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三月
1.罢工之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星期六
今早我在桑德兰[1]参加了一个集会,会场挤满了人,全国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2]也出席了。不出所料,他一开始就大骂政府的“刽子手”伊恩·麦克格雷格[3],并警告说,要逼政府收回关闭矿井的威胁,就得现在动手,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约克郡和苏格兰的人已经起来反抗关闭五个矿井的计划,斯卡吉尔要求我们马上站出来支援他们,不然的话,政府还要关闭六十五个矿井。他的话听起来就像“背水一战”,但我还是同意他的意见。夸张的言辞是他的拿手好戏,况且过去两年里我听他这样讲也有好多次了,他就是喜欢反复强调个没完。
我要批评他的一点是:他大骂“资本主义媒体是吸血鬼!”,可是,既然他这么讨厌这些媒体,为什么还让它们参加集会呢?我猜这是因为他其实很享受媒体的关注,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他是现今最优秀的工会领袖嘛。况且他说的也没错,有人故意掐断了给矿井的投资,还拿二手机械来糊弄矿工。我的矿井——南希尔兹维斯托矿场[4]——就出了这种事,去年虽然产了一百万吨煤,却亏损了三百万英镑。
反正他在结尾时说,“别跪了,站起来,像男子汉一样,保卫你们的饭碗和社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接下来就剩罢工表决了,明早十一点,我们分会要开大会,决定是否罢工。我当然要投赞成票,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呢![5]
2.维斯托分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
今早在南希尔兹的阿姆斯特朗会堂[6]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大会经过表决,决定举行罢工,抗议国家煤炭委员会的关闭矿井计划。我参加过的会员大会里,就数这次来的人最多,每个出席的人都有机会发言,有几个胆大的家伙甚至还表态反对罢工。我自己当然是发言赞成罢工的,然后分会书记作了总结发言,他概述了引发今天的表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提醒我们说,麦克格雷格在英国钢铁公司搞的勾当,害得几千人丢了饭碗,主要是在康塞特和贾罗[7]。
经过漫长的辩论后,有人提议:给主要动议添加一条附则,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有不少人反对举行全国表决。老实说,我并不想搞全国表决,因为要是这么搞的话,我们恐怕会在表决中输掉,再说,矿工队伍的平均年龄也比较大,那些老工人可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算斗争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国表决来决定。要是我们输了,撒切尔就可以想关多少矿井就关多少,她可不会只关掉五个矿井,肯定会关掉七十个!到时候我们这辈子就都得靠失业救济金过活了。不管怎么说,斯卡吉尔说的没错,他说,咱们的饭碗属于未来的几代人,可不能被人拿去卖掉。
在维斯托,我们已经领教了新的不听人话的国煤的滋味。去年九月来了个新经理,他一来就决定:所有人都得按照排班表,轮流上夜班,可是以前夜班都只安排那些愿意上夜班的人。新经理不跟工会商量,就在矿场里里外外贴出公告,宣布新规定将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执行。他还扬言,要是我们不照新规定办,就削减工作岗位。于是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会员大会,经过表决,决定罢工。但机工工会不肯参加罢工,因为他们已经被迫接受了夜班,结果我们的罢工就被他们给搅黄了。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的工会居然建议会员穿过我们的纠察线。这造成了不少摩擦,特别是有个白痴居然开着轿车,以高速闯过了我们的纠察线。警察来了,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跟警察推来挤去。我们想把气氛搞活跃一点,就高唱“祖鲁!祖鲁”,并换了几种阵型,向警察冲锋。
最后我们的罢工胜利了,经理撤回了新规定。但这次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我本来应该在凌晨两点半起床,去上四点的班。但我一直睡到五点半,我从温暖的卧室向外望去,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就更想赖床了。不过我还是起了床,换上暖暖的衣服,喝了杯咖啡,拿上手工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保卫煤矿,别让矿工去领失业救济”。这句口号完全不是我原创的,但它是我昨晚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好的口号了。我去了附近的博尔顿矿场(Boldon Colliery),那里的煤堆得像鲸鱼一样大。这个矿场一年前还在开工,现在只用作仓库,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煤。我到那里劝阻卡车司机不要运煤。我本来打算在早上六点跟一个工友碰头,但我在五点五十分冒着大雨赶到时,他却没来,过了整整一个钟头还是没来,我不禁骂起他来,因为他有一辆很棒的大众轿车,坐起来很暖和,我正盼着坐进去呢。我正准备离开时,一辆大得要命的卡车咆哮着朝我把守的入口开过来,我一下子火冒三丈。
我走近驾驶室,对司机说,我是纠察队员,是矿工工会的正式代表,为了工人团结,他不应该再往前开了。司机一听,打开车门跳下来,我不禁心里一惊,提高了警惕,准备不测。他说,“你他妈扯犊子呢,你们的人在哪儿啊?这哪有什么纠察线啊?”他个头很大,胳膊很粗,咄咄逼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说,“只要一个人就能构成纠察队,那个人就是我,其他人马上就到。”最后这句话是骗他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只想赢。他嘟囔着骂了矿工几句,说什么他罢工的时候该死的矿工可没来帮他,不过他还是回到了驾驶室,调转车头,开了回去,然后停在路上,把这里的情况讲给其他司机听,他们也调头回去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真不敢相信!我单枪匹马就劝返了七辆卡车,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尊重纠察线,这次罢工不出几周就能获胜。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我的妻子凯丝(Kath)开着她的第一辆轿车过来了,那是一辆Hillman Imp[8]。她正要上班,顺路给我捎来一件干爽的外衣和一壶咖啡。我俩都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家庭情况要比大多数矿工好一些,尽管她的周薪只有五十英镑。凯丝对罢工没多少热情,因为我们结婚十二年了,最近才刚刚攒够钱买了几件奢侈品,比如轿车和新洗衣机。她希望罢工尽早结束,但我要比她务实得多。这次罢工是撒切尔挑起来的,她可不会让罢工早早结束,我猜他们想让罢工持续一两个月。能呼吸新鲜空气让我十分高兴,我可不想马上又下到满是尘土的矿井里。让我的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吧。
我让凯特开车送我去维斯托,因为我很想把刚才的事说给大家听。我发现罢工的情况很不错,让我感到很高兴。各处的纠察队员只放了少数几个安检员过去,让他们去检查安全措施;还放了一些办公室职员过去,让他们处理跟我们的工资、退休矿工的退休金以及煤矿发货有关的事情。我找到一位工会干部,叫他制定去博尔顿参加纠察的排班表,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记者,是《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9]的人。她对我的说法很有兴趣,发现我姓“斯特莱克”后,兴趣就更大了。我跟斯卡吉尔一样,想出风头的欲望占了上风,所以我就跟她聊了起来,还让她给我拍了照。我真是自作自受:《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在头版登出了她的报道,还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名副其实的斯特莱克》(Strike by Name),这篇报道把我写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罢工工人。以后跟媒体打交道时应该多加小心。
