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世界简史——从人类起源到21世纪》（2013）
第十一章 帝国主义与战争
（1875—1918年）
在1800到1875年间，商业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资本家之间，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驱动一个快速增长和全球化的进程，从而改变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
然而，从来没有平稳发展的事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没有计划和充满矛盾的，因此当经济体系扩张之时，其周期性危机的规模和影响也就增加了。全球资本主义市场，虽然是一个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却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有自身动作方式的机制，明显地超越了人类的控制，却反过来支配一切人类活动。事实证明，这个机制既不能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幻想的那样自我调节，也不会服从于人类的调节；竞争性资本积累的逻辑，作为一条铁律，对政治家、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产生影响。因此，这个系统每一次严重的危机，都会变成一个二选一的简单抉择：是服从资本的逻辑还是满足民众的需要，是割喉竞争还是救济穷困，是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还是加强国际团结？
在本章中，我们将分析1875到1918年间，一个严重病态的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帝国主义、军备扩张和世界战争的方式，以及在此期间，大规模的群众抵抗运动能够对这个系统进行冲击，以及引发一次革命作为替代方案的可行程度。
掠夺非洲
1898年10月2日，在靠近喀土穆的乌姆杜尔曼，一支2万人的英国军队，与一支5万人的苏丹军队遭遇。这里是苏丹的核心地带，而苏丹是当时非洲大陆仅存的少数几个依旧保持独立的国家之一。
“从灼热的沙漠伸展到传播致命疾病的热带雨林，苏丹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国家。”这是苏丹人自己的观点。“当安拉创造苏丹时，”他们会这样说，“他自己都笑了，在这样一个让人无法宽恕的土地上，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不过，英国人逐渐接受了当地土著的观点。
苏丹人由大约600个部落组成，有超过100种语言，过着大约1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直到最近，他们才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政体。正是帝国主义的冲击，导致在19世纪末期，苏丹以一个异乎寻常的暴力方式形成。
土耳其控制下的埃及对苏丹的征服，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60年之后依旧在进行之中。这个占据是剥削和压迫性质的。在乡村，税收征集是一项准军事行动，是在皮鞭（一种犀牛皮做成的鞭子）的帮助下完成的。官员们一如既往地腐败，因此收买和贿赂比税收更让他们关心。所以，对于这片土地的粗糙和贫困来说，只是增加了遭受外国过度压迫的惨痛经历。但是，在1881到1884年间，曾产生过一波强大的抵抗洪流，将外国势力赶出了苏丹，并锻造了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抵抗采取了伊斯兰形式，因为只有宗教才有能力提供超越苏丹多样性和分裂的一个领导阶层、积极分子、动员组织和意识形态架构。而且，因为它是在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这个国家不仅是伊斯兰的，也是独裁主义和军国主义的。
巧合的是，1882年，埃及人发动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反对英国支持的开罗傀儡政权。但革命被镇压，而且英国人代替了土耳其人，成为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然而，英国随即进行的再次征服苏丹的努力失败了，使得这个新生的伊斯兰国家，在1885年之后完全控制了其领土。事实上，再征服的第一次努力是半心半意的：苏丹是一片穷困的荒野，难于控制，几乎不值得拥有，因此英国政府缺乏为之而战的意愿。
在随后的十年中，许多事情改变了。就欧洲人而言，直到1876年，非洲大部分地区依旧是一片未知的“黑色大陆”。他们的影响主要被限制在建在靠近海岸的贸易站点——许多可以追溯到17世纪，反映了那时欧洲资本主义显著的商业特征。非洲其余部分依旧是各种各样的、处于多种不同发展阶段的政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埃及由近代化的民族政权所管理。而北非的其他部分则被传统的伊斯兰君主统治，他们或多或少要对奥斯曼帝国表示效忠。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是一个有古基督教文化的内陆高原王国。非洲西部的阿善堤和南部的祖鲁是军国主义部落王国。剩余的亚撒哈拉，大部分地区与苏丹相似，是一个更小部落政体的拼图。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南非，英国控制了这里的纳塔尔和开普殖民地，同时出身荷兰的白人农业定居者布尔人（南非白人）控制了德兰士瓦和内陆的奥兰治自由邦。
1876年之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非洲政治地理被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完全改变。在19世纪中期，工业资本主义传播到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创造了一个对原材料、新市场和剩余资本投资出路快速增长的需求。1873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后的全球衰退因此强化了欧洲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在1876到1914年，几乎整个非洲都被欧洲列强分割为殖民地。这场土地侵占，在当时及以后，都以“掠夺非洲”而著称。
非洲向增长中的欧洲工业和城市，提供了黄金、钻石、铜、锡、橡胶、棉花、棕榈油、可可、茶叶，以及其他许多资源。这个大陆的居民，包括数量不断增加的白人定居者，为欧洲工业品提供了市场。殖民地基础设施工程，例如铁路建设，使得欧洲的实业家和股票持有者致富。
因为这些，而且由于列强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对于非洲的瓜分是带有竞争性和争议的。这给了它不受特殊地域的经济价值依赖的一种动力。列强们相互抢在别人前面占有殖民地。他们利用殖民地作为封锁彼此扩张的屏障，以及将军事力量渗透到相互之间“势力范围”的平台。他们同样希望，在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中，殖民地能成为一个交易筹码。
法国几乎控制了整个马格里布（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和非洲西部，梦想着一个从大西洋横穿大陆到达印度洋的帝国。相反，英国谈论着一个南北延伸“从开罗到开普”的帝国，联结现在占有的埃及、非洲东部和南非。但是，德国人占领了坦桑尼亚。把上述两国的目标都妨碍了。
非洲人民的损失是巨大的。反抗被大炮、机枪和大屠杀所粉碎。土地在枪口下被占领，去开辟属于白人的庄园。本国农牧民被迫成为工资劳动者，遭受强占、税收、强征入伍，以及简单粗暴的杀戮。
弗雷德里克·卢贾德爵士，北尼日利亚摄政的英国高级专员，1906年在回应一场农民暴动时，坚持“消灭”。大约2000名装备锄头和镰刀的非洲村民，被士兵使用连发步枪残杀。囚犯们被砍头，他们的脑袋被长钉刺穿。叛乱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德国指挥官洛萨·冯·特罗塔和卢贾德一样，明确主张将“灭绝”作为处理麻烦的非洲的一种方式。1904到1907年，德国人把数以万计的赫雷罗族和那马族人驱赶到纳米比亚沙漠的过程中，数万人死于饥饿和干渴。1885到1908年间在比利时占领的刚果，当全部领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迫劳动营时，因为战争、饥饿和疾病，上百万人死亡。这可能是全部人口的一半。那些不能完成橡胶采集定额的本国工人，都被砍掉了双手。
