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诺曼·斯特莱克《罢工纠察队员日记》(1984-1985)

一九八四年三月


1.罢工之前
2.维斯托分会大会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6.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7.三月十八日 星期天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13.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1.罢工之前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星期六


  今早我在桑德兰[1]参加了一个集会,会场挤满了人,全国矿工工会主席阿瑟·斯卡吉尔[2]也出席了。不出所料,他一开始就大骂政府的“刽子手”伊恩·麦克格雷格[3],并警告说,要逼政府收回关闭矿井的威胁,就得现在动手,错过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约克郡和苏格兰的人已经起来反抗关闭五个矿井的计划,斯卡吉尔要求我们马上站出来支援他们,不然的话,政府还要关闭六十五个矿井。他的话听起来就像“背水一战”,但我还是同意他的意见。夸张的言辞是他的拿手好戏,况且过去两年里我听他这样讲也有好多次了,他就是喜欢反复强调个没完。

  我要批评他的一点是:他大骂“资本主义媒体是吸血鬼!”,可是,既然他这么讨厌这些媒体,为什么还让它们参加集会呢?我猜这是因为他其实很享受媒体的关注,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他是现今最优秀的工会领袖嘛。况且他说的也没错,有人故意掐断了给矿井的投资,还拿二手机械来糊弄矿工。我的矿井——南希尔兹维斯托矿场[4]——就出了这种事,去年虽然产了一百万吨煤,却亏损了三百万英镑。

  反正他在结尾时说,“别跪了,站起来,像男子汉一样,保卫你们的饭碗和社区!”他赢得了满堂喝彩,接下来就剩罢工表决了,明早十一点,我们分会要开大会,决定是否罢工。我当然要投赞成票,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的姓氏呢![5]

2.维斯托分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一日


  今早在南希尔兹的阿姆斯特朗会堂[6]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大会经过表决,决定举行罢工,抗议国家煤炭委员会的关闭矿井计划。我参加过的会员大会里,就数这次来的人最多,每个出席的人都有机会发言,有几个胆大的家伙甚至还表态反对罢工。我自己当然是发言赞成罢工的,然后分会书记作了总结发言,他概述了引发今天的表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他提醒我们说,麦克格雷格在英国钢铁公司搞的勾当,害得几千人丢了饭碗,主要是在康塞特和贾罗[7]

  经过漫长的辩论后,有人提议:给主要动议添加一条附则,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表决,大会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有不少人反对举行全国表决。老实说,我并不想搞全国表决,因为要是这么搞的话,我们恐怕会在表决中输掉,再说,矿工队伍的平均年龄也比较大,那些老工人可不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就算斗争失败,他们的损失也没有我们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不能把这个问题交给全国表决来决定。要是我们输了,撒切尔就可以想关多少矿井就关多少,她可不会只关掉五个矿井,肯定会关掉七十个!到时候我们这辈子就都得靠失业救济金过活了。不管怎么说,斯卡吉尔说的没错,他说,咱们的饭碗属于未来的几代人,可不能被人拿去卖掉。

  在维斯托,我们已经领教了新的不听人话的国煤的滋味。去年九月来了个新经理,他一来就决定:所有人都得按照排班表,轮流上夜班,可是以前夜班都只安排那些愿意上夜班的人。新经理不跟工会商量,就在矿场里里外外贴出公告,宣布新规定将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执行。他还扬言,要是我们不照新规定办,就削减工作岗位。于是我们举行了盛大的会员大会,经过表决,决定罢工。但机工工会不肯参加罢工,因为他们已经被迫接受了夜班,结果我们的罢工就被他们给搅黄了。这点我还可以理解,但我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的工会居然建议会员穿过我们的纠察线。这造成了不少摩擦,特别是有个白痴居然开着轿车,以高速闯过了我们的纠察线。警察来了,用武力镇压我们,我们就跟警察推来挤去。我们想把气氛搞活跃一点,就高唱“祖鲁!祖鲁”,并换了几种阵型,向警察冲锋。

  最后我们的罢工胜利了,经理撤回了新规定。但这次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

3.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 星期一


  我本来应该在凌晨两点半起床,去上四点的班。但我一直睡到五点半,我从温暖的卧室向外望去,发现外面大雨倾盆,我就更想赖床了。不过我还是起了床,换上暖暖的衣服,喝了杯咖啡,拿上手工制作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保卫煤矿,别让矿工去领失业救济”。这句口号完全不是我原创的,但它是我昨晚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最好的口号了。我去了附近的博尔顿矿场(Boldon Colliery),那里的煤堆得像鲸鱼一样大。这个矿场一年前还在开工,现在只用作仓库,储存着堆积如山的煤。我到那里劝阻卡车司机不要运煤。我本来打算在早上六点跟一个工友碰头,但我在五点五十分冒着大雨赶到时,他却没来,过了整整一个钟头还是没来,我不禁骂起他来,因为他有一辆很棒的大众轿车,坐起来很暖和,我正盼着坐进去呢。我正准备离开时,一辆大得要命的卡车咆哮着朝我把守的入口开过来,我一下子火冒三丈。

  我走近驾驶室,对司机说,我是纠察队员,是矿工工会的正式代表,为了工人团结,他不应该再往前开了。司机一听,打开车门跳下来,我不禁心里一惊,提高了警惕,准备不测。他说,“你他妈扯犊子呢,你们的人在哪儿啊?这哪有什么纠察线啊?”他个头很大,胳膊很粗,咄咄逼人,所以我小心翼翼地说,“只要一个人就能构成纠察队,那个人就是我,其他人马上就到。”最后这句话是骗他的,但我并不担心这一点。我只想赢。他嘟囔着骂了矿工几句,说什么他罢工的时候该死的矿工可没来帮他,不过他还是回到了驾驶室,调转车头,开了回去,然后停在路上,把这里的情况讲给其他司机听,他们也调头回去了,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真不敢相信!我单枪匹马就劝返了七辆卡车,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们这样尊重纠察线,这次罢工不出几周就能获胜。

  九点差一刻的时候,我的妻子凯丝(Kath)开着她的第一辆轿车过来了,那是一辆Hillman Imp[8]。她正要上班,顺路给我捎来一件干爽的外衣和一壶咖啡。我俩都有工作,所以我们的家庭情况要比大多数矿工好一些,尽管她的周薪只有五十英镑。凯丝对罢工没多少热情,因为我们结婚十二年了,最近才刚刚攒够钱买了几件奢侈品,比如轿车和新洗衣机。她希望罢工尽早结束,但我要比她务实得多。这次罢工是撒切尔挑起来的,她可不会让罢工早早结束,我猜他们想让罢工持续一两个月。能呼吸新鲜空气让我十分高兴,我可不想马上又下到满是尘土的矿井里。让我的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吧。

  我让凯特开车送我去维斯托,因为我很想把刚才的事说给大家听。我发现罢工的情况很不错,让我感到很高兴。各处的纠察队员只放了少数几个安检员过去,让他们去检查安全措施;还放了一些办公室职员过去,让他们处理跟我们的工资、退休矿工的退休金以及煤矿发货有关的事情。我找到一位工会干部,叫他制定去博尔顿参加纠察的排班表,他给我介绍了一位女记者,是《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9]的人。她对我的说法很有兴趣,发现我姓“斯特莱克”后,兴趣就更大了。我跟斯卡吉尔一样,想出风头的欲望占了上风,所以我就跟她聊了起来,还让她给我拍了照。我真是自作自受:《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在头版登出了她的报道,还起了这样一个标题:《名副其实的斯特莱克》(Strike by Name),这篇报道把我写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罢工工人。以后跟媒体打交道时应该多加小心。

  其它地方的罢工进展得不太好。诺森伯兰[10]还在开工,达拉姆[11]有几个矿井也没罢工。要是他们不参加罢工,我们就到那里去纠察,逼他们停工!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纠察队员跟参加了去年九月的罢工的人是同一批,我们要想获胜,还得让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4.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三日 星期二


  凌晨两点半我就起床了,然后走了五英里的路去矿场,打算在凌晨三点半、也就是第一班工人上岗的时间赶到那里。在维斯托矿场干活的人分两类,一类叫“沙舞者”(sanddancers),也就是来自沿海地区的矿工;另一类叫“山里人”(Hillbillies),他们来自达拉姆,那里的煤田正在急速萎缩,所以许多村庄都没了矿场,他们就涌入这里的矿场找活干。有些“山里人”曾在已被关闭的五个矿场干过,不少人参加过1972年和1974年的罢工。

