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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共产主义者”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
1918年4月20日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一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
按：这个《提纲》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是由布哈林、奥新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执笔的，曾发表在“左派共产主义者”小集团的刊物《共产主义者》杂志1918年4月20日第1期上。《提纲》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方针，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所阐述的方针相对抗。列宁于5月5日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对它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那种有时隐藏在‘左的’口号下面来拥护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行为的全部幼稚性，在政治著作中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明显的证实了。研究‘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议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530页）。
《共产主义者》杂志编辑部按：每一个密切注意党的生活的同志都知道，早在今年1月初，围绕着关于同德国缔结和约的问题，在党的队伍内就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中央委员会同一些负责的党的工作人员一起，曾对这些分歧进行过两次讨论：第一次在1918年1月20日（俄历7日），第二次在2月3日（俄历1月21日在这几次会议上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派别：一个获得了“右派”称号的派别，主张按照当时提出的条件尽快地缔结和约，不要弄到谈判破裂的地步；另一个获得了“左派”称号的派别，则主张不接受这些条件而进行革命战争。中间派主张不签订掠夺性的和约，但也不进行战争。
众所周知，起初后者即中间派获得了胜利。德国开始进攻——这是对不签订和约而停止战争的政策的答复——以后，中央委员会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作出了倾向于必须签订和约的决定。结果，坚持要接受同德帝国主义的战斗的少数派退出了中央委员会，接着，属于这个派别的同志都离开了在苏维埃政权机关中的负责岗位。
3月初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以及3月中旬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最初的这些意见分歧作了最后的解决。党代表大会以二十八票赞成、十二票反对、四票弃权这样的多数确认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策略，认为必须批准和约。苏维埃代表大会以相当大的多数批准了和约。
曾在彼得堡出版过《共产主义者报》的左派布尔什维克集团，尽管在党代表大会上处于少数地位，但认为自己不应完全拒绝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一项由五十八位代表和十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决议案，在该决议案中左派共产主义者声明：他们不能投票赞成批准和约，因为他们认为，它对俄国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不过他们服从党的纪律，不投票反对，而是在表决时弃权。
批准和约之后，一方面，党内的意见分歧似乎已失去了基础，因为批准和约——过去的一切争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已经成了无可争辩的既成事实。不过，另一方面，和约的缔结又为产生新的意见分歧打下了基础。和约的缔结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行动，它是一桩从根本上改变了全部政治和经济形势的事件。在关于缔结和约的争论中已经形成了对俄国无产阶级任务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对目前政治形势的两种评价。缔结和约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把俄国革命置于两条道路的分叉点上。党内的多数派已选定一条政治道路，党内的少数派，即左派或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派选定另一条道路。
现在还很难说，双方分道扬镳会走多远。意见分歧可能会通过同志式的争论而归于消失，也可能进一步加深。无论如何，左派不认为把意见分歧掩盖起来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因此，站在党的左派立场的俄共莫斯科区域局，拿出它现在问世的机关刊物的版面来讨论这些意见分歧。下面发表的提纲[1]代表编辑部对目前政治形势和俄国工人阶级的任务的看法。
（一）同德国缔结割地的和约，已使俄国革命的前一个时期宣告结束，并且正在揭开它的新的一页。和约的缔结是德国帝国主义和俄国工农革命之间进行公开冲突的结果，后者曾以世界革命的要求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企图相对抗。这种对抗刚刚在奥地利和德国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它暂时被压下去了——，德帝国主义就坚决反对苏维埃共和国。德国的进攻，德国的最后通牒，掠夺性的和约，都是施加这种压力的形式和工具。
（二）3月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面临着选择：是接受战斗还是避免战斗。大多数工人、土兵和农民的组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个多数是由疲惫的、丧失了阶级性的土兵群众的代表，以及俄国北部工业地区的一部分工人的代表组成的，那个地区与南方的原料、煤炭和粮食产地相隔绝的状态，再加上总的经济破坏，已造成了饥荒、工业的严重的崩溃、失业、正常生产工作的中断，因而造成了使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性（削弱它的阶级团结和阶级意识）以及无论如何降低它的阶级战斗力的倾向；最后，这个多数是由北部和中部工业地区的农民——他们由于战争、歉收、粮食匮乏以及城市工业凋蔽已弄得筋疲力尽——的代表组成的。而经济上比较有生气和粮食比较有保证的南部、东南部以及乌拉尔等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在多数场合下都赞成接受战斗，可是他们没有占得上风。为了保全原来是革命中心的北部工业地区，以实际上把北部工业地区与盛产粮食的南部工业地区分割开来为代价缔结了和约。
