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向青采访——关于香港托派的几个问题
访问日期：2014年8月17日
整理者和采访者：K Yang
1．您是怎样加入托派？
1947年我到了香港之后，才正式加入托派。同年，我从广西大学毕业。我是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中间跑出来不念了，到1946年我才重新回到学校。那个时候联大已经解散了，因为我是休学，还有学籍，就分到清华去了，但我没去了，转学到了广西大学，1947年毕业。大概是1946年底或1947年初，我寄信给托派多数派，按照多数派公开出版的刊物，当时叫《青年与妇女》，后来改名叫《新声》，按这个刊物的地址寄信过去。1947年广西算不算有正式组织，我不清楚，总之还是有托派的人。所以他们就回信给广西大学里的一个助教，叫他来找我。这样我就正式跟托派接上头了。我知道，中国托派的人总是比较集中在上海和香港，所以我表示一毕业就到上海去，但第一步先到香港，到香港比较容易。8月15日，我一毕业，就到香港去。按照他们给我的地址去找一个同志。就这样跟托派联系上了。中途经过广州的时候，跟广州的两个同志正式见面，香港托派的地址是广州的同志给我的。这两个广州的同志是：刘平梅和姜君羊。
我正式入党的日期大概不会晚过1947年9月底。到了香港之后，几乎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在托派组织里度过的，跟几个同志住在一起。7年以后，1954年12月8号，香港警察政治部（Special Branch）把我抓去了。他们以为当时香港正在酝酿罢工运动，首先就是电车工人的罢工。中共所领导的工联会虚张声势闹得很热闹，但迟迟不采取具体行动。按照我自己的估计，香港政府觉得这个事情相当麻烦，香港以前比较大的斗争多半是中共方面领导的。差不多每次比较大的斗争之后，他们一定会从斗争的领导人当中抓一两个驱逐出境，可是这样没什么效果，还有幕后组织的存在。他们就不想去打击公开的领袖了，想抓幕后的人。结果他们发现了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特别，住在一个挺穷的木屋区里，家里家具非常少，可是有一大袋一大袋的书。在当时木屋区的那个环境来说，非常少见。我来香港不久结婚了，我太太天天上班教书，我没有具体的正式工作，在家里时间非常长。政治部出去找线索，很容易发觉我这个人是可疑的。事后我知道，他们已经跟踪我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把我抓去之后，首先在家里大搜一番，发现好多文件，拿回去一看，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而是托派。所以我猜想他们其实是想抓中共的幕后指挥，以为我是就把我抓起来了。但他们一向也要打击托派，结果一直搞了两个多月，12月8号抓去，到1955年2月19号把我驱逐出境了，就来到澳门。
1949年，王凡西还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一起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多半是来了澳门。我在澳门住了几年，到1959年年底才有老同志介绍我跟王凡西见面，之后我和他就经常来往，关系非常密切。到了1968年，香港、澳门也多少受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像澳门搞了一次很大的反葡抗暴运动，香港也闹出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个环境的改变，王凡西跟我都觉得虽然现在澳门还是归葡国管，但实际上等于中共已经完全可以控制澳门了。群众运动之后，澳门政府完全接受了中共的要求，首先就把所有公开的国民党代表驱逐出境，所有的右派团体都受到了打击，禁止在澳门悬挂国民党旗帜。所以我们考虑，恐怕我们在澳门也不安全了，假使中共想要我们回去，随时可以来抓我们。所以我们要尝试看能不能回香港去，因为港英政府还不会完全听中共的话。王凡西社会关系比较多，用了新的名字，去过香港了，没问题。之后我就以澳门居民的身份也去香港。所以从1968年到1974年期间，我就以澳门居民的身份往返港澳。这个情况维持到1974年，我发现有有一些新的情况，就决定最好不去香港了，直到1985年，中英谈判已经定案，才又可以再去香港了。
2．彭述之在中共胜利之后，他认为中共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通过农民军和苏联帮助取得胜利的。50年代初，你以“马基”的名义写了自己对中共胜利的反思，认为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端，当时你的意见在香港组织内部造成了什么样的反应？
