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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线上的城市与乡村（旅途通讯）

作者：胡含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断头台小姐按：这篇文章，如其说是工运文献，我个人感觉更像是游记，作者亲临了各大城市，这些纪实应该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自抗战结束到内战，国内的情形仍是一片混乱。目睹了各种人们的惨状，作者难免会有些真情实感，但决不能是这样：
　　中国的交通机构瘫痪无力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现存制度的腐败和国共战争的结果。唯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了国共的战争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有灵活的交通机构……
　　……其次，消灭内战，免除征实征借及抽拉壮丁等，亦为正当途径。
　　现在我愿向因目睹……青年们赠一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我们理智的认清现实，是唯一恢复我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出路。
　　怎么个理智法？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吗？（笑）

　　李星按：本文是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回到沿海的一篇见闻。文章定的调子，符合彭述之一方当时的“和平民主”态度。
　　值得一提的，大概是关于四川农民骚乱的部分。农民不堪压迫起而造反，国民党和地主照方抓药：先定性“异党分子煽动”，再派兵清乡，30年代的老味道。 同时，南京和上海在谈论宪政、选举、国民大会……


　　笔者，由贵州高原滑到四川盆地，再爬越大巴和秦岭山脉，循渭水平原、中原、长江，拐弯抹角，来到钱塘江的西岸。路程是一万数千里，时间花去了两个整月又二十几天。途中经过的乡村与城市的图景，这是值得描绘一下的。

一：流亡？还乡？瘫痪的交通机构！


　　笔者于八月六日由贵州遵义出发，本欲由重庆乘轮东下，但因买票不易，原来的计划不得不加以更改，即只好爬上汽车，继续自己的行程。笔者至重庆时，适逢暑夏，闷热的山城，强留下十数万急待还乡的难民、复员的公教人员的家属、兵士、学生……。波浪澎湃的江水，只能使旅人『望尘兴叹』，因为船只都抢先的在运兵，还乡的同胞只好无尽期的等待着。
　　从重庆出发时，已是八月末期，因汽车一路老是『抛锚』，并且沿途桥梁多被雨水冲坏。每逢渡河，汽车拥挤岸边，常等候一星期之久始能渡过。故经成都、广元、宝鸡、而至长安时，已是十月初，北方的黄风已开始呼啸了。山险谷深，汽车爬动真是费力。记得在广元渡江时，恰逢山洪暴发，码头被冲坏，两岸待渡汽车，排成三四行的纵队，远至数百米，恐不下百二十五辆。若每辆平均以五位旅客计，待渡时间以平均五日计，每日每人平均花费以二万五千元计，则因等渡而耗费的金钱，当是七千八百一十二万五千元，有数个这样的数目，恐怕广元大桥早已修筑起来了！
　　从宝鸡、长安、洛阳，郑州、至汉口一线，笔者改乘火车，沿途买票乘车，皆拥挤异常。车辆都忙军运，客车货车颇受影响，中途常因等军车而误点。长洛线特快车，即因多挂了一列军用汽车，以致速度失调，造成会兴镇覆车惨剧。车辆既少，班次亦少，唯旅客改走川陕路日者多。有钱有势者皆可远走高飞，但贫困无力之老百姓、难民、小公务人员与学生只有受烈日之煎熬和风雨之吹打，饱尝痛苦之折磨。因此，这是『胜利』的还乡吗？还是颠沛流离的流亡？旅客们这样发问着。
　　笔者九月中旬至汉口，时逢张垣大战，汉口船只多在『打差』之列，下行颇非易事。笔者由西安一同乡转托汉口一友人代为购票，该友人又转托给他的同事，这位同事便命令他的属员去办，这样便在招商局弄到一张船票。『江新』号大船上，简直像四层的地狱，除了少数人可以躲在头二等舱里外，千百旅客都只得忍耐着人所仅能忍受的痛苦，度过了三天又两个夜晚。舱里、走廊、船顶、横七竖八地卧着男女老幼的旅客，到处是腿、是脚、是头、是行李、是杂乱脏污的叫不出名字的东西；船顶上，旅客用自己的油布和毯子搭成临时的棚帐，交叉的绳索，像蛛网一样。人们假若从底舱到船顶走一趟，所费的力气、时间、和人家争吵的次数，恐怕比走完上海南京路还多的多呢。小孩子哭叫着，旅客们叫嚷着：『踏死人啦』！『混蛋』！『你混蛋』！『走呀』！『挡着路啦』！厕所门口排着二队男女旅客，睡在厕所附近甲板上的旅客，好像有必然的义务似的，总是命令着：『关上门呀！臭死人啦！』锅炉附近，白色的水蒸汽向每一个孔道里面川流着，附近走廊的旅客，气喘地喊着：『热死人啦！龟儿子』。船上开饭的时候，旅客们争抢着食具。这种情况，船主还没有忘掉敲敲竹杠，要旅客以陆仟元的代价，换取两顿碎米饭和小菜。
　　京沪和沪杭线上，并没有给笔者一个新鲜的印象。笔者走完这万余里的旅程时，在脑海里刻了这样的观念：中国的交通机构瘫痪无力的主要根源，是中国现存制度的腐败和国共战争的结果。唯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了国共的战争和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有灵活的交通机构。

