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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Control
论工人控制权
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1967
翻译：黎纳
根据社会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社会两极分化为少数资本所有者和绝大多数雇佣工人，随之由独立的工匠、农民和小店主等组成的拥有生产资料的中间阶层逐渐消失。这种生产性财产和一般财富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似乎是现代工业社会外衣中“封建主义”的化身。少数统治阶级通过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以及政府来决定整个社会的生死。他们的决定反过来又被非个人的市场力量和对资本的强制性追求所控制，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对不可控制的经济事件的反应也是他们独有的特权。
在当今社会特有的劳资关系中，生产者对生产及其所生产的产品没有直接的控制权。有时，他们可能通过工资斗争来实施一种间接控制，这可能是改变工资利润率，从而改变资本扩张过程的进程或节奏。一般来说，决定生产条件的是资本家。工人们必须同意才能生存，因为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是出售他们的劳动力。除非工人接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条件，否则他“自由”的唯一意义是他可以自由地挨饿。早在有社会主义运动之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1767年，西蒙·林盖特（Simon Linguet）就宣称雇佣劳动只是一种奴隶劳动：在他看来，它甚至比奴隶更糟。“正是由于工人阶级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生活，迫使我们的农场工人耕种他们不吃果实的土地，迫使我们的泥瓦匠建造他们不住的建筑物。正是这种需求把他们拖到市场上去，在那里，他们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主人会善意地买下他们。正是这种欲望迫使他们屈膝于资产阶级，以便从他那里得到致富的许可…奴隶制的压迫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你说他自由了。啊。那是他的不幸。这个奴隶对他的主人很珍贵，因为他花了很多钱。但手工艺师对雇佣他的有钱人来说什么都不花…据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有一个主人，最可怕、最专横的主人，那就是需求。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减少到最残酷的依赖。”[1]两百年后，这一点基本上还是一样的。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不再是赤裸裸地屈从于资本统治，屈从于资本家的诡计，但他们缺乏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和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仍然标志着他们是一个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被统治阶级。
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废除工资制度，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上世纪下半叶，工人阶级运动兴起，并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实现了这一转变。由利润决定的生产将被满足相关生产商实际需要和雄心的生产所取代。市场经济将被计划经济所取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将不再取决于资本的不可控制的拜物教式的增殖和收缩，而是取决于无阶级社会中生产者的集体意识决定。
然而，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变迁。它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命运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在不利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形成的时间和地点，是不会增长的，或者是实际上会消失的。在资本主义繁荣的条件下，它倾向于从革命运动转变为改良运动。在社会危机时期，它可能被统治阶级完全压制。
所有的劳工组织都是一般社会结构的一部分，除了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反资本主义的。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获得一定的社会影响，他们必须是机会主义者，也就是说，利用既定的社会过程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但仍然有限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把革命力量缓慢地聚集在有相当影响力的劳工组织中，准备在有利的时机采取行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那些不扰乱普遍存在的基本社会关系的组织才能在现存社会中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从一个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他们的发展就意味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功能之间的差异。与现状相反的是，这些组织必须凭借自身的组织成功，最终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力量。
本世纪末，传统的劳工组织——社会党和工会——不再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中只有一小部分左翼分子保留了其革命思想。在理论方面，列宁和卢森堡认为有必要打击已建立的劳工组织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进化论，并且需要恢复革命政策。列宁试图通过建立一个新型的革命党，强调中央控制的有组织的活动和领导来实现这一目标，罗莎·卢森堡倾向于通过消除社会主义组织内部的官僚主义控制和动员普通党员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自决权