中共能够在1949年这么快取得彻底的胜利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个事实是托派内部都承认的。可是马上就有人说，连中共自己事先也没估计到这么快夺取政权。所以这些人不觉得我们没有估计到中共胜利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但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大的错误，中共的胜利等于宣布我们托派重大的失败，而且事实上是我们托派组织整个解体的开始。我的意见是在1951年初提出来的。提出的时候，托派中央实际的负责人—彭述之、陈碧兰和刘家良已经去了海外。1950年初，他们去了西贡，不久刘家良在那边死了。彭述之和陈碧兰就到法国去，一直呆在海外。我提出新意见的时候，他们不但不在场，而且连维持通信都很困难，这个消息彭陈二人过了至少一年多，在巴黎才知道我有新意见提出来，而且在香港的组织里面引起了很大争论。
我最初的意见是书面提出的。自中共胜利之后，我们内部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们的胜利是我们估计不到的而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在新形势之下要怎么样做呢？我们的政治纲领需要有很大的改变，当时实际的政治要求和口号也应该改变。所以在香港大家马上就展开了讨论。彭述之离开香港之前，1950年1月，开了一次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们走之前的两天，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案，是彭述之起草的。扩大会议我有份参加，在香港所有的中央委员再加上一部分的地方的负责人，一共有十个人左右吧。这个草案是到开会的时候才拿出来的。会议只开了大半天，决议案也没经过多少的讨论，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可是到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决议案跟彭述之对于中共胜利之后中国演变的估计都是完全错误的。
可是在1951年初，我提出新意见的时候，决议案的错误还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中共在刚刚胜利的时候，尤其在新解放的大城市里，过去反对国民党的群众运动高涨的地方，左倾青年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有相当大的失望。这是因为真正的改革还没有开始，但另一方面，中共的专制甚至腐化，尤其在广州，却非常明显了。所以当时民间把共产党叫做“更惨党”，就是比以前更惨。可是我们在托派里面，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很多真正的改革还没开始，但共产党迟早一定要做。当然政治民主不会有，但是土地改革、社会改良以及整个政权机关、整个社会结构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民主化改革中共是一定要做的。有可能不久后中共就放弃他们两阶段的革命论，很快地会跟资产阶级决裂，会实现没收财产。有这个可能性，但不是绝对的。或者真是像决议案估计的那样，中共真正腐化、右倾，也有这个可能。但我在新意见里主要估计中共向左转是最大的可能。特别我指出，中共开始改革就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希望争取的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
我就把这个新意见写出来。我为什么写呢，而且用什么方式写呢？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在考虑要怎么修改我们的行动纲领以及眼前最符合实际的初步政治纲领。大家已经讨论过一番，大致已经有个意见了。大家委托我去负责，把讨论基本一致的意见写出来。但真正写的时候，我觉得，现在不能够光是提出我们要怎么努力，要把对当前中国形势的估计讲清楚。可是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没有讨论形势。对形势方面的估计也跟决议案没有根本不同的提法。我觉得不写这个东西，光提几句具体的政治口号没多大意思。要我自己加上去呢，这只能是我个人的意见了，不是大家已经讨论的，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提议。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问题不简单。尤其那个时候整天在报纸、在广播里面知道国内已经开始了局部的改良。后来我就写出了新意见，表明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根本错了。其实现在中共的改革已经是第三次革命的初步胜利，已经是不断革命的开始了。而且非常有可能，在中共的手上实现从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连续的发展。所以我就把对形势的新看法简单地写出来，反倒是大家已经讨论过的、本来就关于政治口号具体要求由我做一个总结记录的东西我没有写。
