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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夫斯基谈党政机关蜕化的原因
译者：李星
（1928年8月6日）
亲爱的B同志！
您写于7月9日的《关于群众的思考》，以工人阶级「积极性」为切入点，看待保存我国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主要课题。反对派的全部要求固然也遵循这一宗旨，但我与您意见一致：本话题远未说尽。至今为止，我们把它与夺取及维持政治权力的通盘话题拴在一处。其实，应把「积极性」单列一栏，以更好阐明它。本质上，当前事态已使它具备独立话题的特征。
反对派为党立下的不可剥夺之功，在于及时警示劳工大众积极性的极大下滑，在于及时警示工人对无产专政及苏维埃国家之命运的日趋麻木。
肆意横流的丑闻浪潮中，最概括也最危险的现象是群众消极（党员较党外百姓更甚）。群众消极看待未所未闻的官员跋扈，虽说工人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出于对有产政权的昔日恐惧，或干脆由于政治淡漠，群众漠视这一切而无抗议或限于小声嘟囔。且不谈陈年旧罪，从丘巴洛夫案直至最新丑闻（斯摩棱茨克事件、阿尔焦莫夫卡事件等等），可听到同一声音不断重复：「我们早知道了」。
关于盗窃、贿赂、强暴、敲诈以及闻所未闻的滥用职权，关于无止境的专横、酗酒、荒淫，谈到上述一切时，似乎在谈——数年而非数月——人所共知的事实，却不知何故全体隐忍不发。我无需解释：当世界资产阶级嚎叫苏维埃国家之恶习云云，大可平和轻蔑地无视。我们太了解全世界有产政府及议会的品德「纯净」。但工人阶级不能以有产集团为楷模。我们在谈工人国家。
如今没人否认社会冷淡情绪给工人阶级造成的巨大毁坏。
而淡漠态度的起因与消解手段，也就成为根本性话题。
这一话题责成我们对此进行科学及认真考察，给出全面分析。社会冷淡现象值得我们予以最深刻注意。
您的相关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反对派人士的个人发言均曾对此解答。我方纲领文件也有部分反映。但现有解答及摆脱当前困境的假定方法，至今带有经验主义的偶然特征，尚未充分诠释本话题。
我认为，关键在于它是新问题。至今为止，出现过工人阶级积极性跌落的众多例证。精神衰败不仅降至纯粹的市侩气，甚至达到政治反动地步。但国内外的相关旧例，全来自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阶段。
无产阶级执掌政权时的颓唐面貌，至今尚无旧例可循。原因再简单不过：历史上头一回，无产阶级如此长久地维持政权。
至今为止，我们了解受压迫剥削的无产阶级，会有怎样的情绪波动。仅仅现在我们能首次以事实为依据，判断工人阶级身为统治者的情绪转折。
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并非危险全无：相反，险情甚急。我指的险情，不是来自总体历史环境的客观艰难，即外部资本主义围攻与内部小资产阶级围困。我指的险情，是任何新统治阶级都会碰上的困顿。它起源于政权本身的夺取及运用，它起源于行使权力的机巧或无能。
您明白，哪怕国内尽是无产群众而国外遍布无产国家，某种程度总会有难过的沟坎。那些沟坎可称为政权的「职业风险」。
苦斗夺权的阶级，与某段时间落座掌权的阶级，所处形势确有区别。无论怎样，我谈的区别，仍指胜利者的内部新建关系，而非它与其它阶级的关系。
进攻阶级何等样貌？团结至极，精诚至极。全部本位盘算、山头利益更不消说个人私利，均避居二线。斗争群众及革命先锋通盘掌握主导权，而先锋队紧密有机无出其右地与斗争群众血肉相连。
阶级夺权后，它的某部分成为政权代表。官僚层就此产生。无产国家执政党成员无法从事资本积累，前文提及的分化现象，由职能性分化演变为社会分化。不是阶级分化，而是社会分化。支配汽车良宅、定期休假及享有最高党内特供待遇的党员，与月入五六十卢布的煤矿党员地位迥异。（此处所谈对象涵盖工人职员，您知道，他们的待遇分为十八级）。