其它地方的罢工进展得不太好。诺森伯兰[10]还在开工,达拉姆[11]有几个矿井也没罢工。要是他们不参加罢工,我们就到那里去纠察,逼他们停工!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纠察队员跟参加了去年九月的罢工的人是同一批,我们要想获胜,还得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凌晨两点半我就起床了,然后走了五英里的路去矿场,打算在凌晨三点半、也就是第一班工人上岗的时间赶到那里。在维斯托矿场干活的人分两类,一类叫“沙舞者”(sanddancers),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矿工;另一类叫“山里人”(Hillbillies),他们来自达拉姆,那里的煤田正在急速萎缩,所以许多村庄都没了矿场,他们就涌入这里的矿场找活干。有些“山里人”曾在已被关闭的五个矿场干过,不少人参加过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
我喜欢步行,但天气实在太冷了,等我到矿场时,没赶上搭载第一班矿工的巴士。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膝盖。看见土制暖炉真是让人暖心,哪怕它其实不过是个四处漏风的锡桶。问题是我没法靠近暖炉,因为有三十来个纠察队员正围着它取暖呢。下夜班的人从矿场弄来了燃料、焦炭,还有木料和帆布,做成了一顶不错的帐篷。没有人能争取到安装加热系统,所以冻得要死!有两个正在执勤的警察,跟几个工友友好地聊天,时不时就蹦跶两下,想驱散从几百米外的北海吹来的寒风,但根本没用。总之,几辆巴士全都穿过了入口,几分钟后又经过出口开走了,车上一个乘客都没有,也没人步行上班,所以罢工在维斯托进展很顺利。
早上五点半,安检员来了,这让我们有点紧张,不过他们没打算穿过纠察线,这很好。另一件让我们紧张的事情是管理层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想钻进舒适的办公室里。我们向他们怒吼,宣泄心中的怨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国煤的恐吓。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矿场,准备乘巴士去多顿[12],那里还没加入罢工。我有些为难,最后还是婉拒了,因为我正打算上本地的社区中心去排练戏剧,这出戏是艾伦·普雷特[13]的《关上煤仓大门》(Close the Coalhouse Door)。我演的是老是讲古怪笑话的乔尔迪(Geordie),这出戏是讲关闭矿井的,里面有首很棒的歌,是阿列克斯·格拉斯戈[14]的《社会主义ABC》(The Socialist ABC),这首歌很难唱,我得花大力气练习。我们从去年十月就开始排练这出戏,但我们全是票友,每周只一起排演一次。希望在罢工结束前能练好。所以,我错过了第一次参加飞行纠察任务的机会。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昨晚在多顿执勤的纠察队员报告说,行动很成功,多顿也加入了罢工。地铁电台[15]里说的却大不一样,他们大骂纠察队员是“畜生、流氓”。管它呢,反正结果是最重要的,现在达拉姆煤田的罢工率几乎达到了100%。维斯托的工友们很是为自己骄傲,他们用“祖鲁”战吼激励了那些原先比较消极的纠察队员。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一辆轿车差点被掀翻,幸好司机还算识相,及时调头返回;还砸碎了几个瓶子,不过没人被捕。
今早又睡了一会懒觉,八点半才赶到矿上,正好赶上管理层开着豪华轿车想钻过纠察线,遭到了大伙的怒骂和嘲讽。然后有人跟我说,九点钟要派一车人到诺森伯兰去执行纠察任务。那里的人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决定继续开工,尽管他们的矿井是最有可能被麦克格雷格关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回心转意。
车上能坐55人,但只载了大概30人,这让我们有点失望,昨晚在多顿纠察的那些工友特别失望。分会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也跟我们去了,包括司库在内,这可真是了不起,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上哪个矿场效果最好。我建议去艾灵顿[16],因为前不久麦克格雷格在那里被骂成了“死鬼”。但我不知道艾灵顿怎么走,只知道它在布莱斯[17]附近,可我也不知道布莱斯在哪里!幸好司机知道怎么走,于是我们在9点35分赶到了那里,正好可以赶上白班来换班的时间,他们十点钟换班。我们叫司机中午十二点过来接我们,然后就在矿场正门外面竖起了分会的旗帜。
这里也跟维斯托一样冷得要命,北海的寒风呜呜地吹,为了保暖,我们跺脚、搓手,一点没用。矿场经理出来了,叫我们不要碰煤炭委员会的财产。我们大声拒绝,他马上跑去叫警察来驱赶我们。几个伙计想尿尿,但他们要走进去时,经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不让他们进去。这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伙计们干脆对着墙撒尿,很是恶心了管理层一把,不过他们也没别的办法了。有时就得因地制宜嘛!
就在我们开始觉得无聊时,来了一辆货车。我们跟司机讲了几句,劝他不要越过纠察线。他同意了,调头回去了,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全都为他大声喝彩,两个当地工会的人出现了,看上去很不高兴。他们叫我们离开,说他们已经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工会的一个人对他们说,作为工会会员,他们应当尊重我们的纠察权,不要穿过我们的纠察线。那两个人马上跑回食堂,向一个人报告,那人来得比我们更早。
过了一会,来了一辆满载矿工的巴士,我们站在大门前,排成一排,拦下了巴士,劝说矿工加入罢工。来了一个工会干部,他对矿工们说,食堂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该拿我们这些纠察队员怎么办。我们同意放他们过去,但劝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还强调了关闭矿井的重大性质和工人团结的必要性。有个矿工对我说,他们已经以十比一的比例否决了罢工,这让我觉得很恶心,但当我得知他们的工资在全国的矿工当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奖金)之后,我对此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正好暴露了“激励计划”[18]是怎样分化工人的:它让那些劳动条件好的工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那些劳动条件差的工人反而拿得更少,而这个计划正是该死的工党政府搞出来的!
那两个工会干部回来了,最后一次劝说我们离开。其中一个说:“撒切尔要是看见了,准会笑掉大牙,你们要在这里搞罢工,就等于搞垮矿场!”另一个说:“只要我们继续开工,就能给全国执行委员会施压,让他们举行全国表决。我们要全国表决!”我们的工会干部反驳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我们的决定也是符合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只要政府以“经济效益”为理由关闭矿场,就要举行罢工。那两个工会干部气鼓鼓地走了,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视摄制组,他们用咄咄逼人的态度提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会干部很聪明,没有上钩,而是很好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基斯·斯穆尔特(Keith Smoult)掐了掐主播的屁股,打断了采访,主播抱怨说有人“捅了他”。这把大伙都逗笑了。这时来了个女人,冲我们大喊大叫,喊什么“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她对着如获至宝的摄制组哭诉,说她丈夫要上班,可是我们挡在她前面,举着标语牌,不让她丈夫看见她,这让她很痛苦。她说的话很是尖酸刻薄,我都不禁替她丈夫感到难过了!
