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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作者：廓流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录入者按：《太原来客谈》通过一位太原籍青年人回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抗战后阎锡山治下的情形。邻近的共产党武装明显给予阎锡山很大的压力，而这同时也成为了他“学习”和“进步”的动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过魔改但明显能看出来源的组织、政策及宣传口号，进而形成了这个颇具本地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明显能看出民族革命同志会与一心会、妇女会与国防妇人会的相似性，而统治层级的划分与运转则颇具历史特色）。可以看到的是，作为处于社会最底端的农民和工人自然成为了“新政”汲取物质基础的来源，而加之其上的是画大饼式的宣传和“白色恐怖”式的治安手段。
　　然而，这种变样的“学习”和“进步”终究只是一种垂死挣扎，这并非是不同军事力量相互对抗的结果或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而是当时已被发动起来的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发展的必然。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催动了生产条件的变革，反过来又壮大了群众力量。正如文中所言，“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在这种拥有无尽力量的群众战争机器面前，任何或改良或压迫的行动都只会被撞得粉碎（这恰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所在）。
　　李星按：本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主流共产党的切割，已经到了公开攻击阶级斗争的程度。比如这样的政治表态：
　　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
　　彭述之这样的托派，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地把自己从共产主义里边摘出去了。目的呢？虽然我不是老彭肚子里的蛔虫，但这些惺惺作态，还能有什么目的？自然是拉住一些本质上排斥阶级斗争，但出于各种原因，乐于自我装点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刚刚踏进屋门，便看到书桌旁正坐着一位服草绿军装的人。在我猜思的片刻，立即认出是两月前才离别的至友——姜文达。在惊喜的招呼与寒暄后，便谈到他这次返乡太原，以及他又回来的情形。
　　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青年。自幼即好绘画与歌曲。然而，家庭环境却不能任其才能发展，他刚刚高小毕业，即被送进一家机械钢铁厂做学徒。在捱过漫长的时日与克苦后，他毕业了。他学得一手能以谋生的灵活手艺。在抗战的浪潮下，他投入空军，作了机械士。
　　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腐化，对任何一个诚心向上的人都是苦恼的。在军事机关尤其如此。 “绝对服从”切断了对真理的探讨，“思想不正”更吓退了多少青年的上进。奴化的训练与教育，渗透了每个人的心。姜文达不愿接受这黑暗的腐蚀；这愚昧、奉迎、虚伪、奴隶般的训练；这黑暗、苦恼、无出路的生。他藐视那些无知的盲目崇拜的人；他痛恨那些两面迎奉随声附和的人。他具有一副刚强坚韧的北方人的性情。因此，他内心里时时充满了反抗与苦恼。
　　抗战胜利了，他决心要回家。他愿脱离这灰暗的生活，而找一个新的快乐的境地。内战的炮火并不能阻止他的决心，他终于动身启程了——走向他遥远的家乡太原。真的，“作任何事情，怕困难是永不会成功的。”然而，故乡的情况并不如他的理想。他非常伤心的转回来了。
　　他开头便谈到路上的经过：因为军运繁忙渡河的关系，自成都经二十余日才到达西安。西北一带的物价比成都高了些。繁忙的军运使空气有些紧张。自西安乘火车很快便到潼关，又渡河至风陵渡，到了山西境内。这里的行政组织却有些两样了。浓厚的火药气氛更为接近，冷落残破的景象笼罩了城市乡村。遍地设有关卡，随时可予检查。这里军队是中央军，但秩序并不好。有时他们强买人家不卖的东西，而只给十分之一二的便钱。他们时常拉夫（无报偿的作工）。因之，交通要道行人稀少，即使谋个脚夫背背行李也谋不到。抗战与内战的炮火已洗劫了整个的山西。各处都是呈现着落后贫乏。农村的凋零与破产真是已达可怕的程度。自永济至运城再至临汾，以北，便是共军区域了。阵营相对，自然是难走通，幸好能等到飞机直达太原。
　　太原——这富历史故事的城市，仍是那样的古朴，矮矮的房屋，窄狭的街道，稀少的行人与那无精打采的商店，显得多么冷落呀！然而这里却行着严厉的统治。出入城门都须有通行证。更加内战的封锁与物价的高涨，使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中。
　　那使我多么惊疑？太原几乎是日本的势力：一切军官穿的都是日服。所配刀剑也是日货。更有的中国军官也留上八字胡！摆出日本人的架子！“敌我不分，宽大为怀。”这里真是已经作到。许多敌伪军官、顾问、专家、机师都正在阎锡山的机关、军营、工厂、矿山中“服务”。太原日货特多，虽没有这边的美货普遍、漂亮，但两者却正映映相照。据说：阎氏这次接收甚为成功，除武装部队（伪军敌军）与大量军需品接收外，更接收了大量的财产与工厂。而中央所接收的，只是“天上能飞的东西”——几架破飞机。阎氏的门罗主义还相当成功。美货尚未能侵入他的市场。就政治力量说，除“解放区”外，中央仅是在晋南的一点兵力，政治的统治权仍握于阎氏手中。
