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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册）》第六章
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
1986
孟登迎 赵文 刘凯 译
参与战后重建——对于西德公众政治意识的研究
当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和他们的夫人在法兰克福安顿下来，并且开始扩展“德国前哨阵地”的时候，他们将自己看作是犹太人、左派知识分子和批判社会学家，身处于一种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了他们这种人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种环境中的所有的迹象一直以来都明确地指向对旧秩序的恢复。德国——犹太人文化所显现的那种独特的共生性（symbiosis）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摧毁了。除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外，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非常有名的讲师和教授中，没有一位重返法兰克福。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之所以怀着耐心和良好的愿望期待着被迎接，恰恰是因为他们曾经是，而且依然是几个特殊的例外。
与沃尔夫冈·阿本德洛特——他是极少数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教授之——不同，[1]阿多诺不是在劳工运动或反对派，而是在统治权力本身当中寻求支持。正如霍克海默在写给黑森州的总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Georg-August Zinn）的感谢信当中所说的，他们在寻找“那些身居高位的朋友，那类时常只能在理论上徒然地盼望，依然追求纯正教育之实践目标的朋友”。[2]
霍克海默在其教授职位恢复之后，不久就被选为哲学系主任，从1950年秋到1951年秋，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对法兰克福大学的重建做出了贡献，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他与神学的关系在侧重点上已经有了变化。他不但为重新建立起来的新教和天主教神学保证了教授席位，随后也为犹太教研究提供了一个教授席位。
这再一次显示了霍克海默在交际和组织方面的才能。这个研究机构，一度被认为不能专心于他们真正应该干的工作而早已被人们所遗弃，现在却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吸收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一次又一次地保持了他们的活力，使他们的严肃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为了赢得经费和官方的补助，霍克海默甚至准备强调这个机构对于战后重建的参与。在一封他写给那些有可能赞助的人的便笺中，他把这个研究机构赞美为：不但能提供先进的社会学研究路线，能将“德国社会哲学和人文学科传统的扩展”与“现代美国社会学提供的最先进的经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而且是为国家紧迫问题提供学术建议的中心。[3]
对于研究所新近历史和研究计划的这些陈述，旨在向预期的赞助者提供信息，包括如下一些评论：
社会研究在各个方面，尤其在研究社会结构和研究生产过程里面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等领域，以及在舆论研究和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最近几十年里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由于政治上的事件，德国还不能在人们渴望达到的程度上参与这项研究。如果说其他工业国家的经验还能为德国提供一些可供遵照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学科对德国公共生活和对德国经济合理化所起的作用，怎么高估也不算过分。
社会分析可以解释战后的许多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比如难民问题。它们能为城市和工业区的重建提供重要的认知基础。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可以帮助年轻人更深入地理解在我们自己的人民当中以及各民族之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并因此可以帮助他们为克服这些困难提出独立自主的见解……
最后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点，社会研究可以为各种新职业开辟道路。这些新方法对于科学家的训练要求，并不亚于对工程师、化学家或医生的要求，对于它们的评价也不应该比其他这些职业低。不仅有政府行政部门和所有形成观念的传媒，诸如新闻出版、电影和广播等，而且有商业部门也都在支持着很多的社会研究团体。社会研究可以在他们的工厂中创造出最佳的社会状态，可以预先确定和计算出公众对他们的商业部门有什么需求，还可以监控和改善他们广告的影响力。人们在德国也可以期待类似的发展过程。[4]
1950年夏天，《法兰克福新报》（Frankfurter Neue Zeitung）在霍克海默的合作下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社会学进行反对偏见的斗争：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HICOG）支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5]文章声明社会研究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教育和知识领域（像研究所对偏见的研究），更希望有可能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了让工人们可以获得最高的生产力，应该在何地、以何种方式恰当地建立一个工厂”。
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欺骗？是不是霍克海默为了通过异常危险的违禁交易来筹资，就对研究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现代化理性重建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明显的吹捧？难道他真的想要把研究所变成一个由政府和企业资助的、可以在重建过程中充当矫正角色的机构吗？难道，它是一个事业问题，就像稍后的学生运动被描述的那样，是一次“经由制度的长征”？或者，是研究所的领导人在自欺欺人？他们想把研究所变成一种将重建（reconstruction）转变为复兴（restoration）的工具吗？或者，由于研究所要求超越专断主义（principle of self-assertion）以及个人的、集体的利己主义，要求建立更人道的社会环境，它只能用那些听起来比别人陈旧的贺辞更少空洞感的语词来粉饰自己罢了？由于研究所得仰赖于财政赞助，为了维持它的存在，这会不会成为他们更加谨慎地去进行研究的理由，而不是依照他们的学者气质和学术才能所必需的那样去做，会不会不给批判理论家提供支持？
对于这些问题，他们显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诚的和公开的讨论。谁会在这里讨论呢？返回法兰克福的人是研究所的残部：只有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按说现在已经实现了原来的目标：摆脱重负。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之间是一种日常化和共生的关系，使得他们的讨论绝不可能唤起对所谓的习惯策略的质疑，或者对那些有关他们自身行为之意义和目标的思想——后者已经退化为纯粹的客套话——的置疑。
霍克海默没有认识到，一个在财政上不再独立的研究所迟早会被迫承担研究合同，而在此情况下他就重建了研究所。同样，他也没有注意到，批判理论家在恢复时期很难不陷入道德上的困境。研究所不能期望从费利克斯·韦尔那里再得到金钱上的资助。他的生意早已不兴隆了，再说他已经留在了美国。在这里所能做的选择，难道就是那位被批判理论家们看不上眼的拉萨斯菲尔德采用的策略，即利用研究合同，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合同，为研究所提供完成其自身计划的机会？同时，它又不能为了自身的计划而引发太大的混乱，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研究合同不被批准。
在新研究所成立的最初阶段，有一件事是富有象征意味的。彼得·冯·哈塞尔贝格1933年之前曾是阿多诺的学生，1950年后与研究所保持着松散的联系，为阿多诺和油漆制造商霍伊彻斯特（Hoechst）公司的生产经理安排了一次会面。哈塞尔贝格设法让生产经理对研究所的工作产生兴趣，但是阿多诺却给这个人上了一堂有关研究所工作方法和目标的课，最终使此人确信：这样的研究所对霍伊彻斯特公司没有任何作用。在这里，阿多诺显示出他在“管理社会研究”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的能力缺欠，就像他以前在做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时那样。但是哈塞尔贝格并不想就此放弃。他转而去求助霍克海默。霍克海默的意见是：我不适宜做工业社会学的研究；难道我们现在也应该支持它？在这段时期，霍克海默一方面以一个批判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另一方面试图让研究所的工作合乎商业和行政部门的口味。他也许认为，在建立新研究所期间，这依然是一种可靠的伪装形式，但似乎没有必要把这种事看得太过认真。
就建立研究所这一点来说，霍克海默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社会研究所1950年春天的备忘录中包含一个五年预算，其中50000美元留作建筑新研究所和置办新装备的费用，109800美元作为每年的运转费用。（年薪从搬运工和秘书的1000美元到研究所领导，如霍克海默本人的7000美元不等。）研究所仍然有临时的住所，一部分利用已被炸为废墟的旧研究所建筑，一部分利用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的几间办公室。1950年，有一位叫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的美国高级特派员，把200000德国马克交给研究所自由支配，还给了235000马克作为重建费用。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源于那些负责美国对德政策的人的信仰——社会学，尤其是美国公民所描述的那种强调经验研究的社会学，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因素。（1949年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建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Institut fu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也得到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财政资助，但它只坚持了没几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明斯特大学资助建立了多特蒙德社会学研究机构［Sozialforschungsstelle Dortmund］。美国人对政治科学的赞助甚至超过了对社会学的支持。）
法兰克福市政府希望用旧研究所的位置来扩充法兰克福大学，就将紧邻大学的另一处地方换给了研究所。他们支付给社会研究协会100000马克的弥补差价，并且清理了新地点上的废墟。在霍克海默的请求下，法兰克福大学也为研究所的重建捐助了其余的55000马克。1950年10月底，这些资金全部被集中起来。除了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和法兰克福市政府所提供的资金以外，社会研究协会和某些私人捐赠者也提供了资金。建筑工程在11月之前破土动工。
霍克海默通过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社会学机构设在同一座大楼内，差不多成功地完成了重建社会研究所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无法确定他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但他请求市政府允许将这座大楼增高到四层。这个要求很容易地被批准了，他们希望这个城市将会以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而自豪。附加的第四层楼最终建起来了，但联合国的那个机构却设在了科隆，并在那儿持续了7年（从1951到1958年）。
由于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资助，研究所得以在1950年夏天开始实施第一次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对西德人政治意识的研究。研究结果后来结成《组群实验》（Gruppenexperiment）[6]一书出版。这个舆论研究项目旨在调查德国人对外国、对占领德国的军事力量、对（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及其所犯罪行带来的连带责任问题、民主问题和德国在全世界的地位等问题的态度。这种舆论研究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选择，不仅因为舆论研究是一种美国进口货，在西德引起了强烈的兴趣，还因为民主教育一直是美国对德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研究所可以将1949—1950年出版的《偏见研究》（Studies in Prejudice）展现为他们的代表性成果。它将自身看作是半美国化的研究机构，而且，最初研究的大部分资金就来自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
忠诚于老研究所的学术传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那种浮泛的意见统计并不感兴趣。就像他们在《权威主义人格》中所指出的，他们试图穿透和超越观念的表面，并最终识别出民众当中存在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的潜能。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研究意味着什么，他们又该怎样进行呢？在伯克利大学的反犹太主义研究当中，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运用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的方法。通过间接的和反射的方法可以显示性格结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揭示人们对具体政治话题的态度时，就不可行了。在实际上没有讨论这些主题的情况下，无法揭示人们对于具体话题的看法。因此，必须要达到的是，被测试的人应该公开表达他们对于此类具体话题的意见。
提出最终将这种研究方法用于研究计划，是一种富有霍克海默特色的想法。甚至在反犹主义的研究计划期间，摄影研究计划也是最合他心意的部分，因为它是一种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太多脱离的研究手段，因此可以真正洞察那些对参与研究实验的人起作用的社会机制。现在霍克海默提议采用一种不同于平常的、更现实的提问方式，以人们处在列车车厢中的情形为模型，来研究德国人对待政治话题的态度。在车厢中，讨论常常是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展开的，他们甚至以令人惊异的开放性来讨论那些最微妙的话题。这种模型在此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共同经受的苦楚或对于痛苦的共同记忆会使大家比平时更快地联系起来。
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定出一个由公众舆论研究的最重要成果组成的目录，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他肯定看到过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讨论团体访谈之利弊的文章，此文发表在1949年的《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艾布拉姆斯是受商业资助的伦敦舆论研究所的主管，他采用这种还不合常规的办法来考查广告活动。他指出，组群访谈的优点之一，是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受访者不适应正规提问方式的前意识（pre-conscious）观念就会显露出来；组群的气氛引导受访者表达他们感觉偏狭的、并因此会在正规访谈中压抑的思想和情感；组群访谈中表达的东西呈现在一种可认识的语境中；日常生活特有的矛盾观点并置现象，在组群访谈中再次出现了；组群中的成员趋向表达与个人会谈中的“私人”观点不同的“公共”观点，而后者更容易为他们的实际行为提供证明；而且，在一群有相近意向的人，甚至在同一组群当中，受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会比在正规的访谈情境中少一些谨慎和防御。艾布拉姆斯把这些看作是分析数据时最重要的问题。对他来说，只要关注的不是各种不同意见的累积，而是各种态度构成的结构和动力，那么这一问题就似乎不成其为严重的障碍——组群只能困难地依照随机抽样或比例抽样原则建立起来。甚至连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在研究他们的病人时，也没有注意到从普遍的人群当中进行随机抽样的问题，不过他们还是发展出了一套解释人心灵的普遍理论。
无论艾布拉姆斯的文章是否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计划观念产生过影响，它为那些对定性分析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原创性的和新颖的观念。霍克海默一如既往地对这类新奇思想持开放态度。有关组群动力学的话题自194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而且他对此非常熟悉；至少，他可以通过他的同事、流亡者库尔特·黎文的研究熟知这一点，他在纽约反犹主义研究期间曾把库尔特·黎文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研究所1944年研究劳动时采用的参与性访谈的方法，就是一个典范，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日常情境中的讨论引向那些还没有被注意到的特定话题。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他们在这一领域获得的印象、经验和想法中，推导出组群讨论的程序，作为一种新修正、新发展的“现实的舆论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所自身的计划。根据1952年新建的研究所准备的第一份章程，组群讨论的程序就是从“问卷调查、心理投射技术和组群访谈”当中发展起来的。（研究所的同仁们喜欢用“组群讨论”（group discussion），而不喜欢用在英语世界当中用得更普遍的“组群访谈"（group interview）一词，是为了明确，这不是对一群个体同时进行面试的问题，而是确认能从组群讨论的框架中引发出什么意见的问题。）
法兰克福的同仁们最早在德国使用的这种程序，在195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它大体上是按如下步骤进行的。大约十个参加者组成的一群人聚集在人们通常愿意聚集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针对某个话题讨论大约两个小时。为了保持匿名性，如果有必要，可以给参加者一些写有假名的卡片。还可以为引发讨论提供一些“基本刺激”（basic stimulus）。（在研究所的组群研究中，可以播放一封虚构的公开信的录音，这封信是由一位在联军队伍中服役五年之后的士兵写给当地报纸的。“基本刺激”以与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的问卷调查表相同的方式汇集起来，它依据的不但是人们说出的直接经验或常识，而且还有诸如种族优越感、忏悔情结和权威情结等分析范畴。）做现场调查的研究者配有一台录音机，并配有一名助手记录未被磁带录下的所有反应或事件，而研究者则发挥着中立主持人的作用，他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讨论能尽可能自由地展开并引发自然而然的陈述。在讨论的第二部分，现场调查者会根据具体情境，介绍关于讨论话题的某个具体领域的定型化的论点和反论点。通过填充一张简短的调查问卷表，提供出基本的统计信息。
在测试阶段，所用的基本刺激会改变数次——人们认为可以提供心理刺激，但不能提供过度刺激。经验的收集围绕如何避免组群构成中的错误、最有效地使讨论进行而展开。我们知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同事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例如，他们当中最为投入的蒂德利希·奥斯默尔（Diedrich Osmer），他是研究所一个部门的领导，接受过正规的训练，达到了学士学位的同等要求。而且，他除了在研究所工作以外，还到一家钢琴商店兼职。还有一位来自弗莱堡的学心理学的学生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有一天途经法兰克福的时候，停留下来参观了研究所，随后就去贯彻实践课的一部分内容——1951年在研究所攻读心理学学位。因此，这项计划同时体现了在经验社会学研究方面对新一代社会学家进行的实实在在的训练。这代表了社会研究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刚开始时的特点。
1950至1951年冬天，研究所开始在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及奥格斯堡等城市的市区和乡村中开展初步调查研究，调查德国人政治意识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人群自发聚集和相互谈话的地方——小酒吧侧房、旅店、难民营、大工厂的食堂、燃料库、俱乐部会所，大约有1，80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通常以8—16人为一组群，在一块儿讨论那位联军士兵的公开信中所提到的各种政治话题。在这项计划的调查阶段，有20多个研究助手以及新闻界的速记员参与，后者负责将那些从录音带记录下的内容打出来。而分析阶段要处理由1，635个参加者所进行的总共121组讨论，或者更确切地说，要处理多达6，392页的讨论抄本，其中包括人们在组群讨论中谈到的话，以及讨论主持人和助手的评述。
在实践中，霍克海默所说的那种诱人的列车车厢模型存在的误导性，不久就变得显著起来。由于这些组群是任意组合的，成员之间完全不认识，在职业、兴趣和生活阅历等方面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因此通常无法为讨论创造一种自由的气氛。对于121个讨论组群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法兰克福组群——其组成方式类似于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文章中所提议的那样——利用了预先设定的（pre-structured），在社会学或意识形态方面相对比较同质的多个组群。比如，他们集合起来的人群，要么来自同一村庄的农民，要么是一个俱乐部中彼此认识的成员，不然就不过是一群有着相同职业、相同政治信念或相同生活阅历的陌生人（比如像年轻的教师、青年社会主义者或逃亡者），而讨论的气氛很快就显现出类似于那些熟识好久的人们期盼的情形。
霍克海默的列车车厢模型，在他五年之后出版的成果中被说成一个对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灵感的概念，显示出一个在分析材料过程当中也明显存在的问题。霍克海默的模型假定，吸收公共舆论而形成的支配个体的思想以及个体对公共舆论的态度，将会在易于沟通的组群气氛当中全部呈现出来。尽管此处采用的手段不同于柏克利研究中的方法，但关键的思想还是要让自我稽查的机制失效。但是，在预先设定的组群中进行的、研究进而要仔细考察的各种讨论当中，会出现一种明显的情形，即，组群讨论越容易产生支配性意见，就越能证明有必要去分析组群的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即便舆论在个体参与者心灵状态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充分说明，即使能产生有效的意见表达的真正交流环境得到了充分说明，组群动力学和个体的性格结构也绝不是那么容易能得到解释的。
组群访谈后四到五周，会对参加过组群会面者当中四分之一的人进行单独访谈。这些接受访谈者不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在分析中也不用考虑他们。要对单个会面的结果和组群讨论中表达的意见作比较，也是不容易、不可能的，因为在讨论中会有大量的人保持沉默，还因为很少有发言者能对每个话题都发表他们的看法。平均看来，完全沉默的人超过了发言的人，构成了占61%的多数。另外，由于无法系统地记录每个组群的特性，也就无法对每个组群的动力学结构进行分析。
因此，从可用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确定性的证据，能说明个人意见的原动力是在组群条件下产生的。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满足于将这项研究仅仅看作是对西德人就某些具体政治话题发表的“民意”的研究？难道没有充足的理由将组群讨论程序看作培育微型集体气氛的方法，看作是对可以表达民意的情境的模仿？难道有理由将这项研究的目标看作是在揭示《权威主义人格》中描述为“文化气候”的东西——个体不是或多或少地受它感染，就是或多或少可以免除它；揭示萨特在他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当中描述为“无形的、弥散性的、无所不在的社会”另外的社群；揭示阿多诺用黑格尔的术语“客观精神”所描述的东西？在进一步的分析阶段，阿多诺在为他的一名助手所写的研究草案当中，有如下的陈述：
我们的研究更多关注于知识的供给而不是知识的要求。然而，它对知识存在于“大众传播”当中的制度形式并不感兴趣，而更关注人们在其社会存在中直接碰到的、更为模糊的但却无处不在的形式；他们呼吸的知识空气。因此，研究的关注点绝不是直接指向主观的意见，而是指向那些已经在客观上预先确立或指定的、在社会上广泛散播的意识因素，它明确指向“客观精神”，即“德意志意识形态。”[7]
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满足于这类目标。通过组织组群讨论唤起的客观精神，即便与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与对客观因素的分析毫不相关，那么至少能为研究各个“活”人提供社会心理学依据。对他们来说，呈现“客观精神”而使它与任何客观因素无关，那么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们宣称的唯物主义；这意味着他们在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结构赋予了个性特征的个体当中制造某种抽象化的东西。
