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0月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革命，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第一次，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权力，并开始在这样的观念——工人的统治、和真实的民主——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人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可能是什么模样。不幸的是，内战、外国的干涉、经济的灾难以及——也是最重要的——革命在向经济上更加发达的国家扩散上的失败，破坏了这场实验。这，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使得新生的苏联不得不建立起一套根深蒂固的官僚制的独裁统治。在这场革命最初取得惊人的成功的十年后，支撑它的梦想破碎了。
但尽管最终失败了——的确，也不分地因为这个——俄国革命依然是一个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该研究的关键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关于革命如何发生、为何它最初如此地成功、以及为什么它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在革命发生了一百年后，我们也有了关于所有这些主题的多的吓人的文献。这篇简短的回顾的目的，就是在“关于十月革命，我们应该读什么”上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刚接触十月革命这个主题的人。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阅读过任何关于十月革命的东西的人来说，一个绝佳的起点，是艾哈迈德·沙乌基（Ahmed Shawki）二十年前撰写的，《自俄国革命以来的八十年》（“80 Years Since the Russian Revolution”），这篇文章追溯了从革命的根源（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开始，经1905年失败的革命、一战和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一直到使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十月革命的历程。对于那些想看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更详细的、但同时也相对易读的讨论的人，非常推荐尼尔·福克纳（Neil Faulkner）最近出版的《俄国革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另一部最近出版的著作，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合著的《1917年10月：掌权的工人》（October 1917: Workers in Power）不是关于整场革命的叙事史，但也包括一个年表和简短的概述，和一个有用的人名、地点、事件、和组织术语表，以及主要讨论革命的一些核心问题的论文，这些问题包括，夺权仅仅是政变吗还是有更多的含义，以及，工厂委员会在革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本书还收录了波兰裔德国革命者罗莎·卢森堡（有时被错误地呈现为革命的反对者，但实际上她是一个批判的支持者）、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
迈克尔·C.希基（Michael C. Hickey）的《发自俄国革命的相互竞争的声音》（Competing Voices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是一部有用的原始文献集，收录了许多革命参与者，和1917年俄国发生的一些列事件的观察者的叙述。书中收录的文献既来自于“政府官员和政党领袖”，也来自于“在田地里耕作、在工厂里苦干、在办公室上班、或在军队里服役的普通男女”。要从视觉上对革命有所感观的话，可参阅已故的大卫·金（David King）编辑的一些摄影集，包括《红星照耀俄国：苏联视觉史，从1917年到斯大林去世》（Red Star Over Russia: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Death of Stalin）和《托洛茨基：一部摄影传记》（Trotsky: A Photographic Biography）。
但无疑，关于革命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部著作写于1930年，在1932年第一次被译为英文〔译注：中译本则是到了1940年后才有的，译文同时参照了俄文、英文和法文本，托洛茨基为之写了一个未能完成的序。现在的读者亦可参见商务2014年出的商务版〕。的确，托洛茨基对革命的叙述，也的确称得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著作。这部著作最初出版的时候分三卷，篇幅超过了九百页，所以，阅读它需要严肃的投入，但每个社会主义者迟早都得读它。托洛茨基的语言风格优美，《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它的结局了。作为一部历史著作，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很少。托洛茨基，和列宁一起，是最终导致十月革命的、和革命后的诸多事件中的领导者，所以他把参与者的知识和洞见，也写进了他的叙事（尽管托洛茨基在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这本著作绝不愿以个人回忆作依据”，并“以严格证实了的文件为根据”。）但除此之外，托洛茨基还把深刻的理论理解，与把事件（从长时段的历史变化，到微观动态的具体的街头抗议）编织到一起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比如说，以他对俄历2月24日（3月9日），即推翻沙皇的起义发生后的第二天的一次示威活动的描述为例：
维包格区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爱立克森厂的工人，于早晨集会之后，全体群众二千五百人，出发到参孙尼也夫斯基大街，在一个狭隘的地方遇到了哥萨克兵。军官们首先冲入群众，用马胸开道。在他们的后面，哥萨克们漫街奔腾着。这是一个紧急关头！不过骑兵小心地，只循着军官们所开好的走廊，以长的带形通了过去。加育劳夫回忆道：“有几个微笑着，有一个向工人好意地眨眨眼。”哥萨克并不是无所谓而眨眼的。工人因一种对哥萨克友爱的但非仇视的信心，而更加勇敢了，这勇气又稍稍感染了哥萨克。眨眼的人找到了仿效者。不管军官怎样地再想努力，哥萨克们不公然破坏纪律，但不强暴地驱散群众，而只从他们中间漏了过去。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却使两边更加接近了。个别的哥萨克开始回答工人的问话，甚至跟他们作刹那间的谈话了。纪律只剩着最薄弱与透明的一层外壳了，立时有破裂的危险。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的书还提供了对历史变革的性质的持续反思——个人是如何为他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环境所塑造的，细小的变化的缓慢积累是如何引起急剧的历史断裂的，以及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集体的能动性和个体的选择是如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托洛斯基的书还写到了俄国经济的落后，它在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造成的联合而不平衡的发展，一战的影响，二月革命和沙皇制的倒台，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之间的权力对抗，以及最终，苏维埃在十月取得的胜利。他没有把太多的篇幅花在1905年那场失败的革命上，但关于1905年革命他之前就写过一本《1905》了，后者是在列宁所谓的为1917年做的“彩排”失败后出版的。
