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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
丹尼尔·本赛德
（Daniel Bensaid）
【20世纪经由俄国革命而设定和模塑。若要为我们的未来保存革命远景，就必须把俄国革命从遗忘和历史窜改中挽救出来。现在正值俄国革命80周年，我们所生活的制度预先包装的意识形态，即利用这80周年来散播它们的俄国革命版本。本赛德应我们之邀，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三大神话，逐一回驳。】
一）俄国革命不是一次革命，而只是个密谋，是布尔什维克强行的政变。布尔什维克对社会组织的极权思想，只是对新的菁英有利，而不是人民。
革命而不是政变
俄国革命不是阴谋的结果，而却是专权和保守的沙皇政权积聚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大爆发。当时俄国是个封闭的社会，是“综合及不平衡发展”的最佳例子。她既是王朝帝国的中心，同时又依赖着帝国主义诸势力及其资本。俄国当时的工业，处在世界最集中和最发达之列，然而在农村却仍然有着封建的特性。远在俄国革命发生前不足50年，才刚废除了农奴制。俄国是个强国，但却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贷款。
改革的尝试，迅速被保守的寡头统治集团、顽劣的沙皇，及资产阶级因恐惧新生的工人阶级而表现的犹豫不定所堵截了。
俄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第三阶层”来推行。俄国与法国大革命前期不同；在俄国革命前期，这支革命力量中最有生气勃勃的是规模仍然细小的现代无产阶级。
正因此，“神圣俄罗斯母亲”才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链带中“最弱的一环”。第一次世界大战燃动了这个火药库。
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进程，清晰地显示了这不是少数职业煽动家的阴谋，而却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政治经验几经过滤消化的结果。是意识的质变。力量对比以惊人的速度迭变。
托洛茨基在其权威性的著作《俄国革命史》中，对这个激进化过程作出了巨细无遗的分析。在1917年6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只占13%。但经过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企图政变后，对列宁的党的支持迅速增加。到了10月，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大会上的代表人数，跃升到45—60%。
起义是长达一年的斗争的结果，在参与起义的庶民群众的精神，经常位在政治党派的左边。这些政党当中，也包括布尔什维克派——这个党就起义时机是否适当的问题，分裂成为两派。
这种成熟性，解释了十月起义比较近年的同类事件，为甚么会是较少暴力。在俄国革命中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指为受害人的，主要是在1918年爆发的内战中死亡的人。英国和法国用军队和物资支持反动力量。
每个革命反映着来自下层的对变革的渴求，符合了人民的最深愿望，而不是由几个菁英执行的密谋。1917年十月革命，是这种革命。在新政权革命第一年通过的法律，为社会、财产和权力关系的激烈变革作出证明。
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显示，变化之速超过期望，有时甚至超出渴求。
像所有正宗革命，日常生活发生变化。在敖德萨，学生向教师强行推出新的课程大纲。在彼得格勒，工人规定雇主有责任学习“以工人为本的权利制”。在一些学校，最年幼的学生要求拳击课程，俾能保护自己，免受较年长的同学欺负，和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当时，罕有人哀悼末代沙皇及其专制政权的消失。在物资短缺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下，革命初期的热忱在整个20年代仍然持续，这可以从俄国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窥见一斑：教育和教学改革、家庭新法例、乌托邦式的城市计划、平面设计创新、电影创新。
革命热忱的存在，说明了战争时期的痛苦变革，混合着革命的希望和官僚压迫的冲突而致的含糊、矛盾的属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种变革。在官僚的鞭子下，城市人口迅速壮大，从1926年的18%升至1939年的33%。3千万名农民从农村转入城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城市人口增加了44%，相当于从1897年—1926年的增长率。受薪工人从1千万增加至2千万。城镇这种规模庞大的“农村化”，要求有广泛的识字文化班和基本的教育计划，但同时亦要用军事化的方式强行劳工纪律。