（三）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鼓吹“原则上不赞同”这个和约是可笑的。和约的缔结，作为落后的和疲惫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的胜利，是一个客观事实，它创造新的客观情况、经济生活的新的形势、各种阶级力量的新结合。乌克兰西部已脱离了“大俄罗斯”，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区和顿涅茨区也有脱离出去的危险，从彼得堡撤退[2]，——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的客观事实；外国帝国主义者从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缔结的和约出发，将要求实行一些经济方面的让步，这些让步也可能可客观形势产生强烈的影响；最后，不振作的“和平心理”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这是政治形势方面的客观事实。
但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在估计布列斯特和约所造成的局势时，不能仅仅从这些事实出发，不能停留在俄国无产阶级或者农民的一支队伍的落后的、消极的、不振作的部分的觉悟水平。他们从全俄国的工人的整体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任务，并且把这些任务同日益增长的国际革命运动联系起来。不是要想方设法保全工人和农民在苏维埃共和国的现在这块残缺不全的领土上的成果——以牺牲俄国其他地区的这些成果为代价，以让目前的苏维埃国家发生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为代价——，而是要发展和巩固作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一个部队的整个俄国，这就是他们的任务，这就是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基本线索。
（四）苏维埃共和国同德国缔结割地的和约，无疑地暂时削弱了国际革命的力量而加强了国际帝国主义。但是国际革命的基本力量正在继续增长，正在冲破给它设置的堤防而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正在利用缔结和约的某些后果作为加强革命运动的因素。
和约的签订暂时削弱了帝国主义者进行国际勾结的企图。在他们看来，俄国作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已被抛到后面去了。对它的影响的恐惧不再以原先的力量推动正在互相进行斗争的帝国主义者抱成一团了。它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已被打败。因此德国的帝国主义者才有可能把全部力量调到西方去为彻底战胜各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而斗争。而后者，由于俄国已开始被瓜分，而自己又面临着被击溃的危险，所以必须竭尽全力进行抵抗，并保证自己在远东和土耳其进行反兼并。为了加强这种掠夺，他们必须力求在战争的决定性地区取得优势。因此和约的缔结，已经使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搏斗更加紧张了。
（五）掠夺性的和约的签订目前肯定是大大妨碍了1918年春国际革命业已成熟的心理上的先决条件的发展，但它未能妨碍并且部分地正在促进构成革命爆发之主要基础的种种物质矛盾的开展。革命的公开发动的延缓，必然会赋予革命以更加严厉和激烈的形式。
各帝国主义者联盟之间斗争的加剧，正在使得互相进行斗争的列强的衰弱不堪的经济力量消耗殆尽，正在造成“人类原料”的新的毁灭，并且使普遍的经济破坏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在中欧列强（特别是奥地利）的粮食和经济危机的基础上产生的物质矛盾的尖锐化，不可能通过夺取乌克兰而从根本上得到缓和，因为在最危急的时刻，即1918年春，德国资本不可能从那里获得必需的粮食和生产资料。乌克兰是在粮食的采购（而且是很不成功的采购）已经结束的时刻，是在国内战争的战火中被侵占的，此时工厂和矿山都没有必要的人手、焦炭、木材、石油等等，而铁路又没有煤和机车。同时德国在东方战线实行的兼并政策，在德国的“最近的后方”（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在奥地利民族集团内部（加里西亚、捷克）和中欧列强联盟本身内部，都引起一系列的民族纠纷。
另一方面，必须明确地指出，和约的签订对于国际革命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解放有消极的影响。俄国革命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由于它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而受到削弱（减少在前线的革命宣传，放弃对国际帝国主义进行揭露的政策，在俄国国内政策方面执行尽可能“温和的”方针）。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随机应变的企图，也不可能鼓舞国际无产阶级，因为这种企图不是显示革命的力量，而是表明革命的软弱。签订掠夺性的和约这个事实本身，正在加强国际无产阶级一些落后阶层中的护国主义倾向。在德国，帝国主义者正在以这个和约为根据，加紧许诺通过帝国主义的胜利给工人以和平和面包。他们正在以俄国已被击溃和“陷于瓦解”的事例吓唬工人。在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唆使本国的工人去反对“出卖了”俄国革命的德国无产阶级。在美国，正在无耻地利用保卫俄国革命使之不受德国侵犯这个旗号而开展护国主义的鼓动。
不过与此同时，世界大屠杀的加剧，正在使1917年秋工人群众中充满着的和平希望冰消瓦解。在签订和约时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帮办的掠夺政策的大暴露，揭示出护国主义和国内和平的真实内幕，会使束缚工人群众举行发动的最后的成见归于消灭。
解决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种种矛盾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里，帝国主义体系必定会开始崩溃，即令德国帝国主义赢得当前战局的胜利，也只能使这个崩溃延缓一下，但是结果它将表现得更加剧烈。
