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奋勇斗争的年代（2010）
6．为了保卫计件工资制而罢工七周
当时，英利管理层的头等大事，就是他们所谓的工资制度“改革”。他们想要废除计件工资制，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1]。这是一种专门为装配线工人而设计的固定工资率计酬方法[2]，它根据时间与动作研究[3]确定工人的工作效率。
管理层打算停产莫里斯Minor 1000型[4]，转产莫里斯Marina[5]，并趁机削弱计件工资制。为此，在裁撤莫里斯Minor生产线期间，他们在这条生产线上推行了一种叫做受控计件工资制（controlled piecework）的制度——一种以计件工资为基础的按工计酬制，并开出了很优厚的、然而显然不会持续太久的条件。为了避免工会的反对，他们签订了协议，保证在转产莫里斯Marina后会照常实行计件工资制。我们都对此满腹怀疑，但他们已经推行了这种制度，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接受。
工厂的改造
在此期间，厂里的生产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北部厂区的GK涂装车间被拆除了，安装了两条全新的、更现代化的生产线，从车身厂运来的车身可以直接在生产线上涂装。在南部厂区，英汽服务部刚刚搬到了顺着公路走800米外的新厂房，而在空出来的旧服务部厂区里的T区（旧KD楼）和Q区就被改成了一整栋新楼，叫做QT区。QT区里面要新设两条生产线，用来生产莫里斯Marina车型。改造之后，全厂每周的轿车产量应该达到10000辆。
工厂的改造也对我们货运部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前车身是用卡车从涂装车间运往装配厂的——这正是我们最重要的优势——而现在不用卡车了，改用工厂上方的传送系统了。
管理层向计件工资制发起挑战
改造完毕后，各工会的召集者同管理层开会，讨论了新的QT区里的Marina生产线上的人员安排问题，并打算就过渡时期的计件工资协议进行谈判——在转产新型号时，一般都是这样做的。然而，管理层却让他们大吃一惊：管理层对他们说，不打算按照老规矩办了，也不打算遵守之前达成的照常采用计件工资制的协议了。
莫里斯Minor生产线的工人马上停工开会。由于裁撤和转产，他们只剩下200人，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计件工资制的好处，很想保住计件工资制。我跟当时的工程工联副召集者约翰·安德伍德（John Underwood）一起去见他们——约翰是工程工联最优秀的会员代表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参加会议的工人起草了一个决议，要求全体工人立即进行无限期罢工，保卫计件工资制，我和安德伍德也支持这个决议。这次会议还决定，号召厂里其它生产线上的所有工人加入罢工，因为管理层的决定最后也会影响到所有工人。两个提议都被几乎一致通过，工人回家去了，在一周之内还要开一次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散会后，约翰·安德伍德和我跟几个召集者开了会，来开会的有雷格·帕森斯（鲍勃·弗莱尔请了病假，所以由帕森斯暂时顶替）、吉姆·巴森和新上任的工程工联召集者道格·霍布斯（Doug Hobbs）。霍布斯不是左派，但也不反对左派，经常还能坚持原则。他们全都支持采取行动；但我们现在还得让剩下的生产线工人参加罢工，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我们先去找了管理层，想达成协议。我们谈了好几天，却一无所获。叫来了专职干部，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跟另外几条装配线的会员代表开了会。他们同意叫各自的会员参加下次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支持罢工，加入罢工——而群众大会就要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4日星期五那天召开了。但是他们不保证一定能做到。让人们为眼前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采取行动，的确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天早上，群众大会召开了，莫里斯Minor生产线的工人最早到场。已经到了换班的时候，其它生产线的工人却还没出现，我们都开始担心了。然后我们看见，大批人马顺着公路过来了。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三个召集者都讲得很好，就连吉姆·巴森也讲得很好，参加大会的工人绝大多数都要求继续进行全面罢工，直到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现在有1200名生产线工人参加了罢工。
