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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是怎样被捕的？
〔苏〕基·谢·莫斯卡连科
（1990年6月10日）
夏风 译
〔说明〕关于贝利亚被捕的情况曾经流传过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53年6月27日贝利亚在赴苏联大剧院观看歌剧《十二月党人》的路上被捕，并存当夜被处决。第二种说法是，贝利亚应邀出席波兰大使的招待会之后，在返回途中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逮捕，经审判后立即处决。第三种说法是，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下午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因拒捕被以莫斯卡连科将军为首的一批高圾军官用冲锋枪当场击毙。事件的直接策划者赫鲁晓夫对此也先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近40年来，关于贝利亚神秘之死，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最近《莫斯科新闻》在1990年6月10日发表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的文章《全国意义的政治事件》，披露他受命逮捕贝利亚的经过，具有权威性。现译出如下：
……上午九点钟赫鲁晓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打电话找我，问候之后他问道：“您周围有没有同你关系密切，并且像你这样忠于党的人？”我想了想，回答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绝对忠于党。”然后赫鲁晓夫要我带这些人到克里姆林宫原先斯大林工作的办公室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林科夫[1]。他补了一句，要我带上防空计划和雪茄。我回答说：我带上所说的一切，但我早在战争期间，在1944年就戒烟了。赫鲁晓夫笑着说，需要雪茄的不是我所想的人。到这时候我才想起要带上武器。最后他说，他立即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2]去电话。赫鲁晓夫关于要带武器的暗示使我想到，要执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按了一下电铃，召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军官В·И·尤费列夫少校，参谋长А·И·巴克索夫[3]少将、政治部主任И·Г·祖布上校，我告诉他们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并带上武器，但他们手头都没有武器，所以我叫来参谋部警卫队长М·Г·希日尼亚克少校，命令他分发给他们手枪和子弹。由于人数不多，我又打电话给内卫部队参谋长（原防空军区参谋长）Л·Ф·巴季茨基[4]，叫他带上武器到我这儿来。
接着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给他去了电话，建议我先去他即布尔加宁那里……我带着武装好的一批人到了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单独接见了我。他说，我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所以就召你来了。需要逮捕贝利亚，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卫队人多势大，并且忠于他。你有几个人？我回答说，5人，他们全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绝对可靠，忠于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人民。他回答说：“这一切都很好，但人太少了。”随即问我：你认为还可以找谁来？但不能耽搁。我说，您的副手华西列夫斯基[5]元帅。不知为什么，他当即否定了这个人选。我问他，在有影响的军人中谁现在在部里。他说：格·康·朱可夫。于是我建议让他来。他同意了，但要朱可夫不带武器。不过，我们人还是少，所以他问：“你认为还可以请谁参加？”我首先提议总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我在战时认识他，那时他在第一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是位勇敢的将军，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中我多次见过他。我提的第二个人是沙季洛夫中将。也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前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三个是坦克军中将格特曼[6]，原我前线坦克军团司令。第四个是炮兵上将涅杰林[7]，是我在战时认识的。第五个布尔加宁建议邀请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А·М·普罗宁[8]上将。
由于时间仓促，他们全都没有武装。只有勃列日涅夫有一支手枪，是布尔加宁给的。
为什么赫鲁晓夫偏偏看上我，我难以回答。贝利亚被捕后……我们在向马林科夫作例行报告时，他好象对我和总检察官Р·А·鲁坚科[9]同志说过，在找莫斯卡连科[10]同志之前，为采取这一行动我们曾找过一位苏联元帅，但他拒绝干这件事。这位元帅是谁，我和鲁坚科同志没有问。
赫鲁晓夫是在战时的军事行动中认识我的，……战后我们很少见面。我个人同贝利亚不熟悉，没会见过他，仅从报刊上知道他。因此对赫鲁晓夫的建议（布尔加宁把它具体化了），我是当作我们党、我们中央及其主席团的任务接受的。应当指出，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包括莫洛托夫[11]、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12]以及其他人，对我都很好。
6月26日11点，我们根据布尔加宁的意见乘他的汽车驶往克里姆林宫。他的汽车有政府的标志，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不受检查。到了部长会议大厦，我同布尔加宁乘电梯上去，而巴克索夫、巴季茨基、祖布、尤费列夫走楼梯上去。朱可夫、勃列日涅夫、沙季洛夫、涅杰林、格特曼、普罗宁等乘另一辆车随后到达。布尔加宁领我们大家到马林科夫办公室前的接待室，自己进入了马林科夫办公室。
几分钟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来见我们。他们对我们说，贝利亚最近对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蛮横无礼，侦察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跟踪他们，调查主席团委员到哪儿去，同谁会面，对大家粗暴之至，等等。他们告诉我们，现在要开中央主席团会议，一听到马林科夫的助手苏哈诺夫[13]的暗号，我们就进入办公室，逮捕贝利亚。现在他还没到。随后他们进入马林科夫的办公室，包括贝利亚在内全体到齐后，就开始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虽然会开得并不长，但我们的感觉却相反，好象很长很长。在这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很多……
经过了一小时，即1953年6月26日13点发出了约定的暗号，我们五个全副武装的人加上第六位朱可夫同志，立即冲进开会的办公室。马林科夫同志宣布：“以苏联法律的名义逮捕贝利亚。”大家拔出手枪，我把手枪对着贝利亚，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朱可夫搜查了贝利亚，然后我们把他押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休息室，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则继续开会，朱可夫也留在那里。
这一切贝利亚毫无准备，他惶然不知所措。逮捕时他的皮包里有一张纸上用红铅笔写着：“警报，警报，警报”，整张纸上都写满了这几个字。看来，当会议开始谈起贝利亚并批评他的活动时，他立即感到危险，打算把这张纸交给克里姆林宫的卫队。
除了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看来谁都不知道，也没想到过逮捕贝利亚。
这以后会议又开了15—20分钟，然后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朱可夫乘车回家。我们五人：我、巴季茨基、巴克索夫、祖布、尤费列夫留下，看守贝利亚，外面接待室的所有门口由勃列日涅夫、格特曼、涅杰林、普罗宁、沙季洛夫看守。