那两个工会干部又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他们俩对我们说,艾灵顿的矿工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加入罢工,从现在起,这个矿场由他们自己的纠察队接管。我们大声欢呼,当他们允许我们进入矿山食堂喝杯热饮时,我们欢呼得更加大声。我们问司库要点钱,他给我们买了七个腊肠卷!简直就像耶稣带来的五饼二鱼![19]
我们情绪高涨地返回了维斯托,我们的“祖鲁纠察队”没有引发暴力冲突,就让诺森伯兰最大的矿场停工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当地电视台报道说,“维斯托矿场派出了一队态度平和、富有幽默感的纠察队员,让国煤的模范矿场艾灵顿停了工,这与昨晚发生在多顿的丑恶而又可耻的场面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此报以大笑,因为昨晚去多顿的人,和今天去艾灵顿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
总的来说,各地的消息都还不错,约克郡的伙计们在诺丁汉干得很棒,那里还在开工的矿场已经不多了。看起来形势喜人。
6.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在矿场执行纠察任务,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是聊罢工的事。我转了一会,就去找戴夫·法拉姆(Dave Farham),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很会鼓舞人心,虽然饱受MS[20]之苦,却一直在尽力支持罢工。能在他的暖炉旁烤烤火,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跟他讲了昨天的事,不过他早就知道了,毕竟他家离矿场只有几百码路。既然这样,我就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跟我说,纽卡斯尔理工学院[21]的学生要搞个集会,有人请他到会上发言,他想叫我陪他一起去,给他加油打气。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的女儿们要上学,凯丝要上班,所以这一天完全是属于我的。我们打算同他的朋友、一个叫菲尔·特纳(Phil Turner)的学生一起去,特纳也是那所学院的学生,他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一起坐巴士去纽卡斯尔。
路上菲尔对我说,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立马对他警惕起来,因为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我是工党党员,所以比较倾向战士派,他们曾提醒我们当心社工党,说社工党的人都是极端分子。菲尔在交谈中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告诉我们,学生会要举行全体大会,讨论要不要全力支持矿工工会,要不要允许我们借用他们的设施。菲尔请戴夫和我在会上发言,劝说学生们支持工会,我们答应了,但他担心出席的人恐怕达不到法定人数。戴夫和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趁机扩大罢工的影响。
抵达会场时,我们发现里面挤满了人,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差点就想打退堂鼓了,但有人把我们带到座位上之后,我们冷静了一点。这时我还傻傻地以为,等会要听我讲话的就是这些人了,但没过多久,菲尔就带我们走上讲台,面前是五百个嘈杂的学生,我们坐了下来。我的腿都发抖了,戴夫也是。我运气不好,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我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对大会说,如果我们的罢工能够获胜,他们也能获得更好的前途,我还对他们说,我们是逼不得已才奋起斗争的,我还一五一十地解释了罢工的目标,这些目标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戴夫走上来想讲话,但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拥护保守党的学生,这个学生反对支持罢工,讲了不少针对矿工——特别是斯卡吉尔——的挑衅的话。
戴夫表现得太棒了!他不仅反驳了那个学生,还抨击了撒切尔政府,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工会。他还警告学生们,说要是保守党打败了工会,以后他们就会要学生们缴纳高昂的学费。听众起立向他欢呼,大家都觉得,这下学生会一定会通过支持罢工的动议。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个衣着光鲜、体态肥胖的保守党人,他的观点之右,就连撒切尔夫人跟他相比,都显得像共产党了!他想让大会相信,矿工是工人当中的高收入群体,罢工都是斯卡吉尔率领的一小撮左翼煽动家煽动起来的,因为他不愿意关闭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矿场。在他提到工资时,戴夫从座位上跳起来,建议把他最近的工资条拿给大家看看,只见上面写着:在一周里,他干了42小时,挣了高达67英镑的巨款!不出所料,那个保守党人不肯看他的工资条,但是大多数学生大声叫嚷,叫他念出来,接下来,他的话都被洪水般的“念出来!念出来!”给淹没了。
最后大会举行了表决,保守党不停地打岔,想阻止表决。这帮混账甚至还拉响了火警,但是,多亏了学生们,表决还是举行了,并且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动议。菲尔募集到了23英镑的捐款,并转交给我们,学生并没有多少收入,却还是能如此慷慨解囊,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谦卑和恭敬。这一天真是太值得纪念了。
在媒体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报道,基本都是坏消息,尽管约克郡派去了不少纠察队,但诺丁汉的矿工还是不肯参加罢工,媒体也支持诺丁汉矿工。我们得到那里去,参加纠察。
7.三月十八日 星期天
前些天,在诺丁汉的奥勒顿矿场,出了件悲剧,死了个小伙子,叫戴维·琼斯,是约克郡的矿工[22],保守党趁机叫嚣,要中止一切纠察活动。去他妈的!我们必须加强纠察,逼那些混蛋工贼停工,不然那个小伙子真就白死了!
在我们维斯托,有一批人对自己的工会干部越来越失望,因为他们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们自己成立了非正式的罢工委员会,自己筹集资金,这样我们就能离开矿场,到那些不肯参加罢工的地方去搞纠察。虽然维斯托的罢工率达到了100%,可是分会干部就是不肯派纠察队到诺丁汉去。他们眼皮子怎么这么浅呢?
战士派曾向我们保证,他们会派人到造船厂去帮我们募捐,还会帮我们跟其它地方的愿意起来斗争的矿工保持联系。要是我们能让那些愚蠢的工会干部看到,我们不仅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还能做得更多,那就好了。不能坐等他们回心转意主动带头,否则罢工就会输了!
凯丝老在抱怨我,说我老是往外跑,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所以这本日记怕是不能每天都写了,只能有空时再写。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今早我们几个人跟一些社工党党员去了沃尔森德的斯万与亨特公司[23]募捐。正在上班的造船工人基本上都对我们很冷淡,这让我有点惊讶。一个工人说,反正他都要失业,那他干嘛要支持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募集到了46英镑,我们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到诺丁汉开展纠察行动的费用。我们向每一个捐款者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并保证我们的行动与分会无关。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会私吞这笔钱了。我们买了个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并由证人签名作证。
跟我们一块去募捐的社工党党员并没有劝说我们入党,这跟战士派的作风可不一样,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劝我入党,他们说我应该自己拿主意。他们还说,我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也许我会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实诚人,其中大半是学生。
诺丁汉冒出了不少警察,他们甚至不让约克郡的纠察队员进入诺丁汉郡!诺丁汉的工贼们公然宣称,除非举行全国表决,否则他们绝不罢工。他们的工会领袖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穿过纠察线,因为罢工没有得到正式批准。这是对工会基本原则的可耻叛卖。要是他们不尊重纠察线,就等于帮了撒切尔大忙!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今早六点半,我的朋友约翰(John)来接我,带我去惠特本[24]一带的工厂,因为我们听说COSA的人还没停工。惠特本是个海滨小镇,正好位于南希尔兹和桑德兰正中间的位置,那里以前有个矿场,曾是东北最有战斗性的矿场之一,在六十年代被关停了。惠特本矿场的矿工后来有不少来到了维斯托做工,他们对以前那种高涨的战斗精神十分自豪。他们相信,惠特本矿场被关闭,不是因为煤采完了,毕竟那里还有不少煤,而是因为战斗性太强。现在惠特本矿场就剩几排房子和一堆垃圾了。国煤把那里用作办公室和工厂。
到那里时,发现纠察队员大概有七十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大多是维尔毛斯矿场[25]的人。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里,然后跟比我们早到的六个维斯托矿工会合。他们劈头就问:就你们两个?其他纠察队员呢?我就说:他们都站在维斯托外面,啥事都没干。一个维尔毛斯矿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用的字眼比较难听。我们也只能赞同他,我们说,确实该把维斯托的纠察队员派来这里,但组织工作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是自发过来支援的,这才刚到呢。
跟维尔毛斯的工友们谈过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的工会干部真是太差劲了。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不仅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个罢工指挥部,结束纠察之后,纠察队员可以在指挥部里吃上热饭。这也没啥好奇怪的,毕竟他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左翼,早在罢工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前几周他们请斯卡吉尔去演讲的原因。
