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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懒工』到『勤工』
（新新公司通讯）
作者：庄军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按：1924-1927年的大革命，极大的动员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结果却遭到了无耻的背叛，昨天还被视为解放者的国民革命军，今天就将枪口对准上海的工人。不光是共产党，连美国支持的改良主义工会都遭到扫荡，中国工运从此一直到1949，呈现出一蹶不振的状态。
本文揭示了“工会”是怎样麻痹群众、欺骗群众，脱离群众，成为资方的提线木偶，还不忘立牌坊的。当然，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工会，怕不是早就被肉体消灭啦。
“资方亏本”是整个社会滴问题，没有资方，你们工人连工作都没，要团结友爱，阶级调和，劳使合作，怎么能制造社会的撕裂。。。
我还有一个问题，也许这些工会领导层曾经也是有理想的，真心为大众服务的，结果在实践中离普通工人越来越远，跟他们做不到共情，面对资方和政府的软硬兼施，害怕了，动摇了，蜕变成了一个一个“工会”官僚。
当然，下层工人比这些工会要走的更远些，为什么不能抛开工会领导层呢？）
从『懒工』到『勤工』（新新公司通讯）
和平以来，曾经澎湃一时的上海工运，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终于此起彼伏在一片混乱中给窒息了。工潮始终停留在改善生活的斗争上，没有找到出路，没有在同一远景前汇结起来，以致让资本家和他的奴仆们从容地一次又一次的绞杀了工人们的斗争，「重新回来的统治者的枷锁」，最后套上了他们的头颈。
那些高喊「劳资合作」的工会官僚，表面看来似乎确是「为工人利益而服务」，实际上却尽了工人斗争的制动机的作用，因为，他们的错误的领导，瘫痪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和信心，无异把工人们的头颈套进统治者的枷锁中，而做了资本家的奴仆们的帮凶。
战后，广大工人群众斗争的结果，仅仅是以「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实行，和一部分工会理监事的选举权，而「生活指数」计算工资制的获得也还是不澈底的，工人不能自己编制「生活指数」，或监视它的编制。所以，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和实际物价脱了节，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仍旧无法维持。何况，失业工人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保障。
最近，在物价上涨不已，而「生活指数」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情况下，工人迫于生活，又渐次不安起来。旧历年关对他们是一个极严重的威胁，他们的斗争将集中在年赏、双薪和年底加薪等问题上，因此，上海的工潮逐渐蠕动且有崛起的趋势了。十一月卅日社会局劳工处长赵班斧对大公报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年终赏金于法绝无根据。过去各业仅在习惯上有之。」所以表示「职工决无强求之理」。并且声明「以本局立场而言」，年赏一事于法于理决不可容。如各业劳资双方在私情上商得协议而分发年赏者，则自无干涉之必要」。这是企图予劳方某种暗示及压力，用意当然很显然。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劳方并没有因此畏缩，「物价普遍涨至八千或一万倍时，生活指数只有五千多倍」（青年与妇女九期十四页）的「生活指数」计算出来的工资，实在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生活，「工商业衰落」不能是他们的责任，「资方亏本」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虽然反抗是要遭受压力的，但工潮到处在酝酿，在抬头；这证明强硬的谈话并不能阻止他们迫于生活的斗争。这样，我们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大公报上又发现了「年终赏金检讨会」的消息和相当冗长的详细记载。吴局长感到「际兹岁暮，各业工人多为年赏焦急，隐伏不少火种，如不加适当处置，恐有星火燎原之虞」，「或将促使各厂商早日崩溃」。接着上海市总工会水祥云先生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精神拥护了吴局长「劳资兼顾的原则」。而在「强调劳资合作」声中通过了以「一个月原则，量情增减」的较缓和的办法，这正显示出年关工潮的趋势和严重性。饱尝「摊贩」事件惊吓以后的上海当局，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不十分重视的。
