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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生常谈中透视青年的出路

作者:刘乃光〔张开〕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从“未来的主人翁”说起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青年是社会唯一的栋梁”!这两句话已经被人们公认为不变的金科玉律了。在许许多多的集会里,那些大人先生们总是喜欢这样反复传诵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甚至不愿意去进一步说明:青年怎样才能培养成国家的主人翁?同时,怎么样的青年才是社会的栋梁?实际上,这两句口头禅仅仅含有几分的真理而已。
  由于战争的长期破坏,更由于它所引起的失业和物价奇贵,使一般人都愈来愈多地由小康走到破落,由破落走到赤贫了。因此,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就愈来愈减少。大量的失学者,如果不是整日地流浪街头,彷徨歧途,甚至流为乞丐或小偷;就是被迫投入工厂,从朝到晚地,年复一年地让机器来磨损那发育未全的幼弱体质。他们的青春和健康一起地渐渐消失了,他们的命运,和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孩童一样的悲惨无告!
  但是,人们歌颂着的“主人翁”和“栋梁”,却不会是这样的“穷小子”——即使他们占着很大多数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加。宁可说,人们的希望全都是寄托在“幸福的”在学青年身上的。但人们就对这少数有机会就学的青年,又有什么优良的指导和教育呢?说也可怜,人们除了给他们一点技术训练之外,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教育却贫弱得很。他们只希望这些学生们读读圣贤书、明礼义、知廉耻;女的更恪守贤妻良母的古训,好好地做一个育儿和厨房的婢女,便算功德完满了。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却充分证明:倡导这种旧道德的士大夫阶级,丝毫不能把国家向前推进一步,反之,却使政治更加腐败了;因为他们的教育和哲学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一种升官发财术——他们就是靠它而形成和巩固了春秋战国以后的新兴地主官僚利益的。
  我们往往听见许多毕业生自叹所学非所用,同时眼见许多学工程的结果都做了官;而不善或不愿钻营的,拿着文凭也换不到饭吃,以致大学生做车夫的“怪现象”成了司空见惯。至于无力升学而中途想就业的人,真是踏破铁鞋也很难找到噉饭之处哩!这样,除了少数偶然爬上了的“官人”外,一般青年都不是在无出路之中吗?还谈什么“主人翁”或“栋梁”呢?!

如此志向


  幸而,人类历史并没有依照少数人想象中的模型制造出来,它乃是社会各种集团对立和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过去的历史曾不止一次昭示给我们:统治者的麻醉和高压,使一部分青年不是走向升官发财的腐化道路,就是消极和幻灭下去了。但我们不能否认:有很多青年仍然怀着一颗纯洁的心、满腔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走入社会里,希望干一番有意义的伟大事业,为社会谋幸福,把大多数人类从无穷尽的不幸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在孩童时代,便矢志要做一个造福社会的主人翁;长大时,更以有利于人类的栋梁自居。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献身于社会:有的热望将来做一个良好的医生,消除人世间的痛苦;有的要将自己成为能干善辩的律师,替被压迫的民众伸张正义、洗雪冤仇;有的专心致志于科学的探讨,以便使人类享受新发明的恩赐;有的则从事教育工作,为社会扫除文盲,把无知无识的人们提高到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准上,使之接受科学的洗礼;有的更埋首于文艺的修养,要使用文学家那枝横扫千军的笔,暴露出一切社会的罪恶……
  我们必须衷心承认:这些青年立志要做一个医生、律师、发明家、教师和文学家,其动机是纯洁可敬的,而且以青年人那种优美的热情和勇敢去实践它,有不少人已底于成了。可是,我们虽然不会忘记他们那种可钦敬的主观愿望,但仍要观察一下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究竟表现了什么成就,人类社会究竟获得了他们一些什么贡献?现在,且让我们把他们的各种愿望,逐一加以研讨吧。

医生能医治社会病吗


  首先,我们就从医生开始。我们先假定他是一个“神医”吧!但无论如何,我们任意举出几种最普遍的疾苦,即使是“神医”也要束手无策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因失业和物价奇贵而营养不良,一般的工人和农民都迫于生活而劳动过度,他们的健康每况愈下,日益陷于缠绵疾苦之中了。要医治营养不良和劳动过度所引起的疾苦,方法很简单:多吃滋养品和多事休息。但人们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买得起滋养品呢?工人和农民不出卖他们过度的劳动力,一家几口就无法生活了。而且,即不幸染上别的疾病,做医生的最多免费施诊,也不能赠送医药的。那么,购买无力的病人,就算对症下药又有什么用呢?对穷苦的人们是如此,对富人又怎样呢?举例来说:有很多太太们嗜赌如命或整天整夜地沉溺在交际场中,这样的糜烂生活愈来愈快地损害了她们的青春和健康。要根本救治她们,只有她们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但纵欲成性的她们,不到呼吸停止是不会自动放弃这种享乐的。
  假如上述的情形并不算得严重,那我们就把视线移到更大规模的灾难上去吧!自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以来,人类就不断地相互从事纷争和流血了。这种破坏性的战争愈来愈残酷,愈来愈大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告结束,新的大战又在酝酿之中威胁着人类了。每次战争都使千千万万的人变成了残废和丧生。医生们能够把战死了的无辜者救活过来吗?不然,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战争了。但依靠医生的手术和药物绝对不能够消灭战争。这样,医生在这些难解决的问题之前,遂不得不宣告自己是无能为力,服务社会和造福人群的伟大希望是落空了。

