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跃：一位纯粹的职业革命者—

一位纯粹的职业革命者

——悼念王国龙先生

段　跃

　　2010年4月4日，温州城的一座老人院里，有位老人逝世了，其名王国龙，终年96岁。
　　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情：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革命者就此绝迹。
　　中共元老也是托派元老的彭述之、郑超麟、王凡西相继在1983年、1998年和2002年去世。2006年，我采访王国龙老人的那一年，他已经成为仅存在中国大陆的托派中年龄最长者；如果把中国托派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他应该是第二个时期的元老级人物。
　　我采访王国龙老人那年，他已经92岁了。当时，老人讲话底气十足，出口成章；每次开场，从不寒暄，坐稳后，总要先说一句：“下面我们开始工作”，然后就是他极有条理的叙述；三个小时下来，他能一口气讲到底，我几乎无法打断。后来温州的另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邱季龙先生告诉我：“我参加托派时还是中学生，王老是温州托派领导人”，“那时我们经常划着小船在温州城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开会，王老坐在船上，借着月光给我们上党课，讲‘不断革命论’，讲共产主义理想，讲马克思主义，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那时的演讲就是这样的声音，富有激情和煽动性，令我们着迷……”
　　

（一）

　　王国龙出生于1914年。他的童年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气氛中成长的。当时，比他大10岁的姐姐正在温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王国龙的姐姐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女老师就是温州早期共产党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立者胡识因。那几年，姐姐经常带着他参加温州城内激进人士的游行、集会和讨论，见到过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者，王国龙回忆道：“因为我姐姐的关系，很小我就晓得五四运动了”。
　　1924年，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困难，王国龙没有继续上学。姐姐通过朋友把他送到北伐军十七军政治部在温州举办的政治训练班，他当时只有13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他的老师就是日后著名的文化老人苏渊雷先生。在为期半年的学习中，王国龙接受了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有一个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国龙所钦佩的几位革命者惨遭屠杀，他回忆：“到了‘四·一二’时，我自己认识的一些朋友，还有个老师，看着他们被国民党杀害，我在感情上是非常难受的，这不是什么思想上的正确认识，而是感情上的”。训练班随着北伐的结束而解散，王国龙只得辍学。
　　1929年冬天，王国龙被送到上海江东书店当学徒。这家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带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学徒期间，王国龙结识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早期中国托派曾猛。那时曾猛还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也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时期的一批党员，如郑馨、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上海的。革命者经常聚在书店讨论时局，策划暴动，传递情报，17岁的王国龙在这神秘、庄严又恐怖的革命气氛中耳濡目染。
　　我曾问过他，你在青年时期接触过中共，也接触过托派，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共呢？这个问题我问过两次，他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的这个思想已经贯穿在口述中了”。于是，我从口述里寻找，果然发现一条清晰的逻辑：王国龙少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相信中国革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吧，他又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启蒙，得知十月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这条路上出现分歧——斯大林之路和托洛茨基之路；斯大林之路朝向个人专制，而托洛茨基之路朝向“不断革命”。他说：“托洛茨基最打动我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而他所向往的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正是“不断革命论”的胜利。

（二）

　　在王国龙的一生中，共有6次被捕经历，其中两次被判刑。他的第一次被捕是在1932年，时年19岁。其罪名是“危害民国”，证据是经常收到从上海寄来的“反动刊物”，（中共的《红旗》和托派的《火花》）刑期2年。当刑期届满时，王国龙坚持不认罪，说：“我现在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托派，但我一出监狱就正式加入托派组织”。因为这句话，他被加刑半年。以后，他又被捕过3次，两次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拘留；另一次是因为叛徒告密，托派身份暴露。他被押送浙江省军法处候审。在民国司法中，中共和托派是没有区分的，一概称做“共匪”，所以他在第三次被捕时曾与中共党员关押在同一间牢房。辗转几个监狱后，他患了急性虐疾，生命垂危，在托派同情者的帮助下，保外就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共坐牢四次，时，6年有余。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王国龙两次被捕。一次是1949年10月，拘留一天后释放，王国龙回忆：“那次被捕还没有称我们是‘人民的敌人’，只是告诫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停止一切活动”；第二次被捕是1952年12月22日。但“那一次，对我们的用词就改成‘人民的敌人’了。”1953年他被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直到20年后，转送上海郊区的劳改农场7年。加起来共27年。
　　算一算，在王国龙老人96年的生命中，有33年的时光在监狱里度过，且集中于人生的青壮年期。

（三）

　　温州的托派是中国托派中较为活跃、人数较多的地方组织。创建于1937年抗战前夕，王国龙是温州托派的创始人之一。
　　在温州托派最活跃的时期——抗日救国运动，针织业工人运动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学生运动以及推翻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运动中，王国龙都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温州托派组织被当局破获，并沉寂一段时间后，他开始了艰难的组织恢复工作，不久，托派组织再次活跃于温州的中学生、教师、职员和工人中。同时，他还为浙江省其他地区的组织恢复工作做了许多工作。
　　在1939年到1949年的十年中，他往返于温州与上海之间，一方面参与托派中央的事务性工作，另一方面继续学习托洛茨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期间他帮助彭述之办理论学习班，联络托派同情者和工人组织。当时托派中央机关经常因有人被捕或时局变化面临危险，领导人及其家属和文件经常急需应变，托派中央两次重要应变的具体事宜都由王国龙一手操办。1942年，在托派内部第二次分裂的艰难处境中，王国龙担当起秘密油印中央机关刊《斗争》报的工作。实际上，他是彭述之的工作助手。1949年，托派中央机关迁往广东、香港后，他担任了由中国托派多数派组成的江浙临委委员，实际上是中央机关的临时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只工作了几个月，就自行解散了。
　　从1932年第一次被捕到1949年革命胜利，共时17年，王国龙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真正稳定的职业，唯有他心目中神圣的革命。

