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二、新经济政策之谜 在国内战争行将终结的条件下，苏维埃领导人面临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欧洲和亚洲酝酿新的革命之前的先期，他们怎样才能避免同西方列强发生对抗呢？他们应该怎样防止国家的蜕化，或者说，他们怎样才能保持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纯洁性呢？对于包含着如此众多未知因素的问题，本来就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由于施行当初未曾预料的“新经济政策”这个经济体系而使情况更见复杂起来。这个政策本来是为了适应当前医治整个国家停滞，特别是农业停滞的紧急需要的，而这种紧急需要已经没有了。在经过两年的施行之后证明其有效性，但对布尔什维克们说来这却是一桩糟糕的事。 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拯救国家免受灾难的一种措施，通过这种措施对农民作出必要的让步，以鼓励他们恢复生产来供养全国；这些让步应该看作是注射一付资本主义药剂：“……这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一定限制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为广大农民所需要，为必须作买卖来满足农民要求的私人资本所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周转能够照常进行，因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人民就不能生活。其余一切东西对于他们这些人，并不是绝对必需的，其余一切东西，他们是可以迁就的。”[26] 列宁所做的一切是历史上罕见的。他给农民开出了资本主义这付强心药剂，以换取“其余一切东西”，那就是换取把政权交到布尔什维克手中。这肯定是一桩有利的买卖，但这却是一桩危险的交易。许多斗土担心这样一付药剂虽然对病人有效，而对医生说来则很可能要命。这个决定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多猜疑，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指望通过重新让资本主义回头，新经济政策将会使布尔什维主义告终。起初，党内各个方面的意见都认为这不过是可能试行的解决办法之—，但是不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是违反自然的同盟。不论怎么说，党都甚为忧虑，而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现在“战时共产主义”所制造出的一些幻想都破灭了：农民市场和私人企业重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精神不停地渗透到苏维埃生活的每一部门，并且成为一种腐败和瓦解、影响国家甚至影响到党的因素。许多人都赞同罗莎·卢森堡在—九一八年所发表的观点：“列宁主义的土地改革在乡村制造出一个新的强大阶层的社会主义共同敌人，抵御这种敌人将比对抗贵族大地主更为危险而棘手。”[27] 我们将会看到，对施行改革的需要表示毫无疑问的列宁对农民讲过十分类似的话。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试验不感兴趣，他们大都是文盲，而且生产率限低，他们形成千百万人民的群体，他们当中往往积郁着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某种精神，这是经常使沙皇感到不安的一种精神。新经济政策促进了建立贸易自由，但是看来它增加了对由土地改革引起的施行土地分配在政治上的不便。因为受到它的影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民越来越有吸引力，而把他们同党的集体化原则赶得更远了。 但是还有比这更坏的情况。新经济政策使得新老资本家阶级、商人小贩和工业家得以重新苏生。因而这个革命不仅继续使无产阶级感到失望，[28]而且它还使得农民有了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聚点，一旦发生了有违于农民利益同国家发生冲突的事件，还给他们提供了叛乱所需要的领袖。谁也不会忘记农民倒向耐普曼即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资产阶级干部一边的危险，后者仍旧仇视苏维埃政权，而且可能还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新经济政策好象放置在新政权尚不牢固的结构下面的一颗地雷。[29]不管列宁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认可还是拒绝，他对这种危险的前景也象其它斗士一样表示关怀。新经济政策是一场未卜胜负的赌博。人们也象列宁那样在询问自己：“谁战胜谁？”——但这次是发生在国内方面。 与此同时，在指望终于能达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方面，布尔什维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起，直到次年展露出农业丰收的希望的这段时期，农民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于是急于寻求找到行政管理的新方法和寻求弥补过去的失误的方法。但这又是在斗士们中间巨大的理沦混乱的时期。有许多过去拿不出来的好主意和学说，受到事实的压力现在拿了出来。对于十月革命本身的性质这个主要问题也有必要加以重新考察。列宁也不免有这种混乱情景；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成为其牺牲品了。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写道，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立宪会议）之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而从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之时起才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类似—九—八年秋所采用的另一种年表对这个主题是这样说的：从贫农委员会在乡村反对富农的斗争运动获得胜利之时起才算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不要忘记，贫农委员会在一九一八年底就已经撤销了。[30]在这篇文章写作的两个月之后，即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年表。这一次却说，革命的资产阶段民主阶段只是在一九二一年才告完结。但是过不了多久之后，我们又可以看到稍许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十月革命完全是一次无产阶段革命，而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事业只是“顺便”完成的。[31] 对于这种前后不一的说法没有什么真正值得奇怪的；只有从十月革命的长期结果才能断定其真正性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从理论观点公正地评价新经济政策，怎样给它作出战略性定义？针对前一个时期来说，这是一种“退却”吗？在那种情况下，党既不抛弃“战时共产主义”的目的，也不抛弃其方法，“战时共产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早产儿。或者相反地，党又回到一九一八年春天所实行的更正确的路线吗？在后面一种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后来证明基本上是错误的。[32]列宁对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搞得很清楚，但是从他最后的一次讲话看来，他又重新捡起了“退却”的理论。[33] 所有这些并不能提供对新经济政策以一个适当的解释。在漫长的过渡时期里，肯定说需要有一个战略性的初步退却，以便为大踏步向前作出准备。列宁试图把所有这种混乱情况稍稍加以治理而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他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发表的小册子《论粮食税》中制订了这个理论。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抛弃了“社会主义阶段开始”的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早在二月革命以后就使用了，而在一九一八年初又重新提了出来，这是受到德国战时经济由国家广泛和严格管制的经验影响而制订的。