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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收」下之台湾
作者：刘乃光〔张开〕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劫收”下之台湾是一篇对战后台湾情况的概括和对国民党接收战后台湾后恶劣行径的批判的文章。
在旧日本帝国的投资和对台湾劳动者的无情压榨之下，一个“富庶”且工业发达的台湾出现了。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台湾问题上也恪守其一贯原则——明抢，勒索，强压。对于地产和矿场这种能快速带来直接收益的资产，极其腐败的官僚系统迅速把它们变为官僚个人的资产。对于工厂这种需要投入的资产则选择弃置一边不予理睬。客观上造成了台湾工业生产的停滞，以及相应的（即使作者根本没有提到）大量工人的失业。大量无地农民希求的日本政府征用地也没有还给无地佃农而是又落入国民政府的腰包。对商人的勒索和经济上的盘剥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和工人更加无法生存。大量贪腐事件也被不了了之。当清查团来台湾时，清查团国民党官僚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准备将每一个提出异议者以“煽动的野心分子”予以消灭。这些行为彻底让台湾群众从“重回祖国怀抱”的幻梦中清醒过来。但之后呢？
作者可能由于并未在台湾实地调查过，因此根本无法给出任何台湾底层民众的面貌细节，为什么台湾工人不与行政公署进行斗争？台湾农民对于无地的悲惨境遇有何反应？在“爱国”的幻想破灭之后，是否有新的群众性的思潮出现了呢？这些作者都没有给解答，反而仓皇地向改良求救，先不说改良是否能实际解决台湾人民的悲惨境遇，单单蒋记国民党所作所为就证明了现阶段政府绝不会改变对台湾的盘剥政策。作为一个偏向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只字不提台湾的阶级情况，不谈台湾工人农民具体的情况，而用“台湾人”来作为论述的主体，对工业生产的成果感到惋惜而对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情况不甚在意，这篇文章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为对国民党无数罪证多添上几笔而已。
「劫收」下之台湾
台湾是一座宝库
「接收就是劫收」！这句话充分显露了民众对接收台湾者的最悲愤的抗议。想不到受尽日帝五十一年统治的台湾民众，满以为可以重新投回温暖的祖国怀抱的，却不幸被抛掷到接收的「浩劫」中！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也无法幸免于官僚的魔掌蹂躏之下！
台湾，这个一万三千多方里的孤岛，自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便和辽东半岛一起割给日本了。它是日本南进的基地，是日本统治临近区域的桥梁，最后而且最重要的，由于它的物产和气候，又是日本热望中的丰富宝藏！为此，日本人会倾全力去开拓它，建造它；使这个农业占绝大优势的孤岛，愈来愈蓬勃地发展了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农业还是占全岛生产总值百分之六十，工业则占百分之三十四的，到中日战争那一年，农业已退居到百分之四十七，工业即突增为百分之四十四了；同时像采矿业造林业等也在突飞猛进中。这种发展在以后数年间更加向前推进。在电力、食物和纺织等工业中，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工厂，它们的平均资本比日本国内的还要大，大的企业总揽了各工业部门的大权。那里的重工业设备在中国还没见过哩！台湾的工人总数虽然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只有十万左右，但这统计是不完全的，尤其是以后几年内工业的发展，工人数目也一定大大增加，即使目前一时找不到这种统计数字，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另方面，虽然台湾的山地占去总面积的十分之七，但在那里看不到一座荒山，到处都是开垦了的梯田，以及葱绿的树林。在战前，发达的铁路交通，使人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长绕行遍整个台湾！这就是日本五十一年来「苦干」结果之一。
宝库成了一团糟
如此美好的宝库，难怪垂涎欲滴的人们争着把它看作禁脔，要军政司法大权全集一身地去接收（应该用作台胞的评语：劫收）它了。他们在「光复」的余晖映照下，跑到台湾去，第一步就是从事洋楼大厦等的产业争夺战。据六月廿七日的侨声报台北航讯说：「各级县政府，市政府甚至区公署，都辖有小规模的工厂和矿业，就记者调查所知，台北县政府就有这样的产业二十余处。他们把持这些产业，安插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弄得每个工矿都亏本，钱都进了官僚私人的腰包。还有一种方法是美其名曰标卖敌产，其实是少数官僚用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去……各大小机关的接收房屋大概总是有几个固定步骤的，首先由机关办公处变为职员宿舍，由职员宿舍变为「私人公馆」，再由「私人公馆」变为公司行号，或者竟是茶楼酒馆——台北新开张的酒馆舞厅达二百余家，（这是官僚腐化生活的产品）有哪几家不是应该政府机关接收的敌产，又有哪几家没有官僚资本参加其中……」。
但这种接收，只是限于有利可图的事务方面。很多通讯都指出：新竹战场的飞机，日人密藏在深山中的军人武器，以及学校、荒场上停着的坦克车等等，都让它日晒雨淋，发黄生锈，快要变成废铁；而日人花了二十万万元筑了一半的台中港，也因无利可图，便多月没有人去接收，没有人去看管。