阶级夺权的另一后果：本由全党或全阶级履行的职能，现今由政权行使，即由党与阶级的部分人群行使。
团结与精诚曾是革命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如今仅拜一整套「感化」系统所赐，方可能存留。这一系统力求保持阶级与党内的集团均衡，使它们服从无产国家的基本目标。
而这一进程艰辛漫长，它的要害在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教育，在于掌握应有技巧：紧握自家党政及共和国联盟机关，在于监督及领导诸机构的技巧。
重复一遍，这是教育问题。任何阶级均非天生精通管理艺术，惟有借助经验获取它，惟有勇于犯错并从错误中学习。如果工人阶级不善于行使宪法权利，最理想的苏维埃宪法也无力担保它顺畅落实专政及阶级监督。
一个阶级夺权后为己制订的宪政司法形式，与自身政治能力及管理技能的不对称，是历史事实。任何阶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发展史，都能总结这一事实。英国资产阶级屡经战阵，不仅力求宪法形式更符合自身利益，也为顺畅充分行使权利（含选举权）而抗争。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内含英国立宪主义时代的诸多类似场景：借助行政机构，统治集团使反对派选民所乘马车陷进阴沟，阻挠对手及时投票。
就取胜（及胜利中）的资产阶级而言，分化进程甚为自然。因为宽泛意义而言，「资产阶级」一词包括诸个经济集团乃至阶级。我们了解大资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我们了解金融、商业、工业及农业资产阶级。举世闻名的大事件（战争与革命）使资产阶级内部重组，涌现出演独立角色的新阶层。类似阶层包括民族产业收购商兼业主，或所谓「暴发户」——所有持久战争催生的新富群体。法国大革命的督政府时代，暴发户构成反动因素之一部。
1789年法国「第三等级」的胜利史，总体颇具教育性。首先，「第三等级」是个花里胡哨的存在物。它涵盖任何非贵族－神职阶层，亦即包含资产阶级的全部种类以及工农贫民。长期斗争以及1792年多次武装行动之后，才逐步建立了整个「第三等级」参与治国的形式可能。热月政变前已冒头的政治反动，在于形式及事实权力开始移向日趋缩减的公民小圈子之手。先是事实随后形式上，民众逐渐丧失了对国家的治理。
事实上，反动势力的威压首先倾注于各色阶级实物（它们构成第三等级）的衔接与接缝处。同样是事实：劳资对立阵营（生产中扮演迥异角色的两大阶级）拥有的明确阶级轮廓，单个有产群体并不具备。
法国革命的衰落阶段，权力沿着各社会群体的衔接与接缝处一路敲击，迫使后者渐行渐远。昨日，诸群体曾为同一革命目标联手战斗。权力也败坏了较为一元化的社会群众。功能性专业化从本阶级分化出当权高官圈子，制造着裂痕；反革命威压下，裂痕化为深沟。所有这一切，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斗争中的矛盾。
法国革命的同代人、参与者与更多的后代历史学家审视着一个问题：什么原因，促使雅各宾党退化为朽物之躯？
罗伯斯庇尔多次警告自身拥护者，提防醉心权力可能招致的后果。他大敲警钟，正告同志掌权时切勿自满（或如他所说「不要自傲」），或如我们今日所说：不要沾染「雅各宾自大狂」。然而我们看到：罗领袖对权力从——依仗巴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手中滑脱「贡献良多」。
本文中，不必引用同时代人指出的雅各宾党堕落原因（企求财富、对承包工程及后勤供应的参与）。作为著名趣闻，本人更乐于援引巴比夫的意见。他认为雅各宾党人颇为垂涎的贵妇名媛，甚是加快了自身灭亡。他向同志呼吁说：「没心没肺的贫民，你们在干嘛？她们今天投怀送抱，明天铁爪扼喉」（假设当时有汽车，恐怕也会存在某同志指出的「汽车－后宫」因素[1]。对我国党政官员意识形态的形成，这一因素发挥了相当助力）。