  我喜欢步行,但天气实在太冷了,等我到矿场时,没赶上搭载第一班矿工的巴士。都怪我这不中用的膝盖。看见土制暖炉真是让人暖心,哪怕它其实不过是个四处漏风的锡桶。问题是我没法靠近暖炉,因为有三十来个纠察队员正围着它取暖呢。下夜班的人从矿场弄来了燃料、焦炭,还有木料和帆布,做成了一顶不错的帐篷。没有人能争取到安装加热系统,所以冻得要死!有两个正在执勤的警察,跟几个工友友好地聊天,时不时就蹦跶两下,想驱散从几百米外的北海吹来的寒风,但根本没用。总之,几辆巴士全都穿过了入口,几分钟后又经过出口开走了,车上一个乘客都没有,也没人步行上班,所以罢工在维斯托进展很顺利。

  早上五点半,安检员来了,这让我们有点紧张,不过他们没打算穿过纠察线,这很好。另一件让我们紧张的事情是管理层开着漂亮的小轿车,想钻进舒适的办公室里。我们向他们怒吼,宣泄心中的怨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怕国煤的恐吓。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去矿场,准备乘巴士去多顿[12],那里还没加入罢工。我有些为难,最后还是婉拒了,因为我正打算上本地的社区中心去排练戏剧,这出戏是艾伦·普雷特[13]的《关上煤仓大门》(Close the Coalhouse Door)。我演的是老是讲古怪笑话的乔尔迪(Geordie),这出戏是讲关闭矿井的,里面有首很棒的歌,是阿列克斯·格拉斯戈[14]的《社会主义ABC》(The Socialist ABC),这首歌很难唱,我得花大力气练习。我们从去年十月就开始排练这出戏,但我们全是票友,每周只一起排演一次。希望在罢工结束前能练好。所以,我错过了第一次参加飞行纠察任务的机会。

5.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四日 星期三


  昨晚在多顿执勤的纠察队员报告说,行动很成功,多顿也加入了罢工。地铁电台[15]里说的却大不一样,他们大骂纠察队员是“畜生、流氓”。管它呢,反正结果是最重要的,现在达拉姆煤田的罢工率几乎达到了100%。维斯托的工友们很是为自己骄傲,他们用“祖鲁”战吼激励了那些原先比较消极的纠察队员。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一辆轿车差点被掀翻,幸好司机还算识相,及时调头返回;还砸碎了几个瓶子,不过没人被捕。

  今早又睡了一会懒觉,八点半才赶到矿上,正好赶上管理层开着豪华轿车想钻过纠察线,遭到了大伙的怒骂和嘲讽。然后有人跟我说,九点钟要派一车人到诺森伯兰去执行纠察任务。那里的人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决定继续开工,尽管他们的矿井是最有可能被麦克格雷格关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回心转意。

  车上能坐55人,但只载了大概30人,这让我们有点失望,昨晚在多顿纠察的那些工友特别失望。分会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也跟我们去了,包括司库在内,这可真是了不起,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上哪个矿场效果最好。我建议去艾灵顿[16],因为前不久麦克格雷格在那里被骂成了“死鬼”。但我不知道艾灵顿怎么走,只知道它在布莱斯[17]附近,可我也不知道布莱斯在哪里!幸好司机知道怎么走,于是我们在9点35分赶到了那里,正好可以赶上白班来换班的时间,他们十点钟换班。我们叫司机中午十二点过来接我们,然后就在矿场正门外面竖起了分会的旗帜。

  这里也跟维斯托一样冷得要命,北海的寒风呜呜地吹,为了保暖,我们跺脚、搓手,一点没用。矿场经理出来了,叫我们不要碰煤炭委员会的财产。我们大声拒绝,他马上跑去叫警察来驱赶我们。几个伙计想尿尿,但他们要走进去时,经理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不让他们进去。这样做只会火上浇油,伙计们干脆对着墙撒尿,很是恶心了管理层一把,不过他们也没别的办法了。有时就得因地制宜嘛!

  就在我们开始觉得无聊时,来了一辆货车。我们跟司机讲了几句,劝他不要越过纠察线。他同意了,调头回去了,这让我们很高兴。我们全都为他大声喝彩,两个当地工会的人出现了,看上去很不高兴。他们叫我们离开,说他们已经通过民主程序做出了决定,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工会的一个人对他们说,作为工会会员,他们应当尊重我们的纠察权,不要穿过我们的纠察线。那两个人马上跑回食堂,向一个人报告,那人来得比我们更早。

  过了一会,来了一辆满载矿工的巴士,我们站在大门前,排成一排,拦下了巴士,劝说矿工加入罢工。来了一个工会干部,他对矿工们说,食堂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该拿我们这些纠察队员怎么办。我们同意放他们过去,但劝他们一定要支持我们,还强调了关闭矿井的重大性质和工人团结的必要性。有个矿工对我说,他们已经以十比一的比例否决了罢工,这让我觉得很恶心,但当我得知他们的工资在全国的矿工当中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奖金)之后,我对此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这正好暴露了“激励计划”[18]是怎样分化工人的:它让那些劳动条件好的工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那些劳动条件差的工人反而拿得更少,而这个计划正是该死的工党政府搞出来的!

  那两个工会干部回来了,最后一次劝说我们离开。其中一个说:“撒切尔要是看见了,准会笑掉大牙,你们要在这里搞罢工,就等于搞垮矿场!”另一个说:“只要我们继续开工,就能给全国执行委员会施压,让他们举行全国表决。我们要全国表决!”我们的工会干部反驳说,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再说我们的决定也是符合代表会议的决议的——只要政府以“经济效益”为理由关闭矿场,就要举行罢工。那两个工会干部气鼓鼓地走了,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就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来了一个电视摄制组,他们用咄咄逼人的态度提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会干部很聪明,没有上钩,而是很好地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基斯·斯穆尔特(Keith Smoult)掐了掐主播的屁股,打断了采访,主播抱怨说有人“捅了他”。这把大伙都逗笑了。这时来了个女人,冲我们大喊大叫,喊什么“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她对着如获至宝的摄制组哭诉,说她丈夫要上班,可是我们挡在她前面,举着标语牌,不让她丈夫看见她,这让她很痛苦。她说的话很是尖酸刻薄,我都不禁替她丈夫感到难过了!

  那两个工会干部又回来了,脸色很难看,他们俩对我们说,艾灵顿的矿工经过民主表决,决定加入罢工,从现在起,这个矿场由他们自己的纠察队接管。我们大声欢呼,当他们允许我们进入矿山食堂喝杯热饮时,我们欢呼得更加大声。我们问司库要点钱,他给我们买了七个腊肠卷!简直就像耶稣带来的五饼二鱼![19]

  我们情绪高涨地返回了维斯托,我们的“祖鲁纠察队”没有引发暴力冲突,就让诺森伯兰最大的矿场停工了,这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当地电视台报道说,“维斯托矿场派出了一队态度平和、富有幽默感的纠察队员,让国煤的模范矿场艾灵顿停了工,这与昨晚发生在多顿的丑恶而又可耻的场面完全不一样”。我们对此报以大笑,因为昨晚去多顿的人,和今天去艾灵顿的基本上是同一批人。

  总的来说,各地的消息都还不错,约克郡的伙计们在诺丁汉干得很棒,那里还在开工的矿场已经不多了。看起来形势喜人。

6.三月十五日 星期四


  在矿场执行纠察任务,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是聊罢工的事。我转了一会,就去找戴夫·法拉姆(Dave Farham),他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他很会鼓舞人心,虽然饱受MS[20]之苦,却一直在尽力支持罢工。能在他的暖炉旁烤烤火,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这感觉实在是太棒了。我跟他讲了昨天的事,不过他早就知道了,毕竟他家离矿场只有几百码路。既然这样,我就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他跟我说,纽卡斯尔理工学院[21]的学生要搞个集会,有人请他到会上发言,他想叫我陪他一起去,给他加油打气。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的女儿们要上学,凯丝要上班,所以这一天完全是属于我的。我们打算同他的朋友、一个叫菲尔·特纳(Phil Turner)的学生一起去,特纳也是那所学院的学生,他很快就到了,然后我们一起坐巴士去纽卡斯尔。

