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工程工联不服从国家劳资关系法庭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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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5月6日星期一那天，发生了两个事件——一个是地区性的，另一个是全国性的。那天早上，运输工会分区分区委员会调查团开始在考利进行调查。而那天下午，尽管工党还在执政，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劳资法庭）却下令扣押工程工联的全部资产。工党在竞选宣言中满口承诺要废除《劳资关系法》并撤销国家劳资关系法庭，可是工党的就业大臣迈克尔·福特却拖拖拉拉，不肯做出一点实际行动。
　　工程工联跟劳资法庭早就结下了梁子。去年，劳资法庭勒令工程工联叫停Con Mech工程公司的罢工，但工程工联拒不服从，于是，劳资法庭便于1973年10月对工程工联处以罚款47000英镑。工程工联依然拒不服从，被判定为再次藐视法庭。劳资法庭给工程工联下了最后通牒，勒令工程工联在规定期限内上缴罚款，如果逾期不缴，就扣押工程工联的全部资产。这是《劳资关系法》发布后，劳资法庭向工会发动的最大的挑战。
　　工程工联执行委员会请求迈克尔·福特让议会快速立法，立即废除《劳资关系法》，解决这次危机。福特说这个法子行不通，建议工程工联服从判决。工程工联拒绝了他的建议，5月3日星期五，劳资法庭下令扣押工程工联的全部资产，该命令于5月6日星期一生效，就在那一天，运输工会分区委员会调查团开始在考利进行调查。

分区委员会调查团

　　调查团准备用五天时间进行调查，调查工作都是在厂里进行的，管理层会给调查团提供一切便利。调查是由布莱恩·马瑟斯和分区委员会主席阿瑟·戴维斯（Arthur Davis）主持的。戴维斯来自考文垂，也是右派，他跟巴克尔一样都是地方法官。调查团的其余成员都是分区委员会里的右翼分子。调查团要求所有运输工会会员提交证词，有几百人立即照办，其中包括大部分的货运司机。
　　在第一天的午饭时间，莫斯·埃文斯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通知了管理层，他正在帮我们的罢工争取正式支持，管理层便建议第二天在尤斯顿（Euston）附近的塔维斯托克饭店（Tavistock Hotel）开会。这样就有两个流程在同时进行了。莫斯·埃文斯支持我们的罢工，他有可能帮我们争取到正式支持，而布莱恩·马瑟斯却在主持分区委员会的调查，企图破坏我们的罢工。
　　第二天早上，鲍勃·弗莱尔和我赶去尤斯顿，参加了会议。管理层一方的领队是帕特·洛里，而工会一方的领队是莫斯·埃文斯。埃文斯对洛里说，如果这次会议结束时，管理层仍然不肯承认我的会员代表职务，运输工会就一定会正式批准货运司机的罢工。洛里显然是被这番话给动摇了，提出了一个妥协。洛里说，如果我能在两年时间内“表现良好”，他就会承认我为会员代表；代价就是必须结束罢工。埃文斯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拒绝了洛里的建议。然后洛里再次提出这个条件，只是把考验期缩短为一年。埃文斯再次果断回绝，然后洛里就不肯让步了。埃文斯就对洛里说，那你就等着吧，过几天运输工会就会正式承认货运司机的罢工。我们又惊又喜。