对罗领袖及同志们之孤立扮演了头号角色的因素，使工人及小资群众脱离革命领导层的因素，在于逐渐取消选举原则而代以任命制。这一因素同时包括左派（从「愤激派」的艾贝尔集团到肖梅特以及巴黎公社）的一锅端清洗。
向军中与反革命抬头（或妄图蠢动）之城市派遣政委，合理且必要。当罗伯斯庇尔逐渐更换巴黎各分区选举产生的法官与政委，当他开始任命各个革委会的主席并直至以职业官员彻底更换巴黎公社领导层，他无外乎在强化官僚制度并扼杀民众倡议。
这样一来，罗某的体制非但未提高经济（包括粮食）危机挫伤的群众积极性，而仅是恶化了局势并促进了反民主力量的活动。
革命法庭主席仲马向罗伯斯庇尔抱怨：凑不齐司法审判员上庭，因为没人想干。
热月十日，政变者把遍体鳞伤的罗领袖巴黎游街示众，丝毫不惧民众会维护昨日独裁者。这时，他亲身感受到了巴黎群众的冷漠。
把罗某及革命民主的垮台归结为任命制，未免滑稽。但它无疑加速了其它因素的行动。最决定性因素，是多半由两年歉收引发的粮食紧张（以及贵族地产制向小农地产制的过渡激起的骚动），是面包与肉的不停涨价，以及雅各宾党起初不肯行政遏制富农贪婪与食品投机。如果说在群众的狂暴压力下，雅各宾党终于出台最高价格法，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的自由环境下，这个法令必定治标不治本。
转过头来，谈谈我国现状。我认为先得指明一个事实：当我们运用「党」和「群众」等概念时，不可忽视数十年斗争史填充上述概念的内涵。
从精神到肉体，今日工人阶级与党都不再是十年前的自己。依我看，如果断言1917年的党员很难认出自己1928年的模样，算不上夸大其辞。
「解剖学」和「生理学」层面上，工人阶级都变化深刻。
我的意见：应集中精神注意研究从「生理组织」到「肌体功能」的上述变化。以上变化的分析，应展示如何冲破现有形势。
至少本信中，我不想自吹洞若观火。少量意见，仅供参考。
谈起工人阶级，得回答系列问题：我国工业在岗工人，多大比例于革命后就业，多大比例于革命前就业。多大比例的工人参加过旧时代的革命运动、罢工、曾流放入狱、参与内战或加入红军。多大比例的工人始终留在工业部门，临时谋生者又占多大比例。工业部门中，半工半农成分占多大比例？诸如此类。
假设沿着某条垂直「社会阶梯」一路向下，步入无产、半无产以及一般性劳动大众的深处，我们将迎头撞上极少提及的一整批阶层。不仅包括失业群体的危险日增现象（反对派曾预警此事），也包括以微薄补贴艰辛度日的赤贫与半赤贫群众。包括穷困、偷盗和卖淫。
我们对人间世态茫然无知，哪怕仅距我们几步之遥。偶尔碰到从未疑心苏维埃国家居然也有的阴暗现象，让你产生意外发现天塌地陷的印象。这团烂污固然是旧日遗物。但本文的要点不是替苏维埃政权辩白，为它身负帝俄－有产制度险恶遗产步履蹒跚而辩白。本文的要点，是总结现今制度下工人阶级躯体的裂痕——资产阶级可打入楔子的裂痕。
昔日有产政权下，工人阶级的觉悟部分引领了广泛群众（直至半游民群体）。资本主义制度的倾覆，本应给全体工人阶级带来解放。半游民把自身处境的责任归于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并期待革命变革自身处境。如今这个社会因素心怀不满，它的状况并无改善或几乎没改善。它开始敌视苏维埃政权以及工业部门的工人阶级。这个社会因素尤其开始仇视党政及工会职员。有时，你能听到他们称呼上层工人为「新贵族」。
笔者无意大谈权力给工人阶级带入的分化，即上文称为「职能」的分化。职能给机关本身带去变化。一整批人担负着国家机构或国民经济的各种领导任务，职能变更着他们的心理。他们变得面目全非，不仅客观而且主观、不仅体力而且精神上都不再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一个惟命是从的经济干部虽是党员并出身工人，或许数年前还在车床旁劳作，当他面对工人时，绝非无产阶级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莫洛托夫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机器及官僚败坏划等号，与强奸贪污诈骗的官员划等号[2]。莫某的作为只能丑化专政，而无法解除工人的合理不满。
