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 -> 1946年第7期 相关链接：王凡西
论“中间派”（上）
作者：凤冈〔王凡西〕 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凤冈，即王凡西，对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做了梳理，有理有据，太犀利了。但要再次指出，作者所说的“中共依靠自耕农”的判断，有部分根据，但没看出中共30-40年代实践的根本趋势。即使在长期主张阶级妥协的时期，中共的内在动力，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仍然来自社会革命的现实前途。这导致中共在30-40年代阶级斗争中始终是一个活跃因素，吸引了大量工农和青年积极分子。
这样一来，作者判断中共事实上占据了民国改良主义，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位置，是抓住了部分实践的日常现象，但没有看透为何中共能搞成“阶级妥协”而其它力量办不到，也没有看清中共的“阶级妥协”后边仍然隐藏着颠覆秩序的爆炸性力量。
我的初步看法，王凡西的分析出现上述错误，恰好是因为他把中共当做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没有当做共产主义历史活动的一部分，没有考虑俄国革命本身对40年代的中共仍具有压倒性的精神影响，没有搞清楚对40年代的中共来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依旧有效。这样的偏差发生在“极左托派”主要活动家的身上，是很有趣的。
虽然有上述偏差，本文还是相当精辟，值得好好读。
由来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便有一部分人感觉到国共两党所走的都不是路，他们想寻找一条中间道儿。他们想找一条既不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也不是工人与贫农的，他们要一条首先代表「全体农民」与广大小生产者的利益的，这企图产生邓演达的第三党，这是中国此番革命中最早的「中间派」。
结果，如大家所周知，第三党并没有什么发展。邓演达死后，有几个领袖回到国民党去做官了，有几个坚持着的，便躲在香港做亡命客，跟中国的实际政治，甚至跟中国的任何一部分群众，都脱离了关系。第三条道路没有走成，走不成的缘故倒不是因为此路不通，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实际上给中国共产党走去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最后在武汉，接着又在广州失败之后，不久便把工作与努力的中心从城市移转到乡村，它已经从工人革命的路线转入了农民革命的路，从一向的左边道路转进了中间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的（虽然是应用得错误的）道路走上了邓演达的道路。
第三党在组织上是失败的，但在政治上却成功了。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它的路线。至于共产党呢？组织上成功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从一九三〇年以来，简直已不再存在。只有极少数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托洛次基主义者支撑着这面旗帜。中国托派在组织上的可怜比第三党只好得一点。
此种表现于政治派别上的兴衰荣辱，完全反映着中国革命失败以来国内诸阶级关系的变化，它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之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地主之不稳定的统治，又反映着农民大众在反革命统治下的继续抗争。任何一个政派的命运，总不能不分享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共同命运的。
过去中国二十年的历史，主要是一方面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和另一方面农民之间的争斗，表现在组织上，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那一段历史是沉闷，纠结与无出路的。为什么无出路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出生的历史条件使然，她对外和帝国主义相结托，对内和封建残余的地主势力相联合，不能彻底解决（甚至不能部分解决）中国当前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与民族独立问题，因此她就没有希望争取广大农民到自己方面来。另一方面，农民，在内部阶级分化与缺乏城市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情形下，无法成功一个决定的独立的力量，去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结果，形成了「谁也解决不了谁」的局势，形成了无出路的「拖」。
必须有个第三力量出来才行呢，人们从来就这样感觉着。
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上海抗日战争与不久之后的福建「人民政府」，都是第三种人的尝试，但因事情只限于少数上层军人，结果只昙花一现罢了。
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形稍有了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愈加凶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当局态度更加明显；同时，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来了一次相当可观的转机，这凑合首先使得城市的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学生，一部分的工人，又踏进了政治舞台。他们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了，组织在救国会中。这可说是中国二十年来第二次出现的相当可观的「中间派」。
抗战发生，在初期的民众兴奋与国民党军政统治的一时松弛之下，各个小党派都相当活跃起来了。它们在表面上都获得了「合法存在」。但因国共二党在抗战口号之下的联合，国民党因抗日而获得了比较广大的民众拥护，共产党则因放弃阶级斗争而蒙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嘉许。在此情况下，「中间派」的社会基础简直愈弄愈小了，以后这些派别虽然露了面，而声势（如救国会）却反而比战前更小。这原是自然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促成抗战，既「抗战」了，他们便只留着拥护的分儿了。
「中间派」的抬头还要等到抗战后期。那时候，国民党完全投靠在美国怀里，国共关系复趋恶化，抗战初期的民主伪饰全被抛弃，战争的反动性质愈加暴露，过重的与不平等的战争负担，激起了极其广大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国民党政制极度不满。这个新的环境刺激着国共以外的诸小政党，使他们组成了「民主同盟」，形成了一个规模比原来更大的「中间派」。
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无耻，「复员」机关的横暴反动，「四强之一」之兑现为斐列滨第二，「和平」美梦之化成为残酷的内战，再加上通货澎胀，物价飞腾，饥荒遍地，贪污横行，而政府则一味对外谄媚，对内高压，没有一个改善的办法，也丝毫没有改善的企图。这些情形，使得更多的人，甚至大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部分，也都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起来，附和着民主的呼声。于是中间派的民主同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类似性质的团体：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争和平大同盟……等等，竟像雨后春笋似的发生出来了。中间派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一个鼎盛时代。
社会基础
既然中间派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结果，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客观产物，它存在着，同时起着作用，那末对它漠视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研究这中间派，研究其立场，其作用及其前途，然后对它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
从何着手呢？从它的基础。不过在上面的历史说明中，我们已约略提到过这个基础，那便是介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工人贫农之间人数众多的中等阶层。如果历举出来，便如施复亮先生（一位中间派的理论家）所说的：「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商业从业员，知识份子，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及一部分佃农）」（见七月十四日文汇报「何谓中间派？」）。我们不想讨论是否这些人物构成了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但要研究在中国目前的政党关系与阶级关系中，这些人物能否造成一个中间性的坚强的政治组织。
