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在田野上，在道路上 我在密里托波尔受到很好的招待，他们马上提议叫我到机器制造厂里去对工人们讲话。那边正在酝酿着罢工。 迎接我的是一个青年工人——在工厂里领导工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他一知道刻赤港口罢工是我领导的，就建议请我给工人们讲述关于这次罢工的经过情形：“这可以鼓励他们，因为实际上很多都是动摇的，”他说。 完工后把工厂大门关掉。工人们就集合在装配车间里。我首先讲一下关于国内政治大势，接着讲到关于罢工运动的发展，关于农民和士兵的起义，然后转到刻赤的罢工，详细地说明事件的经过。 工厂工人给我提出很多问题。会议拉长了。 站在工厂大门外的侦察员报导说，厂主和警察局长带着警备队员从城里来了。很明显，他们已知道在工厂里来了一个宣传员。我就和接待我的青年工人一起从便门里出来跑进了荒野，就从那边走田野小路潜入了城市。 “奥哈柯夫”巡洋舰上起义的参加者维克托尔·爱列尔特跟我一起离开刻亦，一起到了密里托彼尔，我们第二天又停留了一整天。然后得到上哈尔科夫的秘密接头地点，就跑到最近的车站上去，打算搭最先到来的一班列车动身。在哈尔科夫我们得到一点路费和上萨马拉的接头地点。他们劝告我们别趁火车走，就走路去，沿路可以访问一些磨坊，可以和工人们谈话。 已是五月底，天气很和暖，周围开满着花。我们随身什么行李也没有，只带着一小包面包。 我们慢慢地走着。周围尽是绿汕油的田野。女人们穿着彩色衣服在拔除秋播谷物的杂草。我们来到了第一个磨坊。工人们就在户外喝茶，他们款待着我们。大家谈着话。我们从谈话中知道他们分两班工作，一昼夜做十二小时：“就这样从六点做到六点。但关于工资——却是负债累累，前吃后空！” 我们在外表上虽然好像是失业的，并且我们也就这样介绍自己，但工人们还是明白，可以从我们那里知道一些事情。我们转弯抹角地谈到了政治： “你瞧警备队员却要到我们这儿来，他们是印古斯人。这是为什么？” “因为不安静，”我们冷静地回答。“工人罢工……” “罢工？为什么要罢工？” “为什么？工责不够，工作太重……十二小时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的。所以要罢工。嘿，设立警备队员就是为了要吓人呵。” “工作很重，那还用说……从六点做到六点，简直要折断你的背脊，至于工责，当然是不够的，顾了自己，可就顾不了家；顾了家里，自己就没有吃啦……” “你们这儿现在怎么样？”我们问。“想干点什么吗？” “还想什么：事情很明白，挣十五个卢布是不能过活的。看一看别的磨坊是怎么样的......那怕现在我们也不会比人加落后……” “喏，再见吧，青年们。我们是要走的时候了......可是十二小时的工作确是多一点。如果，这样……干起来——就会缩短的。喂，再见！” “祝你们一路平安。跑过彼土霍夫么坊时，你们可别上那边去。如果顺便要去彼索奇尼可夫的磨坊访问，那你们可以去找费陀尔——是一个很善良的青年。” 我和维克托尔就这样沿着村道，沿着田界潜行着。访问了很多磨坊。常常把谈话引到革命、罢工、困苦的生活上去。有时候碰到了磨坊的管理人。这些人就要对我们加以自眼，我们却就不拘礼貌地问他们：“不能给我们工作吗？”常常总是这样回答我们：“走你的吧，这儿什么也找不到的！” 我们在一个磨坊里停下来过夜。和工人们谈了很久的话，倾听着他们的诉苦，回答他们的问题。 “你们要跑得很远吗？” “直到找到第一个工作。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就停在什么地方。” “工作可真难。要找的找不到，可是找到了的却又想把它扔掉。” “赚不到钱吗？” “怎么赚不到钱呢！叫你折断背脊，两手磨出硬茧来，就是这样赚钱。” “必须竭力争取，那就会轻松了。人一定要自助，才能得到人家的帮助……” 天气很和暖。蓝黑色的天空中闪耀着星星。么坊隆隆地轰响着沉重的滚碾。从高耸的烟囱里冒出夹着火星的浓烟。黑暗中隐约闪现着自捲纸烟的火光。在磨坊后面演奏着手风琴，听到了歌唱，传来了女郎的笑声。一部分工人已经睡在露天的地上，我们也躺下睡了。 深夜，在睡梦中我忽然感到有人轻轻地鞭打着我的背脊。我睁开眼睛：看见了警备队员印古斯人。我闭上眼睛并翻了一个身。