因此，调查和对于调查的分析都因持续缺乏明晰性而出现了缺陷。
尽管首要的目标是通过组群讨论来确认客观精神，但每个说话者的态度构成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共同基础。这些态度并不被看作相关组群各个方面，而被看作由参与者构成的总体因素。除此之外，虽然考察了客观精神对个人精神状态所起的作用，但是，试图发展出一种可以如此进行考察的程序的种种努力，从未超越最初阶段而有所进展。而且，既然推进的目标是要为一种在理论上有重要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曾经计划用这种方法拓宽柏克利的研究）准备基础，组群研究也就呈现为一种暂时性的和实验性的特征。
尽管有些助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但从一开始就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获得的材料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涉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愿意接触的事情。用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范畴来加工手抄本，很像在1930年代后半期调查工人阶级时收集的那种材料，尽管在这两个课题之间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关联。在紧张进行的十个星期的集体工作当中，完成了一个对讨论手抄本进行编号的“记分手册”。在进行定量分析时，将所有的个人而不是讨论组群当作统计单位，并在独立于讨论组群的统计组群——比如以20到30岁的人，小学生或农民各为一组——的归类下加以比较。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定量分析人们对于民主的态度时设置了七个“测试话题”：对民主政治（波恩和战后德国的国家类型）的态度，对罪行（共同承担战争暴行和纳粹主义的责任）的态度，对犹太人的态度，对西方占领国（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对东部的态度，对重整军备的态度，对德国人自身的态度。
那些参与了讨论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在讨论中发言的人），无论对苏联还是对西方列强的态度都主要是否定性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发言者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的矛盾态度。对于民主政治明确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对民主无任何保留意见的人的两倍，甚至更多。同时，有一半的发言者拒绝为第三帝国的暴行分担任何的罪责。有两个统计组群——农民和大学师生（academics）——尤其凸显出他们的否定性态度。所有农民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分担国家的罪责；大学师生事实上也一律拒绝这一点。在对犹太人问题发表见解的农民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证明具有激烈的或相当强烈的反犹倾向。而参与讨论的大学师生，尽管他们在参与其他话题的讨论时远远超出了一般人，但显然在回避有关犹太人的话题。事实上，对这一话题表达意见的人当中，有90%以上的人显示出激烈或相当强的反犹倾向。
整个数量统计的结果，并不能说广泛代表了西德民众的态度，而且，这一结果还受限于发表过意见的参与者。结果呈现的具体数字比例如下：（涉及东德问题之外的所有话题时）16%的人持肯定态度，40%的人持矛盾态度，44%的人持否定态度。在谈到东部的话题时，持拒绝态度的人——被归入到持积极态度的一类——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尽管做了一些努力去保留这种评价态度的不明朗性（non-committal），并且对以这种方式所标示的态度是否可以被视为对民主政治或讨论话题的态度这一问题未作定论，但是，人们一直接受的解释——甚至在原文当中——却是：被调查的态度就是看待民主价值的态度。因此，对于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来说，这个调查结果几乎没有给他们的信心提供依据。
研究所的18位同事促成了总共11本有关定性分析的专著。其中包括阿多诺对罪疚和防御的研究；对于怀疑民主政治的研究，试图阐明出现普遍“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现象的动机和原因；以及另一项研究，即对人们面对重整军备的复杂态度进行社会-理论的阐释。（后面一项研究在定量分析中被给予特别奇特的对待：接受重整军备通常被评价为积极的态度，而反对重整军备通常被评估为消极的态度，因为阿多诺和他的助手们似乎把当时依然非常流行的“没有我们！”这句口号，看成与反对后希特勒政府有关的事情。这项研究没有考虑到其中涉及的极端复杂的原因和动机，尤其是那些反对重整军备的人的动机。古斯塔夫·海涅曼［Gustav Heineman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1950年10月11日辞去了联邦政府内阁部长的职务，以抗议阿登纳［Adenauer］的重整军备计划，并在1951年11月创建了欧洲和平紧急委员会。[8]）
这就是刚刚建立的社会研究所在1950年代初开展第一个研究项目时的情形：遵循研究所早期在调查权威和偏见时所采用的相同路线，实施较大规模的集体研究项目。研究所在初期阶段的其他研究项目被遮蔽了。在其他这些项目中，产生了考察德国处境的《偏见研究》的译本。这本书不久即被有比例地压缩，成了一部只包括德语版《权威主义人格》的作品。但是，即便是这个小规模的版本，尽管费了数年之功，也根本没有超出《权威主义人格》的节译本；霍克海默本人对后者很不满意，因而留下来没有发表，只有很少一些油印复写本在流通。[9]另外一个项目是由列奥·洛文塔尔商定的，他留在了美国，1949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之音的研究部主任。研究所与拉萨斯菲尔德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部（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t Columbia University）合作，考察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节目中的德国广播和东欧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和东德广播电台）的德语广播产生的不同效果。广播研究项目——社会研究所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展的纯粹的合同研究——是以专家会见听众的方式进行的。但获得的成果是贫乏的。这些成果没有让美国之音有丝毫的长进。但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给批判理论家带来良心上的烦恼。
从整体上来看，研究所在重建后的最初18个月内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各方面尚处于暂时状况下进行的，应当说是相当显著的。位于森肯贝尔格公园（Senckenberg Park）的新研究所大楼，在1951年11月14日正式开放，霍克海默此时应当为取得的成功而感到自豪。
霍克海默——一夜之间的功成名就
正式的开幕仪式在研究所演讲厅举行，参加开幕式的有来自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代表，有美国高级特派员委员会、法兰克福大学和其他大学的代表，还有商业界和文学界以及学者代表团的著名人物。在开幕式上发言的来宾，有黑森州的教育部长路德维希·麦茨格尔（Ludwig Metzger），法兰克福市长瓦尔特·科尔布（Walter Kolb），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代表，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列奥波特·冯·维泽和科隆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勒内·柯尼希（Rene Konig）。代表研究所发言的是研究所主任和他的三个年轻助手，他们以热情洋溢的声明结束了演讲。霍克海默此前正好当选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他发表了一个丝毫不会触犯别人、不会让所有在场的州府、市府和学术机构的代表们产生误解的演讲。
这是个政治味极浓的时代，不同于霍克海默于1931年作为社会哲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所长发表就任演讲时的情形。自1950年以来，朝鲜战争一直在持续进行。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达到了极致。1951年3月，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将军——他在下一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公开宣布使用原子弹合乎道义，因为美国并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从朝鲜战争中发现了一个提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地位的机会，于是在1950年提议建立西欧武装力量，包括德国分遣队。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重整军备。同时还在“殖民地”西德推行反共产主义。1950年9月19日，联邦政府宣布了一个针对“公务员的反民主政治活动"的规定”。[10]这个规定将对于各种组织的支持定义为“与公务职责冲突”的事情，还特别提到了13个组织，其中包括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11]后者为了避开这道禁令，解散自身并建立了一个以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Ernst Rowohlt）为首的继承性组织，这些组织还包括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12]设在黑森州的这个组织的领导层在1948年鼓动法兰克福市市长瓦尔特·科尔布实现了他的意图，即邀请霍克海默出席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举行的德国国民议会百年庆典。甚至，那些公开承认他们不反共的人会招致诽谤和歧视。天主教作家赖因霍尔德·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支持就重整军备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并支持认真地去尝试与东德达成一种理解，但因为在西部德国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他的两篇论文均是在东部德国发表的。结果，从那时起，许多西德的杂志、报纸和广播机构就拒绝出版施奈德的任何著作。
政府和官方机构动用警察，试图阻止西德和东德之间的政治接触。西德警察拘捕了正从东柏林圣灵降临节（Whitsun）集会上返回的10，000名西德青年，并且在东西边界将他们扣留了24小时之久，直到他们同意登记自己的姓名并忍受所谓“健康”检查为止。1951年5月，大约另外10，000名西德青年在从东柏林“德国会议”返回的途中，又被警察拘捕，由于他们拒绝登记自己的姓名，竟被在东西德边界上的海伦贝格（Herrenburg）扣留了两天之久。为了阻止人们参加于1951年8月5日到9日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青年和学生世界和平节”，数量众多的西德军警强行关闭了那时还开放着的两个德国之间的边境。1952年5月，青年自由德国[13]的成员，年仅21岁的菲利普·缪勒（Philip Muller）在埃森（Essen）举行的一次被禁止的示威中，被西德警察射杀身亡。
与此相比，由多数选民投票选为总理的阿登纳，在其就职演讲中却要求尽可能快地废止对“两类德国人”——在政治上完美无瑕的德国人和不完美的德国人——进行的区分。与西德宪法——基本法——相关的第131条法律条款，1951年5月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承认而通过，确认了先前被认为“有罪的”那些人所应享有的种种社会保障权，他们在第三帝国覆灭的时候已经是文职公务员了。法律为那些仍然被控有罪的人重返文职公务员职位提供了可能。甚至有空缺岗位时，“有罪的”人会予以优先考虑。在德国由于大学教授也是公务员，每当准备指定一个教授职位的时候，就必须对照内务部提供的职位清单来进行检查，看看在受“131条款”保护的那些教授当中，是不是有优先适合这一职位的候选人。1952年通过的“忠诚法”（Treuepflichtgesetz），又确保把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的成员排除在文职之外。
这些例子显示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文化气候。研究所重新开放之前一个月，马尔库塞从美国写信给霍克海默，“这儿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那年夏天他去欧洲旅行期间，曾在法兰克福逗留过几天，还与霍克海默谈过话。“但我想这里的沉闷与德国的沉闷之间可能只有相对的时间距离。此刻，那里的空气肯定还是比较自由一些（虽然算不上清新）。”[14]
这就是霍克海默发表就职演讲的背景。他没有利用新职位给自己带来的机会而跨出学术界限半步。他指出，社会科学有助于消除偏见带来的罪恶和预设的种种限制，有助于使世界结构更切近和符合人们的真正需求。如果没有某种与支配不相干的自由思想——后者是哲学和社会学所关心的，那么，就永远无法打开一条通向更自由、更人性的社会的道路，而且世界会从一场大灾难摇摇晃晃地走向下一场灾难，尽管会有周期性的重建。谈论自由思想对于一个更自由的世界的重要性，与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行话并没有多大差别，这些行话将“自由=西方”和“专制=东方”这两种价值作对比。霍克海默指出，人类的未来——从流行的演说和政治当中吸取的另一个流行语，取决于能否发展出对于人道主义的现代解释。霍克海默在提到纳粹主义时甚至用了一个传统的、神话性的隐喻：“恶魔般的力量”将他和他的同事从法兰克福驱赶出去；“恐怖”不幸发生了。
他在谈到研究所的目标和任务时说，他在1931年的就任演讲中提到的许多话依然有效，比如，需要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理论家之间的通力合作。“我们今天也许可以加一条，即必须摘掉有色眼镜，无论是由单个学科还是由某个民族和学派的传统所构造的有色眼镜。”在研究所的教学计划中，无论是倾向于更理论化的早期德国社会学，还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最新的、最有效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方法，都会受到同等的重视。这扩展了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对于欧洲思想和美国方法的结合，这种描述早前已经退化为纯粹的套话，而且适用于研究所及其领导作为连接美国和德国之桥梁的角色。霍克海默现在恰恰以他从前的同一种方式开展工作。他用《社会研究学刊》的名称取代了格吕恩堡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在就职演讲中，他用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所做的外观上很中立的唯物主义改造，来取代格吕恩堡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诉求。而且，他用跨学科和将哲学与各类科学学科结合起来的要求，来取代卢卡奇提出的要求——应该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对劳动的划分，后者是从卡尔·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那里接过的论题。因此，他现在也用了流行的托辞，与僵化的和教条的左派理论立场相较，这种表述打开了一条不受阻碍的通道，同时也让那些权威人士听起来悦耳又含糊。
在结束演讲的时候，霍克海默表达了批判理论的基本意图，采用的方式是将社会变化转变为对社会学家的道德要求，就像希波克拉底誓约（Hippocratic Oath）*〔注：由刚开始行医的医生向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进行的宣誓，内容是涉及医生职业道德。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公元前370），古希腊的名医，被称为医药之父。——中译者注〕对医生的要求：
当我说到那些必须联系单个研究的更广博的观点时，我的意思是，在出现的每个问题当中，甚至在社会学的态度本身当中，通常也存在一种超越现存社会的隐含的意图。如果没有这种意图（尽管几乎不可能详尽描述它），我们既不能将这些问题纳入到正确的轨道，也不能引发一丁点的社会学思考。人不是成为证据过多的牺牲品，就是成为纯粹观念的牺牲品。对现实的某种批判态度，可以说是社会理论家工作的一部分，而且这种批判元素正好是从现有的最积极的东西——希望——当中发展出来的，它使得社会学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培养学生们去承受这种与现实的张力，后者是我们学科的精髓之所在，让学生成为真正意义上有“社会性的”人——这也包括能够忍受孤独，在我们看来，这也许是教育最重要的和最终的目标。[15]
1931年，霍克海默就提到过一些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有些正在展开，有些随即就要展开。但他在重开典礼上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在关于德国人政治意识的最初研究成果当中，他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尽管他对这方面决不会有隔膜。比如说，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在1951年出版了一部德国各研究机构有关民意调查的成果，其中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哪些人群最需要援助。“公众舆论”形成了一个显示那个时代症候的阶层体系：首先是战争造成的寡妇和孤儿；其次是那些曾遭受轰炸的人，第三类，是那些被从东部驱逐出来的人；第四类，则是1944年7月20日的反抗斗士，当时有一个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在此之后才是犹太人。
霍克海默在1931年曾提到过一种新的、有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即运用庞大的经验研究机构解决社会哲学问题。与此相反，他现在却称赞他的年轻同事，甚至说，“我们只能盼望这些新鲜的血液很快地安排我们这些在这里显得多余的老家伙，并将我们送回到哲学当中。”
欧洲思想与美国方法应该相融合的原则，依然是空洞的套话。甚至与反犹太研究计划时期相比，霍克海默显然不再设想在研究所还会出现这样一种研究——既能推动理论，又能充分地唤起他的雄心，推动他去完成一项值得尊敬的研究。
然而，他为自己的哲学研究设想了什么样的前景呢？他可以设计出一个能够带来灵感的研究计划吗？在研究所开幕式一周之后，即1951年11月20日，他发表了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讲，我们在这个演讲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些到场的荣耀的客人当中，有林堡（Limburg）的主教和外交使团的成员。《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在讲台上，院长们礼服上的垂布都显得很绚丽。但新任校长马克斯·霍克海默教授那身暗红色礼服上的金色绣花图案，在所有人当中显得最为耀眼。”校长职位移交仪式的气氛比研究所开幕式似乎显得更正式一些。穿上职位礼服，佩带上职位勋章，凸显出德国大学远离大众习俗的程度。在这些演讲中，总会出现一些令人困窘的片断。法兰克福镇镇长莱斯克（Leiske）代表市长大人致辞时用这样的话来赞美“您（也就是霍克海默）的崇高”：“您以一种值得效仿的和解姿态回到了您的祖国，而且再一次在这所大学里拥有了您的职位。这样的忠诚需要忠诚来回报。因此，我们都觉得，您当选为我们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注：法兰克福大学这一时期的正式名称是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 University）。——中译者注〕的最高学术职位，乃是我们应尽归还和补偿之职责的最高表现。”
霍克海默就是在这些情境中，身穿校长职位的礼袍，发表了“论理性概念”的演讲。《理性之蚀》经阿多诺压缩之后，已经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普及本，校长的演讲是从《理性之蚀》（此书已由海茵茨·毛斯译成德语，但还未在德国出版）中节选的。人们并不想把校长就职仪式上的演讲当作衡量一个人学术著作的期待标准，但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人们看到的只是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人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演说和其他应景的篇章，而且，这些东西通常依据的都是阿多诺拟写的草稿。
值得注意的是，霍克海默的演讲不但丝毫没有超越《理性之蚀》中所提到的观点，甚至不打算把此处所言与德国的处境联系起来。这种演讲在纽约或洛杉矶发表似乎也无不可。《法兰克福汇报》对其所做的令人困惑但确切的报道，显示出它最终听起来是多么富有学术气。德国的“新日历”上并没有“解放前——解放后”之类的日子，有的是“货币改革前——货币改革后”（就像彼得·林姆考尔夫（Peter Ruhmkorf）指出的）。德国正在将自己融入西方阵营并忙于重建——霍克海默非常渴望为这一进程贡献力量。德国此时急于抑制记忆，西方各战胜国在强迫德国向前政权受害者提供财产归还和补偿，在这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勉强和不足。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明确谈论理性这一概念的危机，并呼吁用理性去完成对总体性的自我反思，这听起来肯定是十分抽象且不着边际的。这样的谈论的确已经减轻了墨守成规者和“在政治上被控有罪的人”的痛苦，他们不必再捂起耳朵以免听到那些指责。而且，能不能鼓励学生去思考不同于矫饰的知性主义的思想？阿多诺于1950年在《法兰克福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德国文化的复兴？”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然而，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自己的习惯标准和他们自己的要求，以及用魏玛共和国时期批判理论思想的标准和坚决性来衡量他们是一回事，而用联邦共和国时代的语境，尤其用他们所依仗的学术背景来衡量他们，则是另一回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50年代说的话和发表的言论尽管不着边际且含糊不清，也不令人反感，但其中依旧潜伏着批判理论，依然带有左派社会批判鲜明风格的痕迹。
对于学哲学的学生来说，在那个时候能听到人们提及社会或与社会相关的事情，就很不一般了。例如，1947年战后第一次于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举行的德国哲学家讨论会上有两位权威性的人物，一位是海德格尔——他并未出席，直到1951年，他由于政治上受控告一直被法国主管当局禁止授课；另一位是尼科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他致了开幕词。哈特曼无视人们将“时事话题哲学化（topical philosophizing）”的种种愿望，只一味地谈论他永恒的“范畴研究”，这项研究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之久，甚至没有受到第三帝国的干扰。但社会学家也没有提出具有解放性的任何思想，虽然这门学科非常严重地遭受了纳粹的清除整肃，而且人们还期待受信任的民主党人转向旧职位或占据新职位。当重建的社会研究所开放时，西德共有八个社会学席位，其中有些还是与其他学科联系在一起的跨学科席位。[16]只有三个席位由流亡者或反法西斯主义者控制。霍克海默就是这两个流亡者当中的一位。另一位是勒内·柯尼希，他于1949年继承了列奥波特·冯·维泽在科隆的席位。柯尼希在第三帝国时期被迫流亡到瑞士居住并在那里任教，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民主派，而在学术上却是德国社会学最坚定的先驱，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一贯依据经验的、独立的和非哲学的学科。奥托·施塔默尔（Otto Stammer）于1951在柏林自由大学的经济和社会科学系获得了一个社会学教授职位。施塔默尔曾是一名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新闻工作者、教师和积极参与竞选的人，在纳粹党接管政权之后他被禁止教书和发表文章。他的学术生涯是在第三帝国的末期才开始的。他曾在赫尔曼·黑勒的指导下做研究，[17]就像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那样，属于与劳工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家的传统。另外五位社会学教授在纳粹主义保护下都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职位，他们是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赫尔穆特·薛尔斯基（Helmut Schelsky），格尔哈德·马肯洛特（Gerhard Mackenroth），麦克斯·格拉夫·佐尔姆斯（Max Graf Solms）和维尔纳·齐根福斯（Werner Ziegenfuss）。
确立和任命社会学教授席位的方式，总体上典型地体现了大学里的状况：教授们全部来自比较保守的社会阶层，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情况正好相似。即使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尽管在纳粹时期让自己卷入了犯罪，当时没有给他教授席位，但这并未减损他的声誉，相反，在他的禁令期满之后，他的声誉无论在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却日益上升。海德格尔直到1958年以荣誉教授的身份退休之前，依然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活跃于学术界，甚至在1951年之前他还发表过一些耸人听闻的演讲。他被解除教授席位，并没有影响到那些拥有教授席位的人捍卫他的思想方式。无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如何掩饰自己，在许多学生看来，他们依然代表了一束亮光，即便只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不同寻常，因为霍克海默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感谢有新功能的研究所大楼的建筑师们——也合乎他们自己的想法：从外面看它时，你不会感到单调乏味。
