断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这个要求。而这些要求对于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又都惯常是三缄其口。
事实上，在二月革命开始后第3个月，工厂委员会在彼得格勒会议上提出权力归于苏维埃；那是在重要的工人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有关要求。工人代表在那次及继后的会议上，确认了资产阶级并无兴趣阻止经济危机，而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影响的大众政府，是阻止经济危机和广泛失业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全国经济管制、制订计划的状况下，工人管理才会有效，因此就需要有苏维埃政府。
工人夺取工厂在10月前甚为罕有，并且只当工人面临迫近眉睫的关厂威胁，或是行政层方面强硬而持续地怠工破坏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夺取工厂；而即使如此，工人都会同时要求国有工厂。
10月后，经济危机急剧深化，工人有苏维埃权支持便更为热衷于夺取工厂，而那时候，工厂委员会大会也提出了全面国有化。这一点也不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纲领之内。不过，十月革命8个月后，颁发了全面国有化的法令。新政府管理经济的中央机关全国经济局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工厂委员会中央局的成员。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在1917年时，工人是用阶级独立性和阶级团结的方法来应对民主革命之后的我们。
1990年代的工人运动
官僚政权在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之间垮台，但工人这一次的反应迥然两样，没有组成本阶级的组织，不论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也没有。
在许多地区，工人诚然是支持打出反官僚政网的候选人，但却没有人认真地要求把官僚（或前官僚）排除在竞选席位之外。许多机关人员，特别是中下层机关人员被选上，至于那些企图以工人为基础作组织的努力却徒劳无功。在实行起来时，劳工政治始终停留在议会游说的形式，并且大部分依赖于和管理人员的合作。
而且两次民主革命的性质的差异也甚是鲜明。1917年二月革命完全是从下而来的运动，大众从没有丧失主动性，即使他们把政府交给自由派，也仍旧坚持通过苏维埃保留对政府的「控制」，而且是由苏维埃单独指挥军队。
1990年代的劳工运动在倒官僚政权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不全然是起着独立的作用，并且这个运动只占工人阶级的少数。「从下」而来的运动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点很难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很清楚的是，官僚政权的垮台较多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由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这支势力来自官僚体的内部和外部）造成，这支势力能够玩忽民众力量。
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流产）及12月（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工人都是被动地袖手旁观。假如官僚政权的倒台是以全民革命的形式出现，复辟便会艰辛得多。复辟派的策略家们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与官僚中的亲资派同盟，以避免用民众动员来推倒旧制度。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不少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部分煤矿工人及一些团体也组织了只容许工人参加的新工会，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但这些组织属于「各阶级合作」性质较多，而不是阶级性的组织，因为它们被理解为是体力工人的组织，排除非管理层的白领工人。况且这些代表努力是孤军作战，不是俄国工会的常态。
「改革」时期在工厂内兴起的组织以至全国性的运动，看来多是关于经济权力和财产问题。这一类「劳工——集体会议」（STK） 最初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令下组成，只有局部的、含糊不清的自管权力。这些组织是典型的苏联式的阶级合作组织，包括所有雇员，从最低层的清洁工到厂长，而很多时当然是由后者把持着组织。这个运动虽然基本上反对旧有的官僚制度，但其意识形态基础仍是阶级合作主义的，其中最激进的分子也接受这种想法，即工人的收入应该视乎企业在市场的表现。他们要求企业完全自治。
尤为惊人的是，这个运动只限于要求自管、由集体拥有企业（少数人要求向国家租贷），企业之间由市场关系作联系；但对于全国经济却提不出一套观念。这种要求在实践上就是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由工人拥有企业来推行。
可是这支运动的活跃份子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和旧有制度之外闯另一条出路，而另有一些人则相信亲资派的宣传家所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区辨已经过时，问题只在于有多寡市场性、有多寡国家管制。
「劳工集体会议」成了复辟派的囊中物。这支运动的领袖支持叶利钦，而叶利饮则承诺政府将以「劳工集体会议」为基础，而且会通过法例，让雇员较易成为集体所有者。不过，到叶利钦的私有化纲领面世，内容却是集体所有制不会拥有新私有化工厂的股份。这个纲领就此轻而举地把工人完全排挤出企业行政之外，令工人对之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工人大众和劳工运动是辩证的关系。特别在1905年后，布尔什维克是个工人阶级占压倒性多数的党，联合了最有觉悟力的革命工人，而这些革命本身又和工人群众有机地联系起来。布党是积累了整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
官僚政权和沙皇政权对照之下，更由于前者的脆弱而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独立的劳工组织和工人运动。苏联工人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都无法在制度里取得自治的空间，只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才打开这个闷局。然而开放证明对制度是致命性的。可是苏联工人得到的时间太少了，他们在全无集体斗争的经验、 没有超越厂房的独立组织的条件下，进入了制度全面性的政治危机的时期。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工人偶尔会爆发大规模的自发性行动，但这些行动都局限在个别地区，被迅速镇压，几乎不留痕迹在集体意识里。所以苏联工人在开始活跃之时，并没有经验可援，然而独立的集体斗争的经验却是克服各阶级合作的遗产不可或缺的。
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在两次事态中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十月革命发生不久，帝国主义战争、内战、经济崩溃及建设国家的需要，是造成工人分散到各地去的原因，这种局面直到1921年才有改观 ；到1926年，工业才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
失业率高企对工人活跃性具有严竣的影响，结果令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后中止了其作为历史的独立主体。工人在内战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苏维埃民主却很快让位予党的专政。
俄国今天的经济危机没有早年的内战时期那么严重。但俄国现时处在和平时期，而且其危机的深度和长期程度，大概在现代史上无出其后，没有任何主要国家出现过同类情形。尤有至者，这场经济我们打击了正在成形的工人运动，即使没有彻底断绝它的发展，也令之步伐迟缓。
吊诡的是，阶级合作主义的社会基础虽然被迅速侵蚀，但它对工人及工人领袖的影响，却是有增无减。今天，阶级合作主义的官式名称是「社会合伙人」。经济危机对工人造成的不安全感、无能感，是促成依赖性的阶级合作历久不衰的原因。
工人士气低沉，致使叶利钦在1993年10月的政变建立一个「软性」的独裁政府成为可能。这次政变的直接打击对象，是国会内反对叶利钦的经济路向的人；但政变同时也是一种种预防措施，对付工人潜在的反抗（已知的是，叶利钦案头上有一张已签署的法令，是下令解散主要的工会联合会——该会的主席支持国会，反对叶利钦）。在消有工会领导层内富有战斗性的倾向这一点上，证明了政变完全达到成效。
结论
这种比较分析，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再次成为历史主体所应该采取的做法，提供了一些想法。本文所引伸的结论，对短暂的将来并不乐观。
可是，把俄国工人阶级一笔勾销，干脆是错误的。造成俄国工人阶级软弱的条件将会变化，而且已在变化。在所有那些条件里，其中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俄国同袍的直接支持。
俄国在20世纪的历史悲剧很大程度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薄弱相辅相承的，反覆申明这点甚有必要。由于西方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地，苏联的官僚独裁专政，在钳制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西方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西方的工人在今天付上了愈来愈高昂的代价。
1998年12月
作者按：
我知道此是不太严格地使用「革命」这个词语来形容苏联制度的崩溃。可是官僚专政是被一个民主政体之类的东西所替代的——不管维期是多么的短促，而这又是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恰巧重叠。
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在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教授政治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体制崩溃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工人及工人运动的文章。在过去的28年中，他一直积极参与俄罗斯的劳工教育。
史丹摘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1998年12月号。
赵浩宇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