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四、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格鲁吉亚人 在一九二Ｏ——一九二一年间，六个民族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规定得很清楚的，而是由俄罗斯联邦与其它五个共和国之间所订立的双边协定来调节的。通过这些条约在经济、防御和对外政策方面建立合作关系。每一个共和国的政府都有一套与俄罗斯政府平行的结构。在实践中由每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来保证国家的集中方向，各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指导地方政府，但同时又通过党的内部纪律而服从于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团结和保证苏维埃政权安全的第二个因素是军队的中央化，尽管各共和国绝对有权持有单独的军事组织。 在这里我们所特别关心的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直到一九二Ｏ年才成立苏维埃——在格鲁吉亚则直到一九二一年初才建立起来——在那时它们才由红军解放出来，这是靠着地方共产党人和在这些国家工业中心占优势的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实现的。在国内战争时期，奥尔忠尼启泽是高加索前线的军政领袖。正是他代表苏维埃政权指挥了征服高加索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战后他留在那里代表莫斯科成为党在这个地区的高加索局的首脑。一九二一年，由于提高效率的缘故，列宁要求高加索局着手三个共和国的经济统一工作，特别是在交通、邮政和对外贸易方面，把它们组成一个泛高加索联盟；党的地区领导机关更名为南高加索委员会。奥尔忠尼启泽热诚地投身于这项事业，运用他在国内战争及其以后所获得的一切经验和学到的某些方法。尽管他本身是一位格鲁吉亚人，他还是出面抵制来自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方面的反对，后者虽然同意与俄国和苏维埃政体联结起来，但却关心要保持民族独立的特征。 格鲁吉亚共产党人急于要在高加索获得普遍支持，因为在那里民族感和民族主义感特别根深蒂固，并且由于最近以来在孟什维克政府领导下谋取独立的经验——这次独立刚刚被武力所粉碎——而重新唤醒起来。因而他们比党内其它任何民族集团更加强烈地强调在苏维埃体制的框架内独立的原则。此外，格鲁吉亚人反对奥尔忠尼启泽的情况由于他不尊重地方领袖的意见的那种总督作风而更见加剧起来。到一九二一年底，反对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列宁认为计划虽然还不成熟但首先必须在居民当中着手策划一个宣传运动。[57]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受到斯大林的极力支持，他自从出任总书记职务以来政治势力日扩增——和格鲁吉亚人中央委员之间的冲突加剧起来，因为后者也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即一位杰出的中央委员马哈拉泽，直到最近以来他都偏袒南高加索委员会。马哈拉泽以他的国际主义精神而著称，这使得他在过去反对列宁所特别热衷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人们不能随便责怪他具有“民族主义倾向”，而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总是用以指责格鲁吉亚人。 格鲁吉亚人竭尽一切努力来破坏奥尔忠尼启泽所执行的对三个共和国实行经济统一的各项措施。他们在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前缘布置军事边防，要求居留权等等。[58]在奥尔忠尼启泽一边正在准备重新进攻的时候，格鲁吉亚人通过了庄严的决议，首先是由他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然后由格鲁吉亚共和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坚持他们的民族独立不可侵犯，这些决议的反联邦政策的性质是十分明显的。虽然如此，但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奥尔忠尼启泽无视格鲁吉亚人的反对意见并依靠比较驯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袖，宣而一个联邦宪法计划，在这里允许保证各共和国的主权而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以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为一方，以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为另一方，双方的紧张关系更见升级。莫斯科的代表们在他们的讲话中宣称，应该“使用烙铁”把格鲁吉亚中央委员的民族主义倾向烫平。[59] 整个一九二二年中，这种顽强的重大斗争持续不已，而其反响往往波及莫斯科。这是在共和国相互关系的艰巨体制建立以来所发生的最严重事件，但并不是唯一事件，而在这个时候苏维埃国家正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示其地位。其结果是领导人需要出来澄清国家民族政策的整个体系。一九二二年八月十日，政治局出面会同组织局成立一个委员会，为下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制订一个计划，以调整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列宁正在生病并且越来越不能理事。一些领导人显然都有些迫不及待之势，也许他们对的要达在的结论，业已有了明显的想法，因为在政治局作出决定的第二天这个委员会就成立了。委员会的成员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有：斯大林、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泽、拉柯夫斯基索、索柯里尼柯夫，也许还有莫洛托夫（有一次会议是由他主持的），他们作为俄国政府的代表；代表其他各共和国的有：阿加马利-奥格雷（阿塞拜疆）、米雅斯尼柯夫（亚美尼亚）、穆迪瓦尼（格鲁吉亚）、彼得罗夫斯基（乌克兰）和切尔维雅科夫（白俄罗斯）。[60] 委员会主席当然是斯大林，因为他身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他还继续留任了大约一年。