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对这些组织及其政策的反对也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革和修正主义解释的反对。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2]和工团主义不仅相信无产阶级可以在没有知识分子指导的情况下解放自己，而且还相信它必须摆脱通常控制政治组织的中产阶级分子的控制。工团主义反对议会制度，支持工会的革命活动。在索雷尔看来，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政府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改变工人的社会地位。为了获得自由，工人依靠自己的武器来自己展开行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它的工业中把整个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抑制国家机器和私有财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产阶级与其说需要对必然的社会趋势有所谓的科学认识，不如说需要一种直觉信念，即革命和社会主义是他们自己不断斗争的必然结果。罢工被看作是工人革命实践的学徒期。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表明可能会发生总罢工，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在某种程度上，工团主义和像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的世界产联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日益官僚化及其阶级勾结做法的反应。工会也因其中心主义结构和以牺牲无产阶级需求为代价强调特定的贸易利益而受到攻击。但是所有的组织，无论是革命的还是改革的，无论是中央集权的还是联邦主义的，都倾向于将自身的稳定发展和日常活动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至于社会民主，主要是成员的增加、政党机构的扩大、选举中的票数增加，以及人们对被视为正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现有政治机构的更广泛的参与。另一方面，就世界产联而言，它自己的组织成长为一个大工会，同时被视为“在旧的外壳中形成新社会的结构”[3]
然而，在本世纪的第一次革命中，是没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并在自发产生的工人理事会中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组织形式。1905年革命中的俄国议会，或称苏维埃，产生于一系列的罢工以及他们对行动委员会和代表机构的需求，以处理受影响的产业以及法律当局部门。罢工是自发的，因为罢工不是由政治组织或工会召集的，而是由没有组织的工人发起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工作场所看作是他们组织工作的跳板和中心。在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政治组织还没有对工人大众产生真正的影响，工会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苏维埃，”托洛茨基写道，“实现了一个客观需要，一个有权威而没有传统的组织，因此可以立即接纳成千上万的工人。”此外，苏维埃能够统一无产阶级内部一切既具有主动性又具有自制性的革命倾向，而最主要的是，这个组织可以在24小时内成立。”... [Whereas] “政党是无产阶级内部的组织，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组织。”[4]
当然，从本质上讲，1905年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它得到了自由派中产阶级的支持，目的是打破沙皇专制主义，并通过国家杜马将俄罗斯推向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状况。至于参加罢工的工人的政治思想，他们大致上赞同自由资产阶级的纲领。所有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必要性的社会主义组织也是如此，它是在更先进的条件下形成强大的工人运动和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
1905年俄国革命的苏维埃制度随着革命的粉碎而消失了，但是在1917年2月的革命中以更大的力量卷土重来。在1918年的德国革命中，正是这些苏维埃激发了类似的自发组织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社会动荡。有了委员会制度，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它可以领导和协调广大群众为有限目的或为革命目标而进行的自我活动，这种组织形式可以独立于现有劳工组织之外，或与现有劳工组织对立，或与之合作。最重要的是，委员会制度的兴起证明，自发的活动不一定以无形的大规模活动的形式消散，而可能产生超越临时性的组织结构。
1905年的俄国革命激励和启发了西方社会主义政党中的左翼反对派，但更多的是关于其大规模罢工的自发性，而不是这些行动所采取的组织形式。但改革者的魔咒被打破了，革命再次被视为真正的可能性。然而，在西方，它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纯粹的工人阶级革命。但即便如此，对俄罗斯经验的积极态度尚未转变为拒绝第二国际改革派政党的议会方法。
II
西方革命政策复兴的前景起初被证明是虚幻的。不仅只有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用他们最重要的发言人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话说——“这场运动就是一切，目标是什么”，而且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相信社会革命的可取性和必要性。虽然他们仍然坚持旧的目标——废除工资制度——但现在要通过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法律手段来零敲碎打地达到这一目标。最终，在大多数选民支持社会主义政府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法令实现社会主义。同时，工会活动和社会立法将减轻工人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的整体进步。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苦难不仅产生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工人们还试图以非政治手段缓和他们的处境。除了工会主义之外，合作社运动作为逃避雇佣劳动的媒介而出现，这种形势是对普遍竞争的统治原则的徒劳反对。这场运动的先驱是法国、英国和美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团体，他们的思想来自于像欧文和傅立叶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生产者合作社是自主创业，自我雇佣和自治的自愿团体。其中一些合作社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另一些合作社是与工人阶级运动联合发展起来的。通过集中资源，工人们能够建立自己的工作场所，并在没有资本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生产。但是，他们的发展机会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条件及其发展趋势的限制，使他们仅仅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边缘地位。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资本的竞争集中和集中。大资本摧毁小资本。合作社讲习班只限于需要很少资本的特殊小型工业。不久，资本家的触手伸展到所有行业，摧毁了他们的竞争力，迫使他们倒闭。