但实际上，他们在那里依然显得默默无闻。这儿没有批判理论，也没有法兰克福学派。海因茨·毛斯（此时已经是霍克海默的助手）在为《法兰克福评论》（Frankfurter Rundschau）所写的报告中所表达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霍克海默的著作……主要发表在《社会学研究学刊》上。至少，像“利己主义和自由运动”、“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抨击”和“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几篇文章，是很值得重新刊发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教学也不能替代它们。1950年夏天，霍克海默作完“自圣西门以来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批评”的演讲之后，只做了一些哲学演讲，如“现代哲学问题”、“17世纪的哲学”等。而且，自1951年夏天起，他开始主持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研讨班，紧跟着又举办了一些附加的研讨班，讨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概念。与霍克海默一样，阿多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并不很受学生欢迎。自1950年夏天重返自主的教学工作以后，他在几年间只上过哲学课。他先讲了两个学期的美学课，然后讲了“胡塞尔和当代认识论问题”、“柏格森”、“政治哲学史”和“唯心主义问题”等课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联合主持的研讨班，成了魏玛共和国末期、法兰克福大学全盛时期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合作教学的苍白之影，也是关于哲学的，而且主要集中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写的几本书在德国随处可以找到。《启蒙辩证法》、《新音乐哲学》和《伦理随想录》等书，在联邦共和国的情境中，已经与它们所处的传统切断了联系，而且也无法有效地融入到两位作者当前从事的活动当中，因此，几乎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对社会批判理论的修正和扩展。在发表于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当中，阿多诺是以一名有社会学背景的音乐批评家和文化批评家出现的。
尽管他们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会因此抛弃了那些最好的著作吗？难道阿多诺曾经的担心——他曾经认为自己和霍克海默在德国除了安全之外不会有更多的奢望，因为那儿的思想氛围还处在存在论批判（the critique of ontology）的反面，德国的殖民地位也不适宜进行社会分析，而且有太强的诱惑会促使他们充当知识领路人的角色——已经证明是真的了吗？难道他们俩部分因为迫不得已，部分因为要响应德国弥补失去时间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需求），都得完全依靠以前的著作吗？或者，他们倾向于这么做也是由于受到了令人悲伤的事实的激励，即他们实际上是仅有的两位能够成功重塑自身形象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左翼理论家？新建立的研究所，难道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去贯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美国最终认为最关键的要求：对客观因素进行专题的和具体的分析？研究所重新开放之时，霍克海默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再一次全身心地献身于哲学研究，这难道正好是对他个人提出的日常约束吗？这个人抱怨自己没有专心于自己渴望的哲学研究工作（分心是他自己造成），并且显然不想让一群与他自己有同等资格的成员聚集成一班人马——确切地说，组成一个理论家的群体，并以此种方式指定研究所去开展那些不连贯的经验研究项目。但从实际研究的方面来看，事情又会如何呢？阿多诺在他临终的最后几年强调说，尽管人们容易责备批判社会学家只满足于书面工作，实际上他们也觉得必须进行所谓的田野调查。他在实践方面都做了哪些事情？在两人当中，他的年纪较轻而且更多产一些，是不是他给整个研究计划提出了与他自己的严格标准相一致的方向？或者他至少在尝试那样做？
阿多诺关于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的构想——研究所的危机——马尔库塞的梦想
霍克海默在在11月14日的研究所重开仪式上，后又在11月20日的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就职仪式上均发表了演讲。阿多诺则于12月14日在首届德国舆论研究研讨会上发表了一个介绍性的演讲：“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当前状况”[18]，这个讨论会是由设在贝格施特拉塞之魏恩海姆（Weinheim an der Bergstrasse）的法兰克福促进公民事务协会[19]组织的。这种分工显示了一种迹象，表明《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在未来所充当的角色的分化。霍克海默除了继续在教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之外，最终充当了纯粹仪式性的角色。而就阿多诺来说，他在教书的同时还充当社会学家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1950年代还并不是很引人注目，但作为音乐批评家和美学家，他依然在学术界之外具有很高知名度，并且获得了文化和文学批评家的新头衔。
阿多诺在两方面成了社会学家。一方面，他就像自己曾在反犹太主义研究项目中所做的那样，是一名积极从事社会研究的实践者。1950年代，他有时还非常认真地参加了研究所的经验研究项目。在从1950年末到1952年初这段时间里，他还帮助当时陷入困境的达姆施塔特社会科学研究所（Darmstadt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出版了由9本专论组成的内容广泛的组群研究成果。（达姆施塔特研究所是由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的一位官员于1949年创立的，旨在为年轻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提供学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活跃的理论家。这里要强调的是经验的社会研究与社会学的理论化之间的关系问题——理论化最终依据的是批判的经验社会研究大纲。阿多诺在联邦共和国生活的20年当中，完成了一系列此类的研究，包括1951年2月在马堡（Marburg）的研讨会上就政治社会学发表的“社会学的当前状况”的演讲，[21]他与研究所的助手们为1954年出版的《社会科学词典》撰写的“经验的社会研究”，[22]以及在他临终前一年以广播演讲稿为底本写成的那篇“社会理论和经验研究”。
魏恩海姆会议——其全称是“经验的社会研究”，尽管是阿多诺帮助组织的，或许是他坚持的——主要讨论舆论和市场研究的方法和问题。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分别来自商业的舆论研究机构，各大学和大学研究机构，统计部门，广播机构，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和其他组织。这次会议是由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办事处所属的反应分析部、美国高级特派团所属的舆论研究部提议召开的。现代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1936就抽取小规模但有代表性的6，000个选民作为标本，正确地预测出了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这使抽样统计方法一夜成名，他给模仿他的调查方法的德国倡导者发来了贺电。
75岁高龄的德国社会学老前辈列奥波特·冯·维泽答应主持这次会议。他的开场白表现出一种抽象的味道，面对经验的社会研究，超脱地保留了前德国的社会学。研讨会就一些专门化的社会科学方法、问题和机构议题举办了24场演讲。来自美国高级特派团舆论研究部的列奥·P·克雷斯皮（Leo P. Crespi）教授——他的问卷调查结果通常是“绝顶机密”，在发言中强调了舆论研究对于促使社会机构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发挥作用所起的重要意义。来自米兰舆论研究所（Milan DOXA Institute）的P.L.费齐兹（P. L. Fegiz）教授，则概括地描绘出一个在欧洲联盟内部出现的图景，其中有关欧洲消费者习惯和趣味的调查表，会让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需要，并尽可能的便宜。然而，在所有这些演讲开始之前，阿多诺就在他的介绍性演讲中试图将经验的社会研究从“研究系统”中抢回来，并使其服务于对德国社会学人文传统有坚定批判性的社会理论。
阿多诺指出，在唯心主义时期，哲学思想能够掌握所有当时可知的真实材料。在各种唯心主义体系坍塌之后，它们的核心概念已经远离它们的理论语境和物质关系，在人文主义社会理论的控制下，成了蒙昧主义的工具。
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残余迫切需要用经验方法作为矫正措施。经验方法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它们所包含的批判动机当中。经验的社会研究一定不能让这种动机枯萎，也不能在考察社会关系中欺骗自身。科学不能通过借助于某些意识形态概念为自己粉饰出一种调和的社会现实图景，然后心满意足地接受现存的社会状况来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它必须提出对于现存事物之严酷性的意识。社会学不是一门人文学科。它自身必须关注的问题，在本质上或根本上不是意识问题，甚至不是潜意识问题，也不是构成社会的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社会化的各种客观形式，它们决不可能产生于精神当中，不能被看作一种人类内部的内在状态。德国的经验研究必须以严谨的、毫不做作的态度去揭示社会事实的客观性，远远超越于对个体意识甚至集体意识的揭示。[23]
这是从宽泛意义上对经验研究做出的详尽阐述，与受意识形态激发的思考形成了对照。但它同时也是对舆论研究的一种批评，在这一点上，舆论研究并不能揭示社会事实的客观性。阿多诺为此举了一个实例：
如果依照某些所谓的人文社会学权威的观点，我们要面对这样的陈述——所谓的农村人对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之所以抗拒，是因为他们本质上具有保守精神，那么，我们将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要……举例来说吧，将那些熟悉农民的调查者送入乡村，当农民们说自己留守农场是出于对故土的热爱和对父辈习俗的忠诚时，鼓励这些调查者继续提出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要用经济因素来比照他们的保守性，并且要研究各种技术革新是不是并不会给一定规模之下的经营带来利润，是不是这类革新需要一定规模的投资，技术上的合理化为这种经营提供的条件，会变成不合理的东西。[24]
阿多诺所举的这个例子，依据的是达姆施塔特的社群研究（community study）。由于他参与了部分的合作研究，他已经比较熟悉研究达姆施塔特周围的乡下社区的材料，而且还给一本研究《处在城乡生活交叉地带的兼职农民及其家庭》（The Part-Time Farmer and his Famil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Rural and Urban Life）的专著写过导言。[25]达姆施塔特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既搜集大量结构性的、客观体制性的数据，也搜集大量主观的和社会心理学的数据。阿多诺所举例子似乎意味着，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必须接受主观研究方式和客观研究方式的共同检验。在主观研究中额外再问一些不满足于接受那些显然认可意识形态的表面事实的问题，并且，将这些信息与从客观研究中获得的论据结合起来，就可以描绘出一种超越了调查者自身意识——后者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一致——的社会存在图景。显然，阿多诺在这里关注的概念，是弗洛姆和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早年的霍克海默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概念曾被用于阐释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理论公式，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下，这种阐释转为对经济过程、精神和文化诸因素之间关系的分析。只有在这种语境中，舆论研究对于阿多诺似乎才有一些意义。
但是，他在所举例子的末尾处又补充说，当然并不是所有经验社会学的调查都有批判功能时，这时他又想说什么呢？
无可否认，我相信，即使那些有明确限定话题的市场分析，如果真正想取得它们需要的成果，也必须与这种长见识的、非意识形态的精神相结合。这种客观的联系，关系到信息的供给和对盲目的、教条的、任意的论题的分解，正是它把作为哲学家的我与经验的社会研究联系在一起。[26]
市场调查除了提供可被用来为更有效的广告、更成功的包装和更好的销售计划作依据的相关数据之外，它还能提供什么呢？在市场调查中，除了顾客之外还对谁做了调查呢？阿多诺随后在讨论舆论研究规范时说，“研究可以受私人资助但要面对最严格的科学标准”[27]，这其实是不充分的。大会在发表了有关经验的社会研究适用的诸多领域——政治和社会舆论研究、市场调查、工厂调查、受众研究等——的演讲之后，进行了一般讨论，一些与会者在此时提出了异端性的评论。哥廷根大学社会学系的蒂特里希·高尔德施密特（Dietrich Goldschmidt）说，“如果一个企业家允许在他的工厂中进行意见调查，人们肯定会说，他需要操纵工人的手段。但是如果人们牢记这种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即要根除恶劣条件并改善人际关系，那么显而易见，公司主管应该同工人一起接受质询。”[28]来自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舆论研究所的E.P.诺伊曼（E. P. Neumann），在热情地谈论盖洛普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每周一次发表在一百多份报纸上——之时，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逻辑推演，而且说，国会议员作为人民的代表，最终会从舆论研究中受益。
阿多诺激动地强调说：每一个愿意将人们看成是有理性的、有人性的人，都在促成对于人们经受的事情的颂扬；每一个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太过机械、太过粗糙、太过愚蠢的人，都是把社会学对象的这些特征转移到了社会学自身上；经验方法倍受嘲笑的不人道性（inhumanity），仍然要比对野蛮（inhuman）的教化（humanization）更人道（humane）一些。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又想传达什么意图呢？或者是要说，接受调查的人依然作为客体，甚至稍后依据研究及其应用中收集的信息，仅仅被假充为客体，在这种情况下，所用的方法是“不人道的”，而且这种受奴役状态在持续。或者，另一方面是在说，接受调查的人，至少可以在稍后的某个时刻得到一次查看调查结果的机会，并将其当作教育过程的一部分，以显示直到此刻为止对他们自身来说还相当模糊的联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在他的演讲开头所做的陈述，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关注的人依然是人类，即使他们卷入到那些对他们自己来说甚至还很模糊的关系当中，他们也有做自由的自我决断的机会和自发性，而且我们知道，正是这种自发因素和意识限定着数字规则。”[29]
阿多诺从揭露经验的社会研究与人文社会学的矛盾当中受益，反击了对经验的社会研究的讽刺和偏见，他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如下事实：即他并没有运用意识形态，去把社会科学转变成商业或公共管理的纯粹附属物。但是，在他以批判社会学的名义解救市场研究的努力中，不正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吗？在被调查者的客体地位是持续还是中断对他来说还不成其为方法论问题的时候，他自己难道在经验层面上看不到“批判的社会研究”与“行政的社会研究”——阿多诺审慎地使用拉萨斯菲尔德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第一期上引入的这些术语——有哪些最重要的不同吗？
阿多诺显然在犯这样的错误。他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乃是通向严谨的批判的社会研究的必经之路，并加以捍卫。但他的这种捍卫只集中在两点上。他强调经验的社会研究不只是一套复杂的调查技术，认为经验的社会研究“早前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受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能够抵消提问的表面性”：间接询问、测试、详细深入的访谈、组群讨论程序——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研究所曾经引以为荣地使用过、且现在仍在使用的方法。
他还强调了诸如拉萨斯菲尔德曾重点提到过的“舆论领导者”的角色以及美国日益增强的要求定性分析的意识，目的是想把社会理论描述为经验的社会研究的构成要素。“显而易见，如果这种社会学不是停留在软弱的梦想——其软弱性恰恰对当局者有利——当中的话，那么对它来说词语的变化就绝不是纯粹的陈词滥调，它必定会统合棘手的真实性的全部力量。”[30]
阿多诺在结束演讲的时候，由此已经到达了一种代表着霍克海默早期规划的阿多诺式变体的立场。实际上，阿多诺在魏恩海姆的演讲，差不多就是人们期望霍克海默在研究所的开幕式上要讲的东西。这是否意味着阿多诺准备接管霍克海默——他现在只充当纯粹仪式性的角色——的工作，以确保研究所从现在起，至少在另一个人领导之下，将实施那些有助于推进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方案吗？他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迫切需要扩展“批判的社会研究”，使之超越那些原本渗透于深层结构中的方法，超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合吗？他没有强烈地意识到至少需要把经验研究的某些长期反馈纳入到为受调查者和被分析者提供的信息之中吗？由于这一点看起来不切实际，就可能出现如下情况：批判理论家们愿意进行那些受调查者和被分析者从长远看来也不能理解的深奥的“批判的社会研究”。但是，当他们的研究结果不仅能为批判理论家们所利用，而且也能为那些来自商业、公共行政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客户或赞助人所利用之时，批判理论家的知识最终会不会变成一种统治工具，而不会促成普遍的启蒙呢？怎样才能避免这一点呢？
而且，如果阿多诺可以不带任何批判限定地谈论经验实证的自然科学的胜利，并去描述被新医学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被普遍接受的状况，那么这种社会理论将处在哪种状态？理论真的能处理基本的研究问题吗？它能够先进到和具体到足以清晰阐释形形色色的数据吗？至少，社会研究所开展的那些项目，起码在部分上是受社会理论指导的吗？
这些问题在此时依然是未决的。重建后的社会研究所失去了自己真正的成员，几乎没有开始运转。霍克海默被选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一年后又再次当选，这意味着他在履行教学任务和校长职责时，几乎没有时间顾及研究所的工作。阿多诺尽管比霍克海默担任的教学任务少一些，但由于他本人参与了达姆施塔特的组群研究项目，承担了额外的工作量。即便如此，他还是接管了霍克海默的许多工作，并热情地投身于研究所的事务。作为一名已经拥有美国国籍的公民，到1952年，他已经用完了法律所允许的可以连续在自己出生国生活三年的时间。如果他再不去第三国旅行或者回美国住一段时间的话，将会失掉美国国籍。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校长，已经设法通过了一种“个人法（individual law）"的允许，他可以在他的出生国连续居住五年。而阿多诺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不享有这样的特许权。
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诺三人，看起来都得在某个大约相同的时刻返回美国，研究所的领导们与弗里德里希·哈克尔（Friedrich Hacker）签署了一份实施一项或多项研究计划的合同，以确保他们的收入来源。哈克尔是出生于维也纳的一名精神病医师，移居美国并以自己对攻击行为的一流研究，在1970年代成了知名人物。他在比华利山庄酒店（Beverly Hills）开设了一个精神治疗的诊所，并且希望通过与社会研究所主要人物的合作，获得学术声誉和广告效应。
“我怀着一种无比沉重的心情在旅行，”阿多诺1952年10月从他旅行的第一站巴黎写信给霍克海默。“Ceterum censeo［另外我认为］，我们只属于大西洋的这一边。”而且他还断言：“马克斯：绝对是这样。别无其他！”[31]第二天，他和他的妻子在勒阿弗尔坐上了开往纽约的轮船，并在纽约见到了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随后继续到洛杉矶旅行。
现在要做的就是满足哈克尔的要求，他正指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一同到来（但他对他们签署研究合同的真正原因，对研究所履行合同的特殊方式毫无所知），并要付全部费用。如果有必要的话，在霍克海默不去那里的情况下由阿多诺全权代理，直到阿多诺保住他的国籍返回德国。阿多诺在抵达洛杉矶的时候写道：“让人感到难受的是，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拿回我的护照，当然不是六个月，我感觉起码至少得一年时间”。[32]他觉得自己为哈克尔基金所做的工作是一种牺牲，并认为哈克尔这个人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美国之旅痛苦地证明了如下事实——他们回归德国还不彻底。在到达目的地之后，他立刻重复了他的“另外我认为〔Ceterum censeo〕”：“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努力集中在那边——这里面临落空的危险，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非常严峻的，这种想法须臾也未离开过我……如果一个人在对于妄想狂现实的妄想狂式幻想和具有健康共识的愚蠢性之间作选择，妄想狂依然具有更强的生产力。”四个月后，他甚至更为迫切地写道：
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几乎不能期望成为可以避开邪恶的实践的主体，所有依赖于保持连续性的事物都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并不是所有支撑我们精神的东西都失去了。但是从各方面来看，只有我们可以在字面上或比喻意义上谈论这一点的时候，它才可能存在……尽管我们有很棒的可以存活的运气，但是产生那种运气的条件已经随风而逝，我们决不允许我们自己把它们变成拜物教偶像。返回的流亡者应该环顾四周，去发现他可以完成什么工作。这条老规则对我来说，要比今天这些制度化的对相反事物的需求更明智。那种需求是小资产阶级所拥护的，他们只会把自己备受创伤的尊严滥用为最恶劣的盲从守旧的借口。
阿多诺以他独特却充满感情的戏谑方式继续写道：“甚至施拉格鲍姆（Schlagbaum）酒吧里的所有樱桃酒与我们哲学的共通点，都多于我们哲学与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文集的共通点。”[33]然后，他的情绪进入了高度兴奋的状态：
我不知道我可以代表我们两人对那些真正与生和死相关的事情说些什么，尽管我认为我可以，我宁愿在欧洲冒着被打死的风险，也不愿意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建立”什么伟业，或者退缩到私人生活当中，即使这些发展……几乎不能给人提供拥有私人生活的机会。
接着，是简单而严肃的语气：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安排各种事情，当你把校长的事务置之脑后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时间去思考和生活，而这两者是同一件事情。我从根本上确信（尽管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尽管在法兰克福也要承担各种责任、承受生活中的各种纠缠，但与那种只包含孤独（隔绝）的消极面的生存方式相比，我们会找到更多的和平和宁静。[34]
阿多诺答应哈克尔将会开展一项对于占星术的社会心理作用的研究。对阿多诺来说，这代表着对《偏见研究》的扩展，扩展到一个介于两个研究领域——洛文塔尔和古特曼对于法西斯煽动者的演讲和文章的分析与伯克利大学对于《权威主义人格》的研究——之间的那个领域。阿多诺曾在“反神秘主义”一文（《伦理随想录》中的文章）中提到过占星术，[35]而且他原有的看法——可以通过文化工业产品和大众传媒研究刻板守旧的、反民主的思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观察这种趋向于强化法西斯主义控制的复杂现象。此外，阿多诺已经以这样一种方式——只要有需要，他自己本人就可以实施——拟出了计划，因为他无法确定霍克海默会不会在可见的将来到美国与他合作。
对于阿多诺和哈克尔双方来说，这种情形都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而且这种情形在1953年5月达到了极点。阿多诺收到了一封由哈克尔诊所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签署的信件，其中要求他放弃一半的薪水，承担一半的工作量，以便他可以免除那些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负担的行政职责和社交关系——他因此而辞职。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阿多诺还是成功完成了一个单人研究项目：对右派共和党报纸《洛杉矶时报》“占星术专栏”三个月以来的材料内容进行纯粹的定性分析。阿多诺在逗留美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从事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1957年德国出版的《美国研究年鉴》（Jahrbuch fur Amerikastudien）上，标题为“降到地球的群星：《洛杉矶时报》占星术专栏——对于次等迷信（Secondary Superstition）的研究”。[36]
阿多诺本人没有提到占星术专栏的读者或作者。他没有提到任何客观数据。对占星术专栏的“纯粹”阐释，成了一个可以运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整体思想的经典个案。这个“栏目直接用于指导那些有依赖性的或者感觉有依赖性的读者。它预先假定了自我的软弱以及真实社会的无力”。“占星术……隐瞒、供养并开掘……普遍的和疏离的依赖性。”[37]