目击者的叙述
关于十月革命，目击者的叙述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数1919年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作者是美国记者、社会主义活动家约翰·里德（John Reed）。在十月革命期间，里德本人就在彼得格勒，他在书中对夺权前后那几天里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生动记述。斯大林恨这本书，因为它几乎没有提到他，而是正确地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描绘为革命的主要领袖；但列宁为这本书写过一个简短的导论，并在其中“衷心地把这部著作推荐给各国工人”，并称赞它对关键的事件“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
另一位美国记者，路易斯·布莱恩特（约翰·里德当时的合作者，也是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彼得格勒，也写了她自己对革命的记述，《在俄国度过六个红色的月份》（Six Red Months in Russia），这本书出版于1918年10月（比里德的书要早几个月，因为在他们回美国的时候，里德的笔记被没收了一段时间），也值得一读。这本书还收录了对著名女革命家的访谈，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之一，玛利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 Spiridonova），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后者是列宁政府中唯一的女性。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谢尔盖·穆斯季斯拉夫斯基（Sergei Mstislavskii）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18年，他也写了自己的记述，以英文出版为《改变俄国的五天》（Five Days Which Transformed Russia）。他关注的五天（显然，他说的第一天实际上不是一天而是三天）是二月起义（2月27日-3月1日）；临时政府建立（3月3日）；尼古拉二世被捕（3月9日），穆斯季斯拉夫斯基亲身参与了这一事件；十月革命（10月25日）；和立宪会议那天（1918年1月5日）。
摩根·菲利普斯·普莱斯（Morgan Philips Price）出身于英国的上层阶级，但因为反对一战而转向左派。他是战地记者并且在革命之前、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的那段时间正好在俄国。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结果，他给《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写的报道在当时经常遭到大规模的编辑或被扣住不发。普莱斯后来成为左翼的工党议员。在他去世（1973年）很久之后，他从俄国发出的一手报道才最终结集为《革命快报：俄国，1916年-1918年》（Dispatches from the Revolution: Russia 1915-1918）出版。在俄国的时候，普莱斯去过很多地方，是一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外发生了什么的很有价值的向导。他的小册子，《资本主义的欧洲和社会主义的俄国》（Capitalist Europe and Socialist Russia）（1919年5月由英国社会党出版），在网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库里也找得到。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创始成员之一，N.N.苏哈诺夫（N.N.Sukhanov）写的对革命的一手记述，《1917年俄国革命：一部个人的记录》（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 A Personal Record）是一个许多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包括托洛茨基）都会参考的文献。它本身也值得一读。
列宁与布尔什维克
社会主义者应该细致考察在1917年期间，布尔什维克党扮演的关键角色。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的列宁传的第二部分，《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列宁，1914-1917》（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Lenin 1914-1917）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览。二月革命使所有已建立的党派措手不及，尽管布尔什维克的地方激进分子，在革命开始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二月革命后很快回到了彼得格勒，但他们缺乏清晰的战略，并对临时政府提供了批判的支持。直到4月列宁回来，“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的口号，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结号。
列宁对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钦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就是可以讨论的了。在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就前进方向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列宁并没有一直参与这些讨论。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彼得格勒的1917年革命》（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中很好地叙述了一直到十月革命的那几个月里发生的事情，他的研究证明，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核心充满了分歧和辩论。这本书也许是对布尔什维克在直到十月革命的那几个月里自上而下扮演的和角色的最详细的再现了。
托洛茨基的小书《十月的教训》（The Lessons of October）写于1924年，列宁去世后不久。这本书是反对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人联合（当时领导俄共的就是他们）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也是一本必读书。与三人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列宁”传统的保卫者相反，托洛茨基分析了革命的实际过程，以此来展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特别是他们三人）一路过来犯的各种错误。他认为，“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但他也声称，在革命的情景中，“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
