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18．官僚向会员代表制度发动了闪电战
1976年3月，哈罗德·威尔森辞去了首相职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至今仍无定论。经济危机卷土重来，英镑又贬值了。丹尼斯·希利准备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为此他准备实行新一阶段的收入政策。威尔森自以为，自己并非一事无成。他在七十年代初期同激进主义进行了斗争。他推行了收入政策，说服了工会大会，让工会大会替政府推行收入政策。
想接过他留下的职位的有六个人——吉姆·卡拉汉、丹尼斯·希利、迈克尔·福特、托尼·克洛斯兰德[1]、罗伊·詹金斯和托尼·本恩。卡拉汉在工党党首选举中击败了迈克尔·福特，当上了首相，使工党进一步右倾。
英利的罢工浪潮
与此同时，英国利兰的多家工厂爆发了罢工浪潮。最重要的罢工发生在伯明翰的SU汽化器厂：由于工党的工资政策——也就是杰克·琼斯那个加薪幅度一律不得超过6英镑的政策——导致工具制造工人的工资级差（pay differential）被抹平了，32个工具制造工人便起来抗议。SU厂为英利轿车的所有型号生产汽化器，罢工发生后，它的大多数生产线都停工了。由于罢工工人向工党的工资政策发起了挑战，所以他们马上就遭到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马上复工。
工会大会要求他们服从工资政策的“法外正义”（rough justice）。工党就业大臣迈克尔·福特确认：“不会达成任何突破6英镑上限的协议”。由于工资政策会抹平工资级差，所以工程工联执委会在接受它的时候很不情愿，但工程工联执委会现在却命令这些工人复工：“我们并不是不同情他们……但是，由于工会的政策，我们不能支持他们的要求。”
英利轿车管理层随即发布了警告，媒体称之为“末日警告”。管理层说，未来的10个星期“将决定公司的未来，所有人都不能罢工”。这一切，再加上管理层承诺以后会改善额外福利，打垮了罢工，工人都复工了。然而这个问题却留下了影响。它影响了英利工厂的技术工人的情绪。他们都觉得，这6英镑的加薪上限只是一个起点，以后他们的劳动条件会越来越差，工资级差越来越小。因此，过了一年后，这个问题又卷土重来：英利轿车的工具制造工人举行了无限期罢工，不仅要求恢复工资级差，还要求得到单独谈判的权利。
汽车委员会的阴招
与此同时，左翼在5/293分会选举中的胜利，让牛津运输工会内的右翼警觉起来，他们打算全力阻止左翼，不让左翼获得任何一个较有影响力的职位。运输工会牛津汽车委员会的四月会议，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汽车委员会是运输工会在当地汽车产业中的决策机关，左翼在5/293分会选举中获胜后，改变了汽车委员会中的左右派力量对比，使左派获得了一席的多数。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选举参加运输工会全国汽车产业组别年度大会的代表。乍一看，这只是个很简单的议程。有两人参加竞选：雷格·帕森斯和我。我的胜算似乎较大，因为全体17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左派有一席的多数。但是，如果这么想，那就小瞧了汽车委员会主席比尔·罗奇。他利用一种无耻的诡计设法克服了这个问题。
他先让雷格·帕森斯的拥护者举手，共有七人。然后他又（作为委员）给帕森斯投了一票，这样帕森斯就有八票了。接下来他要求我的拥护者举手，有九个人举起了手。但是他故意数成八票，说我和帕森斯“打成平手”。然后他又给帕森斯投了一票，宣布帕森斯以9：8胜出！左派被震惊了。好多人举手要求重新计票，但罗奇拒绝了。按照规定是不能质疑主席的。但是抗议声仍没有停止，罗奇便宣布，由于装配厂代表们的“干扰”，会议已经“失控”，因此他只能中止会议。
然后，支持我的九个代表就去找汽车委员会书记戴维·巴克尔，围在他身边，给他和比尔·罗奇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代表共有16人，再加上会议主席罗奇，总共有17票，其中有9个人是支持我的。你们看看，17个人里面有9个人支持我，也就是说我得到了过半多数票，我怎么可能会输？但是巴克尔和罗奇根本不听，他们说会议已经结束了，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巴克尔向分区委员会通报：帕森斯是“经过正当程序当选的代表”。
两天后，5/55分会和5/293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汽车委员会会议上的情况，并决定派出联合代表团，到分区委员会去找布莱恩·马瑟斯。第二天早上，代表团驱车前往马瑟斯的办公室，准备向他提交检举选举舞弊的信件，有九人在这封信上签了字。我们被告知马瑟斯“不在办公室”，然后我们花了几个钟头去找他，但最后只好把这封信交给他的秘书，然后回考利去了。
琼斯扩大了巴克尔的权力
几天后，右派再次对左派进行了打击：杰克·琼斯宣布，戴维·巴克尔被任命为负责整个牛津地区的汽车工厂的干部，装配厂也要受他管辖。比尔·汤普森被调走了。《牛津邮报》（4月14日）的一篇文章正确地指出，这是对激进分子的又一次打击。这篇文章猜测，会员代表要么向新的“最高干部”“屈服”，要么就得“埋头苦干”（没过多久，厂里就出现了这样的涂鸦）：