阿多诺自己将这种研究设想为定性分析方法的模型。对孤立的文本进行的这次定性分析，最后证明是不成功的。在这项研究中，星星所引发的联想被解释为一种实际上未被意识到但因而也是被默认的掩饰，它要掩饰的是与全能的父亲形象相关的禁忌关系。这又一次反映出，阿多诺的这种解释方法很像心理深层分析那种预见和千篇一律的方法。“微观逻辑”方法，以及他所声称的使自己完全沉浸在材料之中，所有这些都依然是无根据的自吹自擂。他的这种解释过于宽泛，因此解释本身抑制了有限的证据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证据几乎提供不出反抗。真正缺乏的，是将阿多诺定性分析的才能嵌入到具有伯克利研究特征的那样工作环境之中的机会。
当阿多诺在洛杉矶以占星术研究项目维持生计的时候，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研究所也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赫尔穆特·普勒斯纳（Helmuth Plessner）每周抽出两到三天从哥廷根旅行到法兰克福，来代替阿多诺做一部分工作。普勒斯纳比霍克海默长三岁，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于1933年失去了在科隆大学的哲学教职，并于1934年移居荷兰。1939年他成为荷兰一所州立大学的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得到了格罗宁根（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大学授予的教授席位。在德国入侵时，他因躲藏在地道中而得以活命，最终，在他60岁的时候，哥廷根大学委任了他一个社会学和哲学的教席。普勒斯纳由于1928年出版了他的《有机生活的各个阶段和人》（The Stages of Organic Life and Man）[38]，随后就与舍勒一道，成为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但与舍勒不同，他从社会历史的观点来进行社会分析。在普勒斯纳的指导下，哥廷根大学社会学系从1952年开始，已经对德国大学教师的地位进行经验的和统计学的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57-1958年分三册出版。但普勒斯纳认为自己首先是社会哲学家和文化社会学家，并且很看重社会学哲学的重要意义。赫尔穆特·薛尔斯基后来称他为“德国的怀恨者”，他因此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这两个人都以相当保留的态度看待他，而且一直如此——这是他们对待任何与他们关系密切的第三方的一贯态度。
由于阿多诺的缺席，又由于霍克海默要履行校长职责，要毫不松懈地完成教学任务，他几乎没有时间为研究所工作。普勒斯纳的半职帮忙甚至也不能完成那些绝对必需做的事。霍克海默认为，社会研究所最需要的是出版成果，可是这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应该能维持研究所辉煌历史中确立的水准。他们可以出版的两项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偏见研究》的德文版和对于西德政治舆论的组群研究，都远没有作好出版的准备，而且没有人持续关注它们。
由于面临所有这些问题，霍克海默又得再次承受在两种计划当中作选择的考验：要么不失面子赶快隐退，要么拖着荣耀慢慢隐退。为了让有关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最终能得出一个结论，他在1953年4月底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向那些主要由黑森州和法兰克福市的公务员组成的听众提交有关这一项目研究成果的论文。霍克海默认为，可以将这些论文作为一本书出版，而不需要对收录的文章负太大的学术责任，同时将完整的油印本送给选定的个人和机构。但他对这些论文非常不满意，因此抛弃了出书的计划，转而启动重出学刊的计划，想通过这个刊物中其他高质量的投稿来平衡研究报告的不足。
就像以前一样，这份学刊每年最多出三期。霍克海默这样告诉阿多诺，每期由四部分组成：
（1）论文。有我们写的（如有必要也可以改写以前学刊中的资料），或者由我们约请的研究所的朋友们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像阿尔波特（Allport）、坎特尔（Cantril）、柯林纳贝尔格（Klineberg），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或你为我们争取到的其他人）。
（2）原文。我这里考虑的主要是从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献中节选的东西，它们要么没有被完全、要么根本没有被译成德语。我们不必限于至关重要的资料，相反地……
（3）研究所所作的经验研究的摘要。我们可以考虑来自实践训练课程、广播研究、专家调查、学生项目的研究成果，以及最后进行的组群研究的成果，如果它们不能结成一本小书出版的话。
（4）评论。
霍克海默还补充说：“如果我们办不起来这个学刊，我担心我们处理不了出版的问题；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学刊意味着以一种在我们看来非常理想的方式整理研究所的成果。如果你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那该多好！”[39]阿多诺作出了热情的回应。他允诺“即使不重印旧的原文，也不会缺乏资料，尽管那样也可能很好。”无论如何，第一期必须能“真正代表我们的风格”。[40]
霍克海默最后也发现了似乎有望解决人员问题的办法。他最早在1953年1月向阿多诺表达了他的短期退隐计划。普勒斯纳和研究所的两个年轻助教蒂德利希·奥斯默尔和埃贡·贝克尔（Egon Becker）组成了三头执政，如果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退隐后，他们就来领导研究所的工作。退隐计划再次引发了旧有的争论。然而，这次的争论不是发生在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以及波洛克之间，而发生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之间。阿多诺对此持保留意见——他认为如果他们放弃研究所，他们就会丢掉一项重要的安全因素，另外，普勒斯纳写给他的一封有关组群研究的信表明，普勒斯纳已经将整个事情当成了负担，这使得霍克海默转向更为谨慎的计划。“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将研究所委托给社会学协会之类的组织，也就是说可以将它委托冯·维泽的名誉职位。给冯·维泽一些适当的酬劳，可以照料我们的人员，直到你返回来。如果这样可行，我可以充当首席顾问之类的角色，而且我们稍后可以决定你是否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或者接管实际的领导职务”。[41]阿多诺对这种建议和对冯·维泽都持保留态度，但在给霍克海默的回信中写道：
然而，我没有更好的建议，原因是在于缺乏合适的人。因此我的建议是：在我回来之前姑且应付局面，且不要作任何组织上的改变。我们必须看到我们那时所做的事，如果你那时成了首席顾问，接管实际的主管事务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好主意，至少暂时是这样。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与现实进行的艰难斗争当中，研究所和大学都是我们的主要资源，当我们不再掌管行政权力的时候，各个方面都会立刻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接受这些缺陷以及未来几个月里研究所的工作甚至会拖延的事实，我认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会很快理顺各项事务，不会让你劳神。[42]
在霍克海默还没有收到这封信之前，他已经向法兰克福大学评议会展示了他的心电图，以显示他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并且，被允许与冯·维泽展开谈判。但他预先又将此告知了普勒斯纳。最后，他和普勒斯纳达成一致，让普勒斯纳在下一个学期暂时以代理主任的角色接管研究所，以代替阿多诺的职务。霍克海默刚一恢复精力，就向冯·维泽付酬1，000马克，条件是后者能在夏季学期为研究所每两周上一次普通社会学课程或作一次讲演。“所有这一切都要表明研究所是德国社会学教学的中心。”[43]
在这样的时刻，霍克海默那种甚至不惜舍弃不墨守成规（nonconformist）的研究、教学和行动来获得社会承认的野心，以及他对于自身能够达到顶峰和创造超凡成就的自信，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这种态度的一种典型后果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作为后纳粹时期极少数坚定地支持弗洛伊德的人之一，招来了同事们的敌意——以及欺骗和背叛的指控，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作为观察员和专家证人行事，也是《没有人性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Humanity）这一文集的编辑之一。[44]依照霍克海默的说法，他“在所有地方，在教师当中甚至在研究组群中，均被视为新的古姆贝尔”。[45]（统计学家和数学家爱弥儿·尤利乌斯·古姆贝尔〔Emil Julius Gumbel〕，曾在1920年代招来同事、学生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敌意，就因为他出示了有关政治谋杀的文献和对有政治动机的罪过的有罪起诉，并且揭露了右翼及其被授予优惠待遇的途径。）然而，当米切利希于1953年初请求正式加入研究所的时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想要他。与心理分析学家合作与他们的传统是相符的，也符合研究所对于跨学科、尤其是胜任社会心理学的要求——在研究所重新开张时，就重申过这些要求。但是，除了霍克海默原本就不情愿给那些多少已经确立了影响、基本上必须被视为对手的学者们提供正式的职位而外，还因为他害怕让米切利希加入研究所“可能会引发我们一直在避免的公开的攻击”。民族主义者（die Rachsucht der Volkischen，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的报复性“是真正的《旧约全书》，会持续至第三和第四代人”。[46]但是，如果研究所的主任们不准备保护这类事件的某个人，难道这个保护性的机构因此只顾自身吗？霍克海默另外还有一个理由——米切利希之前为研究所做的演讲，虽然“对我们关于反犹主义的第五个论题有非常认真的分析性说明”，但他事实上并没有说出什么独创性的见解，这个理由看来只是此后所作的合理化解释而已。由于研究所的两位领导派米切利希去洛杉矶哈克尔的诊所替代阿多诺的努力没有成功，就以拖延的方式来应付他的聘用问题。
然而，与普勒斯纳达成的协议几乎不能缓解研究所的种种问题。与此同时，当重开学刊的旧计划被重新唤醒的时刻，霍克海默采取了另一个看起来会让奇迹变为现实的办法：他询问赫伯特·马尔库塞是否愿意回到法兰克福来。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之间的联络从未中断过。马尔库塞对霍克海默的忠诚依然如故，在他看来霍克海默依然代表着进行理论研究的惟一机遇。这使得霍克海默很容易以这样一种方式款待马尔库塞，让他的前任助手保持希望，并成为研究所的友好扩展。
1950年春天，人们除了尚不清楚谁会接任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哲学教席之外，也不清楚谁将接任伽达默尔的哲学教席，而且，那个最适合的候选人卡尔·洛威特（Karl Lowith）已经决定改去海德堡大学，就在这个时候，霍克海默给马尔库塞写信说，“（我）自然……竭力要求任命你本人来接替伽达默尔的教席”。将阿多诺安排到这个教席上困难会更大一些，因为他与霍克海默合写过《启蒙辩证法》，会被认为与霍克海默的关系太过亲近。“或许”，霍克海默继续写道，“两个人都没有可能，我们将聘到一个二流或三流的存在主义者”，进而他提到了一些海德格尔的支持者。“你会对这样的任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47]马尔库塞非常肯定地回答——“如果只为了让我们能再次在一块工作这个期待。可是，如果我认为应该让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聚在同一所大学里工作，那我对世界精神的基本判断就是非常错误的。”[48]但他在此时收到了霍克海默的来信：“此期间我已经成功地（秘密确定人员！）将泰迪列入了名单。”[49]然而，如果阿多诺得到了教席，经费就可以投给“更宏大的计划”——西德政治意识研究，这就有了获得第二个社会哲学教席的美好前景。这当然（霍克海默当然没有明说）是为马尔库塞设立的。然而，到1953年的时候，伽达默尔的继承人不是阿多诺而是格尔哈德·克吕格尔（Gerhard Krtiger），后者自1946年以来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教授，并且与阿多诺同龄。克吕格尔的主要兴趣在柏拉图和康德，而且对研究这些古典作家的著作感兴趣，还为出版家克勒讷（Kroner）编辑过莱布尼茨的著作选。
当马尔库塞的妻子在1951年春天去世之时，他曾问过霍克海默有什么计划，得到的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和令人困惑的答复。他的计划是“我们想恢复适当的工作”。“究竟会在这边还是在那边，过几个月就会知道。如果你可以写出你自己的计划，那也是很好的。你会更愿意在德国担任教援职务还是在哥伦比亚研究所供职，或者有可能将这两者最终结合在一起吗？你是如何看待这边和那边的总体发展的？万一我们决定中断这里的事务，你认为在那边会有一个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适合隐居的、谦逊的生存的环境吗？”[50]马尔库塞自己的一些表白促成了整个事情的悬而未决，处在一种尽管炽热但听天由命的愿望当中。他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当的哲学工作对他来说比教授职位更重要。1951年8月他在法兰克福拜访了霍克海默，这更强化了这种态度。他在法兰克福的几天再次表明，“我们之间半个小时的讨论，比我用几个星期进行单独的或专业的研究所取得的东西还要多。”
我希望在没有现实物质烦恼的情况下献身于我们固有的工作，并以这种方式度完我的余生。在你那里最适合做这些工作——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定位问题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上帝……如果你乐意当着上帝的面说出来，我非常乐于帮助你——但必须是值得说的东西。在这期间，我肯定能够在明年夏天过来工作更长一段时间。我希望能预先准备好研究弗洛伊德的手稿（《爱欲与文明》于1955年出版），并能和你一同完成它，我正在集中精力干这些事情：采用明显的非政治的架构，是为了尽最大可能说得更清晰一些。[51]
六个月之后，他们二人又在纽约会面，而且在此之后马尔库塞引用了他们之间相互熟悉的称谓：“亲爱的Max（如果我可以）”（虽然他保留了Sie的形式，即正式的‘您"，但这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间的习惯称谓）。马尔库塞在1952夏天到欧洲进行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访问。7月底他从希尔斯―玛利亚写信给霍克海默，感谢他对弗洛伊德研究手稿花费的时间。
此后，霍克海默在1953年春天问马尔库塞是否准备回法兰克福，好像情况确实相当严峻。马尔库塞比以前更坚定地想完全放弃他在美国国务院的工作。经过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的一年带薪工作，他对于哈佛俄国研究中心提供的类似资助已没有多大热情，因为那将意味着“需要再花一年的时间去研究俄国的事情，而我已经对此感到十分厌倦。”[52]他原则上同意回来。霍克海默给他写信说，“对于你非常心甘情愿来，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主要的原因是研究所没有帮助简直无法继续维系下去了。波洛克将在夏天离开，而我正在争取泰迪能回来，但他还不得不在那儿停留至少几个月。但即使他在这里，我们还需要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打算再次创办一份学刊，以作为研究所开展各种活动的核心。一旦这件事情到位了，就将建立起一项可靠的行动方针，以保证在我们都离开的时候这里的助手依然可以跟上来。你会满意这些助手，但他们都还太过年轻还无法独立做事。[53]
马尔库塞在战后初期的梦想——与霍克海默一道工作并再次重办学刊——看起来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这个梦想就是在一位管理型学者霍克海默的保护和领导下从事自由的、清晰的思考，它曾经将本雅明、弗洛姆、诺伊曼、基希海默、洛文塔尔和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联系在一起，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继续这种合作的机会这时依然是一个残存的梦想。这个梦想没有成真，事实上丝毫不是上帝的过错。而是因为，当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正准备认真考虑这件事的时候，从马尔库塞离别霍克海默之时就有的旧关系模式再一次出现了。另一方面，霍克海默和研究所并不想对马尔库塞提供任何的经费承诺，尽管在他的妻子长期患病期间，他们曾经通过提供信用的方式帮助过他；马尔库塞现在已经55岁了，并不想在机会奇缺的时候去德国，再说阿多诺也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妒忌之意。为马尔库塞提供旅行经费并通过研究项目资助他与社会研究所进行合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马尔库塞设计的以社会研究所为基地，在德国和美国开展关于“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计划，并没有成功获得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
这件事因此就拖延了，而且由于阿多诺的返回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对于霍克海默也就失去了紧迫性。来自哈克尔诊所执委会的信告知阿多诺可以待到1953年7月31日。他和他的妻子在7月中旬就收到了两年有效期的护照。他于8月6日完成了占星术研究。于8月19日与他的夫人坐上了从纽约开往瑟堡的航船。阿多诺感到了三重的放松：首先，哈克尔的计划可以抛之脑后了；第二，他能够回到霍克海默和法兰克福那边了；第三，他正在离开那个对他来说变得过于激烈的美国。麦卡锡主义仍然盛行，尽管已经不如前几年那样引人注目。在这个春天，对于“美国之家”*［注：“美国之家”（America Houses）是美德文化交流机构，其前身是1948年在慕尼黑成立的“美国图书馆”。——中译者注］图书馆的检查开始了，而这些图书馆都藏有《偏见研究》的复本。“假如你怀着敌意去读它，你可以在它里面发现任何重要的东西，尽管，丛书的自由主义——在各方面都是反极权主义的——的精神，对于任何一位没有偏见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54]在未来的几个月里，阿多诺通读了由玛丽·雅胡达和里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收集的投给《〈权威主义人格〉的范围和方法研究》一书的稿件，这本书计划在9月出版，但是他在这项成功上所感受到的快乐不久就变成了痛恨。“希尔斯先生[55]的稿子或许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粗糙的东西”，他写信给霍克海默。几天之后他又写道：“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在亲爱的米茨（Mitzi）编辑的书尚未出版之前，我很可能就离开这里了”[56]
阿多诺从此再没有到美国旅行过。当他和他妻子的护照在1955年届满时，他们就成了德国公民。
因此，马尔库塞并没有回到法兰克福。无论他怎么想，他对于霍克海默的热爱，对于与他一同工作并合办学刊的梦想，还依然保持着。整整一年之后，他还在给霍克海默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此之际，你将会听到……”
我已经接受了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提供的教职：在政治科学系担任全职教授。这至少给我提供了做最终决定的财政基础——我当然不想在那儿耗费掉我余下的职业生涯。但我现在可以坐等你那边情况的发展。一旦你写信来：我随时会从那里脱身。
请尽快写信告诉我，我们可以在今年夏天什么时候会面。因为你知道，我还想与你谈谈其他的事情……
泰迪已经写信告诉过我有关学刊的事宜。研究弗洛伊德的手稿现在已经完成——我现在必须干完这项工作。如果我们决定将其中的一部分放入学刊，还有充足的时间吗？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事了。[57]
研究所的稳固——返回法兰克福后最先出版的两本书：《社会学》（Sociologica）、《组群实验》
第二届西德联邦议院，即德国国会下议院的选举，就在阿多诺返回联邦共和国之后的那个月——1953年9月——进行。货币改革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赋予资本占有者不公正的利益——这些政策1930年代就由“弗莱堡学派”（以瓦尔特·奥伊肯［Walter Eucken］，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和阿尔弗雷德·米勒-阿马科［Alfred Muller-Armack］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提出来，自1948年以来又由康拉德·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坚定地实践过。但是价格的稳定、失业人数的下降以及大众购买力的持续增长，使得这种复兴的资本主义秩序也对其他人产生了吸引力。甚至那些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中还没有得到任何实惠的人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从中受益。当所有其他党派的选票都在1953年减少的时候，投给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的共同选票却在大幅增加。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拥有45.2%的选票，虽然不是彻底压倒、但也远远超过了社会民主党所拥有的28.8%的票数。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发展。四年之后，路德维希·艾哈德的书《全体富裕》出版，[58]在这一年基督教社会联盟（CDU/CSU）在第三届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0.2%的选票。
当阿多诺还在美国的时候，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收到了哲学系主任写来的一封申请信，要求以阿多诺的名义设立一个有终身教职的“特设”教授席位。“系里提出这个申请考虑到如下事实，即设立这样一个席位纯粹是出于归还和赔偿的理由，当阿多诺教授离开这所大学时此席位将会废止，因此……将不会影响设立其他席位的计划。”[59]在9月底，部长任命阿多诺就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哲学和社会学特设教席”。这个席位被称之为“赔偿席位（Wiedergutmachungslehrstuhl）”，即使在正式的用法中，这也是一个易遭中伤的术语。
对纳粹政权受害人进行归还和赔偿，是由西方同盟国强迫联邦共和国提供的。盟国在要求联邦政府做出提供归还和赔偿的保证，并将此与它们对占有法令的撤回、对新的国家主权的承认相挂钩。有些公众人物，如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卡洛·施密德（Carlo Schmid）和西奥多·豪斯（Theodor Heuss）等人支持归还和赔偿。[60]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这一点通过问卷调查表可以显示出来，也可以从许多政客的行为中显示出来。在联邦议会执政联盟的208名成员中，只有106名投票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以色列在1953年达成的归还协议。甚至到1950年代中期，“Aryanizers”（那些已经购买了犹太人财产的人）和联邦议会、州议会的执政联盟的成员们，仍然竭力反对美国军政府在1947年制定的赔偿法；此法公开宣告：那些因其所有人在受迫害的压力下被转手的可查的财产，应当以同等的售价返还给它先前的所有人。（被迫将他们的财产返还给财产原主人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坚持自己要求的人，他们自己会作为“归还的受害人”，在1969年用公共费用获得了赔偿。）[61]
阿多诺希望由哲学系为他提出一个任命他为全职教授的申请，这一申请纯粹依据他的客观资格而无关乎归还的请求，他凭借这一申请获得教授职位，但是这个愿望没有实现。1956年2月，他感觉到必须提醒哲学系主任考虑他对全职教授职位的合法要求。在1956年5月的一次委任会议上，讨论了阿多诺的“归还讼案”，以及他依据国家社会主义不公赔偿法第三修正案提出的恢复全职教授职位的要求，一些参加这次会议的人表达了保留意见。从事东方研究的赫尔穆特·里特尔（Hellmut Ritter）教授提到了阴谋操纵问题。他说，所有想在法兰克福大学谋职的人，都有霍克海默先生的保护，而且都是犹太人。里特尔后来以书面形式向霍克海默作了道歉，并在系主任的坚持下也向阿多诺道过歉，系主任被激怒了。但是，这既不是里特尔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对此事所作的评论，他也不是这所大学里惟一一位做出这样评论的职员。
因此，当阿多诺在1957年7月1日被授予哲学和社会学的全职教授席位之时，他并不感到非常的快乐。他从未收到其他大学提供的教席邀请，如果有的话，还可以以此来巩固自己在法兰克福的地位。他以后也没有接到这样的邀请。阿多诺又一次经受了犹太人旧有的体验：在被赋予特权的同时又受到诬蔑和伤害。（相较于其他受纳粹迫害、不得不比他还要更久地等待归还和赔偿的、数不尽的流亡者和受害者，或者相较于在最终忍辱获得少量赔偿或一点也没有获得赔偿之前就受够了侮辱性手续之苦的人，他算是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作为一个内阁大臣，他将是一个犹太内阁大臣——既是尊贵的‘阁下’同时又是贱民”，萨特在他的《对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中已经描写过这种体验。[62]就像以前一样，阿多诺因此会感觉到自己在依赖霍克海默的保护和指点。
由于有一名同事屡次表达“对犹太人的仇恨”（Jew-hatred），霍克海默在1956年5月以名誉教授身份申请提前退休。系主任强力挽留他“不要在此刻离开我们”，而且正式要求文化部长为霍克海默提供一个特殊的职位，依照这一要求，到65岁生日之前他的教学量可以减半，但会继续付给他全额薪水。霍克海默曾经当过一年的系主任和两年的校长，而且他不仅履行了自己职位的管理职责，还为克吕格尔教授履行了三年职责，除此之外他还领导着哲学系，他在1954年已经被芝加哥大学任命为教授，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他失去了十年可以用于自己的研究和调查的时间。1956年12月6日颁布的一条部长法令，实际上奖励给霍克海默足以持续到他退休的许多年休假。然而，他只有一次使用了这项特权，因为他不想放弃讲课费，在年休假里讲课费将被停发。