事实证明，消费者合作社比较成功，其中一些合作社吸收生产者合作社作为供应来源。但是，消费者合作社几乎不能被看作是工人控制权的尝试，即使它是工人阶级愿望的产物。充其量，他们可以在处理工资方面获得一定程度的控制，因为工人可能被剥削两次——在生产地点和市场。商品流通的成本是资本生产不可避免的骗局，它把资本家分成商人和企业家。由于在各自的经营范围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它们的经济利益是不同的。因此，企业家没有理由反对消费者合作社。目前，他们正通过将生产和销售两个部门的职能结合起来，从事解除生产和商业资本的分工。
合作社运动很容易就融入了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合作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因素。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中，它也被认为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工具，它可以促进社会底层的储蓄倾向，通过信用合作社增加经济活动，通过合作生产和销售组织改善农业发展，以及将工人阶级的注意力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社蓬勃发展，最终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剥削工人，并在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罢工中把工人当作自己的对手。官方劳工运动对消费者合作社的普遍支持——与早些时候的怀疑态度乃至彻底拒绝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是改革主义劳工运动“资本化”日益增强的又一个迹象。但是，在俄罗斯广泛的消费者合作社网络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现成的分销系统，这个系统很快变成了国家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集体主义”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反映了工团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对。消费者合作社吸收了所有阶层的成员，并寻求进入所有市场。他们并不反对在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上实行中央集权。然而，生产者合作社的市场同它们的生产一样有限，它们不能合并成较大的单位而不丧失作为其存在理由的自我控制能力。
工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控制问题，使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运动区别开来。就后者仍然存在的问题而言，它通过国有化的概念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社会生产资源的守护者和经济生活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调节者。只有在发展的后期阶段，这种安排才会为社会化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和国家的消亡腾出空间。然而，工团主义者担心，实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只会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并阻碍劳动者实行自决。
工团主义者设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行业都由自己的工人管理。所有辛迪加将组成全国联合会，这些联合会不具有政府的特点，而只是为实现一个真正的集体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而履行统计和行政职能。工团主义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主导地位，但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代表；有些国家作了修改，如已经提到过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不仅在最终目标上，而且在日常的阶级斗争中，也与议会社会主义者和普通工会存在相当的差别，与后两者相比工团主义者强调直接行动和更强的战斗性。
虽然关注不同道路最终目标的还为时过早，但它影响了其信仰者和实践者的实际行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的迅速官僚化剥夺了工人们日益增长的自主权，使他们受到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同的领导层的控制。工会失去了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联系，并沦为经济主义的工联主义，只关心工资谈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趋向于就业垄断。而工团主义运动的官僚化程度则要低得多，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工人运动两大主流中较小的一个，而且还因为工业自我控制的原则也影响到了日常的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内谈论工人控制权只能意味着对他们自己组织的控制权，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工人被剥夺了所有有效的社会控制。但是，随着他们组织的“资本化”，当他们成为官僚机构的“财产”，并成为其存在和再生产的载体时，唯一可能的直接实施工人控制的形式就消失了。诚然，即使这样，工人们仍在为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但这些斗争并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缺乏权力的情况。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活动称为工人控制的一种形式都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斗争与工人阶级的自决无关，而是与资本主义范围内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关。当然，只要能够以比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更快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劳动条件和生产盈余的根本控制权，始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当工人成功地减少了他们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他们就不能成功地削减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劳动的数量。因为有两种方法可以延长工作日，缩短工作时间，通过技术和组织上的创新来生产相当于工资的产品。由于资本必须产生一定的利润率，当这种利润率受到威胁时，资本家将停止生产。资本增殖的冲动控制了资本家，并迫使他控制并剥削他的工人，以获得完成积累过程所需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他会为利润最大化而努力，但由于他无法控制的原因，他只能得到最小的利润，其中之一可能是工人对与利润最大化相关的剥削条件的反抗。但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抗争所能达到的极限
III