工程工联拒绝服从法庭的判决

　　我们乘车赶回了牛津，路上我们得到了工程工联反抗法庭判决的消息。这真是太有戏剧性了。正当几百名工程工联会员在伦敦佩克姆大道（Peckham Road）的总部里面请愿时，休·斯坎隆一锤定音，促使工程工联执行委员会决定：立即号召一百二十万会员全体举行无限期罢工，保卫工会。这是对《劳资关系法》的挑战，它将决定这个法案的存亡。
　　我们回到厂里时，工程工联的会员代表们已经开了会，号召他们的会员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无限期罢工。时间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召集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开会了，所以我们就跟另外几个副召集者开了会，要求我们的会员尊重工程工联的纠察线，并让我们的会员代表参加工程工联的纠察队。
　　这次罢工非常有效。第二天早上，牛津的汽车工厂全都停工了。在全国范围内，这次罢工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还在迅速扩散。弗利特街^[1]的报社大都停工了。《每日邮报》利用工贼做工，所以它才能出版，它暴跳如雷：“这不仅仅是一次象征性的抗议罢工。这是对宪法的挑战。这是企图通过展示工人力量来破坏法制。”它说的没错，而且早在“法制”这个字眼出现之前，这种做法就已经存在了。
　　太阳还没下山，工程工联就已经赢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胜利。罢工继续扩大所造成的影响，吓坏了一群商人，他们便提出替工程工联缴纳罚款，法庭也接受了。劳资法庭法官约翰·唐纳德森^[2]爵士声称，由商人替工会代缴罚款，并不会损害法庭的立场。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这把劳资法庭和《劳资关系法》给彻底弄死了。
　　第二天，媒体纷纷责骂唐纳德森的决定。《每日邮报》说：

　　约翰爵士声称，此举无损于他的法庭的权威，但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说法……在一般人心目中，在历史书中，都会这样记载这件事：法庭勒令工程工联缴纳罚款。但他们到最后还是没有交钱……法制被破坏了。大工会掌握了最终否决权。

　　说的太对了！然后迈克尔·福特突然发现可以废除《劳资关系法》了，他便匆匆忙忙地着手废除这项法案。
　　工程工联虽然赢得了胜利，可是，尽管运输工会也采取了不服从劳资法庭的政策，布莱恩·马瑟斯和他的调查团却彻底葬送了这个胜利。罢工在考利获得的支持，让他们大为光火——由于工厂都停工了，谁也不去配合调查，所以工厂没法开工，调查团也没法进行调查。他们说，这就是问题的另一种表现，而他们来这里就是要消除这个问题的。

继续调查

　　调查团在星期三重新开始调查，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了，它不是要调查管理层对我的处分，而是要以另一种名义对我们进行审判。托尼·布拉德利和我作为分会干部，接受了调查团的传唤，结果我们发现调查团根本不想调查管理层对我的处分，却不停地质问我们，分会是怎么运作的，分会在厂里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调查团完全被马瑟斯控制着。传唤谁，不传唤谁，都是由调查团自己决定的。被传唤者只有一种权利，就是全程出场。没有提出指控，因此没有什么可辩护的。被指控者毫无基本权利，没有出席调查的权利，没有与指控者进行交叉质询的权利，没有质疑证据的权利。
　　到了星期五，也就是调查的最后一天，莫斯·埃文斯又给我打来电话。好消息是：执行委员会已经同意正式认可货运司机的罢工。坏消息是：要等到调查团公布结果之后，正式认可罢工的决定才能生效！这其实就是要根据马瑟斯的调查结果来决定是否正式认可罢工。这次冲突，以对马瑟斯有利的方式解决了。这是杰克·琼斯搞的鬼，他让我们吃了亏。

调查结果

　　十天后，也就是5月21日星期二那天，分区委员会在伯明翰举行了特别会议，提交和讨论了调查报告。我作为分区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我以外，厂里没有一个人出席会议。我们拿到了报告，读了10分钟，然后马瑟斯就建议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成真了。这个报告，是对分会，对会员代表们选出的代表的大规模攻击。
　　报告否决了管理层对我的处分，并为我作为部门会员代表的行动做了辩护，但是，报告接下来又对鲍勃·弗莱尔作为召集者的所作所为和我作为副召集者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攻击。报告指责我通过蓄意操纵群众大会破坏了工会民主，指责鲍勃通过蓄意操纵群众大会损害了工会的声誉。然后报告作出了一连串的指控：