他站在总书记这个实力地位，现在是能够影响由政治局建立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事实上，人们可以看出，这个特别委员会里由他的政治同盟者占统治地位，而斯大林本人起草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独立的共利和国之间相互关系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这个被称为“自治化计划”的决议使得这些“独立共和国”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这个计划也促进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人民委员会此后将要建立所有共和国全体的政府。[61] 斯大林的计划文本被送交各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批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因为这两个委员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中，但在别处却遭到拒绝。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答复说，他们宁愿选择以双边条约为基础的现在关系体制。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乌克兰没有表示确定的态度，但我们对其原因尚不清楚。[62]格鲁吉亚人的答复则是断然的：他们反对这个计划。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于九月十五日召集会议，决定说：“认为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建议的各独立共和国以自治形式进行联合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加强经济力量的联合和总政策的统一是必要的，但要保存独立的一切特征。”[63]这个决议以一票反对而通过，它激起了奥尔忠尼启泽和他的南高加索委员会的迅速反应，后者通过了批准斯大林计划的决议，而且更有其甚者，它还运用其党组织上下级关系的权势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必须服从斯大林的命令而不要同莫斯科公开搞分歧。[64]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他们再一次在格鲁吉亚人面前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这已经不是第—次这样做了：当莫斯科决定侵入格鲁吉亚而把孟什维克政府撇在一边并不照会本地共产党人的时候，正是这种情况。现在，甚至可以说在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被提出讨论之前，斯大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发出一封电报给穆迪瓦尼，要求以后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级政府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各个共和国都必须执行。这样一种新搞法当然会使得格鲁吉亚人对整个计划更加无比坚决反对。 莫斯科一旦收集到各个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反映之后，这个委员会于九月二十四和二十五日重行召开。斯大林的计划差不多为全体一致通过采纳。只有一票弃权的，那就是格鲁吉亚代表穆迪瓦尼。在逐段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给轮流主持会议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多少麻烦。只有在讨论第二条的时候，这里规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将成为所有各共和国的政府，这就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乌克兰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弃权，穆迪瓦尼投反对票。事实上这个成就比实际情况更为明确，在审议次要问题时代表们的真正感受变得更清楚了。因为可能是没有人想在一般原则性危险场合违背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代表。但是当彼得罗夫斯基建议这个计划还要提交各共和国党的地方委员会即各个省委再次讨沦的时候，他的修订意见在九票当中得到了四票，他的修订案不难看出其真实意图是要搁置起来也许还要推翻原计划。在赞成票中包括有一位莫斯科的“无条件追随者”阿加马利—奥格雷，现在他也站到穆迪瓦尼一边来了，另外还有彼得罗夫斯基和切尔维雅科夫。这说明各共和国对自治化的反对实际上是多么广泛。在六票当中至少有四票不同程度地反对它。在彼得罗夫斯基的意图被否决之后，他要求在会议记录上说明乌克兰对这个计划整个说来并没有明白表态。乌克兰人的策略是越来越清楚了：他们还不敢或者不愿正面攻击斯大林的草案文本。也许他们还想摸摸底，要想弄清楚列宁的立场以及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根据历史学家里查德·派普斯的说法，十月三日，即委员会召集会议的几天之后，他们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仍旧维持现状，即维持根据伏龙芝委员会的建议规定的他们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处于恢复健康时期的列于，对这个问题表示异常关怀，他向斯大林听取有关委员会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他于九月二十五日收到了这个汇报，斯大林把全份卷宗都送给他。列宁毫不迟疑地作出反应。第二天他就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助手加米涅夫写了一信，而不是直接写给斯大林，他提请加米涅夫注意事件的重要性，并要求他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列宁并不是对实际事件本身感到震惊，也不是对执行计划所使用的手段感到不满。格鲁吉亚事件并没有使他那么感到关切，虽然他经常会晤事件的所有主人公，他的印象主要还是倾向于相信从他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和从斯大林那里送来的消息。对此，在下一个月就出现了进一步的证据。在这封信里，列宁说穆迪瓦尼是“有搞‘独立活动’嫌疑”的分子，这就是—个具有贬意的民族主义分子，但是他并没有正式重复这种指责，而另—方面他认为“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65]因此，列宁是基于原则的理由而不是根据事实才拒绝自治化计划并建议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的。