吉姆·巴森分裂了罢工
在9月10日星期四那一天，又开了第三次群众大会。警察来了，不让我们开会——大会是在公路旁边的草皮上开的。于是我们就到工厂的足球场上开会，在罢工期间，我们的大会都在那里举行的。雷格·帕森斯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了会员代表们的意见，要求继续罢工，并在下周五举行下一次大会。第二个发言的道格·霍布斯说的也差不多。
第三个发言的是吉姆·巴森——他向大会投出了一颗炸弹。他说，为了举行谈判，汽车工会要求复工。在大会开始前，他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他说，他并不想这样做，但这是地区委员会的指示。会场骂声一片。有位会员代表害怕场面失控，就向大家建议：下次大会改在下周一举行，让各个工会利用周末认真考虑一下局势，到了周一再做出最终决定。大家接受了这个建议，罢工继续进行。
我们马上在球场上跟会员代表们开了会。他们经过表决，决定在下周一的群众大会建议群众继续罢工。
到了周一，我们发现汽车工会的立场已经对罢工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雷格·帕森斯和道格·霍布斯强烈要求继续罢工，但群众的情绪却不怎么热烈。管理层也说，要想谈判，就得先复工；吉姆·巴森又煽风点火，指责我们轻易回绝了管理层的建议。群众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在24小时内复工，“以便同管理层会面，弄清管理层提出了什么条件。如果管理层提出的条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就立即重启罢工。”这个动议很危险，但是大多数人都接受了它。然后会议就结束了，大家回去干活了。
一小时后，各工会的召集者同管理层会面，很快就弄清了形势。管理层愿意提高每小时工资率，但有个条件：工人必须同意在Marina生产线上采用日基准工作量制。重启罢工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了。如果按照管理层要求的日基准工作量制来计算，工资要比我们奋力保卫的计件工资制下的平均工资还要高。我们现在是在跟大幅加薪作对！这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又跟会员代表们开会讨论管理层的条件。他们表示反对，并经过表决，决定在一个半钟头后，也就是下午1点30分重新召开群众大会。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我们跑遍了每一条线，把重新开会的消息通知到每一个工人，然后又跑去球场架设音响设备。我们又紧张地度过了十分钟，然后看见大群工人顺着公路过来了。
我们把会员代表们提出的继续罢工的建议介绍给群众后，群众几乎一致赞成！罢工的重启，让管理层大为动摇。他们本来以为罢工就会这样结束了——其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他们要求再次会面。他们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仅限于日基准工作量制的范围内。各工会的召集者就说，他们得先回去，在下一次群众大会上介绍管理层提出的新条件，但没有说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召开。
第五次群众大会是在9月18日星期五举行的。自从罢工开始后，这是规模最大、声势最强的一次大会。道格·霍布斯代表会员代表们提出了继续罢工的决议，大会几乎一致赞成这个决议。罢工工人已经铁了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9月29日举行了第六次群众大会，再次几乎一致赞成继续罢工。
10月2日星期五那一天，举行了第七次群众大会。鲍勃·弗莱尔休完了病假，重新回来当召集者了。罢工工人如此团结，让他感到非常惊喜。他一般都在涂装车间活动，以前他对装配线工人还有点怀疑，担心他们坚持不了这么久。他对工人们说，工人们的立场，让他大受感动，他希望工人继续坚持下去，直到要求全部得到满足为止——这正是他们通过表决决定的。
不过，弗莱尔又要求把这次罢工变成正式行动，可我们却想避免这样做。他已经联系了运输工会负责汽车工业的中央干部莫斯·埃文斯[6]。这一直是一种两难困境。工会会员给工会干部发工资，当会员罢工时，工会干部就会给罢工提供正式支持。但是，当罢工成为正式行动后，就会被专职干部接管，脱离了会员代表的控制，这就会导致各种问题。
其实，寻求正式支持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响应。10月7日，工程工联正式承认罢工，运输工会也开始承认罢工了。
专职干部的干预
10月9日星期五那天，第八次群众大会召开了。有个坏脾气的菜农叫汤姆·基恩（Tom Keen），正在进行反罢工宣传（不光反对我们这次罢工，而且还反对一切罢工），他在球场门口贴出宣传画，还架了扩音器，有人走进球场，他就大喊：“罢工毁了英国！”、“罢工导致物价上涨！”、“不要上了赤匪的当！”、“回去上班！”