（四）

　　当我通过上海的周履锵老人，联系采访王国龙时，王国龙回信说：“我不是知识分子……我只是小学毕业学历，我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外语，都是自学的。”
　　在江东书店，来来往往的革命者都曾是王国龙的良师益友，他回忆道：“曾猛除了口头给我讲托派的道理，还给我看书，就是中山大学的教材，我记得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还有一本是《西洋史要》。我的自学就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记得我还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如日本河上肇的书”。“书店里还有一个叫何止铮的人，是温州师范的，参加过大革命。中共‘五大’以后，他和曾猛一起到苏联。1931年后回国，一到上海就被曾猛拉到托派里面去了。他住在江东书店后，我们整天在一起，他在江东书店里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那个时候俄中字典还没有，我记得他是用《俄和字典》翻的。翻译以后，是我抄的，全部抄下来”。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母亲》中译本的第一个版本。
　　江东书店的这段经历，使王国龙的求知欲得以开发，从此，自学成为王国龙终身的习惯。他回忆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先后被捕四次，一共坐了6年多牢，我的英文和古文等许多知识，都是那段时间自学的”。以至在他第一次被捕的最后一年，监狱管事竟请王国龙担任自己儿子的古文和英语老师。1949年前，王国龙在温州的师范学校、商业学校当过教师，在温州一家报社当过主笔，撰写和编辑了许多文章。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期间，他曾被派到翻译组，翻译过一些无线电、助听器等技术资料；1979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阅读他翻译的《先知三部曲第一卷》，不得不钦佩他在英文与中文方面不凡的造诣。

（五）

　　王国龙和所有职业革命者一样，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
　　1949年以前，王国龙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是因为他的经济来源必须随革命活动的需要而定。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个人收入微薄，即使偶尔收入丰厚，也要拿出一部分接济比他更困难的同志和朋友。1949年革命胜利到1952年被捕，他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靠亲属和朋友们的帮助过日子。他回忆，“一直到我到了周浦以后（1973年），给我生活费了，我才能给家里寄钱回去”。
　　王国龙1941年结婚，生育过三个子女，子女的幼年时期他都在为革命活动奔忙，无暇顾及。当我问到他：作为托派，您给家属带来怎样的影响时，我看到他惭愧、内疚、痛苦的表情。他说：“第一个，我老婆的神经病就是1952年我在上海被捕时发病的，她就在我姐姐那里疯了。我的姐姐没有办法，只好把我的老婆送回温州。到温州后，她和娘家人住在一起，慢慢好了，但是神经一直没怎么康复，所以她一直到老，这个病根子还时时发作。
　　第二个，我一逮捕，我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生活怎么办？是我老婆的弟弟承担了我们全家的生活，而且他又培养我大女儿读到高中。他本来是准备帮我的女儿继续读大学，但是因为我的关系，我女儿不能考大学，只读到高中为止。因此他无力结婚，他到死没有结婚。并不是他不想结婚，没有能力结婚啊！这就是我的舅子，我舅子，他是一个工人。
　　我的儿子只读到初中，初中还没毕业，在工厂做工。我的二女儿也是初中没毕业就做工了。我老婆在街道的一个工厂里面做工。我的大女儿也在工厂做工。
　　我被捕的时候，我大女儿大概是9岁吧，一个反革命家属在社会上该怎样生活？还不仅是不能读大学，对她的影响……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我发现，王国龙老人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总是很简练，很不情愿，有种既然提起，就尽快说完的不堪，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
　　考察王国龙老人的个人生活，革命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背离的，革命没有成为他获得个人利益的目的和手段，就此而言，称他为纯粹的职业革命者，当之无愧。
　　

（六）

　　在辛亥革命、北洋和民国那段历史中，中国的政治革命一直都是由形形色色、能量各异的革命团体搅在一起，对近代中国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在我所能够阅读的文献中，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的革命更像是亭子间里的革命，按照托派元老王凡西的话说：“它不过是一个带有宣传性的革命小团体”。王国龙老人也在口述中明确说：“中国托派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说明了它自身的缺陷”。
　　有朋友曾经问我：“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关注早已被遗忘的托派？如果中国革命按照托派的主张发展，照样没有出路”！的确，朋友的好意不无道理，如果按照托派的理论和组织方式去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去解决中国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有太多局限，但这些是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呢？是不是改写甚至抹去这个历史事实的理由呢？
　　王国龙老人96年的生命史，十几岁开始的职业革命生涯，向我进一步诉说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纷繁的中国革命舞台上，中国有一批坚定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存在过，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和方式存在过；他们在向中国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启蒙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他们在抗日战争和推翻旧政权的运动中是革命的积极行动者。这是不能更改的历史事实。
　　王国龙老人的逝世不应该成为这个历史事实的绝迹，而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开始。
　　在这篇悼念文章的结尾，我引用一段王国龙老人生前的译文以示纪念：

　　“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

——摘自《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
（波）伊萨克·多伊彻著
王国龙译

段跃　谨识
2010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