他说，“我们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为了保证这种平等，他从斯大林的计划中把有关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段文字删掉，并建议改成这样的提法：“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组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俄罗斯政府并不成为联盟的政府。列宁建议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和一个新的联邦人民委员会，俄罗斯政府本身也将纳入这个组织的管辖范围之内。由此而制订出一个计划，不久就被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发出写给加米涅夫的信——这封信必然在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中间传阅过——后，列宁从他在哥尔克的乡间住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九月二十九日他接见了奥尔忠尼启泽，第二天他又会晤了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成员奥库扎瓦、杜姆巴泽和米纳泽，他们是由格鲁亚人派来莫斯科以反对斯大林的。列宁可能使他们大失所望，但列宁至少还是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行为却象是一个十分迫不及待的人。由于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决心要造成既成事实，他不待听取列宁的意见就同所有中央委员们就他的委员们的工作结果交换意见，把这作为定于十月六日召开的下次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材料。列宁的信里包括有建立一个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计划。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老头子”对民族事务委员斯大林业已获得稳定声誉的职权范围进行干预的一个毫无价值的文件。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已经肯定事情正在毫无阻碍地顺利进展中，虽然有格鲁吉亚的捣乱分子进行的眼光短浅的活动。斯大林虽然感到激忿，但并未为列宁的干预而受窘，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可能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列宁的备忘录交换了两个简短的便条。 加米涅夫的便条是这样的：“伊里奇已经下定决心为维护独立而战斗。” 斯大林回答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决地对付列宁。”[66] 这是与斯大林过去的一贯谨慎作风有点不大相同的。在九月二十七日，他又把列宁的备忘录原文送给政治局委员会交换意见，并附有自己的一封信，毫不掩饰他的意见，并公开指责人民委员会首脑的“民族自由主义”和他鼓励分裂主义分子。下面是这封信的摘记，其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段话： “第二条。列宁对这一条的修改意见，他建议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再建立—个联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据我看来，不能采纳这个意见。在莫斯科要有两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之一显然代表“下院’，而另—个则代表‘上院’，这除了给我们带来冲突和争辩将一事无成……”
斯大林对列宁的论点逐条进行批驳，往往有些流入打笔墨官司和蛊惑宣传。对列宁温和地指责斯大林有点操之过急的话现在马上又回敬到他头上，并且斯大林除了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之外还另外就一般原则问题对他展开攻击。但是他并不止于此，估计到列宁会进行反攻，他宣布列宁犯有轻率的集中主义的过失，而这却恰恰是同所谓“民族自由主义”相反的。在斯大林的这封信中包括了他的全部意思。人们可以看出他的论战方法，对他说来策略要比其他一切考虑因素更为重要。因此他并不考虑到有朝一日他还需要再为他曾经如此尖锐表达过的意见进行辩护。在认识到他自己在中央委员会将处于少数地位的时候，他就会全线进行让步，并把他的自治化计划改为联盟计划以配合列宁的订正意见。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和米雅斯尼柯夫签署的新的条文分发给中央委员会的各位委员，而丝毫没有提到这次新草案同过去的计划有什么差别。《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四十五卷的编者说明对于这些差别也“闭口不谈”。新的计划草案的前言部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组织局的这个决议仅仅“在措词上作了某些变动，使它更为确切”，因而它“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68]“第四条。据我看来，在第四条的主题上，列宁同志自己倒有点‘过急’了，他要求把财政、粮食供应、劳动和国民经济各人民委员部同联邦的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毫无疑问，这种‘性急’恐怕将会有损于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而给‘鼓吹独立者火上添油’。 “第五条。列宁同志对第五条的修订意见据我看来是多余的。”[67] 我们不知道列宁究竟有没有看到过斯大林的那封信或者由总书记修订的这个计划的导言部分。他没有参加十月六日为批准新草案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非常奇怪的是，在开会的那一天，完全出于我们弄不清的原因，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加米涅夫，经过十五年之后这个文件才公布出来。列宁用不能算是幽默的语调写道： 由于列宁的威信，这个观点被人家接受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一致采纳了这个计划，并指定由一个委员会担任起草更加详尽的草案全文以便提交下次会议。