工人失去对自己组织的控制权，当然是由于他们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工人都适应了市场经济，因为它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并承诺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将进一步改善。在这种非革命性情况下有效的组织类型恰恰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中央集权的经济主义工会。而开明的资产阶级也把后者看作是通过集体合同维持生产秩序的工具。资本家不再直接与工人对抗，而是与工人的代表对抗，工人代表的存在基于资本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工人对其组织的满意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愿望的丧失。真正的工人阶级抱负不再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陷入了沙文主义之中，这种状况戏剧性地暴露了出来。
左翼激进主义是建立在他们的改良主义对手所说的“灾难政治”的基础上的。革命者不仅期望劳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还希望经济危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从而引发社会动荡，最终导致革命。如果没有客观的必然条件，他们是无法想象如何展开革命的。事实上，除了在社会和经济灾难时期，没有任何社会革命会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革命是灾难性条件作用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上的结果，而这些革命第一次提出了工人控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在战争走向失败的过程中群众自发运动抗议日益难以忍受的生存条件的结果。罢工和示威游行升级为一场全面起义，并得到了部分军队的支持，并导致了沙皇政府的瓦解。革命得到了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临时政府就是从这个群体中成立的。尽管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并没有发起革命，但与1905年的革命相比，他们在革命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同那一年一样，1917年也是如此，苏维埃起初并不打算取代临时政府。但是，在不断发展的革命过程中，它们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实际上，出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同时存在的双重权力局面。由不断恶化的条件导致的运动不断激进的趋势以及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很快使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导致了十月革命，从而结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运动中日益壮大的力量是由于他们无条件地适应了参加革命的群众的真正目标，即结束战争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列宁在1917年4月抵达俄罗斯时就明确表示，对他来说，苏维埃的存在取代了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追求。它将被工人和农民委员会组成的共和国所取代。然而，当列宁要求准备发动政变时，他提到行使国家权力的不是苏维埃，而是布尔什维克。由于大部分苏维埃代表都是布尔什维克，或者支持他们，他想当然地认为，由苏维埃执政的政府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当然，即使一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新政府中获得了职位，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为了继续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统治，工人和农民将不得不继续选举布尔什维克作为他们在苏联的代表。这是没有任何保证的。正如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旦占多数，发现自己处于少数地位一样，布尔什维克也可能再次发生变化。无限期地保留权力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政府的垄断权。
然而，正如列宁将苏维埃政权等同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权力一样，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垄断就是苏维埃执政的实现。毕竟，只能在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和防止资产阶级统治回归的工农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布尔什维克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后者是“人民革命”的先锋队，他们希望为工人和农民做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苏维埃毫无防备，完全有可能为了自由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社会改良主义盟友的承诺而放弃他们的权力地位。因此为了确保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苏维埃必须是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即使这需要镇压苏维埃内外的所有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短时间内，苏维埃政权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被阉割的苏维埃只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而被正式保留下来。
尽管布尔什维克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获胜，布尔什维克政府却将其内容缩减为“工人控制权”。起初，在对其社会化计划进行相当谨慎的对待时，人们并不期望工人去进行管理，而只是监督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企业。关于工人控制权的第一项法令将这一控制权扩大到“对原材料和成品的生产，存储，购买和销售以及对企业财务的控制”。工人通过选举产生的组织，如工厂和车间委员会、苏维埃长老等行使这种控制权。办公室员工和技术人员也应在这些委员会中具有代表权。工人控制机构有权监督生产...商业秘密被废除。所有业主必须向工人控制机构出示本年度和过去年度的所有帐簿和报表。” [5]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控制权是不相容的，布尔什维克希望保留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者的援助，但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工人象农民对土地那样占有工业的渴望，这种临时的措施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列宁在《工人监督条例》颁布一年后解释说：“我们没有颁布法令立刻在我国全部工业中实行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学会管理，工人群众的威信已经树立，社会主义才能够形成和巩固。不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愿望因此，我们实行了工人监督。我们知道，这一步骤是存在矛盾的，不彻底的……但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可贵的，就是工人已经亲自担负起了管理工作,我们已经从工人监督,即在一切主要工业部门中实行起来必然是混乱的、分散的、手工业式的、不彻底的工人监督,进到在全国范围内由工人管理工业了。”[6]