  路上菲尔对我说,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我立马对他警惕起来,因为从周一开始,各党派的政治活动家,什么社会主义工人党、革命工人党、共产党、战士派,都跑来找我们。我是工党党员,所以比较倾向战士派,他们曾提醒我们当心社工党,说社工党的人都是极端分子。菲尔在交谈中从不隐瞒自己的信念,我马上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告诉我们,学生会要举行全体大会,讨论要不要全力支持矿工工会,要不要允许我们借用他们的设施。菲尔请戴夫和我在会上发言,劝说学生们支持工会,我们答应了,但他担心出席的人恐怕达不到法定人数。戴夫和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趁机扩大罢工的影响。

  抵达会场时,我们发现里面挤满了人,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差点就想打退堂鼓了,但有人把我们带到座位上之后,我们冷静了一点。这时我还傻傻地以为,等会要听我讲话的就是这些人了,但没过多久,菲尔就带我们走上讲台,面前是五百个嘈杂的学生,我们坐了下来。我的腿都发抖了,戴夫也是。我运气不好,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我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对大会说,如果我们的罢工能够获胜,他们也能获得更好的前途,我还对他们说,我们是逼不得已才奋起斗争的,我还一五一十地解释了罢工的目标,这些目标为什么这么重要。我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戴夫走上来想讲话,但排在他前面的是一个拥护保守党的学生,这个学生反对支持罢工,讲了不少针对矿工——特别是斯卡吉尔——的挑衅的话。

  戴夫表现得太棒了!他不仅反驳了那个学生,还抨击了撒切尔政府,说它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工会。他还警告学生们,说要是保守党打败了工会,以后他们就会要学生们缴纳高昂的学费。听众起立向他欢呼,大家都觉得,这下学生会一定会通过支持罢工的动议。

  最后一个发言人是个衣着光鲜、体态肥胖的保守党人,他的观点之右,就连撒切尔夫人跟他相比,都显得像共产党了!他想让大会相信,矿工是工人当中的高收入群体,罢工都是斯卡吉尔率领的一小撮左翼煽动家煽动起来的,因为他不愿意关闭那些经济效益不好的矿场。在他提到工资时,戴夫从座位上跳起来,建议把他最近的工资条拿给大家看看,只见上面写着:在一周里,他干了42小时,挣了高达67英镑的巨款!不出所料,那个保守党人不肯看他的工资条,但是大多数学生大声叫嚷,叫他念出来,接下来,他的话都被洪水般的“念出来!念出来!”给淹没了。

  最后大会举行了表决,保守党不停地打岔,想阻止表决。这帮混账甚至还拉响了火警,但是,多亏了学生们,表决还是举行了,并且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动议。菲尔募集到了23英镑的捐款,并转交给我们,学生并没有多少收入,却还是能如此慷慨解囊,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谦卑和恭敬。这一天真是太值得纪念了。

  在媒体上登出的关于罢工的报道,基本都是坏消息,尽管约克郡派去了不少纠察队,但诺丁汉的矿工还是不肯参加罢工,媒体也支持诺丁汉矿工。我们得到那里去,参加纠察。

7.三月十八日 星期天


  前些天,在诺丁汉的奥勒顿矿场,出了件悲剧,死了个小伙子,叫戴维·琼斯,是约克郡的矿工[22],保守党趁机叫嚣,要中止一切纠察活动。去他妈的!我们必须加强纠察,逼那些混蛋工贼停工,不然那个小伙子真就白死了!

  在我们维斯托,有一批人对自己的工会干部越来越失望,因为他们对组织纠察活动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们自己成立了非正式的罢工委员会,自己筹集资金,这样我们就能离开矿场,到那些不肯参加罢工的地方去搞纠察。虽然维斯托的罢工率达到了100%,可是分会干部就是不肯派纠察队到诺丁汉去。他们眼皮子怎么这么浅呢?

  战士派曾向我们保证,他们会派人到造船厂去帮我们募捐,还会帮我们跟其它地方的愿意起来斗争的矿工保持联系。要是我们能让那些愚蠢的工会干部看到,我们不仅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还能做得更多,那就好了。不能坐等他们回心转意主动带头,否则罢工就会输了!

  凯丝老在抱怨我,说我老是往外跑,待在家里的时间太少,所以这本日记怕是不能每天都写了,只能有空时再写。

8.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星期二


  今早我们几个人跟一些社工党党员去了沃尔森德的斯万与亨特公司[23]募捐。正在上班的造船工人基本上都对我们很冷淡,这让我有点惊讶。一个工人说,反正他都要失业,那他干嘛要支持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募集到了46英镑,我们要用这笔钱来支付到诺丁汉开展纠察行动的费用。我们向每一个捐款者说明了这笔钱的用途,并保证我们的行动与分会无关。这样就没人能指责我们会私吞这笔钱了。我们买了个账本,记下了每一笔捐款,并由证人签名作证。

  跟我们一块去募捐的社工党党员并没有劝说我们入党,这跟战士派的作风可不一样,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劝我入党,他们说我应该自己拿主意。他们还说,我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也许我会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实诚人,其中大半是学生。

  诺丁汉冒出了不少警察,他们甚至不让约克郡的纠察队员进入诺丁汉郡!诺丁汉的工贼们公然宣称,除非举行全国表决,否则他们绝不罢工。他们的工会领袖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完全可以穿过纠察线,因为罢工没有得到正式批准。这是对工会基本原则的可耻叛卖。要是他们不尊重纠察线,就等于帮了撒切尔大忙!

9.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今早六点半,我的朋友约翰(John)来接我,带我去惠特本[24]一带的工厂,因为我们听说COSA的人还没停工。惠特本是个海滨小镇,正好位于南希尔兹和桑德兰正中间的位置,那里以前有个矿场,曾是东北最有战斗性的矿场之一,在六十年代被关停了。惠特本矿场的矿工后来有不少来到了维斯托做工,他们对以前那种高涨的战斗精神十分自豪。他们相信,惠特本矿场被关闭,不是因为煤采完了,毕竟那里还有不少煤,而是因为战斗性太强。现在惠特本矿场就剩几排房子和一堆垃圾了。国煤把那里用作办公室和工厂。

  到那里时,发现纠察队员大概有七十人,着实吓了我们一跳,大多是维尔毛斯矿场[25]的人。我们把车停在附近的居民区里,然后跟比我们早到的六个维斯托矿工会合。他们劈头就问:就你们两个?其他纠察队员呢?我就说:他们都站在维斯托外面,啥事都没干。一个维尔毛斯矿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不过他用的字眼比较难听。我们也只能赞同他,我们说,确实该把维斯托的纠察队员派来这里,但组织工作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是自发过来支援的,这才刚到呢。

  跟维尔毛斯的工友们谈过后,我们才发现,自己的工会干部真是太差劲了。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不仅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个罢工指挥部,结束纠察之后,纠察队员可以在指挥部里吃上热饭。这也没啥好奇怪的,毕竟他们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左翼,早在罢工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也是前几周他们请斯卡吉尔去演讲的原因。

  早上的纠察算是部分成功了,工厂里的机工同意参加罢工。COSA的会员大多是妇女,她们不愿参加罢工,经过一阵推搡后,她们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了工厂。约翰和我回到了维斯托,那里正在发工资单,我决定去找分会干部,要求他们明早派人到惠特本去,支援维尔毛斯的纠察队员。

  矿场大院里,人们排成长队,等着办公室九点开门发工资。我看见分会书记和主席正在跟几个人聊天,我就走过去,把惠特本那边的事跟他们讲了。讲完后,他们那态度,真让我恼火。他们说,惠特本不关他们的事,维尔毛斯的人愿意派纠察队过去,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就说,工贼行为会影响到每一个矿工的利益,要是咱们不及时掐灭,它就会扩散开来。书记一听这话就火了,他问我,有过多少罢工的经验?还说他搞过多少多少次罢工,还骂我是“挑事的赤色分子”。他又说,上次分会选举时,大家没把我选上去,说明大家都清楚我是什么货色。我确实没被选上,可这跟我现在说的又有什么关系?我真是火冒三丈,就大喊起来:不去支援维尔毛斯的人,是我们的耻辱,还有,为什么他们组织得那么好,我们却组织得这么差?他就说,要是你当上了书记,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惜书记现在是我不是你,我不想“浪费分会资金”。我气炸了,骂他“大傻逼”,还说,要是咱们输掉了罢工,分会就没了,他也当不成书记了。我气冲冲地走开了,排队的人当中,赞同书记的人也跟着嘘我“赤色分子”。就连“非正式”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支持我,我更气了。太失望了。

