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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份子的幻灭与新时代的展望
作者：纪芬 来源：《新声》1948年第1期
李星按：这也是一篇40年代末期，面对主流共产主义的巩固，国际托派试图自圆其说的典型文章。
（一）运动的初期
自从科学的社会主义诞生，结束了过去底浪漫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之后，直到今天已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期间，科学社会主义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也就够复杂、曲折、惨酷和壮烈了。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从第一国际产生至巴黎公社失败的几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产生和确立基础的草创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新运动的思想至少在最先进的知识份子和工人中已唤起一种新的希望——对人类远景的比较切实和乐观的希望，这一点反映在运动初期领导人物所怀抱的强烈革命信念中。但巴黎公社的失败却带来一个深刻的反动局面，这一新生、幼弱的希望便遭逢打击，直接造成第一国际的瓦解。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逢的第一次厄运。
（二）第二个时期
但一八七一年后的反动局面却造成资本主义繁荣的基础。一般地说来，自此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便急促趋向登峰造极的发展：殖民地的市场大大扩展了、欧洲的工业飞速的繁盛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量也空前增加了。欧洲无产阶级逐渐从反动的黑暗中抬起头来，自信力和战斗性也逐渐加强，于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较广泛、较坚实的基础之上，重新复兴，产生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的最大功绩是在党、工会、和议会斗争的基础上，教育和团结了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但第二国际之保证工人生活的逐渐改善与民主主义的权利，却分明是以资本主义的空前扩张为前提条件的，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代内，一般小资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内的贵族份子，便生出了一种无穷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为资本主义的「无限制」的发展可以保证工人地位的「无限制」的逐步的改良，工人阶级的数量、它在议会选举中的选票和席数的「无限制」的增加，缓进地、和平地代替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第一国际时代的「强烈的革命信念」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与议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加以全般修正的企图。当第一次大战宣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告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受了改良主义完全腐蚀的第二国际便倾覆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逢的第二次打击。
（三）第三次复兴与第三次厄运
考茨基虽然以反修正主义始，以投降机会主义终，但当他清醒的时候，曾预告欧洲革命的烽火将从西方移到东方。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应验了这一预言。十月革命使国际无产阶级得到第一次表演夺取政权的机会，因此，第一国际时代的革命热望便得到实现，不是在西方（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而是在东方。西欧无产阶级开始以惊讶和羡慕的神气监视莫斯科的发展，当他们毫无踌躇地成千成万团集于新生的第三国际周围之时，科学的社会主义便从改良主义的泥沼中得救了，一个新的复兴运动从东欧扩展到西方，又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特别是东方的殖民地世界，这一片星球上最落后的处女地也第一次以最热烈的态度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种子了。于是这一运动正式踱入了第三个时期，一种新的乐观和热望支配了全世界。这种乐观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开始崩溃所引起的革命信念上的，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改良主义的乐观完全相反。
但不幸刚刚替人类展开一个新远景、新希望的十月革命，却生长于一个落后环境中；西欧无产阶级之不能及时夺取政权又使这一革命陷入孤立。在这两个致命的条件之下，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苏维埃制度便趋向于官僚主义的堕落和腐化。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跋扈的特米尔多官僚层于一九二三年抬头，一九二八年取得决定胜利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复兴运动——布尔什维克主义便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史大林主义所代替，第三国际从世界革命的工具转变成为克林姆宫官僚的外交工具，格别乌的暗杀与中世纪式的审判代替了革命的教育和说服。史大林主义的胜利便翻译成世界革命运动的一连串的失败，这种失败反过来又加深了苏维埃国家的堕落过程。因此一个崭新的反动时代便从一九二八年开始一直造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是这个反动时代的一对孪生子。