却就听到： “起来！” 我们爬了起来。 “你要什么？”维克托尔问。 “什么也不要。为什么睡着？到队长那儿去。一直去！”一个印古斯人用短皮鞭向铁路那边一挥说。 我们不慌不忙地沿着满是尘士的村路走着。印古斯人跑在我们旁边。到铁路大约有一公里半路。 走近了哨舍。在哨舍周围系着马匹。天亮了。警备队员们坐在哨舍前面暍着茶。 “啊，哪儿抓来的？在磨坊里吗？” 印古斯人摇着头，用短皮鞭打了一下靴筒。 “是在磨坊里睡觉的。” “为什么到么坊里去闲逛？”矮而粗胖的俄罗斯警官询问。 “那我们上哪儿去呢，上你们的营房里来闲逛吗？你们又没有工作给我们做，又没有给茶喝，” 维克托尔大胆地顶嘴说。我默不作声。 “我们知道你们是工作人员！派夫洛，你给他们搜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 派夫洛什细地搜查我们，并查看小包。 “那边是什么？”警官问。 “衬裤和面包……”他用脚把小包推在一旁。“拿去！” 我拾起小包。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 “派夫洛，”警官说。“把他们带到车站去。交给那边的宪兵。” 太阳升上来了。两个警备队员和派夫洛押解着我们，沿着土堤慢慢地走着。走了很久。感到口干、唇裂，像浇满铅一样沉重的腿勉强地拖着。并不让我们休息。晌午我们才到达车站。把我们关在拘留所里。过一些时候门打开了，宪兵给我们放进了一个女商人，她把牛奶和面包放在桌上。 “年青人，请吃吧。” “真是个好心人！”维克托尔喊起来。“这要多少钱？老大娘。” 讲好了价钱，我们就吃着面包，喝着牛奶。当我们吃好时，宪兵撵走了女商人，就在桌旁坐下。 “喂，把你们的文件给我，”他说，“并且说一说，你们为什磨到磨坊里去。” “为什么，很明显：并没有谷物送去磨粉。” “我知道，并没有谷物，所以要问你们。” “找工作。” 宪兵敲了敌墙壁，跑进来另一个宪兵。 “怎么，抓来的吗？” “警备队员捕来的。他们随便抓人。你，伐西里·伊凡诺维奇，把他们送到库尔斯克去，到那边就让他们完全自由。如果他们再到我们的地区里来，那就把他们关起来。” 过了半点钟列车开到了。我们拿了小包，在宪兵押解之下跑进车厢，很方便地被安置在公务车厢里。宪兵马上佔据了上层的卧铺躺下睡了，却把我们安置在下面。 到库尔斯克我们跑下列车，身边共只留下两个卢布。得坐列车经过沃龙涅什。我们决定再步行前去，在那里碰到有货物列车就搭车去。 有一次，我们偷偷爬进一辆空车厢里去，把车门关了就躺下睡觉。夜里醒过来。列车很缓幔地驶行着。打开了车门，在远处闪烁着很多的灯光。 “似乎是沃龙涅什，”我说。 “好像我们并不是在前进，都是向后退，”维克托尔说。 “这大概因为你刚从睡梦中醒来……” 终于开到了车站。车厢轻轻地驶过了月台。 “萨拉托夫！糟了！”维克托尔叫喊着。 到了萨拉托夫我们简直走头无路。钱已用光，又没有接头地点。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到达萨马拉。决定卖掉我的大衣。我们来到旧货市场，碰上一个高个子、白面碧眼、淡黄色头发、大鼻子、想必是个爱喝酒的贵族。 “嗳，你们这两个外国人，这件宽敞的长衣要卖多少钱？” “不是宽敞的长衣，而是外套。十五个卢布。” “三个卢布你愿不愿意卖？” “假使不给十五个卢布——就别多讲！” “五个卢布不卖，那就滚开市场！” “十个。”我让步了。 我们又在市场上溜跶了一阵，但是没有一个人想买我的大衣。我们终于把它六个厂布卖给原先那个“贵族”。 我一边离开市场一边咒骂着。这件大衣真可惜。差不多是白给他的。 “你不用惊奇，彼特尔，要知道这是萨拉托夫呵。兄弟，在这里会给你抢光骗尽呢。”维克托尔说。 我们跑到码头上去。决定坐输船走。虽然慢一点，却是省钱。 “到萨马拉要多少钱？” 售票员从眼镜里瞧了我们一下，好像很不愿意似地回答说： “四卢布八十戈比。” 我们的钱不够。到船长那儿去，也许可以让价钱。 我登上输船的小桥。 “你好，船长先生！” 船长瞧着我，什么也不回答。 “我们来请求你，”我继续说。“我们是失业的，只有七个卢布。要到萨马拉去。请减少一点票价。” “不行！” “我们在路上可以帮你做工。” “做工？可是你们会倣什么？” “我是电气匠，我的同伴是锉工。” “电气匠？你会修理电灯吗？” “会修理。” “我们没有灯光已经行驶了一整夜。