假如转谈我党形势，除了工人阶级的各路倾向，还得加上异己出身的成员。党的社会结构远较工人阶级同类结构花哨复杂。当然，党内始终如此。仅有一处差别：当一个党拥有活跃的思想生活，它以积极的革命阶级抗争把一堆社会混合物冶炼为一锭同质熔合体。
当权力作用于尺码不一花色各异之社会阶层「碎布头」的汇集接缝处，均导致工人阶级与党的内部分化。
党政官僚层是个新型现象。它不是一时的偶然事实，不是个体缺陷，不是这个或那个同志的行为疏漏。它是全新的社会学范畴，应以整篇论文专门阐述。
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写信谈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时，顺便谈及：
「草案第四章（过渡阶段）。对无产专政阶段的共产党角色，表达得很弱。或许，围绕党对工人阶级与国家所持角色产生的迷雾，并非偶然。草案指出了无产民主与有产民主的对立性，只字未提党应如何行动以落实无产民主。‘吸引群众参与建设’，‘改造本性’（布哈林很喜欢议论‘改造本性’，并特别与文化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历史正确且早为人知的论点。假如不向上述论点添入苏联无产阶专政最近十年积累的经验，它们会变成空泛之谈。我党现领导权的方法缺陷（而方法扮演着巨大角色），已无可回避。」
「我党领导层可不爱谈这些事，免得暴露自个儿远未‘改造本性’」。
假如我受命撰写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本章（过渡阶段）我会给予以下列宁理论大量篇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国家理论；无产阶级民主的创建中，党与自身领导层角色的理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即应有的无产民主，而非现存的党政官僚制度。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曾许诺，小册子《论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的无产专政成就》将以特别一章的篇幅阐述苏维埃官僚层。希望他别忘掉党官僚群体，它在苏维埃国家扮演更显要角色。我曾告知普同志，希望他全面研究这一特色社会学现象。谈及德国社民党1914年8月4日的叛卖时，任何共产主义小册子均指出党内与工会上层官员在全党堕落史的宿命角色。但我党与苏维埃国家的腐蚀败坏中，党政官员的角色尚少有谈及且限于泛泛之论。这一极大的社会学现象，却又仅能在下列层面——如何改变党与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审视它的后果，方可概括理解。
您问道：党和我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何在？他们的革命倡议何在？理想兴趣、革命勇气、贫民自豪感何在？对多如牛毛的无耻、怯懦、麻木与跑官现象（我能补充一堆其它丑恶），您倍感讶异。几经风暴的革命者品质诚挚而屡有自我牺牲的个人先例，他们如何化身为可怜兮兮的灰色官员？乌烟瘴气的奴才相从何而来？就若干反对派领袖的投降声明[3]，托洛茨基在信中谈过奴才气的话题。
如果说有产及小市民出身者、知识分子（归根到底所有「个体户」）的理想与道德堕落不足为怪，如何解释工人阶级的类似滑坡？许多同志对它的相对消极事实，难掩失望。