  在单位大门外面,我碰到了战士派成员玛格丽特(Margaret),她拉我去附近的酒吧,让我宣泄怒气。她还给我介绍了秘协的几个人,他们给了我一张25英镑的支票,让我转交分会。我们好好讨论了一番罢工,她请我周六去谢菲尔德(Sheffield),参加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26]的会议。我以前在伊兴顿[27]参加过几次广泛左派的矿工集会,所以我答应了,况且他们还出路费。约翰也会去,所以,如果会议开得很无聊的话,我还有个聊天的伴儿。

  凯丝很不高兴,因为周六本来应该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我对她说,她最好适应,因为我现在把赢得罢工胜利当作头等大事,况且早在斯卡吉尔当选全国主席之前,我就一直在积极支持他,所以,当别人都在战斗时,我不能袖手旁观。她气呼呼地上床睡觉了。

10.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今早举行了在诺丁汉遇害的纠察队员戴维·琼斯的葬礼。全国各地来了四千多矿工。虽然维斯托也派了一车人过去参加,但没人通知我,所以我没能去成,只好在电视上观看葬礼了。

  所以我去了纽卡斯尔,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有肯·利文斯通[28]发言。他讲得很动听,说他支持矿工工会。只可惜他做的没有说的漂亮——我把捐款箱拿到他面前时,他只投了3英镑。跟他的年薪相比,这点钱简直是九牛一毛!总之我们募集到了33英镑9便士,还算可以,毕竟我们是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外面募捐的,捐钱的大多是学生。跟以往一样,我们当着见证人的面清点了捐款,并请见证人在账簿上签名。

  我刚刚跟一个工友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维斯托的车刚出达拉姆,就在A1公路[29]上被警察拦下了。警察说,他们有理由认为,矿工们要进行的非法纠察会扰乱治安。这全是胡扯,因为大家全都穿西装打领带,根本没带在寒冷的三月早晨进行纠察所需的装备!警察叫他们下车接受搜身。过道上有个黑色箱子,一个智商处于警察平均水平的巡警就问里面装着什么,一个工友就喊,“是他妈的火箭筒!”那个巡警马上下令,把箱子搬下来搜查!真是无法相信!这又是警方滥用职权的一个例子,就像前几周他们不许肯特矿工经过达特福德隧道[30]一样。我们的人只不过是去参加葬礼,警方肯定早就知道了,所以,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是故意骚扰我们,向我们挑衅!

  递交了正式投诉,但恐怕不会有什么用。我还听说,以后工会恐怕更难租到车子了,因为当地的几家巴士公司都收到了警方的警告,不许他们把车子租给矿工工会。警方又在滥用职权,阻挠我们去纠察,简直无法无天了。他们休想阻拦我们,因为我们开轿车去,只要分会报销油费。他们从1974年就开始筹措基金,现在该是用这笔钱的时候了!!

11.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早上六点半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家门。一直到我写这篇日记的晚上十一点半,雨还是下个没完!我去了纽卡斯尔,大概七点半到了那里,浑身湿透了。我在干草市场[31]喝了杯咖啡,跟玛格丽特,还有另外几个战士派的人见了面。不久车子来了,我们上了车,里面挤满了人,热烘烘的,身上都冒气了。车上的人大多是战士派的支持者,还有几个社工党的人。他们一上来就叫卖他们的报纸《社会主义工人报》[32],我买了一张,看看有什么罢工的消息。

  我旁边坐着一个叫帕特(Pat)的姑娘,她是社工党党员,在纽卡斯尔理工学院工作。我们聊了罢工的事,她跟我说她去过几次维斯托。她在巴士上把募捐到的10英镑交给了我。她讲了不少社工党的事,但也讲了不少工党的缺点,特别是托尼·本恩[33]在担任工党政府的能源大臣时强推那个可恨的“激励计划”的事。虽然她说的事,有不少我挺赞同,但我还是对她的动机怀有疑虑。

  我们到谢菲尔德时,大雨还在下,所以我们迅速穿过马路,跑进大学,里面已经排起了长队,都是等着登记参会的人。我很高兴见到基斯·斯穆尔特也在里面,能跟一个维斯托人聊天真是太棒了,况且基斯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认识这里的不少人,包括这里的“头头”乔夫(Geoff);战士派的人把我们领进食堂,让我们在里面等一会,他去帮我们搞定入场证的事。看来矿工是眼下的明星,因为我们走进主会场时,发现前几排全是矿工工会会员。我跟他们要了好几个徽章,贴在我的鸭舌帽上。

  会场里挤满了各个工会的人,有的工会我连听都没听过!在早上的会议上,所有的发言人都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我们矿工,但我觉得,他们更关心的是把左翼的工会领袖和政客选上各种稀里糊涂的职位。举行了募捐,筹得了两千多英镑,一半分给矿工工会,一半分给广泛左派。有一群人——后来我发现他们全是社工党党员——提出抗议,要求把所有的捐款都交给矿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社工党的动议被否决了,这真让我难受,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占理。

  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喊我去参加一个小会,有个叫托尼·克利夫[34]的人要在小会上讲话,谈我们这次罢工。小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开的,但里面挤满了人,老实说,我刚看见托尼·克利夫讲话时,我心想:“谁啊这是?”他年纪挺老了,体格矮小结实,两鬓留着又硬又粗的灰色头发,戴着眼镜。他讲话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一开始我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适应了他的口音后,立马就觉得他讲的几乎全是对的。他公开批评斯卡吉尔和矿工工会领导层,说他们的策略太幼稚了,我以前从来没听见有人这么讲过!他把1972年、1974年那两次罢工,跟现在这次罢工作了对比,他说,只靠逼停发电厂,是赢不了这次罢工的,这主要是因为时节的缘故,但也是因为我们得不到其他工会活动家的支持,除非我们马上在基层群众当中开展争取支持的运动。他还警告我们,说其他工会的领袖恐怕也会出卖我们,就像他们出卖沃灵顿的全国印刷协会[35]、出卖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会员[36]一样。他们会背刺我们,让我们孤军奋战。他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到各种工人集会上,认真解释罢工的情况,直接向工人求助。他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说的对,虽然他的话让我有点沮丧。

  接下来发言的是个来自约克郡的矿工,他呼吁大家给派往诺丁汉的纠察队员捐款,他的讲话充满激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筹到了644英镑,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募捐到三位数的款子。我得说,社工党确实很有行动力!

  回到主会场时,我碰见了一个叫尤努斯(Yunus)的小伙子,他是纽卡斯尔人,以前我在维斯托见过他几次。他说,我应该在会场外面募捐,而不是在里面听他们说大话。我有点犹豫,但他塞给我一个篮子,里面放满了“请支持矿工”的贴纸。他向我保证,说这样做完全可以,但有一个会员代表[37]不同意。尤努斯跟几个干部聊了一会,帮我搞到了留下来的许可,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没多久又来了几个约克郡的工友,一开始他们对我有点冷淡,但过了二十几分钟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熟络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叫伊恩(Ian),在银木矿场[38]工作。我跟他特别合得来,有个小杂种骂我们要独吞捐款时,他跟我一起骂了回去。伊恩后来跟我说,他是巴恩斯利[39]的工会干部,但他不喜欢当选干部独揽组织工作的做法。我把自己矿场的干部的嘴脸跟伊恩讲了,他就说,咱们应当自己组织起来。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在募捐,大获成功,捐款箱重得都拿不下了,只好把一半的钱放在我脚下的盒子里!有个大块头的苏格兰人,过一会就要上一次厕所,每次上厕所都会往捐款箱里投一英镑。他要么是膀胱有毛病,要么就是喝太多了,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他的慷慨。

  战士派的乔夫过来问我,为什么不去听托尼·本恩的演讲,我把原因讲给他听,他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还带着几个高大的战士派干部,对我说,社工党都是一帮下三滥的垃圾。我叫他滚,他就滚了。真是个窝囊废!