列宁本人在从回到俄国，到1918年七月期间的著作，可见于他的《文集》的第24至27卷。这几卷中有很多东西可读，但核心的著作是《四月纲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战争与革命》、《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提纲》。
另外两个关于列宁的政治事业和布尔什维克史的指南是保罗·勒布朗的《列宁与革命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和马塞尔·利曼（Marcel Liebman）的《列宁领导下的列宁主义》（Leninism Under Lenin）。这两本书中都有一个很好的，关于党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的章节。对于那些想知道这段历史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的人来说，勒布朗的《未完成的列宁主义：革命学说的兴起与回归》（Unfinished Leninism: The Rise and Return of a Revolutionary Doctrine）也是必读。
工人阶级与自下而上的革命
现代的历史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来揭示工人在革命中扮演的积极角色。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的《红色彼得格勒：工厂里的革命，1917-1918》（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8）考察了从二月革命到1918年中期，工人试图控制工厂的努力。大卫·曼德尔的两卷本著作，《彼得格勒的工人与旧制度的崩溃：从二月革命到1917年七月的那些日子》（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égime: From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to the July Days, 1917）和《彼得格勒工人与苏维埃夺权：从1917年7月的那些日子到1918年7月》（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Soviet Seizure of Power: From the July Days 1917 to July 1918）。这三本书都展示了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内部的辩论及其主动性。
在论文《1917年的彼得格勒：自下而上的观点》（“Petrograd in 1917: The View From Below”）中，史密斯更加简要地总结了他的研究。这篇文章收录在丹尼尔·H.凯瑟（Daniel H. Kaiser）编的《1917年俄国的工人革命：自下而上的观点》（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The View From Below）中，这本书还收录了其他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文章。史密斯的工作破解了“布尔什维克是靠‘煽动和谎言’来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的神话。根据史密斯：
布尔什维克的鼓动和组织在使大众激进化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布尔什维克本身并没有创造民众的不满或革命的情感。这些东西是从大众自己对当时复杂的经济、社会动荡和政治事件的经验中生长出来的。布尔什维克的贡献，毋宁说是塑造了工人对革命的社会动力机制的理解，并促进了他们对“何以日常生活的紧迫的问题是与更加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秩序相联系的”的意识。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分析和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有道理。在[1917年]九月，一名来自奥鲁迪依工厂——之前是一个防卫主义的重镇[也即，支持战争]，在那里，布尔什维克是不准说话的——的工人声称：“布尔什维克总在说：‘说服你们的不会是我们，而只会是生活本身’。布尔什维克赢了，因为生活证明他们的战略是正确的。”
关于女性工人所扮演的角色，参见简·麦克德米德（Jane McDermid）和安娜·希尔雅（Anna Hilyar）的《革命的助产士：1917年的女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女工》（Midwives of Revolution: Female Bolsheviks and Women Workers in 1917），这本书考察了革命前女性在俄国的地位，著名女革命家（如娜迪亚·克鲁普斯卡娅和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活动，和1917年女工在彼得格勒扮演的重要角色。
革命的成就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后，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里搞了一阵忙乱的激进改革。新政府宣布了它要即刻让俄国退出大战的意图。农民占有农村土地和工人控制工厂变得合法。政府官员领取的，也是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
军队里废除了死刑（在二月革命后，就已经废除了针对平民的死刑）。宗教自由确立起来了（结束了之前法律对犹太人的压迫），政权与教育也和教会分开了。自由的教育被引进，民众的扫盲运动也开始了，这一切，在2012年3-4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SR）第八十二期上，梅根·贝伦特（Megan Behrent）的《教育、识字率与俄国革命》（“Education, Literacy,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都有描述。
所有压迫女性的旧有的法律也都被扫除了。同工同酬被写进了法律。婚姻也可以单方面要求结束了。婚外的私生子女被赋予了平等的权利。所有限制堕胎的法律也都被废除了。国家资助的留产院和托儿所建立起来了，秉持着团结女性，使女性在变动的社会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的目的，全国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女性的部门。威廉·G. 罗森伯格（William G. Rosenberg）的文选，辑录了科伦泰、托洛茨基和其他许多革命的参与者的著作的《布尔什维克的愿景：苏俄文化革命的第一阶段》（Bolshevik Visions: First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的第一部分，涵盖了“新社会的文化：伦理、性别、家庭、法律和传统问题”，也是关于这些主题的必读书。这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参见温蒂·戈德曼（Wendy Goldman）的《女性、国家与革命：苏联的家庭政策和社会生活，1917-1936》（Wome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viet Family Policy and Social Life, 1917–1936）和伊丽莎白·A.伍德（Elizabeth A. Wood）的《芭芭与同志：革命俄国中的性别与政治》（The Baba and the Comrade: Gender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译注：芭芭，Баба，俄语中的女性的传统通称，经典的芭芭形象是“不识字的、迷信的、普遍而言落后的”〕。