　　然后我们传唤了QT区的会员……这些会员基本上都对资深会员代表、副资深会员代表与会员群众之间的沟通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他们特别批评了群众大会上的决定，他们似乎对这一级工会组织失去了信心。被传唤的会员列举了一些事例，在这些事例中，大多数人的决定被置之不理；被传唤的会员大都强烈地认为，工会民主正在遭受破坏。
　　QT区的劳资争议，是由于产业工程技术的问题而引发的，有许多人对索内特兄弟在讨论这次争议的群众大会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许多人都说，关于会员是否应当继续罢工的决定，没有得到正确的宣布。许多会员都认为，尽管大部分人是赞成复工的，但索内特兄弟却歪曲了投票结果，宣称大部分人赞成继续罢工。在QT装配线上工作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人们都觉得，在这种群众大会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导致了思想混乱，有时还会导致误会。大会上并没有对赞成票和反对票进行计数，也没有选出协助主席宣布结果的计票员。
　　我们在QT区的大量会员都对处理这次产业工程争议的做法感到很不满意。我们得到的证据表明，在另一次大会上，资深会员代表还公开鼓励反对复工的少数会员下班回家，这让我们非常困扰。他必须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工厂停产，而这是与会员的愿望相悖的。他的行为，引起了大多数人的不必要的关切与怨恨，在我们看来，他的行为还损害了工会的声誉。

　　这些指控全是谎言，而且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向我们提出这些指控。就连调查团传唤我们时，他们也没有说过这些话。在传唤鲍勃·弗莱尔时，他们从来没有告诉他，他正在接受调查，也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指控。可是，他们却给他定了一个重罪——“损害了工会的声誉”。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正在要求会议批准这些不利于他的调查结果，可是会议甚至没有邀请他出席，让他发表意见。
　　这些指控与事实相差甚远。在QT区的群众大会上，我们让人计票了，由于投票结果非常接近，我们还特意让会员们走过不同的出入口，一张一张地计票。然而，调查团却更愿意听取那些从一开始就反对QT罢工的少数人的意见，却不愿意听取那些一再支持罢工的多数人的意见。他们愿意听取每一个对我们不利的指控，却不肯给予我们反驳指控的权利，甚至不让我们知道有人在指控我们。
　　这个报告对鲍勃·弗莱尔和我做出的主要处分是：立即停止我们的职务，并重新举行选举。选举将由全体会员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而不是按照现行的做法，由会员代表委员会选出。我们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在敌视我们的媒体面前，工会公开批判了我们，这会使我们在选举中遭到极大的困难。这个报告显然是为了推行巴克尔及右翼的计划而编写的，目的就是要撤掉我们的职务，让雷格·帕森斯和其他右翼分子当选，取代我们。
　　然后，这个报告讲到了5/55分会，并编造了结论。它宣称分会的运营“有问题”，“没有让会员充分参与”。因此，它决定——这正是分会担心的——扩大对所谓的“这个问题”的调查范围。它是这么说的：

　　传唤了约200名会员后，我们对考利装配厂的工会活动有了大致的了解。在工会里，我们的一些会员比其他会员更加积极。我们问了每一个前来接受传唤的会员，是否参加过分会的会议，我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与会员的总数相比，经常参加分会会议的人是很少的。大量会员抱怨说，在参加会议时，他们很难发问。我们认为，这有一部分是因为该分会涵盖了好几个不同的部门，收到的报告也覆盖了工会活动的广大领域。
　　我们发现，大批会员都觉得该分会的体制有问题，我们还收到了很多建议，劝我们对这一点进行调查。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考虑到引起我们注意的许多其它问题，我们不得不扩大调查范围，把这个问题包含在内。
　　我们认为，分会应当鼓励会员充分参与分会的事务。鉴于分会的威望与其决定有关，而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分会的决定又会对工作单位中的会员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这个结论就更加重要了。
　　经过考虑后，我们认为，为了扩大分会的活动，至少要再设立一个分会，并根据工作单位的地理位置，把我们的会员分流到不同的分会中去。