但是，就在大会刚要开始时，出现了惊人的转折。一辆英利豪华轿车开进了球场大门，三个专职干部走下车来：克利夫·斯莫尔、本厂工程工联干部马尔科姆·杨（Malcolm Young）、工程工联区组织者罗杰·霍纳（Roger Honer）。他们铁青着脸走过来，叫各工会的召集者和副召集者过去开会。
原来，英利新任人事主管帕特·洛里[7]在约克同运输工会及工程工联的中央干部和地方干部开了会。没有邀请召集者参加。那天早上，约克会议结束后，地方工会干部就乘车从约克直奔考利，在七点半大会召开之前赶到了。他们对我们说，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妥善解决罢工的“方案”，准备直接提交给群众大会。我们非常生气，就说先不开大会了，得先跟会员代表们商量。
会员代表们想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方案，可现在是早上七点半，在球场角落里没法研究。所以他们就向大会建议：“在会员代表们认真讨论该方案之前，暂缓执行该方案中的一切决定；罢工继续进行，周一早上再次举行群众大会。”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这个建议。群众大会散会后，我们就跟专职干部和会员代表开会。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这个方案让我们一无所获。管理层只是保证：在完成仲裁程序之前，他们不会强制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等到完成程序之后，他们肯定会强制推行的！会员代表们经过表决，一致决定在周一的群众大会上，建议群众不要接受这个方案。
三个专职干部就说，就算会员代表们不同意，他们还是要在周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这个方案，并建议群众接受。几个会员代表被恶心得直接退场。
到了周一早上，群众大会召开时，气氛跟周五那天不太一样。群众的情绪是激昂、愤怒和怀疑的。鲍勃·弗莱尔代表会员代表们发言。他指出，这个方案就是个骗局，它的目的就是欺骗工人按照管理层能接受的条件复工。他说，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罢工已经进行了六个星期，管理层已经无计可施了，难道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复工，让管理层重整旗鼓吗？他对群众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群众报以掌声与喝彩。
三个专职干部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们说，他们自己也反对日基准工作量制，但我们的策略是错误的。我们“操之过急”了。我们应当等待，等到公司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后，再举行罢工反对它！罢工工人现在应当复工，“让火药保持干燥”。罢工工人应当去挣点钱，等到公司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后——“这是必要之恶”——工会专职干部就会全面支持罢工。马尔科姆·杨的发言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早就认识他，以为他的表现应该会好一点。他在工程联里属于左派，在牛津北部的莫里斯散热器厂当工程联召集者时，表现得很不错，所以他才被选为区干部。
大会开到一半就分裂了。主持大会的道格·霍布斯宣布，表决的结果是接受方案。恐怕他没有别的选择。
会场骂声一片。大家都知道，管理层获得了大胜，而工会干部的保证全是空话。如果干部们想同日基准工作量制进行斗争，他们完全有机会：罢工已经进行了七个星期！
群众气坏了，拒绝离场，并痛骂三个专职干部。尽管三个专职干部急于举行表决，但是，关于何时宣布复工，他们却什么都没说，这也引起了混乱。群众开始提出各种建议。有些比较激进的人建议“下周一”（也就是一周之后）。这个建议差点就获得了通过，可惜被三个专职干部发觉了。还有人建议“下周四”。最后，克利夫·斯莫尔拿起话筒，叫大家明天复工。
我们跟运输工会的会员代表开了会，分析了形势。虽然我们已经尽力反抗了，却还是没能改变管理层的政策。不过，为了推行这个政策，管理层也不得不提高工资率，降低劳动速率，改善劳动条件。而且他们也没能达成关于工作测量的协议，也没有达成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的协议。如果说我们有困难，那他们也有困难。
罢工结束后，雷格·帕森斯不久就辞去了第一副召集者的职务，我就顶上了空出来的职务，继续给鲍勃·弗莱尔当副手。帕森斯没有解释为什么辞职；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因为当鲍勃有事不在的时候，第一副召集者就得代行召集者的职务。