二：陪都消瘦了！花都不鲜艳！


　　重庆在外貌上消瘦了，在内里也衰弱了。只有突出江之间的市中心，由于美货的装饰显得分外繁华。其实它不过是被人遗弃的女郎，当青春被人偷去之后，脸上的脂粉并没有伪装了难堪的处境。重庆庞大的市区，例如南岸、江北、沙磁区、和远伸数十里之外的迁建区，多已『人去楼空』，令人有『沧桑之感』。中小工厂相继倒闭，生产的不景气给了『胜利的狂欢之夜』一个刻毒的讽刺。但大渡口等地的兵工厂还没有完全停顿，它们正在制造从事内战的武器。
　　因为重庆大多数工厂的倒闭，工人失业已成为最严重的瘟疫。八个月来的重庆工人，三分之一被迫遣散回乡，或流浪街头——这些流浪者的唯一出路就是充当兵役；三分之一的在半解雇状态，面临失业的威胁。今年春天，工人们先后以普遍的罢工、怠工、请愿，来反抗厂方不合理的遣散和争取合理的遣散费。可是，当工人没有罢工自由的今天，罢工多被军警弹压了，像南岸军纺工厂、大渡口兵工厂竟发生了枪杀工人的惨案。
　　在重庆生产停滞和失业恐慌的暗影里，美货点缀了重庆的市面。从精神堡垒射出的几条马路，百货商店、咖啡馆、餐厅（常常是舞厅的别名），一个个光彩夺目，花样百出。可是与此相反的，则在不远的民生路的书店里，却冷冷清清的，显然缺乏阅读的雇主。重庆城市，现在充满着恐怖的气氛。到处谣传『暴动』的消息，夜里十点即断绝行人，甚至一家汽车修理厂的怠工，也调来了军警干涉。这种人为的『恐怖』，不过是预告了一件大事：实行警管制。
　　成都有『小北平』之称。在去成都之前，友人曾描绘『赖汤元』『吴抄手』等美味的吃食，既至成都，除了『小吃』之外，又知成都人还非常讲究穿，尤其男女鞋子，小巧精致。成都不像重庆摊散在山野之间，那四方的城池和整整齐齐的马路，非常规律的建筑在一个平面上。市内住宅区有许多绅士与官吏的『公馆』，它们的规模使人联想到巴金的『家』。成都没有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可是有足够的人力车供人使唤，而且拉的相当快，车价也很便宜。在此，我们略谈一下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况，成都两万余人力车，按班分拉不到万辆的人力车，每人只半天的时间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力。因为车夫多，雇客少，物价贵，租金高，所以在他们该班的时候，都是没命地跑着、喘着、他们呼出蒸气，吸进尘沙。他们走完了乘客的一条街或一条巷，可是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那条苦难的道路。近十万人（二万余车夫和车夫们的家属）的生活，即占全市七分之一的居民的生活，其困苦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
　　成都的某些生产，多是手工业的。例如锦绣手工业，至今尚存。四川最高贵的那个阶级——地主都集中在成都，住在外县的地主家庭，没有一家不和成都发生经济上，精神上的关系的。那些——例如春熙路的大百货商店、电影院，那些可口的『小吃』，合适的鞋子，舒服的人力车，安静的住宅，都是为这一个消费的阶级准备的。自然，他们的生活是懒散污浊的。
　　成都是由地主、地主兼官僚、地主兼富商组织成的『四川力量』的中心地。这里有一个中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虽有『下层』的干部，可是它的政治前途非常渺茫的，他们喜欢那些地主『反对派』，而不敢认真的组织农民，对于四川的土地制度和生活，他们都避免加以科学的说明。现在因为农村的不安已遍全川，而且每一处『匪患』，都会使成都『三位一体』的绅士们畏惧的，关于这点，笔者在后面再谈。