　　这是又一个侮辱。自从5/55分会成立以来，托尼·布拉德利就一直担任分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分会不断壮大，到现在已经拥有了六千名会员。可是，在分会的管理遭到抨击时，他却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不能对他受到的指控进行答复。报告要求分裂分会，这会对厂里的工会造成沉重打击。多建立一个分会，就能让会员更加积极地参与工会事务？完全是胡说八道！其实这只会让会员更加不愿意参加工会事务，因为四分五裂的工会只会更加软弱，更加没用。当然，这其实就是马瑟斯想要的。

马瑟斯像管理层一样说话

　　布莱恩·马瑟斯介绍了调查报告，并建议会议通过这个报告。他的发言甚至比报告本身还恶劣。他像管理层一样说话，利用管理层编造的数字，夸大了罢工的影响。他根本不在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罢工。罢工就是坏事，会发生罢工，就证明厂里的工会制度有问题。他还抱怨说，在调查期间，工程工联居然为了反抗法庭判决而罢工，害得全厂都停工了。
　　他讲完后，我得到了发言的机会。我指出，他的发言简直就跟管理层没有两样，我还为会员代表运动辩护。我解释了罢工为什么会一再发生，是谁引发了罢工，他得到的数字都是怎么炮制出来的。然后我又批判了一通调查报告，并对鲍勃·弗莱尔和托尼·布拉德利受到的处分提出了抗议。我为分会的历史辩护，解释了分会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会员参与分会事务，做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分会每过两周就开一次会，还出版了一份月刊。所有会员都可以去找分会，向分会提出问题，然后分会干部就得尽量帮他们解决问题。分会确实要处理来自不同工厂的召集者的报告，但这种做法很受会员们的欢迎，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获得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信息。
　　我还指出，当时来参加分会会议的人数一般都有80人到100人，超过了汽车工业的绝大多数分会。参加分会会议的主要是会员代表和积极分子，但所有的分会都是这样。工会的工作都是在工作时间内，通过会员代表制度处理的——但这是非常正常的。尽管如此，分会还是定期开展讨论，同时又与会员代表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在厂里，所有的政策最终都是由会员代表委员会决定的。
　　我解释说，5/55分会覆盖了好几个部门，这不是弱点，反倒是优势。在必要的情况下，它能把装配厂全体会员的力量，隐藏在几个小工厂背后。分会的行政管理也没有问题，因为分会有四个财政秘书，负责管理财政和行政方面的问题。
　　我还说，原则上我们并不反对报告中提出的改变选举制度的方法。在选举召集者时，不记名投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分会会议上的选举方法，是由分会自己规定的。
　　错误的是隐藏在这种改变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有人想趁机把我们赶下台。既然要客观，那就不能光整我们。如果修改选举方法是工会民主化的必要步骤，那么为什么不在运输工会的其它分会落实这一措施？就好比说，在隔壁的车身厂，就没有人要求这么做。车身厂的召集者仍然是在5/60分会的会议上选出来的。
　　当然，他们对我的话充耳不闻。分区委员会里的主要政治力量——右翼和共产党——都想削弱战斗性工会运动（在一些情况下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考利的影响力；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其实，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得到了共产党员的大力支持。有些人是在汽车工会并入运输工会之后，才随着汽车工会加入运输工会的，在合并过程中，厂里的两个汽车工会分会被并入了5/55分会，这让他们怨恨不已。他们现在发现，报告中提出的增设新分会的建议，给他们提供了逆转这个过程的机会，他们可以趁机加强吉姆·巴森的地位；在合并之前，右翼分子吉姆·巴森是厂里的汽车工会召集者，合并后，他失去了原来的职位。
　　分区委员会批准了调查报告，并作出了批示：