正是1885到1895年间对非洲掠夺的加剧，使得英国人重返苏丹。一个独立的、非洲人治理的国家，已经足够让人后悔。但法国在英国后院可能进行的干涉，让事态变得紧急。
赫伯特·基钦纳将军花费两年时间沿尼罗河前进，当他离开时，修建了一条铁路以供应其军队。他的部下装备有近代步枪、机枪和火炮。大部分的苏丹人是用长矛和剑武装起来的。乌姆杜尔曼战役是一场大屠杀。基钦纳的军队伤亡429人，同时苏丹的损失是：1万人 被杀，1.3万人受伤，还有5000人被捕。当苏丹伤兵躺在战场上时，英国人丢下他们，任其死去。
同时，一个法国小型军事探险队已经到达了南苏丹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基钦纳带领军队上行拦住他们，英国人威胁，如果他们不撤退的话就要开战。法国人让步了。
“法绍达事件”是一个列强之间加深的帝国主义紧张关系的一个表现。不仅在非洲，而且在远东、中亚、中东、巴尔干、中欧，以及北海。资本主义不仅已经大量生产了一个由矿山、种植园和机枪维持的掠夺性殖民地，它还要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第一次现代工业化的世界大战中。
侵袭中国
1900年8月14日，一支1.9万人的国际侵略部队占领了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军队都加入了这个军事行动，其目的是镇压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暴动。这场暴动的领导者，是一个叫义和团的秘密组织的成员。其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拳民”。它得到了被围困的帝国政府领袖慈禧太后的不公开支待。义和团与清军肩并肩地一起抵抗侵略者。
在19世纪反抗殖民主义的中国起义中，义和团起义（1899-1901）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有力的一次。在此之前，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据估计夺去了2000万到3000万平民的生命，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冲突。
自从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之后，欧洲商人们就一直垂涎中国的财富。但中国既保守又自给自足，它不需要任何必须从欧洲进口的产品。在19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大片印度土地上栽培一种自身可以创造需求的商品鸦片，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1810年，这个公司一年向中国销售350吨鸦片。当清帝国政府试图阻止这项贸易时，英国人发动了战争。因此，1840-1842及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是大英帝国代表企业毒枭而战。
中国历史是一扇“旋转门”，在这里，帝国王朝不时被革命与征服所取代，但国家和社会的实质性结构却一直保留了下来。这扇门最后一次转动发生在1644年，明王朝被满族人建立的清朝推翻。作为来自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者，清朝皇帝们很快适应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官僚文化。官僚是控制中国管理部门的一批受到很好训练、收入良好但极端保守的行政官员。他们与本地地主和城市商人结成联盟，一起控制中国。
到了19世纪中期，腐败和压迫再度达到了危机点，农民起来造反了。然而这时候，旋转门被欧洲帝国主义的干涉所阻塞。
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暴露了这个封闭的中华帝国长期的军事落后。在第一次战争中，英国使用了一支小型舰队以及一支由士兵和船员组成的远征军，就夺取了广州、上海及其他中国港口。接着他们沿长江而上，并威胁南京，迫使帝国政府求和。《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割让香港，对英国商人开放包括广州和上海在内的四个港口[1]，并支付了一大笔战争赔款。
但这并不够。仅仅15年之后，中国官方对英国需求的抵制，导致了第二次战争。这一次，法国、俄国和美国加入了对中国政权的掠夺之中。在1.8万名英法士兵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口并沿内陆推进到北京时，这场战争达到了高潮。这个帝国的首都被攻克，皇帝的夏宫圆明园被洗劫和焚毁。
鸦片战争的一个结果，是利润巨大的鸦片贸易有了大幅度增长。到了19世纪晚期，中国的鸦片消费量增加了100倍，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对其上瘾。另一个结果是欧洲控制了中国的港口和贸易。一系列的外国飞地或者半殖民地（“租界”）在沿海建立起来。欧洲官员控制了中国的关税，而欧洲居民享有法外治权（免受中国法律约束），欧洲传教士可以在他们能到达的区域自由发展信徒。
鸦片战争和外国特权，暴露了执政的清王朝及这个古老帝国的衰败。这反过来触发了农业中国的乡村中长期酝酿的人民革命。
这场运动在中国南方的农民、劳工，以及贫困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中开始，其领袖是一位名叫洪秀全的学校教师和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洪声称他的神圣使命是消灭魔鬼并建立一个“伟大和平”的“天堂般国度”。这个天国将有以下特征：平等划分土地，商品共同所有，废除社会差别。一个激动人心的社会解放预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发了一场强有力的群众运动。
但19世纪中国的极端贫困很快扼杀了早期的平等理想。稀缺意味着仅有一少部分人能够生活舒适，而这场革命——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确保他们和他们的密友们就属于那少部分人。这样，太平天国是中国特色的彰显：以前的农民革命快速地让位给新的、剥削不亚于旧政权的新帝国王朝。在传统中国，真正社会解放的经济前提并不存在。然而，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和动力。拯救清王朝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对造反者的干预。一支重新组建的军队（“常胜军”），由中国商人资助，用欧洲武器装备，并由美国和英国军官指挥，最终成功地镇压了革命[2]。
“常胜军”的胜利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代表着应对帝国主义威胁时，一个重新振作的帝国致力于改革和近代化的可能性。其失败堵死了这条路。相反，清王朝，这个政治废墟靠着帝国主义支撑得以苟延残喘，甚至当1860和1900年，它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京城也被外国占据。清政权和外国侵略势力彼此需要互相支持以反对中国民众。因为中国不像非洲，它可以被掠夺，但不可能被肢解。
中国人不仅众多——其数量在19世纪中期大约有3.5亿，而且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上都是一个单一民族。任何征服中国的努力都会把侵略者的军事力量伸展到临界点。任何企图最后注定都要以失败告终。事实上，这就是日本1931-1945年占领中国的命运。日本成功地控制了中国沿海地区，但从来不能支配广大的内陆。而不间断的军事抵抗，要求永久地部署数十万军队。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清朝的统治与外国特权的组合，有效地阻止了中国的独立发展。当欧洲、美国和日本不断前进之时，中国却在倒退。这个矛盾导致了1911到1949年间，一系列延长了的革命剧变。只有这样，中国的政治僵局才能被打破，经济潜力才能释放出来。
什么是帝国主义