征粮运动中，其他同志看到了革命康复迹象，视为党内尚存阶级反应的证明。不久前，伊申科同志给我的信（即他或许分头寄给各同志的提纲）认为征粮与「自我批评」运动是党内及领导层无产成分的抵抗结果。很遗憾，我得说这不符事实。两件事均属上层权变行径，与「工人批评的压力」无关，而出于政治（时而具有小圈子或说「派系」特征）的考虑。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当权高层走上「左倾」道路。所谓「无产阶级压力」的唯一表现，是反对派。但得直截了当挑明：这一压力都不足以让反对派留在党内，更别提改变党的政策。我同意托同志的意见[4]：他以无可辩驳的系列例证，展示了若干革命运动的失败也扮演了真实而积极的角色。巴黎公社与莫斯科十二月起义，前者确保了法国的共和治理，后者确保了俄国宪政改革的开端。然而，假设缺乏革命新潮的援手，运动失败的「胜利」效果必定短暂。
人间惨事莫过于此：党和群众木然不应。两年间反对派与上层多数进行鏖战，最近八个月的事件简直能使盲人复明。同时，仍感受不到党内群众的现实参与。
因此，可以理解某些同志流露的悲观主义。您的提问中，也可感受到上述悲观气息。
从修道院囚禁地出狱后，巴比夫环顾四周，不禁问道：巴黎人民出了什么状况？1789年7月14日，它曾打破巴士底狱；1792年8月10日，它攻取了杜尔里宫；1798年5月30日它包围过国民公会，且不谈许多其它武装行动。巴黎人民与圣安图安、圣马尔索的近郊工人出了什么状况？他以下述辞句总结了相关考察，饱含革命者的伤心意味：「教育人民依恋自由事业，得比争取自由付出更大努力」。
我们看到为何巴黎人民遗忘了自由：饥饿、失业、革命骨干的牺牲（许多领袖死于断头台）、群众不再治国。上述一切造成群众从精神到肉体如此衰竭，以至三十七年后巴黎与外省大众方能掀起新革命。
巴比夫用两个词概括纲领（即1794纲领）：「自由与选举性公社」
我得坦白：从未指望一旦领袖们出现于党内会议与工人会议，便可引领群众支持反对派。列宁格勒领袖层（季诺维也夫及其他人）确有类似期待，我视它为某阶段的精神残余。在那个掌权阶段，季某人误把官样文章的喝彩掌声当作群众真心，以为自己深受拥戴。
说得更明白点：我以此解释季氏集团的急转弯表现。
他们厕身反对派的盘算，是三下五除二再掌大权。为此，1923年他们与反对派联盟。当某位「不信首长」的同志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抛弃了盟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答道：「当权时，我们需要托洛茨基。重返党内时，他是累赘」。
同时，必须时刻把握下述前提：党和工人阶级的教育事业困难漫长。何况他们的大脑尚需清扫干净党政现实与我党官僚塞满的毒草。
不应忽略一点：对党的任务、职能和组织，多数党员（团员就甭提了）的概念虚假到极点。那一套概念，全来自以自身范例、实践和抄袭套话进行的官僚教导。内战后入党的工人，绝大部分是1923年以后「列宁号召」[5]的产物，毫不知晓党内体制的过往史。多数工人党员被剥夺了来自斗争、生活及自觉实践的阶级革命教育。过去这一阶级觉悟来自与资本主义的搏斗，如今它本应来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我党领导使「参与」成了空话，工人也就无处获得觉悟。当然，我所谓「无处获得觉悟」未涉及下列情景：党官僚降低事实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并促成失业的种种恶行，变成了非正常阶级教育的手段，最终唤起工人的阶级斗争与阶级自觉。但奋起的工人，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
在列宁及我们革命者的全部认识中，党领导层的一个任务是预防党与工人阶级免遭腐化。接触贵族及小市民阶层的残余时，一个政权固有的特权、优越地位和放纵行为；新经济政策的堕落影响；有产风气及意识形态的诱惑——以上诸种现象都带来腐化冲击。
