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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格莱斯（李福仁）
罗维尔Frank Lovell
十月评论 第15卷 第3期（总第135期）1988年5月出版
格莱斯Frank Glass是有名的记者，也是积极投身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今年3月21日，他在洛杉矶病逝，终年87岁。
格莱斯在英国出生，10岁时随同父母到南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很早便发展。这使他对南非白人社会加诸黑人身上的不平等深表愤慨。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消灭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法，并矢言消灭帝国主义。而格当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但却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并为1921年南非共产党成立时的创建人之一。
当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背叛了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在1928年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时，格却忠于他加入革命工运动时的信念，反对斯大林主义，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
1930年，他到中国担任记者职务，与美国记者伊罗生合作，协助中国的托派运动发展。两人以文字推动中国的解放，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格莱斯用笔名李福仁发表文章，成为中国问题的资深分析家。当时上海托派运动一名领导人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记述他与李福仁在1935年的第一次会面经过：
“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份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会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了“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
所以深入认识格莱斯的人，都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加农也这样认为。
1937年8月，李福仁在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国际左派反对中国支部面对的纲领性和原则性问题。其间，李福仁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托派组织如有机会时，应否在一些尚未有抗日组织的地区主动成立抗日组织。（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觅路社出版549—566页）
李福仁其后返回上海，直至日本在1941年在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天才返回美国。格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纽约任职记者，并以别名格莱弗斯（FRANKGRAVES）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周报《战士报》的编辑成员，并间中用笔名梁约翰（JOHU LIANG）写作。1944年1月，社工党的主要领袖因反战被捕入狱后，格莱弗斯成为《战士报》主编，并为党的理论刊物《第四国际》撰文。当他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时，仍使用李福仁这个笔名。
二次大战后，格莱斯移居洛杉矶，与当地社工党支部的领导层和加农（他在1953年移居洛杉矶）密切合作。格莱弗斯从不寻求名位，但在加农和其他社工党领袖的坚持下，他参与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在1963年转为全国委员会的顾问。
格莱斯不愧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深切地悼念他。
（诗风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88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