在1916年1月到6月间，被驱逐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出了一本名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小册子。列宁是为一个工人阶级革命分子的听众所写的，其目的是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已经于1914年开始的帝国主义战争。
列宁并不要求原创权。他的目的是将研究世界体系的主要理论家的成果进行总结和通俗化。这些成果有英国自由主义学者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2），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者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波兰裔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尼古拉·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1915）。
这些研究试图理解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定义的“帝国的年代”（1875-1914）。他们相当于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进行了一次根本的更新。欧洲不祥的军事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这些思想家发展了新理论，来解释这个体系极端的扩张性。
他们得出结论，经济发展的快速步伐，与工业投资的巨大规模，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体系被主要在国内和殖民地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中小型企业所主导。但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经察觉到的那样，这个趋势是朝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资本积累是竞争性的，而且因为较大的公司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规模，他们易于将更小的竞争对手逐出市场。产品变得集中在大工厂，而所有权集中在大公司。危机加速了这些过程：通过强化竞争压力，它使弱一些的企业破产并允许较强者以降低的价格收购其资本并扩大市场份额。资本积聚的发展中心享有特殊优势，因为当他们建立新产业时，可以发展新的技术。
长期衰退就有此种效果。许多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工业部门都被极少数巨头所控制。同时，经济主导权从工业化已经完成很久的英国向德国和美国转移。在世纪交替之际，它们的产出已经超过英国。
列宁根据五个特征，为帝国主义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
1．产品和资本的集中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创造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寡头垄断；
2．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的融合，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了金融寡头；
3．有别于商品出口的资本输出，获得了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4．形成了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的国际垄断资本家联合；
5．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对整个世界的领土分割已经完成。
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列宁及其同时代人通过集中研究这个系统中最先进的部分，确定了关键趋势。他们的分析从总体上为全球资本主义画出了路径，但领路的是德国和美国。
20世纪早期企业巨头的庞大规模是有决定作用的：他们大得足以控制国民经济并操纵国家政权。每个部门的主要公司形成了卡特尔或者托拉斯，在他们之间瓜分市场，并使产量、价格和利润固定。
几乎完全控制整个德国电气工业的，仅仅是两家公司：西门子和AEG。控制化工产业的是两大集团，各有三家公司。一项研究估计，在1905年，大约1.2万家德国主要公司组织成385家卡特尔。“卡特尔成为整个经济生活的一个基础，”列宁观察到，“竞争开始转变成垄断。”
大规模投资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获得信用的便利，因此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共同发展。在1907-1908以及1912-1913年间，德国大银行掌握的存款总量，在五年内增加了40%。金融资本也和工业资本一样日益集中。到了1913年底，柏林九家最大的银行，与它们的分支机构一起，控制了德国大约83％的银行资本。其中最大的德意志银行，一家就控制了23%。
实业和银行已变得相互依赖。“在工业中资本所占比例的稳定增长”，希法亭写道，“不再属于使用它的工业家。只有通过银行的媒介作用它们才能得到使用权，而银行代表着资本的所有权。另一方面，银行不得不挖掘出一个日益增加的资本份额搞入实业。”这样，利用信贷的多种形式延长贷款及购买股票和债券，银行成了实业的拥有者和组织者。“金融资本”，希法亭总结说，“是由银行控制并交给工业家使用的资本。”
工业卡特尔和银行辛迪加的力量改变了国家的作用。只有在英国，也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在资本积累中几乎不起直接作用。相反，在德国，市值能够与私营的德意志银行相比的唯一一家法人团体，是国有的普鲁士国家铁路管理局。
铁路投资——它是一个战略必需品——与军备扩张结合起来，使这个国家成为重工业产品的最大单一客户。在1870到1914年，德国政府在陆军和海军上的花费增加了10倍。在一战之前的40年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产量扩张了4倍，几乎全都是因为政府武器采购带来的。除了直接投资和国家订货，政府还通过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来提供对抗外国竞争的保护。德国在1879年首先使用了这个“以邻为壑”政策，随后被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大国效仿。
在20世纪早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矛盾重重：一方面是全球化：快速经济增长，大公司的支配地位，对新兴市场的无止境追求，以及不断扩展的国际贸易；另一方面是经济国有化，如工业卡特尔，银行辛迪加，以及融合成相互敌视的国家资本主义集团的军事化国家。
正是德国，这些集团中最有活力的一个，以其最剧烈的形式经历了这些矛盾。因为德国资本的积累，对市场的需求持续扩张，超越了现有国家边界的范围。但它就遇到了障碍：保护性关税、封闭的殖民市场，以及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的根源。金融资本——垄断头的发展，以及工业、银行和国家资本的融合——创造了一个民族主义竞争的危险世界。
布哈林解释道：
当竞争发展到最高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利用国家政权以及与之有联系的各种可能，开始起很大作用。国家机器从来没有像在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时代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1905年革命
在1905年1月9日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一场大游行，大约有两万人聚集在沙皇的冬宫外。在一个教士的带领下，穿着星期日最好服装的工人们来到了这里。他们带着一家老小，唱着圣歌，举着沙皇的肖像。他们来到这里，是想呼吁自己的“小父亲”回应他们的委屈。
