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辉格党的英国
一、战时财政
现在英国被卷入的对法战争差不多作为辉格党协定和对荷联合的一部分，这次战争是在两个因素所造成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是法国势力高涨，一个是西班牙帝国迅速瓦解。西班牙在十六世纪时几乎称霸全欧，到了十七世纪已衰落到这种地步，以至不再能保卫它那横跨半个欧洲和占美洲大半的庞大领土。在欧洲，西班牙的领土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和大致相当于现代比利时的地区。法兰西和奥地利都开始视意大利为合法的掠夺对象，而夺取法国与荷兰之间的西属尼德兰则为攻荷兰的必要准备。荷兰本身正在商业盛极而衰的时候，如果没有因威廉登英国王位而增加的力量，荷兰就不能保卫自己的边界。
西班牙的衰落实际己在欧洲造成一个真空，而法国今已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的军事国家，似乎注定要填补这个真空，并要夺取和开发当时西班牙所不能开发的领土。
英国统治阶级，除了对荷兰联系外，对于这个冲突也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一，因为法国如果攻占西班牙的领土，就会推翻欧洲的均势。第二，因为法国如果得胜，就会消灭1688年革命的全部成绩，就会摧毁辉格党的势力，并且十之八九不免使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军事专制政体代替“商业头脑的贵族和贵族式的商人”的统治。
第三，美洲的西属殖民地正迅速成为英国商人最优良的活动场所之一。西班牙势力太弱，不能厉行禁止外国人与这些殖民地贸易的法规，但如果西属殖民地落到法国人之手，这种偷快局面就很难能继续下去。因此，本时期的两次大战——奥格斯堡同盟之战（1689-1697年）和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1701-1713年）——虽则与十八世纪中叶和末叶的战争规模不同，却也是争夺商业和殖民地的战争。当时建立殖民地的事仍听任特许公司私自经营，国家仅在必要时参予，以保护它们不受外国的攻击，并保证得自殖民地的利益全部归于英国商人。处心积虑为了建立殖民地帝国而作战的时期，仍在大约五十年之后。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主要由于枪刺的发明和毛瑟枪的改进，战争在技术上的性质已大有革新。枪刺使步兵的效能几乎整整加了一倍，因为每一步兵现在不但做一个毛瑟枪手的工作，而且兼做一个长矛手的工作。长矛在战场上绝迹了，而随着弯刺刀的采用，不下刺刀也能开枪，骑兵就又失去其优越性，于是战斗的胜负现在大致取决于火力和步兵队伍的坚定性。
同时，炮队大有改进，城堡和攻城战在战争中占更重要的地位。现在军队趋向于缓缓行动，紧紧固守审慎修筑的战线，要求较复杂的装备和巨大的辎重队。当时战略似已沾染了瘫痪症，马尔博罗作将军的成功秘诀就在他能打破这种瘫痪。荷兰人善于缓进的战争，顽强保卫据点，但不愿走出据点一步，而马尔博罗却能拿半个欧洲作他的演武场，并且把他那些迟疑不决的同盟拖入他们独自所不敢梦想的联合和运动。
然而新式战争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耗费巨大，以至一个国家如果不富和没有很发达的工业，就不能希望在持久战中获得胜利。英荷两国联合的优越处即在于此，而法国则财政组织薄弱，工业因逐出胡格诺派而遭到任意的摧残，所以法国的不利也在于此。再者，战争对于英国的财政家和承办商也有极大的利益，并且由于他们财富的增加，辉格党的胜利就臻于巩固。
这样，英格兰银行和国债都是进行十八世纪各次战争所必要的财政手段，又是伦敦城因尽力发动革命而获得的天然收获。
自十六世纪晚期以来，伦敦金饰店即已实行银行家的某些业务。他们接受存款，放出和接洽贷款，并用他们的资产为准备来发行钞票。在斯图亚特王朝之下，他们常常借给王室款项而以即将到来的赋税为抵押。然而这种借款是短期的，要在尽早的日期归还。我们已见到，查理二世1672年的赖债如何破坏了他那政府的信用。
1688年之后，政府的信用仍然不好。新政权并不稳固，如果新政权倒台，必会继之以赖债，因此，政府只有出很高的利率，才能借到款项。1694年，政府为了筹款1,200,000镑，向放债者提供特别的让步，许他们合组为英格兰银行，有发行钞票的独占权。“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合。”［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23-824页。——译者注］
英格兰银行自始就被公认为占统治地位的辉格党财阀的工具，所以很遭反对。金饰店见他们的营业受到威胁，于是细心搜罗一批远多于银行准备金的钞票，择定1697年一个因改铸钱币而暂缺通货的日子，拿到银行去兑现。一年以前，托利党的乡绅们曾企图创办一个与英格兰银行对抗的乡土银行。由于国家的资源被发动来作英格兰银行的后盾，英格兰银行才能打败这一切攻击，才能日益强大而与政府的关系日益密切。
就政治而言，这件事的效果在一点上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没收教会财产不无相似之处，即英格兰银行也造成一种巨大的既得权利，要谋这种权利的安全和有益，就要支持现存的政权。伦敦对于威廉和以后对于汉诺威王朝的坚定支持，并非因为偏爱一个王朝而不爱另一王朝，而是因为恐怕斯图亚特王朝一旦复辟，赖债必随之而来。就经济而言，银行业的发达就等于信贷大为扩张，能容易而迅速地在最有利的用途上应用大批资本，于是发展出与平常贸易并行的股票和商品的投机制度。例如，硝石是火药的主要成份，在战时关系重要，它的输入在当时成为发大财的基础。