（六）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和约时的打算是这样的：一方面，它认为，暂时不对俄国北部实行军事占领，暂时不直接推翻苏维埃政权和不直接控制俄国北部的经济，这是有利的，因为在北部组织经济和粮食供应有困难，而且缺乏支持占领政权的有力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如乌克兰中央拉达之类）；另一方面，重要的问题是要控制盛产粮食和工业发达的南部，并且利用它来满足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第三，德国帝国主义把北部同南部分割开来，从而自然使北部在经济上陷于瓦解，它控制着供应北部的原料和粮食的基地，从在北部占领的战略点上施加军事压力并实行新的部分的兼并，它的目的是耍实际上把北部置于德国金融资本的魔爪之下，要摧毁工人革命的社会成果，并从而从内部、从根本上颠覆苏维埃政权。尖锐性是大还是小，德国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究竟采取隐蔽的还是公开的性质，这将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取决战场上的形势，取决于中欧列强的国内形势，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南部以及被占领的俄国西北部各革命阶级是否实行坚决抵抗。
（七）除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之外，协约国联盟的进攻也在威胁着苏维埃共和国。德国帝国主义在近期的打算是要通过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敲诈勒索、通过阉割它的革命内容，而不是通过直接推翻它，来把俄国北部的经济置于德国金融资本的内在影响之下。英法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打算是要对远东一些个别地区实行半占领，使资产阶级的妥协秩序在那些地区实现半复辟，是要通过它的俄国小资产阶级帮办（护国主义者和立宪民主党人）把这些地区置于协约国资本的控制之下。最近“协约国”就被废除的债务问题所发出的照会表明，英法资本也想把苏维埃共和国置于自己的内在的控制之卞。最后，美国的企图是，通过苏维埃政权来进行活动，而不是（象德国那样）利用苏维埃共和国的极度虚弱，来把它置于美国资本的影响之下。在这种场合下，美国资本的打算是，给自己巩固一个健康的、清除了农奴制度的农民市场，在俄国建立起联合成为托拉斯的大工业，并且使俄国的在它看来是工业的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同美国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相对抗。总之，现在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是这样的：它处在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向它直接进攻的威胁之下，暂时不能采取公开的总进攻的政策，但是它可以而且应当时刻准备进行这种总进攻，目前要采取对各国的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的敲诈勒索实行顽强抵抗和积极对抗的政策。
（八）签订和约以后俄国的经济情况和阶级组合已发生变化。当前的形势导致两种对立倾向的形成（一种使革命力量削弱，一种使革命力量增长），前者由于签订和约而直接得到了巩固，暂时可能会占优势。
彼得堡区的部分撤销正在使它迅速陷于全部瓦解，这一点至1917年春天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这是在战争时期彼得堡工业在经济上的“人为性”以及海路交通被切断的结果。和约本来应当拯救这个红色的首都，可是它仅仅拯救了彼得堡的领土，而且使它作为革命力量陷于一蹶不振。生产的破坏、失业、无产阶级阶级性的丧失及其阶级战斗力的降低，这一切都更加厉害了。彼得堡已丧失了主要经济中心和革命中心的意义。
掠夺性和约的签订使另一个先进的工业区，即莫斯科区——尽管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受到破坏，那里的工人阶级也将由于金属、煤炭、粮食供应的中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和丧失阶级性而受到削弱。
割地的和约的签订对于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省份的疲惫而饥饿的贫苦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积极性（战斗力），也产生消极的影响。城市工业受到破坏，从南方运输粮食陷于停顿，去南俄挣钱的人减少，这一切都将造成贫困和阶级性的丧失；另一方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将部分地唤起革命意向和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
各农业省份的已分配了土地的贫苦农民和“劳动”农民，在资产阶级制度衰落以及各国的生产力下降的时代，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私有经济，他们将继续支持苏维埃政权。
乌拉尔工矿区以及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西部和那些地方的工业中心，是比较健全的经济地区，尽管那里出身于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很多，而且那里也受到了总的经济破坏的影响。工农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也会得到这些地方的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支持。
南部的无产阶级曾经承担了粉碎南部资产阶级叛乱的全部重担，现在正在对德国的侵占进行最坚决的抵抗，他们尽管受到了破坏因而衰弱至极，但正因为在国内战争的烽火中受到了战斗的阶级教育，必然保持着很大的阶级战斗力。他们和处于地主回来的威胁之下、处于要遭受德国和乌克兰反动派掠夺的威胁之下的乌克兰贫苦农民，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乌克兰资产阶级走狗的经常的支柱。
俄国西北部非黑土地带的贫苦农民，由于德国人实行的征收对他们的经济有更大的破坏性的影响，也会提供而且正在提供同侵略者和还乡地主作斗争的力量。
一个积极的因素是旧军队的复员已经结束，它使数百万人返回生产劳动，使农村经济趋于巩固，正在加速农村的革命进程，并且消灭腐败的无所事事的军队。事实上停止帝国主义战争（从1917年10月起）以及从那时起就开始的工业复员的有利的影响，到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
（九）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革命力量暂时受到削弱，尽管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是艰难的，但要在目前的苏维埃国家内恢复君主制和妥协党的政权是没有可靠的支柱的。