一群身穿黑色制服的人站在冬宫前的雪地上。突然，一队哥萨克骑兵冲了过来，挥刀砍向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着，当受惊的人们穿过周围的街区飞跑时，卫兵们射出了一排排轰响的子弹。大约有超过1000人当场被杀：这就是流血的星期日。第二天，圣彼得堡12.5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大屠杀。1905年俄国革命就这样开始。
从那时起，一场规模庞大的群众运动起起落落，其中既有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也包括农民暴动和军人叛乱。当年秋天，随着俄国在远东遭到灾难性的大溃败，革命达到高潮。在那里，沙皇政府为了控制朝鲜和满洲，与日本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从10月中旬到12月初的50天里，这座俄国的首都，事实上已经被圣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一个代表20万工人的民主大会所控制。这个警察国家连续受到了几次狠狠敲打：10月和11月在圣彼得堡发生的大规模罢工，12月初在莫斯科发生的武装叛乱。
但这些运动并没有重大突破，工人们最终精疲力竭地退缩。当权者进行反扑：在一场由秘密警察组织、由政府支持的被称为“黑帮分子”的准军事部队执行的反闪米特人行动中，3500人被杀。圣彼得堡苏维埃被镇压，领导人被逮捕，莫斯科郊区的工人组织被炮击，囚犯们被无情地处决。
从此以后，经过大量减少和广泛分散，被驱逐的革命者小团体讨论出了什么问题。有一个人理解得最好，此人比其他人更能具体表现其生命精神：这就是25岁的犹太知识分子利昂·托洛茨基，这个短命的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实际领导人。
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随后被1917年事件证明是正确的——解决了俄国历史的世纪之谜：为了取得胜利，革命必须采取什么形式？
在整个19世纪，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几乎完全孤立地对抗沙皇——这个中世纪独裁者的专政。他们无休无止地讨论自己的困境，永远在寻求影响群众的方法，但总是不能发现。知识分子自命为“人民的声音”，但他们的声音依旧只是一个空洞的回响。
大多数革命者——民粹派——的憧憬，是期盼一场农民革命去推翻沙皇、地主以及教士，并在革命后建立一个基于乡村、自由农夫和本地生产的乌托邦。一些民粹派“深入民间”，在乡下旅行，并在村庄中鼓动革命。另一些人相信“行动宣传”，希望用备受瞩目的暗杀一类的恐怖行动跳过革命。简而言之，民粹派试图用一份宣言和一枚炸弹打倒沙皇。他们取得的全部成就，只是一个毁灭他们的警察国家。他们希望唤醒的农民大众，依旧待在政治梦乡里。
农业成规和社会隔离塑造了农民生活。一个农民的最大抱负，是解除自己土地的负担，成为一个富裕的独立农夫。像马克思曾经描述的法国农民一样，俄国农民是“一袋马铃薯”：不是一个集体的自身，而是大量的个体，作为一个阶级，被现状或者期望中的小所有权绑在了一起。
农民革命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必要条件。没有它，农村义务兵占压倒多数的军队，将继续忠于沙皇并镇压革命者。但它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农民阶层，一个分散的小所有者的混合体，不能创建他们自己的革命政党和领导集体。他们必须接受来自外部的领导——城市。但哪一类城市阶级能够提供领导层？知识分子缺少社会力量，必须是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
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当时在俄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相信，俄国的落后意味着，唯有资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他们排斥民粹派将现有农民村庄转变成农业公社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乌托邦式空想。孟什维克（既“少数派”，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分裂后，他们一直这样）主张自由派资产阶级将是斗争的先锋队，因此社民党的工作就是支持他们，同时避免任何可能分裂联盟的“过度”或者“极端”行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坚持，俄国资产阶级过小和过弱，过于依赖沙皇和外国资本，而且，作为一个所有者阶级，过于害怕革命巨变的前景，不能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因此，革命虽然就其直接历史结果来讲，必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领导。
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对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描述，被证明是正确的。1905年，在首次开火的枪声中，自由派逃向掩蔽处，留下工人孤独地被射击。
但托洛茨基在1905年事件中看得更深：只有无产阶级有潜力领导这场革命；只有城市中的大规模罢工和武装示威才能引爆农民革命；而且只有这样，军队才会兵变，国家才会解体。但接着，为了完成和巩固民主的胜利，防止反动势力重新部署以镇压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而任何这种国家，都以阶级为基础，只能是一个体现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支持工人控制工厂，农民夺取土地，以及剥夺富人。托洛茨基指出，任何的缺失，都将危害胜利，将财产和权力交到阶级敌人手中，而使革命所依赖的工人和农民丧失信心。
这样，不同于列宁的通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独裁”规划，托洛茨基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独裁”和一次“永久革命”，其中俄国的民主化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动一场斗争。
托洛茨基的规划是一种非凡的幻想。俄国是主要欧洲国家中最落后的一个。在极为广阔的俄国陆地上，城镇很少，交通条件恶劣。1.5亿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其中大部分又因贫瘠的土壤、恶劣的气候以及原始的技术而穷困。大约2500万人是工资劳动者及其家人，但大部分居住于农村。真正的城市无产阶级，由大约350万受雇于工厂和矿山的工人组成。其中只有大约200万，受雇于规模足够大、能符合政府检查的工厂。
但这样小规模的无产阶级，却高度集中并战略性地分布于沙皇俄国经济和政治的心脏地带。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快速工业化锻造出了这个阶级。在一个铁路、榴弹炮和机枪的时代，俄国如果想保持一个强国的地位，就需要煤矿、钢铁厂以及机械工厂去生产它们。这种地缘政治的需要，触发了创建近代工业的国家行为。
在高额税收和外国贷款资助下，以及保护性减税的庇护下，政府投资维待了一个创纪录的8％的年增长率。而新的工业都属于最先进的种类。1000人及以上的巨型企业，在美国只雇佣了18％的工人，但在俄国却高达41%。而且，三分之二的俄国无产阶级，正好集中在三个地区：圣彼得堡、莫斯科和乌克兰。
沙皇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1905年，工人们未能埋葬这头野兽，但1917年将会不同。
奥斯曼帝国与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
革命有传染性。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不例外，它引发了一股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在波斯（1906）、土耳其（1908）、墨西哥（1910）和中国（1911）。在土耳其发生的革命，开启了在未来20年改变中东格局的进程。