当时有点戏剧化的是，本来关于纲领的讨论是从彭述之他们离开就开始，讨论到大概1950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委托我去写个讨论的结论。本来以为顶多几天就写出来了，后来我就越想越不简单，就拖下来了。一直拖到1951年初，我写出了这个新意见。那是在春节期间，我太太回了广州，那时候来往比较随便，不需要证件，中共的实际控制还不严格。而我就跑到真渔（即：焦励夫）家里去。我常常在他家住，开会多半在他家里，我们晚上开会开得晚了就留下过夜；有时候不是开会，也会在他家住。所以我就在他家里写。花了三天左右写完了。我把这个文件留给大家看，大家看过后都觉得把我们的见解完全改变了。但不久后，真渔等人就基本同意了我的意见。
1948年建党的时候选出了一个正式中央委员会，里面7个正式委员，2个候补委员。到48年底，形势转变，托派中央搬到香港。7个中委里面又有五个人算是政治委员会委员，4个属于老一辈，分别是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和尹宽，还有一个就是广东的真渔。48年从上海南下的政治委员会成员只有三个，尹宽不来。尹宽在他们走之前和他们争论地非常厉害。那时候中共的军事胜利还没有那么彻底，可是尹宽已经觉得中共的胜利是很快的事情。他认为，我们以前没有估计到这个形势，现在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形势；我们整天去讲争取国民会议，但这些都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确地支持中共彻底打倒国民党，甚至要提出欢迎解放军。这遭到了另外三人坚决的反对。这个争论是有会议记录的。
这之后，尹宽和他们闹翻了。他们三个来了香港，在离开香港时开扩大会议，说尹宽不跟着领导机关搬来香港，放弃了中央委员的责任，所以现在要找一个候补来补上他的位置，所以把朴克补上去了。扩大会议正式确定朴克代替尹宽的中央委员位置，同时又决定把原有的政治委员会取消，确立两个常设的中央机关，一个叫政治局，只有彭、刘、陈三人。另外设一个组织叫组织局。组织局留在香港，由留在香港的三个中央委员真渔、戴颜、朴克组成。可是，设在香港的组织局对香港组织的下层不公开。只对香港以外的组织公开，直接领导它们。组织局在香港的活动就借用广东省委的名义。可另有一个正式的广东省委。这个省委由朴克、戴颜和我组成。这是一个由扩大会议委派的广东省委。所以这两个机构合起来只有四个人。在香港用省委名义做得事情，有的是真正的三人省委做的，有的其实是组织局做的，搞得非常复杂。讨论一个新的行动纲领，要写总结做记录，委托我去写，其实就是在这四个人里面决定的。我写出来这个意见，也就是给组织局的三个人看。组织局这三个人刚一看到我的新意见很震惊，但很快就同意了。
可是，因为组织局在香港不能公开，在内部也不公开，当时发表这个新意见又不能用组织局的名义；但也不按照惯例用省委的名义，因为这是讨论全国性的形势。所以临时商量之后，我们就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假的机构名称--中央机关报的编委。新发表的意见也和我写的有所不同。我的观点他们基本同意，但也不是每一点都同意。中共进一步发展国有化，这是最大的可能，大家都同意。可是中共政权现在算是什么阶级性呢？以前托派差不多公认中共自1927年离开城市去搞农民战争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党了。现在确定不能说它是农民党，我认为它是建立在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基础上，代表这两个阶级共同利益的中派主义政党。中派主义意思就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中间摇摆。但他们不同意这个名称，认为中共始终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党，但不能说它的基础主要是农民阶级。它的群众基础在数量上说正在逐渐增加它的工人基础。结果以党报编辑部的名义提出了一个讨论的基础文件。这个文件是当时组织局一致同意的，而彭述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在香港有一部分同志主要是新从上海过来的，他们是跟中央机关一起转移到香港的干部。他们坚决反对这个讨论文件，说它完全违背了中国托派的传统。甚至他们说，这个起草人他可能是个奸细，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向中共投降。他们没有在他们的文章里写出来，可是这是他们真正的想法。这之后香港的组织根据对这个讨论文件的看法分成了两派。