电器技师可怎么也找不到，那末，去看一看再说，假使你会修理，那你俩都不用买票，还供给你们午饭。” 我看了看发电机和电钱。我忙碌了一点半钟，终于给我找到了损坏的地方，并且把它修理好了。 “好傢伙！”船长叫喊。“好得很！厨师，你给小伙子们吃饭。水手长，出发吧！” 船开动了。慢慢地离开了低低的河岸。从伏尔加河两旁的草原上吹来了凉风。伏尔加缓缓地把自己的水流入了辽远的里海。输船的齿输隆隆地打着河水。河岸周围响彻着汽笛的迴音。 我们平安地到达萨马拉。 萨马拉的组织已进入极秘密的状态中。不久之前密列腊——扎柯密尔斯基的讨伐队曾经经过萨马拉，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遭到了一些破坏，特别是在铁路员工中间。我企图打入铁路车厂里去，但是没有成功：检查得太严了。这样一来，我们就用不着獃在萨马拉了。 萨马拉在这时候已经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伏尔加河中流委员会的组织；根据它的决议，要派我们到乌发的委员会里去听候分配。 我们得到接头地点就上乌发去了。从萨马拉开始，到处使人戚觉到沙皇的走狗屠杀革命的参加者的遗迹。工人们都保持着沉默和独善其身。讨伐者在基聂里枪杀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布尔什维克。 在一切大车站上都停着装有士兵的军用列车。这就是“镇压者”的部队。 我们在乌发受到愉快的招待。 “在我们这兄被搞得这样‘精光’，要派到乌拉尔工厂里去的人也没有，但现在那边的工人中间却正发生着骚扰。你们稍为休息一下——就上乌拉尔去吧！” 我们在乌发休息了三天。晚土在那静静的、但很深的、两岸尽是密林——苹果树、野樱和柳树的交米河上划着小船。委员会给我们顶备好文件，并给了我们接头地点和一点钱。我们把文件藏在背袋里，就离开了慇懃招待我们的乌发。我们的行程是先到乌斯特——卡塔夫，再从那里步行到卡塔夫——伊凡诺夫斯基工厂，在那儿我们要定居下来。 乌斯特——卡塔夫是一个小小的车站。虽然邻近就有大工厂，但是讨伐者却不曾到过这儿。车站的整个警备队是由五名宪兵组成的，同时在县别察局局长那儿也还有这么多的警备队负。 这种情形很使我们高兴。 我们游览一下车站，就走下卡塔夫小河，坐着吃早饭。太阳晒着。警备队员们懒洋洋地躺在小山岗上，并不注意我们。我们吃了早饭，洗了操，洗好了衣服，把衣服铺开在草上让它晒干，把背袋垫在头下，就睡着了。我从梦中感到有人在腰上轻轻敲了一下。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警备队员站在我身边。 “你们为什么赤裸裸地躺着！滚开去。在这儿闲逛.....” 警备队员还喃喃地唠叨了些什么，就走开了。我叫醒了维克托尔。 “起来，兄弟，‘妖魔！’来过了。他说，在这样的地方发见赤条条的人，太不成体统。叫我们滚开。” 我们穿好衣服，把背袋搭上肩，就沿着河岸走去。步行既凉爽又轻快。覆盖着枞林刺毛的乌拉尔山脉向北绵亘着。 将近傍晚我们才走到工厂。从村镇里迎面来了一队警备队员。因为出于意外我们不觉慌张起来。维克托尔尖声叫着： “这里也有‘妖魔’！怎么在俄国竟会有这么多的妖魔！” “大概，我们要坐牢了，”我懊丧地回答。 不过，我们还是走去，并没有停下来。 警备队员们走近来，把我们围住。 “拿出文件来。为什么你们到工厂里来？”班长问。 “为什么？找工作。” 班长把公民证还给我们，发出口令，警备队员们就跑步回工厂去了。 “大概，没有事了”我轻松地说。“我们这才是獃子，不会把我们的包儿藏在树林里......你瞧！” 一个警备队员向我们跑来。一跑到就发出口令： “跟我走！班长盼咐把你们带到办公室里去。” 我们在警备队员押解之下走过了工厂。工人们刚刚下工，跑出来好奇地望着我们。 走进了办公室。一个警官坐在桌子旁边。他注意地看着我们： “小鸟儿，是从哪里来的？” “从萨马拉来。” “为什么来到此地？” “找工作。” “文件看过吗？”他转身问警备队班长。 “看过了。大概没有错。” “拿给我。” 我们把我们的文件给了他。他注意地看了看就交还我们。 “背袋里是什么？” “这当然是干粮和衣服。” “那么，看一看，”他转身对警备队员们说。 警备队员们把自己的手掌探进了背袋。一个取出了一束传单，另一个取出许多小册子。文件掉在地板上。