随着这种庞大变革而来的，是民族主义复苏、新的野心和日趋普遍的遵命于官僚的现象。莫舒·利文的《苏联的形成》写道，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期里，俄国实际上是个“无阶级的社会”，各个阶级仍未成形，或已是融和一体。
二）俄国革命走向极权的发展及后来的结果，早已“编写”在原来的意念或革命的“热情”中
官僚当权是一场反革命
有些人把斯大林主义堕落解释为人类劣根性的结果，说我们对权力的无可控制的欲念，有着千变万化的方式，甚至能伪装成为了追求人类的幸福而“不能自己”。
斯大林主义诚然反映到任何现代社会都有的官僚化的一般倾向。这种倾向，是由社会把劳动分割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及由此派生的“权力的专业性危险”滋养出来的。
但我们也同样需要审视具体的局势，以认出“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根由和支持力。
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其速度之迅速和深入，是可怕的破坏、短缺、文化落后及民主传统阙如下的产品。
革命从一开始就兼有广阔和狭窄的社会基础。广阔是由于革命建基在构成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联盟上；而狭窄，系由于细小的工人阶级迅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大批杀死。在1917年透过激进的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兵士，主要是从农民征兵，他们是被号召和平和停战的口号动员起来的。
不出多久，是上层强行其意志于运动的基层，而非相反。从此导致来了替代的趋势：党替代人民；官僚替代党；得当的人替代集体领导。
由前沙皇秩序下的公仆，和新政权迅速培训出来的代表组合而成的新官僚层，令到这种替代主义更易完成。
在党本身，十月革命时的数千名布尔什维克老将，被数以万计涌入党的新党员压倒了；而在这些新党员中，当然又有着野心家和前政权下的易形分子。
列宁在他的《遗嘱》内，对这种可悲的状况也表示出不安。革命是广大群众和俄罗斯帝国下的多个民族的事，但列宁可做而能够影响到将来的，只是在好几个领袖之间权衡正反轻重而已。似乎所有事都取决于他们。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权力增长，社会因素和历史情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到思想和理论在其中就没有重要性。从夺取政权以来，在国家消亡和人民内部矛盾消失的名义下，国家、党和阶级三者混淆不分，遂有利于社会走向中央集权化，而不是国家功能走向社会分化。
学习民主需要一段时候、时间和精力，和经济改革的节奏并不相同。“较容易”的方法是把民众的权力机关隶属到一个开明的导师和党之下，并由党作出委任来代替民主选举官员、民主控制和撤换官员的原则。这种过程，早在1918年便已开始。这个逻辑，以镇压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和用权力压倒权利而达到顶点。
上层弄权不是导致滑落的唯一原因；有些时候，这也是来自下层要求的结果。下层在经过战争、内战、物资短缺和疲竭后，渴望秩序和安静。而民主争议、政治鼓动和不绝的追究责任，看来只是撩起纠纷，而没有解决到问题。
据马克·费洛的说法，革命伊始具有两种极权要素：“在基层的民主——极权，和在上层的中央极权。到了1939年，只有一种余下。”
而在费洛看来，随着地方和工厂委员会的没落或受到操纵，从1919年开始，实际上已是尘埃落定。至于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尔特，则称布尔什维主义“从1920—21年开始，是反革命”。换言之，是早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
这是个中心问题。显然地，我们的回应，不是机械地拿光荣的20年代和黑暗的30年代对立，用“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来和斯大林时代的列宁主义对立来作回应，仿佛在斯大林巩固权力之前，苏联全无不是。
在革命后，自然是几乎立即开始了官僚化的过程；秘密警察“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自然在列宁时代已有，自有着其“警察”的动力；不错是有政治犯，索洛夫斯基监狱岛从内战结束后开始运作；而且，当时自然并没有真正的政党多元化；言论自由有限；在1921年第十次党大会后，甚至党内民主也受到禁制。
所有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证明”列宁主义导致斯大林主义恐怖。
俄国的官僚反革命事件不是一宗简单的事件，能够给上一个日期。这是连串选择、冲突和事件的结果。我们在后来对这些事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并不是由于要给定一个“发生的日期”的欲望所促发，而却是有另一种关注，即是要对本来有可能导向另一种未来的政治任务和策略的可能选择，作出鉴定。