要做这样的研究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这问题乃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与理论上的聚讼之的。对这问题的答覆，以及由种种答覆所作出的政策，关系着中国的政治，以至相当决定了中国的最近史。当二十年前，中国国民党还只局限于广州一隅，共产党正想和它合作革命的时候，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初次为这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方面，以史大林为首，认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四阶级联盟」，另一方面，以托洛次基为首，则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和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是包含许多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前一见解在第三国际中占了上风，因此也成了中共的正式见解。将这见解实行出来，便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其纪律，信奉其主义，听从其指挥，结果，大家知道，共产主义者及工农大众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将其「四阶级联盟」捧上了政权之后，资产阶级一党独裁的狰狞面目就立刻显出来了，将其他的「三阶级」杀倒在血泊之中。
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问题到此原已解决了，但人们还是以新的方式争论着。史大林及其中国的从者说：国民党代表「封建残余」，「四阶级联盟」一跳上政权却变成了「封建残余」，真是闻所未闻！不过他们也自有一说的，他们说国民党执政是表示着资产阶级之叛变革命与对封建残余的投降，故胜利后的国民党变成为「封建残余」了。
托洛次基及其中国一派的意见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妥协，并不能表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封建化」或地主化，在目前这个时代与环境中，地主不能领导资产阶级，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地主，所以任何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联合政权，只能说是资产阶级的。
根据前一见解，国民党虽然反动了，但中国资产阶级仍旧革命的，或仍旧可以革命的；但据后一见解，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就整个阶级来说，已经随国民党的反动而反动了，它再不能起任何真实的作用，来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了。
江西五年，中共的全盘努力就是要靠农民力量打倒国民党的「封建残余」。抗战八年，中共所采取的一切政策（联合战线与阶级合作），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则根据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个认识，两种应用，而结果则都是加深反革命的势力，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抗战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二大变化。第一财富激剧地集中在少数官僚的资本家的手中，他们把持了全部金融机关，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命脉；第二，世界财政资本，亦即美国的财政资本，更加深入地打进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的金融资本成为它的一环，成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时候，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性应该是更清楚了。谁知又不然，中共及全体民主派都说：它代表「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如此国民党更不代表资产阶级了。因为依照他们的意思，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买办官僚是属于另一范畴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中国，不仅买办与官僚，便是那些大地主，也都是金融资产阶级一身兼做的。所以是金融资本兼并着土地，经营着进出口，霸占着官位；是金融资本操纵着中国的经济，控制着中国的政治，构成了国民党的主要的社会基础。难道金融资本家不属于资产阶级吗？难道我们能说国民党是一个「封建的」政党吗？按照抽象的理论说，「我们的」金融资产阶级诚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我们要问：中国有多少民族资产阶级不带有买办性的？有几个「民族资本家」不在寻找官僚资本的合作？有几个「民族企业家」能对金融资产阶级独立起来？简直没有，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在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时代，官僚的独占资本之排挤自由的民间企业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注定了的命运，我们不能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回来，也不能叫殖民地的中国自外于垄断资本的兼并过程，这个过程以其殖民地的特有方式在中国完成着：本国金融资产阶级以世界财政资本的代理人资格，鲸吞着小企业，集中着全部财富，施展着反动的经济行为，实行着野蛮的政治压迫。
这样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动的，但「实逼处此」，中国却不能有一个较不反动的资产阶级了，因之，也不能有一个较国民党更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了。中小规模的工商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纵使对这金融资产阶级怀着千般幽怨，也只得屈膝承欢的。纵令有一时期的反抗，但一遇到紧要关头，即遇到有关于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时候，它便立即拜倒在官僚买办的金融资产阶级前面，团集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了。
这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表现了太多次数，以致我们不再相信目前的中间派能造出一个奇迹，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生软脚病医好，让他们在「地主官僚买办」及其政党面前始终直立不屈。
现在让我们来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对于这问题，中间派的施复亮先生给了我们一半的答覆：「它始终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言外之音，施先生对于这个「自命」未能尽同，但又不说明异见。究竟共产党的「自命」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得自己来研究一番。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确实可称得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大部分的领导者是知识份子，虽然它的政策犯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就其群众基础，政治意识，政策倾向，以及主要的行动说，它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不可否认的。
革命失败后，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共产党实际上是逐渐离开工人，走向农民了，等到它移转到陕北，提出联合战线，标榜新民主主义以后，共产党实际上已公开否定了自己是一阶级的政党。毛泽东和施复亮的见解一样，认为中国是「橄榄形的社会，两头尖而中间粗的」，共产党就是要代表这个广大的中间层的，所以它抛弃了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合作，放弃革命，主张改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努力要发展私人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共产党和施复亮先生一样，把自己的政策紧紧地扣住在「民族企业家……小地主，富农，中农」身上，紧紧地扣住在这中间派身上，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争取了普遍的同情，甚至还得到了美国自由派记者与中国一部分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嘉奖；同时也正因为此，它失去了所以为共产党的基础——无产阶级与广大贫农。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阶级基础是以殷实的自耕农为主，「兼顾」着佃贫农与小地主双方的利益，同时又以改良政纲吸引住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份子等类人物，甚至还企图吸引「民族企业家」。这个阶级基础恰恰就是施复亮先生所说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也正是它造成了施先生所说，共产党的「优点与弱点」。
如此说来，中间派自以为可能拥有的社会基础，原来最上层倾向于国民党，中下层趋附于共产党，中间派终会悬挂在半空中的。
未完待续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