（四）新修正主义
这一长期和富于灾劫的反动时代，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内造成一个最深刻的危机。一般往日依附于这一运动的知识份子和老一辈知识份子化的工人革命家，受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长期失败的磨折，发生一种可怕的颓丧、怀疑和幻灭。他们竟把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解释成为一部失败的历史，十月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浪漫的作品，因而是活该受历史的残酷惩罚的。十月革命的思想泉源——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他们看来，又只是史大林主义的培养基，后者甚至还被视作前者的有机产物。于是各种各式的新修正主义学说如雨后春笋的产生出来，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复兴的严重障碍。所有这些修正主义学说总是围绕着「俄国问题」的轴心旋转，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空前的反动时代本来就是苏维埃国家堕落的直接后果。而这个新生的制度却在人类历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的发展也只能靠人类的智慧才能解释。从「俄国问题」发展出来的最普遍的修正主义思想，便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一定是「科学」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也许、恐怕多份要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下一阶段将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剥削制度代替资本主义。这个新的制度被标上许多象征式的名称：官僚的集体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人们替这个制度所指出的共通特点是：奴隶劳动、国有化、官僚的集中主义或全能政制、个性活动与自由之横被剥夺等。公认的新统治阶级是行政的官僚。这些特点，离开了财产关系与国家性质，成为一种抽象的和谬误的理论基础，认为法西斯主义、新规约、与史大林主义的政制同属于这个新剥削制度的类型。
第二次大战使那些幻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把法西斯主义加以合理化的企图，遭逢破产。历史证明：法西斯主义与罗斯福的新规约只是资本主义对付社会危机与准备战争的应急工具，它们并不是一个代替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恰恰相反，它们与旧财产制度是不可分离的。但虽然如此，战后世界革命发展速率的过于迟缓与史大林主义的突然兴盛，却使这些幻灭的知识份子更陷于无望的混乱的迷惑。「假如法西斯主义不是新制度的表征，那末，史大林主义政制的扩张（特别是指东欧式的扩张）却无论如何预示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将代替资本主义」，他们这样雄辩地指出。有些人则更拿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的趋势（特别是英国工党政策），来证明这种「新制度」或「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但问题的本身却在这里：假如这一新制度（不管它是否赋有什么剥削的性质）真的成为资本主义（连同社会主义）的不可免的代替物，它当然在历史上找到一种合理的辩护，我们将对它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呢？无产阶级又将如何应付这一「远景」呢？在这个问题上，幻灭的理论家们所产生的怪异的理论分析，简直有如七色虹彩。大致上归根结蒂，他们不能超出这两种倾向：或者直接、间接地拥护「民主」帝国主义的反苏战争政策，企图挽回这一可怕的全能主义的潮流，或者对史大林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发生宿命主义的幻想，认为整个世界不可免要经过这一段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从这里，仅仅从这里我们才寻出这种种修正主义的真正根源：悲观主义。人们再也不信任无产阶级能担当社会改革的重任，自然也就不信任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于是一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都成了怀疑的对象：布尔什维克主义么？它虽然造成十月革命，但也造成史大林主义，这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缺乏和谐的预见了，云云。实践的背叛与理论的背叛是同时进行、交互影响的，因为在过份紧张和激荡的旧世界中，小资产阶级的幻灭家是无法从容的找到喘息的机会的。在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从最右倾的投降派一直到那些口头上尚承认革命的教派主义者，都或多或少的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政纲怀疑开始，这不是一种值得惊奇的现象。这种现象之反映资本主义崩解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悲观情绪，正如过去第二国际时代同一现象之反映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一般小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两个时代的修正主义反映两个时代的同一小资产阶级的不同情绪：一种是幻想，另一种则是幻灭，从此到彼。
（五）世界革命的速率何以延缓？
在方法论上，一般的说来，这些知识份子幻灭家总是不能脱离庸俗的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范围。他们只能承认一个又一个的既成事实而把它们加以理论化，缺乏任何分析和预断的能力，因为他们根本就怀疑人类具有这种能力。他们的惯常的口头禅就是「时代不同了」，仿佛地球绕太阳运行一周便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规律似的！他们就以此为藉口否认一切原则、一切理论、一切科学的分析和结论，而可耻地屈服于现实之前。事实上「时代的不同」并没有改变支配着社会的规律以及企图利用这些规律来改造社会的原则和方法，它只是改变了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情绪吧了。