“当然，我非常关心研究所的研究项目，当我们最终又一次一块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为你提出合理的建议，”阿多诺1953年6月从洛杉矶写信给霍克海默。但是，甚至在他返回之后，也看不到任何长远的计划，可以服务于他们建立在明确的社会理论之上的研究项目。然而，他们要求拥有这样一个计划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被放弃也没有被推迟，只是因为在恢复时期以及研究所失去财政独立性之后，这项计划不可能被付诸实施。相反，在霍克海默任校长的时期，身在美国的阿多诺所推荐的一种可以应付的改良策略变种出现了。
1955年出版的成果展现了批判理论、霍克海默的圈子和社会研究所在1950年代的情况。“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Frankfurter Beitrage zur Soziologie）丛书的最初三卷出版了：论文集《社会学》（Sociological）在霍克海默60岁生日那天呈现在他的面前；《组群实验》[63]是一项研究西德人政治意识的研究报告；而《企业内部氛围》[64]是一项研究曼内斯曼（Mannesmann）公司工人的研究报告。除此之外，阿多诺出版了一本社会和文化批评文集《棱镜》；[65]马尔库塞出版了《爱欲与文明》；[66]还出现了由西奥多·阿多诺、格蕾特尔·阿多诺和弗里德里希·普兹泽斯（Friedrich Podszus）合编的瓦特尔·本雅明的两卷本《文集》。[67]
在所有这些出版物中，霍克海默作为一名作者并不占有特殊地位。但是他更显然是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作者而出现的。《社会学》作为研究所重建后出版的第一部出版物，如同它的献辞所指出的，是为了纪念“一位对研究所做出了决定性贡献的人”而出版的，他“充满智慧的领导、不屈不挠的开创精神和对于客观情况的熟练把握，使得研究所能在艰难中存活下来”。[68]这篇献辞——显然是阿多诺所写——的结尾希望霍克海默能找到空闲时间，去“阐明所有那些在他心中亟待阐明的哲学和理论。他本人唤醒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为此创造了材料上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他有能力从他的著作中得出所有的结论，毫无疑问这正是今天的世界所真正需要的”。阿多诺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会能与霍克海默一块继续研究《启蒙辩证法》，并且推进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愿望依然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要在这篇献辞中公开宣布出来。
这本书几乎完全包含了最初为新学刊第一期合刊或第一卷所准备的文章。霍克海默一直在努力让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参与到他们的研究工作当中来。〔这做得很成功，他们授予了波洛克组群研究合作者的荣誉，并将他的《自动化：评价其经济和社会效果的材料》（Automation：Materials to Evaluate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69]一书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5册出版。〕同样，阿多诺也一直在努力让霍克海默参与他们的研究。阿多诺的“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的首篇文章，就是献给霍克海默的，而且最初打算作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学刊第一期所写的合作稿。然而，霍克海默的合作不过是提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和修改意见。另外，如阿多诺所指出的，他已经写出了一个有关《理性与自我持存》的“审查版”，即《理性的终结》。甚至在1940年代后期，霍克海默也不想看到这篇文章在没有经过修改的情况下在德国出版。[70]阿多诺已经安排瓦尔特·迪尔科斯——他从1920年就认识，是左翼天主教刊物《法兰克福杂志》的编辑，他也在一段时间里共同编辑“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参与调查最近出版的有关工人课题的成果。因此，新学刊几乎被设计成是对老学刊不间断的继续。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54底放弃了出版学刊的计划。《社会学》的序言强调，研究所收集的诸多研究资料在一篇期刊论文中得不到充分讨论，但是这几乎不能成为取消这份学刊的主要理由。甚至在收集投给第一期合刊的稿件之时，就已经决定了要以书籍的方式去独立出版对于西德人政治意识的合作研究成果，以及对于曼内斯曼公司工作气氛的研究成果。收到的投稿质量较差也不会是取消办刊的决定性因素。霍克海默对于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书《爱欲与文明》格外满意，从中精选了一篇讨论“自由和本能理论”的文章，此文就是本书最后一章的缩写。霍克海默希望无论如何应该将此书的完整德译本作为研究所的一本出版物出版。阿多诺对瓦尔特·迪尔科斯有关“消除纳粹化的成果”的研究报告有很高的评价。霍克海默在他对于新学刊的最初想法中，就提议将诸如格奥尔格·弗里德曼或哈德莱·坎特尔这样的作家看作是可以写出“代表性文章”的研究所的朋友作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得到了研究所两位领导的共同尊重。
但是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他们自己的理论。《社会学》中的一位作者瓦尔特·本雅明最有可能满足这种期待，但他已经过世了。弗朗茨·诺伊曼也去世了。自从诺伊曼离开美国国务院后，1948年又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并于1950年成为公法和政府法的正教授。在联邦共和国早期，他作为顾问和客座讲师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参与了柏林自由大学的建立工作。他于1954年9月2日在瑞士死于意外的车祸。计划将他的论文集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出版的事，最终没有实现，原因“仅仅”在于这部书的序言引发了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间的争执。阿多诺的看法是，诺伊曼的书如果由马尔库塞而不是由他本人来写序言，就将与研究所毫无关系。除了马尔库塞之外，适合写序的其他理论家就只有奥托·基希海默了，他投了一篇名为“政治公正”的文章，后者就是他稍后出版的重要著作的题目。阿多诺与基希海默的关系并不是特别亲近，而且他1949年刚回到法兰克福与基希海默见面后，知道基希海默还去拜访他以前的老师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一名曾经挖空心思使用统治权力、早已被统治权力冷置一旁的法律教授，自此之后对他可能就更疏远了。施米特在1936年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我们要将德国精神从所有的犹太化歪曲中解放出来，对于精神概念的歪曲可以让犹太移民把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主任的伟大斗争称为非精神性的事情。”[71]可以将基希海默与马尔库塞作比较：马尔库塞在1947年拜访过海德格尔，之后再也没有去过，[72]而基希海默却屡次去拜访施米特。因为马尔库塞过去与海德格尔有过交往，研究所都对他一直持保留态度，而基希海默却继续尊敬施米特——一位像海德格尔那样从未表明自己对于纳粹主义观点有丝毫改变的人，研究所当然要对基希海默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注：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1930年代以恶毒地提倡对犹太人进行迫害而臭名昭著的纳粹煽动家。“二战”结束后被逮捕并受到纽伦堡战争法庭审判，以反人类罪的罪名被判处绞刑。——中译者注］
因此，影响研究所放弃恢复学刊计划——霍克海默曾经希望这能标示“理性研究的开始”——的决定性原因，可能是担心（尤其在霍克海默本人看来）从长远来看它可能得不到充足的稿源来适当地显现自己的地位。他在1954年8月从美国写信给阿多诺：
与旧学刊作比较似乎不会对新学刊产生太多的不利因素。我考虑的不仅仅是文章，还有评论部分。困难在于，在早期我们大家基本上都能以同样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学刊当中。但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只有迪尔科斯和达伦道夫（Dahrendorf）两个人。当然，我们最终必须在其中发表与我们自身彼此相关的文章，但是首先，我回来以后需要一些拖延的休假，其次，我想要的不是这些文章，而是一个更宽泛的出版物。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学刊对研究依然散发的光亮投下阴影。[73]
霍克海默寄望于两位研究所的同事。一位是瓦尔特·迪尔科斯，他于1956年离开科隆并成了西德广播公司文化部的领导。另一位则是25岁的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在霍克海默的信到达的时候，他刚好拿到了邀请自己的通知，这让阿多诺感到很吃惊。阿多诺告诉霍克海默，达伦道夫已经接受了萨尔布吕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arbriicken）提供的一个绝佳的工作，并且说他感觉自己并不属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领域，以此强调他的决定是不可撤回的。对于达伦道夫来说，他们的思想太过“历史化”，而他希望沿着正规的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思路来开展研究。阿多诺写道，“他可能最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论点，即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们的思想不会有继承者了。”[74]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促使霍克海默收回了出版学刊的计划：担心研究所即使有了阿多诺的协作也不会再有充沛的创造力，而且感觉他在自己最为关注的社会哲学领域，在揭露社会冲突和攻击贬低他们重要性的学术联合体方面，也无法再度展现足够的敏锐性。他好像在掩饰自己对于阿多诺的提议——应该出版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的译本，并将阿贝·麦斯利埃（Abbe Meslier）的文章放在研究所的文丛中出版——的反应：“阿贝·麦斯利埃的文章可能不适合。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或至少用其中关键的章节出版，可能还有一点意义；但其中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说法甚至比萨德侯爵还要冷酷。”[75]在霍克海默心中，很难说清哪一种担心更重一些：担心会产生对启蒙进行自我破坏的时髦解释，却不能用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来取代它；担心对于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所产生的攻击性效果不是深思的和平静的，而是冷酷无情的。总之，最终导致他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呈现出保守态度——比如，他I960年代批驳阿尔及利亚争取解放的斗争，批驳那些批判美国对越战争的观点。
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最终只是作为“怯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二卷发表，该书用了一个很慎重的——考虑到它具有易被误解的重要主题——名称：《组群实验》。阿多诺在1954年8月写信给霍克海默，此时他在美国联系芝加哥大学的教席，“在与弗雷德（Fred）通信之后，我彻底重写了介绍组群研究的绪论，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它现在已经相当完善了。在这项研究中争论的惟一焦点是我们是否想包括抄本，对此这是我非常赞同的，而弗雷德却反对，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稍后再决定这件事。”[76]阿多诺并不能完成将一系列完善的抄本包括在此书中的任务。虽然如此，这本书仍然厚达550页。阿多诺在为定性研究部分所写的绪论中写道：
实际上，我们想在此逐字逐句地重写一些典范的抄本。只有空间因素阻挠着这一意图的实现。定性调查结果所具有的实际说服力，以及它们的确定性结论，至少在分析这些调查结果的方法的发展还没有远远超过目前阶段之前，还只能通过对原始材料的认识来传达。解释单个证据片断时出现的任意性表象，只不过消溶在对整体的、连贯的讨论的活生生的体验里边了。[77]
这与阿多诺在伯克利研究期间曾经捍卫的思想是一致的，他那时要求有一系列的“描绘”，换句话说，对于实验中的个人的详细说明，应以收集有关他们的材料为基础。
阿多诺的愿望既没有在《权威主义人格》也没有在《组群实验》中得到实现。然而，尽管这本书的标题及其对于这种研究的先锋性和与此相关的不足性的再三提及，显示出对于自身不足的某种谦逊和洞察，但还是提出了骄傲的宣告：
经验的社会研究面临着某种悖论。它运用的方法越精确，这些方法在用“操作术语”限定的对象代替真正接受调查的对象方面所冒的风险就越大。换句话说，问题本身被限定在可以通过调查表发现的范围，而忽略了它与社会相关的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学的历史显示出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存在相反的危险，即容易出现任意性和未经检验的教条判断。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拒绝那些从其研究中“发现事实”的现代方法。然而与此同时，从新方法发现的喜悦并不能掩饰如下事实，即，在寻求对社会知识来说非常重要的客体的过程当中，方法正好容易攻击它自己引以为荣的地方——客观性和对于真实客体的认识……经验的社会研究面临一项任务：即应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诸种方法去克服造成它自身不足的深层原因，并将社会研究磨砺成一种获取真正的社会知识的手段……这是一件将科学的客观性同对本质的深刻洞察结合起来的事，它一直试图在规避精确的测量。
下述报告中描述的社会研究所开展的工作，就是对这种努力的一个试验性的贡献……长期以来，在访谈中应用深度心理学、投射测试、详尽的个案研究和其他纠正、补充惯常调查方法的技巧，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这里所描述的我们研究所采用的组群方法，与所有这些计划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并不满足于到稍后的阶段去增补和修正，而是在早期就开始不断增补和调整，同时使观点得到in statu nascendi（即时地）确立。[78]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由这类舆论研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项研究的书籍出版物包含了一则附录，对这十一本专著中的两本进行了定性分析。这两本书是福尔克尔·冯·哈根（Volker von Hagen）对“讨论组群中的整合现象”的研究，以及阿多诺关于“自责与防御”的研究。[79]阿多诺的研究紧承他在《权威主义人格》当中对于访谈材料的定性分析。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的范畴，经过对原始材料进行阐释才能使社会现象得到解释。对原始材料的这种阐释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指责：由于紧紧依靠大量引用的理论而纯属武断，过于自信地宣布它与正统社会研究的区分，以及通过制造类型学来下结论。
阿多诺的分析依据的主要是25个抄本，其中20本包含的大量论述，涉及为法西斯主义、战争、集中营和战争罪行分担责任，以及以何种态度看待犹太人和被迫离国者的问题。将分析限制在25个抄本之内似乎是一种明智的精练节约的方法，因为定量分析和抽样分析均已表明，这25本抄本中显现的反应类型，一次又一次地以僵化和单调的面目出现在所有的讨论材料当中，这种僵化和单调正是整个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特征。
阿多诺在介绍他的“自责与防御”研究的序言中写道：
被压抑的自责观念不应该太过狭窄地被理解为一种心理学的感受：防御机制只有在一个人所干的侵权行为被有意识地看成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会发挥作用。几乎没有一位参与此类实验并发现他们自身处于防御状态当中的人会说，“他们的确应该被杀。”相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个体通常会过分认同集体，而且在对于犯罪的认识方面与之一致。人们会拒绝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犯罪的认识，目的在于不要失去认同集体的机会，集体在心理上能够让无数的人战胜他们自己那种不堪承受的无力感。人们从中可以得出结论：那些发觉自己处于防御状态的人，即使他们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也决不赞成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演。防御本身就是他们感受到了震惊的征兆，因此展现出令人鼓舞的前景。[80]
然而，在研究的其余部分，这些令人鼓舞的前景却由于阿多诺的假设而被消除了实现的基础。阿多诺的假设是，依然存在操纵大众心理的“人类学环境”和易受极权制度感染的可能性，这些条件和可能性是整个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所引起的。希望的征兆也被他的相关陈述——“道德防御引发的鉴别力可能与人们不得不压抑的无意识自责的程度相符”[81]——给削弱了。
阿多诺把对后自由主义社会状况的这种“人类学”反应称为“集体性的自恋”。霍克海默、弗洛姆和阿多诺等人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曾试图把这一反应归属于施虐-受虐、权威主义人格、个体的毁灭和无助、对自由的恐惧以及纷乱的社会阶段等概念之下。这一反应在战后继续存在。这一观点通过阿多诺于1959年发表的演讲而得到广泛传播，这次演讲中有一段后来被多次引用的陈述——“‘重新评价过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民主当中潜在的纳粹主义残余，与残留的反对（against）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趋向相比，具有更大的危险性。”[82]
各种各样的防御机制都在阿多诺的研究视野当中。其中包括：试图计算和量化罪行；声明在一个已被分化为国家和权力集团、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世界上，不可能对罪行和无罪做出毫无偏见的审判；对于一个习惯于奴性地顺从权威、根本不适应民主政治、患有“德国神经官能症”——那些参与讨论的人们总喜欢如此称呼——的民族来说，应该考虑他们要求减轻环境压力的愿望。其中一项最具煽动性的辩护，就是阿多诺简洁称之为“将事实转变成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们知道陈腐的、僵化的因而是错误的概括方式在极权主义思维方面发挥的作用。反犹主义就是将许多否定性的套话转到一个整体的群体身上，而不考虑其中涉及的诸多个体，如果不是运用了错误的概括方法，这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到今天，在提到外国民族时还继续用这种集体的单数……如俄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样的用法，已经从军队进入了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明显的例证。法西斯主义及其错误的概括方法的崩溃，已经为许多人打开了认识这种习惯的视野——就涉及他们自身而论。这似乎成了当今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人们施行于自身的事情通常是让他感到最愤恨的事情。这种情况的无意识动机与投射机制密切相关，在此不需要讨论，只是想说一点：人们一谴责错误的概括，就很容易使自身与国家社会主义拉开距离，而且，一旦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实现这种谴责，人们就很容易将自身置于正义的一边，并使昔日的施虐者变成今日的受害者。[83]
道德同事实一起，也被转变成意识形态。一种用于反对归还和赔偿的论点就是：鉴于罪行的严重性，归还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的。有人为了替种族主义手段辩护，就争辩说他们至少是真诚的，并且也帮助过犹太人去建立以色列。
决定不出版完整的手抄本丛书，这对阿多诺的研究所具有的说服力及其作为一种整体的方法论模型所具有的分析价值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定量分析部分，没有给出对各种态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而且，在研究“罪责与赔偿”的部分，也没有提供估价或解释特定个体的依据。毫无疑问，此处缺少的就是阿多诺关注的客观精神。但是，如果我们尽可能深入地通过特定的个人作陈述，然后将这些个人归入某种意识形态症候群（syndrome）或其他特征当中，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忽视客观精神要素的构成问题——阐释者在单个个体身上要考查的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些要素的出现频率问题。让人无法感到满意的还有，即使那些定量和定性分析已经勾画出了各自相应的类型特征（定量分析方面是“否定性的”、“矛盾的”和“肯定性的”，定性分析方面是“怀偏见的”、“矛盾的”和“乐意达成和解的”），但还不能相互吻合。有人指责组群研究夸大了反民主态度的重要性，对此，这里有好几种回应方式。例如，对诸如民主、犯罪、犹太人以及与西方盟友的关系之类的话题所作的赞同或部分赞同的陈述，主要是在讨论开始之时进行的；此时，无法确定讨论主持人（他起先被认为具有官方地位）的反应，无法确定其他参与者的观点，这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主的信条。因此，在估价和解释中混入这些陈述，导致了对于结果的实际歪曲。然而，这最后也指向了一个尚未解决的核心问题：如何评估这些观点对每位说话者及其所属的阶级或组群的影响，评估它们在交谈情境中所起的作用。
用个体的、鲜活的经验代替不同的人对材料的系统采集和整理，这使得大量的材料在变得更加清晰的同时，也变得更加模糊。一台庞大的学术机器，虽然有它的创业目标来为它辩护，但仍像一道令人生畏的屏障，强行隔开了潜在的听众和研究，这种研究应当被公正地称作是对后希特勒时代德国人不会哀悼所作的最初的、在1950年代又是最敏锐的分析。
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很快招致了右翼对研究所的批评。这些批评发表在一个显眼的地方——《科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杂志》（Kolner Zeitschrift f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上。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R.霍夫施泰特尔（R. Hofstat ter），《组群实验》中提到过他本人。霍夫施泰特尔1913年出生在维也纳，曾受到心理学家卡尔和夏洛特·比勒尔夫妇以及哲学家罗伯特·赖宁格（Robert Reininger）和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的影响。1937年到1943年，他曾是一名军队心理学家，先在奥地利军队后到德国军队当中当差。他已经取得了任教资格并被提升到高级文职岗位。战后他曾在奥地利东南部的格拉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az）、稍后又在美国教心理学。1956年以后，他一直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社会科学院担任心理学教授。
他的批评带有很强烈的优越感。这一批评打趣地断言，组群实验只是“酒后吐真言”（in vino veritas）这一主题的变种，也就是说只是“激怒吐真言”（in ira veritas）（通过“基本刺激”让参与者产生所谓过度刺激的一种游戏）。在霍夫施泰特尔看来，这与运用人所共知的方法一样可疑。当他还是心理学军医的时候就有人建议他运用人所共知的方法来替代他本人的方法，因为他的研究方法被讥笑为“脱离生活”。尽管霍夫施泰特尔的批评相当准确地瞄准了几个重要之点，但却也忽视了这项研究整体的方法论意图。组群实验在讨论正统研究的局限性和正统的研究当前对自身方法的自我批评的那部分使用了“实证原子论”这一表述（用来描述把公众意见看作个人观点的总和这一惯用程序），霍夫施泰特尔抓住这一表述，并讽刺地评论说，“实证原子论"是一种否定的评价，按照作者的标准，的确应该被理解为测定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指标。
霍夫施泰特尔用了组群实验中的数字，但将那些沉默者归为没有消极态度的一类，忽略了那些为数不少的有矛盾态度的个案，并且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依据组群研究自身的标准，一般只有15%的参与者可算作是支持独裁主义和不民主政治的人。他继续写道，“依据德国的这些调查结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比其他的西方国家更有理由来谈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遗产’或‘持续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性格倾向’”——好像在一个恐怖和谋杀横行了12年之久的国家（在其他国家都是以潜在状态存在）与破坏力量仍然主要以潜在状态存在的国家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似的。他用这种方式低估了来自右翼的威胁，并且宣称这是正常情况，从而使自己获得论证上的胜利，随后“附带地”提到他担心“那种专注客观精神的思想会处于屈从极权主义专制的危险当中”。[84]他将“多达150页的定性分析”形容为“只不过是一种控诉或者一种对于真诚的精神自责的愿望”，而且反驳说“根本没有任何的个人感情可以真正满足持续考查百万人被灭绝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分析学者的义愤”似乎是“错位的或无意义的”。霍夫施泰特尔认为，这些巴伐利亚贵人们的反应使他们采取了对罪行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也造成了组群实验的局限性——他们仅仅抓住忏悔而忽视了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最终导致了一种与集体犯罪论题相同的免罪效果。所有人都是有罪的——于是没有人是有罪的，而且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和存在的命运；这样一来，每个人必须对此采取将就的态度，谁也没有权力谴责他人，一切都只能依赖私人生活的疗救作用。
霍夫施泰特尔运用的是一套现在流行的、经过试验和测试过的程序：淡化来自右翼的危险，将“揭露”这些危险的“人士”描述为极权主义的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并将对危险的真诚反思断言为私人事务。