巴克尔先生将成为本地所有汽车工厂的工会最高干部。以前，装配厂一直是个让利兰公司头疼的地方，也是极端过激分子的基本盘。
两年前，运输工会进行了一些改革，从那以后，由于内部纠纷而导致的工时损失就大大减少了。在1974年4月之前的两年里，由于内部纠纷而损失的工时中，有七分之一是由于……
在装配厂，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们一直自行其是；而在车身厂，重大问题时总是从一开始就交给干部来处理的。巴克尔先生已经习惯了这种做法，人们也希望他将把这种做法搬到装配厂里。装配厂的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们是否会向新的统治者屈服并改变他们的做法，仍有待观察。
巴克尔在他的自传《战时状态》[2]里，不仅明确承认他的工作就是要对付左派，还说了这样一件事：他曾警告杰克·琼斯，这样做就要“血洗车间”。琼斯对他说，只要他“不违反工会的政策或章程，不做任何违法的事”，他就会得到琼斯的支持（《战时状态》，第96页）。
他这本自传不但严重歪曲了当时的不少事实；还炮制了一段所谓的我跟他的谈话：
艾伦·索内特是最出名的会员代表之一，他是工人社会主义同盟和革命工人党的党员。在厂里举行公开集会时，他会叫上一小队雇员，到会上宣布：“谁赞成提高工资的，就举手”，然后叫人举手。不用说，原则上谁也不会反对加薪——但是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样随便的要求会造成什么样的长期后果——然后他就去找管理层，说工人一致赞成加薪，却不说到底有多少人赞成。他用这样的方式提出要求，又被管理层驳回后，我就得替他善后，进一步提出要求：一般来说，这都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没有可靠的理由，管理层就能轻易击败我们。
我问过他，为什么总是要挑起这种根本没有半点胜算的行动，他答道：“工人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才能学会成为革命者。”
这次讨论根本不存在，我根本没有跟他进行过这样的对话，哪怕是稍微有点相似的也没有。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诽谤，他在整本书里，只要提到我们，就会这样污蔑。
巴克尔很清楚他最大的麻烦就是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他需要会员代表们的支持，但他不可能得到。
就在他接管装配厂之前，他安排了所谓的“介绍性面谈”，让会员代表们去跟他开会。为了打压激进分子，他特意轮流接见会员代表，把左派和激进分子留到最后。因此，在最后一次会议时，来的都是激进分子、左派和他认为可能会引发麻烦或问出难题的人。巴克尔只是坐下来，让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只能跟自己人交谈。在这些会议上，没有举行投票，没有提出建议，只有巴克尔提出一大堆话题，然后大家进行空泛的讨论。然而，这些会议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遭到削弱
巴克尔的下一招是削弱代联委——厂里最重要的工会机关。从代联委成立之日起，它的书记一直是由工程工联会员担任，主席一直是由运输工会会员担任，司库由较小的工会——一般是电工工会——的会员担任。各个工会先提出这些职务的候选人，然后再交给代联委全体会议批准。
两年前，5/293分会成立时，布莱恩·马瑟斯已经定下了规矩，决定了运输工会将会提名谁担任代联委主席：5/293分会主席将会自动成为由运输工会提名的代联委主席候选人。这道规定本来是为了撤掉我的代联委主席职务才设计出来的，因为我当时不是5/293分会主席，所以我的代联委主席职务就被撤掉了。可是，现在我又当上了5/293分会主席，所以我就会自动成为代联委主席。
巴克尔可不打算照规矩办。他联系了布莱恩·马瑟斯，马瑟斯毫不脸红地收回了他制定的规矩，下令恢复以前的老办法——由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会议提名候选人！但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我很有可能在会员代表会议上当选候选人。雷格·帕森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拒绝召开会员代表会议，不愿举行选举。会员代表们气坏了。他们向比尔·汤普森递交了请愿书——当时转换期还没结束，比尔·汤普森在形式上仍是负责装配厂的干部。汤普森给帕森斯写信，指示他召开会员代表会议，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指示帕森斯，一定要成为代联委主席的唯一候选人！
帕森斯——现在他执行的是巴克尔的计划——依然不肯举行会员代表会议。他说这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不会承认代联委的权威，就算他当选为代联委主席，也不会上任。3月16日的《牛津邮报》暴露了帕森斯的企图：撤销代联委，拥护工人参与：