贝利亚神情不安，企图走近窗口，几次要求上厕所，我们五人举着手枪押着他来来往往。从种种情况看，他在想方设法给内务部的卫队发信号，该卫队身着军装和便装（但带武器），无所不在。时间拖得很长，我们都饿了，马林科夫的助手苏哈诺夫一直在接待室，他弄来了茶点。但天还没有黑，无法悄悄地把贝利亚押出克里姆林宫。夜22—23时，接待室突然出现贝利亚的第一副部长马斯连尼科夫[14]大将和政府卫队司令弗拉西克[15]中将。他们大喊大叫，要求解释这里出了什么事。我出去平静地回答他们：“你们别大喊大叫”，并立即给布尔加宁去电话。他命令要他们立即离开克里姆林宫，然后让把耳机交给马斯连尼科夫。他们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放下耳机后，他们立即离开了。后来在审判贝利亚案件时，马斯连尼科夫开枪自杀了。
在6月26—27日之交的夜里，大约在24时，在苏哈诺夫的帮助下我要了五辆有政府标志的3ИС—110小汽车，命他们开往位于基洛夫大街的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部。这时候根据我的命令从军区司令部挑选了30名共产党员军官，由作战部部长叶拉斯托夫[16]上校率领，全副武装分乘五辆汽车未经检查开进了克里姆林宫。他们一到，立即接替了原由贝利亚警卫的克里姆林宫楼内的卫队。这以后在卫队的警卫下，贝利亚被押出来，坐在3ИС—110小车居中位置的车上。押送他的有全副武装的巴季茨基、巴克索夫、祖布、尤费列夫。我坐在前排司机旁边。另一辆车上坐着从防空军区来的6名军官。我们乘这两辆车不停顿地穿过斯巴斯克大门，把贝利亚押往莫斯科市卫戍部队禁闭所……
次日，1953年6月27日，星期六，我和巴季茨基、格特曼等同志呆在禁闭所的办公室，贝利亚的副手克鲁格洛夫[17]和谢罗夫[18]上将来找我。他们受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命来同我一起侦讯贝利亚案件，贝利亚被指控滥用权力及其他案件。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他们的首长受到指控，而他的副手却来审讯。于是我要求让巴季茨基和格特曼和我一起参加审讯。但后两人坚决拒绝这一建议。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得不出结果。我打电话给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没找到他。那边回答我说：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去大剧院参加歌剧“十二月党人”或者“战争与和平”的首演式了。我给那边去电话，请马林科夫或赫鲁晓夫接电话。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我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他同其他同志商量后告诉我：请你们三人一起来剧院。
幕间休息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聚集在大剧院的贵宾室。谢罗夫和克鲁格洛夫报告说，我（指莫斯卡连科——译者）和我的同志对待贝利亚的态度错误，关押贝的程序不对，并说我不愿同他们一起进行审讯等等。
接着让我发言。我说：我不是法学家，也不是契卡分子，怎样对待贝利亚正确，怎样不正确，我不知道。我是军人，共产党员。你们告诉我，贝利亚是我们党和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们全体，包括我在内，把他当敌人对待。但我们也不允许对他采用恶劣手段。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请指出，我会改正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讲了话，他们说莫斯卡连科同志的做法是正确的，主席团同意这种做法，并当即宣布，审讯将由重新任命的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会同莫斯卡连科同志进行……
这以后谢罗夫和克鲁格洛夫退出，请我坐下……并为良好的、卓有成效的，以及如马林科夫所说的纯洁的工作干杯。谢罗夫和克鲁格洛夫的行为使我困惑莫解并感到担心。我在党，在人民及其武装力量面前是问心无愧的，在斯大林生前死后都是如此。贝利亚被捕后的两个月我收到一些要为贝利亚同我算账的匿名的恐吓信。一部分信件我销毁了，另一部分被我送到谢罗夫处，他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但他没有为此采取任何措施。
从大剧院回来后，为了更加安全，我们把贝利亚转移到莫斯科军区参谋部大院，关在军区参谋部临时指挥所的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里。
1953年7月29日总检察长鲁坚科·罗曼·安德烈耶维奇到我这儿，在6个月内我们一起日以继夜地进行审讯。主要由鲁坚科提问，我也常常向贝利亚提问题，由侦察员察列格拉茨基[19]同志记录。审讯进行得很久，困难而艰巨。要知道，没有对他搞任何肉体或精神折磨，没有对他施加任何威胁。只有出示罪证，出示他签署的文件或他作出的决定之后他才提供，只是在完全揭露之后他才伏罪……
我不列举贝利亚的罪行。他的罪行记在0029—53年案件的控告书的结语中……此外由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编的33卷卷宗中更为详细地列举了贝利亚的罪行。我只说一点，在6个月期间审讯进行得紧张而困难。贝利亚常常把罪责推给斯大林，知道斯大林已死，查无对证。此外，一开始贝利亚常常给中央主席团写信，要他们改变决定，说他是无罪的，等等。后来开始只给马林科夫写信，抱怨说逮捕他是错误的，说先是整我贝利亚，然后将会整你马林科夫。所有这些信我们都向主席团委员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报告过。后来我们得到指示，不再给他纸和笔，也就是禁止写东西，我遵照执行了。
6个月过去了，审讯结束，进行了宣判，我国公民从报上了解到宣判情况。
1953年12月24日贝利亚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尸体火化。
次日，12月25日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同志把我叫去。他建议起草授予巴季茨基、尤费列夫，祖布，巴克索夫和我苏联英雄称号的通告。前三人为一级勋章，后两人为二级勋章。我坚决拒绝这种做法，理由是我们没做什么。他对我说：你不懂得，你没有意识到，你们完成了多么伟大的、简直是革命的事业——消除了象贝利亚及其一伙这样危险的人物，他还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我再次拒绝这种做法。于是他建议为几个人写授予“红旗勋章”或“红星勋章”的通告。
译自《莫斯科新闻》1990年6月10日
[1]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Маленков，1902年1月8日——1988年1月14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加入俄共（布）。1939—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人事部部长兼中央委员会书记。1941—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3—1947年任苏联雷达辐射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9—1950年参与捏造了“列宁格勒案件”。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成员。斯大林死后，于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电站部长。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领导“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阴谋泄露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61年被开除出党并勒令退休。晚年抛弃共产主义，皈依东正教。1988年逝世。
[2]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巴克索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Баксов，1907年3月18日——1986年11月26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6年加入红军。1928年加入联共（布）。1929年参与镇压了巴斯马奇叛乱。1939—1941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保护特别重要工业企业总指挥部副部长。1941—1942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地方防空总局作战部部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160团团长、第67近卫师师长。第2近卫军团司令，曾参与了沃罗涅日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50—1954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1953年6月26日参加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5—1962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军事委员。1962—1972年任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驻保加利亚人民军代表。1972年退休。