1908年，这个地区被奥斯曼帝国控制，其统治范围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岛西部。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由一个讲土耳其语的军阀建立，经过两个世纪的帝国征服之后，在16世纪上半期达到顶点。君士坦丁堡，这个昔日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在1453年被占领。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潮水般穿过巴尔干半岛涌入中欧，最远到达了维也纳城门外，向东到达了里海和波斯湾一带；沿着红海两岸向南扩张，将其变成了奥斯曼湖；它沿着几乎整个北非的范围进行扩张，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成为了帝国的省份。
这个帝国为一个绝对专制的苏丹政权所统治，士兵和官员是其统治工具。其装备有近代火炮和步枪的军队由两类人组成：一是提供有偿服务的职业士兵，二是有义务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自己领地的土地所有者。
奥斯曼的城市社会——地主和农民在乡村，商人和工匠在城镇——出于政治目的，按照人种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被分为不同的“米利特”，并由保守的社区领袖控制。奥斯曼帝国主要的国内事务，是维护内部稳定和征收租税。民间团体为了帝国的利益而存在。经济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受困于坚决捍卫传统权力和特权的军事官僚、封建领主和部落精英。鉴于此，在18世纪，地缘政治优势由停滞不前的奥斯曼帝国转向了其更有活力的欧洲竞争对手那里。
当帝国的中央权力衰落时，其内在的弱点——缺少政治上和民族上的联系——就暴露了出来。19世纪早期，在地方总督控制下的埃及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希腊通过武装暴动赢得了自由。奥斯曼帝国成为了“欧洲病夫”。但是，尽管分裂的威胁与日俱增，奥斯曼统治阶级拒绝改革和近代化。试图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持续努力，进入了一个缓冲区。
在19世纪，拯救奥斯曼帝国的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涌入。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中，英国和法国支持土耳其，将其作为防止俄国向南扩张的堡垒。以后，英法银行家们又向土耳其贷款来资助铁路和军备建设。因此，19世纪晚期的近代化，将奥斯曼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式的依附国。苏丹艾哈迈德二世（1876-1909）把60％的财政收入用于军队和内务，而用30％偿还外国银行汇票家的贷款利息。
1905到1907年间，受到俄国榜样的鼓舞，东土耳其的亚美尼亚附属民为反对新的租税和兵役而发动了暴动。奥斯曼政权无力镇压反叛，取消了租税并实行大赦。但就在这些实施之前，叛乱已经涉及帝国的其他部分。
一个地下反抗者网络，“联合进步委员会”（CUP），形成于在巴尔干地区服役的低级军官之中。这个“青年土耳其运动”的核心地带，位于奥斯曼治下的塞萨洛尼基（今天希腊的萨洛尼卡）。“联合进步委员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中间阶层的聚会，他们因艾哈迈德政权的软弱和腐败而愤怒。它致力于一部自由宪法的颁布，以及实现强国地位的必要的改革和近代化措施。
1908年7月3日，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军官采取了单边措施，颁布了一部革命宣言。他们付诸行动，7月23日，CUP领袖恩韦·帕夏宣布了奥斯曼帝国宪法——已经在1876年批准，但3个月后既被废除——的恢复。这场革命在巴尔干的奥斯曼军队中很快传播开来。在恩韦声明的次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朝廷议会选举。随着其军队的反叛，独裁者已经屈服。
这是一场军事政变，还是一次群众革命？它两者都是。革命由军官领导。这个政权军队的军事纪律是反向操作的：普通士兵并没有兵变，他们仅仅是服从军官的命令，去对抗政府，但士兵们因为拖欠的工资和普遍的腐败而深为不满。这场革命鼓舞了一波罢工潮，在1908年8到11月，就有111起记录，结果是平均工资上涨了15%。革命在乡村也继续进行，在那里是以一场反对税收和强制征兵的农民革命开始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开始，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很快也加入进来。
因此，这是一场由中产阶级军官领导的群众革命。为什么青年土耳其革命要采取这样与众不同的形式？
工业欠发达并依赖外国资本。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异常弱小。在大城镇之外，奥斯曼社会地理分散，社会分裂，文化也多种多样。服务国家的中产阶级，集中在军队官员上，是唯一有凝聚力、有组织，并有愿景领导一场革命的社会团体。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军事国家，因此奥斯曼革命要求有军事领导层，一个衰落中的传统帝国，被现代性的力量所威胁，因此魔术般地变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形式：法国革命（来自底层）和普鲁士革命（来自上层）混血儿。
独裁政权已经瓦解，但独裁者依旧当政。CUP在一场革命的最前面，但却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在1908年7月到1909年4月，奥斯曼帝国被一个不稳定的二元政权所支配，宫廷和军营围绕政治权威卷入了一场扩大了的争斗。
1909年4月中旬，危机被打破。伊斯兰保守主义者在苏丹的缄默支持下，发动大规模示威反对伊斯坦布尔的改革派新政府，而忠于政权的准军事组织在亚达那地区屠杀了1.7万亚美尼亚人。CUP现在出动，去镇压这场事实上的未遂反革命政变。4月22日，来自巴尔干的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并恢复了宪法。一周之后，他们占领了伊尔迪兹宫，并迫使阿卜杜勒·哈米德辞职。
第二次革命事实上将国家权力交到了CUP领导层手中。但奥斯曼土耳其积聚的矛盾，证明是新政权无法解决的。1909-1914年间，将是一个持续政治危机的时期。
革命已经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如果CUP想要建设一个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土耳其自身必须包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而这个辽阔帝国的属民——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亚美尼亚人——的民族愿望，必须被压制。
这场革命将被战争改变。从1911到1923年，土耳其卷入了一连串的战争中，其后果是毁灭了一个旧帝国，并创建了一个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失去了利比亚，在1913年失去了马其顿，严阵以待的CUP领袖们变得日益独裁并严重依赖外国贷款和专业技术来修建铁路和进行军队近代化。在1913年1月的一次军事政变中，宪政政府被推翻，并被一个由三位CUP最高将领组成的独裁政权取代。对德国资本和军事顾问的日益依赖，导致了1914年8月初，与柏林建立了一个秘密军事同盟。
现在，CUP领袖们鼓吹泛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既是对帝国主义境内属民的威胁，这些人中大约有一半是非土耳其人，也是对俄国在中亚利益的威胁，在那里，许多土耳其人生活在沙皇统治下。对少数民族压迫的加深，开始与在高加索的好战联系起来，并将奥斯曼帝国转变成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前哨。
1908到1909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是由一群有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目标的中产阶级军官实施的。工人、农民、士兵和少数民族的群众革命遭到了镇压。因此，当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进入一个近代工业化世界大战的地狱时，前奥斯曼帝国的人民将付出可怕的代价。
1914年：堕入野蛮