帕森斯先生拒绝出任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但工会干部要求他成为这个职位的唯一候选人——自从艾伦·索内特接替西·布雷克，担任了厂里最大的分会的主席职位之后，代联委主席职位就一直空缺……但是，雷格·帕森斯说：“如果我当上了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主席，我就有义务执行它的政策，而我可能不太赞成这些政策。”
汤普森先生曾要求帕森斯先生召开运输工会会员代表会议，让帕森斯先生获得提名。然而，帕森斯先生能否赢得提名，依然是大有疑问的。帕森斯先生说：“现在厂里已经不怎么需要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了。最近采取的雇员参与政策已经使它变得不那么必要了……”
帕森斯玩的这一手，使代联委最重要的一个职位迟迟无人上任，让它无法开展活动。面对这种局面，运输工会5/55分会和5/293分会自己召开了会员代表会议，提名候选人。有一百多个会员代表出席了会议，在无人出来跟我竞争的情况下，我获得了运输工会的提名。代联委准备在主食堂举行会议，批准我的任命。就在会议召开前，管理层把代联委书记道格·霍布斯叫了过去，对他说：戴维·巴克尔请求管理层收回许可，不让代联委在食堂开会，管理层已经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代联委只好在厂外举行会议，我最终被任命为代联委主席。
汽车委员会被撤销
就在下一周，汽车委员会准备召开五月会议。由于四月会议上主席的舞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许多问题。四月会议的纪要（由戴维·巴克尔编写的）下发之后，它造成的影响就变得更清楚了。巴克尔在纪要中颠倒黑白，把四月会议说成是被左派搅乱的，而不是被主席的舞弊给搞乱的。
因此，五月会议没能完成第一项议程——通过四月会议的纪要。主持会议的比尔·罗奇建议大家通过这个纪要，但几个代表站了起来，说纪要是不正确的。罗奇不让他们反对，并建议会议通过这个纪要。他将纪要提交表决，然后输了！于是我建议修改纪要，把四月会议的经过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罗奇说，他不能容忍任何“捣乱”，还宣布会议已经“失控”，因此他中止了会议。
几天后，我们收到了布莱恩·马瑟斯的信，他终于对九位代表提交的投诉信做出了答复。他一直扣着这封信，直到五月会议举行后，才寄给我们；他在信中说，由于投诉信中的内容与四月会议的纪要（他已经看过这个纪要了）存在多处矛盾，由于五月会议已经“破裂”，距离汽车组别大会的召开又只剩下三个星期，所以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牛津都不能派代表参加汽车组别大会。又是一个稳赢不输的把戏！
五月会议的纪要下发后，我们发现它跟四月会议的纪要一样，满是捏造和歪曲。这一次，罗奇没有把会议纪要提交委员会批准。只要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就宣布休会，还扬言要把“某些代表”的行为上报地区委员会全会，让地区委员会全会作出处分。当时就有人说，我们早都被“安排好了”。
牛津地区委员会——其中右翼占据多数席位——在两周后举行会议，讨论了由巴克尔和罗奇起草、并已得到地区委员会的财政与一般性事务委员会（财委，F&GP）的批准的一个议案：
牛津地区委员会应撤销汽车委员会，并责成地区委员会书记召集该地区各汽车工厂的运输工会的资深工会代表举行会议，探讨用何种方法来进一步协调牛津地区各汽车工厂的工会活动。
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事先就已安排好的决定。它对一切意见充耳不闻。巴克尔和罗奇起草的议案被通过了，地区汽车委员会——由运输分会在牛津地区的各个分会的代表组成、为该地区成千上万的汽车工人制定政策的机关——被撤销了。取代它的是由召集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人数更少、代表性更差，而且在运输工会的章程中也找不到它的位置。但右翼在它里面占有大多数席位，而这正是戴维·巴克尔想要的。
工厂的“改组”
戴维·巴克尔正式当上负责装配厂的运输工会专职干部后，马上给运输工会全体会员代表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他先前跟他们开会时“冒出”的一系列结论。他很谨慎，并没有提出任何实际决定；但他跟会员代表们会面，肯定不只是为了“了解一下你”。
他这封信里包含了三个重要的提议：（1）运输工会退出代联委；（2）用代扣会费（check-off）的方式收取会费；（3）加强工人参与。这三项提议，特别是第一项和第三项，就是要把权力从会员代表们手中夺走，交给专职干部——而在实行参与制度后，把权力交给专职干部，其实就等于交给了管理层。他还抨击了罢工，并为撤销汽车委员会一事辩护：