  基斯和我点了募捐来的钱,结果震惊了我们——足足有102英镑77便士。我们乐坏了,但我们碰到了几个维尔毛斯矿工后,就决定分给他们一半,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利用这笔钱的。

  回家路上我们聊了一路政治,我确信自己已经对工党彻底失望了,因为他们老是不肯支持我们,反而去讨好中间阶级。他们真是让那些用鲜血建立工会的前辈们蒙羞。

  回家之前,我们买了炸鱼加薯条,拿给维斯托纠察线上的兄弟们吃。他们星期六晚上还在执勤,应该吃点好的。该死的分会可不会给他们买吃的!

12.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天


  今天早上,维尔毛斯分会委员会过来拜访,想让我们两个正在罢工的矿场进行联合纠察。不用说,我们的干部没给他们好脸色看,所以他们气冲冲地回去了,走时还骂了几句“下流坯子”。他们走之前,其中一人提醒我小心行事,因为我们的干部对我没多少好感。这我早就料到了。

  不过,到了晚上,我们分会的一个干部汤米(Tommy)却找上我家,问我借点钱,好让他们可以多派一辆车去诺丁汉!我给了他35英镑油钱,让他签收。我问他,我能不能也去诺丁汉,他却说,我正在搞的募捐工作很重要,应该继续搞。换句话说,用不着你,滚。太失望了,但也不是没料到会这样。

13.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今早我在维斯托参加纠察时,汤米和他的喽啰从诺丁汉回来了,他们讲了路上的经历,简直就好像故意要吓跑人,让大家不要再去诺丁汉似的。他们说,路上有好多警察,他们编了借口才穿越郡界,到了诺丁汉。凡是走公路去诺丁汉的,都被警察劝返了,所以汤米他们只好穿过田地去矿场,天上还有直升机打探照灯。等他们抵达矿场时,那里的警察远远多过纠察队员,所以他们什么也干不了,就连喊一声“工贼”都不行,谁敢喊,警察就抓谁!唯一的好事就是他们受到了巴恩斯利罢工中心的热烈欢迎,约克郡的工友尽力款待他们。汤米的报告让大家觉得,去诺丁汉没用,一点忙都帮不上,尽管他还说,谁想去,就自己去看看吧。可我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根本不像汤米说的那样。反正,过了一阵子,我就自己过去看了,因为我现在正在巴恩斯利附近的北方劳工学院[40]里写这篇日记呢。

  基斯·斯穆尔特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里的熟人,向普市工会借了一辆面包车,今天晚上,我们去了纽卡斯尔,乘上面包车,又回到维斯托,捎上其他人——除了我还有九个维斯托矿工——一块去诺丁汉。布莱恩·泰特(Brian Tate)自告奋勇当司机,然而他开了一段路之后,我开始对咱们能否平安抵达产生了怀疑。有一次他甚至把车开到了环形交流道顶上!

  旅程很刺激,大家都在张望前方,看看汤米说的是不是真的。乔迪·凯恩(Geordie Kane)今早刚刚跟汤米一起回来,他自愿跟我们又去一趟诺丁汉,给我们指路,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乔迪就像父亲一样,把我们当成一群对商店里有什么东西卖感到很好奇的小孩,总是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布莱恩和我记起了一首很老的嬉皮歌曲《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41],就唱了起来,乔迪听着我们唱歌,笑了起来。我们根据当下的情况,改动了歌词:

  一、二、三,我们为什么斗争?
  别问我,我才不在乎
  下一站就是诺丁汉
  五、六、七,打开天国大门
  没空去想为什么了
  呜呼,我们都要死了!

  布莱恩开车径直冲过小岛,感觉我们真的要死了!乔迪说我们都疯了,但他才是最疯的那个,因为只有疯子才敢一天跑出去两趟,还不告诉他老婆自己要去哪里!

  半夜时分我们到了设在枢纽站旅馆(Junction Inn)的巴恩斯利罢工中心,发现人人都在忙里忙外,这让我们大吃一惊,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居然完好无损地到了那里!我们走进楼上一个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全是人,有台电话放在桌子上,总是有人在打电话。人们不是刚从诺丁汉回来,就是马上要去诺丁汉。我听见一个人告诉大家,他的同伴在经过警察设下的路障时不肯调头,就被抓了起来。被抓的那个人是司机,跟他同车的乘客只好自己想办法回去,幸好路上有人愿意搭他们一程。

  我们转来转去,过了大概十分钟,终于有人来接待我们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在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大会上跟我对骂的小杂种。

  幸好他没认出我来,所以我们才能在学校这里过夜。乔迪不记得路了,所以他们给我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带路的过程非常有趣。他年纪很小,大约十九岁,个子不是很高,还喝得很高!他骑着一辆小摩托,在前面带路,我们坐着面包车,跟在他后面。

  他开得摇摇晃晃,一会歪到道路一边,一会又歪到另一边,好几次差点摔下车。他的滑稽样儿把大伙都逗笑了,大伙还打赌,看他什么时候摔下来。我们没等上多久。他过了一个弯,又想转回来,结果屁股着地冲过了马路!我们马上停车,下去看他有没有事。他没觉得有什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坐上摩托。他跟我们说他没事,只要不要碾过他就好,我们就让他跟在我们后面,因为乔迪又想起来怎么走了。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里,两人睡一间房,跟我住一块的是戴夫(Dave),他现在不知又去哪里晃了。维尔毛斯的人也在这里过夜,但明早就要回去了。他们跟汤米不一样,他们鼓励我们到诺丁汉去,给了我们一大堆传单,让我们发给工贼们。传单上写着达拉姆矿工的话,他们要求工贼参加罢工,还说没有一个矿井能躲过麦克格雷格的大斧。已经快三点了,我得赶紧睡一会,明早七点还得回罢工中心,想办法杀进诺丁汉。我等不及了。

14.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费了老大劲才让自己从舒服的床上起来,时间是六点半,刚好够时间喝杯暖烘烘的无糖红茶,再冒着早上的寒风出门。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霜,我们花了点工夫才把面包车发动起来。路上走错了几次路,抵达罢工中心时刚过七点。值班的干部问我们,在前往诺丁汉之前,要不要做些准备,参加本地的纠察,我们很想做点有用的事,报答他们的热情款待,所以马上答应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很有名的格莱姆索普[42],我们要在当地的国煤办公室外面纠察。秘协的不少白领职员不肯参加罢工,我们就去了那里,后面还跟着满满一车的约克郡纠察队员。

  这次纠察不算成功,我们没能说服工贼参加罢工,但我们头一次见识了约克郡纠察队的幽默感。我对警察一直抱有一种勉勉强强的敬意,所以,当我头一次看见约克郡纠察队员是怎样取笑警察时,确实有点吃惊。

  这次纠察的主要阵地设在一道很陡的河岸上面,大约有50人参加。我们站在纠察线上,嘲讽那些穿过纠察线的工贼,这时有好几个人开始沿着河岸往下走。我问一个工友这是干嘛,他说,“跟我来,看了就懂了。”我们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们走,边走边猜他们要干嘛。走到河岸下面,所有人都回头盯着斜坡上的警察。我们马上就懂了:警察正在列队,准备沿着河岸猛冲下来。就在他们冲到我们之前,纠察队员们也组好了队形,迈着正步,回到了河岸上,在跟警察擦肩而过时还嘲笑他们。警察转过头来追击我们,我们就又朝下面跑,就这么重复了好几次。我以为警察会气得揍我们,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只是跟着我们。他们都穿着厚重的制服,一定累得要死。真是太好玩了,大家兴致都很高。

  回到罢工指挥部,有人把我们带到另一辆车上,上面全是纠察队员,他们向我们保证,一定会带我们进入诺丁汉,还说他们从没失败过。出发前有人给了我30英镑,说这是油钱。不知怎么搞的,好像有人把我当成是领头的了,《晨星报》[43]的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捎他们一程。没人反对,我们就带他们上路了,路上我们在当地一个加油站加了油,然后上了M1公路[44]。这条路恐怕不是最好走的路线,但约克郡的工友们信心十足,我们也就不怎么担心了。但是,往南走的路上,每一座立交桥都挤满了警车,我们的信心便开始慢慢消退。乔迪不停地说,“这还不算啥,接下来才有得看呢!”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诺丁汉,我不得不承认,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警车!确实很吓人。