由上述一百二十万镑借款而小开其端的国债，与银行业投机业平行发达起来。奥格斯堡同盟之战用款一千八百万镑，这在当时是个空前的数目（与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战费总额五百万镑相比）。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用费五千万镑，其中将近半数加在国债上。1717年，国债为五千四百万镑，到了1739年，在二十年的和平和用一种减债基金清偿国债的不断努力以后，国债仍有四千七百万镑。七年战争（1756-1762）用费八千二百万镑，其中六千万镑是用借款筹措的。美国战争的前夜，国债为一亿二千六百万镑，在1782年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增至二亿三千万镑。对拿破仑的几次战争把国债由二亿三千七百万镑增加到八亿五千九百万镑。
这些数字的意义不说自明，但我们必须切记，它们促使急剧加税，把财富不断从大众转移到发战争财的少数人手中。并且还有更重要的，它们造成大规模资本集中，是形成产业革命所必需的巨量资本的源泉之一。政府为了借款而发行公债券，公债券的持有者就是基本资源的所有者，他们凭借这些资源，一方面仍然享有来自资源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经营新企业的信贷。所以国债的增长就等于流动资本的增长。
有些流动资本被滥用掉，例如用在1720年声名狼藉的南洋公司［今译“南海公司”——录入者注］，或者比他略胜一筹的苏格兰的达利安资本计划上的都是例子。1720年的危机，与法国因劳氏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失败而发生的危机极相类似，是疯狂投机的结果，而这种投机又具有商业投资而非工业投资最饶希望时的特色。在这种情形之下，危机的起因不常是生产过剩而常是投机过甚。
南洋公司起初是个很合法的经营奴隶贸易和猎鲸的企业，但董事们用最荒唐的希望诱人，甚至承诺接收全部的国债。股票由一百二十镑涨到一千零二十镑，随着投机热的增高，全部事业也日益富于欺骗性。种种虚设的附属公司成立起来，辉格党政府的要人和威尔士亲王都不免于这种罪行。到了破产的时候，成千的投资者倾家荡产，人民的愤怒达到极点，以至上议院里有人郑重建议说，应该把董事们缝在口袋里投进太晤士河，就是说，恢复古罗马对杀父者的刑法。
规模较小的同样财政危机起于1763、1772和1793年，但每次遭连累的都是较弱的商行。英格兰银行和巨大商号都屹立不动，甚至获得利润，而实际说来，本世纪既始终以商业激增为特色，这些危机只是必随商业激增而来的现象而已。
本时期最初的欧洲大战，奥格斯堡同盟之战，却是不分胜负的，其可注意之处只在荷兰人胜利地保卫了西属尼德兰，和英国海军之深入地中海而取得对法国海军的永久优势。这次战争也证明了威廉的财政大臣蒙塔古所建立的财政机构确有效力。1697年，战争随着里斯维克条约而告结束，但所争执的一切较大问题都悬而未决。
不久以后，西班牙王身死，没有直系继承人，于是路易十四世的一个孙子继位。荷兰和英国不愿让法国控制西班牙帝国，奥地利又有人争西班牙王位，于是三国立即宣战。法国军队侵入西属尼德兰和意大利，法国和巴伐利亚的联盟威胁维也纳。
1702年威廉去世，当时马尔博罗接任英荷联军统帅之职。两年工夫，他的荷兰同事总使他采取守势。后来在1704年，当法国一支军队真到多瑙河上的时候，马尔博罗举行他那有名的进军，上溯莱茵河，一直进入巴伐利亚。法国军队突然受到奇袭，他们向维也纳的进攻被制止了，于是巴伐利亚被征服，随后法国人在布伦海姆之战被击败，这一仗成了战争的转折点。自此以后，主要问题是双方准备在商妥条件之前还要坚持多久。马尔博罗发动了一连串的战役，直到1708年，才肃清西属尼德兰。奥地利人占领了意大利。在西班牙，英国一支不大的军队巧妙地利用卡塔洛尼亚人的民族不满，得到一些胜利，攻陷马德里，但不能守。
到了1710年，双方都打到几乎停顿的地步。辉格党不急于言和，因为继续战争似乎是维持他们掌握政权的最好的方法，但对托利党的乡绅而言，战争的意义只是提高田赋，所以他们终能利用普遍厌战的心理，逐出政敌。辉格党因内江而削弱，他们的失败是个有趣的例子，表明朝廷中的阴谋在英国政治上仍能发生作用。当时的常例是政府先改组而后举行大选，不是先大选而后改组政府。托利党一当了权，就不难利用他们的任用官吏权和贿赂取得议会里的多数。
1711年年底，马尔博罗被免职，次年，战事因乌特勒支条约而结束。事实已经证明，要把法国的王子逐出西班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仍作西班牙王，可是奥地利取得意大利和尼德兰，这样就能保持均势并给荷兰一条巩固的南部国界。卡塔洛尼亚人曾听信极其慷慨的诺言，现在被遗弃，任其遭受西班牙政府的报复。
不列颠取得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这是地中海海上霸权的两个关键。在美洲，本世纪初叶被法国人占领的诺瓦斯科夏和哈得孙湾地区都为英国所得。人们预料西属美洲若有较为稳固的政府，英国的贸易就会遭到危险，而今在条约的一款里给不列颠向西属殖民地供应奴隶的专利权，和实际的但未经正式承认的关于其他货品的自由贸易权，危险就消除了。这种奴隶贸易如何重要，可以由一个估计来判断，即自1680年至1786年，由非洲运去的奴隶平均每年两万人。
乌特勒支条约是一段长久和平时期的开端。在以后三十年间，不列颠的输出至少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美洲和西印度的种植园在财富上和人口上都增加起来，所出产的食糖、木材、烟草和稻米日益增多。从印度掠夺来的东西涌入英国，于是借贸易和行骗而在远东成巨富的人，即所谓“英印富翁”( Nabob）的，开始成为常见的人物。荷兰不及以前富强，法国遭到战争的破坏以后，恢复缓慢而又阻于官僚政治的束缚。现在英国确已取得了欧洲商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建成一个帝国的必要条件。乌特勒支条约是托利党订的，但这是他们五十年间所作的最后一件事，并且含有相当讽刺意味的是，这条约引进了辉格党的全盛时代。
二、政党政治
1710年托利党的胜利一部分由于他们反对一场已失民心的战争，一部分也由于政界里存在着前路茫茫之感。1701年，嗣位法规定，如果继承威廉的安［今译安妮女王——录入者注］死而无子女承继，应由汉诺威家继位。这样，安在位时期就是个王位空虚的时期。托利党一般说来愿意承认她为正统君主，并且悄悄准备将来万一发生的事故。双方的主要政客几乎无一不与斯图亚特王朝暗中接洽，同时公开地承认嗣位法，以谋自己的万全。在这些政治上的骑墙派里，有主战派的将军马尔博罗和主战派的财政家哥多尔芬，他们处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中立地位。既有这个中间派存在，政客们又不愿关系牵累得太深，不能退步，于是发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即任何一方似占上风的时候，立刻就有过多的人争着转向这一方面来。