穆迪瓦尼并不反对这个草案，但是他要求格鲁吉亚也象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那样作为联盟的单独成员，而不是作为南高加索联盟的一部分，后面这个意见是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所主张的。事实上，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是在纠缠个人的恩怨私仇，这是他们自己纠缠不清的。在这两个格鲁吉亚人看来在这个问题上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而别的格鲁吉亚人是错误的，列宁对这一特殊之点保持缄默只能鼓励了他们。格鲁吉来人再一次向莫斯科抗议反对泛高加索联盟，结果只是得到斯大林的粗暴答复，指出中央委员会一致驳回他们的抗议。[70]这样一来掀起了新的更加强烈的抗议浪潮，有时是秘密的，有时在公开集会上出现。在这些场合，格鲁吉亚人不断地要求和重申他们的独立立场。 奥尔忠尼启泽现在开始采用更加强硬的方法。由于有莫斯科书记处的支持，他向来就是依靠这个靠山的。他命令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者离开他们本土，并采取组织纪律措施召他们来莫斯科听候中央委员会处理。[71]当他们从首都回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仍旧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应付事态的发展——格鲁吉亚共和国所选派的这三位代表提出他们的报告，说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它决定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加入联盟。与此同时，马哈拉泽和秦查泽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布哈林和加米涅夫，指望通过这种方式避开斯大林的行动。他们不久才醒悟过来，原来布哈林利加米涅夫都支持书记处。他们又受到新的指责，说他们犯有民族主义的错误，并严责他们应当服从党的纪律。另外还有一桩更加令人失望的事在等待着格鲁吉亚人。当布哈林把他们的诉怨汇报给列宁时，列宁并未看出他的“联邦主义”原则中间存在的矛盾——即他决心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对待格鲁吉亚的政策实践之间的矛盾，而立即用一种冷酷甚至激怒的态度发出一封复电： “1922年10月21日
列宁肯定完全了解他对这个事件的指示所具有的价值，他把这桩对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的指控交到……斯大林的手中！梯弗利斯 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秦查泽 和卡夫塔拉泽抄送中央委员奥尔忠尼启泽和南 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奥拉赫拉什维利 由秦查泽等人签发的直通电话记录不知为什么是布哈林，而不是中央某书记转给我的，电话的口气不礼貌，这使我感到惊奇。我本来就确信，在我的间接参加和穆迪瓦尼的直接参加下中央全会作出的几个决议已解决了所有分歧。因此我坚决谴责对奥尔忠尼启泽的谩骂，坚决主张把你们的冲突以礼貌的、正当的口气交俄共中央书记处解决，而且已经把你们的直通电话记录转给书记处了。 列宁”[72] 他们的耐心是有止境的，对不能从莫斯科获得公正处理而感失望以及对奥尔忠尼启泽所发布的“放逐令”感到激怒，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们作出了一个不平凡的表态：十月二十二日他们集体辞职。[73]这却无疑是奥尔忠尼启泽所指望的。他的南高加索委员会立即指派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一些不够格但却忠驯的青年人，他们会连眼皮也不眨地接受联邦计划。莫斯科的书记处匆匆忙忙接受了前中央委员们的辞职和批准了新的任命。但是这个脓肿并没有排干。老中央委员们并不就此停止斗争。领导人的更换只是使奥尔忠尼启泽在他的本土更加不得人心。这种情况大大激怒了奥尔忠尼启泽，特别在实施联邦计划的具体措施方面进展得不如他所愿望的那样快，因为格鲁吉亚独立的战士们对之实行怠工。针对着莫斯科的意外事件、阴谋和控诉纷至沓来。 有一次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奥尔尼启泽失掉理智动手打了另一位党员，一个穆迪瓦尼的支持者。这次意外事件发生在奥尔忠尼启泽办公处的私人会晤的场合。担任列宁的副职和政治局委员的李可夫当时在场。[74]这个暴躁的“谢尔哥”（奥尔忠尼启泽）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这次对由马哈拉泽签署的要求重新进行调查的抗议书，莫斯科却再也无法置之不理。[75]《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坚持说他们维护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执行的路线“原则上是正确的”，并攻击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根本错误的立场”，在编者注中把这些人称之为“穆迪瓦尼集团”。虽然如此，编者们还是列举了奥尔忠尼启泽所犯的错误：他“在执行民族政策上没有始终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和谨慎，采取某些措施时犯了命令主义和急性病，没有始终尊重格鲁吉亚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和权利。此外他又显示出在对待穆迪瓦尼集团的关系上缺乏自制力。”[76] 在这个时候，列宁才开始对情况有些焦虑了。他接到一位老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奥库扎瓦的来信，指控奥尔忠尼启泽是在威胁格鲁吉亚共产党人时，这才立即警惕起来。[77]当政治局要他投票表决书记处派往格鲁吉亚负责调查党内争端问题的委员会成员名单时，列宁宁可弃权，正如我们在《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上所读到的那样。[78]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想使用这种办法以表示对这个委员会的大公无私性的怀疑，因为名单中有三个人——捷尔任斯基、洛佐夫斯基和米茨凯维奇—卡普苏卡斯——是由斯大林提出的。但是至少已经清楚地看得出来，他对这批第一手汇报情况的人已有所怀疑，因此他想寻求其他汇报情况的来源，以便据此作出判断。可能由于列宁业已把李可夫派到格鲁吉亚去了或者由于别的什么原因，于是便指派了李可夫。无论如何，李可夫必然也对这个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向列宁就此提出建议。