20年代初期和恐怖的30年代的俄国，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不仅是强烈的对比而已，并且更是不可复归的间断。
早在斯大林登上权力之先，权力主义倾向已经开始发展，这我们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十分真实的“主要敌人”，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纠缠下，忽略和低估了“次要敌人”官僚层的危害性。到了最后，是这个“次要敌人”把他们推到一旁，最后更把他们消耗殆尽。
在当时，这种方案是难以想象的。不存有这种历史先例。只是过了相当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出错的地方，给以诠释和得出后果。所以，虽然列宁明白喀琅施塔得危机的重大意义，并且发起一次深入的政治方向重整，到了最后期得多，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内，根据无产阶级的多样性（包括在夺取政权之后，也一样带有多样性），才建立起政治多元化的原则。
大部分对苏联和布党所作的重要研究，大多都明确地揭示出，在断裂和延续性的狭窄辩证法之内，1930年代是个中心时刻。断裂多，而延续性少。死于饥荒、给驱逐出境、大审判和受清算的人，以上千万人计。必须动用到暴力，以把制度送上1934年的“胜利者大会”。这一项事实本身，便显示出革命的遗产必须多么的强有力，而要制服它是多么的困难。
那是一场反革命。所采用的压迫措施，远较内战全盛时期推行的令人忧虑的极权措施，来得更大规模得多，更显著和更痛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能感受到这场反革命。在经济政策上，所意味的是强迫集体化和大幅扩大古拉格岛的劳改营经济。外交政策上，意味到阻碍中国、德国和西班牙的革命动力。文化政策上，日常生活上，也有可怕的冲击（托洛茨基称之为“家庭中的热月反动”）
三）革命“尚未成熟”，所以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派拒绝不存有超越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客观条件”。
历史不是按部就班地发展
自苏联倒台以后，有愈来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系国家）受到以下这种见解吸引，即认为俄国革命来得过早，所以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
在当时，孟什维克派和考茨基，诚然也有这种指称。考茨基在1921年写道：“布尔什维克要是拥有孟什维克派的自我克制在可行性之内的识辨力”，便可以得免血、泪和废墟：“自我克制是区别谁是把舵能手的所在”。
这相当说明了考茨基其人。他发起论战，反对先锋党的想法，却又想象那么一个把舵能手的党，进行教育、解释，并且把历史的步伐和节奏限定在党设定的界限之内，就仿佛斗争和革命没有本身的逻辑。
凡是斗争出现，便设法“自我克制”，不啻是和既有秩序同盟的一线之差而已。“自我克制”便不再是向党的目的而发，而是限制群众的热诚。回头来看，下令暗杀罗莎·卢森堡和镇压巴伐利亚工人苏维埃的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和诺斯，才是真实的“自我克制”的“把舵能手”。
这种论调把历史想象为一系列按部就班、可以预估、顺序发生的事件，散发着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气味——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认为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而例常被指责为历史决定论。这论调又罔顾历史和宿命二者的分野。真实的历史，充满着隐示出各种可能未来的各类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清晰些，较有可能发生。
那些做出俄国革命的人，并不把俄国革命看成单纯的冒险，而却是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部分。德国革命和西班牙内战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注定要失败。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或中国革命，也非注定如此。
说俄国革命是不成熟的，就仿如在历史法庭作出审判。尝试理解冲突和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内在逻辑，会是有用得多。失败不是错误或错失的证明，正如成功并非正义事业的明证。不存有最后的裁判。
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新经济政策、强迫集体化、西班牙内战、德国纳粹胜利），都具备其他可能性。理解这点，便能令过去成为可以理解的，并且能有助我们取得教训，为了未来。
（史丹译自《国际观点》1997年11月号）
载于《十月评论》1998年第一期，十月革命八十周年纪念特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