王位继承问题所以关系重要，并不是因为继位的人选间题，而是因为各政党的命运要因此而定，并且政客们的生死也大半要因此而定。托利党的领袖博林布罗克是个以夸大陈腐之谈冒充政治哲学的骗子，当他知道汉诺威家继承王位，必将消灭他那一党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发动政变。首先，他把温和的托利党人逐出本党的控制地位而代之以詹姆斯派的人物。然后他开始用同样方法更动陆海军军官、地方官和政府官吏。清洗工作还没有十分展开，安突然死去（1714年8月1日）,于是整个策划瓦解了。即使情况较为顺利，博林布罗克是否具有成为一个成功的反革命领袖的现实头脑和决心，还属疑问。
自1714年到1783年，辉格党一直当政，没有间断，也没有遭到严重的反抗，而托利党在政策上和社会成分上，与安时代的托利党迥乎不同，他们在十八世纪末叶取得了胜利。在这个中间时期，托利党的乡绅回到他们的田庄上——他们发牢骚，压榨小佃户，以抵偿辉格党的主战政策加在地产上的赋税。其中少数人作为各郡代表出席议会，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有力的反对党。他们为一种不热心的詹姆斯主义所牵累，他们不愿为这种信条而奋斗或牺牲，却被它阻住而不能成为汉诺威政权的行政人员。1715年以后，詹姆斯主义在英国政治上已经灭亡，可是它的秘密势力长久存在于托利党内。
在苏格兰，詹姆斯主义较富于实际的重要性，在高地区尤其如此，这里在各氏族为保全其部落组织和文化以抗低地区资产阶级的半英国式的文化而斗争之中，詹姆斯主义有其深远的社会根源。握霸权的坎贝尔族与憎恨该族称霸的各族的斗争，也使詹姆斯主义不至消灭。因为坎贝尔族早已参加国民誓约和辉格党，所以他们的敌人当然信奉詹姆斯主义。苏格兰其余地区并不真正相信詹姆斯主义，但把由来已久的对于英国和英国事物的憎恨同国民誓约派遭斯图亚特氏迫害的记忆相对照，产生了一种不甚严格的中立状态。
1707年，辉格党取得了作为战略和党务策略的合并条例，能说明苏格兰的反英情绪的莫过于造成这个条例的事件。1703年，苏格兰议会通过治安条例，目的在反对汉诺威王族的继承王位。这样，辉格党在战争时期，面临的是可能与苏格兰完全破裂，而且还可能面临一个抱有积极反对态度的政权。1704年，英国议会以对外条例反攻苏格兰，在汉诺威王族王位继承问题得到承认以前，禁止由苏格兰输入一切物品。这就使苏格兰的饲牛业者失去其主要的市场。英国军队向北边移动，战事似有发生的可能。更有成效的办法是贿买苏格兰的贵族和议会，于是在群众骚动和非正规军操练中，通过了合并条例。苏格兰获得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权；另一方面，苏格兰落后的工业受英国竞争之害。在政治上，如上文所述，苏格兰成为“一个莫大的腐败选区”，为坎贝尔族长阿盖尔公爵所控制。
1715年乔治一世即位时的詹姆斯党人起事，由于领导上缺乏热心，自始即注定失败。在以后的一些年间，贯串高地区的军路建筑起来，而在长久的和平时期，叛变是不可能的。但在1745年，英法两国又复交战，为了牵制英军，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年轻的潜位者”［今译“小觑位者”——录入者注］被送到苏格兰登陆。1745年的起事，虽则远较1715年声势浩大，实则没有那样坚实的支持，所以成功的希望更少。一支五千名的高地队伍向南进发，直抵德比，未遇严重的抵抗，使伦敦发生恐慌，但它后退得同来时同样迅速。一支强大的正规军来追，在因佛内斯附近的克洛登追上他们，加以击破。
高地人战败以后，氏族制度全被摧毁。参加起事的酋长被撤换，一切酋长都改成地主。部落法庭、部落服装，甚至风笛（归在“战争用具”一类）都被禁止。酋长变成的地主既稳稳占据部落的土地，就开始有步骤地驱逐小佃户。十八世纪时，很多土地改为牧羊场；高地人移居美洲的有四万名，往格拉斯哥和新兴工业城市的为数更多。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最后的衰落开始，羊和留下来管羊的牧人只好退出，完全不需工人照管的养鹿业代养羊业而起。约在1870年以后，大批澳洲羊毛源源输入，毛价低落，养鹿的森林确乎利润较大，于是改牧羊为养鹿的速度大增。在高地区与在爱尔兰无异，群众所以极端困苦，也大部由于社会从部落阶段一跃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把他处延续许多世纪而有封建社会作中间阶段的转变，集中在几个世代之内。
在英国，辉格主义全部的品质都由罗伯特·沃尔波尔这个威风凛凛的人集其大成。他是诺福克有胆略的地主，是与伦敦商人一样深明商业需要的天才理财家，是辉格党大贵族的同僚和领袖，他是精明的、有掠夺性的、完全注重现实的人，他代表统治英国的那个特殊联盟的利益和性格。
辉格党的政策十分简单。第一，避免对外战争，战争被认为是对商业有害的。第二，尽可能把赋税从商人和工厂主转移到大众消费品和土地上。但因为辉格党的要人本身就是地主，又认为激起乡绅积极的敌对是危险的，所以辉格党保持相当低的土地税，用保护关税和奖金鼓励农业。沃尔波尔既避免战争，确能大减土地的税率。因此，一切在政治上积极的阶级都满意了，而大众在这从自发的武装暴动时代到有组织的政治鼓动时代的期间，即有不满亦没有有效的方法来表示。
就在沃尔波尔时代，内阁制开始形成。在这以前，议会止于通过法律，可决或有时否决预算案，而把具体政务的详细指导权，把执行权留给王室。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通过内阁，从王室方面接收了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事实上，内阁不过是个委员会，它是由在某一时期代表这个统治阶层的政党的首领们组成的。内阁在名义上受议会的控制，实则只要执政党在议会里占多数，内阁就能控制议会。
