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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

竹云龙〔籍云龙〕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对话


H:
  本篇讲的是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通货膨胀的那段历史,有关政治问题到底由经济问题决定,还是反之的讨论。当时的国民党的经济问题,就文章的观点来看,不仅发生于阶级间的剥削,还伴随着资产阶级与美国的苟合。令我诧异的是,即使是托派视角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几段依然展现出一种类似民族解放论的论调,认为需要在政治上,中国自行把握一些经济权力是很有必要的。很好奇这是否是一种当时社会环境下历史的局限性?我不是很懂经济学,无法做出更加深入的评析,仅止于此。

L:
  你说的可能是这一段:
  对美国愿意打开大门,唯恐美帝的资本不高兴来中国沦中国为菲律宾第二。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榨取政策,且以军队镇压并攻击一切农民自卫的力量,口头上虽仍不放弃几十年来一贯的老调“耕者有其田”。对工人一向主张付以“最低工资”。对大资产阶级多开方便之门,引导与美帝发生密切关系。对中小资产阶级多方阻碍其发展,以国营与专利等手段抢夺其利益
  但我觉得这一段的描述没啥问题,是客观事实。
  同时,作者立即指出:
  正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大买办的利益,所以它几十年来实行的经济政策在方式上或有变更,但在原则上并无任何差异
  然后,作者假设如果采取另一条经济路线,阶级矛盾是可以缓和的。但真的能够走另一条路吗?作者再次否定:
  一个旧的命定在历史上挣扎且死亡的阶级,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不能超过本阶级的“头”,即不能与本阶级的生命相左
  这样的解释没什么问题。只有那种向统治者“建议”、“劝谏”、“恨铁不成钢”的左翼论述,会误导读者,因为字里行间暗示或干脆明示统治者“本来”是可以另走一条路的,只取决于它的意愿,而推动它改弦更张(专用名词“左转”),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


  金潮发生在上海,波动及于全国。表面的事实如此:政府向美国的借款中,一部分购入黄金五百万两,用以“收缩通货,压平物价”。配金事宜,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及业务正副局长林某杨某三人全权操纵,该三人与詹莲生勾结,流弊百出。如果金价不狂涨,他们本可稳发大财,哪里知道金价一涨再涨,中央银行于二月十日被迫停止售金,那时大家才知道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央银行的黄金抛空了!于是以黄金维持法币信用的“黄金政策”破产了,物价暴涨,黄金美钞黑市价格惊人,经济崩溃的局面好像就要来到的样子。

  金潮的基本原因,并不是黄金政策之失当,而是政府经济政策之无出路。贪官污吏之操纵配售,某些大官僚之移用公款购金,奸商之乘机高抬物价,不过是此次金潮的副因而已。

  一九四六年度政府预算支出二万五千亿元,五个月就用光了,以后的七个月又用了五万亿元。去年上半年税收虽重,仅及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八。敌产总值虽有四亿元,但直接拍卖后交付国库的数目,至目前为止不过六千亿元,腐败透顶的官僚制度吞食了大部分国家机关的收入,而内战的支出,又大的可怕,据李济深将军的估计,一军的每月开支约为三十六亿元,如果全国有二百师“国军”,全年支出便是二万八千八百亿元。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政府只有靠滥发纸币来表面“弥补”。通货膨胀的程度日益严重,区区五百万两黄金,不能收缩那无限膨胀的通货。一九四七年的岁出预算是九万三千二百亿元,超出去年的预算数三倍半,也较去年的实际支出多二万亿元。本年度预算的估计赤字为二万亿元,实际赤字到底多少,虽则难估计,但依去年的“良好情形”推测,本年的赤字可能是三十万亿或甚至四十万亿元。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外汇基金已经用光了,而五亿美元的借款还没有着落,日本的赔款又遥遥无期,政府曾经在黄金涨风的初期不断向美国要求实现贷款,甚至在二月初旬还希望马歇尔有所“允诺”,直至马氏动身去欧洲而并无对中国明确的经济“援助”,政府才于二月十六日公布临时应急的非常法令——紧急措施方案。禁止买卖黄金美钞,管制物价,冻结工资在一月份指数上,禁止罢工,禁止关厂,规定黄金官价每两四十八万元,美元一元官价改为法币一万二千元;此外,并重申平衡预算,安定金融,发展出口贸易,扶助工业等“决心”。最后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进货的紧急问题要用秘密警察来“解决”了!这一切都是将经济崩溃的国家之必然形态,也表示执政当局对经济问题不能循正常的行政手续去处理它,在无力处理时,唯有出此“下策”。一个应急的方案,其持久力是可想而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二月来的事实


  后面是二月十五日与四月十五日物价的比较数

名称二月十五日市价四月十五日市价
米(白粳)一二〇、〇〇〇元一四四、〇〇〇元
本厂油二四〇、〇〇〇元三五〇、〇〇〇元
二十支双马纱四百四十万元五百六十万元
龙头细布一六二、〇〇〇元二三〇、〇〇〇元
白报纸一〇五、〇〇〇元一四五、〇〇〇元
固本皂二一〇、〇〇〇元二四五、〇〇〇元

  两个月之中,政府曾经公布了“动用”国外私人存款的命令,但迄今并无下文;“澈查”黄金风潮一案,只闹了一场锣;三月廿六日又决定发行美金债券四亿,因为政府一再失信于人民,认购的人少得可怜。五亿美元的借款始终没有成功,而十亿货物贷款更属渺茫,四月份棉花进口款还是中央银行向花旗银行借了四千万美元才算敷衍过去。国民党的三中全会通过“经济改革方案”,在内战激烈的今天大吹“增加生产”,在农民受征粮抽丁残酷榨取的今天高谈“繁荣农村”,在纸币日益增发的情形中以“开源节流”等空话自慰,在官僚集团统治一切横行无忌的局势中空言“严惩官僚资本”“没收贪官污吏财产”。