地主经济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已被粉碎，资产阶级已被粉碎；没有殷实的农民（农业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尚未形成，旧阶层在农村贫民的打击之下正在土崩瓦解）。君主制的支柱已经崩溃。另一方面，城市小市民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变得软弱无力。没有恢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妥协党政权的基础，一般说来那样的政权只能是通向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专政的过渡阶段，而不可能是通向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过渡阶段。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内，也没有彻底恢复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的基础。
反之，存在着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以及由他们开始的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除了上述加强革命发展的这一积极倾向的种种因素之外，以下的情况也十分重要：首先是，初步破坏资产阶级的和妥协性的国家制度的过程、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资产阶级及其盟友的物质的阶级力量的过程，几乎已经结束。其次是，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所受到的阶级教育，使它大大加强了阶级团结性和毅力，提高了觉悟程度。无产阶级所取得的实际成果也加强了同威胁着它的成果的敌人作斗争的这种革命力量和毅力。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生产进行强有力的组织，一方面必然会巩固无产阶级这一革命力量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必然成为培养它的阶级组织和积极性的学校。最后，保持同国际和全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联系，也会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并防止它发生腐化和疲惫。
但是，由于和约的最近和直接的后果，即各主要革命中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积极性的降低及其阶级性的日益丧失，由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越来越实现阶级融合（签订和约以后贫苦农民由于自己的要求和受到的影响必然会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倾向：共产党内的多数派和它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会走上执行新类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邪路。
如果这种倾向得到实现，工人阶级就会不再是领导者，不再是引导贫苦农民去消灭金融资本和地主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它会成为混入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队伍中去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同西欧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去进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体系的斗争，而是保卫农场主的祖国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这一点是通过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可以做到的。如果放弃积极的无产阶级政策，则工农革命的成果就会开始凝固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体系。“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那时事实上就是保卫屈从国际资本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的祖国。
（十）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明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保护和巩固苏维埃国家未被触动的部分，现在，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革命过程尚未完结，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组织（银行国有化尚未完成，保留着企业拨款的资本主义形式，只实现了部分企业国有化，小经济和小私有制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农民力求通过分配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在政治方面，可能由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空壳变为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治统治的工具，因而只不过是向金融资本的完全统治的过渡阶段而已。
这条道路在口头上可以用如下的企图来辩护，说是为了国际革命无论如何——哪怕仅仅在“大俄罗斯”——要保存革命力量和苏维埃政权。因此要在不进一步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甚至部分地恢复这种关系的情况下，集中全力去巩固和发展生产力，去进行“有机的建设”。
（十一）在贯彻这一方针时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纲领就是如此，这一纲领的某些部分已经由党的右派——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党内的多数派——的代表人物提出来了。
在对外政策中，对帝国主义进行揭露的进攻政策，被代之以俄罗斯国家在帝国主义列强中间在外交上随机应变。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同它们签订贸易协定，而且可能结成经济的和政治的有机联系，得到它们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达成关于以军事教官进行援助的协议，可能以同意在国内进行监督为条件获得贷款，达成关于协调政治行动的协议等等）。
与这一方针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朝着同"本国的”资本主义商人以及站在他们背后的国际资本主义商人、同农村中一些“殷实的”阶层的代表人物（"办合作社的人"）达成协议的方向发展。银行的非国有化——尽管是以隐蔽的形式进行——，在逻辑上是同这些协议联系在一起的。它可能通过各种办法来实行，如为一些个别工业部门成立特殊（半私人半国家的）银行（面粉业银行章程业已批准），保留所谓“合作”银行的治外法权，拒绝过渡到实行中央社会会计处制度并且巩固国家和半国家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信贷等。