三：陇海路上的点和线


　　西安，已因陕北战事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了。西安在充满着恐怖的气氛，中国政治的矛盾和军事的对立非常明显地影响着西安的市民。如果有人发表一篇文章，别人便以为有『背景』，说一句话，也认为有『作用』，在别处流行的思想，这里会认为『急进』。西安的居民通常把『陕北』神秘化，人们对那里实行的土地上的改良缺乏理解。
　　西安至今尚能给人一种古远的印象，宫殿式的车站，完整而高大的城墙，吞吐行人的大拱门和耸立云际的、多孔的、古式的城门楼，楼上无数的方形洞孔，仿佛小钢炮和机关枪偷偷地按在那里似的，而且时时有可能向四方发射出子弹来。在别的都市，城墙、门楼都成为交通的障碍物，然而在西安，仍保有重要的功用，傲然地站立在渭水平原上，面向着北方。
　　笔者在洛阳只停一夜，郑州却是一整天。往日繁华的陇海和平汉车站一带，今已断墙废墟，满目凄凉。陇海路花园里成行的白杨树，黄叶飘动，沙沙作响，仿佛只有它们是抗战的见证人似的。铁道附近，路工在修理枕木和铺路，他们似乎忘掉敌人的轰炸，现在，一列一列从他们手中开出去的火车，正满载弹药去进行内战了。
　　陇海路著名的『拆滥污』已屡见于报纸上。腐坏的枕木，各种凑合起来的铁轨，敷衍了事的木桥（例如高达数丈长至数十米的八号桥），可以随时吹进灰尘和煤气的车厢等等，都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笔者在宝长段时，曾看到疾行的火车为了拾回被风吹去的帽子，不惜空开一次倒车。那真是重演了一回左琴科的『鸭舌帽』，左琴科告诉我们，沙皇管理的西伯利亚某次列车，旅客们曾为司机到处寻找吹挂到枝头的鸭舌帽。特快车大小站一概停留，慢车几乎是无定期的在路上拖，『误点』是件非常平常的事，因为『信用』已因『国营』而判死刑。还有，售票的时间和规则虽都明白地写在纸上，可是站长就会首先违犯它。例如在长安这样人物往还的地方，站长整天被电话、介绍信、传令兵、听差包围着，结果车票不经售票时都飞出去了。在洛阳，站队买票的笔者，目睹带红色臂章的站长，为那些直接间接的朋友们，跑上跑下地『想办法』，在当时，一位无力亦无钱的老妇人，即跪破膝头也没有被允许上车。法律对于人民是残酷的，可是对于制造法律者是算不了什么！

四、武汉·京·沪印象记


　　笔者在平汉线上经过了二十四小时的疲劳旅行，至汉口，精神和体力已达到『冬眠』的状态，但仍然为重见『大武汉』而兴奋。武汉的江面和江汉关的钟楼都显得格外出神了。在大江码头拥挤着近代的汽轮，而狭小的汗水口漂浮着木板船。『保卫大武汉』时的『旗正飘飘，马正啸啸』的歌声，现在代以江水的啸嚷。两岸的烟囱只有少数吐出烟来，无烟的烟囱都以沉默来回答四周的寂寞。大半个武昌城仍然袒露出那灼伤的胸怀。汉阳兵工厂的残破情景，更使人回想到敌人的凶恶面貌。汉口除了码头上繁忙的军运之外，只有江汉路的霓虹灯来装璜萧条的夜市了。
　　到南京是在中央军占领张垣消息发表的当天，那时候，虚伪的政治谈判已经中断，北方大战正在酝酿着。笔者十三日去五台山日本神社，参观胜利品展览会。当天游人不多，稀稀落落地在敌人的飞机、枪炮，弹药旁边打圈子。每人的脸上表现得非常平淡，原因是：八年的抗战刚结束，新的内战又逼到眉头了。
　　笔者十月中旬至上海，像其他初来的旅客一样，曾在苏州河，黄浦滩，南京路上，甚至到杨树浦和江湾一带去观光，认识这样一个大都市不是几天的事，可是有些显著的现象可以举目辨明的。大和民族的太阳旗降落了；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双铁狮子失掉往日的光彩；曾经出现在德国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里面的黄浦江上，驰走了大英帝国和意法等帝国主义的兵舰，但更多的美国军舰，得意洋洋的美国水兵从海的彼岸爬上来；更多的卖美货摊拥挤在川流不息的行人道上；巨大的百老汇楼让给美国人居住了；许多美国装备在机场与兵营放出异彩……。上海在变化中，这种变化已经而且将更加深地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这种变化给予八年的抗战一个肯定的结论：『战胜』了日本，中国变成了美国的菲律宾。