  二月来物价只有颜料没有超过二月份的高峰,游资不断往香港逃避,美钞黑市已高达一万六千元,外汇基金毫无因而没有大量入超,但进口货因此大涨特涨。上海的游资数增至四万亿元,囤积货物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白纸黑字和漂亮的官话,在事变之一旁,就显得无能和虚伪。


“紧急措施”的受益者与遭殃者


  首先,生产事业中的工人阶级,吃了“冻结”工资的大亏,物价涨了,资本家规定工人所做的工作,其劳动价值自然与别种货物一样应该涨价,但工资却不动,几经请愿要求,只允许给七万两千多的“差额”。

  其次,小职员和手艺工人等之间,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特别的“津贴”和“补助金”,多数人倚赖薪工过日子,生活指数既遭到冻结,薪工不能随物价提高,大多数小职员就连可怜的七万多“差额金”也领不到。他们的生活水准又落在生产业工人后面了。

  再次,投机家之中,大投机家多半有灵通的官方消息,他们多数在高峰时将黄金出换了美钞和港币,他们没有吃亏。小投机家消息既不灵通行动又迟缓,高价买进黄金,政府突然发表黄金官价四百八十万元,他们想发财反而倒了霉。

  真正受益的人,除了大投机家之外,就是工厂主和货物的囤积者。他们的资产涨了价,付出的工资和别的与人力有关的支出却不涨。官价美汇提高至一万二千元,而黄金价硬压小为四百八十万元,这事实说明政府大官僚手中的资材,美钞已占有相当地位,提高美汇亦即提高他们自己的财产价格。

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


  “我国目前经济现象中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物价上涨,一方面工商业无销路。战时……通货虽然年年膨胀,但膨胀的通货,只提高了物价,不但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反之,社会购买力随物资缺乏程度的加深,而比例减低。……胜利后收复区物资流入后方,……但后方购买力究竟太低,数月后……后方物价,在若干方面,反较收复区为低。……由于后方购买力的薄弱,……遂使收复区的暂时过度繁荣,瞬即消失。……胜利后……掉换率为二百比一,因此收复区的一般购买力即大大减低,……我们现所面临的,并非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经济危机……确已十分严重……我国现所面临者,是一新旧交替问题。……我国现无一确定的经济政策,一般人都以此责备政府,但言论界又何尝有一种确定主张?……”(中央银行月报最新二卷一期,“我国当前经济危机的分析”邬志陶作)

  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一个官方刊物决不会刊载如此的文章。如果经济危机还可以用新闻封锁的手段暂时掩盖,国民党三中全会也不会讨论什么“经济改革”企图缓和政治危机。

  无疑的,邬志陶先生抓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痒处”——“面临者,是一个新旧交替问题。”他当然不愿也不可能解释“交替”到底如何替法。但他已用一种暧昧的方式承认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的问题,更明白言之,是一个决定划时代的基本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问题。

  购买力问题,并不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后者不过更削弱人民的购买力而已;中国人民购买力之低落,就是中国民众生活痛苦的具体表现,占全人口十分之八以上的农民,大部分与生产手段脱离关系,受高利贷者、地主、商人、地方军政党官们的重重剥削榨取。购买力问题只是土地问题、政治腐化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等具体的表象而已。

  另一方面,工商业萧条,也不过是关税不自主、农村破产、城市工人和小市民生活恶化、官僚制度横征暴捐、滥发纸币、投机白热化等事实的集中具体表现罢了。

  停止内战,解决土地问题(立刻给农民以土地),提高城市工人和小市民的生活水准,关税完全自主,抵制外货倾销,制止通货膨胀,肃清贪污,消灭土豪劣绅。但这一切问题都不是目前这个政府所愿和所能解决的。邬志陶先生说“我国无一确定的经济政策”,这就错了!目前政府的经济政策非常“确定”:对美国愿意打开大门,唯恐美帝的资本不高兴来中国沦中国为菲律宾第二。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榨取政策,且以军队镇压并攻击一切农民自卫的力量,口头上虽仍不放弃几十年来一贯的老调“耕者有其田”。对工人一向主张付以“最低工资”。对大资产阶级多开方便之门,引导与美帝发生密切关系。对中小资产阶级多方阻碍其发展,以国营与专利等手段抢夺其利益。

  正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大买办的利益,所以它几十年来实行的经济政策在方式上或有变更,但在原则上并无任何差异。不过,因为这一基本的经济政策行之既久,又遭遇八年抗战与一年多的全面内战,中国经济危机才更露骨地以政治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危机总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并非经济危机的成因。如果农民几十年来有地可耕,安居乐业,不受地主、高利贷者、商人、以及军政党官的剥削榨取,再如果抗日期间政府不把大部分负担加诸农民身上而毫无酬报,共产党就不能组织如此广大的农民,更不可能引起什么内战。如果中国的关税自主了,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致被美国货抢去。如果不以“军政”“治国”,则军费支出(占全部支出十分之七)可省,通货膨胀以及财政危机可危。如果…………唉!

  一个旧的命定在历史上挣扎且死亡的阶级,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不能超过本阶级的“头”,即不能与本阶级的生命相左。所以中国的政治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经济危机(并非周期性的)又不过是新旧经济制度交替的难产阵痛的表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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