早上的纠察算是部分成功了,工厂里的机工同意参加罢工。COSA的会员大多是妇女,她们不愿参加罢工,经过一阵推搡后,她们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了工厂。约翰和我回到了维斯托,那里正在发工资单,我决定去找分会干部,要求他们明早派人到惠特本去,支援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
矿场大院里,人们排成长队,等着办公室九点开门发工资。我看见分会书记和主席正在跟几个人聊天,我就走过去,把惠特本那边的事跟他们讲了。讲完后,他们那态度,真让我恼火。他们说,惠特本不关他们的事,维尔毛斯的人愿意派纠察队过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就说,工贼行为会影响到每一个矿工的利益,要是咱们不及时掐灭,它就会扩散开来。书记一听这话就火了,他问我,有过多少罢工的经验?还说他搞过多少多少次罢工,还骂我是“挑事的赤色分子”。他又说,上次分会选举时,大家没把我选上去,说明大家都清楚我是什么货色。我确实没被选上,可这跟我现在说的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是火冒三丈,就大喊起来:不去支援维尔毛斯的人,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为什么他们组织得那么好,我们却组织得这么差?他就说,要是你当上了书记,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惜书记现在是我不是你,我不想“浪费分会资金”。我气炸了,骂他“大傻逼”,还说,要是咱们输掉了罢工,分会就没了,他也当不成书记了。我气冲冲地走开了,排队的人当中,赞同书记的人也跟着嘘我“赤色分子”。就连“非正式”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支持我,我更气了。太失望了。
在单位大门外面,我碰到了战士派成员玛格丽特(Margaret),她拉我去附近的酒吧,让我宣泄怒气。她还给我介绍了秘协的几个人,他们给了我一张25英镑的支票,让我转交分会。我们好好讨论了一番罢工,她请我周六去谢菲尔德(Sheffield),参加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26]的会议。我以前在伊兴顿[27]参加过几次广泛左派的矿工集会,所以我答应了,况且他们还出路费。约翰也会去,所以,如果会议开得很无聊的话,我还有个聊天的伴儿。
凯丝很不高兴,因为周六本来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我对她说,她最好适应,因为我现在把赢得罢工胜利当作头等大事,况且早在斯卡吉尔当选全国主席之前,我就一直在积极支持他,所以,当别人都在战斗时,我不能袖手旁观。她气呼呼地上床睡觉了。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早举行了在诺丁汉遇害的纠察队员戴维·琼斯的葬礼。全国各地来了四千多矿工。虽然维斯托也派了一车人过去参加,但没人通知我,所以我没能去成,只好在电视上观看葬礼了。
所以我去了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肯·利文斯通[28]发言。他讲得很动听,说他支持矿工工会。只可惜他做的没有说的漂亮——我把捐款箱拿到他面前时,他只投了3英镑。跟他的年薪相比,这点钱简直是九牛一毛!总之我们募集到了33英镑9便士,还算可以,毕竟我们是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外面募捐的,捐钱的大多是学生。跟以往一样,我们当着见证人的面清点了捐款,并请见证人在账簿上签名。
我刚刚跟一个工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维斯托的车刚出达拉姆,就在A1公路[29]上被警察拦下了。警察说,他们有理由认为,矿工们要进行的非法纠察会扰乱治安。这全是胡扯,因为大家全都穿西装打领带,根本没带在寒冷的三月早晨进行纠察所需的装备!警察叫他们下车接受搜身。过道上有个黑色箱子,一个智商处于警察平均水平的巡警就问里面装着什么,一个工友就喊,“是他妈的火箭筒!”那个巡警马上下令,把箱子搬下来搜查!真是无法相信!这又是警方滥用职权的一个例子,就像前几周他们不许肯特矿工经过达特福德隧道[30]一样。我们的人只不过是去参加葬礼,警方肯定早就知道了,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是故意骚扰我们,向我们挑衅!
递交了正式投诉,但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还听说,以后工会恐怕更难租到车子了,因为当地的几家巴士公司都收到了警方的警告,不许他们把车子租给矿工工会。警方又在滥用职权,阻挠我们去纠察,简直无法无天了。他们休想阻拦我们,因为我们开轿车去,只要分会报销油费。他们从1974年就开始筹措基金,现在该是用这笔钱的时候了!!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早上六点半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家门。一直到我写这篇日记的晚上十一点半,雨还是下个没完!我去了纽卡斯尔,大概七点半到了那里,浑身湿透了。我在干草市场[31]喝了杯咖啡,跟玛格丽特,还有另外几个战士派的人见了面。不久车子来了,我们上了车,里面挤满了人,热烘烘的,身上都冒气了。车上的人大多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还有几个社工党的人。他们一上来就叫卖他们的报纸《社会主义工人报》[32],我买了一张,看看有什么罢工的消息。
我旁边坐着一个叫帕特(Pat)的姑娘,她是社工党党员,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工作。我们聊了罢工的事,她跟我说她去过几次维斯托。她在巴士上把募捐到的10英镑交给了我。她讲了不少社工党的事,但也讲了不少工党的缺点,特别是托尼·本恩[33]在担任工党政府的能源大臣时强推那个可恨的“激励计划”的事。虽然她说的事,有不少我挺赞同,但我还是对她的动机怀有疑虑。
我们到谢菲尔德时,大雨还在下,所以我们迅速穿过马路,跑进大学,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等着登记参会的人。我很高兴见到基斯·斯穆尔特也在里面,能跟一个维斯托人聊天真是太棒了,况且基斯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认识这里的不少人,包括这里的“头头”乔夫(Geoff);战士派的人把我们领进食堂,让我们在里面等一会,他去帮我们搞定入场证的事。看来矿工是眼下的明星,因为我们走进主会场时,发现前几排全是矿工工会会员。我跟他们要了好几个徽章,贴在我的鸭舌帽上。
会场里挤满了各个工会的人,有的工会我连听都没听过!在早上的会议上,所有的发言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我们矿工,但我觉得,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举行了募捐,筹得了两千多英镑,一半分给矿工工会,一半分给广泛左派。有一群人——后来我发现他们全是社工党党员——提出抗议,要求把所有的捐款都交给矿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社工党的动议被否决了,这真让我难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占理。
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喊我去参加一个小会,有个叫托尼·克利夫[34]的人要在小会上讲话,谈我们这次罢工。小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开的,但里面挤满了人,老实说,我刚看见托尼·克利夫讲话时,我心想:“谁啊这是?”他年纪挺老了,体格矮小结实,两鬓留着又硬又粗的灰色头发,戴着眼镜。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一开始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适应了他的口音后,立马就觉得他讲的几乎全是对的。他公开批评斯卡吉尔和矿工工会领导层,说他们的策略太幼稚了,我以前从来没听见有人这么讲过!他把1972年、1974年那两次罢工,跟现在这次罢工作了对比,他说,只靠逼停发电厂,是赢不了这次罢工的,这主要是因为时节的缘故,但也是因为我们得不到其他工会活动家的支持,除非我们马上在基层群众当中开展争取支持的运动。他还警告我们,说其他工会的领袖恐怕也会出卖我们,就像他们出卖沃灵顿的全国印刷协会[35]、出卖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会员[36]一样。他们会背刺我们,让我们孤军奋战。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各种工人集会上,认真解释罢工的情况,直接向工人求助。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说的对,虽然他的话让我有点沮丧。
接下来发言的是个来自约克郡的矿工,他呼吁大家给派往诺丁汉的纠察队员捐款,他的讲话充满激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筹到了644英镑,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募捐到三位数的款子。我得说,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回到主会场时,我碰见了一个叫尤努斯(Yunus)的小伙子,他是纽卡斯尔人,以前我在维斯托见过他几次。他说,我应该在会场外面募捐,而不是在里面听他们说大话。我有点犹豫,但他塞给我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请支持矿工”的贴纸。他向我保证,说这样做完全可以,但有一个会员代表[37]不同意。尤努斯跟几个干部聊了一会,帮我搞到了留下来的许可,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没多久又来了几个约克郡的工友,一开始他们对我有点冷淡,但过了二十几分钟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熟络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叫伊恩(Ian),在银木矿场[38]工作。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有个小杂种骂我们要独吞捐款时,他跟我一起骂了回去。伊恩后来跟我说,他是巴恩斯利[39]的工会干部,但他不喜欢当选干部独揽组织工作的做法。我把自己矿场的干部的嘴脸跟伊恩讲了,他就说,咱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募捐,大获成功,捐款箱重得都拿不下了,只好把一半的钱放在我脚下的盒子里!有个大块头的苏格兰人,过一会就要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都会往捐款箱里投一英镑。他要么是膀胱有毛病,要么就是喝太多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他的慷慨。
战士派的乔夫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听托尼·本恩的演讲,我把原因讲给他听,他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还带着几个高大的战士派干部,对我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下三滥的垃圾。我叫他滚,他就滚了。真是个窝囊废!