1914年7月28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和学生，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继承人弗兰兹·费迪南大公，后者当时正在该市进行国事访问。5个星期之后，奥匈帝国、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宣布参战。在接下来待续4年的工业化屠杀之中，超过1000万人将会失去生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重大事件的发生都有多重原因。更简单地说，所谓的即时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彼此相互影响的矛盾，如同推倒了一副俄罗斯玩偶：军事因素被外交影响，外交被地缘政治影响，地缘政治被经济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学家A.J.P·泰勒可以声称，因为铁路时刻表，世界大战将于1914年七八月间爆发。他当时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交战的大国们相信，战争将是快速和短暂的，这样一来，军队可以通过铁路被动员和部署的速度，决定战争结果；因此，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动员，其他国家也必须这么做。
但这仅仅是最直接至少是最重要的寄存器，危机在其中放出。而当处理复杂问题时，主流历史学家易犯一个普遍错误，是陷入单一的寄存器中。对于铁路时间表的嘲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大战可以被小事件触发。但大战通常有大的原因。“历史的错误造成论”的解释相对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几十年积累起的帝国主义战争。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根本的原因。
尽管欧洲气氛高度紧张，萨拉热窝的暗杀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整体惊慌。它似乎是一桩奥匈帝国的内部事务。奥匈帝国是欧洲心脏地带一个不稳定的王朝帝国，由讲德语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其4900万人口中包括1200万奥地利人，1000万匈牙利人，660万捷克人，500万波兰人，400万乌克兰人，320万克罗地亚人，290万罗马尼亚人，200万斯洛伐克人，200万塞尔维亚人，130万斯洛文尼亚人，以及70万意大利人。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协力控制这个帝国。年老的哈布斯堡独裁者弗朗茨·约瑟夫既是奥地利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
哈布斯堡政权被一个发展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及其属民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风潮所威胁。它以一场镇压与改革的不稳定混合来答复。到了1914年，立宪政府已经失败，而像最高统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这样的鹰派控制了权力。“只有一个侵略性的政策……才能将这个国家从分裂中拯救出来。”他争辩说。反对派被恐吓住了，而国家的权威被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再次断言。
选择的目标是塞尔维亚，一个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为生活在奥地利控制下的塞尔维亚人充当了一座抵抗的指路明灯。1906到1914年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赫岑多夫25次强力要求对塞尔维亚“这条毒蛇”开战。萨拉热窝的暗杀，是哈布斯堡鹰派最重要的机会。
7月23日，奥地利当局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了塞尔维亚人在弗兰兹·费迪南被暗杀中的同谋作用，并威胁，如果他们不能在调查上全力合作，并镇压本土的反奥煽动，就要诉诸战争。对于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满，奥地利7月28日向贝尔格莱德（在多瑙河的另一面）开火。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
塞尔维亚是俄国的一个盟友。俄国和奥地利是巴尔干的地缘政治对手。俄国也处在革命的边缘。在圣彼得堡的维堡地区建起了路障，工人们正和沙皇军队进行一场投掷战。
7月30日沙皇命令其军队动员。正如在维也纳一样，鹰派也控制了圣彼得堡。立场强硬的大臣和将军们主张，为了保卫俄国在巴尔干的利益，战争是必要的；它将带来民族主义的高涨及对革命情绪的打击。
但俄国的动员对德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国家的统一及快速工业化，已经使德国转变成欧洲大陆第一强国。紧张的对手们聚集成了一个敌对联盟：俄国、法国和英国三国协约。给德国只留下了一个主要盟友——奥匈帝国，并且因此要面对一场在两条战线同时对抗优势兵力的可怕前景。
德国的战争计划，是应对这种危险的一份精心构思。施里芬计划（以设计它的参谋长之名命名）设想在调动德军大部向东面对俄国“蒸汽压路机”之前，先在西线发动一场六周的闪电战来打垮法国。速度就是一切。当俄国在7月30日命令军队动员之后，施里芬计划的时钟开始滴答作响。因此，德国政府在8月1日对俄国宣战，并在8月3日对法国宣战。
英国的犹豫只是暂时的。他们担心德国支配欧洲，并且直接威胁大英帝国的安全。危机现在暴露了它的原始结构：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
在19世纪中期，英国这个最初的“世界工厂”是唯一的工业超级大国，生产了全世界50％的棉花，60％的煤，70％的钢。到1914年，英国在这些产业中的份额已经下降到棉花20%，煤20%，而钢只有10%。作为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都超越了英国。英国依旧维持着最大的帝国。其顶峰在20世纪初期，当时英国对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和四分之一的人口拥有主权。但是，维持全球霸权所需要的工业力量正在减弱。
同时，帝国主义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在每个部门，国民经济日益被为数很少的垄断公司巨头所控制。这些公司正忙着不间断地寻找原材料和新兴市场，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与外国竞争对手产生矛盾。因此，民族国家之间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与资本集团间的经济竞争融合在了一起。列强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刺激他们从事一场军备竞赛。
因此，在战争前夕，欧洲是一片以空前规模征召军队的大陆。食品、服装、武器、装备和弹药等工业化物资，意味着大约600万欧洲活跃的野战军，可以立即开赴前线。而在他们后面，还召集了大约1300万储备兵员。
在1906到1912年间，德国继续追求“世界政策”（全世界的政策）。这是上升中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反对已经建成的英法两大殖民帝国的一项声明。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与英国的一场海军军备竞赛。德国世界政策挑战了英国政治家的两大原则：在欧洲大陆维待一种权力平衡的需要；以及防止海峡[3]港口落入一个敌对势力 之手的需要。所有的原则，都植根于英国的岛屿位置、商业利益和传统的制海霸权。
英国及其大洋航线被一支庞大的海军很好地保护着。一个分裂的欧洲，使英国统治阶级自由地开发它的帝国并从海外贸易中获利。一个在单一强权，特别是一个控制了海峡港口的大国支配下联合起来的欧洲，就是一种威胁。在这方面显示了海军军备竞赛的重要性。为了保待对德国的领先，英国将其舰队由1899年的29艘战列舰增加到1914年的49艘。它还从“光荣孤立”中走了出来，与法国和俄国结成了一个联盟。