  在29号枢纽站,我们驶下了M1公路,在交流道上面碰上了警察的警示牌,被迫转向。看来这下我们真的要被拦下了,乔迪还说昨天他们就是这样被拦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开近环岛时,被迫驶离大路,被引导到警察检查站。一个警察给我们打信号,叫我们停车,我们看见前面有十几辆车,车主都在旁边的草地上闲逛。

  警察问布莱恩:“先生,能说说你们要去哪里吗?”布莱恩犯傻了,居然老老实实地说我们要去诺丁汉发传单,争取支持。警察咧嘴一笑,说:“那我得警告你们:再往前开,我就要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因为我确信你们肯定是要去那里扰乱治安的。”我们全都大喊起来,说我们不是去扰乱治安的,他们无权拦下我们。真是个该死的警察国家!又来了个高级警官,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向他抗议,他就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布莱恩跟他讲了,他就说,“你们这帮可恶的混蛋!光天化日的,居然想坐着面包车,大摇大摆的进去?胆子真够大的!”然后他命令我们全部下车,但是布莱恩要留在车上,仔细交待。

  我们站在草地上,跟几个科顿伍德[45]的人聊天,那里是最早罢工的五个矿场之一。他们听说达拉姆的矿工也加入了罢工,非常高兴,其中一个说,他从没想到达拉姆也会加入罢工,因为那里的斗争精神一直不是很强。我们对他说,我们也很惊讶!我们在一块写着“普里斯利”[46]的路牌前面拍了张合照。警察还在盘问布莱恩,所以他不能跟我们合影,这让他挺难过的。他很喜欢照相。

  过了一会,警察命令我们回到车上,我们照做了,但故意拖拖拉拉,表达我们的反抗。按照约克郡纠察队员的说法,警察会押送我们回到M1公路上,他们有些人还说他们要故意开慢车,堵住M1公路,他们昨天就是这么做的。布莱恩没有照他们那样做,因为警察警告过他,在这次劳动争议期间,只要他再次在开车前往诺丁汉时被抓到,就会被逮捕。在警方的押送下,我们被赶回了M1公路,两旁还有骑着摩托的警察盯着我们,不让我们跑掉。M1公路没能堵成,我们直接回了巴恩斯利。回到罢工指挥部,他们请我们下午五点再闯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会要不要这么做。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那就这样做吧,还让杰夫·麦金斯(Jeff Mackins)担任新司机。我们吃了点东西,抓紧时间睡了几个钟头。

  学院的工作人员真是大好人,送了我们一大堆三明治和水果,还请我们喝早茶。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去巴恩斯利了。

  到了罢工指挥部,他们又给我们30英镑,我们决定平分给大家,当作零花钱。我对此很内疚,但寡不敌众,也就勉强答应了。他们给我们派了个新向导,叫马尔克(Malc),他在格莱姆索普上班,跟我们一块坐面包车。他是个聪明的向导,不仅带我们穿过了三个郡,一路上还不停地给我们介绍景点,比如阿瑟·斯卡吉尔的出生地和杰基·查尔顿[47]的老家。一路上尽是各种辅路、小路和偏僻的道路,方向变来变去,包括乔迪在内,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难以置信的是,一路上我们都没碰上警察,快到目的地时才有一辆警车从旁边高速驶过。我们开进一个小区,寻找安全的停车处,最后在几个垃圾桶旁边的一块没人用的空地上停了车。德卡(Dekka)在面包车里开了一罐可乐,结果喷得大家满身都是,浑身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伊恩·维尔本(Ian Wilburn)看起来简直就像“黑沼里的生物”,因为可乐罐“爆炸”时他首当其冲。

  吃过三明治后,我们两人一组,按照马尔克的指示,前往准备进行纠察的矿场。我的搭档是乔·亨弗里斯(Joe Humphries),虽然我们走得很慢,我们还是很快就赶上了基斯·斯穆尔特。我紧张得要死,就好像我是刚从德国战俘营逃出来的战俘一样。基斯也跟我一样害怕,但乔却很冷静,他甚至跑进当地一家矿工福利社问路!我们想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但我觉得所有人都看出我们是纠察队员。一辆警车开过时,基斯最先吓破了胆,他冲下公路,躲进附近的树丛里。我差点也跟着他跑了,但乔说,留在公路上更安全,毕竟我们又没犯法。

  走了15分钟,天色开始变暗了,这时我们才第一次隐约看见了矿场。走近一看,我们都吓呆了。入口挤满了警察,车道挤满了警察,再走近一点,发现连矿场食堂里也挤满了警察!真是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警察挤在一个地方。我马上想,这里应该会有大规模的纠察队,或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纠察吧。我们直接走向人群,戴着鸭舌帽的矿工夹在警察中间,很是显眼。到那里时,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纠察队,只有五六个人,跟其中一个聊了会,他说不会有大规模纠察行动。这个矿场叫安纳斯利(Annerseley),在诺丁汉南部。我看见了布莱恩,问他其他人都在哪里,他说他们顺着公路往下走,去了相邻的一个叫纽斯泰德(Newstead)的矿场。这时基斯出现了,我们跟几个从格莱姆索普过来的人(今早我们见过他们了)聊了一下。在安纳斯利这里没人取笑或嘲讽警察。被调来这里的警察个个膀大腰圆,完美符合“肌肉壮汉”这个字眼,就好像是特地挑选出来的一样!

  过了几分钟,公路那边过来一个高级警官,对我们大喊大叫。他说,“你们这帮人渣,对,说的就是你们,给我老实站好了,等会这些体面的工人出来时,谁敢叫嚷一声,哪怕是呼吸声大了点,我就把你们拖上警车,到时有你们好受的!!”他的话咄咄逼人,我完全相信,他可不只是放狠话,只要受一点点挑衅,他就真的会那么做。我们只能站在那里,听着下班的工贼高声辱骂我们,真是难受死了!

  过了一会,从其他矿场来的人出现了,但他们还没开口跟我们讲话,那个高级警官就回来了,他说,我们人太多了,要是再不走开,就要以妨碍交通的罪名抓人了。真是可笑,妨碍交通的难道不是这里的几百个警察吗?我们只有大概十五人,但是,为了避免给这头蠢猪得到口实,基斯、伊恩和我决定沿着公路走到下一个矿场去,布莱恩和杰夫上了面包车,这时开始下雨了,他俩可以在车上躲雨。

  去往纽斯泰德的路上,两边都是矿场的厂房,可以看见工贼在橘黄色的灯光下干活。我们很想朝他们大喊,但还是忍住了,因为前面一片漆黑,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路上我们迷路了一阵子,最后总算到了纽斯泰德。它在一条公路的底部,旁边是一堆空空如也的破烂厂房。看见这样子,我的心情更糟了,而且我紧张的神经也放松不下来。那里有五六个人,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他们的情绪就跟今早在格莱姆索普时一样高涨,还嘲讽警察。一个工友跟我说,这些警察是“新手”,是从德文和索莫塞特[48]之类的地方调来的,很好对付。他还警告我们,说本地警队的警察马上就要来换防了,他们可是难对付的硬茬子。

  到了晚上九点半,那些新手警察撤走了,接防的都是膘肥体壮的壮汉,碰上他们真是倒霉。没过几分钟,四个约克郡纠察队员,包括我们的向导马尔克在内,就被粗暴地逮捕了,他们被拖上了警车,然后就被押走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觉得自己肯定在劫难逃了。乔没有被吓倒,他上去问一个警佐,能否向那些准备抵达的工贼发传单。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那个警佐居然允许我们发传单,但是不许说话,也不许硬塞传单。在乔去问警佐的时候,我听一个工友说,马尔克他们被抓走,是因为他们昨天晚上来过这里。我就说,这也算犯法?他就说,只要你是参加罢工的矿工,来过这里,就会被当成罪犯。就在我俩说话时,我面前那个警察故意狠狠踩在我脚上,痛死我了,我用力想把脚从他沉重的靴子底下抽出来。那个杂种脸上露出嗜虐的奸笑,当纠察队员们开始离去时,他才放我走,我一瘸一拐地走开时,他还当着我的面骂我“该死的人渣”。我很清楚谁才是人渣!