五、四川的农村！


　　在抗战期内，由于征兵、纳粮、苛捐杂税的摊派和佃租的沉重，农民已穷苦得不堪设想，目前的国共战争，更加深了农民的这种痛苦。因此，大后方的农村呈现出不安的情况。例如在重庆四郊：『近来到处闹匪，到处行劫，单是巴县的城区内，就不下数十起。』（见八月份渝大公报『渝郊行』一文。）九月初，笔者至成都，差不多各家报纸都以显著的篇幅刊载『匪患』的消息，尤其是川东北、川西南山地更厉害！整个的『天府』蔓延着匪患乱。九月中旬，笔者至广元，那里还流行着恐怖的谣言。原来八月末梢，王震及其部队在秦岭山里向陕北会窜的时候，大巴山脉非常敏感的骚动起来。如广元一地，到处传说『共产党来啦』，『农村暴动啦』等等。这种恐怖的心理状态，反映了一个事实：川北的农村，正像烈日烤干的一捆薪柴、一有火触及，它会熊熊地燃烧的。
　　四川的『土匪』，除了原有一些早已脱离生产而以抢掠为职业者外，现在大部分失掉土地、耕具、和种子的农民，及一部分返乡的兵挤进了这队伍。虽然兵士为抗战效了力，但返乡后没有饭吃，他们只好当土匪了。四川山地除已发现数千之众的『土匪』队伍外，大都是小股的，『聚伙打劫』。
　　四川执政当局和那些懒散的绅士们，都以畏惧心理宣扬说：『这是受异党份子的鼓动』！事实上，这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他们处理的手段就是：『武力围剿』。可是直至今日（十二月中旬），我们尚看到四川各地匪乱的报道哩！
　　四川盛行的租佃制，地租普遍占收成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例如佃户李朝喜，『一年辛劳换来了十六石黄谷，他要按租约的规定，缴给老板十一石二斗（百分之七十——含）』（八月份渝大公报光诒记者的『抑郁的北碚农村』）如此，烧毁租约，把土地交给佃农，不能不是澈底解决农村不安的正当办法。其次，消灭内战，免除征实征借及抽拉壮丁等，亦为正当途径。
　　最后笔者要谈的是：中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这种关系已因官僚制度的腐败与无能日益加甚了。例如，通货膨胀和物价的波动非常严重地打击着农村。重庆的谷价，『今年三四月间，最多达到三万多元一老石，如今（八月）已经跌到一万三四千元一老石（『渝郊行』）；西安，『今年二三月间，米价曾高涨到每石二万元以上，而今（九月），竟跌到一万元以内，甚而价值七八千元』（『丰收话农情』）地，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及城市工人的援助，只有城市工人阶级和佃农站在一起，才能够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处在同一被压迫的阵线上。因而，今后的农民运动一旦和城市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将领导农民，把中国推进新的境地。

六、尾声


　　笔者写到这里停笔了，因而旅途的回忆也停止了，但我内心追求真理的火焰却燃烧得更烈了。现在我愿向因目睹『胜利』之后的中国现实而不免从内心的深处发出叹息的『好啦，让别人来管理中国吧！』的青年们赠一言：『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我们理智的认清现实，是唯一恢复我们为真理而斗争的出路。

一九四六、十二、十四。



感谢 断头台小姐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