在今天，内阁必须在下院里占有决定作用的多数，必须联合起来集体负责，就是说，一切阁员必须当众有一致的政策，内阁又必须有个领头的首相，他有控制内阁决议的发言权。
在沃尔波尔时代，这些条件没有一个完全存在的。内阁是对议会负责还是对王室负责，仍然没有确定（今天在理论上内阁仍是“陛下”的）。内阁仍有时为公然互相敌对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公众面前争论他们的不同意见，坚持到底。并且沃尔波尔虽行使首相大部分的权力，却没有采取首相这个名称，因为当时认为这名称不合英国宪法。然而我们可以说，就在这时，英国采取了断然的步骤，走向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而经事实的证明，内阁是这种统治很适用的工具。这种变化更加容易，因为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是卑微而有点愚昧的德意志诸侯，对汉诺威比对英国有兴趣，不谙英国事务和英国语言，只要他们能得到所应得的零星利益和诌媚，就很愿让沃尔波尔和辉格党替他们统治英国。
议会多数这个问题很少发生，因为当政的内阁常能得到这种多数。资产阶级的公开统治正确而自然地表现为有组织的、自认不讳的贿赂行为。现代有些史家反对在这里用“贿赂”字样，因为议会选票并不（常）真用现钱购买的。反之，干薪职，营利事业，承办公物，爵号，施惠于议员的家属或朋友，都是取得选票的手段。为了党派利益，政府任用官吏的大权给人随便使用。
在选区中，情形也不见佳。十八世纪中叶，选举人共计二十四万五千人，其中属于各郡的有十六万人，属于选邑的有八万五千人。但一位王党史家纳米尔宣称，“就整个英国来说，在郡选举上，大概每二十名选民中仅有一个能自由行使其法定权力。”各郡是最大最自由的选区，“构成最纯粹的阶级代表制，”当选者几乎总是地主，并且通常是郡内少数几家的人。
在选邑里，情形更坏。在二百零四个选举议会议员的选邑中，仅二十二个邑有一千以上的选举人。另外三十三个邑各有自五百左右至将近一千的选民，其中许多是以完全腐败著名的选邑。其余的大致是自治市或少数特权居民或财主操选举权的地方（腐败选邑），或者是完全为一个当地豪绅所控制的很小地方（袖珍选邑）。因为选举费钱，所以人们尽量避免选举，一次大选往往仅有三、四处郡中竞选。每一选区仅选两个议员，因而有关各派得有讨价还价的便利。如果真正举行投票，就有自由收买选票或用欺诈或威吓取得选票的事。在这种基础上，政党政治逐渐不成为政策间题，而多成为单纯的私人牟利问题。一位绅士“以在下议院表决来谋生”，是正常而体面的，于是象纽卡斯尔公爵那种大臣的主要事务就是“替他们所必须喂养的牲口寻觅足够的牧场。”
经过五十多年的工夫，辉格党吃得肥肥胖胖，并且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它就分裂为互相敌对的派系，经常在这个或那个搞赏者之下反复分合。这种内江之一所造成的结果就是1742年沃尔波尔的下野。那些联合逐走沃尔波尔的集团诚然是腐化的猎取权位之人，但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中侵略而好战的一派，正如沃尔波尔代表资产阶级中较为保守而和平的一派。后者所见的是，在二十五年的和平中，他们的财富已有惊人的增加。前者所见的是，他们有力量，若实行公然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政策，可能获得更为巨大的财富。
他们使人民的注意集中在对西班牙殖民地贸易中常常发生的争执，他们既投合人们的贪心，又巧为传播暴行的故事，于是造成战争的要求，1739年，沃尔波尔勉强让步。这个“詹肯斯割耳之战”［詹肯斯割耳之战，即是英西战争（1739-1741年），战前英国国内曾用船长詹肯斯的耳朵被西班牙人割掉了的传说进行战争鼓动，因此得名。——校订者注］不久就并入全欧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使沃尔波尔时代告终，皮特时代开始，可是十年以后皮特才达到他权势最盛的地位。皮特与沃尔波尔一样，也是个卓著的代表人物。他是个英印大富翁的孙子，是个苛刻、傲慢、猛进的帝国主义者［此处和本章所用的“帝国主义者”一词，系按其通用意义而非按列宁给它的专门意义而言，本书以后几章用这名词，则是按照列宁所给予的专门意义的。——作者注］，他割断了辉格党以腐败为体面的情况，因而完成了长期和平所开始的瓦解。
在十八世纪中叶，英国濒于产业革命和另一系列的若干次大战。在这些大战中，党派的差别消失了，新界限又划分出来。但一时之间，仿佛各政党都消失在混乱一团的派别之中了。
三、殖民地战争
据说皮特曾表示要在易北河岸上征服加拿大，他可以更正确地说，他要在针线街的银行［针线街的银行即是英格兰银行。——校订者注］里征服加拿大。在久已闻名的海军优势里面，在乌尔夫的战功和腓特烈大帝的胜利里面，都有英国的财政力量的支持，这种财政力量能供给当时可用的最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又能收买欧洲的同盟国家并且能用巨额补助金使他们继续作战。一个工业上与商业上都落后的普鲁士之所以能获得驰名的胜利而成为欧洲一大强国，背后就是靠英国银行业支持。
不列颠全部战略的根本计划是这样：首先，必需收买一个欧洲同盟，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中的奥地利，七年战争中（1756-1763）的普鲁士，以抵抗在欧洲的主要敌国法兰西。不列颠借着这个同盟国和派往大陆的少量远征队来分散法国的大部注意力，于是以海军为掩护，就能集中全力进行更有利的进攻法属殖民地的战争。
虽则在名义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之间隔着八年的和平时期，实则两者构成一个整体，因为殖民地上的战事总在进行，没有间断。两个战争在欧洲进展的详情，如普鲁士夺取西里西亚，腓特烈大帝在几次出色的战役中击破远占优势的法奥俄三国联军等，与其说是英国史的大事，不如说是欧洲史的大事。因此，我们可以把注意集中于争夺殖民地的斗争。