  我们在一片漆黑中往安纳斯利走去,边走边聊刚才的事,突然有两个警察冒出来,用电筒朝我们的脸上照,质问我们要去哪里,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来。乔回答了警察的盘问,然后警察就问我们的姓名和住址。我把姓名和住址告诉他时,他叫我不要忽悠他,还抽我耳光。最后我拿矿工工会日记本给他看,里面写有我的姓名住址,他才相信我。我们继续上路,雨下个没完,似乎每一分钟都变得更大,把我们彻底淋成了落汤鸡。

  走到面包车边上时,我们发现警察正在盘问每一个人,要他们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乔和伊恩设法钻了进去,但基斯和我只能留在外面淋雨。我跟上次一样,交待了自己的姓名,结果也跟上次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没挨耳光。基斯不仅编了假姓名假住址,还冒用了我们分会一个干部的名字,震惊了我。我不禁深深佩服他的厚脸皮,但又觉得他一定会暴露,一定会被抓。最后警察离开了,走之前还警告我们,说要是我们再在诺丁汉被抓到,就一定要逮捕我们,一定要扣下我们的面包车!好个“自由国家”。我们可是合法的工会会员,却不能实行纠察的民主权利,这真让人害怕。欢迎来到撒切尔统治下的英国!奥威尔的《1984》离我们并不远。

  返回巴恩斯利的路上,大家都闷闷不乐。警察今早威胁布莱恩,说要逮捕他,但他终究还是没被捕,所以他松了一口气。今天的经历震惊了我们所有人,乔迪除外,大家都想今晚尽快回家。但我还得留下来,趁记忆犹新的时候把这一切记下来。在结尾,我要引用一段话,是从我在这个房间里找到的一本书上抄下来的:

  “治安或许可以被扰乱,但要知道,如果没有公正,也就没有安宁;政府原先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建立的,如果它反倒毁灭了国家,那也就没有公正可言。”——阿尔杰农·西德尼[49],1680年。

15.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今早我们先在格莱姆索普进行纠察,然后回家去了,但昨晚的事让大家都觉得有点气馁。

  回家路上,经过M1公路时,我们遇到了一长串货车,都是开往费里布里奇[50]发电厂的,这让我们的罢工变得更加艰难了。可以肯定的是,要迫使诺丁汉的工贼加入罢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大规模的纠察,也就是说,要派出成千上万的纠察队员,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打败警察。那些工贼正在帮助撒切尔粉碎矿工工会,要是让她得逞了,我们的先辈为之而奋战的一切就都会被叛卖,整个工会运动也会危在旦夕。他们怎么就看不出这一点呢?

  回到维斯托后,我们洗干净了面包车,然后再开到纽卡斯尔还回去。普市工会的人听说他们的面包车要是在诺丁汉被人发现,就会被没收之后,显得很不高兴,下次再想跟他们借车恐怕会很困难。

  回到矿场后,分会主席和书记完全不理我们,根本不想听我们汇报诺丁汉的情况,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主动性的报答。这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要是我们不得不依靠他们,罢工就输定了!

  总算回到家了,我洗了个澡,给凯丝和女儿们做了饭,想让她消消气,因为我出门时没有当面告诉她,只给她打了个电话,不给她劝阻我的机会。她原谅了我,但要我保证要缓一缓,周末要跟她一块出去玩。反正我已经累坏了,总算能好好歇一歇了。




[1] 桑德兰(Sund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泰恩—维尔郡(Tyne and Wear)。——中译者注

[2] 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1938年1月11日——),生于矿工家庭,15岁开始当矿工。1955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Young Communist League),1956年当选为约克郡共青团主席,不久后当选为共青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参加全国矿工工会。1962年参加工党。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多次重要罢工。1974—1981年担任约克郡矿工协会(Yorkshire Miners’ Association)主席,1982—2002年担任全国矿工工会主席,1992—2002年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总书记,2002年退居二线,改任全国矿工工会荣誉主席。——中译者注

[3] 伊恩·金洛奇·麦克格雷格(Ian Kinloch McGregor,1912年9月21日——1998年4月13日),生于苏格兰金洛奇利文(Kinlochleven)一个职员家庭,曾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学习冶金,1935年担任冶金技术员。1939年二战爆发后,进入供应部(Ministry of Supply )工作,二战期间随英国驻美军事使团前往美国。二战结束后留在美国,担任过多家公司的高管。1977年返回英国,撒切尔上台后,充当国企私有化的急先锋,于1980年被任命为英国钢铁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董事长,在任上大搞减员增效,解雇了十多万名员工。1983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向矿工工会大举进攻,最终击败了工会,关闭了大批矿井,导致大量矿工失业,并将剩余的矿山私有化。1986年辞去国家煤炭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译者注

[4] 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属于泰恩—维尔郡;维斯托(Westoe)是南希尔兹南部的一个村庄,曾设有矿场,该矿场于1909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5] 作者的姓氏Strike正好是“罢工”的意思。——中译者注

[6] 阿姆斯特朗会堂(Armstrong Hall)是南希尔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中译者注

[7] 康塞特(Consett)是达拉姆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西南23千米处;贾罗(Jarrow)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东8千米处。——中译者注

[8] Hillman Imp是一种小型经济型轿车,由鲁茨集团(Rootes Group)于1963年推出,1976年停产。——中译者注

[9] 《纽卡斯尔晚间记事报》(Newcastle Evening Chronicle)是纽卡斯尔地区的一家报纸,创刊于1764年,起初为周报,原名《纽卡斯尔记事报》(Newcastle Chronicle),1858年改为现名。——中译者注

[10] 诺森伯兰(Northnumberland)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1] 达拉姆(Durham)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中译者注

[12] 多顿(Dawdon)是达拉姆郡的一个矿业城镇,当地的矿场于1991年关闭。——中译者注

[13] 艾伦·弗雷德里克·普雷特(Alan Frederick Plater,1935年4月15日——2010年6月25日),英国剧作家,生于达拉姆郡贾罗镇(Jarrow)。曾在纽卡斯尔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Newcastle)学习建筑学。六十年代开始为多部电视剧担任编剧。《关上煤仓大门》是他根据自己的朋友希德·查普林(Sid Chaplin,1916—1986)撰写的矿工小说而改编的戏剧剧本,发表于1968年,剧中的音乐由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2001)创作。——中译者注

[14] 阿列克斯·格拉斯戈(Alex Glasgow,1935年10月14日——2001年5月14日),英国创作歌手,生于泰恩—维尔郡盖茨黑德镇(Gateshead)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毕业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后,曾在德国执教。返回英国后进入BBC工作。他创作的歌曲主要以工人阶级生活为题材,并被誉为英国民歌传统的忠实继承者。《社会主义ABC》是他创作的歌曲,发表于1973年。——中译者注

[15] 地铁电台(Metro radio)是纽卡斯尔地区一家独立广播电台,1974年7月15日开始播音。——中译者注

[16] 艾灵顿(Ellington)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村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以北32千米处。——中译者注

[17] 布莱斯(Blyth)是诺森伯兰郡的一个城镇,位于纽卡斯尔市东北21千米处。——中译者注

[18] 1977年,时任能源大臣的托尼·本恩推行了激励计划(Incentive Scheme),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让富矿区和贫矿区的矿工获得不同的工资,从而分化矿工。这个计划在当年被矿工代表大会否决,也在全国矿工表决中遭到否决,还遭到了以阿瑟·斯卡吉尔等一批矿工领袖的反对。但是,矿工工会的右翼领袖强行推行了这个计划,结果导致了矿工队伍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在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中,收入较高的诺丁汉矿工大部分没有参加罢工。——中译者注

[19] 据圣经记载,耶稣在讲道时,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请参阅《马太福音》14:13—21、《马可福音》6:35—44、《路加福音》9:10—17和《约翰福音》6:1—14。——中译者注

[20] 原文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疾病,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中译者注

[21] 纽卡斯尔理工学院(Newcastle Polytechnic)成立于1969年,由卢瑟福技术学院(Rutherford College of Technology)、艺术与工业设计学院(College of Art & Industrial Design)和市商学院(Municipal College of Commerce)合并而成。1992年获得大学资格,改称纽卡斯尔诺森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中译者注

