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格丹诺夫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1917年12月2日）

巴格丹诺夫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信^[1]

（1917年12月2日）

　　亲爱的阿纳托利！

　　你的信在工人代表会静躺一周，现在才「托人」捎给我。我马上复信。六至八月我曾致函你，看来没收到。

　　当然，我不赞成怠工或抵制。你们的作为常很荒唐且几乎总是被迫之举，我看不出有何滑稽。我看到贵方处境的悲惨，并认为你们远未充分看到这一惨状。以我自己的方式，尝试解释你方惨在何处。

　　一切的根源是战争。它产生了两大基本事实：

　　1) 经济与文化衰落。2) 军事共产主义的巨大发展。

　　军事共产主义从前线发展到后方，暂时改造了社会：数百万之众的军队公社，士兵家庭的份饭，消费调控；为了适应这一状况而采取的销售与生产的标准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部系统不是别的，而是资本主义与消费军事共产主义的杂交品种，如今的经济学家们不懂这事，他们没有组织分析的概念。军事共产主义的氛围催生了最高纲领主义^[2]：你们的实践最高纲领主义和《新生活》报的学术最高纲领主义。不知你俩谁好点。你方实践公开反科学，《新生活》报则是伪科学。你方实践好象《死魂灵》的地主实干家萨巴科维奇^[3]，不顾一切踩在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文化的腿上，《新生活》报则无益幻想欧洲的社会革命将帮助我们，活脱脱《死魂灵》的地主空想家马尼洛夫^[4]。

　　在俄国，最高纲领主义发展得盛于欧洲，而我国资本主义更弱，军事共产主义作为组织形式相应地更强。布尔什维克党曾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但带有武力主义标志的革命委托给它的任务，深刻扭曲了党的性质。它只得组织伪社会主义士兵群众（与生产脱钩、靠国家供给住在军营公社的农民）。为何委托给布党？我想，仅因为它是和平党，而和平是眼下士兵群众的理想。布党变成了工人士兵党。这意味着什么？存在一条结构学定律：假设系统各部分具有最高与最低组织性，它与周遭环境的关系取决于最低组织性。比如说：链条的坚固性取决于最弱环节，舰队速度取决于航速最慢的船，诸如此类。布党由各种异质阶级队伍组成，它的立场也就取决于落后一翼。工人士兵党客观上就是士兵党。令人诧异，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一意义上变形到了何等程度。它掌握了军营的全部逻辑、手段、特色文化和理想。

　　与工厂逻辑相反，军营逻辑的特征在于它把各种任务理解为关于突击力量的问题，而非有组织的劳动与实验。打垮资产阶级——就是社会主义。夺取政权——就无所不能。妥协？有何必要？分享战利品？决不同意；什么？没别的出路？好吧，分享……喂，等等！我们又占了上风！免了吧……诸如此类。

　　全部纲领和战术问题都从相应观点解决。拿年满十八岁有投票权这事来说：他们是孩子！生活复杂，让他们认认清楚……扯淡！他们能扛枪，主要是他们拥戴我们，还推敲啥。再看队长选举这事：鼓动员成了极复杂之连团事务的战略者和组织者。觉悟工人不大可能要求工程师的选举性……

　　一个显而易见的小例子。假设我想接受你的建议，也因物质原因而没得做。时间精力要全部奉献，而工资——「不高于熟练工人」。这类条件下，我怎能养活两个家庭，自费出版——自己印刷的——《结构学》第二卷。任何出版商都不会接手这一商业意义荒谬——但我认为思想意义上有必要——的事业。当然，社会主义工人不会要求工程师的工资向自己看齐：为了事业的利益。而军营不提这种问题：它不事生产，只知口粮。莫非列宁和托洛茨基没读过马克思，不知道劳动力价格决定于跟执行本职能相联的正常需求水平。当然知道，但他们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逻辑，自觉地与社会主义逻辑决裂……话说回来，或许不自觉。

　　顺便说一句，若非意外遗产，你如何靠这份口粮养活自己和在瑞士的家庭。你本可靠文字挣钱。革命部门的事业会因此斩获良多……

　　而文化……你们对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你们一直在拆毁与他们之间的桥梁，使任何谈话与协议变得不可能：你们的政治风格浸满了大量军营风味，你们的编辑部刊登诗歌，吟唱把资产阶级的肠子踩个稀巴烂……