[4] 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巴季茨基（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Батицкий，1910年6月27日——1984年2月17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7年加入红军。1938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苏联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参谋长。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26师参谋长、第254师师长、第73军军长、第50军军长等，参加了东普鲁士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等。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1950年2—9月任上海防空部队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空军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53年6月26日参与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并于12月24日亲自执行了处决贝利亚的行动。1953—1954年任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司令。1954年5—8月任白俄罗斯军区第7机械化军团司令。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66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参谋长。1966—1978年任苏联防空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并担任华约联合武装部队防空部队司令。1978—1984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66—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4年在莫斯科逝世。
[5]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3—1956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苏联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6] 安德烈·拉夫连季耶维奇·格特曼（Андрей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Гетман，1903年10月5日——1987年4月8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参加了哈桑湖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6装甲军司令、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副司令等，曾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柏林战役等。1945—1946年任乌拉尔军区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1946—1949年任外高加索军区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司令。1949—195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装甲和机械化部队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54—1956年任装甲部队副总参谋长。1956—1957年任装甲部队总参谋长。1957—1958年任第1独立军团司令。1958—1964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1972年任全苏陆军、航空和海军援助志愿协会主席。1972—1987年任苏联国防部监察长组军事监察员顾问。1987年逝世。
[7] 米特罗法·伊万诺维奇·涅杰林（Митрофан Иванович 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7—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方面军炮兵司令、西南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炮兵参谋长。1948—1950年任炮兵总局局长。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炮兵司令。1952—1953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10月24日在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因测试R-16火箭爆炸而殉职。
[8]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宁（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онин，1899年2月17日——1987年9月1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17年七月事变后加入赤卫队，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内战期间曾与邓尼金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5—1932年任特维尔骑兵学校军事政委。1937—1939年任红军主要人事局副局长。1939—1941年任伏罗希洛夫化学防御学校军事委员兼副政委。1945年策划实施了柏林战役。1947—1949年任中央集团军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驻民主德国部队副总司令。1950—1958年任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53年6月26日参加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8—1987年任国防部监察长组军事顾问。1987年在莫斯科逝世。
[9] 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Роман Андреевич Руденко，1907年8月7日——1981年1月23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顿涅茨克地区检察官。1938—1940年任斯大林地区检察官。1942—1944年任乌克兰副总检察长。1944—1953年任乌克兰总检察长。1945—1946年任纽伦堡审判苏联首席检察官。1951—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81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在莫斯科逝世。
[10]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Кирилл Семёнович Москаленко，1902年5月11日——1985年6月1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服役于第1骑兵军，曾与弗兰格尔白军和马赫诺黑军作战。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方面军第6军副军长、第6骑兵军军长、第38集团军军长、第1坦克集团军军长、近卫第1军军长、第40集团军军长等，曾参与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1946—198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3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1953年6月26日指挥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1953—1960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55年晋升元帅军衔。1956—198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一切职务。1960—1962年任战略导弹部队司令。1960—198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62—198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1983—1985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1985年在莫斯科逝世。