大概因为霍夫施泰特尔的批评具有拙劣伪装式的论辩性，使得阿多诺有机会就同一论题做出回应。阿多诺在他的结论中，清楚指明了争论的核心之所在：“通过宣称这种方法无用，以此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85]他揭露道，霍夫施泰特尔对于“揭露者”和“谴责”的讨论是一种集体自恋的诉求：把对已经灌输到人们内心的种种机制和意识形态的谴责表述为对个体的谴责，从而煽动人们反对这种谴责。
霍夫施泰特尔认为“单个的人不可能为奥斯威辛的恐怖承担罪责”。是那些自身被迫承受了奥斯威辛恐怖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些给自己和自己国家带来耻辱的人，更不愿意相信这种恐怖。“罪责问题”对受害者来说“充满绝望”，而对幸存者来说则不尽然。用存在主义的绝望范畴模糊这种区别是个不小的成就，这一范畴的流行看来不是没道理的。我们不应该在刽子手的房间里提及绞刑，不然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心存怨恨。[86]
霍夫施泰特尔和阿多诺之间的这场争论作为“实证主义争论”在联邦共和国内第一次使得某种现象明朗化了，这种现象在后来的社会学史上一直存在：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之间的争论就是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之间对抗的竞技场。
许多有益的计划在1950年代就被考虑到了，这些计划在重建社会的条件下仍坚定地反映着研究所的传统。然而，这些计划从未得到实现。其中有一项就是出版一套美国社会学著作的德文译本。阿多诺在1954年8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有这样的话：
战后德国出现了对于社会科学的兴趣的明显复兴……很大程度上从美国发展并提炼出来的社会研究技巧，对德国社会学产生的影响已经相当可观……然而，包括学生和非专业人士在内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注意到美国社会学家对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的贡献，而且也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研究如同其他各国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也是相互依赖和彼此影响的。当前的计划通过向德国公众展现中立派思想家们——虽然他们从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那里得到发启发，但试图清晰地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总体性——的著作……旨在结束这种隔阂。
初步拟定的书目有六种：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社会习俗》（Folkways）；托尔斯坦因·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夫妇（Robert and Helen Lynd）的《中型城镇和转变中的中型城镇》（Middletown and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约翰·杜威（John Dewey）还未译成德文的著作选集；阿多诺等人撰写的《偏见研究》；以及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Soria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87]
这项计划可以利用美国社会学来帮助德国加强那种倾向于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理论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助于填补西德战后社会学无法系统应对社会科学新思潮的巨大缺陷。但是，反对出版这套丛书的力量似乎很大，人们对此好像不感兴趣。迄今为止，凡勃伦的书是所列著作中惟一被译成德语的作品。
告别独立自主：对曼内斯曼公司的研究——阿多诺退出经验研究
正当他们依然计划重版学术期刊，准备为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增补最后的润色之时，却发生了第一件对社会研究所来说可称为严重失误的事情：它接受了曼内斯曼公司提供的一份研究合同。在1940年代，研究所的几位领导差不多都坦率地断言，由于在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缺乏独立性，在一些其他的流亡者当中出现了搞腐败的人，并且宣称研究基金在区分墨守成规的学者与反对墨守成规的学者方面有成熟的辨别力（developed capacity）。当他们自己寻求赠款时，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赞助。尽管接受此次赞助的研究进行得十分谨慎，但人们还是容易发现：研究所在不丧失自己完整性的情况下在观点上表现出了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当前利益之间的共同点。1950年，研究所的一个好心的朋友试图与霍伊彻斯特（Hoechst）化学公司商议合同，曾被霍克海默愤怒地拒绝了。1954年，一直在研究所担任行政主管的波洛克，再次描述了研究所即将面临关闭的情况，霍克海默又接到了一个相似的提议。由于认识了赫尔穆特·贝克尔（Helmutt Becker），霍克海默的观念发生了转变；赫尔穆特·贝克尔当时是一名律师，也是许多组织和机构的顾问，后来成为设在柏林的麦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教育研究所的主任。
曼内斯曼绝不仅仅是一个公司。它曾经是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创立成员之一，并且资助过纳粹党。二次大战期间它还接管过被占领国家的工厂。1945年之后，它成为一个非卡特尔化（decartelized）的联合工业集团。在盟国看来，被少数人操纵的德国重工业的集中是德国具有发动战争的巨大潜能的前提条件，因此，对德国重工业进行非卡特尔化是波茨坦协定中最为重要的条款之一。然而，美国军政府从一开始就确保了非卡特尔化是为国有化（socialization）提供的替代性选择。迫于美国的压力，曾经对自己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进行过国有化改造的英国工党政府，也禁止北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议会贯彻国有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KPD）的要求，而且也是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工人派的愿望。无论哪个州通过的劳资联合委员会法赋予劳资联合委员会在商业事务中的发言权，军政府都会暂缓整个法律或其中相关条款的执行。此外，以前的公司代表被委托去解散卡特尔企业联合，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对正常商务规程的干扰。
曼内斯曼集团的情况也是如此。威廉·赞根（Wilhelm Zangen）作为“战时经济的领导人”，作为战后曾被划归有罪并被判刑入狱的一类人，却于1949年初成了他自己以前的一个曼内斯曼下属工厂的董事会主席，托管部门不顾劳资联合委员会的抗议，还让他负责清算旧曼内斯曼集团的工作。他立刻开始将旧的公司重新联合起来。到I960年前已经完成了曼内斯曼有限公司的“重建”。[88]网当霍克海默与曼内斯曼签订合同的时候，在劳资联合委员会与曼内斯曼控股公司董事会之间正进行着一场法律争论：这个由多家被盟国拆分的小公司组成的控股公司是否受工人参与法的影响。工人参与法赋予工人代表和公司业主代表以平等的董事会代表权，这也意味着应有一名工人代表成为其中一位执行董事。
尽管研究所的同仁们在工业社会学方面没有丝毫的经验，但在这个极端时期的压力下，霍克海默还是接受了合同。然而他对这项研究很少过问。事实上，这次研究的顺利完成完全是个偶然。早期最富有牺牲精神的研究助手蒂德利希·奥斯默尔，因为要研究那些从问卷调查和组群讨论中搜集的超负荷的材料，以致劳累过度而病倒，就在此时，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出场了。1950年代初期，他曾在研究所接受过训练，随后作为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Elizabeth Noelle-Neumann）的研究助手在阿伦施巴赫（Allensbach）的舆论研究所工作。他现在回到社会研究所是为了获取洛克菲勒津贴，只要他能在一个学术机构获得研究助手职位，就会提供给他这项资助。31岁的弗里德贝格曾经从事过问卷调查，甚至还从事过工业社会学的调查，因此，当霍克海默为他提供研究所经验研究部的管理职位时，他很快就接受了。他所做第一项工作，就是成功完成了这项曼内斯曼研究课题。
曼内斯曼公司执行董事会想要的是如下一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公司的职工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而且为什么想要这些？”他们想知道与他们工作场所的社会气氛有关的资讯，想知道对创造这种气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都有哪些。依照赫尔曼·温克豪斯（Hermann Winkhaus）——1955年初是曼内斯曼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会的成员——在一次公司研讨会上的演讲，真正对管理起关键作用的是与更深层的原因——根植于观念和情感深处——有关的资讯，后者隐藏在舆论形态背后，因为只有以此为基础，研究成果才能被有效地用于解决公司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研究所因为具有调查经验，具有成熟的组群讨论的技巧，并且其规划目标能够穿透表面的舆论，所以就成为最有希望的选择。[89]
研究所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这份计划只涉及雇员而不包括管理者，只涉及雇员们的主观意见和行为而不涉及客观情况，考察他们自身在工厂中的具体情况而不理会他们在工厂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先前那些研究一样，访谈和组群讨论的方法被结合在一起使用。
1954年7月，在曼内斯曼下属两所工厂开始进行初步的研究。在管理者和工人代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设计出调查表初稿，进行试验性的运用，同时用于试验的还有那些曾用于组群讨论的基本选项。基本选项的初稿遭到了霍克海默的反对，之后由阿多诺作了修改。当阿多诺将自己完成的第二稿送给霍克海默的时候，试图平息霍克海默的担忧：
在汤姆、迪克和哈里之间发生的这种讨论是完全正常的和常见的，他们在其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如此，这里根本不存在由于提供了对雇主的苛刻评论而让我们受到指责的危险。此外，我们已经确保让这份报告清楚地透露出，这些陈述和立场是直接从汤姆、迪克、哈里已发表在公司小报上的那些文章中总结出来的。[90]
7月和8月，主体研究工作在曼内斯曼的5个主要工厂中进行，其中在4个工厂的研究是在工人参与主持之下进行的。单个的口头访谈平均要持续50分钟，并附有一张问卷调查表，来自法兰克福德国人口调查机构（Deutsches Institut fur Volksumfragen）的15名有经验的采访者对1176名工人进行了访谈。
从公司的大约35000名员工中任意选择一部分人，在访谈前不久，由他们的老板、领班或工人代表去告知他们每一个人，并把他们叫到访谈的房间，这种房间是在工厂里面单独分离出来的。另外，总共有539个参加者由社会研究所的助手引导，分为55个组进行讨论，这些讨论通常也是在工厂之内进行的。在预备性研究当中表明能有效地激发工人对工厂的满足感和不满的所有那些问题项，全部保留在主体研究所运用的新近修改的基础刺激当中。在被取消的问题项当中，有一段可以提供具体历史回顾的重要提问，这个问题是这样提出的：“想想1945年，那时情况是怎样的呢？正是我们工人在重建一切。老板们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许多工人被抛入兵营或因为其他的种种原因被剥夺了权利。工人们依靠自身让世界继续。当工人拥有了发言权并能提出他们的建议的时候，证明我们能够参与管理——证明对经济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希望工人参与的原因。”
阿多诺在8月中旬写信给身在芝加哥的霍克海默，“曼内斯曼研究的相关调查工作已经完成，研究的进展很令人满意，许多讨论已经誊写好了，是非常有趣味的材料。我预料我们会对这项研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91]
1955年1月，社会研究所给处在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曼内斯曼控股公司提供了一个报告草稿，随后在6月提供了长达410页的主体报告。几个月之后，研究成果大纲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三卷出版，这个大纲由主体报告的各部分组成，包括“问题”和“工作场所气氛的要素”两篇，还有一篇“概要综述”。
问卷中直接问题的设计吸取了由工人们列举出来的他们认为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八个要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中，关于工资、工作稳定性和对于工作的认可等方面的内容显然处于领先的位置，而与直接管理自己的上司处好关系和工作安全等方面则紧随其后。
与之相比，由于调查者并不认为受询问者能够依据自己的见识去直接指明影响他们与工厂之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将那些影响工人看待工厂的态度、影响工作场所交往气氛的特定因素所起的作用，放在了间接评价的位置。工人们对于具体细节问题——例如，就劳动场所的质量而言，“你有没有更想干的另一份工作？”——所做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都呈现了工厂当中某个特定领域的状况，这类问题的回答被当作衡量对各个领域满意或不满意的尺度。5个细节问题被用来评估5个领域，“从以前的经验出发而做出的判断是其中最重要的”领域。运用这种程序可以断定，在对自己工作是否稳定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断与对工厂持肯定或否定态度这两项之间，存在着非常牢固的联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自身工作是否有安全感是决定工人对工厂之态度的最重要因素。紧随其后的因素，是对直接管理自己的上司对自己的态度以及对劳动条件的满意或不满。与之相较，对于薪水和晋升机会的看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如果人们接受这种程序及其得出的成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的工业调查相符——就会导致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即在回答那些对于雇员来说通常最重要、对于管理最抱怨的直接问题时，工资得放在第一位。但是，在关于影响工作场所气氛的最重要的间接评定因素时，工资只被排在第四位。对于工人的思想及其行为之间存在的矛盾，这项研究既没有提供也没有提出任何的解释，倒是其他的调查结果强调了这种矛盾的存在。
在这项研究中，有关个人与工厂的关系的补充信息包含着一些事实，例如，将近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自己非常了解厂里的事情。也有3/4的人认为直接管理他们的老板的做法是正确的，对于大部分受访者来说，更高一级的老板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研究所的助手们从组群讨论中得出结论，工人“并不抵制老板，但是他们抵制坏老板。因此，与此同时出现的批评提供了一个好老板的轮廓：他首先应该是公平的，他应该肯定好的工作，待人有礼貌，而且努力与工人维持一定程度的私人接触。[92]在组群讨论过程当中，工人们再三表达出对仓促紧张、加班和星期天工作以及产品需求、目标及机械的至高无上性的不满，同时还渗入了另一种欲望的表达，希望把他们当人而不仅仅是当工人来看待。
虽然有（或因为有）这些即朴实又不切实际的愿望，而且有战后初期唤起的那些残存的希望，如劳资委员会和工人参与的观念，但是，这些受访者也没有获得自觉的主导性角色。劳资委员会在经济领域无能为力，一般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远离日常的工作环境；这意味着，尽管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它能充分体现自己的利益，但这种所谓的多在绝对意义上只能代表1/3的人，在数量上紧随这部分人的另外一部分人，却将工人代表或领班视为他们的最佳代表。
就工人参与这一点来说，这项研究显示出多数受访者既提不出明确的合法要求，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要求。这些回答表达出参与的期待和希望，而且涉及与每位工人自身工作相关、或者至多与他们自己的工厂或公司相关的事情。只有1/10的受访者认为工人的参与同整体的经济或管理水平相关。当他们被直接问到雇员在哪些方面应该有发言权时，59%的人提到了工资，36%的人提到了社会问题，而26%的人提到了与工作本身相关的问题。分别只有9%、5%和4%的人提到了利润的分配、交易和投资问题。这个报告只做了慎重地陈述，但对如何分析和评估这种问询方法对调查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给出任何的结论：
我们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工人们认为离他们“更近”的领域更重要，他们就不准备参与离他们“更远”的领域。相反，这种讨论显示出，一旦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人代表向工人们说明：正是那些上层机构具有发布指示的最高权威，而且，只有实现了在这些上层机构当中的平等参与才能实现最紧迫的要求，那么，工人们就会支持在离他们较远的领域争取平等参与权的要求。[93]
主体报告中更详尽的部分和一张单独的图表，显示出与出版的书稍微不同的描述。在1176个受访者当中，59人是领薪金的办事人员，110人是领班，他们一般比体力工人对公司抱有更肯定的态度，这就极大地夸大了“肯定”的结果——依据这个结果，有3/4的受访者对公司持肯定或非常肯定的态度。70%的领薪职员（salaried employees），60%的领班，但只有45%的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足够多的报酬。
主体报告还提供了其他的细节。例如这样一个事实，在钢铁生产和加工厂工作的工人，到那里还不到3年时间，他们是从东德的省份被赶出来的，而且年龄在20到和40岁之间，他们对公司持非常保守的态度。这类信息对管理是有用的，但对于工人自己来说，即使他们知道这些信息，也绝不可能利用它们。
在对于组群讨论的分析上，报告主体部分也比概要部分要充分一些。虽然这一报告中既没有定量分析，也没有那种特别精深的定性分析，但是主体报告中的分析却使对受访者态度的描述更具深度。
各种因素可能会让曼内斯曼公司相信，或者促使他们相信，诸如更好的管理训练之类完全可以进一步改进业已良好的工作氛围、促进工业的平稳提高并增加生产力，后者反过来可以给职员增加工作的安全感。报告当中那些促使这种观念形成的因素，就是它所提供的有关工人态度的细节，它再三强调研究会受制于主观反应，而丝毫不会考虑客观的事实；整个结果及其包含的最为显著的特性在于：工人完全满足于现状；对工人委员会没有丝毫明显的兴趣，在许多人看来后者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几乎一点也不关注在离他们较远的董事会和经理层当中是不是有工人的代表；在公司方面看来，工人的希望主要集中在那些明显与个人相关的事情上。
毫无疑问，曼内斯曼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此项研究的。曼内斯曼的行政主管赫尔曼·温克豪斯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订立的合同，让曼内斯曼内外的人们对于其后的动机感到有些迷惑。这相当不公平！公司主管一直将关爱雇员当作公司 工作的组成部分，并将其与科技的、商业的竞争相提并论。它不是，而且依然不是一个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理念问题，而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公司作为社群中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必须履行的所有职能的问题。这包括对公司职员应负的责任，关注他们如何成功地将自身整合到公司工作的结构当中，并以多样化的方式确保他们工作的安全。
在我们的工厂中，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被战争及战后的经验和要求打上了独特印记的一代年轻人。我们面对的是东德的难民，他们通常不但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和财产，也失掉了自己选择的职业。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面对的都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再相信自己在社会中有确定的地位，因此他们期望他们的工厂不仅能给他们提供面包和工作，而且能够提供归属社会的道路……
任何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依赖于工厂内部的社会稳定，依赖于职工对他们工作的喜爱并在公司感受到的归属感。讨论优良的领导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则进行有计划的研究，在今天比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所有的这些考虑促使我们运用最现代的科学的舆论研究方法，对隶属于我们公司不同工厂的车间的工作气氛进行研究。我们的劳动大军要告诉我们他们自己对他们工作于其中的工厂的看法和期待。研究结果能够让我们发现该如何促进社会安定，如何在管理层和雇员之间创造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何为公司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从而履行公司在社会当中承担的各种责任。
这种惯常的、严肃的、文雅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体现出高级管理人员和雇主代表的典型特征。这种利用研究的方式，正好与工会对一种研究——提供工人对于工人参与没有多大兴趣的证据——的抗议一样，被寄予了同等热烈的期望。研究所的领导试图通过一次小型的新闻宣传活动来让人们容易接受这类研究。霍克海默在1955年2月19日的《德意志报》（Deutsche Zeitung）和《经济报》（Deutsch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工厂中的人们：工业中的舆论研究”，瓦尔特·迪尔科斯在3月5日的《新鲁尔报》（Neue Ruhrzeitung）上发表了题为“工人想要什么？工资、稳定还是‘良好的氛围’”的短文，两者采用了同样的论点。这是关系到科学和真理的一件事；基于科学性和精确性而得出的研究成果是为了每个人公平地拥有利益；工人们对参与切近自己的事务表现出比参与公司高层事务更大的兴趣，这一事实只能说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仁爱先自家中始，然后才推及别人；而人性化的工厂条件对于每位参与者都是有益的。
霍克海默在他长达四页的报纸文章中这么说道：
尽管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的理论价值有所保留，但是，关于公司以至最小的工人团体的信息，在这个国家也必须受到与它们在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同等程度的鼓励。激励公司业主为这种研究提供机会的动机并不重要：他可以认为人际因素会为人们所最渴望的生产力和利润率的增长创造条件或者认为人际因素限制了增长，或者他可以认为人际因素自身即是目的，他可以将这一问题看作是“领导”问题或“合作”的问题。工人们对于发展科学方法的兴趣与管理人员一样强烈。尽管工人们对此抱有一种可以理解的不信任态度，但他们也需要有关他们自身工作生活和如何改善影响工作生活的因素的清晰的信息。工厂与他们密切相关。在这里，与公司的组织形式结合，事情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公正性。
诸如此类表达整个论文主旨的句子，说得非常明确。工人们被描述成能根据这种研究改良他们自身工作生活的人，似乎他们运用和奉行这种研究的机会略微类似于管理人员；似乎这种研究并不是很明确地关注和留意主观反应，也不注意揭示客观关系；似乎它提供的能够说明管理者（包括管理代表们）的意见和行为的证据，与说明工人们的意见和行为的证据是相符的；似乎它已经为工人们提供了一份适合的主体报告稿，而这实际上这只是给曼内斯曼公司的执行委员会提供的，最多也只是给极少数工会专家提供的；似乎那些迫切需要从历史的、政治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的数据未呈现出的解释（uninterpreted presentation），将会有助于工人的解放；似乎代表工人利益开展的研究，不可能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同于为曼内斯曼董事会设计和实施的那种方式——来计划并付诸实施。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中宣称，曼内斯曼研究已经填补了德国社会学版图中的一块空白，并且，工人总数（实际上不详）和“工人阶级的意识”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了变化而第一次被人发现。当他说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人们几乎会以为自己是在听一位企业家表达对于自己职员的准外在生活世界（semiexotic world）的理解和关注。
阿多诺说曼内斯曼的研究将会留下一个真正美好的印象，此时他或许正在思考其中采用的一种方法——将访谈成果中的定量分析与组群讨论抄本中大量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即，将典型性与依据精神分析学所做的分析成功地结合起来，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有关西德政治意识的组群研究中一直比较缺乏，但却一直是《权威主义人格》和弗洛姆领导的魏玛德国工人阶级研究的显著特性。
然而，从这种研究当中显现出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对于访谈的定量分析，是由对组群讨论材料所做的浮浅分析补充而成的。因此，“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三卷不同于社会研究所以前出版的所有研究：它是令人难忘的专业的、纯粹定量的问卷分析。这项成果呈现出的专业主义应归功于研究所的一位新同事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他或许更适合霍克海默的要求，因为在霍克海默看来，他似乎是一位与批判理论没有丝毫联系的纯粹的经验主义者。