见完会员代表们后，我现在要寄出这封信，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在跟你们讨论时冒出的主要想法。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还要跟公司开会，讨论其中的许多主意，看看要怎样做，才能达成这些目的——显然，有许多会员代表都认为这些才是主要目的……
在我们的讨论中，以下三点是最重要的。
（1）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你们都知道，我已经清楚地解释了工会的政策。我们不打算正式地参加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我欣慰地说，这个决定得到了大多数会员代表的欢迎。为了我们会员的利益，我们将尽量与另外两个工会密切合作，但我们必须保留制定自己的政策的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的政策要由我们的会员代表来制定。我们不会接受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的任何决定束缚，我也不会接受他们的任何指示。我要求全体会员代表不参加会员代表联合委员会的任何会议。
（2）代扣会费〔从工资中扣除会费〕。大多数人在会面时都问过这项制度什么时候才实施。这项制度已在考利地区的其它工厂实行，也已经在装配厂（的其它一些工会内）实行，我们将请求公司尽快实施这项制度。这项制度可以省下收取会费的时间，将这些时间用于处理其它问题。有人辩称，这样做会削弱工会与会员之间的纽带，然而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正好相反，这样会加强工会与会员的联系，因为会员代表和会费收取者再也不用为了缴费的问题而跟会员争吵了。
（3）参与。在各级参与委员会里，我们工会的代表过少。我们应当积极参加参与委员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体力雇员当中，有67%是我们的人，我们应当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应当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通过参与委员会，其它工会正在对你们的未来、你们的会员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参加参与委员会，我们就会忽视了他们……
（4）局部性的要求。有一个人在会面时问我，我对一小批会员提出的合理要求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如果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那就没有必要通过产业争议的方式去浪费大家的时间。反过来说，如果一小批人的争议有可能影响到整个或大部分工厂，那么其他人也有权利表达意见。目前，这个游戏的名字依然叫做生存，如果发生严重的产业争议，就有可能危及全体会员的工作，我们必须全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5）汽车委员会。你们已经知道了，地区委员会已经撤销了地区汽车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由牛津地区的七家工厂的资深会员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经举行了，而且非常成功。以后，资深会员代表及其副手将在必要的时候开会，处理各工厂之间的日常问题。在牛津汽车工业中，事关我们工会政策的重大的、一般性的事务，将由以资深会员代表组成的汽车委员会处理。
在厂内现有的工会组织体制下，推行代扣会费制度（由管理层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工会会费的做法）也会削弱工会运动——当然，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了。代扣会费能成为运输工会的正式政策，主要是因为它一开始能增加收入，减少管理的难度。这就是专职干部的梦想：会费滚滚而来，他们只需要把钱存进银行就行。
管理层早就建议工会实行代扣会费制度，而厂里的左派一直在反对，因为这是老板的诡计，它会大大削弱工会的组织独立性。它会削弱工会与会员之间的纽带，并减少积极分子的人数（厂里有六七十个会费收取者，他们不是会员代表，但他们跟会员代表一样，都是基层工会制度的一部分）。它还会使工会在管理层面前更加没有底气，因为管理层会在需要的时候，直接控制由它代扣的会费，逼迫工会就范。巴克尔的论据——代扣会费制度能够避免会费收取者与工会会员之间的争吵，所以它是个好制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争吵和交流，其实正是建设工会、培养会员的工会意识的斗争中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成分。
轿车委员会削弱了联合委员会
