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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利：一位为了今天的反抗者
﹝爱尔兰﹞肖恩·哈金（Shaun Harkin）
张耀隆 翻译、树林 校订
为庆祝詹姆斯·康诺利诞辰150周年，爱尔兰《反抗》（Rebel）杂志邀请了《詹姆斯·康诺利读本》（James Connolly Reader）一书作者肖恩·哈金撰写文章，表达对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政治生涯的看法。
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 , 1868-1916）是一位杰出的工人阶级反抗者。他生长于爱丁堡的贫民区，在他首次参加苏格兰的工人阶级斗争前，他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服了七年兵役。在他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成为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给予了他阶级愤怒的理论方向，也给予了他希望。社会主义等同于希望。这一希望意味着贫穷和帝国能被终结，能以更美好的事物所取代。从那时起，他所定义的社会主义目标，即“工人共和国”（workers’ republic），成为他在苏格兰、爱尔兰和美国所有政治努力和斗争的核心。
那些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均试图掩盖或曲解康诺利对社会主义的承诺。而他对社会主义的愿景对于当今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当是一种激励。犬儒主义者试图无视或者忽视他那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军国主义和没有压迫的社会目标。资本家的统治、帝国的暴君们和君主们将为工人阶级多数派民主所取代。工人阶级将自下而上进行统治，对剥削和不平等发动闪电战并将其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康诺利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并将这一概念广泛应用。
将斗争联系起来
对康诺利来说，认为工人、妇女或所有其它为正义和平等而奋斗的人都应该“等待”，并把他们的要求和愿望寄托在某些抽象的未来时刻的概念，与他的理念其格格不入。这些非常迫切的要求才是改变社会、给予受压迫、被剥削和被剥夺的人以信心、勇气和希望的关键。他认为，下层的被动行为只会加强上层的暴政。当被迫屈服以寻求正义时，他们感到自己的枷锁愈发尖锐了。而反抗唤醒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康诺利来说，必须抓住一切机会促进反抗和反击的火花；带镣铐者从不畏惧这些缺少管理和引领的安全通道的反击。对不公正的单独活动和集体对抗，赋予工人阶级群体生命，并给予其所有参与者自我信念、集体信心和统一组织。这就是成为一个反抗者的意义。这就是反抗者的形成。这就是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建立方式。
同时代引领女性平等的活动人士称康诺利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她们的要求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支持妇女的反抗，并认为妇女自己有权决定移除那些对她们生活的“束缚”。妇女必须有投票的权利、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积极参加爱尔兰国民军的权利，以及在自由的爱尔兰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他坚持认为，反抗的女性应该期望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对她们参与摧毁整个“压迫的堡垒”斗争的热情支持。
在爱尔兰历史上，康诺利辉煌的劳工运动生涯的全部意义，是为了展示爱尔兰精英，﹝代表天主教﹞的绿色大爱尔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者（great Green nationalist patriots），是怎样在争取自由和自决的斗争中背叛爱尔兰工人阶级的。他强烈反对工人阶级运动应该缓和自身需求以免疏远民族主义的中上层阶级和爱尔兰富裕阶级的观点。他希望通过任何机会加强有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他完全反对下层争取上层的支持。工人阶级将同时领导反对帝国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要求不是为了抚慰大企业雇主或地主。
阶级战争
对康诺利而言，1913年的都柏林罢工是在占多数的爱尔兰劳动者和爱尔兰地方自治主义（Home Rule）[1]的政治和雇主精英之间即将到来的阶级战争的预兆。每一次罢工都带有革命的种子。一天的罢工可能演变成全面罢工。全面罢工演变成大罢工。大罢工则可以演变成一场起义。“我们最温和的要求便是”他说，“我们仅想拥有整个世界。”
作为交通运输工人联盟（Transport Workers Union）的领导者，康诺利为1913年罢工的英雄主义和工人阶级勇气所深深影响。在他们的牺牲和斗争中，我们明显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种子。他坚信，工人阶级将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合作和友谊之上的新社会，这不是因为他们在个体上比其他阶级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别无选择。个体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只有通过一个奋起的工人阶级斗争才能够被实现。奋起的人民将建立一个摆脱帝国、君主、剥削与压迫的新文明。