即8除了仍为西班牙所垄断的南美洲外，供欧洲人扩张领土的三大区域里都有法国和不列颠的属地并立。三个区域就是印度、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在西印度群岛，双方没有重大的战斗。两国占有的岛屿交互错综，但是从一岛攻另一岛是困难的，而不列颠的海军既占优势，它就能不遭抵抗而夺取许多孤立的法国属地。所以，主要的战场是印度和北美洲。
一世纪以来，东印度公司一直不断地发展，到了1740年，拥有资金三百万镑，付给股东百分之七的股息。但这仅代表一小部分取自印度的利润。公司的惯例是只给职员有名无实的工资；他们的实际收入，高级职员的巨大收入都来自贿赂，勒索和私营商业。公司保留印度与不列颠贸易的垄断权，但把印度内地的贸易完全留给公司的职员。克莱武有一次说道，那块地方向冒险家提供的诱惑是血肉之躯所不能抵抗的。甚至公司的董事也不得不指摘他们自己创立的而终于危及股东利润的制度。他们抱怨说，“由于我们职员的腐化和贪婪，由于殖民地全境普遍腐败的风气，我们的事业即将陷于可悲的境况……我们还要附加一句，我们以为由内地贸易获得的巨量财富，是用任何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最横暴的方法得来的。”
当十七世纪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根深蒂固的时候，法国人才来到印度，自始就不得不用武力巩固其地位。法国人在毛里求斯建立了一个海军根据地，成立了一小支按欧洲方式武装和训练的土著军队。不久，英国公司也跟着创立它的私有军队。因为法国的主要兵站本地治里接近马德拉斯，第二个兵站昌德纳戈尔接近加尔各答，所以双方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十八世纪的印度是非常软弱和混乱的。莫卧儿帝国正在瓦解，它的地方官吏正自立为独立的统治者。一般情况与中世纪初年欧洲的情况不无相似之处。法人和英人私养的军队有远为优良的武器，所以能参预本地统治者的内战并起决定性的作用。两国人始各竞立国王，拥立他们所能控制的傀儡君主。
最初，这种政策造成马德拉斯周围的公开战争，法国人于1746年攻陷马德拉斯，但按1748年结束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条约，又把它放弃。次年，英法双方各参预卡纳蒂克战事的一方，克莱武在阿尔科特得胜，库特在万迪瓦什得胜，于是英国人成为卡纳蒂克省的实际统治者。1760年，本地治里也被攻下。
继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以后，英国人征服了富饶的孟加拉省。普拉西之战以前，由于一个事故，产生了最有名的暴行事件，即加尔各答的黑狱（Black Hole）的事件。事实是这样：“黑狱”只是东印度公司的普通牢狱，当时孟加拉总督与公司发生争执，若干英国人被囚在黑狱里，因为天气炎热，狱内过于拥挤，死在里面。与这个惨酷无情的事件相类似的，是1921年英人载囚犯的列车闷死牟普拉囚犯八十人。
战事随着1763年的巴黎条约而结束，这条约使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大部土地的统治者，把法国人局限在不准设防的少数贸易站。自此以后，英国人有了进行无限剥削的可能性。自1757年至1766年，东印度公司及其职员只从孟加拉一地就勒索了六百万镑以上的贿赂。马德拉斯和卡纳蒂克的情形也大致相同。重要商品如食盐、鸦片和烟草等的贸易垄断产生绝大的财富。1769年和1770年，英国人囤积稻米，非按过高的价格不肯出卖，因而造成广大地区的饥荒。克莱武本人也收受本地统治者们的贿赂和“馈赠”，积累了一份空前巨大的财产。
1767年，不列颠政府坚持要求直接分得赃物的一份，东印度公司就被迫每年以四十万镑缴给财政部。1773年的整理条例再进一步，使政府取得被征服的各省的一部分行政权。这条例表面上以制止公司的虐政为目的，实际的效果却是把对印度的剥削加以制度化，这事今已太为有利，不能让它继续操在私人之手。这标志着英国的侵略开始由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印度是某些英国所不能生产的贵重商品的来源，在第二阶段，印度成为英国所制造的货品、特别是棉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参看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作者注］
1775年，战事真正开始时，英国人进攻杜肯堡，结果大败，伤亡甚重。这时，虽则加拿大仅有十五万居民，而英属殖民地则有二百万居民，法国人却因其集中的军事的组织而大占优势。英属各殖民地有许多离战场遥远，并且不惯于合作。后来，英海军实行封锁，使援兵不能到达加拿大，同时运来大批侵加拿大的军队。
自1758年至1760年，乌尔夫在一串战役中蹂嗬加拿大，终于攻陷魁北克。1759年，英军夺取杜肯堡，改名为匹兹堡。到了今天，匹兹堡是铁路的大联络站，并且是美国重工业的一个中心。英国人既攻占了加拿大，就不免也攻占阿巴拉契亚山与密西西比河之间那块无人居住的广大区域。同时，西非洲的塞内加尔，北美洲的佛罗里达和若干西印度岛屿也为英国人所夺取。当时，这些岛屿因有可贵的食糖和种植园，被视为比加拿大还重要。当巴黎条约的初步条款提交讨论的时候，关于应保有的是加拿大还是瓜德罗普岛，曾经郑重地辩论过。贝德福公爵的言论可以代表普遍的意见，他说，“我不知道，法国人与我们北方殖民地为邻，是否最能保证这些殖民地的依赖宗主国。这些殖民地一旦解除对法国人的优惧，我恐怕他们就要轻视宗主国了。”英国人所以终于要加拿大而不要瓜德罗普，是因为战略的而非经济的理由；他们重视北美洲外国敌人的危险而轻视殖民地人可能起义的危险。
1763年巴黎条约结束了七年战争，英国保有它在印度的新领土、加拿大、塞内加尔和一些（不是全部）法属西印度的岛屿。英帝国现已达到其最大的幅员，直到拿破仑战争，才又有新领土可得。巴黎条约是在严守秘密中磋商的，并且是背着普鲁士的排特烈大帝缔结的，英国人让他专靠自己来订他所能订的条约，这种背信行为不久就证明要支付很高的代价。