所以，我在1951年初提出的这个意见最后导致香港托派内部激烈的争论。有些支部多数支持我们的新意见，有些是上海来的人的。这个分歧在香港支部里面也是地区之争。
老彭临走的时候，把香港组织分为五区，每个区有个区委。那个时候托派里已经有不少人消极了，支部也减少了。主要支部只剩下两个区，集中在筲箕湾和荃湾。第一区是筲箕湾；第五区是荃湾。一区是我当区委书记，上海来的一批人集中在五区。本地一区的干部支持我，上海来的五区干部则来驳斥我的意见。他们从头就反对我的意见：“你说中共的胜利就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可是，中共的胜利根本只是农民战争的胜利，不配称为革命，更不是我们多年希望的第三次革命。”所以一开始具体的争论就是争论中共胜利算不算革命，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争了好多个月。
那个时候筲箕湾地区差不多所有支部都站在我这个立场上。而荃湾是支持上海老人的立场的。当时香港的领导机关--香港地方委员会提议，双方应该互相交流：应该派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去参加支持他们那一派的支部讨论；反过来，他们那一派的代表来出席参加我们这一派的讨论。在筲箕湾，我们就马上施行了。让他们去我们这边任何一个支部参加讨论。在讨论之后，他们想和某一个人进行更多的讨论，也让他去。他们主要是派钱川来作代表。我们这一派派真渔和我做代表。可是，他们一直没让我们去，我们没有一次去他们的支部讨论。他们里面整个没有讨论政治问题的空气。他们说我可能根本是个奸细，现在彻底反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坚定的托派看也不要看我们写的东西。
这些事情老彭不在场。到后来，老彭跟我们恢复通信，他对这次争论没有直接地表示哪一派对，哪一派错。过后他只是表示：第一，他们两派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第二，他们不知道1949年底的时候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共胜利的决议案。那个里面的话已经表明了，国际认为中共胜利是一个新的革命。而这个文件中文翻译出来的时候，他们几个老人还在香港。大家都看过了。可是，实际这个文件里面没有明确地说这已经是中国第三次革命已经初步成功了。没有这个说法，它只是说中共这次的胜利是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的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正是走向第三次革命的开始。
当时，老彭就觉得，国际已经有文件明确表示了，而且当他们几个老前辈在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样的看法。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快要走了，就没有把这个看法明白地告诉香港托派的年轻人。所以后来组织内部连文件都看不懂，就无谓地起争论。他是各打五十大板，没有一个具体的判断。而且他表示，他一贯正确，香港组织幼稚到这个文件都不懂得看。可是，老彭在中共胜利之后起草的扩大会议决议案文件里面很明显地说，中共在胜利之后变成了第二个国民党，中国问题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解决。
那时，因为这个事情一区和五区对立得很厉害。另外，真渔、朴克几个领导高高在上，他们实际上是组织局，表面上又算是省委，但两个区里的同志不太尊重他们。后来，我被捕后，驱逐到澳门，剩下的筲箕湾一区所有的支部和区委里面是受李西的影响比较大了。我来到澳门之后，李西和筲箕湾其他区委、支部的好多人还常常来找我。首先，他们一来找我就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被捕，会不会是他们[五区]告密？”我说，不会，他们虽然反对我，但他们不至于做这样的行动。同时很清楚，港英是把我当作中共的人抓去的。更重要的是，一区的同志觉得上海派的人想要在筲箕湾扩充势力，想要控制筲箕湾区委。他们剩下的几个区委同志说：“假使他们真是采取这样的行动，那我们就跟他们分裂。”