基斯和我点了募捐来的钱,结果震惊了我们——足足有102英镑77便士。我们乐坏了,但我们碰到了几个维尔毛斯矿工后,就决定分给他们一半,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钱的。
回家路上我们聊了一路政治,我确信自己已经对工党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老是不肯支持我们,反而去讨好中间阶级。他们真是让那些用鲜血建立工会的前辈们蒙羞。
回家之前,我们买了炸鱼加薯条,拿给维斯托纠察线上的兄弟们吃。他们星期六晚上还在执勤,应该吃点好的。该死的分会可不会给他们买吃的!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今天早上,维尔毛斯分会委员会过来拜访,想让我们两个正在罢工的矿场进行联合纠察。不用说,我们的干部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所以他们气冲冲地回去了,走时还骂了几句“下流坯子”。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人提醒我小心行事,因为我们的干部对我没多少好感。这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到了晚上,我们分会的一个干部汤米(Tommy)却找上我家,问我借点钱,好让他们可以多派一辆车去诺丁汉!我给了他35英镑油钱,让他签收。我问他,我能不能也去诺丁汉,他却说,我正在搞的募捐工作很重要,应该继续搞。换句话说,用不着你,滚。太失望了,但也不是没料到会这样。
13.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早我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时,汤米和他的喽啰从诺丁汉回来了,他们讲了路上的经历,简直就好像故意要吓跑人,让大家不要再去诺丁汉似的。他们说,路上有好多警察,他们编了借口才穿越郡界,到了诺丁汉。凡是走公路去诺丁汉的,都被警察劝返了,所以汤米他们只好穿过田地去矿场,天上还有直升机打探照灯。等他们抵达矿场时,那里的警察远远多过纠察队员,所以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就连喊一声“工贼”都不行,谁敢喊,警察就抓谁!唯一的好事就是他们受到了巴恩斯利罢工中心的热烈欢迎,约克郡的工友尽力款待他们。汤米的报告让大家觉得,去诺丁汉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尽管他还说,谁想去,就自己去看看吧。可我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根本不像汤米说的那样。反正,过了一阵子,我就自己过去看了,因为我现在正在巴恩斯利附近的北方劳工学院[40]里写这篇日记呢。
基斯·斯穆尔特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熟人,向普市工会借了一辆面包车,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纽卡斯尔,乘上面包车,又回到维斯托,捎上其他人——除了我还有九个维斯托矿工——一块去诺丁汉。布莱恩·泰特(Brian Tate)自告奋勇当司机,然而他开了一段路之后,我开始对咱们能否平安抵达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甚至把车开到了环形交流道顶上!
旅程很刺激,大家都在张望前方,看看汤米说的是不是真的。乔迪·凯恩(Geordie Kane)今早刚刚跟汤米一起回来,他自愿跟我们又去一趟诺丁汉,给我们指路,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乔迪就像父亲一样,把我们当成一群对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感到很好奇的小孩,总是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布莱恩和我记起了一首很老的嬉皮歌曲《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41],就唱了起来,乔迪听着我们唱歌,笑了起来。我们根据当下的情况,改动了歌词:
一、二、三,我们为什么斗争?
别问我,我才不在乎
下一站就是诺丁汉
五、六、七,打开天国大门
没空去想为什么了
呜呼,我们都要死了!
布莱恩开车径直冲过小岛,感觉我们真的要死了!乔迪说我们都疯了,但他才是最疯的那个,因为只有疯子才敢一天跑出去两趟,还不告诉他老婆自己要去哪里!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设在枢纽站旅馆(Junction Inn)的巴恩斯利罢工中心,发现人人都在忙里忙外,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完好无损地到了那里!我们走进楼上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全是人,有台电话放在桌子上,总是有人在打电话。人们不是刚从诺丁汉回来,就是马上要去诺丁汉。我听见一个人告诉大家,他的同伴在经过警察设下的路障时不肯调头,就被抓了起来。被抓的那个人是司机,跟他同车的乘客只好自己想办法回去,幸好路上有人愿意搭他们一程。
我们转来转去,过了大概十分钟,终于有人来接待我们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大会上跟我对骂的小杂种。
幸好他没认出我来,所以我们才能在学校这里过夜。乔迪不记得路了,所以他们给我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带路的过程非常有趣。他年纪很小,大约十九岁,个子不是很高,还喝得很高!他骑着一辆小摩托,在前面带路,我们坐着面包车,跟在他后面。
他开得摇摇晃晃,一会歪到道路一边,一会又歪到另一边,好几次差点摔下车。他的滑稽样儿把大伙都逗笑了,大伙还打赌,看他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们没等上多久。他过了一个弯,又想转回来,结果屁股着地冲过了马路!我们马上停车,下去看他有没有事。他没觉得有什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坐上摩托。他跟我们说他没事,只要不要碾过他就好,我们就让他跟在我们后面,因为乔迪又想起来怎么走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两人睡一间房,跟我住一块的是戴夫(Dave),他现在不知又去哪里晃了。维尔毛斯的人也在这里过夜,但明早就要回去了。他们跟汤米不一样,他们鼓励我们到诺丁汉去,给了我们一大堆传单,让我们发给工贼们。传单上写着达拉姆矿工的话,他们要求工贼参加罢工,还说没有一个矿井能躲过麦克格雷格的大斧。已经快三点了,我得赶紧睡一会,明早七点还得回罢工中心,想办法杀进诺丁汉。我等不及了。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费了老大劲才让自己从舒服的床上起来,时间是六点半,刚好够时间喝杯暖烘烘的无糖红茶,再冒着早上的寒风出门。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我们花了点工夫才把面包车发动起来。路上走错了几次路,抵达罢工中心时刚过七点。值班的干部问我们,在前往诺丁汉之前,要不要做些准备,参加本地的纠察,我们很想做点有用的事,报答他们的热情款待,所以马上答应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很有名的格莱姆索普[42],我们要在当地的国煤办公室外面纠察。秘协的不少白领职员不肯参加罢工,我们就去了那里,后面还跟着满满一车的约克郡纠察队员。
这次纠察不算成功,我们没能说服工贼参加罢工,但我们头一次见识了约克郡纠察队的幽默感。我对警察一直抱有一种勉勉强强的敬意,所以,当我头一次看见约克郡纠察队员是怎样取笑警察时,确实有点吃惊。
这次纠察的主要阵地设在一道很陡的河岸上面,大约有50人参加。我们站在纠察线上,嘲讽那些穿过纠察线的工贼,这时有好几个人开始沿着河岸往下走。我问一个工友这是干嘛,他说,“跟我来,看了就懂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边走边猜他们要干嘛。走到河岸下面,所有人都回头盯着斜坡上的警察。我们马上就懂了:警察正在列队,准备沿着河岸猛冲下来。就在他们冲到我们之前,纠察队员们也组好了队形,迈着正步,回到了河岸上,在跟警察擦肩而过时还嘲笑他们。警察转过头来追击我们,我们就又朝下面跑,就这么重复了好几次。我以为警察会气得揍我们,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跟着我们。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制服,一定累得要死。真是太好玩了,大家兴致都很高。
回到罢工指挥部,有人把我们带到另一辆车上,上面全是纠察队员,他们向我们保证,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诺丁汉,还说他们从没失败过。出发前有人给了我30英镑,说这是油钱。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人把我当成是领头的了,《晨星报》[43]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捎他们一程。没人反对,我们就带他们上路了,路上我们在当地一个加油站加了油,然后上了M1公路[44]。这条路恐怕不是最好走的路线,但约克郡的工友们信心十足,我们也就不怎么担心了。但是,往南走的路上,每一座立交桥都挤满了警车,我们的信心便开始慢慢消退。乔迪不停地说,“这还不算啥,接下来才有得看呢!”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诺丁汉,我不得不承认,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警车!确实很吓人。