　　阎锡山是一个有计谋且具有野心的人。他一方面以“中庸”“忠节”一般旧道德思想来训练他的部下，以取得对他个人之“忠实”、“服从”，另方面，他更以物质基础的控制与改良，来稳定他动摇的政权。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控制了山西的整个命脉；它具有党的性质，但又含有特务组织的成分；他笼络了各机关各阶层的人们；它的分支部伸入了各城乡村镇；它更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生命属于组织”、“组织高于一切”，凡加入组织的人都须绝对服从，更不能脱离组织。同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高级干部会议，对省府长官部都具有超然的力量。因此，上至党政军各机关，下至百姓、平民以及学生们的思想活动都在它的控制中。它的总部与各分支部尤如党的一样，同志会的负责人又都是国民党的负责人。他们屋中所悬挂的很少是总理遗像，而是阎氏肖像；宣传的虽说是三民主义，但主要的是“新政”、“新经济政策”——如“兵农合一”、“合作生产”、“经济政治化，政治民主化”。同志会的会员具有高超的权力：有发号施令、搜查、逮捕甚及处决枪毙之力量。阎锡山本人就是此会之会长。他的派系干部与他三十余年的统治，使他对此会具有绝对的权威。
　　以后更进而谈到他的家乡。他的家是在离城二十里的乡间。变化太大了，八年来的别离，使一切都变成陌生！八九岁的孩子自然不能认识，而从前的小孩也都高高的成了大人，这些质朴的，粗笨的新世界的生力军，看着是多么令人高兴！然而，那过去的壮年人几乎都老了，有的白发苍苍，耳目不灵。这动乱的岁月给他们的不是更长久、更痛苦、更厉害的摧残吗？
　　正如延安一月中写的：“村管理就是不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就不能进村。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才进了村。”村的通路都有兵站岗。一切行人出入皆须有“特给路证”。如外宿或留居客人，须事先向村长报告。否则，如被查出，则全家主客即被扣押而加以严重处罚。在这里对人命几乎像开玩笑，村长即有枪毙人的权利，枪杀的所谓“异党”份子实在太多了。有一次，逮捕了两个人，据说是共党的，在审问时，那审判者很愤怒的追问他们：“你们说，我们实行的与你们有甚么不同呢？不是比你们更彻底吗？”结果，是被轻易的枪决了。
　　这里的村统治分二级：普通几百户人家的为“居村”，六七个居村合而为一“治村”。治村中有村长、主任，连长是政、党、军（或说政、会、军）三方面之负责人。居村中也是一样，有村长、书记、班长。
　　乡村的中心组织是“兵农合一”。凡成年壮丁（十八至四十七岁）都须参加兵农小组。每六人（有的也不足六人）为一组，每组须一人当兵，余者在家种地。毎组入武壮丁家属之生活即由此组生产者中给予一定之数额。每村妇女有妇女会，凡成年以上之妇女都须参加。开会时，上边报告的就是什么“兵农合一”、“足食足兵”、“自力更生”与甚么将来的经济政策——“物价证券”、“公生产，私消费”、“按劳分配”——这些美妙的、幻想的、具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能使那些劳苦、贫乏且终日陷于饥饿中的农民充饥吗？真的，他们对开会感到的只是痛苦，在强迫之下又不能不参加的！
　　在土地分配方面，讲起来似乎很合理。然而，农民所得到的只是饥饿与痛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可说：“普乡之下莫非阎土”。“土地公有”是这里的口号。一切地主的土地都被官方以低租没收，而分与兵农小组无地之组员。每份因地域与土质之肥瘠十亩八亩各不相等。这样的分配，贫农们是应当满意的，然而，租税是太重了。在种种繁杂的税捐下，百分之八十的收获都被政府拿去了。结果，农民感到的是政府在卖粮食，自己在买粮食，而最后又以税捐的名义收入政府手里。在终年劳碌下自己得到的，只是饥饿、贫穷。
　　农民们的生活是质朴、勤勉而富耐性的。在生活的压迫下，他们抱怨、咒骂，愿苍天使阎××快死，愿中央、中共或第三个“爱神”降临。然而，事实与理想总是相反。当人们真诚扪心自问：“愿共军来吗？”“共产党来后会给自己些什么呢？”他们犹豫了，在思虑的过程中，由冷淡而失望了。他们最苦恼的，是没有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领导他们。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在绝望的痛苦下，往往走向寻死。因之，自杀之事，已为常闻。然而反抗的意识也在萌芽。在诉苦的谈吐中，他们也说出：“种地既不能免掉捱饿，那末明年干脆就不种！”“只要我们大家能齐心，才好想办法”。由消极终会走上积极；由寻死就会走上反抗。长久的愤懑、不平与饥饿的逼迫，将会积聚成可怕的炸药，在成熟的时机下，就会爆炸起来。人们不要忘记：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他们中起来的。只要他们觉悟，能与城市中的弟兄们携起手来，谁能说这堆饥苦的炸药，不能炸烂这数千年来的枷锁呢？
　　在工业方面，山西是有希望的，丰富煤铁与资源，都足以发展重工业。阎氏的一家钢铁厂，周围即有二十里。在战前即已开始建设，又经八年来日本之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钢轨、钢炮、步枪、机枪等都能制造。此外，水泥厂特多，轻工业也有。尤其当你看到那高耸的烟囱，庞大的机器与那广阔的矿场，将感到人类劳动是多么伟大啊！多么万能啊！
　　就这里工人的生活与意识说，像整个的山西高原一样，是贫乏的、落后的。他们多出身农民，他们的父老兄弟大都在乡村为农，因此，传统的习惯与狭隘的意识，对他们仍是一种有力的束缚。他们的工资虽说不高，但让那生活低下的农民看来，却也相当贵族化。然而，生活意识是经常随着物质生活与知识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二十余万的工资对一个技术工人说并不高，尤其在家庭负担与物价的不断高涨下，仍难免陷于贫困中。
　　内战的炮火，仍在无止境的燃烧着。生命财产在大量的毁坏着。劳苦人民陷于贫乏饥饿中。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狄克推多”的残酷统治，不过是这破烂的旧社会的临死挣扎。整个中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与社会的根本改造。“门罗主义”式的地方割据，只能是暂时的，在历史的巨轮下，不免要被碾碎！

一九四六十一月



感谢 Dlrow Olleh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