这就对德国施加了一项无法支撑的军事负担。在英国舰队扩张的同时，法国和俄国军队陆军也一直在扩张。德国是一个大陆强国，两侧都有敌人。因此，它被迫放弃了海军军备竞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陆军扩张。德国不可能同时在欧洲防御自己及在海上挑战英国。
但1912年末，德国领导人确信，他们正在输掉欧洲军备竞赛，而武装力量的平衡正在向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倾斜。他们开始青眯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越早越好。德国军队领袖赫尔穆特·冯·毛奇认为，“一场民族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民族国家的敌对联盟之间的军事竞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些民族国家代表了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资本集团的利益。
资本的集中和集合——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明显加速——已经创造了一个全球企业竞争的世界。工业化的传播同样创造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新中心。欧洲大国之间的传统冲突从而被竞争性资本积累重新配置并重新激励。这些就是反映在军备竞赛、结盟和战争计划中的更深矛盾，它们给战争的倒计时做上了记号。这些是被7月-8月危机触发的潜在紧张关系。
但工业化帝国主义不仅导致了将欧洲投入战争的冲突，它同样创造了大规模破坏的手段，将使这场战争成为历史上最恐怖的一次。1914年，资本主义将人类倒推进一个野蛮的深渊。
当它最终发生的时候，尽管令人震惊，其中大量事情已经被许多左派预计到。没有人为此作准备，其原因是各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对于好战思维的积极纵容。
改革，还是革命
1914年8月4日，欧洲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与其他党派一致投票支待开战。这样一来，社民党就对一个将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战争给予了支持。这个决定让欧洲左派都目瞪口呆。在俄国革命家尼古拉·布哈林眼中，它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德国社民党的招安，“托落茨基说，“给我的震惊甚至超过了（一战的）宣战。”列宁起初在读到相关新闻时，甚至认为报纸是伪造的。
德国工人阶级的行动被镇压了。“一切似乎都走向崩溃。”一个年轻的社民党活动家托尼·山德写道。她发现自己坐在一列火车上，车厢里装满了开往前线的士兵。他们大多数已经结婚，表情冷酷，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热情。仅仅数天前，7月28日，柏林的街头就出现了10万名反战示威者。在德国全境，在开战前的最后几天里，在持续4天的大规模群众抗议中，有75万人参加了多达288起反战示威。自从1911年以来，群众运动一直在增加，但社会民主党却挡在了队伍前面。8月4日，这个党的投票彻底毁掉了示威运动，并把德国工人阶级交到了容克当局手中，听任战争机器的摆布。
在欧洲，德国模式得到了复制：在一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政党放弃国际主义去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
1914年的欧洲孕育着两种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或者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站在数千万组织起来的有战斗精神的工人前面，选择第一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就永远不会发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所有呼吁国际团结和反对战争的讲话和决议，事实证明不过是吹牛皮？事实上，回顾20世纪，为什么社会主义领导人会一再出卖他们的工人阶级支持者的利益，而去服从资本主义的指示？
欧洲资本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爆发式增长，到1914年制造了上千万工业无产阶级。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大规模罢工将工人阶级锻造成一支有战斗力的群众运动组织。这也相应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创造了一个普选的基础。在1912年，社民党拥有900万党员和90份日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它管理着一个妇女分部，一个青年分部，多家工会组织，以及难以统计的运动俱乐部和文化协会。
在那一年，社民党取得了一次戏剧性的选举突破，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以及110个席位，成为德国议会第一大党。但其从一个曾被禁止的小规模少数派组织，发展成为一台大规模的选举机器，同时也改变了该党的社会和政治特征。
这反映在“修正主义”——或者随后将会被称作“改良主义”——的崛起上面，其主要倡导者是爱德华多·伯恩斯坦（1850-1932）。他声称资本主义已经变得缺少危机倾向，繁荣正在稳固增长，所以，从现在开始，工人阶级的处境最好应该通过渐进的改良来改善。伯恩斯坦力图将社民党重新定义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政党，而非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
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支配社民党，但他将其急剧地拉向右翼。卡尔·考茨基（1854-1938）更能代表大多数。他是一个中立派而非修正主义者。他继续相信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暴力性，也相信社会主义是合理及必须的。但他同样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个体系充斥着矛盾，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它最终也将自动崩溃。因此，考茨基在理论上是个革命者，而在实践中是个改良主义者。这使他能够消除伯恩斯坦彻底的改良主义与罗莎·卢森堡这样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政纲之间的隔阂。不过，所有三种倾向，依旧都停留在社民党内部，而不是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政党。
改良主义既反映了一个阶级的有限意识，也反映了一个社会集团的实际物质利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多数工人都有“混合意识”。这是由三个因素的综合而出现的。首先，因为这个体系基于剥削、压迫和暴力，在它的受害者那里，会引起憎恨与抵制。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的地方病。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是统治阶级所持有的，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工人至少会接受其中部分主张。巩固这些观念的是第三个因素，工人经常缺乏斗争信心，因为阶级力量的平衡似乎对他们不利，这是个事实。
列宁区分了“工会意识”和“革命意识”。前者是大多数工人在大多数时间的态度；他们不喜欢这个体系的一些方面，因此有时会为某些专项改革而斗争，但他们没有决心去从事一场全力以赴推翻它的斗争。改良主义是工会意识的政治形态。它表现了在这个体系内，工人对政治变化的有限渴望。它并不反映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的利益。后者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一个基于民主、集体所有制和人类需要的体系来代替它。