[11]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3月9日——1986年11月8日），原姓斯克里亚宾（Скрябин）。生于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一个店员家庭。中学时期投身革命，190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6年至1912年曾担任《火星报》和《真理报》编辑。1915年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一年后逃回彼得格勒，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委员。1920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担任乌共（布）顿涅茨州委书记，1921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至1928年担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0年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年至1949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1949年改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总理，1953年至1956年再次担任外交部长，1957年因参加“反党集团”而遭到谴责，被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调任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1984年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
[12]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13]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苏哈诺夫（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уханов，1904—1985？），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6—1952年期间担任马林科夫的助手。1952—1955年任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秘书处负责人。1956年因牵涉贝利亚案件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85年（或1985年以后）去世。
[14] 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Масленников，1900年9月16日——1954年4月16日），1917年参加了二月革命，期间参加了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曾与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白军作战。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2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3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29军军长、第39军军长、外高加索方面军北方集团军司令、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西南方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副司令、第8近卫军司令、第42集团军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副司令、波罗的海第3方面军司令、远东军队副司令等。1945—1946年任巴库军区司令。1946—1947年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1948—1952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52—1953年任内政部长。1953—1954年任内政部副部长，在任期间镇压了沃尔库塔起义。1954年因反对处决贝利亚而自杀身亡。
[15] 尼古拉·西多洛维奇·弗拉西克（Николай Сидорович Власик，1896年5月22日——1967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内战期间参加了察里津战役。1919年加入契卡。1927年起成为斯大林安保负责人。1946—195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安全总局局长。1952年12月因“医生谋杀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后改判5年徒刑。1956年被特赦。1967年逝世。2000年完全平反。
[16] 康斯坦丁·马克西莫维奇·叶拉斯托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аксимович Эрастов，1902年6月5日——1967年5月9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20年参加了苏波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第12近卫师团司令、第46军军长，多次身负重伤。1950—1954年任波罗的海军区第36近卫师团司令。1954—1956年任北高加索防空集团军第一副司令。1956年退休。
[17]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Серге́й Ники́форович Кругло́в，1907年9月19日——1977年7月6日），1924年起参加工作。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特别专员。1939—1941年任副内政人民委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内政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3—1945年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1945—1953年任内政部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7年任电厂建设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基洛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0年被开除出党。1977年因车祸身亡。
[18]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进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1942年格别乌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代表。1941—1947年任内政部副部长。1945年参加了柏林战役。1947—1954年任内政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1956年领导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58—196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63年因潘可夫斯基案件被解除一切职务，先后担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开除出党。1990年去世。
[19] 瓦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察列格拉茨基（Вале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Цареградский，1902年7月24日——1990年8月5日），苏联地质学家。1928—1935年期间三次参加科雷马探险队。此后曾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远北地区地质勘探局局长、主要建设局副局长。1961—1972年期间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地质工作。197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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