警官睁圆了眼睛望着它。 “这就是衣服！”他嚷着，陡地从桌子后面跳了出来。他弯身向着那束传单，奋激地开始在里面翻寻着。 “瞧，是传单！”他举起手挥动着一束传单，“正是他们！落网了，我的亲爱的！派霍莫夫，去叫两部三套马的车来，快！” 其中一个警备队员急速地跑出了办公室。那警官好像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在一堆传单和小册子里面挑选着，并注意地瞧着它们。 “全都是被禁止的，全都是被禁止的！瞧，还有传单，还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感叹号.....这是什么？想要在工厂里组织罢工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罢工？我们这些小册子是出卖的。”维克托尔回答。 “出卖？哪里看见过，会拿传单来出卖呢？你这小伙子胡说八道。” “怎么，胡说八道？是出卖的，话讲完了。带着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传单，跑来跑去出卖的书贩难道会少吗？” “书贩？那是出卖福音和祈祷书的啦，可是你们的却是什么？” 我拼命忍住不笑出来。警官终于明白了，这是在嘲弄他。 “你，不要来骗我！竟然还说是卖书的......” “预备好了，长官。”走进来的警备队员报告着。 两部驾着三匹马的旅行马车急速驶近了办公室。警备队员把所有我们的文件都放进了背袋，把我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就让我们坐上了马车。警官和我同坐着一辆车子，和维克托尔同坐的却是一个警备队员。十二个骑马的警备队员团团围住我们，于是我们就越过山岭，一直飞驶过去。 在乌斯特——卡塔夫把我们转交给警察局长。一个看守我们的警备队员问我们，我们身边有没有钱，他提议给我们买一点什么东西吃吃。我们给了他钱。他给我们买来面包和香肠，找回的钱却给他留下了。我们吃完后，就躺在板床上。维克托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多么走运啊：在伏尔加河上搭船不用买票，而在这里却又坐着三套马的车子游逛！” “必须注意，以后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好就好在附近没有讨伐队，大概，不会送到很远的地方去......” 警察局长进来了。 “你们好，宣传员先生！” 我们默不作声，等待着。 “我不来审问你们。我明天就要交代给新来的县警察局长。你们和他打交道吧。”他好像不胜抱憾地说。 第二天傍晚，县警察局长把我们叫去，开始给我们提出问题。但我们马上对他声明，他其实用不到问我们什么的。 “是的，是的......照你们的行李就已经很明白，再不用说什么。” 警察局长慢慢地翻着传单和小册子，并斜着眼睛瞅我们。 我们默不作声地坐着，等待着随后要发生的事情。最后警察局长说： “我刚来上任，我不愿意我第一天服务就使人不痛快。因此我没有把你们关在牢里，却决定把你们送出我的县警察区范围，送出乌拉尔境外，让你们到西伯利亚去。为了不让你们欺骗我，我的警备队员将要把你们押送到库尔干。” 我们不加反对。 过了半点钟，并不是一个，却是两个警备队员伴送我们坐在列车里上西伯利亚去了。列车开出不远，警备队员就出去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我们已独自到达了库尔于。决定让维克托尔回到乌发去报告一切并取得接头地点，而我就在库尔干等待他。过了三天，维克托尔回来了，带来了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工会的接头地点。我们就上那边去了。 西伯利亚工会提议叫我们到尼日聂乌勤斯克——去把那边被密列罗姆——扎柯密尔斯基所破坏的党组织恢復起来，并在砲兵部队士兵中间安排工作。 我们得到接头地点，就到尼日聂乌勤斯克去了。在那边我们找到了残存的组识：共总只有几个人。在车站上还停着讨伐分队士兵的军用列车......工人情绪很受挫折：有很多同志被绞死、被枪决。在我们的列车到达前不久，在相邻的车站塔依雪特上还枪决了几个人。