批判理论只在以“问题”为标题的导言部分有所体现，这显然打上了阿多诺的印记。这篇导言指出，还缺少对那些对车间气氛负有主要责任的人——工厂经理和分区的领导——和他们观点的分析。进一步讲：构成公司气氛的那些行为模式的性质，只有具体地联系起激发了这些行为反应的刺激的性质来看，才能得到理解。在下面的从句中隐藏着一个观点，隐约暗示了报告里所没有的那种社会历史维度：由有资格的人表述的、已经出现在与工人参与相关的话题当中的意见，以及冷漠的基本态度，两者“在没有出现基本民主条件”的许多方面都有了发展。[94]在为已经接近完成的这项合同研究项目的因循守旧做特别辩护过程中，报告也指出，这种研究避开了提高生产力与公司内部关系人性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回避了工人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会关心改善他们车间气氛的问题，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意识到自己仅仅被作为提高生产力的工具而受操纵的问题，这些全是因为展现这些问题的方式会影响到有关车间气氛的研究结果。“社会学要尽可能地脱离幻想的束缚，它陈述的是事例（即使与人们希望听到的东西有矛盾），这样社会学越严格，就越能更好地实现人性的目标”，[95]在这个阿多诺式口号的掩盖之下，实际上出现了一种混乱的观点，它更接近于薛尔斯基的观点及其社会学口号——社会学是“探寻事实”的，是对社会事实的所作的反意识形态的（anti-ideological）研究。这种观点是混乱而危险的，因为它无法确定提出根本性问题的权利，也不能为认识阐释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提供洞见，不能为那些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特权的人提供理论。
几年之后，路德维希·冯·弗里德贝格在他1963年写成的大学授课资格论文——作为“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第13卷出版——当中，专门强调有必要“依据有关工厂、工厂里工作条件和权力结构的各种主要的、客观的事实”来评估车间的工作气氛。他指出，必须将工作场所的气氛看作是冲突——产生于职工在交际中形成的种种主观期待与工厂主观性调节的客观情况之间的冲突——的产物，而不能只记录工作场所内部的各种气氛要素，而必须根据社会整体过程来解释这些要素。这种观点也有可能澄清在两个事实，即工人通常视高工资为最重要的目标与工人在工作场所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先在地构成了工人对待工厂的，态度之间存在的矛盾。在曼内斯曼研究当中，就能观测到这一矛盾。“这两个事实中，管理者和职工之间的利害冲突同时是以一种掩盖这种冲突的方式显现出来的。”[96]在这两个事实当中，都存在对雇主和雇员利益间矛盾的某种歪曲。此次工作场所氛围研究把自己严格限制在雇员主观反应——必须承认这确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只是众多重要指标中的一项——上，并谨小慎微地对这些反应加以分析阐释，但事实上此次研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造成了对根本利益冲突的掩盖，而仅仅专注于根本利益冲突的那些症状。
尽管曼内斯曼研究并非为了给工人提供了解他们处境的认识而设计，但它也绝没有反映商业意识形态，例如在关注如何在工厂里制造团结和谐氛围的问题上就没有反映那种商业意识形态。社会学家支持商业意识形态——例如奥托·纽洛（Otto Neuloh）和他的同事的著作所表现的那样——而得出的成果也是显著的。纽洛属于阿多诺那一代的人，他从1927到1945年担任政府职业介绍所的学术顾问，1946年是明斯特大学多特蒙德社会研究部的创立者之一，并从1947年以后担任该大学工业社会学系的学术主管和主任。在《支配德国劳资关系的工厂规章及其包括工人参与在内的表现形式》（1956）和《新型工厂》（1960）[97]这两本书当中，纽洛及其合作者把一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发表了出来，这些成果正是以商业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拉尔夫·达伦道夫在自己关于工业和工厂社会学的专著中认为这项研究乃是“对工人参与，更一般地说，对现代（钢铁）产业工人态度的四个伟大分析”之一。纽洛和他的同事将工厂视作“欢宴（convivium）”，并将“生活过程”从“工作过程”当中分离开来。他们想让社会学家首先把工厂里的各种工作看作是人们的参与协作，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社会学家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所发现的那种非正式团体所发挥的重要社会角色。梅奥一直在西部电气公司的霍索恩工厂（Western Electric Company's Hawthorneworks）寻找提高工人生产力的方法，从那时起，他所说的“非正式团体”就成为工厂社会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这一时期进行的四个研究工业社会学的主要项目当中，还有另外一项研究。这就是由泰奥·皮尔克尔（Theo Pirker）.西格弗里德·布劳恩（Siegfried Braun），布尔卡尔特·路茨（Burkart Lutz）和弗洛·汉摩尔拉特（Fro Hammelrath）组成的研究小组在1952-1953年为贸易联盟的经济科学研究所（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 Institut）所进行的工厂问卷调查。他们的成果于1955年以《工人、管理和工人参与》[98]为标题出版。还有一项与曼内斯曼研究相当且在许多方面都很出众的研究，是由海因里希·波比茨（Heimich Popitz），汉斯·保罗·巴尔特（Hans Paul Bahrdt）、恩斯特·奥古斯特·尤勒斯（Ernst August Jures）和汉诺·柯斯廷（Hanno Kesting）于1953-1954年开展的，他们研究的是社会和科技对于钢铁工业中的工业劳动的影响。他们的成果在1957年以《科技和工业劳动》及《社会中的工人形象》[99]两本书出版。四位作者都是纽洛创立的多特蒙德社会研究部的同事，像弗里德贝格一样属于更年轻一代的社会学家。这项研究是由波比茨领导的，他的哲学论文《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当代论题批判和历史哲学》[100]是德国战后第一波马克思阐释浪潮的组成部分，这一浪潮是由《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所引发的。
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其中第二部分依据与鲁尔钢铁厂600名工人的访谈，探讨工人对于自己的工作、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工人参与和社会整体等的印象。这种研究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与曼内斯曼研究中的那种情形相比，研究者们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四位作者自身也是访谈组群成员，他们详细了解每一个车间，并在旅馆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了解参加这项研究的每个工作者。其他的六个访谈者，也很熟悉他们要面见的工人的工作车间。由讨论组成的访谈至少要持续两个小时，而且通常要更长一些。根据在车间、旅馆、私人家里和酒吧的众多交谈，组织起种种提问的模式。大部分访谈都是在车间进行的，而且通常都是在为此特意留出的房间中进行的。
诸如此类方法非常适合社会研究所的规划目标。曼内斯曼研究就在其“关于方法的评论”部分指出，通过与这些被访者进行直接接触，访谈者获得了一系列超出了答案本身的总体印象。在记录这些印象的同时，又要排除掉访谈者的主观因素是很难的。这种研究带有明显的阿多诺式理念，宣称“访谈者”完善的主观反应能力在此成为最适合于这种对象的“研究工具”，它的动力学和复杂性是无法估量的。[101]然而这种访谈——实际的田野调查——由15名来自德国舆论研究所的、富有经验的访谈者来进行的时候，就成了一场乏味的竞赛，他们只是在问卷结束部分增加了他们对于那些受访者所表现的合作程度的总体印象，如接触的品质、人的真诚性、他如何依恋工厂、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会的活动。从研究报告来看，不可能判断出这一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研究所“助手”们的“完善的主观反应能力”，尽管这些人被委托来进行组群讨论。此外曼内斯曼研究还决定不对组群讨论材料作任何定性分析。
《社会中的工人形象》的内容，也比曼内斯曼研究在语言的使用上、在引用语的公布上以及在对有争议的讨论话题的详细表述方式等方面要自然得多。波比茨主持的研究对于资本与劳工之间斗争的话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后者显然已经被毫无理由地排除在社会研究所的关注之外。无论我们怎样只想把关注点集中在每个特殊工作场所的氛围上，那种氛围毕竟同时还代表着由每个工厂特殊境遇所决定的劳资利益矛盾冲突的特殊形式。然而，波比茨的研究所具有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公正性（impartiality），显然是研究者们确信自己毋庸置疑地持有社会主义的或类似左派的态度的结果。而在介绍曼内斯曼的文章和霍克海默的报纸文章当中，对劳资关系的谨慎涉及被搞成了一些更明晰的话题：只有顽固的教条主义才会否认“自此灾难时期始，也就是自四十年前开始，劳动大军的性质、地位以及在整体社会内部所起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劳工运动的许多旧观念”已经“被俄国专制主义降格为权力的工具，从而被剥夺了它们原有的意义”；但是“像我们所进行的这种经验研究决不妄想”去辨别“这是否已经影响到它们的真实内容，影响到这个概念本身”。[102]相反，波比茨和他的同事在他们的成果陈述中公开拒绝社会主义的阶级理论，并乐意直言不讳地声明：
雇主不仅是工人参与问题的反对者，而且通常是工人的对手。大多数人都以为雇主和职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两极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系统。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人们可能会经过相互让步而达到妥协，很可能有人为了最终达成某种事情不得不使出自己浑身的力气。但是很多的工人甚至已经抛弃了这种期望。他们认为“高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性是不能改变的。[103]
在波比茨的研究中，众多工人面对那些看来不可抗拒的对手而辞职，表现为一种松懈感和沮丧感。
在许多谚语——比如，“金钱让世界运转”——的表达方式背后，实际上有一种意识形态传统。财产、占据发号施令的地位以及知识，三者以相互决定和不能分离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许多工人眼中，这些依然是资本主义权力的标志。人们在今天仍然可以感觉到好几代工人被反复灌输的一种观念，即对手的力量就在于这种暴力的三位一体当中，要想战胜这样的强敌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104]
对于雇主来说，要直接熟悉并亲近工人不是变得更容易了，而是比以往更困难了。因此，一些旧规则就继续存留下来，雇主仍被描述为“资本家”。“出于教育目的，雇主被夸大描述并被塑造成警告性的对立形象，对当今持怀疑态度的工人还产生着恐吓效应，在这种事实当中存在着某种反讽”。[105]
曼内斯曼研究在（对待阶级理论方面）显得很奇特。在它的导论部分还为阶级理论的持续有效性留有可能，可到了本文当中所有阶级理论的残余形式或其他替代思想都不再被提起。与之相反，波比茨的研究无条件地拒绝阶级理论，这构成了一个基础，使得研究能够深入细致地考察工人们的思想和观点，考察这些思想和观点中的那些固定形式，进而考察这些形式属于何种社会“理论”。这项研究以从汇报——即由四名工人就他们工作所做的汇报——当中选取的四段长篇引文开始。这是活生生的记录。研究的结尾则是通过广泛的定性分析，按照在被访工人中形成的社会印象的不同类型，或者说按照具有不同社会印象的工人类型，分类引用了大量精炼的访谈实录。这是工人对自己生存状况——“condition ouvriere”——做出反应的各种方式的现象学，它完全建基于经验之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且在1950年代的西德确属独一无二。[106]
曼内斯曼研究随后引发的一个后果是，德国工业合理化委员会（Rationalisierungs-Kuratori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开始为社会研究所提供工业社会学助研基金。在此之前，它已经为勒内·柯尼希领导的科隆社会学研究所和管理研究所及赫尔穆特·薛尔斯基领导的汉堡大学社会学系提供了这种资助。这使阿多诺感到非常不安。他看到了即将成为效忠于“一种我们对之抱有相当保留态度的工业研究的”危险，可能导致“与薛尔斯基和柯尼希在他们那种水准上的竞争”。[107]但是，研究所1958年发表的下一个计划书却骄傲地宣称——这显然是霍克海默的话，在曼内斯曼有限公司开展的有关工作场所气氛的研究，以及为了说明采矿业的波动及工人对于旧时代的看法而进行的两个进一步的研究计划，均“服务于德国工业和政府管理的实际目标。”该计划书还宣称社会研究所已成为第一所引入文凭资格考试的研究机构，这里的学生熟悉那些其他德国大学可能无法匹敌的社会研究方法。这份文本为霍克海默早先提出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和将社会当成一个整体的有关思想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注解——这个提法在霍克海默在研究所重开典礼的演讲中已经出现过，此文继续写道：
拥有文凭资格的社会学家并不是目光短浅的专家，而是能够将专家扎实的知识与对当今社会问题和社会整体相互联系的洞见结合起来的人。他们将满足官方机构持续增多的需要，满足诸如董事会和工会等工业团体，以及诸如广播和新闻媒体等机构的需要。这种考试需要的高标准，旨在为选拔出真正有才能的学生提供可能。
我们可以对研究所的两种研究进行区分。一方面，有一些纯粹是合同项目，旨在确保资金的持续，如广播研究、对于工作场所气氛的研究以及其他为曼内斯曼进行的合同研究，包括对采煤业波动状况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与研究所自身的兴趣点相关的项目。在1950年代，这样的例子有对于西德政治意识的研究，对于大学和社会的研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对组群讨论程序的进一步考察。到I960年代，进一步的例子有，对与F量表（法西斯主义量表）相应的A量表，或权威主义量表的完善，以及对联邦共和国政治意识和政治教育所做的研究。为了扩展第二组的研究主题——它们也部分地得到了外界的资助，如德国科研协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阿多诺搞出了一个长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系列研究计划。（1964年，这成为他的《本真性的行话》（Jargon of Authenticity）一书的副标题，该书对严肃的德语表达进行了内容上的定性分析。[108]）但对于霍克海默来说，至少从开展曼内斯曼研究的时候起，这种区别显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相反，他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机构的显赫历史所留下的模糊图像建立起一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吸引那些有人道主义信念、在社会上有作为的社会学家们，使他们在工业和管理部门找工作时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沿着这些方向来拓展研究对于霍克海默一定是一种安慰，他有一种与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结成友善关系的强烈渴望。他已经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职位，因为他将此看作保留他的美国国籍的一种办法。
在1950年代中期，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另外一条“个人法”得到通过，以便恢复他终究被剥夺了的美国国籍。他也希望拥有被允许在美国和德国可以终身生活的双重国籍的权利。在德国，他争取到了像黑森州总理格奥尔格—奥古斯特·齐恩以及联邦总统西奥多·豪斯等人，他们参与了他的活动。诸如此类的要求必然会减弱他在推进唯物主义和批判社会理论方面的努力。霍克海默仍然暧昧地生活着，而且他仍然蔑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尽管比早年显得更加隐蔽。作为老师和演说者，作为煽动者和协调者，他首先做的就是宣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无论这种传统的轨迹变得如何暗淡和虚弱，将它解救出来并传递给这个被管控的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109]
阿多诺也没有认真对待他曾经计划的经验的、批判的社会研究。他在进入工作时带入了很猛的势头和关于批判的、经验的社会研究方式的思想，因此，自从对西德政治意识进行组群研究之后，他从未潜心于任何一种对于社会研究所的各种项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他仅仅加工了研究报告并为它们写写导言或序言——他做这些事并不是为了读者，而只是因为《组群实验》和《企业内部氛围》在整整十年当中是研究所“法兰克福社会学文丛”系列的仅有出版物。一本在他死后出版的手稿，“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注明是1957年，可以帮助我们对阿多诺有限地参与研究所工作的原因做出一些结论。他在参与方面的缺乏部分应归因于霍克海默所持的麻痹态度，直到I960年代他依然对研究所的事务具有最终的发言权，阿多诺自己无法摆脱霍克海默的束缚；另外也应归因于阿多诺本人的其他兴趣，后者根本归不到他的社会学工作之下。
“社会研究中的协同工作”是对阿多诺所宣称的那种对经验的社会研究进行的自我批评的激进化表述，在《组群实验》中他说自己将会对这种研究进行更具创造力的发展。他现在将批判和经验看成是对实践中无法协调的两种成分的划分。“任何从自身工作中懂得社会研究的实践一面的人，就必然会注意到，在被讨论到的研究领域，旧式单个学者进行研究的方式是不能替代协同工作的。‘一个人的研究’总是可疑的，且大都是业余的。”[110]举例来说，仅仅为了采集样品开展访谈，就不是单个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任何人要想得到他或她的同等人的重视，任何人要想获得研究合同，都免不了要运用调控，这种调控只有通过协同工作才可能进行，协同工作通常被用来抵消那些以特定范畴对数据进行评价和分类时出现的主观歪曲。
但是，我们必须为这种“流水线式的”社会科学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消除的过程不但牺牲了个人的武断，而且牺牲了反省性个体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客观洞见。这些洞见消失在抽象过程当中，后者引导几位个体去公式化地阐明一种清除他们的一切具体差异的共通意识。也许，社会研究者那些非常令人担忧的经验，以及最终导致近年的自我批评激增的东西，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一项有广阔前景、包含了基本的相互关系观念且提出了敏锐问题的研究，在从草案到施行的进展过程当中，尤其是经历了预备测验的瓶颈筛选之后，它最好的东西都被剥夺掉了。这些充满坚实内容和活力的研究事业就这样失去了自身的力量，原因不是由参与研究的个体的任何过失、恶意或心胸狭隘所造成的，而是研究机制自身在运作中的客观限制所带来的后果。[111]
在协同工作中，每个人必须从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开展工作。如果每一位研究人员能够表明他或她自己的态度，客观的规则就一定会奏效。如果研究主管试图在最后补正对于他们在开始时引入的个人因素的研究，而这些人格因素在研究流程中已经沦为这种研究过程的体制化形式的牺牲品——阿多诺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他自己作为研究结果的推荐者和研究程序导论的作者的经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这种研究与数据的联系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他们的观念依然是含糊的，充其量只能寄望于被当成假设来接受，寄望于在今后那些通常从不会开展的调查中被检验。
经常有人议论说，缺乏能为研究写“应景文章”的人，但这不能被说成是因为文学才能的缺乏所致。这类报告的写作并不只是文学实践的事情，而需要对于这种研究的完整理解。相反，这种解释存在如下的难点：这种总结报告必须提供一种连贯的意义，但报告所完全依赖的这种方法的内在意义正好是对内在意义的否定，内在意义会被分解为纯粹的真实性。理论因此只是既定的应酬话，因为这种研究的内在倾向一点也没有把从事实中获取理论作为它的目标。[112]
从阿多诺对于他自己在经验的社会研究中的经历所持的看法当中，可以得出如下暗含的结论：在未来可以一个人独自做研究，但同时又免于让自己受到业余的或纯粹闲聊的指责———即继续从事理论工作。但又是哪一种理论呢？这种理论如何能防止自身堕落为单纯的思索呢？两年之后，阿多诺开始写作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后者可以说已经替代了他打算与霍克海默继续合作《启蒙辩证法》的计划。在将近二十年——阿多诺在此期间一直不情愿被安排到经验的社会研究项目当中，以一种成长的、但绝不是无限的热情参与了这些研究——之后，他现在终于回到了他在普林斯顿广播项目从事研究工作时期的立场；重要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根据经验来解决。
然而是不是一直没有伯克利那种项目？阿多诺已经达成了将心理分析理论与社会研究方法，弗洛伊德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标，难道他还不为此感到骄傲吗？难道他与伯克利舆论研究小组的合作也只不过是“流水线的协作”吗？难道不是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批判经验主义那些决定性的试验没有能够以“客观激励他们的事业”的名义而开展，没有能够出于一种对太过脱离一个“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担忧而开展吗？阿多诺的批评提到了既定的研究制度，但没有提到可以创造批判的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形式的计划。他的批评使得自己更容易专注于哲学理论，但也使他之后一直能够坚持在批判社会学中开展现场调研的必要性，尽管他不能确切地说明这种研究包含什么意义。
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爱欲与文明》
当出版社或潜在的赞助者对研究所的出版计划还没有多少兴趣之时，或者还没有出现合适的译者之时；当研究所的主管已经向体制化的研究制度妥协之时；当他们仅为运转自己陷入其中的制度就耗尽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依然至少尽可能地保全了知识共同体的遗产？而人际之间结成的这种共同体与一个可以激发他们动机的原因有关联，它被阿多诺看作是惟一可以替代“协同合作”和“单个人研究”的选择。纵然马尔库塞没有能回到法兰克福是因为阿多诺的妒忌，是因为霍克海默不情愿承担长期的财政承诺，是因为马尔库塞自己想获得经济保障这一正常的需求，除此之外，在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相对疏远的关系之间，是不是至少还存在某种一致性？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对于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曾用过的标题是“超越现实原则：精神分析的哲学”和“精神分析的哲学：走向没有压抑的文明”）在德国出版的经历，呈现出了一种不同的情景。
这本写弗洛伊德的书，源自马尔库塞于1950—1951年之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校所做的一系列演讲。1951年11月马尔库塞写信给他于8月份在法兰克福新近拜访过的霍克海默：“你问到过我关于弗洛伊德那本书的计划。因为我想冒险进入一个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从客观上看都非常危险的领域当中去试一试，我就决定先写下我首先想到的所有东西，然后再重写它。因此，除了我在法兰克福向你提到的想法而外，我还毫无计划。”[113]霍克海默看到过初期阶段的手稿，而且马尔库塞一直告知他此书的进展情况。1954年夏天的晚期，霍克海默去美国处理他的芝加哥教授职务的相关事宜的时候，碰到过马尔库塞。他在写给阿多诺的信中说，“顺便提一句，我觉得赫伯特（即马尔库塞）的著作相当不错。尽管我们对心理学方法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我们应该完全接受这本书当中的许多精彩论述。除了在学刊上发表一系列的摘要之外，再出版一个完整的译本肯定就可以作为最重要的著作列入计划中的‘德译作品系列’。”[114]几天之后，面对翻译丛书出版资金可预见的困难，他写道，“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将赫伯特的书作为我们研究所的出版物而出版，无论是出英语版还是德语版。这并不妨碍将其中的一些内容先在学刊上发表。”[115]霍克海默回到法兰克福之后，马尔库塞写信给他说，“如果这本书能作为研究所的著作并以德文面世，那就太好了，它属于研究所及其领导者。”[116]
在这套献给霍克海默60岁生日的《社会学》文丛当中，马尔库塞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的节译被排在第二位，紧随阿多诺的文章之后。然而，甚至在这本书的英文版还未问世之前，出版德文版的计划就蒙上了阴影。阿多诺在1955年8月写信给霍克海默：
《异议》（Dissent）当中有赫伯特所写的一篇批驳精神分析修正主义者的长文，基本上包含了我们对于此事的看法，虽然文中只字未提我们，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我坚决反对单方面的团结，说到他这本书，其中有一章就是由此文构成的。我强烈建议，我们对这本书绝对不要做任何事情！[117]
一年之后，将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的德文版作为研究所丛书出版的计划彻底化为泡影。阿多诺在1957年夏天写给马尔库塞的一封信中说：
说实在的，我对你研究弗洛伊德的英文版著作表现出来的某种直率和“直接”（就我们现在对和解［mediation］这一概念含糊不清的理解来说）有所担心，尽管它并没有影响你所持的基本立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希望你能写出德语版。这只是一个在语言的不同标准之间出现的差异问题。你只需要用德语阐明你的想法，留意令我不安的那类事情，而且以一种我们所有人都会完全支持你的方式去改变它们……就我这方面来说，根本不存在不愿意出版此书的问题。相反，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将此书作为我们丛书出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我的看法到现在也没有一丁点的改变。[118]
但马尔库塞毕竟不是本雅明，也与本雅明的处境不同。也许为了满足阿多诺的要求而修改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会取得一些改进——就像本雅明为了适应《社会研究学刊》的需要对他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做过改动一样。但是，从马尔库塞的要求来看，这样做会有改进吗？马尔库塞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的德文版，被冠以《爱欲与文化》的标题，由出版人恩斯特·克莱特（Ernst Klett）于1957年出版。（在随后的版本中，标题被改为《本能结构和社会》［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马尔库塞与研究所主管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了。