列宁对等待调查委员会和李可夫的归来越来越迫不及待，《列宁的值班秘书的日志》忠实地记述了列宁不断询问他们的旅程。 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一般说明。这里不仅仅显示出执行一项政策时在原则和目的方面以及在执行方法的方面两者之间的简单和不可避免的分歧，而整个说来，这些方法现在表现出在某些领导人的头脑里不自觉地发生的客观的变化：也就是说国家的集权主义被提到最高原则。奥尔叫尼启泽的所作所为俨然是一位总督，他藐视一切法律规章制度，使用粗暴的强力反对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事实上他的对待一切事物，包括在党内他的对手，而且往往连斯大林主义者本身，也莫名其妙地按照这个要不得的术语“命令主义”办事。这些搞法已经根深蒂固变成一种制度，其基本道理并不导源于十月革命的气质。列宁主张在处理困难的民族问题上首先应该谨慎小心，周到而灵活，只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采用专断独裁的手段。他不得不任命一批能够克服反对意见的领导人，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是他本人把奥尔忠尼启泽作为一个征服者派到高加索去的。在参与国内战争及紧接着在其后的斗争中的一些代表、政委、司令员和地区书记当中，一般由两种类型的人组成党的领导。其中一类是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他们对理论要求较为敏感并深深依恋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之后才参加到党内来的，特别是在移居欧洲的长期过程中。另一方面，第二个集团主要是些实干家、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更加关怀日常现实问题；在能力和训练方面他们都算不上内行；他们一般都是以前地下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没有移民们的那种经验。 这两类人在革命、国内战争和在实现列宁的理想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为这些理论家们所未曾预料的比较悲剧性和痛苦的结果，不久便出现了实干家一类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他们当中包括奥尔忠尼启泽、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或斯大林，而压倒了象拉柯夫斯基、克列斯廷斯基、谢烈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马哈拉泽和托洛茨基。俄国现实的可怕逻辑使一些人遭致悲惨的后果，而使另一些人长期实行统治——但在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也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间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伊萨克·多伊彻对一些留恋于梦想的布尔什维克和那些热衷权势者中间作了区分。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深的窘境，而这两类人中间的分裂也变得越来越清楚了。[79] 列宁本人的个性恰恰是成功地把这两种性格综合在一起。他能够把一种理想主义者忠于学说的原则同实用主义联系起来，实用主义使他不至沦为乌托邦和对学说的顽固不化的保守态度。正是这一点既使他获得力量，也构成他的弱点。这也是他绞尽脑汁劳累不堪的缘故，使得他一方面与托洛茨基共事而同时又高度重用斯大林。斯大林的步步高升是在国内战争时期和在列宁患病期间形成的。尽管有这种情况，但事实上国内大家还不大知道他——而托落茨基则享有盛誉——，斯大林已经变成列宁之下的第一位首领，列宁是这样看待他的。在九月二十六日列宁写给加米涅夫的《关于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信中，特别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在这封信里列宁自庆他在决议草案的某一条上从斯大林那里赢得了一个让步。仔细研究“遗嘱”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在一九二二年一年间，列宁经常会见斯大林并在每一个场合都同他作长谈。他对斯大林的信任可从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在格鲁吉亚争端事件中，整整一年他都支持斯大林反对穆迪瓦尼集团，虽然他又亲自同他们的代表打交道。但是在两人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显示出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斯大林采取的是一种简单的、急于求成的解决办法，这样就会带来和加强实权机构。实际上看来，难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不就是其他共和国的政府吗？确实，它将正式成为全联盟的政府。这是怎么回事呢？从斯大林的计划第六条可以找到答案：“本决定如经俄共中央赞同，不予公布，而作为通令转发给各民族的党中央，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前，先通过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在苏维埃全俄代表大会召开时，再作为这些共和国的愿望予以公布。”[80]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用“通令”的形式，即通过一纸命令，把它的决定强加给民族中央委员会，要是后者不执行的话就要受到纪律措施的制裁，于是中央委员会的愿望后来就庄重地被宣布为各共和国的愿望，斯大林的计划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把一个事实的情况变成一种法律的情况。另一方面，列宁则不单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考虑行政效率，而是在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运用他多年来阐发的一些原则。在他的这封信中，他说——对于他的真心诚意勿庸怀疑——，他不愿破坏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而要在宪法的体制内创立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联盟”。 当然，列宁也关怀效率，而使用的解决办法还必须巩固国家，但是在他看来少数民族的整个问题只能慢慢解决而不能强力压制。