我们召集了党员小组，决定先弄清楚在作坊和车厂中的工人情绪，然后拟定行动计划，把最有革命情绪和可靠的工人召集起来。 他们谈话。 我们在离车站不远的树林中集会。到这里来集合的人很多，有六十个人。这很使我高兴。虽然情绪很受挫折，但工人们却声明，铁路员工是可以发动起来的。 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会议。我们简单而诚恳地讲着关于工人的困苦情况，讲着为了要使天家意志不沮丧，应该採取怎样的方法。一直谈到黎明。 在党的小组会议上讨论了，在参加会议的人里面有那些人可以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结果选定了十八个人。委託党员们去和他们谈一谈。所有工人都表示希望加入党，并声明要赶紧建立积极的党的组织。在第一次党会议上选出了委员会和拟定了工作计划。我开始致力于党小组工作。 为了要吸引工人们参加政治生活，我们开始经常举行群众集会。大森林很可靠地掩护着我们。 我们积极的助手是当地辅祭的女儿阿尼雅，我们的接头地点就是在她那儿。她曾在牢里关了一些时候，但给她父亲保了出来。我们和阿尼雅制造了一具胶印器，用它来刊印传单，号召工人们别在讨伐队面前屈服，并继续作着反专制的斗争。我们的印刷所设立在托姆斯克大学的一个大学生家里，这大学生跟他的老母亲同住在一起。他在夜里印刷传单。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具名出现的传单，鼓舞了工人们，并使宪兵们惊扰起来。统治当局认定在尼日聂乌勤斯克的革命组识已被消灭了。可是这些传单是从什磨地方来的呢？又进行了篾次搜查，但结果一无所得。 在铁路工人中间把工作安徘好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对士兵的工作。在尼日聂乌勤斯克驻着四个山砲连。由于阿尼雅的帮助，我们在城外乌达河岸上组识了一个士兵的群众大会。士兵群众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关于给砲兵经常学习的问题。我们决定在这个集团中建立一个小组。 我就这样在砲兵中间开始了工作。 军官们在砲兵连里点名之后，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公馆或上俱乐部里打牌去了。我就穿了士兵制服上士兵那儿去。集合在板棚中的小组有三十个人。燃点着蜡烛头。听众们坐在我的周围。我主要的讲着关于土地，关于我们的党在土地问题上力求做到的事情。有一次正在这样讲的时候，我开始发觉我的听众一个一个地不见了：他们彷彿在黑暗的板棚里消失了。我回头一看，看见在我后面站着一位军官并在听着我讲。我不觉害怕起来。但是一看，还有一些听众没有走，我又继续讲下去。当我在讲话的时候，我曾有几次把制帽脱下来。 当我讲完的时候，军官向我走近来，问我说： “你是哪一砲兵连里的？” “第六连，”我迟疑地回答。 “怎么，在你们第六砲兵连里的人都是这样长头发的吗？” “要被抓了，”忽然在我的脑袋里一闪。我回头一看，大部分士兵都已跑了，留下的紧紧围住我，并惊惶地瞧着军官。 军官稍为静默一下，接着就对士兵们说，要他们都去睡觉。可是士兵们还是不走。军官惊奇地看了看他们，但不再说什磨，就转身对我说： “你太不小心了，你自己会被抓并要害士兵们的。你去吧，”他转身对士兵们说，“我要和第六砲兵连的士兵说说话。” 士兵们交换着颜色。其中有一个说，他要留下来和我在一起。所有的人全都走了，就只留下我们两人在一起。 “我很早就已注意到你的小组，你要懂得，我当场就可以抓住你......我可以报告长官，但是我现在只来警诫你，忠告你停止政治课程。并且我劝你，年轻人，别再干这种冒险的事情了。你是第六砲兵连的士兵，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的，何况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第六连。” 军官转身就走了。 “现在怎么办呢？”我问士兵。 “你放心。他不会去报告的。” 可是我们还是把课程移到砲兵连的范园外面去了。 有一天，车厂工人报告我说，从俄罗斯将要运到一批妇女——政治的流刑犯。作坊和车厂的工人决定要安排去欢迎她们。他们作好了一束很大的有红饰带的花球。