现在看来，关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可以被视为马尔库塞主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与本章早先提到的1955年发表的文章相比，甚至与他在此前和此后几年发表的著作相比，此书都是最有资格被认为延续了批判理论的成果。在《理性和革命》（1941）一书中，马尔库塞试图系统地将黑格尔从极端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手中夺回来，并试图证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批判倾向。他在1946年就提议在已经计划好的新学刊上出一期专刊，对战后德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以及各重要党派的纲领进行系统评价。1947年，正是他，也只有他，为新学刊的定位草拟了一些相关的讨论话题。稍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学会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的伙伴们出版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对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准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试图在《单向度的人》（1964）当中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的批判。与之类似，他在《爱欲与文明》中运用了本能动力学，试图为批判理论提供同样的基础。
《爱欲与文明》就是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书留有一个片断，仅仅宣称要为积极的启蒙概念铺设地基，而在马尔库塞这本书里，第二部分“超越现实原则”紧随第一部分“在现实原则的支配下”。马尔库塞试图驳倒弗洛伊德的那个广为接受的命题：没有对本能的放弃或抑制，没有对现实原则的承认，文明就是不可思议的。他用弗洛伊德自己理论当中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ical）因素，试图说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化的确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文化是可以利用早先的压抑文化构成的客观条件的。他谴责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尤其是弗洛姆通过将他们的关注点由潜意识转向意识、从生物学因素转向文化因素，从而切断了本能动力学的社会根基。他们将社会看成一种制度性地确立起来并与个体对抗的文化环境，在他们的理论配置中没有超越统治制度的任何概念基础。相反，马尔库塞自己却宣称，得益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他将本能层次观念确认为一种独立的批判标准，依靠它可以来评判社会并探讨如何塑造个人。
马尔库塞对“文明辩证法”所做的分析如下。我们以前的整个文化进程均受到如下事实的影响，即对于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并不以尽最大可能来满足个体的需要为目标，而依据的是这样一种方式——“对短缺的逐步征服也不可避免地牵涉到统治利益，并深受这种统治利益所影响。”除了基本的压抑，除了“为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之外，[119]还有一种“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文化的进步都带有额外压抑的印记，而且实际上，由于对自然的控制范围不断增大，这种额外压抑也在相应增强，从而削弱了本能力量当中的性欲成分并增强了毁灭性的因素。
必须加强对攻击的防御，但为了使这种对日益扩大的攻击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就必须加强性本能，因为惟有强大的爱欲才能有效地“约束”破坏本能。但这恰恰是发达文明所无法做到的，因为文明的存在正是依赖于对爱欲的广泛的、强化的管制和控制。[120]
凭借这种诊断，马尔库塞认为，在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在性行为和文化之间具有不可避免的“生物学”冲突的思想，已经被下面这种思想所取代：
在病态文明中受到束缚、感到困乏的爱欲具有统一力量和满足力量。这种思想意味着自由的爱欲并不排斥文明的持久的社会关系，它所拒绝的只是在一个否定了快乐原则的原则所指导下的超压抑的（supra-repressive）社会关系组织。[121]
他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空想和乌托邦”，替代普罗米修斯*［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古希腊神话人物，因从天上盗取火种给人类而触怒主神宙斯，被锁在高加索山崖受神鹰折磨，但他始终坚毅不屈。——中译者注］的“俄耳甫斯*［注：俄耳普斯（Orpheus），古希腊神话人物，太阳神阿波罗之子，擅弹竖琴，其琴声能感动草木、禽兽和顽石。——中译者注］和那西索斯*［注：那西索斯（Narcissus），古希腊神话人物，是一位美少年，因自恋自己在水中的美影以致憔悴而死，化为水仙花。——中译者注］的形象”以及“审美之维”和“由性转向爱欲”等章节。因而，马尔库塞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提供着一本类似于布洛赫《希望原则》的书。布洛赫此书第一卷由“小白日梦”、“期待意识”和“镜中理想”组成，已经于1954年出版；第二卷“更好世界之轮廓”出版于1955年，而第三卷“圆满时刻之种种构想”，则在1959出版。[122]马尔库塞此书的最后一章“爱欲与死欲”，试图从对手那里抢来死亡的话题，甚至视死亡为可以改变的东西——而以往关于死亡的话题都教导人们，所有的愉悦都是短暂的，并且会在社会强迫人进入死亡之前就引导人去顺从死亡。哲学应该以“大拒绝”——马尔库塞从A.N.怀特海（A. N. Whitehead）那里借用了这个引人注目的套语，怀特海曾打算用它来界定艺术的主要特性——的姿态来回应死亡，并坚持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的要求和本能。[123]
在真正的人类生存条件下，在十岁、三十岁、五十岁或七十岁时的病死与生命得到实现之后的“自然死亡”之间的差别，很可能是一种值得竭尽全部本能能量去争取的差别。对文明提出巨大控告的，不是那些死去的人，而是那些在他们必须死亡或愿意死亡之前就死去的人，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人们会动用压抑性秩序的所有机构和价值标准来平复这种罪恶产生的内疚感。[124]
（马尔库塞在这里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了他为自己研究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确立起点时的境况。献辞页上写着：“以此纪念索菲·马尔库塞（Sophie Marcuse），1901—1951。”马尔库塞在1951年已经开始本书的写作，正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死于癌症，在此之前她与死亡有过一年半的面对面斗争。）
马尔库塞在他早期的文章中，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运用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并且谈到“全面革命”和“认识整个人类”的问题，又在《爱欲与文明》中起草了一份介绍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革命的绪论。此书的名称意味着诉诸爱欲（eros），以之作为反击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的手段，当作将文明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从不会失去目标的担保。（马尔库塞通常在提及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的讨论，诸如，一旦额外压抑被废除，依据以前的文明成就，基本压抑的特征将会变成一种不再有任何压抑方式。他并未讨论这将意味着什么。）
现实原则必须在人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重建。这就表明它对快乐原则的征服一开始就是不完全、不稳固的……文明所欲控制和压抑的东西即快乐原则的要求，在文明本身中仍然继续存在。无意识中保存着受挫的快乐原则的追求目标……被压抑物的这种回归构成了文明的禁忌史和隐蔽史……而且过去仍然在对未来提出要求，因为它使人产生了以文明成就为基础重建天堂的愿望。[125]
马尔库塞论证说，持续不断的隐秘的快乐史所构成的连续性，每个人在孩童时期以及人类在其童年阶段拥有的早期的快乐记忆，不但保证了对于快乐的需要是不能被毁灭的，而且是一种对全部快乐的需要。
压抑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基本的压抑和额外的压抑之间的区别是否意味着没有额外压抑的文明化进程曾经有可能存在过；带有支配和额外压抑印记的各种文明成就，是否应该受到批判性考察和根本性的修正，那些被宣判应该去忍受隐秘的、禁忌的历史的东西，是不是不应该成为各种歪曲的牺牲品，而这些歪曲不可能在某一天像脱掉那讨厌的镣铐那样很容易地被扔掉——诸如此类的紧迫问题，有些根本不是由马尔库塞提出的，有些完全可由从弗洛伊德那里承继的系统发育学的（phylogenetic）思考来回答，有些可以用一些流行的口号来回答，比如需要“对巨大的工业设施进行合理的组织”，将性欲转变为爱欲，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用“‘力比多’劳动”来替代“异化劳动”等等。[126]
马尔库塞的著作最终是否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研究所依赖的那些资源产生了冲突呢？阿多诺曾经在《新音乐哲学》中将“某人返回的姿态”看作是“所有音乐，甚至在一个该死的世界中的音乐的表达”。[127]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精神把自己视为不顺从的天性（unreconciled nature），这正是从启蒙的辩证法中生发出来的方式。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当中将旧的生活方式依然潜伏在现代文明的表面之下，看作是出于自身目的去热爱某种事物的力量之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恩斯特·西美尔写了讣告，捍卫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唯物主义”，阿多诺的“修正了的精神分析”一文也是如此。[128]
所有这些论述不是被马尔库塞都扼要地概括为他的立论前提，即本能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本能结构即爱欲自身当中就包含着一种理性吗？马尔库塞不正是由此坦率地断定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自身的立论前提吗——尽管那只是他们两人间接地、羞怯地、格言式地陈述过的论点？他们的观点是，自然中积极的方面——从神话直到启蒙和理性时代——最终依赖于对公正、善良和真实产生的一种自发的、在那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天然的感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反复强调只有自反性思考才可能表达被压抑的自然（天性），对自然的支持只有一种可能方式，即解放表面上与它对立、独立于它的思想。那么，能不能把思想的贡献想像成是对自然中“好”的形式所给定的某些东西的另一种实现和表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他们的谨慎，难道不只是在避免与他们所面临的两难处境的公开对峙吗？一方面，需要一种不受一种可能带有误导性的是非感（sense of what was right and wrong）所左右的标准，以便对自然的“善”和“恶”进行区分。另一方面，同样需要一种不受同样可能带有欺骗性的合理性形式所左右的标准，以便某些对启蒙辩证法、对根本压抑与额外压抑在文明之中的融合有着清晰洞察的人做出合理的判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涉及批判理论基础的那些问题慎之又慎，他们只把重点放在确定性否定的作用上，而且强调只在表达事实，因而他们强调的重点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为此观点辩护。但如果围绕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而展开的工作没有进展，批判理论的基础问题不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吗？马尔库塞的这本书，难道不值得从这一点得到讨论吗？
早就应该如此。霍克海默曾经抱怨1930年代的后五年缺乏理论的经济分析，尤其缺乏与辩证法项目相关的分析。至迟在1954年，当阿多诺重新启动他的旧计划——出版一本研究所讨论大众文化的论文集一之时，他在一封写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还抱怨道：“这里肯定遗漏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即，对于文化工业支柱所做的理论的经济分析。”[129]正像对这种分析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被抑制一样，讨论批判理论基础的需要现在也突然变得紧迫起来——而且这种需要所受的抑制甚至比理论的经济分析所受的抑制还要强烈。
在阿多诺搬到美国西海岸之前的最后几个月当中，他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通信中已经就理论基础问题交换过看法，这些看法比他们通信或手稿中的其他任何章节都要坦率。他们当时的处境促使他们得这样做：他们马上就要一起合作动手完成他们的杰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再大的问题也可以在他们的协作过程中得到解决——只要根本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在他们的协作过程中最终得到解决——如果存在解决可能的话。
阿多诺再次向持怀疑论的霍克海默鼓吹神学主题的至关重要性。关键就是要“静静思考奥秘”。他继续写道：
我有一种无力、非常无力的感觉：我们依旧可以静思奥秘，但是我现在确实还不能阐明可以进行静思的方式。神学正在收缩并且很快会消失这一假设是一个主题，而从最根本的一点来看，确信神学与否定的关系及其与肯定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没有差异，又是另外一个主题。（马尔库塞的书就是根据这种区别而写成的，它只在这一点上对我有促进。）但我首先认为，我们经历的所有自认为真实的事情——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观念上对我们有推动的事情——以及那些把自身作为真理标准（index sui et falsi*）［注：拉丁语：自身和谬误的试金石，也就是指真理。——中译者注］而呈现给我们的东西，都只是把这种（宗教）灵光作为其他灵光的映象（reflection）来传送的。[130]
这里提到的马尔库塞的书是《理性和革命》，例如，这本书中有这样的陈述——马克思所用的“诸多范畴是否定性的，但同时也是肯定性的：它们依照肯定的解决办法而展现出事物否定的状态，将现存社会中的真实情形揭示为向一种新形式转变的前奏”。[131]阿多诺的《伦理随想录》的最后一个格言是：“面对绝望，惟一能够被可靠地实践的哲学，就是努力将所有事物都当成它们可以从救赎立场来呈现自身的东西来思考。知识并没有光芒，但光芒会通过救赎撒播到世界上……完善的否定性一旦被正视，就会描绘它的对立面的镜像。”[132]这难道与马尔库塞正在写作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吗？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各自接下来的句子中呈现了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是现存社会本身固有的，而且正准备把它转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从救赎的观点出发把世界视为正被取代和被异化的世界，这种预见“弥赛亚之光”的洞察力，一方面看是最简单的和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在阿多诺看来，就是因为任何此类洞察都必须处于超越存在范围的某一点上，但同时每一种可能的洞察都会带有歪曲的印记，尽管它试图摆脱歪曲。马尔库塞认为，在否定的现象当中内在地具有肯定的本质，而且将具有肯定本质的隐秘历史视作历史中真实的、最终获胜的一面。与之相反，阿多诺并不认为这种隐秘历史可以提供任何保证。只在达到完善的否定性的时刻，否定和肯定双方，以及救赎的胜利之光才会立即抵消它们之间的区别，并在同一时刻展现它们自身。只有从救赎出现的时刻，并因此在反思过去当中——就像生命在死亡时刻会闪现过去——才有可能正确地区分否定和肯定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阿多诺坚持要对虚假状况进行内在批判这一难题（aporia），使得他陷入了一种附带括弧的神学。这种神学就像一张汇票，尽管人们都强调它本身的票面特征，但人们都期待把它兑换掉。
阿多诺在同一封信中告诉霍克海默，当他试图阐明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时，显得有些奇怪而天真，而且他只能支支吾吾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难怪他没有在他所写的书中探究这些问题——宁愿原则上用隐喻的方式暗示了批判理论的根本理由（ultimate justifications），因而只是在那些用听起来有些暂时和含糊的阐述中才探讨些问题。
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叔本华式理解的霍克海默，将他的观点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之上，即，人类有一种对快乐的本能的需要，对其他有限存在怀有本能的同情心和团结心，而且，一旦人性摆脱了被操纵的命运和生存竞争，就会重现这些特质。这又涉及另一个假设，即，有一种理性源自人的天然品性。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于1941年9月的通信中，又出现了另一个主题。虽然他们俩都只是简要地提到了这一主题，但他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方式表明，经于尔根·哈贝马斯随后发展的这种观点——理性处于语言之中，而且批判理论应当在语言那里寻找它的最终基础——在当时还未完成，还没有被人领会。
霍克海默1941年在写作关于理性的那篇文章*［注：即《理性与自我持存》。——中译者注］时，曾经询问过阿多诺对于“卡尔纳普那些人”关于理性和语言的同一性论题的看法。在霍克海默看来，理性和语言的同一性思想弥漫在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史当中。17世纪法国人根本不把理性称为raison，而干脆就叫discours。但卡尔纳普论题背后的意图，则主要是想全然否定客观真理的存在。
我问自己，我们是否非得从哲学家手中取出这个论题。语言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说话者的心理意图，它想获得以往只被归属于理性的那种普遍性。对这种普遍性的解释必定会得出关于合理（correct）社会的思想。因此，如果语言只服务于现状，它肯定会发现自己处在自相矛盾当中，这一点在它们自身的许多具体的语言结构当中是很明显的。我想听听你对这一想法的反应，尽管我在此只能相当形式化地、含糊地暗示这一问题。因为我所借助的这种方式并不能使我自己说服自己。在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的实践与必然想获得那种恰当的一般性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不要以为我还没有获得许多可用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更具体事例，抛开这个论题的实证性不说，仅这个论题本身就非常吸引人。“语言批判”因而是一种主格批判（subjective genitive）。但是我对这条思路并不十分满意，即便从毛斯纳（Mauthner）到卡尔·克劳斯都是沿着这个思路下来的。
由于服务于现存的不公正，语言沦为两种矛盾的牺牲品。首先，职能化和图式化的过程，导致语言与其可以表达丰富意义的能力之间生了矛盾。
卡尔·克劳斯……总是试图在所有情况下将图式化宣布为一种错误，这就使图式化看上去无害了。但我们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只与资产阶级理念对抗已经显得不够了。与语言批判相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对抗，它制造了一个反题（antithesis）。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甚至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成问题的。它也还是被隐秘地调向权力、秩序、计划和管理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卡尔·克劳斯那里都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第二种矛盾，在现实社会中，语言成了这种矛盾的牺牲品：
向某人言说，基本上意味着将他看作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可能成员。言语建立了共享真理的某种关系，因而言语也是对其他存在，其实就是对一切存在形式按其能力的内在肯定。言说否认任何可能性的时候，它必然会同自身产生矛盾。集中营守卫无论讲什么话，都是极端不合逻辑的，当然，除非这种言说是在谴责言说者所履行的职责。[133]
霍克海默本人立即考虑到反驳理由，即第二种情况中的一般性概念至多只能与其他一些理念一样，被描述为资产阶级的一般性概念。有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即这种一般性概念来源于康德，而且它不能提供任何指导。既而他困惑地补充说：“也许是这样吧，那么看来剩下的事情全得依靠经验，而不是依赖于对经验的表达了。”如果那样的话，逻辑会真正成为纯粹形式的理性。他询问阿多诺对他第二种看法的意见，而阿多诺也给予坚决的肯定。
我完全同意至今尚存的所有语言都具有对抗本性的论题……如果说人类仍然尚未成熟〔mundig〕，那么这种说法意味着，如其字面所说，人类还不具备言说能力。而克劳斯的幻想是人类失落了言说能力。你对于语言哲学看法的新变化与我们的心理学批判也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心理学中，行善的一般性这一乌托邦被丢弃了，因为无论如何这种行善的一般性都不能为逻辑所充分表述，而邪恶的一般性，即简单的共性却完全浮现了出来。我愿意热情地支持在语言哲学中出现的这种新倾向，当然，也包括它的辩证对立面。事实上，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我几乎无法理解你的犹豫。这不应该被称为语言批判，而是某种类似于“语言与真理”或“理性与语言”的东西。
阿多诺就霍克海默和实证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给出了这条建议，随后又用自己的感受督促霍克海默，他说道：
我觉得，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比得上以一种特殊方式潜藏于直接言谈中的真理关系带给我的如此强烈的感受。对我来说，发现正在讲话的人可能是一个恶棍或者在撒谎，一直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且现在基本上还是如此。我对于真理寓于语言的感受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征服了所有的心理学，并容易让我对言说者产生某种程度的轻信，后者与我的经验构成了显而易见的矛盾，通常只有当我看到有关人士写出来并明确地认识到他不能说话的时候才能克服这种矛盾。我对于说谎的几乎无法遏止的厌恶只与这种意识相关，而与任何的道德禁忌无涉……当你问到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我只能说，也许我心灵最深处的动力——深到我几乎无望地受它们的摆布——就建立在你所描述的层面上。[134]
尽管热情地确认了霍克海默的想法，但他们都没有写出任何文字反映这些思考。[135]在《启蒙辩证法》和其他著作中，只出现过这样一些的想法：语言已经被剥夺了意义，人们今天不能真诚地讲话，所有的沟通都虚假的，只会将人与对象和其他人分离开来。尽管这个想法并非《启蒙辩证法》和阿多诺研究工作的核心思想，可它的目的也不是严格否定获得植根于语言之中的真理和理性的可能。真理和理性寓于语言，这并不是批判理论所吸取的核心观点。这番通信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为如下问题提供暗示性的回答：在他们一起写作关于辩证法的著作过程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否一直反对（被视为主格批判的）“语言批判”的思想，如果他们反对，那又是为什么？他们或许一直反对“语言批判”，因为在语言基础上争取自由人的联合体、争取真理的这种论据在霍克海默看来太过唯心主义了。《启蒙辩证法》仅仅表明，阿多诺试图呈现某种隐藏着的神学的策略终于成功了，他处理如何为批判理论辩护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已经僵化成一个公式，在这个公式中，黑格尔的确定性否定概念与霍克海默对犹太一神教本质的论述（在《犹太人与欧洲》的结尾给予了特别强调的[136]）结合了起来。当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和他的任职演讲中，以及随后对占支配地位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进行对比之时，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明确坚持自己对客观理性的所有权，看来，他在回避这一问题。与此同时，他却利用机会对占主导地位的“主观理性”提出了坚决的批判。
马尔库塞通过《爱欲与文明》试图填补这个鸿沟。而阿多诺在没有使自己融入马尔库塞探讨问题时所持的立场的情况下就对此书做出的批评，等于是在劝告马尔库塞必须沿着与他阿多诺本人和霍克海默相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继续把基础隐藏起来，不要把它作为坐实而确定的东西呈现为思想的中心焦点。
马尔库塞对阿多诺的批评感到莫名其妙。马尔库塞总是会捍卫亚里士多德式的热烈，后者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这种或那种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克制地表达的想法。他总认为真理和正确的东西就有着基本的存在品质。情况一直如此。即使对相距遥远地生活着的理论家共同体来说，他们的相互保留也太深了，而且乐意讨论这些保留的愿望也太微弱了。
注释：（略）
感谢 刘铠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