至于工厂方面，据台湾的工矿处声明：三月份起已接管的四七三个厂矿中，已有四分之三，即三二八个复工生产了。这种官方的数字分明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举例来说，在这些复工的工厂中，最大的一家糖厂今天只开过八天工，产糖六千二百吨，连别的厂今年共产糖约八万六千吨，不及战前一百六十万吨十七分之一。事实上，就在这声明发表同时，供给全岛电力的台湾电力公司也公开报告：现时全省的供电能力仅及以前三十二万瓦的三分之一弱，即十万瓦，其中工业用电只有七万三千瓦。除了用电受限制外，工厂开工不到十分之二的原因，正如旅渝闽台各团体说的一样：由于战争及自然的影响者少，由于人为政策之造成者多。台湾接管半年后，许多日人公司银行工厂都未接收，仍归日人经营管理，而日人在其产权及收益未有确实保障以前，对继续生产自然不感任何兴趣。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的资本在工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哩！即使不在日人经营之下，但在贪婪的官僚把持了之后，情形当然也不会较好（这点在上引的通讯谈到接收厂矿时已经指出过了）；另方面，今天台湾的商业都垄断在官僚创办的贸易局之手，它厉行着统制，对于重要物产所强定的征购价格都远比市价及生产成本为低，因此农民便被迫采取减产停运手段了。
在物资奇缺之余，又加上台湾银行的滥发纸币，（八月十二日侨声报发表新流通券合计面值三十万万元，最高票面是五百元，等于法币一万五千元，但中国通货膨胀那样可怕，最高票面还只是二千元吧了！）于是物价疯狂的上涨，官僚创办的另一刮钱机构「专卖局」便任意操纵价格了。要明白专卖局的庐山，最好看看七月间的「酸啤酒风潮」这个典型的例子。它举办啤酒登记，据七月十一日台湾民报载称：「专卖局人员向每一承销啤酒的商家，勒索至少五千元，以八十家计，其勒索之贿款即达四十万元之钜」（相当于法币一千二百万元）。然后，专卖局用每瓶三十元的低价买进，再卖给每菜馆每瓶六十元。价钱既卖，品质又因偷工减料效果而太差，有一股难以入口的酸味。结果，此事在台湾便掀起了一个检举专卖局贪污事件的风潮。怪不得文汇报的通讯要说，在台北的街头巷尾，可随处看到这样的几个粉笔字：「专卖局是强盗」。
总之，关于台湾被接收得一团糟的表现，最好是引用六月六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所载的美国行军记者刊在支加哥论坛上的话来证明吧：「台湾缺乏民主政治，人民无基本自由可言，台湾地方报纸一家，因批评粮政，即遭封闭。政府对于治安则不注意，以致白日行劫，无人过问。官吏贪污，处处搜刮，要求小费。工厂亦被盗卖一空，无开工者。台湾人民流行语谓：美国人对日本人太好了，仅仅投了两颗原子弹；但是，美国人对台湾太狠了，把中国贪官投到台湾来。」
从希望、失望到绝望
今天，台湾人民都在破口大骂：这些贪官只是「装满了钱的中山袋」，只是「贪食懒做的猪」。他们曾张贴过这样的标语：「日本狗，中国猪，狗可守门，要猪何用」。可是，事实也是这样，这些猪什么都想「吃」，这些「中山袋」什么都想「装」。他们还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凡胜利前日政府依法征收或给收买或已交换之土地，均属中国之公有土地」（即：都是敌产）。事实上，不管台湾的工业目前如何发达，但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台的十分之七以上，其中没有土地的佃农却占了绝大多数，即有一部份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也在日帝资本家大地主的强取豪夺下丧失了土地，所有的土地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集中在极少数人之手了。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例子来证明：民国前四年，日财阀强占了台湾农民的土地五万多亩（这可说是依日本法律征收的）；民国十五、六年，三菱造纸公司勒令农民出卖土地廿万多亩。（无论怎样低价也算是收买呀！）像这样的明吞暗取的例子，即不用多举也可推想得出的。
可是，现在，这些「中山袋」和「猪」，不但不把过分集中的土地分给无土地的农民，相反的，却要把以前给日人「依法征收」和「收买」了的土地当作合法的敌产来没收了！这种赤裸裸的「接收」日军赃物的行径，当然要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他们和无工可做的工人，无商可经的商人们一样，一年前都曾沉迷在胜利的陶醉中，憧憬着重归祖国怀抱所将得到的保护。当国军初到时，他们扶老携幼，从数百里外赶到基隆流泪相迎，全岛酒菜馆免费招待莅台的国军官员一星期；男女老少都赶着学国语以代替日语。但他们这种美景很快便给一阵猪叫声喊醒；他们的热情很快便被弄得冷却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台湾只是吃八毛钱一斤的米，和六毛钱一斤的糖，但现在大米卖到十八元一斤，白糖卖到四十元一斤，」于是，他们直觉地做出结论说：「还是日本人统治时代的生活好过」。因此，有人说，台湾普遍流行着三望。一是希望，二是失望，三是绝望。现在已经走上最后的「绝望」这条路了。
谁使他们绝望
由于接收一团糟的结果，便把台胞推到绝望的边缘去了。这责任，显然是要全部由中国政府及其派出的台湾行政公署长官负责的。他们在国内的其他省份接收得一团糟，还可以推诿一部份责任给「共产党的破坏」。但台湾那儿是清一色的中央政府势力，而且只有一个行政长官，他兼任警备总司令，集军、政、财、法大权于一身，除了他，没有第二个长官，也没有互相掣肘的林立的其他政府机关来相竞争。那末，人们能够将一切责任，瞒过人民的雪亮的眼睛，去嫁给一些「替罪羔羊」身上吗？