年关在即，物价必然跟着上涨。「自来水照原价提高一倍，其他公用事业短期内将亦加调整」（十一月八日大公报），日用品和食粮已逐渐在升涨中，官方制定的「生活指数」始终只提高到一成左右，如果像往年一样，物价一起波动，工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了。一年内的累欠尚且无法填补，再加上年关的年赏减少或取消，将压得工人透不过气来。除了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尽管怎样压迫，怎样欺骗，怎样模糊事实，也是徒然的，因为，这些都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并不能消灭斗争的「火种」。
『懒工』的开始
正当社会部陆京士司长发表了「本市各业劳工，以年关将近，纷纷向资方提出年终赏金之要求求。………政府对此，早予注意。……结果，认为在这此百业萧条，工商衰落之时，各业实无普发年赏之理由与必要。……凡属盈余之厂商或店号，规定发红最多不得超过一月工资。至于亏蚀各业，自应毋庸议」••••••••••••••••••的谈话（十二月十二日大公报）后的当天下午，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职工突然宣布了『懒工』行动，各报相继用颇显著的地位刊载了这个新颖的消息。『懒工』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上海——不，也许是全国。『既不罢工，又不怠工』，『不违背政府法令』才采取了『懒工』的行动。他们请『顾客原谅，向别家公司去买』。『别家没有的货物，照常服务。』因为资方拒发『已有廿一年历史的补工』，迫得他们不得已这样做。玻璃橱窗和镜子上到处贴满了这类标语，纠察队亦出动维持秩序，而十三日那天的营业数字跌进了十分之一，只有七百万元左右。
这个行动显然非常突然，资方向劳方提出「十四日答覆」的要求以后，代表允予考虑接受，但却遭受到当日（十二日）下午部代表会议的否决（其实会外是早有决定的），重以部代表签名方式，向资方提出「十四日以前解决」的要求，资方未予接受，因此「懒工」开始。这和不久以前提出「奖励金」问题时的态度完全相反。当职工与资方谈判「奖励金」问题的时候，曾公开宣布「以不决裂为原则」（该公司工会会报载），无论资方如何强硬，代表「如何无法谈判」，终须忍让，甚至对于资方提出的第一个数字「二千万元」，某一部份负责人竟认为可以接受，虽然「奖励金」和「补工」（即年终双薪）同样有很长的历史，同样是职工希望一年的收入，同样被职工所重视。而某一部份负责人却尽力强调「时局问题」，强调职工「斗争情绪低落和不可靠」，以及对「奖励金」的「不感重要」等等，甚至为了压抑职工的情绪，他们不惜强调「资方的负担」和「职工的服务精神」，帮助资方冲淡了职工的要求。实际上今日的职工早已对工会疏远了，工会并不能切实组织他们，发挥团结的力量，工会的领导往往和职工背道而驰，因此，工会的领导层渐渐离开了职工，公然以「劳资间的第三者」自居，自诩为「调解人」。在这种情势下，职工依然非常散漫，只能徘徊或消沉，听随上层的指挥，即使有少数进步的，自觉的份子，在假民主的「表决方式」压迫下也无可如何。领导层不能领导职工斗争，澈底教育职工，相反的破坏了职工自发的斗争精神，在职工中间散布了一种危险的毒素，这种毒素已铸成一种力量，阻止职工的前进。「奖励金」问题就在「工会和代表矛盾」，「代表和职工矛盾」，「职工和资方各在两个极端」的「劳资合作」声中悄悄解决掉。代表本身是感觉到极大苦闷的，代表甚至用较工会强硬的态度去对付资方。然而，资方早已看透了「原则」，除去用「红利」名义再预支二千万元以外，一直没有让步。奖励金发出的数目与以往的在比例上相差极大，以往相当于一个月薪金，现在只有一礼拜。
曾几何时，在同一「时局」，同一「历史性的」问题下，羔羊一般懦弱的态度，却变成疯狂的坚决的「行动」。那些领导份子自己也许感到有些「突然」和「手足无措」吧！昨日一致拥护「行动」了，虽然他们也会想到『时局』，也会想到『职工情绪』，也会想到『某些压力』，也会想到『资方的负担』，也会想到『资方不答应，我们没有办法的啊』。
诚然，职工对『补工』表现的注意远比『奖励金』热烈，不过，不要忘记，这种热烈的情绪为什么会产生在『补工』上？领导者会怎样鼓吹过『奖励金不引起职工注意』『资方不发奖励金，我们也没办法』的语调，去瘫痪职工的情绪。同样，现在那个领导层又怎样在鼓吹『补工』的严重性！以前群众低落的情绪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故意压服下去的啊。
领导层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从几次『全体职工大会』的冷落场面中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事实，不容掩饰，掩饰也是徒然的，阿Q式的！
任何领导，只能压抑某些群众自发的行动，并不能造成某种没有内容的群众行动，这次的『懒工』当然不能例外，从『懒工』行动的内容上看，我们要指出职工多么等待着『补工』的收入啊！他们正迫切需要这一笔双薪来还债，来维持生活！如果，领导层用对『奖励金』问题的态度去对付『补工』问题，这个腐朽的领导层和职工间的鸿沟将更加深远，将促成职工对上层领导的积极反抗。
群众虽然健忘，但，一再的翻演将给予他们以深刻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切违反群众意志和利益的障碍物都要被『一扫而光』的！群众消沉与其说是『劣根性』，还不如说是领导错误，领导层自己造成的结果。否则，他就不应该站在『领导者』的地位上。
看啊！有了新的转变！
十二月十二日，行动的第一天晚上，已经是快六点的时候了，资方通知派代表谈判，当时在群众大会中推派出代表。谈判的结果，原来一听了社会局调解科某先生的一场劝告，并没有和资方谈判，『答应不答应』？自然也没有答复。领导层『无调解必要』，群众大会中也提出「不受社会局欺骗」的呼声，领导层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十三日继续行动』！