不是从部分的国有化过渡到大工业的普遍社会化，而是同“工业界巨头”达成协议，这就势必要建立一些由他们领导的、包括各基本工业部门在内的、从外表来看可能具有国营企业形式的大托拉斯。这种生产组织的体制为演进到国家资本主义一边去提供社会基础，而且是到达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与让资本家广泛参加的原则下的管理企业的政策和半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政策自然而然结合在一起的，是企图在“自我纪律”的旗号下在工人中执行纪律、让工人参加义务劳动（右派布尔什维克已制订了相应的草案）、实行计件工资制、延长劳动日等等的政策。
国家管理的形式势必发展为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实行各种委员的统治、剥夺地方苏维埃的独立自主性以及实际上放弃由下面进行管理的那种“公社国家”。许多事实表明，在这方面已形成一种确定的倾向（关于管理铁路的法令、拉齐斯的文章等等）。
在军事政策方面，一定会形成而且实际上已经可以看出一种要恢复全民族的（包括资产阶级在内）义务兵役制的倾向（托洛茨基和波德沃依斯基的号召）；在造就军队干部方面——为了训练和领导军队干部需要军官——，通过广泛地、有计划地创办相应的学校和训练班来造就无产阶级的军官队伍的任务被抛在一边，因而旧的军官队伍以及沙皇的将军的指挥权事实上正在恢复。
在这种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的乡土观念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思想的宣传，一定会充塞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鼓动的空壳中去。
（十二）上述整个这条道路以及走上这条道路的倾向，对于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极其危险的。这条道路会巩固布列斯特和约所造成的“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同全俄国和国际的革命运动的分离状态，会把苏维埃共和国封闭在具有过渡性的经济制度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的民族国家的框框里。
在对外政策方面——苏维埃外交和苏维埃在国际帝国主义斗争舞台上的影响必然是软弱的——，这条道路使苏维埃共和国服从帝国主义的联系，同时使它割断同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系。这条道路更加削弱苏维埃政权和俄国革命的国际革命意义。
在国内，这条道路加强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因而也加强反革命势力以及对苏维埃政权实行怠工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力量。在世界性的生产力低落的情况下，向资产阶级让步不能创造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国民经济的迅速高涨。同时，这种让步排除只有在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最经济和最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生产资料的可能性。
由于恢复了资本家在生产中的领导地位，实行劳动纪律不可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会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主动性、积极性和组织性。实行劳动纪律有使工人阶级陷于奴隶地位的危险，会激起无产阶级落后阶层以及先锋队的不满。在无产阶级中间仇恨"资本家怠工者”的心理极盛的情势之下，为了执行这种制度，共产党就势必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工人，这就会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毁灭掉。
苏维埃共和国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以及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商人的不切实际的交易，也只可能促使无产阶级降低阶级积极性和觉悟程度，促使工人对党抱冷漠态度。
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尝试如果不遭到失败的话，实质上会导致把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这种情况，在恢复旧的军官队伍以及把指挥权交还给沙皇的将军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因为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在过渡时期不会进行最坚决的努力去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官干部，不会对沙皇的指挥人员进行警惕性很高的监督。由旧将军统帅的“全民族的”（而不是阶级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充满革命的阶级的精神，必然蜕化为丧失了阶级性的兵痞，因而不可能成为俄国无产阶级对世界革命实行武装干预的支柱。
上述这条政策路线可能加强国内外反革命力量在俄国的影响，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实力，并且使俄国革命同国际革命割裂开来，从而对两者的利益都有致命的危害。
（十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必须采取另一条政策路线。不是依靠让步在俄国北部保持一个苏维埃绿洲的路线——那种止步会使这个绿洲蜕化为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不是以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已经结束为理由而振振有词地向进行“有机的国内工作”过渡。
只是在客观上已没有必要主要使用革命暴力的最尖锐的体罚方法这个意义上，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已经结束。既然资产阶级已被击溃，已没有能力进行公开的战斗，那末“军事”的方法可以大部分弃置不用了。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不可能减弱：同过去一样，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彻底否定它，把它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国内战争的尖锐时期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可以同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相勾结；社会主义的“有机建设”无疑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但它只能靠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来完成，要吸收熟练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参加，但不是同“有资格的人土”本身进行任何合作。