律师为谁的利益辩护


  第二步要谈到律师的“侠义心肠”了。我们都知道:律师的唯一武器是法律,他的义务和权利就是执行法律。这样,问题的中心来了:现行的法律,主要是保障谁的利益的呢?回答这问题,最好先引用庄子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换句俗语来说,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法律的本质吗?
  我们姑且不去多所引证过去祸国殃民的蟊贼,光是拿这次替日帝为虎作伥的卖国汉奸来说,有的过了半年还没有明正典刑,有的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工作”的“功臣”了。至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之敲诈勒索、鱼肉人民,都是凭借着“奉公守法”的幌子;奸商们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却不见法律去有效地制裁他们。相反,法律却保护他们借投机和剥削赚来的巨额利润,享受穷奢极侈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小职员和工人群众,为了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而要求改善待遇,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起来抗议,在万不得已而使用最后的唯一武器——怠工或罢工的时候,法律便要加以制止,认为是破坏秩序的非法行为了。此外,那些呻吟在高利贷、大地主和土劣贪污之下而且占全人口大半数的贫苦农民,可曾得到法律的扶助,分得一块土地来过活吗?不但如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广大民众,还给法律规定了死的“权利”,充当掠夺战争的炮灰哩!
  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只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怎能遵从这样的法律呢?但如果他要违背法律而行,那他根本就不成其为律师了。

发明家的成果如何


  也许有人认为:最能够造福人类的,要算是发明家了。他们发明了无数的新奇事物,去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之过着优美舒适的文明生活。这样不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埋头埋脑地研究吗?
  可是,人类天才所发明的一切科学成果,到底对全人类进了何等的作用呢?事实胜于雄辩:飞机、大炮以至原子弹等惊人发明,都全数给少数特权者利用来进行掠夺的战争,杀害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毁坏了不可计算的文物。由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的发明俞是新奇,人类所受的灾难也俞巨大而可怕。
  诚然,人类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到了原子时代的今天,可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可惊程度了。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类,还不能好好地享受一些最起码的物质文明(更不用说什么最新的发明了),反而日益陷于饥饿和死亡呢之中呢?
  不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不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则发明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只有在平等而和谐的合理社会里,人类天才所发明的一切科学成果,才能真正地为全世界人类而服务。

教育家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谈话对象要轮到教师来了。
  凡是执过教鞭的人都知道,教育是最清苦而吃力不讨好的。他们格于“为人师表”的尊严,一向都没有用行动来抗议对现实的不满;可是,在今天,他们正如别的所谓“薪水阶级”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下,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爆发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教师怠教运动;同时,内地的教师们之起而要求政治民主化,也是这种经济不安的反映。这就证明普遍的赤贫化,连高贵的教师们也受到了威胁;如果要继续服务于教育界,就不得不陷自己的妻儿于饥饿状态之中了。但人们也许要说:一个决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士,是绝不会因生活的艰苦而放弃责任的。那么,让我们撇开生活代价而光是看他的事业吧!
  我们在开始时已指出过:失学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即使免费受教育,他们也要为生活而辛勤工作,既没有闲情乐趣,也没有充分时间去接受。所以,普及教育问题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可分离地连结着的;大多数人民愈赤贫化,教育愈难谈到普及。
  另方面,有机会读书的,往往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他们靠着富裕的家庭,入学校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享乐。他们消磨了嬉戏游荡的几年以后,便拿着文凭走开了。教师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一个穷仆人,有什么良言善语能够打进这些纨绔子弟的耳中去呢?所以一个教室费尽一生的心血,换来的尽是受人奚落的白眼,而诚心去接受他的教诲和予以同情的却绝无仅有。像这样与“普及教育”、“造就英才”相反的事业(恰切点说是维持半饱的职业),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的出路吗?

文学家一支笔的限度


  最后,让我们的视线,射进文学家的领域去吧!
  首先得声明:我们并不否认,借助于文学家的光耀的文笔,可以赤裸裸而无情地暴露出一切的罪恶和不合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首先一定要具有一种深刻的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完善的方法论,只有靠这种思想才能使他在复杂错综的万花筒般的世界中,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从一切紊乱而矛盾的浮面现象透视出真正的内容和核心。如果一篇文学作品未经一种深刻的正确思想洗炼出来,则无论它充满着如何美丽的辞藻,也只是一种穿上好看外衣的木乃伊,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枕头袋而已。
  然而,即使是一个最光辉的文学家,充其量也只能做到“暴露”这一步了吧。在暴露社会与改革社会之间,还横着一段很长的道路,这道路却不是那些只想做文学家的人所能踏上的。
  而且,我们绝不能忘记了这件事实:在言论出版没有真正自由的现社会里,即使想赤裸裸地暴露一切的黑暗,即不一定冒特务枪毙的危险,至少也要受到威胁和遏止的。光是靠这种蚁呐似的声音去争取言论出版等起码的民主自由,去反抗根深蒂固而正在临死挣扎的旧制度,未免太微弱无力了。这种热情假如没有广大民众的行动力量来支持,多半是会冷却下去的。的确,凡是研究过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变革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不是任何文学家的一支笔,而是一种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行动的力量,才把所有的暴君、所有的罪恶,统通扫到历史的垃圾箱中去的。文学家在这种大风暴中,最多也只能尽着辅导的作用而已。