当时，我们曾寄望党领导层建立纯正的新工农机构、新无产阶级工会和新生活。
必须大声、公开和清晰地说明：党机关没完成以上任务。对保护与教育的双重任务，它表现得无能透顶。它失败了。它破产了。
我们早已坚信（最近八个月［的事变］应使每个人明了于心）：党领导层在走一条最毁灭性的道路。它如今照走不误。
我们对糟糕现状的抨击，重质不重量。必须强调这一点。否则，中央又会抛出党政机关全面持久成就的一堆数字。
必须终结统计数字的骗局。
翻开十五届党代会的总结并读完组织工作报告[6]，您能有何发现？我逐字引用：「党内民主的极大增长」「组织工作的极大增长」，诸如此类。
理所当然，以上断言有大堆数字撑腰。中央领导的桌面文件夹摆满案件卷宗：党政机构的可怖腐败；任何群众监督的窒息；无以复加的压制、迫害与恐怖手段正玩弄党员与工人的生命和生存。与此同时，却大谈「党内民主的极大增长」。
今年4月11日《真理报》如此概括我国官僚的特点：「假如我党归根到底不全力、坚决并无情打击这一敌对、懒惰与无能自大的官员自发势力，它会把优秀的苏联发明家统统赶出国」。
熟知我国官僚的德行，再从什么地方听见、读到党内群众积极性「极大」、「巨大」增长的鬼话，或提倡民主之中央组织工作的套话，我也毫不惊奇。
尽管最近数月当局连审贪腐大案，我认为现存党政干部群体将照旧围绕自身「茁壮培育」社会脓疮。即使当权派搞内部清洗，也不会有本质变化。当然，我不否认清洗的相对有益与绝对必要。我只强调一点：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人员构成，而主要在于改变工作方式。
我认为，缩减自身规模与职能是我党领导层扮演政治教育角色的首要条件。它的四分之三应解散，剩余部分的任务应纳入极严格框架。中央机构的任务、职能和权利也要照此办理。一旦获得可靠保证反击当权高层迫使我们习惯的专横擅权，党员应熟知善用受践踏的自身权利。
很难想象党的基层机关正忙于何事。对反对派的弹压尤其暴露了基层组织的思想贫乏与对党内工人大众的败坏影响。如果说党内上层还存在某种思想路线（诡辩而夹杂巨量虚假私货的错误路线），基层组织对反对派的打击以肆无忌惮的煽动蛊惑为主。党内头目们公然利用反犹、排外以及对文化人的愚昧恨意，毫不脸红。
任何依赖党官僚的党务改良，我认为都是乌托邦。
归纳如下：与您一起确认了党内群众的消极，我看不出这一状态有何意外。它是党内及工人阶级自身构成之变化的产物。需要再教育党内和工人群众，以栽培党和工会的干部。这一过程漫长艰辛，但它不可避免。它已启动。就我党的共产主义教育而言，反对派的抗争、数百上千同志开除党籍、监狱及流放虽奉献了不多的教育因素，却毕竟在这一领域远超全部当权派机关。两者本质上无法相提并论：当权派败家式地糟蹋了列宁留下的我党资本。当权派在毁坏，反对派在建设。
行文至此，我始终「回避」谈论我国政经生活的某些事实，即反对派纲领已予分析的事实。我有意如此，因为本文的全部任务是指出无产阶级与党的构成及心理出现的变化，与夺取政权有关的变化。这或许使我的表述有些片面，但缺少这一初步分析，很难理解我党领导层在农村、工人、工业化、党内体制以及——归根到底——国家管理问题上所犯悲剧性政经错误的来源。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X•拉科夫斯基
阿斯特拉罕 1928年8月6日
[1] 原文直译：萨斯诺夫斯基同志指出的「汽车－后宫」因素
[2] 原文直译：外加斯摩棱茨克强奸犯、塔什干贪污犯和阿尔焦姆诈骗犯
[3] 原文直译：就克林斯京斯基与安通诺夫－奥夫辛科的投降声明
[4] 原文直译：我同意列夫•戴维多维奇的意见
[5] 译者注：1924年列宁去世后，当权派大量吸收觉悟不高的普通工人入党，号称「列宁号召」。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以落后群众稀释党内觉悟分子的比例。
[6] 原文直译：读完科西奥尔的组织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