可是在苏维埃经济整体里面却有着一个重大差异：它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国家直接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 列宁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因为他打算要同俄国资本主义合作，甚至还要同外国大资本家利益合作；他认为俄国需要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以便吸收组织方法和技术专长，并获得资本和知识技能，而这是工人国家尚不具备的。显然，国家必须经常保持警惕并创造一些必要的监督和管制的方法。所以列宁寄希望于假手“外国人”来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如果真正值得接收他们的援助的话，他将不会予以拒绝。这个理论的另一特点也有助于它被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丛、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内的其它领导人所接受，尽管他们稍有批判或有所保留。按照列宁的说法，国家的主要敌人已经不再是大资本，而是难以驾驭的、分散的小资产阶级部分，因为他们总是逃避所有国家计划和管制。唯独大资本才具有有益于进步的性质：大资本的大规模组织才能，它的计划倾向性和严守纪律的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国家应该同它结盟以便同业已风吹草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有害影响进行斗争。列宁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国家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来反抗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34]同年早些时候，他又引用了早在一九一八年表露过的一种意见：“……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35] 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谓小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指农民。那末这怎么又会变成一种策略上的必要，并且还被认作是基本的必要因而在口号中总是一再重复工农联盟呢？在历史的过程中，斯大林才运用了最符合列宁要求的办法解决了这个深远的矛盾。列宁提出了其它一些办法，但他本人并不能运用这些办法。 在不久的将来，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模糊的理论就碰到了古怪的命运。它被认为应该同时完成好几种职能：首先是要消灭苏维埃社会的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任何幻想；其次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表明俄国所经历的过渡时期的性质，并阐明过渡时期是怎样把俄国引入社会主义的，在这里社会主义的各种条件尚不具备。作为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由于事实上这又是指在社会主义之前紧接着的一个阶段，应该能够执行这些解释说明的职能，即据说这个理论是在俄国的特殊条件下经过检验的。但是两年以后，事与愿违，这个概念又被抛弃了。由于未能获得大资本的合作，于是列宁又着手争取农民的合作。对于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将论及；现在让我们稍许说明一下新经济政策证明对国家经济生活是有好处的。这个和平建设时期在开始的时候并不确知究竟要搞多久。列宁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特别加以强调，看来他承认，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36] 要先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进行改组，首先是要以现实的方式进行改组。在这样一种完全新的条件下，着手执行计划所必需的经验、参考结构以及整个科学基础都还没有。首先需要对付的弊病并且是最经常受到指责的，乃是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承认：对此“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37]有一个时期他相信官僚主义弊病首先出在地方上。在他看来，在行政上较小的单位比较容易进行试验和学习好的管理方法，因为“官僚主义这一祸害，自然是集中在中央。”但是面对事实，列宁不久就改变了他的观点，他不懈地谴责莫斯科是腐朽的官僚主义因循苟且的大本营，他强烈地批评违法乱纪和腐化的地方影响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38]因而这就又有必要依靠比较先进的工人和无产阶级杰出人物，或者说要依靠党。依靠党里面有一部分工人和贫农的支持——利用了一般农民群众通过新经济政策得到好处从而保持中立——，于是便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这些杰出人物有着明确的思想理论基础和肩负着广泛的行政职责。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把暴力组织起来”[39]这是他在一九一七年提出的一个老方案。 在当时，杰出人物的第一号武器即一个明确的行动纲领还不存在。列宁在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讲话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进行改组？”而他答道：“我还不知道”。另外一种人们常用的武器，在和平建设及市场经济中现在也要加以采用了。列宁开始改组肃反委员会，并缩小其权力。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怎样才能使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杰出人物保持其纯洁性呢？怎样才能找到防止其可能蜕化变质的保证呢？ [2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245页。 [27]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美国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61年，英文版，第46页。 [28] 列宁于1921年公开肯定说，是农民而不是工人从革命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尽管工人承担了最沉重的负担（参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卷475—476页）。在第二年就更能证明这的确是真实的。 [29] 参看E.H.卡尔的《一国的社会主义》。第一卷，第103—104页。 [30] 1921年8月所写的这篇文章载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1—10页。在1918年11月6日，列宁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称：“……对农村来说，城市的十月革命只是到1918年夏天和秋天才成为真正的十月革命。”（同上书，第二十八卷，第124页。） [31] 同上书，第三十三卷，第2页，第32—33，35页。 [32] 参看E.H.卡尔的《1917—1923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纽约1952年版第二卷第273—278页。 [3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395页。 [34]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8—9页 [3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20页。 [3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442页。可是在另一些地方，他却特有比较乐观的态度。 [3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346页。 [38]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三卷，第327—328页。 [3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六卷，第3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