　　你们的同志关系……你喊出「我办不到！」的第二天，你的一个最亲密同志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社民党人》上写文章议论「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可怜石头而不可怜人」「说什么‘我办不到！’，搓着自己的老爷似的……纤瘦小手」，诸如此类（大致引用，未歪曲风格）。这就是同志式尊重。这是无产者？不，这是粗大兵：一起在营房喝变性酒精时，他与战友们亲吻；稍有分歧，则骂街外加刺刀捅肚子。这种气氛中，我无法工作生活。对我来说，同志关系是新文化的原则。当遥远的高加索野人以同志权利进入我的革命生涯，为了不违背与他们的同志关系，我与几乎所有密友、与「前进」组断了关系——你记得这事。我不这么轻易更换天性。这种事没人有错：都是必然的。你们的放纵蛊惑，是对聚拢士兵群众之任务的必要应付；你们的文化下滑，是——无产阶级文化薄弱的前提下——接触大兵圈子的必要结果。反动时期的黑色岁月使无产阶级变得粗陋，使它的意识变得愚昧。尚在两年前，莫斯科——莫斯科甚至普列斯尼^[5]！——工人真诚参与了保皇党的反德烧杀……工人的经济地位侵蚀进了虚假和扭曲因素：他们四分之三靠国家的供给，全部补贴来自国库。任何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这一点。

　　而社会主义理想？显然，谁认为士兵起义是落实它的基础，他就与工人社会主义客观决裂了，就错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沿着军事-消费共产主义的道路，把衰落危机的滑稽模仿当作生命与美景的理想。它可能执行客观必要的任务，正如现今的布尔什维主义。同时他注定遭逢政治与理想的覆灭。他把信念献给了士兵的刺刀，而那个日子已不遥远：当同样一批刺刀撕碎他的信念（如果不是肢体）。这里确有悲剧性。

　　粗鄙象棋手列宁和自恋戏子托洛茨基执行这一让社会主义向丘八投降的任务，我不反对。你搀合在里面，让我痛心。

　　1) 因为你的失望，会比那些人的同样情绪糟得多。

　　2) 因为你本可做其他事，更坚实而同等必要，虽说眼下较不显眼。做事而不背叛自己。我则专著于另一件事，无论盲众中的明眼人之孤独如何令人疲倦。

　　欧洲如今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现有工人阶级不具备应有的文化水平和组织性。它的年纪明显被欧战的历史所证明。欧洲将发生系列清算特征的革命，以消除战争遗留问题：威权性（寡头政治、政权的独裁）；债务（顺理成章：吃息现象的泛滥）；民族压迫的残余；被战争再次创造并由国家资本主义强化的民族隔绝，诸如此类。有得忙了。

　　俄国的共产士兵革命，更像与社会主义相反而非接近之物。原则上，煽动性军事独裁不稳定：无法「端坐刺刀上」。士兵工人党应崩解，且不太可能和平终结。那时，新的工人党——或者士兵子弹及刺刀下的剩余——将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家（旧人即便幸存也不顶用，他们有了煽动-独裁的阅历）。为了这一未来，我在工作。

　　需要让无产阶级文化不再仅是议题，更别说议论本身毫无清晰内涵。需要澄清它的原则，确立它的范围，提出它的逻辑，以便永远能判断：这是它，而那个不是它。

　　是为我的任务，至死不弃。

　　我给你寄过本人的小册子（通过《生活》报），希望你收到了。发给你《结构学》第二卷和《社会主义问题》，已三个月未印刷。如果你回归工人社会主义，会很高兴。恐怕你错过了机遇。形势常常比逻辑更强。

　　致意，你的亚历山大

[1] 亚·巴格丹诺夫《社会主义问题》

[2] 译者注：最高纲领主义一词来自20世纪初社会革命党的某同名派别，它以手段激烈打击帝俄国家闻名。

[3] 原文直译：正如萨巴科维奇

[4] 原文直译：正如马马尼洛夫

[5] 译者注：普列斯尼是1905革命期间莫斯科工人起义的中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