在29号枢纽站,我们驶下了M1公路,在交流道上面碰上了警察的警示牌,被迫转向。看来这下我们真的要被拦下了,乔迪还说昨天他们就是这样被拦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开近环岛时,被迫驶离大路,被引导到警察检查站。一个警察给我们打信号,叫我们停车,我们看见前面有十几辆车,车主都在旁边的草地上闲逛。
警察问布莱恩:“先生,能说说你们要去哪里吗?”布莱恩犯傻了,居然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要去诺丁汉发传单,争取支持。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我得警告你们:再往前开,我就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因为我确信你们肯定是要去那里扰乱治安的。”我们全都大喊起来,说我们不是去扰乱治安的,他们无权拦下我们。真是个该死的警察国家!又来了个高级警官,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向他抗议,他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布莱恩跟他讲了,他就说,“你们这帮可恶的混蛋!光天化日的,居然想坐着面包车,大摇大摆的进去?胆子真够大的!”然后他命令我们全部下车,但是布莱恩要留在车上,仔细交待。
我们站在草地上,跟几个科顿伍德[45]的人聊天,那里是最早罢工的五个矿场之一。他们听说达拉姆的矿工也加入了罢工,非常高兴,其中一个说,他从没想到达拉姆也会加入罢工,因为那里的斗争精神一直不是很强。我们对他说,我们也很惊讶!我们在一块写着“普里斯利”[46]的路牌前面拍了张合照。警察还在盘问布莱恩,所以他不能跟我们合影,这让他挺难过的。他很喜欢照相。
过了一会,警察命令我们回到车上,我们照做了,但故意拖拖拉拉,表达我们的反抗。按照约克郡纠察队员的说法,警察会押送我们回到M1公路上,他们有些人还说他们要故意开慢车,堵住M1公路,他们昨天就是这么做的。布莱恩没有照他们那样做,因为警察警告过他,在这次劳动争议期间,只要他再次在开车前往诺丁汉时被抓到,就会被逮捕。在警方的押送下,我们被赶回了M1公路,两旁还有骑着摩托的警察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跑掉。M1公路没能堵成,我们直接回了巴恩斯利。回到罢工指挥部,他们请我们下午五点再闯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会要不要这么做。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那就这样做吧,还让杰夫·麦金斯(Jeff Mackins)担任新司机。我们吃了点东西,抓紧时间睡了几个钟头。
学院的工作人员真是大好人,送了我们一大堆三明治和水果,还请我们喝早茶。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去巴恩斯利了。
到了罢工指挥部,他们又给我们30英镑,我们决定平分给大家,当作零花钱。我对此很内疚,但寡不敌众,也就勉强答应了。他们给我们派了个新向导,叫马尔克(Malc),他在格莱姆索普上班,跟我们一块坐面包车。他是个聪明的向导,不仅带我们穿过了三个郡,一路上还不停地给我们介绍景点,比如阿瑟·斯卡吉尔的出生地和杰基·查尔顿[47]的老家。一路上尽是各种辅路、小路和偏僻的道路,方向变来变去,包括乔迪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难以置信的是,一路上我们都没碰上警察,快到目的地时才有一辆警车从旁边高速驶过。我们开进一个小区,寻找安全的停车处,最后在几个垃圾桶旁边的一块没人用的空地上停了车。德卡(Dekka)在面包车里开了一罐可乐,结果喷得大家满身都是,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伊恩·维尔本(Ian Wilburn)看起来简直就像“黑沼里的生物”,因为可乐罐“爆炸”时他首当其冲。
吃过三明治后,我们两人一组,按照马尔克的指示,前往准备进行纠察的矿场。我的搭档是乔·亨弗里斯(Joe Humphries),虽然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还是很快就赶上了基斯·斯穆尔特。我紧张得要死,就好像我是刚从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战俘一样。基斯也跟我一样害怕,但乔却很冷静,他甚至跑进当地一家矿工福利社问路!我们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但我觉得所有人都看出我们是纠察队员。一辆警车开过时,基斯最先吓破了胆,他冲下公路,躲进附近的树丛里。我差点也跟着他跑了,但乔说,留在公路上更安全,毕竟我们又没犯法。
走了15分钟,天色开始变暗了,这时我们才第一次隐约看见了矿场。走近一看,我们都吓呆了。入口挤满了警察,车道挤满了警察,再走近一点,发现连矿场食堂里也挤满了警察!真是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挤在一个地方。我马上想,这里应该会有大规模的纠察队,或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纠察吧。我们直接走向人群,戴着鸭舌帽的矿工夹在警察中间,很是显眼。到那里时,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纠察队,只有五六个人,跟其中一个聊了会,他说不会有大规模纠察行动。这个矿场叫安纳斯利(Annerseley),在诺丁汉南部。我看见了布莱恩,问他其他人都在哪里,他说他们顺着公路往下走,去了相邻的一个叫纽斯泰德(Newstead)的矿场。这时基斯出现了,我们跟几个从格莱姆索普过来的人(今早我们见过他们了)聊了一下。在安纳斯利这里没人取笑或嘲讽警察。被调来这里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完美符合“肌肉壮汉”这个字眼,就好像是特地挑选出来的一样!
过了几分钟,公路那边过来一个高级警官,对我们大喊大叫。他说,“你们这帮人渣,对,说的就是你们,给我老实站好了,等会这些体面的工人出来时,谁敢叫嚷一声,哪怕是呼吸声大了点,我就把你们拖上警车,到时有你们好受的!!”他的话咄咄逼人,我完全相信,他可不只是放狠话,只要受一点点挑衅,他就真的会那么做。我们只能站在那里,听着下班的工贼高声辱骂我们,真是难受死了!
过了一会,从其他矿场来的人出现了,但他们还没开口跟我们讲话,那个高级警官就回来了,他说,我们人太多了,要是再不走开,就要以妨碍交通的罪名抓人了。真是可笑,妨碍交通的难道不是这里的几百个警察吗?我们只有大概十五人,但是,为了避免给这头蠢猪得到口实,基斯、伊恩和我决定沿着公路走到下一个矿场去,布莱恩和杰夫上了面包车,这时开始下雨了,他俩可以在车上躲雨。
去往纽斯泰德的路上,两边都是矿场的厂房,可以看见工贼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干活。我们很想朝他们大喊,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前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路上我们迷路了一阵子,最后总算到了纽斯泰德。它在一条公路的底部,旁边是一堆空空如也的破烂厂房。看见这样子,我的心情更糟了,而且我紧张的神经也放松不下来。那里有五六个人,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他们的情绪就跟今早在格莱姆索普时一样高涨,还嘲讽警察。一个工友跟我说,这些警察是“新手”,是从德文和索莫塞特[48]之类的地方调来的,很好对付。他还警告我们,说本地警队的警察马上就要来换防了,他们可是难对付的硬茬子。
到了晚上九点半,那些新手警察撤走了,接防的都是膘肥体壮的壮汉,碰上他们真是倒霉。没过几分钟,四个约克郡纠察队员,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在内,就被粗暴地逮捕了,他们被拖上了警车,然后就被押走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肯定在劫难逃了。乔没有被吓倒,他上去问一个警佐,能否向那些准备抵达的工贼发传单。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那个警佐居然允许我们发传单,但是不许说话,也不许硬塞传单。在乔去问警佐的时候,我听一个工友说,马尔克他们被抓走,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来过这里。我就说,这也算犯法?他就说,只要你是参加罢工的矿工,来过这里,就会被当成罪犯。就在我俩说话时,我面前那个警察故意狠狠踩在我脚上,痛死我了,我用力想把脚从他沉重的靴子底下抽出来。那个杂种脸上露出嗜虐的奸笑,当纠察队员们开始离去时,他才放我走,我一瘸一拐地走开时,他还当着我的面骂我“该死的人渣”。我很清楚谁才是人渣!