在贝尔法斯特，康诺利目睹了宗派主义对贫困工人阶级群体的有害影响。尽管如此，他还是分析了这个爱尔兰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分裂的历史根源，并为那里的工人阶级斗争和英雄主义潜力而努力工作。康诺利相信﹝代表新教﹞的橙色民族主义的鼓噪不会阻止北方工人阶级的团结。对帝国的支持和存在于贝尔法斯特工人阶级中的偏见必须被挑战，但任何一个导致斗争中潜在团结的问题也应当被解决。这将是不容易的任务，但在他们的社会与经济需求上团结起来的奋起的人民，将冲破世世代代主导他们群体的观念与制度的束缚，建立一种新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907年成为反抗城市的贝尔法斯特也将再次如此。
反对帝国主义
康诺利反对爱尔兰分治，号召劳工运动尽一切力量阻止它。他的反对倾向不是基于某些煽情的“民族”概念，而是基于分治对爱尔兰工人阶级生活与自我解放斗争的影响。他将分治定义为一种“反动派的狂欢”，因为它将加剧爱尔兰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南方的工人会被迫支持绿色民族主义资本家，北方的工人则被迫支持橙色资本。而南北两边的精英力量得到了增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因分治而被削弱。两边的精英将不断利用永久性分治，以提醒他们各自的“工薪奴隶”应该效忠哪里。分治为民族主义和统一主义精英提供了讲坛和指挥棒，以便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灌输他们各自的法律和秩序。每年的7月12日都被用来制造宗派紧张局势，使天主教少数派恐惧不已，并将新教的下层阶级与他们在工业、军队和宫殿中的上级联系起来。天主教会让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接受他们的立场。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康诺利就开始策动一场起义。他策动在整个欧洲崛起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来反对帝国和不合理的经济体系，这一体系造成了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前所未有的屠杀和欧洲大陆大城市的毁灭。为了资本家、金融家、国王和掠夺者的利益，派遣工人杀害其他工人的帝国战争应该变成一场反对让他们去白白送死的人的内战。他呼吁自下而上进行大陆革命。对康诺利来说，爱尔兰革命的崛起可能会引发整个欧洲摧毁帝国主义和进入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反抗。康诺利1916年在爱尔兰的计划没有一个是基于殉难之上，也没有一个是与他毕生都反对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和解。1916年4月，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谋求爱尔兰人的爱尔兰。”但谁是爱尔兰人呢？不是抬高房租[2]、拥有贫民窟的地主；不是流汗、牟取暴利的资本家；不是圆滑、油腻的律师；不是妓女般的新闻记者——敌人雇佣的骗子。”
由于康诺利在1916年起义中的地位，英国军队的步枪谋杀了他，但爱尔兰精英领导了处决他的煽动活动。1913年的都柏林罢工让他们看到了康诺利所设想的未来爱尔兰，但他们憎恨它。他们不会被康诺利的工人阶级暴徒统治。他们想要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在那里他们的特权和权力得到了扩张和保护。他们嫉妒地看着海峡对岸的英国同行的权力和声望，并希望效仿它。1913年的都柏林这一案例也吓坏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崛起的都柏林可以是崛起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而爱尔兰工人阶级和康诺利必须被控制起来。
今天我们所能向康诺利表示的最好的致敬是组织起来去让他的愿景成为现实：
“这一天将如一声晴天霹雳，在边境再也不能阻止人民之间友谊的握手的时候到来。但只有当我们将那些当前压迫人类的国王和皇帝、女王和沙皇、金融家和资本家们赶出他们的位置和权力之时，当地球上被解放的工人不再是富人贪婪的盲目工具之时，这一天才会到来。我们将会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文明，它以劳动为基石，其鼓舞人心的原则将是正义，只有人类才能约束其界限。”
2018年6月14日
[1] Home Rule，即爱尔兰地方自治，一般指发生在1870-1914年间的爱尔兰地方自治运动，由主要来自资产阶级的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所领导，主张建立爱尔兰地方国会，以推动爱尔兰在大英联合王国下享有一定的地方事务自治权。爱尔兰议会党于1912年提出《第三次地方自治法令》，并于1914年得到英王乔治五世批准，但由于民族派和联合派的矛盾以及暂时排除阿尔斯特省，此法案一战期间被搁置。最终，修订后的《第四次地方自治法令》于1920年由英国过会通过，但这种自治权对爱尔兰民主主义者来说却是来的太少和太晚（too little, too late）。──校订者注。
[2] Rack-renting，即通过拍卖租约的方式以提高房租价格，在18世纪的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房东能够通过“拍卖”租约的方式，将房子租给出价最高的人，这种做法迫使租房者出价高于他们能够支付的价格。──校订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