然而，改良主义反映的是工人阶级运动内部一个独特社会阶层的利益：工业领袖、社会主义政治家，以及他们各自的，由全职官员、研究人员及幕僚组成的官僚系统。
劳工官僚的政治角色是在工作场所谈判剥削的条款，或者在国会中确保社会改革。在履行这些角色时，他们与统治阶级的代表一起工作。他们所做的，是在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一个调停角色。与普通工人的社会地位相比，劳工官僚是享有特权的：工会官员和政治家享有更高的薪水，更有价值的工作，以及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和保守的环境中。劳工官僚具体表达了工人正常的、日常的改良主义意识：左派的最小公分母。
改良主义意识中包括了民族主义。如果目标是在这个体系内赢得改革，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就成为政治行动的框架，而不是革命要推翻的一个目标。这种“民族利益”于是就对可能进行的改革施加了限制。
1914年之前，所有一切都不清楚。罗莎·卢森堡站在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最前线。在捍卫革命社会主义传统、反对社民党领袖增长中的官僚主义保守性中，她扮演了核心角色。特别是两本小册子——《改革，还是革命》（1899）和《总罢工》（1906），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的地标。但即使是卢森堡，也未能想到1914年8月4日的背叛——这是一起彻底打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革命终结，首先是1917年在俄国，接着是1918年在德国。当这些革命发生时，“社会主义”部长们将站在革命工人设置的街垒的对立面上。他们首先引导工人进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大屠杀之中，接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他们交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手中。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刻，改良主义的历史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一排排穿着蓝色上衣和红色长裤的法国步兵，发射机枪和近代火炮。在屈屈一个月里，法国损失了其四分之一的军人。
三年之后，战争的外观永久地改变了。战役持续数月。它们延续了数十平方公里。地势被摧残成一个由碎石、树桩、弹痕、棘铁丝以及尸体组成的荒地。在大部分时间里，看不到一个人影。军队依然待在由战壕和地道组成的地下综合设施中。当进攻时，他们向前葡匐爬行，最大限度地利用掩蔽物。
伤亡依旧十分惊人。在凡尔登战役（1916年2-10月）中，大约有100万人死亡或者受伤。另一个造成百万人伤亡的是索姆河战役（1916年6-11月），在每次战役中，获胜方只取得了几公里的地盘。任何战役都没有打破僵局。战争依旧和以前一样持续着。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超过100万人非死既伤。1917年7-11月，这里的雨下个不停，把战场变成了泥潭。数以千计的伤兵因为摔倒而淹死。战线依旧只向前推进了区区几公里，战事依然胶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员死亡、环境破坏和财富浪费。工业社会通过大规模生产来满足居民需要的能力已经转向了它的对立面：工业化屠杀。这场战争是国家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竞争的极端体现。参战集团的全部工业产能都在建立、培训和保持大规模军事力量方面。其结果是陷入僵局。
大规模征兵曾创造了百万级别的军队。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普鲁士参战人数达到了6万人，在1870年的色当战役中，其数字为20万。而在1914年，西线的德国军人达到了150万。规模生产供应了枪支、弹药及装备，以维持如此庞大兵员的战斗力。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国有156门大炮，它们总计发射了区区几千发。而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投入了1400门重炮，在短短数天内，它们几乎发射了200万炮弹。
近代火力创造了一起顽固的“钢风暴”以及一个“空战场”。男人们从一个弹坑爬行到另一个弹坑，在被炮火击中的建筑碎石下避难，或者将隧道一直修到地面。僵局和消耗塑造了整个冲突。工业产出是决定性的：需求总是更多的枪炮，更多的炮弹，更多的炸药。在战时工业中，数百万工人被动员。后方成为轰炸和封锁的目标。
一战的战壕，已经成为了屠杀的象征。但不是它们导致的它；事实上，在火力支配的战场上，它们提供了免受“钢风暴”伤害的保护。
僵局只是故事的一半。工业化军国主义同样制造了越来越多致命的破坏手段。当相互竞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提高本国的杀人能力而竞争时，一场技术层面的军备竞赛就启动了。1914年有数万门火炮，1918年则有了数辆坦克。1914年8月英国在整个西线只有30架飞机，到了1918年8月，他们在一次战役中就部署了800架。
因此战争的特性必然会改变。1914年八九月间的运动战，转变成11月和12月的战壕僵持战。在1915年内，试图通过在无人区发动迎面进攻来打破僵局的尝试，以血淋淋的退缩告终。政治家和将军们总结说，他们需要更多的男人和军需品。正是在战争的第三阶段，1916和1917年，在凡尔登、索姆河及帕斯尚尔，发动了这种残忍的、持续数月的攻势。它们是大规模征兵和大批量生产军备的苦果，而后者是由充分动员和全面战争经济导致的。
堑壕战在前线所有地方流行。西线的经历可以在东线、在巴尔干，以及在中东发现。在扩展的东线，战线通常较弱而且更容易被突破。但长距离贫乏的交通线使军队的获胜放慢速度，并使得失败一方，可以在后方更远处建立新的战线。
僵局最终被一场基于“火与运动”的新步兵战术，与大规模的坦克和空军的革命性联合作用而打破。但这并不能使屠杀结束。事实证明，新的运动战远比堑壕战僵局残忍。“屠夫的清单”的大小，并不决定于战争的本性。它决定于其规模。它是一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品。
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第一，当强权的工业扩张和竞争时，它们被帝国主义竞争所分裂；第二，当强权冲突时，这些同样的工业会大批量生产破坏手段。这就是二战将比一战更长更血腥的一个原因。它持续了6年并杀死了6000万人，相比之下，一战持续4年，死亡1000万。20年后，全球工业产能更加庞大。今天的一场世界大战，将极有可能造成远为更多的伤害。
社会被现代工业化战争固有的屠杀和贫困所分裂。为了维护对战争的支持，统治阶级谴责“敌人”并中伤“叛徒”和“间谍”。有时，这转化成灭绝种族的种族主义。在1915年间，奥斯曼土耳其在一场国内的“反恐战争”中，杀害了150万亚美尼亚人。他们用枪、棒和疏忽杀人。一代人之后，甚至种族灭绝都将工业化：在特意修建的灭绝工厂中，纳粹谋杀了600万犹太人和600万其他种族。
对统治阶级来说，危险是士兵和工人将用暴动反对一场蓄意谋杀式的消耗战。没有继续一场老板们为帝国和利润进行的战争，他们会将阶级利益置于民族仇恨之上，并与“敌国”的士兵和工人，实现一个共同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被这样一场来自底层的革命所终结。从1917年开始，一波抗议和革命的高潮席卷欧洲。俄国首先退出了战争，关闭了东线。接着德国在西线结束了战争。随后，在几年之内，革命有全球化的危险。对于战争的普遍厌恶几乎打倒了每个地方的统治阶级。资本主义的幸存只在咫尺之间。我们现在转向这个世界革命的海啸之中。
[1] 南京条约开放的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五个港口。
[2]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是地主武装。新式军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是主力。
[3] 指英吉利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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