青年需要合理的世界观


  如此一来,我们已经把各式各样的个人愿望,逐一地放到社会的政治的平面上,验看过了。我们发现它们都是行不通的“出路”;这些“出路”之所以行不通,分明不是由于个人主观努力之不够,而是由于整个社会制度之不合理。这证明社会没有出路,个人也不会有出路,后者是要从属于前者的。
  但我们仍然不能从上面的透视中申引出一个机械的结论:完全否认了医生、律师、发明家、教师和文学家等的价值,甚至反对青年人去学习一切的普通智识——科学、医学、文学及教育学等;不过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职业性的生活手段,而不是最高的目的(这最高的目的乃是现社会之合理改造)。除了这些生活手段所应有的一般学识之外,我们还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必须获得一种完善的方法论,恰如医生除了一般的医学常识之外,还必须懂得高深的生理学病理学及其澈底疗治的方法。
  “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为了确立革命观和人生观,为了获得正确的方法论,总而言之,为了改造社会而能解决青年的出路,我们必须虚心地去学习,从实践中学得经验,从历史中学得教训,从书本中学得知识;同时,与矛盾百出的虚伪说教决裂,背向小有产者的旧环境,勇敢地朝真理的探求方面走去——这才是我们青年目前努力的唯一路向,这路向是会把人类带出死港,导出真正的出路来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一组对话


A:

  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颇为高开低走,他提出了一个我感兴趣的话题,结果最后却沦为流俗无聊的说教。
  文章大约2/3的篇幅作者都在那里和自己创制出来的稻草人斗争,无非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那一切看似光鲜甚或正义的职业是无助于社会变革的”,实在无聊透顶。
  如果作者可以在调查以后如实去记述一下他周围的青年自己对于职业的考量是什么,那我觉得这至少不失为一篇好的记叙文;如果作者可以进一步去阐发一些更深刻的道理,那才够得上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比如说,他首先提到社会上存在两类青年,多数是贫苦无望的可怜人,少数是出身富裕家庭而善于投机的人,在说完以后他突然又写到第三类“有理想(但天真)的”青年,然后就开始用2/3的篇幅去打稻草人了。作者却似乎从没有意识到,这第三类青年可以脱离前两类青年而存在吗?如果显然不能的话,是否应该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呢?
  正是因为既缺乏实证的观察,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作者最后一小节“青年需要合理的世界观”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干瘪的空谈。什么叫做“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叫做“正确的方法论”?漂亮的空话谁都会讲,有一说一,让我来写我能比作者写得更多,问题则在于,这到底是什么?作者始终讲不明白,也不可能讲明白。那我觉得确实无聊透顶。

B:
  为什么不可能讲明白?请你再发散一下思维……

A:
  我认为就是因为作者在缺乏经验(一方面,他显然缺乏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显然缺乏调查) 的情况下,强行想写好这个他根本写不好的题目。这个题目本身真的很好。作者文中提到的所谓有理想的青年,其实大多数都属于他提到的第二类青年,出身比较富裕。因为从小吃穿不愁,所以才会有闲工夫去追求更高远的志向,而不至于成天为温饱发愁。但这里往往有一个矛盾,无论在民国,还是在现在,家境富裕也就意味着家长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这和那些高远的理想在形式上是直接矛盾的。
  我自己念高中的时候常常觉得我的主观世界是分裂的。我有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但是我又显然要服从现实。但这种形式上的矛盾,实质上是不矛盾的。一方面,很多时候理想是要给现实利益让道的。 我爸告诉我我能出国念书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为自己可以不用在国内念书(当时也天真地觉得可以在国外获得更轻松快乐的工作)而高兴。至于在国内应该干的事情,比如调研、下厂?我当时老早给忘了——我骂了一通作者,也算是骂我自己。
  当然,我比他机智的地方在于——我比较懒,不喜欢写文章。

B:
  家境富裕也就意味着家长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这和那些高远的理想在形式上是直接矛盾的。
  在适当的社会思想上下文中,这样的矛盾也可能会刺激部分青年起来行动。30年代以后,中共就吸收了一大批上层乃至顶层出身的青年,这些青年在时代的阶级动力驱使下,投身社会斗争。

A:
  是的。可能我们马上就要在现实中看到这个“适当的社会思想”了。那个时候每个人总归都要现实地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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