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往安纳斯利走去,边走边聊刚才的事,突然有两个警察冒出来,用电筒朝我们的脸上照,质问我们要去哪里,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乔回答了警察的盘问,然后警察就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他时,他叫我不要忽悠他,还抽我耳光。最后我拿矿工工会日记本给他看,里面写有我的姓名住址,他才相信我。我们继续上路,雨下个没完,似乎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大,把我们彻底淋成了落汤鸡。
走到面包车边上时,我们发现警察正在盘问每一个人,要他们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乔和伊恩设法钻了进去,但基斯和我只能留在外面淋雨。我跟上次一样,交待了自己的姓名,结果也跟上次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没挨耳光。基斯不仅编了假姓名假住址,还冒用了我们分会一个干部的名字,震惊了我。我不禁深深佩服他的厚脸皮,但又觉得他一定会暴露,一定会被抓。最后警察离开了,走之前还警告我们,说要是我们再在诺丁汉被抓到,就一定要逮捕我们,一定要扣下我们的面包车!好个“自由国家”。我们可是合法的工会会员,却不能实行纠察的民主权利,这真让人害怕。欢迎来到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奥威尔的《1984》离我们并不远。
返回巴恩斯利的路上,大家都闷闷不乐。警察今早威胁布莱恩,说要逮捕他,但他终究还是没被捕,所以他松了一口气。今天的经历震惊了我们所有人,乔迪除外,大家都想今晚尽快回家。但我还得留下来,趁记忆犹新的时候把这一切记下来。在结尾,我要引用一段话,是从我在这个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上抄下来的:
“治安或许可以被扰乱,但要知道,如果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安宁;政府原先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建立的,如果它反倒毁灭了国家,那也就没有公正可言。”——阿尔杰农·西德尼[49],1680年。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今早我们先在格莱姆索普进行纠察,然后回家去了,但昨晚的事让大家都觉得有点气馁。
回家路上,经过M1公路时,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货车,都是开往费里布里奇[50]发电厂的,这让我们的罢工变得更加艰难了。可以肯定的是,要迫使诺丁汉的工贼加入罢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纠察,也就是说,要派出成千上万的纠察队员,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打败警察。那些工贼正在帮助撒切尔粉碎矿工工会,要是让她得逞了,我们的先辈为之而奋战的一切就都会被叛卖,整个工会运动也会危在旦夕。他们怎么就看不出这一点呢?
回到维斯托后,我们洗干净了面包车,然后再开到纽卡斯尔还回去。普市工会的人听说他们的面包车要是在诺丁汉被人发现,就会被没收之后,显得很不高兴,下次再想跟他们借车恐怕会很困难。
回到矿场后,分会主席和书记完全不理我们,根本不想听我们汇报诺丁汉的情况,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主动性的报答。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要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们,罢工就输定了!
总算回到家了,我洗了个澡,给凯丝和女儿们做了饭,想让她消消气,因为我出门时没有当面告诉她,只给她打了个电话,不给她劝阻我的机会。她原谅了我,但要我保证要缓一缓,周末要跟她一块出去玩。反正我已经累坏了,总算能好好歇一歇了。
[1] 桑德兰(Sund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泰恩—维尔郡(Tyne and Wear)。——中译者注
[2]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年1月11日——),生于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5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1956年当选为约克郡共青团主席,不久后当选为共青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参加全国矿工工会。1962年参加工党。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多次重要罢工。1974—1981年担任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 Miners’ Association)主席,1982—200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1992—2002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2002年退居二线,改任全国矿工工会荣誉主席。——中译者注
[3] 伊恩·金洛奇·麦克格雷格(Ian Kinloch McGregor,1912年9月21日——1998年4月13日),生于苏格兰金洛奇利文(Kinlochleven)一个职员家庭,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冶金,1935年担任冶金技术员。1939年二战爆发后,进入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 )工作,二战期间随英国驻美军事使团前往美国。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担任过多家公司的高管。1977年返回英国,撒切尔上台后,充当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于1980年被任命为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董事长,在任上大搞减员增效,解雇了十多万名员工。1983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向矿工工会大举进攻,最终击败了工会,关闭了大批矿井,导致大量矿工失业,并将剩余的矿山私有化。1986年辞去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译者注
[4] 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属于泰恩—维尔郡;维斯托(Westoe)是南希尔兹南部的一个村庄,曾设有矿场,该矿场于1909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5] 作者的姓氏Strike正好是“罢工”的意思。——中译者注
[6] 阿姆斯特朗会堂(Armstrong Hall)是南希尔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中译者注
[7] 康塞特(Consett)是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西南23千米处;贾罗(Jarrow)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东8千米处。——中译者注
[8] Hillman Imp是一种小型经济型轿车,由鲁茨集团(Rootes Group)于1963年推出,1976年停产。——中译者注
[9] 《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Newcastle Evening Chronicle)是纽卡斯尔地区的一家报纸,创刊于1764年,起初为周报,原名《纽卡斯尔记事报》(Newcastle Chronicle),1858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10] 诺森伯兰(Northnumb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1] 达拉姆(Durham)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2] 多顿(Dawd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矿业城镇,当地的矿场于1991年关闭。——中译者注
[13] 艾伦·弗雷德里克·普雷特(Alan Frederick Plater,1935年4月15日——2010年6月25日),英国剧作家,生于达拉姆郡贾罗镇(Jarrow)。曾在纽卡斯尔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Newcastle)学习建筑学。六十年代开始为多部电视剧担任编剧。《关上煤仓大门》是他根据自己的朋友希德·查普林(Sid Chaplin,1916—1986)撰写的矿工小说而改编的戏剧剧本,发表于1968年,剧中的音乐由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2001)创作。——中译者注
[14] 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年10月14日——2001年5月14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泰恩—维尔郡盖茨黑德镇(Gateshead)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后,曾在德国执教。返回英国后进入BBC工作。他创作的歌曲主要以工人阶级生活为题材,并被誉为英国民歌传统的忠实继承者。《社会主义ABC》是他创作的歌曲,发表于1973年。——中译者注
[15] 地铁电台(Metro radio)是纽卡斯尔地区一家独立广播电台,1974年7月15日开始播音。——中译者注
[16] 艾灵顿(Ellington)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村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北32千米处。——中译者注
[17] 布莱斯(Blyth)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东北21千米处。——中译者注
[18] 1977年,时任能源大臣的托尼·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Incentive Scheme),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富矿区和贫矿区的矿工获得不同的工资,从而分化矿工。这个计划在当年被矿工代表大会否决,也在全国矿工表决中遭到否决,还遭到了以阿瑟·斯卡吉尔等一批矿工领袖的反对。但是,矿工工会的右翼领袖强行推行了这个计划,结果导致了矿工队伍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收入较高的诺丁汉矿工大部分没有参加罢工。——中译者注
[19]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讲道时,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请参阅《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5—44、《路加福音》9:10—17和《约翰福音》6:1—14。——中译者注
[20] 原文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疾病,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中译者注
[21] 纽卡斯尔理工学院(Newcastle 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由卢瑟福技术学院(Rutherford College of Technology)、艺术与工业设计学院(College of Art & Industrial Design)和市商学院(Municipal College of Commerce)合并而成。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改称纽卡斯尔诺森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中译者注