[22] 戴维·琼斯(David Jones)是约克郡的一位矿工,1984年3月15日,他在诺丁汉郡的奥勒顿矿场(Ollerton Colliery)参加纠察时,被砖头击中,不幸牺牲。——中译者注

[23] 沃尔森德(Wallsend)是泰恩—维尔郡的一个城镇,也是纽卡斯尔的卫星城。斯万与亨特公司(Swan & Hunter)是当地一家造船企业,于1880年由乔治·伯顿·亨特(George Burton Hunter,1845—1937)与查尔斯·谢里丹·斯万(Charles Sheridan Swan,1831—1879)的遗孀共同创办。1977年该公司被国有化,1987年被私有化。——中译者注

[24] 惠特本(Whitburn)是泰恩—维尔郡南部的一个村镇,位于桑德兰市以北4.8千米处。——中译者注

[25] 维尔毛斯矿场(Wearmouth Colliery)位于桑德兰市,它是桑德兰市最大的矿场,也是达拉姆郡最重要的矿场之一。1835年开业,1993年停业。——中译者注

[26] 广泛左派组织委员会(Broad Left Organising Committee,BLOC)是工会内的左派活动家的组织网络,1984年3月底在谢菲尔德举行了全国大会,战士派为此出了大力。——中译者注

[27] 伊兴顿(Easington)是达拉姆郡东部的一个村镇。——中译者注

[28] 肯尼斯·罗伯特·利文斯通(Kenneth Robert Livingstone,1945年6月17日——),工党政客。生于南伦敦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8年3月参加工党,不久后便当选为工党社会主义青年团(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LPYS)诺伍德(Norwood)团委书记,1973年4月12日——1986年3月31日当选为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议员,1981年5月17日——1986年3月31日出任大伦敦议会议长。1987年6月11日——2001年5月14日当选下议院议员。2000年5月4日——2008年5月3日当选伦敦市长。2008年、2012年两次竞选伦敦市长,均未成功。2016年4月,因声称希特勒与犹太复国主义有关,而被工党停止党员资格。2018年5月21日退出工党。——中译者注

[29] A1公路是英国最长的有编号道路,全长639千米,南起伦敦,北至爱丁堡。——中译者注

[30] 达特福德隧道(Dartford tunnel)是横跨泰晤士河的隧道,由两条隧道组成,西隧道于1963年通车,东隧道于1980年通车,1991年,隧道上方的伊丽莎白二世大桥通车,此后改名为达特福德跨河道路(Dartford Crossing)。——中译者注

[31] 干草市场(Haymarket)是纽卡斯尔中部的一个市区。——中译者注

[32] 《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创刊于1961年,最初名为《产业工人报》(Industrial Worker),后改名《劳动工人报》(Labour Worker),1968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报》,每周发行一期。——中译者注

[33] 安东尼·尼尔·维吉伍德·本恩(Anthony Neil Wedgwood Benn,1925年4月3日——2014年3月14日),工党政客。1964年10月15日——1966年7月4日任邮政大臣,1966年7月4日——1970年6月19日任科技大臣,1971—1972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3月5日——1975年6月10日任工业大臣,1975年6月10日——1979年5月4日任能源大臣。——中译者注

[34] 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1917年5月20日——2000年4月9日),本名伊加埃尔·格吕克施泰因(Yigael Glückstein),生于巴勒斯坦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就读于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中途退学,转入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学习经济。青年时期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巴勒斯坦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二战期间,因参加反战活动而被英国当局逮捕,战后获释,1947年移居英国,参加了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革命共产党分裂后,于1950年成立“社会主义评论集团”(Socialist Review Group),1962年改称“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1977年改称“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在去世前一直担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中译者注

[35] 沃灵顿(Warrington)的《斯托克港信使报》(Stockport Messenger)原本与全国印刷协会(National Graphical Association,NGA)签有封闭式合同(即只能雇佣印协会员),但是后来却出尔反尔,雇佣了工资较低的非会员。于是,印协便于1983年7月初举行罢工,到了11月,罢工扩散到全国,印协的纠察队员遭到警方袭击,导致多人受伤。工会大会总委员会经过表决,决定不给印协提供支持,导致罢工失败。——中译者注

[36] 印协的罢工失败后,撒切尔政府乘胜追击,于1984年3月1日取缔了政府通讯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GCHQ)的工会,工会大会被迫举行抗议罢工,但未能充分利用罢工来迫使政府收回命令。最后,政府通讯总部的工会被彻底打垮。直到1997年5月13日,工党政府才宣布撤销禁令。——中译者注

[37] 会员代表(shop steward),又译“基层工会代表”、“工人代表”、“工会干事”等。会员代表是最贴近群众的工会干部,往往由基层工会会员选举产生,负责发展会员,围绕着工作单位中的各种问题把会员组织起来,代表会员同雇主谈判等。——中译者注

[38] 银木矿场(Silverwood Colliery)是约克郡的一个矿场,1900年开业,1994年关闭。——中译者注

[39] 巴恩斯利(Barnsley)是南约克郡的一个城市,煤矿曾是当地的主要产业之一。——中译者注

[40] 北方居民与社区成人教育学院(Northern College for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是一所成人教育学院,位于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1978年建校,主要目的是给没有正式学位的工人提供教育。——中译者注

[41] 《感觉我准备好去死了》( 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是美国摇滚乐队“乡村老乔与鱼”(Country Joe and the Fish)创作的一首讽刺越南战争的歌曲,发表于1965年10月。——中译者注

[42] 格莱姆索普(Grimethorpe)是南约克郡巴恩斯利市的一个村镇,曾以采矿为主业,但当地的矿场已于1993年关闭。——中译者注

[43] 《晨星报》(Morning Star)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1930年1月1日创刊,原名《工人日报》(Daily Worker),1966年4月25日改称《晨星报》。——中译者注

[44] M1公路(M1 motorway)是英国的一条公路,南起伦敦,北至利兹,全场311千米。——中译者注

[45] 科顿伍德(Cortonwood)是南约克郡罗瑟汉姆镇(Rotherham)附近的一个矿场,1873年开业。1984年3月,国家煤炭委员会宣布要关闭科顿伍德矿场,激起了当地矿工的强烈反应,这成了1984—1985年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索之一。矿工大罢工失败后,该矿场于1985年10月25日关闭。——中译者注

[46] 普里斯利(Pleaseley)是英格兰的一个村镇,位于德比郡和诺丁汉郡交界处。——中译者注

[47] 约翰·查尔顿(John Charlton,1935年5月8日——2020年7月10日),英国著名足球运动员,生于诺森伯兰一个足球世家,1950—1973年效力于利兹联队(Leeds United),司职后卫,从1952年到1973年为利兹联队成年队出场629场,攻入70球,协助球队获得1963/1964赛季英乙冠军、1968/1969赛季英甲冠军、1972年足总杯冠军等荣誉。1965—1970年间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场35场,攻入6球,协助英格兰队获得1966年世界杯。1973年退役后曾任米德尔斯堡俱乐部教练、谢菲尔德星期三俱乐部教练、纽卡斯尔联队教练等职务,1986—1996年出任爱尔兰国家队教练,其间率领爱尔兰队闯入1988年欧洲杯决赛圈和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1996年退休。2006年被利兹联队球迷选入队史最佳阵容。——中译者注

[48] 德文(Devon)和索默塞特(Somerset)是英格兰西南部的两个郡。——中译者注

[49] 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1623年1月15日——1683年12月7日),英国政治家、共和主义理论家。生于贵族家庭,在英国革命期间参加议会派军队,以战斗英勇著称,1644年在马斯顿荒原战役(Battle of Marston Moor)中负伤。1645年当选议会议员。参加了对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审判,但反对处决查理一世,不过后来又转而支持处死查理一世。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议会时公开反对克伦威尔,被迫退休。克伦威尔死后,于1659年再次当选议会议员。1660年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后流亡国外,1677年回国。1681年查理二世解散议会后,参加了企图推翻王朝的密谋。密谋暴露后,于1683年6月25日被捕,同年12月7日被斩首。——中译者注

[50] 费里布里奇(Ferrybridge)是西约克郡的一个村庄,附近设有几家火力发电厂。——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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