同时，英国的政治已经过一番新的变化。辉格党的分裂和1760年乔治三世的即位，给王室又一机会作为一个独立力量来参加政治。乔治三世与他的先王不同，他对于英国事比对于德国事兴趣较大。有人以为乔治也象斯图亚特王室那样企图摆脱议会的控制，其实不然。这事可以做到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们不如说，他倒是在力求“在英国那些贩卖选邑和奔走竞选的绅士中居第一位。”国王仍有相当大的选择大臣之权，而乔治三世一经选得充分忠顺的人，特别是选得他的老师苏格兰人布特勋爵，他就能把官方用人和行贿的整个机构转为己用。据那些曾创造这个机构并垄断了它半世纪的辉格党大家族看来，这是非常不正当的，于是他们奋力进行他们所能进行的斗争。但往日在纽卡斯尔的政府下面，他们已成为懦弱腐化的人，他们的党徒不久就叛变而投向钱多的一面去。在几十年混乱的离合使党派差别似乎消灭以后，新党派起来了，带着旧的名称，可是代表另外的事物。
托利党终于消失了詹姆斯派的色彩，渐渐成为“爱国”党，辉格党则慢慢瓦解，渐渐进入一个长时期的衰弱和在野状态。新托利党所团结的，除它旧有的乡绅核心外，还有许多往日支持辉格党的大地主，又有城市上层阶级的大部分即银行家和军需承办商，所有这些人的利润都由于他们依赖当日政府而高涨，如果政府推行战争政策乡他们的利润就暴涨起来。以东印度公司为中心的商界和财政界分子脱离了辉格党的主干，而辉格党的主干则仍在历来统治家族即以后荷兰大厦集团的领导之下。这个辉格党因工业资本家加入而日益强大，这些工业资本家多半集中于没有取得选邑资格的新城市，因而至今没有在政治上发生积极的作用。
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吸引力的两个极端：一方是宫廷、政府和财政家的帝国主义吸引了一切特权阶级，一方是起初属于资产阶级而略带愤世嫉俗色彩的、但后来属于无产阶级而具纯粹革命性的新激进主义，吸收了一批各式各样的追随者，内有财产被夺者，非特权者，而在每一世代，又有一群以宣扬激进主义为进入特权阶级的捷径的人。英国的激进主义与美洲殖民地的起义有最密切的联系，所以它的初步发展最好联系其与美洲殖民地起义的关系来研讨。
四、美国革命
七年战争以取得巨量殖民地而告终，但也留下一笔巨额的国债和一副沉重的捐税负担，以至财政家认为课税已达到最高限度。大半的新课税都照例加在啤酒、麦酒和其他酒类等一般消费品上，并且一切缴关税的货品都附加百分之五的附加税。政府借口这次战争是为了殖民地而进行的，虽则北美殖民地实已负担加拿大各次战役的大部费用，政府仍决定强迫殖民地人纳税，意欲以这种税收弥补那仍驻美洲的海陆军军费的一部分。
1765年格林维尔的印花税条例立即激起抗议，次年即被撤销，但一种徒有其名的税还保存着，并且政府特别坚持英国议会有向殖民地课税之权。殖民地人本有他们自己的代议机关，于是提出“无代表权则无课税”的旧口号。这就是表面上激起革命的争端。然而还有其他远为深刻的争端，可是这些争端不能成为那样有力量的政纲，因而隐蔽在背后。
十八世纪体现于航海条例的英帝国经济组织，其目的在于利用殖民地的商业和财富而使英国统治阶级独享其利。殖民地最有价值的出产，如弗吉尼亚的烟草，卡罗来纳的稻米，西印度的食糖和新英格兰的贵重造船材料柏油和木材，只能向英格兰和苏格兰输出。然而，我们须附带说，这些货品在本国市场上享有优先权益。同样，殖民地不得由任何外国输入工业品，殖民地的工业如果可能妨害宗主国的一种已有的工业，它就被制止而不能发展。这样，虽则在十八世纪初期新英格兰的冶铁业达到稍为重要的地位，但该地钢铁货品的制造业却被禁止，于是生铁须经大西洋运到英国，而美洲人则须由英国输入铁制品以供自己之用。
禁止北美殖民地与欧洲直接贸易，并非很严重的事；远较重要的是北美殖民地与美洲法属和西属殖民地的贸易。这种贸易受到英、法之西三国的禁止，因为三国都赞成那为航海条例基础的重商主义的理论。
实际上，这种贸易是完全不能禁止的，并且是大规模经营的，走私成为美洲各部的全民职业之一。航海条例所以还可容忍，实则只因没有严格执行，也从来没有严格执行过。但继印花税条例和向殖民地人课税的企图以后，航海条例普遍加紧执行，一部分为了宗主国工业的利益，一部分为了增加收入。
英国战舰开始追捕走私者。课税所以倍受憎恨，大概是因为课税的目的在于维持武装部队，而殖民地人已不复需要这种部队来抵抗法国人，部队的唯一用途是阻止殖民地人经营他们自认为合法的职业。如果仍有从加拿大来的威胁，殖民地人也许被迫来服从这些改革，但魁北克既已陷落，他们就不再觉得需要不列颠的保护，也不再愿意听从不列颠的命令。宗主国政府为提出要求而选择的时机没有比这时更不相宜的。
英美史家都曾浪费很多心思，想要证明本国有真正合法的理由。这种理由不难证明，但要根据法律来判断一个革命，却是毫无益处。重要之点是，美洲的资产阶级正在成长起来，与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样，也正为其发展所迫而冲破拦路的障碍。除了加上一个民族问题而较为复杂外，美洲革命在目的上和动力上几乎与英国革命完全相似。美洲革命也具有上等阶级的领导和中下阶级的群众，具有主要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国内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直到安德鲁·杰克逊失败时才算最后解决。战争主要是小农人、小商人和工匠打的，但战争的利益则归于大商人和种植园主，而华盛顿就是这些人之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美国革命既然也是个民族战争，所以这革命在英国所受的支持是有特殊性的。为殖民地申辩的都须准备接受反英和不忠的恶名。可注意的是，这次革命与英国的激进主义同时发生，并且有助于创造一些产生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完成自己的革命以后，已开始成为反动的阶级，所以为新阶级的出现和新革命的列入日程开辟了道路。
诚然，皮特（当时已封为查塔姆伯爵）所领导的一个集团是反对压制美洲人民的，他们是明智的帝国主义者，认为这种压制必至使帝国瓦解，但一个有力量的少数派则公然主张美洲人有自决其命运之权。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约翰·威尔克斯始入政界，为查塔姆派的帝国主义者。在这时候，他似乎没有别的思想，只是要按一切有能力有钱财的少年绅士那样从事于政治。在乔治三世在位的初年，在威尔克斯关于搜查证和出版自由的驰名斗争中，他达到一种远较当时任何政治集团为左的立场，儿乎不由自主地成为伦敦群众和伦敦商人公认的领袖。