在台湾参议员的严厉质问下，在中外各报的无情暴露下，中国政府不能再假做不知了。它隆重地派出了「敌伪产业清查团」，分头到各地去「澈查」了。但这种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正如上海近半年来的什么「民主选举控诉案」，什么「粮贷舞弊案」……一样，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经过一瞬间的自吹自擂以后，终究要不了了之的。幻想奇迹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话，甚至会斥之为信口开河。但我们姑且拿今天（八月十七日）上海侨声报的台湾航讯来作初步证明吧；
「本月十二日……举行纪念周……由陈长官领导行礼后，即介绍接收敌伪产业清查团刘团长文岛演讲。刘氏首对陈仪（按即台湾行政长官）歌颂了一番，继谓：台湾沦陷五十年，台湾同胞的思想受日人抑制过甚，光复以后，因期望太高，故一部份人，不免对政府发生误解……其有为台胞未尽了解者，深望宣传委员会职员负起沟通的责任，反覆解释，详细说明，必使其无所怀疑……台湾为目前中国唯一干净土，以我们所得的消息，野心分子正在乘机活动，设法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感情……」。
堂堂一个清查团长，到台后的第一件而且唯一的工作不是澈底清查，而是歌功颂德；不是鼓励民众检举贪污，而是反覆解释误解，同时更高举起「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感情的野心分子」这顶帽子，准备加在任何不满和怀疑政府的人们头上。这件事虽然使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们却丝毫不以为奇。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官官相护」这句话，它真正是打中官僚制度的要害的。什么贪官，什么污吏，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干得出的，它只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个环节，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透顶的必然产物。除掉这一个贪污，总有另一个来补缺。除掉在朝的官僚，总有在野的官僚来填上。这绝不是某几个人的去就问题，同样，也绝不是单靠某几个人（即使是「最贤明」的人）而不靠民众力量所能澈底解决的。
台湾问题怎样解决
但台湾的接收（劫收）问题绝不能不予以解决，而任听它愈收愈糟下去，因为台胞的不满和痛苦，绝不能无止境地忍受的。他们势必要在绝望之中寻求出路。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赶走那些「猪」，因而引起不断的骚动和叛乱；或者是转而寄托希望在另一种势力之上，藉以「生活得较不太坏」。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泰晤士报曾有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如果让台湾人民自由投票，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政府，那第一会投美国，第二是投日本」。
在日本人方面，对于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们显然对这个苦干了数十年的宝库，表示出依依不舍的样子；当他们临走时，曾送了一瞥的秋波，说「六年后再来」，同时，把轻重武器等耐久的东西，都埋在深山中，准备来日之用，这不但在台湾民众间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据报载台湾警备司令部很少接收到军火武器，也可作这篇报导的反面证明。此外，据统计今天还有四万日人留在台湾各机关工作。日本公教人员占百分之十六，这众多的潜势力就是煽动台人反叛的泉源。
在台湾六百五十万的民众中，中国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人只占百分之五。希望重归日本统治的倾向当然不是大多数，但他们对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显然具有很强烈的离心倾向，那是不可讳言的。尤其是十五万左右的土著民，他们对这些外来的压迫者反感更大。过去日本征服他们时，采取过很多步骤，结果都证明很难成功。从正面攻击到常期围攻，从飞机轰炸到利用各部落互相残杀，但通通归于失败了。这原因主要是土著民不愿放弃其土地。后来，抵抗虽被渐渐平服了，但这只是受悬殊的武力所逼迫的。它仍不能避免一九三〇年十月土著民暴动的爆发。现在，这些业已成了土著民心目中更腐败无能的「猪」先生们，又有什么力量去阻止他们不起来反抗呢？「四强」的幌子可以用来招摇撞骗，骗得他们服服贴贴地忍受下去吗？不！在威望丧尽而民众的痛苦又忍无可忍的时候，骚乱就必然要到来了。
台湾是中国接收各省中工业最发达，物产最富饶的省份之一。我们不能让它纷乱下去，让它投到任何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去。只有立即让台湾民众选派代表参加公开的清查接收工作，撤消寡头独裁而又特殊化的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民众投票选出的市议会，让民众享有全部的民主权利，才能有效地制止官僚的势力，解脱民众的痛苦，避免上述那些可怕的前途到来，否则我们将不得不证实美国人一句话：「台湾将成为中国的爱尔兰！」
一九四六、八、十七
感谢 萨马斯特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