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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一个尼加拉瓜游击战士的自述
文献来源：十月评论
（本文摘自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洲际通讯》的译文，是访问曾积极参与尼加拉瓜游击战的法士度·阿玛多F·Amador。原载于纽约的革命社会主义双周报《宇宙透视》六月二十号）
我最初卷入政治，是十八岁时在马拉瓜领导学生运动。我哥哥卡路士是民族领袖，他很大的影响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和我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我初期作为学生领袖时，并未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当我接触到清贫的学生和社会上最为贫困的阶层后，我便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经济的情况。
在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加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一个左派政党——共和动员党。我参与组织街坊委员会，在十三个会中有约三百人，经常聚会和发动各种斗争。这是我第一次积极参与群众运动。当时有不少学生加入委员会，但这类活动与学运没有关系。前者使我更着重贫苦群众的运动，而学运方面，我们则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罢课和试图成立全国学生联会，但我们不希望学运与任何政治党派有联系。
这时期，我与正在地下工作的哥哥接触。我从最初开始，便反对以游击战略作为革命政治手段。我哥哥劝我应从党内部争取这立场。当时的共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的工会官僚们曾多次阻止我在工会集会上发言，我便愈觉需要不是改良主义的路线，而在当时国内唯一真正反对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和阶级合作的，便是一个游击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战线），是纪念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领袖辛地尼斯达而命名的。
桑战线当时所鼓吹的，是国家需要一个深入的农业改革，同时脱离美帝的魔爪。它与传统的反帝斗争认同，并为打倒苏莫沙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参加辛战线的年青人，是一整个急进的阶层，他们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独裁。辛战线的领导层，认为推翻苏莫沙政权的同时，要解决全国最贫困阶层的社会及经济需要，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翻政权是不可分离的。在一九六四年试图以合法手段组织一个政党失败，策划人被捕后，我哥哥便觉得只有武装起义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政权。
在桑战线内，我主张群众运动，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由于苏莫沙政权大力镇压，全力对付我们，我们只有保卫自己，转入地下活动，并与游击行动组织一起工作。在政府的猛烈镇压下，我们应该等待，重组力量，进行政治工作，但同志们大都希望对政府进行报复，铤而走险。我被派往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购买武器等。我离开本国几个月后，政府大力扫荡，逮捕了差不多所有城市游击队的领袖，虐杀了很多干部。
我在古巴逗留了大概两年，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到六九年七月。古巴给予我的政治打击甚大。当时，我的政治教育不足，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是理论性的。古巴的日趋官僚化，令我思想动摇，我一方面对官僚化的情况反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必须的。我的想法是：“古巴和同类的国家，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本国，好上千倍，但我一直斗争争取的，不是这种社会主义。”在古巴，我看不到其他的政治选择；但在古巴，我看到游击战是致命性的，不可行的，必须加以反对的。
那时我希望能合法地回本国，再寻求新的政治出路，再深思和考虑我将来应走的道路。我那时颇倾向于毛泽东主义，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却令我很怀疑。
我从古巴回国。后来，又离开尼加拉瓜，到欧洲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我到了伦敦，法国，然后到比利时。我第一次接触托洛茨基主义，是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被背叛的革命》，读这本书是我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它帮助我整理了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的所有问题、概念。
以我的政治经验，我以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所做成的问题，促使人民中许多阶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每一阶层有本身的矛盾，有本身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将来，拉美改良主义的惨败，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背信，社会情况的日益恶化等，会令更多阶层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然，每一阶层会带来它的偏见，同时产生必须对付的压力。
在拉美，急进化的力量已更怀疑游击战略，虽然辛战线当游击运动在整个拉美蔓延的情形下，是比以前更强大了。但是，建立革命党派问题，因游击战略受排斥而可能性更大了。
现在，我国的情况颇富爆炸性。苏莫沙政权继续以暴力统治。最近有更多群众动员。现今的政治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城市的群众，而不是以前一直担任主要角色的乡村群众。群众斗争的主要一环，是争取民主权利。对群众来说，斗争就是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争取更像人的生存。所以，反对苏莫沙，争取民主权利，都与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推翻苏莫沙政权的革命，也就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