十几年间，“威尔克斯与自由”是最流行的口号，1768年，他当选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议员，但被夺去议席，于是发生了空前的示威和罢工。5月10日，兵士向一大群人开枪，打死了六个人，打伤了更多的人。这个“圣乔治广场的屠杀”只是使骚动继长增高。织工、商船船员、水手、成衣匠、运煤工人和其他人等都因为半经济半政治的理由罢了工。威尔克斯本人似乎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他作伦敦市长和郡守，成为一个有名的保民官，他的活动包括取缔面粉的投机商人，力抗强征伦敦人入伍，改良监狱状况等。但有一事足以代表他的局限性，即他始终反对任何千涉东印度公司活动的方案。那些支持他的富翁们在剥削印度上都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群众对于这事却仍完全不知，完全不关心。
威尔克斯和他的同党作为一个明确的政治集团，参加1774年的大选，他们的纲领包括缩短议会年限，不许吃恩俸的人和充数的官吏入议会，公平均等的代表制，保障大不列颠、爱尔兰和美洲的民权等——在某些方面，这个纲领是宪章派纲领的先驱。他们赢得十二个左右的议席，而如果我们记得当时如何缺乏广大的足以反映民意的选民团，这就是个惊人的成绩了。
早在1768年，威尔克斯即己与美洲殖民地起义的首领们有密切的接触，而当课税间题上的争执更加激烈的时候，他就成为他们在议会内外的主要发言人。很大一部分的商人，尤其在美洲有贸易关系或甚至有合伙关系的商人，在当时都激烈反对英国政府的行动。战事爆发以后，许多支持他的富翁离开了他而争取政府的订货，又有许多政治上落后的工人沾染上不可避免的主战狂热，但威尔克斯却继续拥护并且加强拥护那现已失去民心的主张。自1779年起，对于战争的热情开始减退，于是威尔克斯又似有可能在政治上占重要的地位。
然而在1780年，他那积极的政治活动断送在戈登领导的“反天主教”的暴动下，这是伦敦陋巷居民一次罕有的激烈暴动，它攻击威尔克斯所常常奋斗争取的一件事，但大部是威尔克斯早年鼓动的结果。威尔克斯以市长身份协同镇压暴动，这样一来，就割断了他和伦敦群众所赖以结合的联系。他的鼓动失去效力，因而与九十年代的工人阶级运动没有直接关系［但曾与威尔克斯共事的霍恩·杜克（Horne Took）以后成为“通讯会”的领袖。参看本书第十一章第四节。——作者注］，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所领导的“左”派辉格党贵族也没有直接关系，一可是我们只有拿这种鼓动当作不久就横扫全欧的浪潮最初高涨的一次，才能了解。
爱尔兰对于美国革命的反应远比英国对于美国革命的反应为大。1778年，用保护爱尔兰以免遭侵犯为名，招募了八万名义勇军。义勇军的绝大多数都自视为国民解放军，并且毫无疑义，在英国军队完全用到他处的当时，爱尔兰必能取得完全独立。但贵族和中等阶级的首领利用义勇军取得自由贸易和取得腐化的寡头的都柏林议会的立法独立以后，就把他们解除武装，出卖了他们。几年以后，沃尔夫·托恩沉痛地宣称：“1782年的革命是使爱尔兰人以大大提高的价格出卖他们的荣誉、他们的真诚、他们国家的利益的革命；这次革命既把本国每一选邑贩子的价格一举而加倍提高，却让我们四分之三的同胞依旧为人奴隶，让生平以屈辱和劫掠爱尔兰为事的下流、恶劣而可鄙的人把持爱尔兰的政府……政权仍操在我们的敌人之手。”
就美洲本身而言，印花税条例只是十年争执的开端，这场争执终至酿成美洲抵制英国货，英国企图用武力输入货物，造成“波士顿茶党”事件。英国以封闭波士顿港为报复，1775年战事在邦克山爆发。在战争的头几年，英国获得多次的胜利。殖民地人受到十七世纪曾使清教徒陷于不利的那种缺乏纪律和组织的害处，而因分立的各州相竞争而不相团结，这种缺陷更形严重。与清教徒一样，殖民地人也不得不在实际作战的期间创造斗争的工具。他们在这事上受到英国部队那种残忍作风的刺激，英国部队大部是以红印第安人为辅的德意志佣兵。1777年10月，美国人赢得初次的大胜利，柏高英将军和五千名正规军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这次胜利使得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先后参加对英国的战争，而多半由于订立巴黎条约时遗弃了普鲁士［参看本章第三节。——作者注］，英国首次不得不在没有一个欧洲同盟的情势下作战。自美洲起事以来，英国海军所用的木材、柏油和苎麻比以前更要仰给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而这些国家也成立了一个针对英国的武装中立的公约。
自本世纪以来，英国海军初次丧失其制海权，1781年美洲英军统帅康华理斯在约克敦的投降，就大部由于法国的封锁所致。英国在印度的霸权受到严重的威胁，而只因有了在印度的某些成功和罗德尼在西印度群岛海战的胜利，才能于1783年以相当有利的条件结束战事。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且把佛罗里达和梅诺卡让与西班牙。
美国革命的胜利打击了十八世纪那腐败的、贩卖选邑的、寡头政治的整个体系，国内随即起了对这个体系的直接而强烈的反应。这反应的初步效果是使辉格党短期重掌政权，在这期间，他们于制止王室政治活动方面曾稍做努力，甚至努力消除议会腐化的某些可能性。
然而辉格党却因互相冲突而分为两派，一派是拥护东印度公司的小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之子），另一派是求助于工厂主的福克斯和谢尔本。两派都与乔治三世及其大臣诺思勋爵和塞洛相勾结，而皮特凭借东印度公司的资财来行贿，能以计谋战胜敌人。福克斯与诺思联合起来，提出对东印度公司成立议会管制的议案，但由于皮特的反对，这个议案被打消，此后皮特与塞洛联合起来而以乔治三世为他们的后盾。
1783年，皮特成为首相，不久就成为改组过的托利党的领袖，到1784年，又用甚至当时也认为非常不名誉的手段赢得选举上的胜利，巩固了他的地位，但他仍觉得以一个改革家和敌视贪赃舞弊的面貌出现更为有利。然而贪赃舞弊已成为过于强大的既得利益，只要保持现有的阶级均势，就不能有所改变，并且不到几年法国革命又爆发起来，于是英国宪法的批评家多半变为它的保卫者，认为它是天赐的尽善尽美的杰作。