砲兵们也想加入欢迎。但是流刑犯要到达的那一天，砲兵们却被送到城外去演习了。工人一早就停工在等待着。电报生报告说，载囚犯的一节车已调到相邻的车站上，列车没有带着它就开出来。列车过去了。过了一点钟，有一辆机车带着一节车用全速率飞驶到车站来了。工人们把枕木抛在道路上，斓住了机车，就向车厢飞扑过去。 一个工人钻进了车厢，并把花球献给流刑犯。讨伐分队的士兵们开始用枪托赶散工人。工人用棍子、石头回击他们。把几个士兵的步枪夺来在铁轨上砸碎。士兵开枪射击。有几个工人受了伤。机车开动了。工人们就从车厂里开出了另一辆机车，挂上了两节车，急急跟在刚开的列车后面。讨伐队也开去追赶他们了。在下一个车站上工人们举行了群众大会。流刑犯们从车厢的窗子里讲着话。开到的士兵们把所有的工人都逮补起来，把他们关在车厢里就运到尼日聂乌勤斯克去了。砲兵们听到车站上的射击，就抛开了演习，有的骑马，有的步行，都向车站飞奔。但是在那边却都已结束了。砲兵们打听到讨伐队曾攻击工人后，就宣布说：“要把讨伐队从尼日聂乌勤斯克赶出去。” 在车站上发生小冲突时，有几个工人受了伤，但是并不严重。也没有打死人。工人劝砲兵们暂时不要有任何行动。砲兵们听从劝告，就转回营房里去了。 工人们停止工作，等待着同志们转回来。讨伐队把工人们带来了，但并不把他们释放。工人们就对当局声明，在他们没有把被捕的人释放之前，他们在车厂和工场里决不动手工作。过了几点钟，被捕的人就放了出来。 这件事变鼓舞着工人们。他们重又感到了自己的力量。砲兵们主动发起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把讨伐队从尼日聂乌动斯克撇出去。我们印发了关于讨伐分队的行动的传单。 下一天发现了两个被杀的讨伐队的士兵。当局下令加强巡逻队。但是夜里三个巡逻队士兵又被埋伏的人打死。当局吓得丧魂落胆。就把讨伐队从尼日聂乌勤斯克转移到下一个大站上去。砲兵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果然把讨伐队从尼日聂乌勤斯克赶走了。 党组织逐渐巩固起来。已安排好了工人和士兵中间的政治工作。我和维克托尔就认为，我们不应该再继续留在这里。我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发出了一个详细的报告，请求准许我到伊尔库茨克去。 我的兄弟就住在那儿。我也指示维克托尔到他那儿去。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给我送来了接头地点和钱。 我动身到伊尔库茨克去。见到了兄弟后，我开始不想停留在这儿了。发电站主人波里雅柯夫，我过去曾在他那儿工作过的，提议叫我到赤塔去安装市发电站。我同意了，就和维克托尔带了接头地点上赤塔组织那里去了。 在赤塔我逗留了四个月，住在与革命运动有关系的寡妇克利伏鲁奇柯的家里。我领导着工艺学校中党的工作，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青年人小组。这小组就在克利伏鲁奇柯家里集会！ 我寄了一封信给刻赤的安德莱，请他写信告诉我，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安德莱回信给我说，在码头工人中间展开了活动，党纽织坚持要我马上到刻赤去。 赤塔的组织准许我和维克托尔前去。 在路上经过伊尔库茨克，我决定绕道到家乡去探望一下我的老人们。母亲和父亲。两人都已很衰老，在歪斜的小屋里度着残年。一瞧到那空虚的院子就使人忧愁：没有牛，没有马，也没有鸡鸭，只有一只很老的半瞎的牝狗有气无力地对我和维克托尔叫吠着。老人们高兴得哭了。 “我们已不希望看见你了！……曾听到各种谣言，说你已被绞死，已被枪决。我们不知道相信哪一个消息好，可总还是期待着，期待着：也许，还会活着回来的。瞧，现在果真等到了！……” 母亲说得很多。父亲不作声，眼睛不住地尽望着我。 母亲劝我“收心”，然后结婚。”父亲摇着手说： “喏，喏，老太婆，这并不需要。让他要怎么样过活就怎么样过活吧。谢谢他，并没有把我们忘记。” 我们跟两老告别就走了。 在哈尔科夫我和维克托尔分了手：他上基辅探望母亲去了。我以后就没有再碰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