国际主义不能作为集权主义的牺牲品；同时还必须反对作为沙皇国家特征的强力压制的传统。由于不断在头脑中保持这种决心，列宁的联盟计划表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则，在这个计划里要考虑到联盟的联邦性质，这些原则就是保持各共和国的权利、独立和它们的各自民族感情。他所建议的体制是要保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施展其侵犯的权力。为了在苏维埃条件下能够实现这个计划，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持有这种愿望、信念和权力，使其肯定不致让建议的体制和持证在事实上成为一纸空文，不管从相反的方面带来多大压力。同时有必要使各共和国首先是地方共产党人能够在党内从法律上和从体制上维护自己的观点，而不致承担风险立即受到进行“派别活动”或者“违反纪律”的攻击。如果列宁的建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末党的内部组织就要有所改变。下面我们将看列宁怎样面对这些改变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些改变。 在斯大林方面，他认真声明联盟计划的新版本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同他自己的原计划有些出入，他说他的决议原案也“基本上是正确的，无疑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他承认，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国家的真正利益将占上风而联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起着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在这些条件下，斯大林便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对列宁纯属在纸面上作出让步。无论如何在他看来，这个布尔什维克计划的原则和实践之间并没有什么离析。至于在列宁方面则变得越来越警惕到这样一种曲解，他认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负有部分责任，因此他必须防止事态的发展从他原来的意图走得太远。 [57] 有关苏俄与各高加索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民族问题详情可参看里查德·派普斯的《苏联的成立： 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917—1923》，美国哈佛大学山版社，1954年版，第5、6章。 [58]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 [59]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4页。 [60] 据《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所的编者注（《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2页注文）。 [61] 斯大林的计划转载于本书附录一。 [62]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2—523页注文。 [63] 同上书，第523页。 [64] 前引派普斯的《苏联的建立，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1917—1923》，第271—272页。 [65] 列宁的这封信已载入本书附录二。 [66] 波斯别列夫等编：《列宁传》，莫斯科，1966年，英文第二版，第525页。（中译者按：中文版及其所据的俄文1960年原版的这一章节，对于涉及到列宁与斯大林意见分歧的许多地方，作了大量删节。例如，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创立者”这一节，旧版只有不到四页的篇幅，而新版（俄文版、英文版）则约扩增了一倍。 [67] 托洛茨基在所著《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第66—67页转引了这封信。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没有重新发表这封信，但承认有这么—封信并承认斯大林指责列宁的“民族自由主义”。（中译者按：斯大林这封信的译文，载于人民出版社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 [68]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四卷，第525页注文。最后决议本文转载于本书附录三。 [6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34页。 [70] 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74页。 [71]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49页。 [72]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273—274页。 [73]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3页。事实上在十一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九人辞职。 [74]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75页。这个事件大概是发生在十一月底。 [75]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2页。 [76]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97页。（末句系据英文版译出，与原文稍有出入。——中译者） [77] 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81页。 [78]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三辑，第143页。——中译者。 [79] 多伊彻：《没有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第73页。 [80]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24页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