他们来问我这样好不好。我说：“绝对不行，现在分裂只有消极意义。”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坚决反对分裂组织。但此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组织生活了。到1956年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了，大家又积极一点，写一些文章讨论，再之后，组织就基本消极了。我和真渔是好朋友，当时我和他先做同志再做朋友。我来了澳门之后，他很快也消极了，后来当老板，我当他的伙计，他开的工厂找我去帮忙。到60年代，组织简直连最起码的组织生活都没有了。到70年代，有些年轻人从海外参加托派回来，这样才刺激革共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了起来。
3．请再讲讲您所经历的1970年代香港托派复起的经过？
以无政府主义倾向为主的七零年代双周刊（70s Biweekly）团体为中心的这批年轻人起来之后，不久就从里面分出一部分人成为托派。这些年轻人1973年4月从海外回来，成立了革马盟，在香港发展了一些新人。首先是吴仲贤，他在国外的时候跟第四国际多数派接近，我相信，国际多数派是给了他任务的，来香港发展国际多数派组织。所以很快他没有充分理由就脱离了革共党，来搞革马盟。从他们回来后不到一年，岑建勋也和革共党的领导不和了，单他没有脱离革共党，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了革马盟了。不久，他们在香港组织了一个“四反运动”，给当时的香港社会造成了相当的震动。但随后当局对他们镇压的很厉害。逼得岑建勋在生活上衣食无着。他回来之后，一直没办法找工作。好多次说找工作快成功了，忽然又不行了，显然是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他有些亲戚在警务处工作的，后来有人告诉他，只要你在这里搞事情，你不要想找得到工作。所以他被迫离开香港。搞完“四反”，他就去海外了。后来他在英国发展了几个人，搞出一个“复醒社”（re-awaken group）来。后来也参加了香港托派的“大团结”。
说起“大团结”，就是以革马盟为中心的组织统一。当时除了革共党中极少数最顽固的分子之外，所有的托派都统一了。可以说，我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次“大团结”。70年代以后，新加入托派的这批新人，最初就是几个在海外参加的，然后回来香港的。他们一回来经常来澳门找王凡西和我，尤其是有几个属于革共党方面的，包括吴仲贤、岑建勋和李怀明。但吴仲贤很快就退出了革共党。岑建勋在从海外回来之前，彭述之曾经跟他说，“你回去香港之后，不但应该报到参加香港托派组织；在澳门还有一个向青，一定要去看看他。”所以他回到香港没几天就来见过我。那时候王凡西还在，所有这些年轻人来的话，从来都是我跟王凡西一起和他们见面的。多半是来到我家，因为我家地方大，比较方便。岑和我来往最密切，各种见解也是跟我最接近。不久，他跟革共党的领导人张开他们合不来了。革共党中所有“反叛”的年轻分子都是跟我很接近的。到最后，他们确定宣布“大团结”，是先来和我商量确定的。
70年代，年轻的托派和老一辈的革共党有一点最明显的不同：年轻人认为应该在香港进行公开活动，但革共党坚持秘密原则，到今天也还是秘密活动。但他们的秘密谁都知道，一点秘密都没有。好多人去找他们，他们首先抱有很大的戒心，不轻易跟人深谈，甚至连见面都不想见面。
“大团结”之后，第四国际觉得香港好像有个新气象了。可惜，这个以年轻人为中心“大团结”根基太浅，不久之后就分裂了。
统一之后的革马盟内有两重组织，一个是属于党水平的革马盟，另外一个是以区龙宇为代表的社青社，也就是青年团。分裂就是从党团之间的关系里面开始。党团中间主要还是以学生背景为主，不过他们的思想水平就相当不一样。区龙宇他们青年团就比较注重理论的学习，所以他们和开始接触政治的学生组织学习班。但革马盟的党不太重视理论。他们学生的身份更明显，但不注重书本学习，觉得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不好的习惯。事情的爆发点是，区龙宇他们接触了几个快要毕业中学生，跟他们组织学习班，他们还在讨论青年问题，例如：关注社会问题、如何学习、恋爱等，还没直接讨论到政治。可是，有人直接出面指责他们。在一次革马盟工作检讨会议上，公开指责他们，说他们搞“小团体”。结果越闹越大。区龙宇他们不服，就来找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问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恐怕这是分裂的开始。这样去打击他，已经很明显是有意的。而且，在临散会的时候正式宣布，这是我们党的会议里面讨论的问题，你们回去以后不能向团的成员透露。这是最坏的官僚作风。可是，一散会之后，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一个女团员。我建议区，你要承认这个“错误”。在道理上，他们不应该做这个决定。但是在纪律上他们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你就不应该马上公然违反它。你应该留在以后在内部跟他们争论。但这个“错误”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个决定本身是不合理的。但随后，团里一讨论，分为两派，所有“反抗”的分子最后都被开除了。