新新职工的『懒工』消息已经震惊了舆论界，各方面都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展。各报馆记者纷纷来访，总工会水祥云王起凡先生也出动了。社会局某先生再度劝告，声明「如果不接受劝告，社会局将采取压力」，而领导层仍旧态度坚决，认为「不需要调解」，当局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当然已经不必要考虑了的。
这是最后一小时的坚决。
跟着社会局的指令『克日恢复常态』的百货业总工会转函来的却是又一个转变！他们准备怎样收场。因此，在领导层中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辩。一小时前还毫不顾虑，主张行动的『领袖』，现在突然主张停止行动。可怜的，自觉是领导者的那些拉拉队，当然很快地就表示「拥护」了。当事情已经被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谁敢来担当「继续行动」的责任呢？「我们并不害怕」，但「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只有「当机立断」阿！这是不会认错的。明明在掩耳盗铃，也要以为「职工不会知道」「不会反抗」的。就是正当为「怎样掩饰这个转变」而烦恼着时候，也不肯承认错误，也要辩护。不仅一斑群众还没有了解他们的领袖在怎样玩弄他们，就是某些领袖也正被推在牛角尖里兜圈子，他们不能问「为什么事前我们没有担心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一小时还那末强硬？」只能考虑容许他们考虑的问题「怎样收场」？「怎样装体面」？极少能看出真理，能承认错误的。他们将永远错下去，一天比一天更离开职工，高高地在职工头上。
为「推翻十四日答复」而采取的行动，在十四日以前，没得到答复的时候又要自动停止，该怎样收场呢？『拒绝调解』以后，又迫于社会局一纸指令，不敢不「克日恢复常态」，怎样掩饰呢？这才是他们的问题。至于自己怎样造成了错误？自己怎样计划过『懒工』行动？却是那些上层领导份子所须反省的。他们只想要瞒过职工们的眼睛。水祥云王起凡的来临，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堂堂皇皇的理由已经获得，『我们为了遵从总工会水祥云王起凡先生的劝告和保证』，『停止懒工』！十四日早晨，职工们踏进公司茫然站在通告前面，他们说不出什么。对上层宣传的理由除了接受，可能表示什么呢？职工们的斗争情绪与信心无疑是遭受了一次消耗，同时，上层领导也再遭受了一次证验。一天在「有气无力」的状态里渡过了，职工们对代表在谈判中的消息说不感兴趣，一个领导者会惊奇得喊出来，『看！恢复得多快！多容易啊！』他不明白这是一个危机，而这危机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新新职工复工的消息和懒工的消息一样突然，许多报纸上还正登载着『势将扩大』『继续懒工』的消息呢！
新新职工的领导层不但浪费了职工的斗争力量，更铸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不愿这样做。领导层为了借风转舵，竭力吹嘘水祥云的热心，把水祥云的『保证』捧得很高，帮助水祥云获得了下层职工的信仰，间接巩固且增高了他的地位，把他形容成一个真正『为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领袖，水祥云成功了。这个工会官僚可以在朱学范送给他的汽车（水祥云自称）里坐得更久更稳些（不久以前各报曾刊载着朱学范的房子和汽车被接收了去的消息）。
『勤工』原来是一出戏
十六日（星期一）早晨，宣布了『无条件的圆满解决』，资方允分两次发出，依照十二月份生活指数计算，十二月廿日一次，四日一次。资方果真无条件的屈服了吗？我们果真胜利了吗？这一点，领导层并没有详细解释，职工们听到的是『谈判经过困艰』『领袖劳苦功高』的宣传。职工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还有一出戏，这出戏不久就将改头换面搬演在职工眼前。
开始是那些忠心的，盲目崇拜领袖的或不自觉的大喇叭，小喇叭们向职工们吹奏起『劳资合作』的调子，『今年工商业衰落』，公司『生意清淡』，资方实在『负担重』，『职工应当体谅』资方苦衷，所以『懒工』之后，理应再来一个『勤工』。结果则是『我们自动向资方提出大减价期中礼拜天（三天）工作』，表示『劳资合作』！
这出戏正式按排在部代表大会上，再公演再全体职工眼前。导演者是那个领导层：新新公司职工会理监事。而真正的编导手则是理监事中的『领袖』们！
他们接受了资方的条件，没有勇气向全体职工公开『谈判秘密』，所以搬演了这出戏。这是可耻的行为！他们对职工害怕，以致不惜和资方取得协定，共同串演『勤工』的把戏来欺骗职工。
这出戏经过理监事会『一定不会反对』，也『无法反对』的通过以后，才搬到部代表大会的舞台上。事先，他们拉拢了一部份喇叭，说通了『某些有问题的代表』，惟恐遭到否决，所以叫他们不必发言反对。其实，即使反对，也还是通过，因为，谁敢保证资方在另一种局势下会给予更圆满的解决呢？而且，『民主的表决方式』这个法宝谁能逃得过？这个代表天真的提出『资方再要求继续礼拜工怎么办』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工作三天是早就和资方协定了的啊！『勤工』不过是一出戏而已！
十二、十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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