俄国工人革命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道路，不断地避免战斗，对国际资本的进攻实行退却，向“本国资本”让步，它就不能“保全自己”。
从这个观点出发，必须采取坚决的、阶级的、国际的政策，用言论和实际行动来配合国际的革命宣传，并且加强同国际社会主义（而不是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有机联系；必须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对苏维埃共和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必须拒绝使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之工具的政治和军事协议。
在国际经济政策中，只能容许贸易往来、贷款、提供技术力量，——但不得使俄国资本受外国金融资本的控制。
必须把银行国有化进行到底——既在做得粗的意义上（实现未被触动的所谓“合作”银行的社会化），也在做得细的意义上（建立中央社会会计处和消灭资本主义的拨款方式）。银行国有化应当同工业生产的社会化以及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相封建残余结合起来，因为这些残余妨碍有计划地、广泛地组织生产。企业的管理应转交给由工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在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监督和领导之下的混合委员会。全部经济生活都应当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去组织，这些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不要“有资格的人土"参加，但要企业的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的工会参加。
不是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而是要完全打倒资产阶级和彻底粉碎怠工。彻底消灭反革命的报刊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组织。对有学识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实施义务劳动，组织消费公社，限制富有阶级的消费，没收它们多余的财产。在农村中组织贫苦农民对富裕农民的进攻，发展公共的大农业，支持向公共经济过渡的、由贫苦农民耕种土地的各种形式。
在各地（如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等）选择几个组织生产的基地和几个健全的中心，拨给大量的——不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象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技术手段、粮食和经费，以便迅速地提高生产率。
不实行计件工资制，不延长劳动日，因为那些作法在失业现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要由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会实施生产定额，缩短劳动日同时增加班次，广泛地组织公共的生产劳动。
给地方苏维埃以广泛的主动性，不让中央政权派出的委员去限制它们的活动。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阶级的主动性中寻求依靠、应当竭尽全力去发挥这种主动性。
在组织武装力量的事业中，必须：从疏散区的还没有生产性职业的工人当中培养一批迅速动员起来的队伍的教官和指挥官；利用沙皇的军官来训练这些教官；造就一支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和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官队伍；只对工人和贫苦农民实行军事训练；对沙皇的将军实行有效的监督；从富有战斗经验但缺乏理论素养的党员同志中培养高级指挥人员。
（十四）在对待国内战争的实际态度方面，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反对通过在和约得到遵守的前线地段组织游击活动的办法在事实上撕毁和约。那样做的话就是意味着少数工人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无组织的发动。但他们主张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准备并且支持在被侵占的地区进行后方发动，主张在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的地方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主张由党组织建立游击队以便把它们派往前线。
（十五）只要党内多数派的政策不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制造不可消除的分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就把自己对待它的态度确定为同党保持充分团结的党的左派和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立场。既然和约的批准已经打消了关于对作出这一决定的责任问题，而且已经创造了新的客观形势，所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确定为在必要时通过参加这一政权而对它给以全力支持的立场。但是这种参加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这个纲领要防止苏维埃政权和党内多数派走上执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毁灭道路。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党的左派将不得不持认真而负责的无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2卷第561-571页
（杨唐君 译）
[1] 这个提纲在1918年4月4日举行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联席会议上宣读并讨论过。
[2] 指3月10-11日苏维埃俄国的首都由彼得堡迁往莫斯科。一译者注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