管理层强推日基准工作量制
工人复工后，管理层马上提请仲裁，要求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1971年1月初，仲裁程序结束了，而工会明确表态“不同意”。从这一刻起，任何反对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的行动都是符合规定的。
1月14日，星期五，为了阻止正副召集者的活动，管理层耍了个狡猾的花招。下午三点，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叫我们去跟几个管理人员开一个不在日程表上的会。我和约翰·安德伍德被叫去跟人事部门的一个小角色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开会。他坚持要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可我们对他说的并不感兴趣，也从来没问过这些事。
会员代表们突然闯进来，对我们说，他们给我们打了半个钟头的电话，却一直没人接。看来有人切断了我们的电话。他们说，经理伊恩·肖万（Ian Showan）已经到了QT区，停下了生产线，召开了工人大会。他对工人说，仲裁程序已经结束，他要绕开工会，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按照新的制度，实行新的工资率：每小时21先令（1.05英镑）[8]——对于大多数按件计酬的工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涨薪。新制度还要求“整班在岗”，也就是说，工人上班后，不管发生什么纠纷，或是厂外来料不足，都不能离岗，必须上完这一班才能离岗。监工们给每个工人都发了一封信。这封信的结尾是一个最后通牒：
如果您愿意接受这封信中提出的工资与条件，就应该在早上按时报到和上班。如果您按时报到和上班，即表示您明确接受了这封信中提出的工资与条件。如果您不愿接受……那么您就应当向工厂报到，并立即告知您的工头。工头将会为您做出安排，进一步研究您的情况，在此期间，您将会被调到过渡期劳动力储备队。
也就是说，不接受日基准工作量制，就炒了你。可是，到了这时候，大会已经结束了，这一班就剩20分钟了。
第二天早上，绝大多数工人都按时打卡上班了，管理层也就当他们接受了新制度。一些激进分子不愿接受新制度，马上就被调到了所谓的“过渡期劳动力储备队”，或者叫“储备池”。下一步就是解雇。我们召开了会员代表会议，会议决定采取战术性撤退，并让激进分子复工。管理层又赢得了一次胜利，他们也没必要继续迫害激进分子了。
我和约翰·安德伍德去找被赶到储备池的激进分子，叫他们接受会员代表们的建议。然而，管理层还是狠狠地羞辱了他们。他们得走到管理层面前，说自己愿意接受新制度，然后才能回去上工。
雷格·帕森斯分裂了群众
这一天最惊人的消息，便是雷格·帕森斯打卡上班，接受了新制度。在鲍勃·弗莱尔休病假的时候，在大多数时间里，反抗日基准工作量制的罢工都是由雷格·帕森斯领导的。看来，使他辞去第一副召集者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原因。后来我们才明白，从那一刻起，他就同左派决裂了，过了几年，他成了厂里的右翼领袖，完全拥护管理层。
就在那一天晚些时候，管理层又在车身厂的Marina车身生产线上重施故技。5/60分会领导层催促所有会员打卡上班——他们说打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几天后，车身厂和装配厂的生产线工人分别举行群众大会，讨论了形势。在我们厂的大会上，专职干部发表了讲话。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可能发动罢工了，可他们却摇身一变，急于领导罢工。克利夫·斯莫尔号召罢工，还对群众说，这将是他们这辈子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就连比尔·汤普森也变成了激进分子。他对群众说：“现在正是时候，我们要站出来；管理层想要斗争，我们就给他们一场斗争。”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几个人支持管理层，但是工人已经罢工了七个星期，却一无所获；而那些导致工人一无所获的人，现在却在鼓动工人罢工！
车身厂的情况却大不一样。车身厂的工人并没有为这个问题举行罢工，他们通过计件工资制赚的工资，要比装配厂的工人高得多，这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艰苦性。推行日基准工作量制后，装配厂的工人都会涨薪，车身厂的一些工人的周薪却要减少40到50英镑。
戴维·巴克尔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值得注意的是，他辩称：管理层想挑衅工人，逼工人罢工，这是给工人设下的圈套。他解释说，因此，挫败管理层的聪明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工作，接受新的条件！他对群众说：“我坚信，公司就等我们在今天发动罢工——如果真是这样，他们一定会失望的！”他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日基准工作量制就这样在车身厂推行了。