　　1974年5月6日至10日，调查委员会在牛津进行了调查，然后向分区委员会提交了调查报告，分区委员会经过讨论后，批准了调查团的报告与结论。因此，它作出决定：邀请在英利公司考利装配厂工作的会员提名候选人，竞选资深会员代表与副资深会员代表的职务；并在分区委员会的主持下，立即举行必要的选举。

　　会议结束后，布莱恩·马瑟斯立即叫正在外面等候的记者进来，向他们公布了调查报告和决议。在调查报告中受到批判的人，除了我之外，都是通过电视和广播才得知调查报告的内容的。

分会积极分子怒火万丈

　　当天晚些时候，5/55分会委员会举行了会议，讨论了调查报告。积极分子们怒火万丈。但是，该怎么应付这个报告，却是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处分是以“调查”的形式，而非纪律听证会的形式作出的，所以我们无法上诉。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总执行委员会上诉，可是总执行委员会又被杰克·琼斯控制着。然而我们别无选择。分会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声明，准备提交给执行委员会，对所谓的“分区委员会的迫害”提出抗议，并请求执行委员会干预。
　　这个声明是由托尼·布拉德利起草的，它的基调反映了与会者的愤怒情绪。声明历数了调查团的各种错误：

　　· 在进行调查之前，尽管分会干部多次请求同调查团开会，却一再遭到调查团的拒绝。
　　· 把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分会制度，却又不让分会的各个部门作证。
　　· 调查团偏听偏信，只听取那些对分会不满、批评分会制度、却从来没有参加过分会会议的会员的意见，又不让分会干部进行答辩。
　　· 调查团接受了雷格·帕森斯兄弟对分会制度与行政管理的批评意见，然而他自己的部门却是厂里贡献最小的……
　　· 没有跟分会干部和会员代表们联系，就向媒体公布调查报告，而且还不肯让分会干部和分会委员会答辩。
　　· 长年以来，资深会员代表鲍勃·弗莱尔为工会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调查团甚至不肯给予他哪怕是普通刑事犯都应享有的权利，就对他进行了公开的羞辱。
　　· 调查团没有跟鲍勃·弗莱尔商量，没有考虑过这会给他的家庭造成极大的困难，就宣判他有罪，并通知了媒体。
　　· 按照工会的正式政策，分会有权选举自己的资深会员代表，任期为两年，而调查团的裁决却破坏了这项民主权利。
　　· 调查团明知自己的决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却向公众的歇斯底里气氛屈服，在危机时刻进行选举。
　　· 提出了企图肢解、摧毁分会的建议……
　　· 宣布举行资深会员代表的选举，并将此事通知给了媒体，但这本来应当是分会的责任。
　　声明最后宣称：“我们只能认为，这种所谓的‘公正’只能叫做分区委员会的迫害，我们呼吁总执行委员会进行干预。”
　　第二天，我们派出了50名会员代表，组成代表团，乘车前往伦敦的运输工会总部，把这个声明交给杰克·琼斯。格伦维尔·霍利出来接见了我们，他说琼斯“不能会客”。我们跟他吵了起来，在总部外面设下纠察线，把总部包围了一整天。最后我们只好把声明交给霍利，他保证“一定会让杰克看看”。“杰克”从来没有对这个声明做出答复，恐怕他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个声明。

^[1] 弗利特街（Fleet Street）是伦敦的一条街道，又译舰队街，因附近的弗利特河（River Fleet）而得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英国的许多重要媒体都把总部设在弗利特街，所以弗利特街也就成了英国传媒业的代名词，但从八十年代开始，英国媒体开始纷纷搬出弗利特街。——中译者注

^[2] 约翰·弗兰西斯·唐纳德森（John Francis Donaldson，1920年10月6日——2005年8月31日），1946年取得律师资格，1961年获得王室法律顾问资格，1966年担任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法官，同年受封爵士。1971—1974年担任国家劳资关系法庭法官。1979年担任上诉法院法官。1982—1992年担任英格兰和威尔士主事官，1992年退休。——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