任何丝毫改变这个杰作的企图都被打成雅各宾主义。结果使议会中主张改革的人减少，以至只剩下少数有权贵亲戚关系而不在乎这种罪名的辉格党人，但另一结果却是使议会改革成为工人大众所热烈关怀的事。
五、战争与工业
自1688年至十八世纪中叶的真正历史可以总结为五个字：资本的积累。在本章的前几节，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积累的几个方式。第一，通过国债的增加，和由此产生的课税的增加，把大批资本集中在能供给国家作战资财的少数人的阶级之手。第二，以垄断控制一个殖民帝国为主要基础的贸易激增。第三，直接掠夺印度。下一章还要、叙述资本积累的另一来源，即最后摧毁自由农阶级而把农业建立在十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
在表面上，这时期似乎没有惊人的转变。社会是相对稳定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变化，人民大众中间没有起义事件，也很少公开不满的迹象。这是绝对接受大家公认的权威的时代，这是乡绅和牧师称霸于乡间的时代，在这时代，优雅比理想较受重视，在这时代，“热心”一辞因含有“热狂”的意味而常用作贬辞。不过，在实际上，黄金源源不绝地流入伦敦，积累量一年多似一年，直到这股洪流漫溢出来，经过一种魔术似的变化，成为工厂、矿山和翻砂厂，这股洪流淹没了半个英格兰的地面，把旧生活和旧习俗永远埋葬起来。人们把这股洪流称之为“产业革命”，这是下一章的论题。
这种说法可能使人设想产业革命是个突如其来而具有戏剧性的事件，实际上当然不完全是如此。我所要表达的是，这里有个特别鲜明的例子，表示由一个量变——战争的费用日益高昂，剥削殖民地所获的利益日益增大，资本家日益殷富——到一个质变的过程，即由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变到以工业为主的国家，由商业资本占优势经济变到工业资本占优势的经济，由比较掩盖和抑制阶级冲突的国家变到分为几个必然激烈对立的阶级的国家。
资本每积累一分，利用资本而获利的可能性就增加一分。十八世纪的各次战争几乎都继之以获得新殖民地，已建立的殖民地都在迅速发展，财富日增，人口日多。1700年，美洲殖民地约有居民二十万人，五十年以后，就有一、二百万。自1734至1773年，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白人人口由三万六千人增至五万八千人，奴隶人口的增加至少与之相称。诚然，西印度群岛确是英国获利最多的属地。据1790年的计算，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投资为七千万镑，而在远东的投资则为一千八百万镑，并且西印度群岛对英国的贸易额几乎等于东印度公司的进出口贸易额的两倍。西印度最富的园主与北美殖民地的居民不同，他们是英国资产阶级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所以没有与美国革命相类似的事，其故在此。
殖民地的财富和贸易既这样不断增加，英国货物就有了日益兴旺的市场，对于这个市场，国内工业那种小规模手工生产方法是不能胜任的。而且十八世纪的战争都是职业军队所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事，不但经常需要英国的货品，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货品，即规格化的货品。
现在军队穿着一律的制服，于是需要几千码特殊颜色和品质的布料，需要靴子和纽扣，需要能射击一定口径的子弹的步枪，需要能恰好装到这些步枪上面的刺刀。不但英国军队须有粮袜、被服和装备，而且英国同盟的许多军队也是这样，他们同样依赖英国的补助和工业以继续作战。
产业革命的基本原因就是对于数量日增的标准货品的需要，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发明家的天才。在理论上，瓦特、阿克莱特或罗巴克在技术上的发明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做到的，虽则这些发明当然有赖于前几世代的技术进步。实际上，它们所以在十八世纪将终的时候做出来，正因为当时的情况迫使人们将其才智用于商品的大量生产间题，又因为资本积累已达到能充分应用大量生产的方法的程度。
这个时代的战争给与一切有资本或信用能接受军事订货的人们以最好机会，发行公债和向同盟国汇兑补助金也同样是有利可图的事。与十八世纪其他的多数事物相似，这些合同也是随意给人承包的，而银行家和军需承办者成为十八世纪历届议会中永久的而名誉不太好的一部分。地主贵族与银行家和商人阶级不断地交织起来。每一世代都有许多伦敦富豪获得爵号，购买地产，在本部各郡尤其如此。他们的子孙往往与十七世纪或甚至十六世纪做承包商的家族没有区别。除了来自土地投资的日增的利润外，土地所有权给人的社会地位是不能用其他方法取得的。同时，地主们开始把所得的利润投在工业和商业，而豪门世家中非长子的子弟们仍常常走入商界。
以上是在英国酿成产业革命的一般情况。在法国也有一系列相同的事件，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自西班牙王位承继战争以来，法国就一直站在失败一面。甚至它在美国战争中的胜利也没有带来与战费相抵的确实利益。法国的殖民地一块一块地被人夺去。可是只有作为一个殖民大帝国的中心，才有理由来维持法国国家那种复杂而糜费的官僚组织和军事组织。没有殖民地，这个国家就变成头重脚轻，永久濒于破产。
同时，欧洲人打开世界以资利用之后，贸易普遍扩张，并且即使不胜的战争也给资产阶级带来利润，法国资产阶级从这两方面得来的利益虽不如他们的敌人英国那样大，却也有所得益。结果是，一个新兴的有野心的资产阶级面对着一个失去信用而陷于破产的独裁政治，一个用封建时代残余的若干制度支撑着的独裁政治。而且在法国资产阶级下面还有负担过重的被剥削的农民和工匠，其中工匠总认为那些支持君主政治的贵族是他们主要的压迫者。
总而言之，同样一系列的事件，在范围和作用上不同，就产生了法国的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因而产生了近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