尽管如此，管理层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困境，特别是在装配厂。他们向工人承诺，会增加工资、降低劳动量，才哄骗工人接受了日基准工作量制，但是，他们却不能按照原定计划，通过工作效率研究，把劳动速率给提上去——因为没有达成使用工作效率研究的协议。另外，由于仲裁程序已经完成，任何反对新制度、或是反对工作效率研究的行动，都会自动变成合规的。实际上，管理层做到的只是推行固定工资率计酬制；剩下的依然悬而未决。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管理层比我们更想达成协议，不然他们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在这个过程中，运输工会举行了各级委员会的选举，我当选为负责米德兰兹的第五分区委员会委员。第五分区是运输工会的第二大分区，拥有30万会员。但是这个分区委员会却被委员会书记、右翼分子布莱恩·马瑟斯（Brian Mathers）牢牢控制着。英共在米德兰兹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所以它在第五分区委员会里有一个强大的党团，而这个英共党团又坚决支持马瑟斯。
马瑟斯从来不是英共党员。不过，在1973—1978年间担任英共米德兰兹区委书记的弗兰克·沃特斯[9]在他的自传《诚实做人》[10]中明确指出，英共把马瑟斯当成自己的外围分子。沃特斯跟马瑟斯的私交显然也很好。
[1] 所谓日基准工作量制（measured day work，MDW）是这样一种制度：管理层通过工作测量（work measurement）和岗位评估（job evaluation），为每种工种或每个工人设定一个基准工作量，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如果工人的产量超过了基准量，就按比例发给奖金；如果没有达到基准量，就要按比例扣发工资。——中译者注
[2] 所谓固定工资率计酬（flat-rate payment）是这样一种计酬方法：工人的工资不是按照生产了多少产品或完成了多少动作来计算，而是完成了多少件工作来计算。——中译者注
[3] 时间与动作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y）是泰勒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要求对工人在劳动时的动作与用时进行细致的研究，消除多余的动作，减少完成动作所需的时间。这种研究其实是把工人当成机器，要求工人像机器一样精确地工作，所以遭到工人的强烈抵制。——中译者注
[4] 莫里斯Minor1000（Morris Minor 1000）是莫里斯Minor产品线中的一种车型，1956年开始生产，1971年停产，共生产了847491辆。——中译者注
[5] 莫里斯Marina（Morris Marina）是英利公司在1971年推出的一款家用轿车，1980年停产。——中译者注
[6] 阿瑟·莫斯丁·埃文斯（Arthur Mostyn Evans，1925年7月13日——2002年1月12日），1940年参加工程联，1950年参加运输工会，1969—1973年担任运输工会全国书记（分管汽车产业），1973—1978年担任全国组织者，1978—1985年担任总书记。——中译者注
[7] 约翰·帕特里克·洛里（John Patrick Lowry，1920年3月31日——2001年5月31日），1970—1975年任英国利兰汽车公司劳资关系主管，1975—1977年任英利人事主管，1977—1978年任人事与行政主管，1978—1981年任人事与外部事务主管，1981—1987年任咨询、调解与仲裁中心主席，1987年退休。——中译者注
[8] 在1971年1月，英镑与美元的汇率约为1英镑=2.40美元。——中译者注
[9] 弗兰克·沃特斯（Frank Watters，1920年12月25日——2002年7月25日），生于苏格兰拉纳克郡一个矿工家庭，1938年参加英共，1953—1968年在煤矿担任组织者，1973—1978年任英共米德兰兹区委书记，长期活跃于全国矿工工会（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NUM）。1991年英共解散后加入苏格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cotland，CPS）。——中译者注
[10] 原文为“Being Frank”，语义双关：既有“诚实做人”的意思，又可以理解为“弗兰克其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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