俄国的刑法典也删去了所有提到性实践的文字，同性恋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罪行。1923年，莫斯科性卫生中心主任，格里戈里·巴特基斯（Grigory Batkis）博士，是这样描述革命后的新道路的：
苏联的法律……宣布只要没有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国家和社会就绝对不干涉性问题。关于在欧洲法律中被认为有伤风化的同性恋、鸡奸、和其他各种实现性满足的方式，苏联的法律把它们同样当作所谓“自然的”交配来对待。
丹·希利（Dan Healey）在《革命的俄国里的同性恋欲望：对性与性别之异见的管制》（Homosexual Desi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 and Gender Dissent）中考察了革命前后同性恋男女的经历。
新社会的活力也反映在文化领域活动的剧增之中。革命后视觉艺术、戏剧、电影和文学领域都有了蓬勃的发展。这方面，维克托·谢尔盖（Victor Serge）（一个比利时裔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后不久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在他出色的《俄国革命的第一年》（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有所涉及，这本书初版于1930年，提供了对革命头十二个月的详细叙述：
这种对知识的饥渴充斥着整个国家，于是，全国各地都开设了新的学校、成人课程、大学和工人学院。无数新动议展开了对闻所未闻的、此前完全没有探索过的学识领域的教学。在这个时期，美术馆也因为没收了私人的收藏而丰富起来：对丰富艺术品的征用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诚恳和关爱。在此过程中，没有损失一件有意义的作品。
罗森伯格的文选《布尔什维克的愿景》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的就是“创造苏联的文化形式：艺术、建筑、音乐、电影、和新的教育任务”。阿伯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的《布尔什维克文化：俄国革命中的实验与秩序》（Bolshevik Culture: Experiment and Order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也值得一看。关于俄国的革命艺术的例子，参见约翰·米尔纳（John Millner）等人编的《革命：俄国艺术，1917-1932》（Revolution: Russian Art 1917–1932），这本书配合的是英国的一次百周年纪念展，另一部很棒的视觉图录是大卫·金的《俄国革命宣传画：从内战到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结束》（Russian Revolutionary Posters: From Civil War to Socialist Realism, From Bolshevism to the End of Stalinism）。
民族问题
俄罗斯帝国是一栋包含许多小民族的大厦。在一战前后的一系列著作——包括《民族问题提纲》（1913）、《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论民族自决权》（1914）、《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1915）——中，列宁就已经论证过，强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无条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者也应该支持国际工人阶级大团结的必要性。
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实践了三大原则。原来的俄罗斯帝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取代，而构成苏联的各民族也被赋予了自决的权利。苏联也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赢取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支持——这方面的内容，可参阅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编的《看见黎明：巴库，1920——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及全世界的工人们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与文献》（To See the Dawn: Baku, 1920—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 and Workers of the World and Oppressed Peoples, Unite! 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0）。杰里米·史密斯（Jeremy Smith）的《布尔什维克与民族问题》（The Bolshevik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也是一个有用的指南。也可以参看2016年春季《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100号刊发的《反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边疆的社会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在民族解放问题上态度的演变》（“Anti-Imperial Marxism: Borderland Socialists and The Evolution of Bolshevism on National Liberation”）。
革命是如何失败的
十月革命前几个月、前几年的成就是引人注目的，但不久之后，布尔什维克政府就发现自己面临着重重困难。尽管有先进的工业，但俄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战争的干扰和破坏，甚至使它更加落后了。到1918年夏天的时候，彼得格勒爆发了一场霍乱，全国也陷入了严重的食物短缺状态。列宁遭遇了一次刺杀，被重伤。之后不久，俄国又遭到了资本主义列强，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的入侵。这些国家积极支持被废黜的统治阶级的白军，把俄国拉入了全面内战，后者进一步摧毁了这个国家。
对这一时期的最好的概述，是克里夫的列宁传，《被围攻的革命：列宁，1917-1923》（Revolution Besieged: Lenin 1917–1923）以及，他为托洛茨基写的的传记的第二卷，《托洛茨基：剑与革命，1917-1923》（Trotsky: The Sword of the Revolution, 1917-1923）。《被围攻的革命》特别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面临的不可能的境况，以及在革命未能传播出去的语境下，物质的匮乏、战争和经济的崩溃是如何使在工人掌权的基础上建设一个社会变得不可能的。