有的人会说这是宗派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里，作为一个严格的组织观念来说，有“派别”是一个正当的东西，是在共同的政治主张的基础上的一种结合。在党里面有不同见解的人，在党内根据不同的具体意见，一部分人团结起来，以一个团体的名义来发言行动，这就是派别。和党的区别在于，党内的派别不能够跟党的正式通过的政治的、组织的决定冲突，在行动上不能跟它冲突。但在意见上、在内部讨论上，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集体提出。大家是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有权要求这个组织把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党内不同的部分。意见的发表和传播应该在内部有完全的自由。
4．有人说托派是杂志党，对此您怎么看？
好多人觉得这是托派的特色，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弱点，认为他们除了办刊物就没有别的了，只会说说。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从马恩起，他们主要的有形的工作都是写文章办刊物、发表意见。这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心的工作。我们发表意见里面有很多评论，可是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做评论，而且应该指出要怎么做，提出我们自己具体的要求或号召。
可是，常常由于客观的条件，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小，即使是自己办刊物，销路也很窄。或者有销路的时候，我们未必有力量能印刷这么多。而且统治者和其他的意见和我们不一样的团体也特别会压迫我们、排斥我们。首先当然特别排斥我们的是各国的斯大林派或者各种各样接近斯大林派的势力。一方面是外来压力，二来是自己始终没有在全世界一个国家里真正成立一个有点规模的党。斯里兰卡曾经有个大党，但很快大部分人也脱离了托派立场。真正正统的托派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实际上所能够做到的还是出版刊物。这个不是说我们只想做这个，而是我们现在力所能及的只能做到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始终维持刊物、不间断地长久出版，而且内容比较丰富，这个已经算很好的了，但实际上托派在很少数国家能够做到这点。在香港我们从来没有做到这点。
我认为，应该要接受这个出版刊物的传统。同时我们承认，即使刊物做得最好的时候其实影响也还是很小的。这个不是我们方法不对，而是在这个现实的条件之下，我们很难做得到。
能够刊物经常出版、内容不空虚已经算是很好了。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做到，到现在这方面没有进步，反倒是更倒退、更衰弱了。可是，这不是这种做法的错误。
我个人觉得，1974年以来《十月评论》能够坚持出版非常不易。最早《十月评论》是岑建勋做主力，可是不久他就消极了。革共党就把这个刊物继承下来。他们不能按期出版，但还能维持。
但从内容来说，他们始终是老一套，对中国问题新的讲不出来多少。老的一套还没有改变。好多还是很不现实的。比如说，在香港回归中国问题提出来之前，他们常常骂中共革命不彻底，其中一个最主要的认识是中国现在中共上台这么多年，还不敢把收回港澳，甚至在60、70年代之后，中共和香港殖民政府是越来越妥协、越来越合作。等到开始谈判之后，他们也是集中批评中共，说你们已经拖了这么久了，以前谈也不谈，现在要慢慢谈，你们早就应该收回。但具体怎么收回，他们提不出什么具体的意见，不了解如果中共不顾一切的收回，这样收回的香港，对中国有多大用呢？尤其对香港人心的来说，是不是拥护呢？
5．1959年，您和王凡西在澳门认识，请谈谈你们之间的交往经历？