在1976年上半年，英利轿车在管理方面的决策，都是通过轿车委员会下达的，而不是通过与工会谈判得出的，这加剧了工人参与制度与联合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召集者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既在参与制度中担任高级职务，也在联合委员会里担任高级职务，这种情况加剧了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例子便是德里克·罗宾森，他既是联合委员会主席，又是轿车委员会里的高级雇员代表。
1976年夏天，管理层企图让英利轿车的全部36家工厂同时进行工资调整[3]，使这种利益冲突达到了顶点。六个月前，联合委员会就已经讨论过管理层的这个提议，并将其驳回，因为这样会使工厂谈判变得形同虚设，也离变成公司谈判更近了一步[4]。
联合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都坚持工厂谈判，因为在群众战斗性较高的六七十年代，在提升工资这方面，由各工厂的工人分别同公司谈判，要比集中谈判有效得多。在分别谈判中，由最强大或最有力的工厂或部门带头冲锋，其它工厂或部门纷纷跟进，公司就很难控制。而如果实行了公司谈判制度，那么谈判的控制权就必然会落到中央干部手里——管理层就可以跟工会体制中最容易向自己屈服的那一部分谈判。
现在管理层利用了莱德报告中关于公司工资结构的条款，通过轿车委员会再次提出了工资同时调整的问题。轿车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提议，并将其提交给英利轿车召集者大会，而召集者大会同意成立一个小委员会，对何时进行工资同时调整进行谈判。
联合委员会在八月召开会议时，会上有许多人都对英利轿车里发生的情况表示愤慨。来自英利公司其它部门的大量发言人，都对轿车委员会接受公司建议一事提出了批评。来自英利卡车与巴士的伦·布林德尔（Len Brindle）——他跟罗宾森一样，都是英共党员——谴责了参与制度，说它是公司内的工会运动的“软肋”。来自英利特殊产品的召集者说，成立小委员会“动摇了联合委员会的根基”。主持会议的德里克·罗宾森顽固不化，他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指责我们在英利轿车里的决定，但你们改变不了。”有人建议谴责轿车委员会的决定，被罗宾森否决了。
会议开不下去了，联合委员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参与制度下，已经通过了一个将会对未来的工资谈判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而联合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无能为力。事实上，在那一天大受打击之后，联合委员会就再也没能恢复过来。它以后还会开会，但它再也没能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在参与制度的压力下，它开始在工作时间开会，只有召集者或得到管理层允许的人才能出席会议。
[1] 查尔斯·安东尼·雷文·克洛斯兰德（Charles Anthony Raven Crosland，1918年8月29日——1977年2月19日），工党政客，1965年1月22日——1967年8月29日任教育与科学大臣，1967年8月29日——1969年10月6日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69年10月6日——1970年6月19日任地方政府与地区计划大臣，1974年3月5日——1976年4月8日任环境大臣，1976年4月8日——1977年2月19日任外交与英联邦事务大臣。——中译者注
[2] 该书的标题原文为Hostilities Only，这个词组的本意是指仅在战争时期征召的士兵，当“敌对状态结束”（end of hostilities）时，这些士兵就会复员。因此将这个书名译为《战时状态》。——中译者注
[3] 工资调整（pay review或salary view），又译薪酬检讨，是指公司对员工的表现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工资，一般每年一次。——中译者注
[4] 也就是说，按照自由集体谈判（free collective bargaining）制度，各工厂的工人是作为一个集体，同公司进行谈判的，这样做有个好处：工资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基层工会手里，更容易反映群众的要求，而且，当战斗性最强的工厂赢得最多的成果后，就会吸引其它工厂的工人跟进。但在实行工资同时调整制度之后，实际上就变成了公司谈判（corporation bargaining），也就是整个公司的全体工人作为一个集体同公司谈判，这样一来，代表工人去同资方谈判的，就是工会的中央干部，他们比较脱离群众，不容易受到群众压力的影响，更容易被资方收买。——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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