W.布鲁斯·林肯（W. Bruce Lincoln）的《红色的胜利：俄国内战史》（Red Victory: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是一部堪称标准的内战史。但它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革命的敌意：书里的第一个句子就把1917年2月到10月间的那几个月描述为“无产阶级的纵欲狂欢”。关于托洛茨基本人关于自己如何组织和领导红军走向胜利的记述，见《托洛茨基的军事著作》（Trotsky’s Military Writings）。
关于在那几年里俄国经历的艰难困苦，目击者的报告也很多。英国记者（后来成为著名的童书作家）、与托洛茨基私人秘书结婚的亚瑟·朗塞（Arthur Ransome）出版了两本书，《1919年的俄国》（Russia in 1919）和《俄国的危机》（The Crisis in Russia）（1920），1912年Redwords再版了这两本书，但这两个文本在网上也不难找。维克托·谢尔盖同时期的文章收录于《危险中的革命：1919-1921年写于俄国的著作》（Revolution in Danger: Writings from Russia 1919-1921）。法国工团主义者、在革命后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经常去苏联，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他的回忆《列宁的莫斯科》（Lenin’s Moscow）。
从一开始，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很清楚，革命要继续，就需要外部的支持。正如列宁在1919年3月所说的那样：“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在1918年11月的时候，德国的确经历了它自己的二月革命，当时的起义推翻了德皇并结束了战争，但尽管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德国的政治一直不稳定，但德国也没有发生类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事件。在其他国家，俄国革命激发了高昂的战斗精神，工人占领了工厂，甚至成立的工人委员会，但没有引发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
在俄国本土，红军，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最终打败了反革命势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质代价。食物短缺导致大规模的人群从城市逃向农村，城市区域的工人的数量，也从三百万锐减到一百二十五万。成千上万最有奉献精神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死在了内战里。国际上的孤立、匮乏、俄国工人阶级的解体，使革命的成果岌岌可危。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个莫斯科五金厂内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y），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展示了，直到1927年，一些工厂的工人还保持着对生产的相当程度的控制，且经常能争取到加薪，但早在那之前，另外的许多工人的权力已经变成一个抽象的口号了，而社会主义者也变得不比空谈好多少。
在内战及其后的危机条件下，布尔什维克被迫宣布批评革命的政党（其中一些还公然占到了反革命的那边）非法。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能直接粉碎这个工人的国家，但他们却创造了让它从内部消亡的条件，这体现在当时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张力之中。
随着民主的苏维埃的消失，苏共开始为全职官员组成的、充满机会主义者的官僚制所把控。在十月革命中作用微不足道的斯大林，成功地爬到了党的总书记的位置上去。在《列宁的最后斗争》（Lenin’s Last Struggle）中，莫希·莱文（Moshe Lewin）展示了在他积极的政治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列宁与日益增长的革命的官僚化的斗争（包括他写的遗嘱，其中他建议将斯大林调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但1922年列宁多次中风。到1923年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调离斯大林的努力也失败了。到1924年1月列宁去世的时候，苏共已经迥异于1917年的那个工人组织了。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斯大林打败了他的政治对手，并最终于1928年登上了权力的巅峰。革命最后的成果也被破坏了，布尔什维克“老卫队”的成员遭到了清晰，苏联也以工人阶级和农民为代价实现了工业化，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把革命的前几年与斯大林的独裁隔开的这条血河证明了，斯大林的崛起，代表了反革命的胜利——正如维克托·谢尔盖在他1937年的著作《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 Lenin to Stalin）中所说的那样——而不非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延续。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在他1967年的文章《俄国：革命是如何失败的》（“Russia: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中概述了革命失败的原因，这篇文章后来又重刊于安东尼·阿诺夫（Anthony Arnove）等人编的《俄国：从工人的国家到国家资本主义》（Russia: From Worker’s State to State Capitalism）。尼尔·福克纳在他的《人民史》的第三部分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哈曼和福克纳都援引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中的分析，后者初版于1936年，对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的崛起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分析。不过，哈曼和福克纳都不同意托洛茨基关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的国家”的看法，相反，他们认为，官僚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
俄国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会说，并不是，但我要把最后的话留给谢尔盖来说：
人们常说“斯大林主义的胚芽从一开始就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存在了”。好吧，这个我不反对。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包含许多其他的胚芽，大量的其他的胚芽，那些经历过这场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头几年里的那种热诚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这点。用从尸体里解剖出来的死掉的胚芽——而且这些胚芽从一出生起就在这个人身上了——来评判活着的人，难道是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