[22] 戴维·琼斯(David Jones)是约克郡的一位矿工,1984年3月15日,他在诺丁汉郡的奥勒顿矿场(Ollerton Colliery)参加纠察时,被砖头击中,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23] 沃尔森德(Wallsend)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也是纽卡斯尔的卫星城。斯万与亨特公司(Swan & Hunter)是当地一家造船企业,于1880年由乔治·伯顿·亨特(George Burton Hunter,1845—1937)与查尔斯·谢里丹·斯万(Charles Sheridan Swan,1831—1879)的遗孀共同创办。1977年该公司被国有化,1987年被私有化。——中译者注
[24] 惠特本(Whitburn)是泰恩—维尔郡南部的一个村镇,位于桑德兰市以北4.8千米处。——中译者注
[25] 维尔毛斯矿场(Wearmouth Colliery)位于桑德兰市,它是桑德兰市最大的矿场,也是达拉姆郡最重要的矿场之一。1835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26] 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Broad Left Organising Committee,BLOC)是工会内的左派活动家的组织网络,1984年3月底在谢菲尔德举行了全国大会,战士派为此出了大力。——中译者注
[27] 伊兴顿(Easington)是达拉姆郡东部的一个村镇。——中译者注
[28] 肯尼斯·罗伯特·利文斯通(Kenneth Robert Livingstone,1945年6月17日——),工党政客。生于南伦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8年3月参加工党,不久后便当选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诺伍德(Norwood)团委书记,1973年4月12日——1986年3月31日当选为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议员,1981年5月17日——1986年3月31日出任大伦敦议会议长。1987年6月11日——2001年5月14日当选下议院议员。2000年5月4日——2008年5月3日当选伦敦市长。2008年、2012年两次竞选伦敦市长,均未成功。2016年4月,因声称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而被工党停止党员资格。2018年5月21日退出工党。——中译者注
[29] A1公路是英国最长的有编号道路,全长639千米,南起伦敦,北至爱丁堡。——中译者注
[30] 达特福德隧道(Dartford tunnel)是横跨泰晤士河的隧道,由两条隧道组成,西隧道于1963年通车,东隧道于1980年通车,1991年,隧道上方的伊丽莎白二世大桥通车,此后改名为达特福德跨河道路(Dartford Crossing)。——中译者注
[31] 干草市场(Haymarket)是纽卡斯尔中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2] 《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创刊于1961年,最初名为《产业工人报》(Industrial Worker),后改名《劳动工人报》(Labour Worker),1968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报》,每周发行一期。——中译者注
[33] 安东尼·尼尔·维吉伍德·本恩(Anthony Neil Wedgwood Benn,1925年4月3日——2014年3月1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5日——1966年7月4日任邮政大臣,1966年7月4日——1970年6月19日任科技大臣,1971—1972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工业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能源大臣。——中译者注
[34]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1917年5月20日——2000年4月9日),本名伊加埃尔·格吕克施泰因(Yigael Glückstein),生于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途退学,转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学习经济。青年时期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巴勒斯坦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二战期间,因参加反战活动而被英国当局逮捕,战后获释,1947年移居英国,参加了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革命共产党分裂后,于1950年成立“社会主义评论集团”(Socialist Review Group),1962年改称“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1977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去世前一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中译者注
[35] 沃灵顿(Warrington)的《斯托克港信使报》(Stockport Messenger)原本与全国印刷协会(National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签有封闭式合同(即只能雇佣印协会员),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雇佣了工资较低的非会员。于是,印协便于1983年7月初举行罢工,到了11月,罢工扩散到全国,印协的纠察队员遭到警方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工会大会总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不给印协提供支持,导致罢工失败。——中译者注
[36] 印协的罢工失败后,撒切尔政府乘胜追击,于1984年3月1日取缔了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GCHQ)的工会,工会大会被迫举行抗议罢工,但未能充分利用罢工来迫使政府收回命令。最后,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被彻底打垮。直到1997年5月13日,工党政府才宣布撤销禁令。——中译者注
[37] 会员代表(shop steward),又译“基层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工会干事”等。会员代表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往往由基层工会会员选举产生,负责发展会员,围绕着工作单位中的各种问题把会员组织起来,代表会员同雇主谈判等。——中译者注
[38] 银木矿场(Silverwood Colliery)是约克郡的一个矿场,1900年开业,1994年关闭。——中译者注
[39] 巴恩斯利(Barnsley)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煤矿曾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中译者注
[40] 北方居民与社区成人教育学院(Northern College for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是一所成人教育学院,位于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1978年建校,主要目的是给没有正式学位的工人提供教育。——中译者注
[41] 《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 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是美国摇滚乐队“乡村老乔与鱼”(Country Joe and the Fish)创作的一首讽刺越南战争的歌曲,发表于1965年10月。——中译者注
[42] 格莱姆索普(Grimethorpe)是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的一个村镇,曾以采矿为主业,但当地的矿场已于1993年关闭。——中译者注
[43] 《晨星报》(Morning Star)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1930年1月1日创刊,原名《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66年4月25日改称《晨星报》。——中译者注
[44] M1公路(M1 motorway)是英国的一条公路,南起伦敦,北至利兹,全场311千米。——中译者注
[45] 科顿伍德(Cortonwood)是南约克郡罗瑟汉姆镇(Rotherham)附近的一个矿场,1873年开业。1984年3月,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要关闭科顿伍德矿场,激起了当地矿工的强烈反应,这成了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索之一。矿工大罢工失败后,该矿场于1985年10月25日关闭。——中译者注
[46] 普里斯利(Pleaseley)是英格兰的一个村镇,位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交界处。——中译者注
[47] 约翰·查尔顿(John Charlton,1935年5月8日——2020年7月10日),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生于诺森伯兰一个足球世家,1950—1973年效力于利兹联队(Leeds United),司职后卫,从1952年到1973年为利兹联队成年队出场629场,攻入70球,协助球队获得1963/1964赛季英乙冠军、1968/1969赛季英甲冠军、1972年足总杯冠军等荣誉。1965—1970年间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场35场,攻入6球,协助英格兰队获得1966年世界杯。1973年退役后曾任米德尔斯堡俱乐部教练、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教练、纽卡斯尔联队教练等职务,1986—1996年出任爱尔兰国家队教练,其间率领爱尔兰队闯入1988年欧洲杯决赛圈和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1996年退休。2006年被利兹联队球迷选入队史最佳阵容。——中译者注
[48] 德文(Devon)和索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两个郡。——中译者注
[49] 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年1月15日——1683年12月7日),英国政治家、共和主义理论家。生于贵族家庭,在英国革命期间参加议会派军队,以战斗英勇著称,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中负伤。1645年当选议会议员。参加了对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审判,但反对处决查理一世,不过后来又转而支持处死查理一世。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公开反对克伦威尔,被迫退休。克伦威尔死后,于1659年再次当选议会议员。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后流亡国外,1677年回国。1681年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后,参加了企图推翻王朝的密谋。密谋暴露后,于1683年6月25日被捕,同年12月7日被斩首。——中译者注
[50] 费里布里奇(Ferrybridge)是西约克郡的一个村庄,附近设有几家火力发电厂。——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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