王凡西、楼国华是托派老前辈。我们认识之后交往很密切。因为王凡西和我都在澳门，我们来往很密切。楼国华在香港，就比较少一点。我和王凡西认识之后不久，差不多楼国华每次来看王凡西的时候多半也跟我一起见面的。
但我单独和王凡西很严肃地来讨论政治问题，可以说从来没有。但聊到政治的那就很多次了。多半是谈一谈现状、或对中共的现在的做法的批评。多半大家所说的都是一致的。没有特别地表明不一致的地方。没有提起过不同的意见，可是，彼此所写的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些不同的。但大家都看过，就没有讨论过。就是好朋友。甚至少数一两次场合，是我明显地针对王凡西已经写出来的意见来进行批评的。
举个例子，1974年第四国际代表大会，香港第一次有人去。革共党一直是第四国际正式的支部，它有权派一个代表去。那是中国支部（把香港组织也算成中国支部）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派代表去第四国际的会议。以前彭述之已经到了法国，他反倒不能回到香港和大陆，那个时候国际开会议，他自然作为中国支部作为革共党的代表。但他不是当时由中国由香港派去的代表。 1974年，革共党派一个正式代表李西去参会，他不懂英文，岑建勋陪他去做翻译。去之前，革共党方面有一些准备。王凡西、楼国华和我也都知道他们有人去了。所以王凡西就特别写一个简单的意见，给他带去。讲对中国第三次革命及对中共上台的看法，检讨中国托派当时的做法。就是说后来实际的发展，中共夺取政权成功，反过来认为我们中国托派在1927年之后我们完全没有到农村里面去工作， 更没有去参加农村的武装斗争，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当初的一个错误。
事后想起来，我们坚持留在大城市、留在工人里面。但在那个反动局面里面，我们在大城市里也是一筹莫展、能够吸收到的工人更是非常之少。甚至你跟工人根本没法谈政治；有的谈他也不接受；有时碰到一个他能够接受的，发现是特务。所以说，我们坚持在大城市工人里面，但实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王说，如果当时我们也像中共那样，不勉强坚持在城市里面，我们也到农村里面，就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或者到小城市里面，或许发展会容易一点。
他大意是这样一个意见。他事先给我看过，楼国华也看过，楼赞成他的意见。可是我看过之后，我写了一个反对意见。我形式上不是针对他。我是以一个中国托派的身份，也是考虑中共的胜利，检讨托派过去的做法哪个对哪个错。我就觉得，虽然我们实际上没有收获，可是这个主要是客观环境决定的。说我们没有发展，可我们也不是完全站不住，我们的人没有放弃。我们当时反对中共这样做，那是说中共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背后有苏联、第三国际的支持。如果他们肯在城市里面这样做，第一，不在城市里面搞冒险的暴动；第二，不自动撤退到乡村里面，在退潮的时候去最落后的乡村里面去建立苏维埃政权。退到乡村搞土地革命这是可以的。但是你那个时候自称为苏维埃共和国，没有充分城市群众基础支持你。所以结果城市里面自动地放弃了。如果不自动放弃城市，尤其那个时候暂时不把“打倒国民党”当作一个行动的口号，而是当作一个长远的真正的下一步；而提出防守性的、局部改良性的种种要求，就是托洛茨基指示我们中国的那个国民会议路线了。中共这个相对强大的力量不肯接受这个路线，去从事冒险。冒险结果也是失败，坚持了十年，到1937年也放弃了。可是，牺牲了多少人、多少时间。它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坚持在城市里面进行防守性的局部性的斗争的话，他们是可以站得住的。
我们在那个情形之下做不到是客观的困难，他们不做是他们主观的错误。王凡西那个见解非常不实际。他说早知我们也那样做，早知那样做还有什么托派？那你就跟中共是一样的啊。再说，到农村里面不容易，到小城市里面就比较容易，这个更不现实。农村里面还比较容易，因为农村山高皇帝远，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力量没那么强，还可以站得住。小城市里面，每个人都知道你什么底细，多少人是这样牺牲的。所以，我就简单把这个意思讲出来，不能够从中共的胜利，就觉得当时我们也应该放弃城市。实际是完全针对他的内容，可是形式上不是写给他看，也不是公开发表的，就是让第四国际知道，我们中国剩下的托派对这个问题是在思考的，但思考的时候是有不同的意见。他写的就给我看，我写的也给他看。他看了之后，态度很友好很温和地对我说：“哎呀，你这个意见不是针对老彭，而是针对我的”。我就笑笑，我也不答。
可以说关于严肃政治当面讨论的问题，有一个最简单的表态，只有这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