世界革命不能如预期的发生于第二次大战当中，这一事实又被许多理论家拿来证明马克思主义预断之不准确。事实上谁也没有把一种社会学的诊断当做十足灵验的预言来看待，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物理学和化学的现象可以经过实验室的种种精确的实验，得出较准确的结论和推断，但社会现象却复杂和微妙得多，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在实验室中加以分解或化合，得出十分准确的论断。我们直到今天为止，只能明了现社会的法则，并根据它们来分析、预断社会之一般的发展趋势，我们还不能达到准确地推断某一事变发展的速率和发生的日期。因为有许多足以影响某一事变发展底过程的复杂因素，恐怕不是现代人类的智慧所能一一发掘到的，只有事变本身才能证验出来。马克思主义之预测第二次大战足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后果，在方法论上是无疵的，因为战争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恐慌，假如一个普通的经济或社会恐慌都足以造成革命的局势，我们能怀疑世界战争倒能平安过去吗？但事实证明，这次预言了的世界革命并没有采取第一次大战时代的速率发展出来。这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而是对于速率估算上的错误。而这一错误则归咎于两个未知的因素：第一，战前十余年来史大林的反动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施行精神上与肉体上摧残的深度与广度；第二，德国工业与无产阶级在战争中所受的毁灭性的摧残。所有这些因素只有在战争的过程中才充分证验和暴露出来，第一个因素反映在新革命领导生长的过份延缓，第二个也是反映在德国革命——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之意外的沉寂。缺乏成熟的革命领导与德国革命之缺如，使世界革命发展的速率不能如预期的迅速，使战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去重心，成了散漫的、个别的、步骤不一致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与政治觉醒也较之战前落后了。这所有的后果反过来就造成了史大林主义的势力扩张，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对这种扩张的离奇的解释和幻想。
（六）战后史大林主义扩张的原因
战后史大林主义的扩张构成幻灭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怀疑的第二个口实。马克思主义者一贯把史大林主义政制看成过渡时代的矛盾的产物。苏维埃官僚层的特点是一方面依靠于国有财产，另一方面又依靠于国内与国际各个阶级力量的平衡之上。因此它害怕任何现状的变革：战争与革命都足以成为它的致命风暴。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当然有充分理由预断：史大林主义政制将在第二次大战中完结。但资本主义之过份虚弱与世界革命的过份延缓却意外地延长了苏维埃官僚的寿命，而这种因素都只有在战争的过程中才准确地证验出来。人们不企图了解这一点，却冒失地对一种意外的现象投降了。但我们刚才已指出过，既然人们无法了解这一现象，结果仍然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得到满意解释。史大林主义的扩张只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底过渡时期间过份延长——世界革命延期爆发的后果，这种现象并不足以证明史大林主义政制是一种历史新时代的有机产物，它只证明苏维埃制度仍处于两个历史时代的交叉点上，全部矛盾和问题还要延到临近的世界革命或第三次大战来解决——解决的日期延缓了，问题只是如此简单。那末，史大林主义的扩张与杜鲁门主义的扩张一样，只是一种临死政制的挣扎与回光返照，另一方面又是新社会诞生的阵痛。
（七）新时代与新的复兴运动
现在差不多三年来的事实已充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还保有全部乐观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虽没有及时终结第二次大战和旧制度，但它却已经存在而且在发展了。在欧洲，革命的中心已移往法国，围绕在这个中心周围，便是其他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革命局势；东欧的奇特的向「左」盘旋只是这一局势的直接反映；在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危机是漫无止境的发展着；在美洲，工人阶级的惊人潜力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一种雄厚的后备军，把整个美洲迅速欧洲化。一般的讲来，比之第一次大战之后，欧洲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是落后了，组织力量是减弱了，但资本主义的统治力却衰败得更厉害，直到今天为止，它还不能不依赖于工人政党的支持。这就足以形成一个新的因素，即革命危机的慢性发展，使新领导的形成得到无比的便利。革命势力的潜滋暗长与新领导的逐渐成熟和抬头必然招致欧洲史大林主义影响的衰落，这一点在法国已略见端倪。总而言之，科学社会主义所遭遇的新厄运分明已临近尾声，它的新的复兴运动（第四国际运动）已在世界各地展开其乐观的远景，当它在一个更无比阔大的历史基础上取得新的胜利之时，一切反动时代的阴霾：从史大林主义到一切幻灭小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产物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新的时代将替人类打开一个无穷乐观的远景。那末，幻灭的最好让他幻灭吧！我们的希望还在前头。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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