但是事实证明，从“监督”到“管理”的转变最终却导致了两者的废除。可以肯定的是，就像苏维埃的阉割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它需要建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机器，所以工人在工厂和车间的影响力只有通过把控制权从苏维埃转移到工会，然后把工会转变为国家控制工人的机构，才能逐渐消除。经济崩溃、内战、农民反对任何形式的农业社会化、工业动荡和市场经济的部分回潮，导致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政策从劳动的“军事化”到从属于复兴的资本主义企业，布尔什维克不惜一切代价以保护自己政府的安全。政府的独裁政策不仅面对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敌人，也面对工人。最基本的需求是更大的生产规模，因为仅仅依靠规劝并不能使工人们像旧制度下的工人一样或更大程度地进行自我剥削，布尔什维克国家就承担起新统治阶级的职能，来重建工业和积累资本。
列宁认为俄国革命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的过程。他担心资产阶级本身宁愿接受与沙皇的妥协，也不愿冒险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领导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是工人和贫农，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等其他俄罗斯舞台上的观察家也持同样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从国际的角度探讨俄国革命，设想俄国革命向西扩展的可能性，这可能在俄国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的时候就提供了摧毁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机会。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紧紧抓住权力不放；无论妥协和违反可能涉及的原则，直到西方革命补充了俄罗斯革命，并允许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使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不完备将成为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但俄国革命的孤立消除了这种观点。在实际情况下保持政权意味着接受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但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
当然，如果只是为了保住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性命，保住权力就已经是十分必要的了，因为推翻他们就意味着他们的死亡。但是除此之外，列宁坚信，在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国家的主持下，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化将更加“进步”，因此比将其发展交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更可取。他还坚信自己的政党可以胜任这项任务。他曾经说过，俄罗斯“习惯了由15万个地主统治。为什么24万布尔什维克不能接任同一任务？”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建立了一个等级森严的威权国家，并将其扩展到经济领域，同时坚持认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就是无产阶级对经济的控制。同样，列宁宣称，社会主义的基础，“要求绝对和严格的统一意志，领导着成百上千的人的共同劳动……如何才能保证严格的团结呢？成千上万的人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如果参与共同工作的人具有理想的阶级意识和纪律，这种从属关系就会很像管弦乐队指挥的温和领导。如果缺乏理想的纪律和阶级意识，它可能表现为专政的尖锐形式。然而，尽管如此，单一的意志对于在大型机械工业模式上组织起来的过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7]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说法，那么俄国一定是完全缺乏阶级意识的，因为对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控制总体上采取了独裁的形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一切，排除了迄今为止任何工人控制的措施。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是苏维埃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苏维埃可能能够保留他们的权力，并阻止威权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在俄国，在德国，革命的实际内容也不等于革命的形式。但在俄罗斯，主要是由于缺乏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而在德国，则主要是主观上不愿意用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的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议会斗争的失败。
在德国，对战争的反对在罢工中表现出来，由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工会的爱国主义，工业罢工必须通过协调各种企业的行动委员会在工作场所秘密组织。 1918年，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德国各地兴起，推翻了政府。 阶级合作主义的劳工组织发现自己被迫承认并加入这一运动，即使这只会抑制革命的愿望。这并不困难，因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不仅由共产主义者组成，而且由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非政治人士甚至资产阶级政党的拥护者组成。 因此，就革命者而言，“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的口号是自欺欺人的，当然，除非委员会的性质和组成发生了变化。
然而，广大工人却把社会革命误认为是政治的全部。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已经留下了印记；生产的社会化被视为政府应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任务。工人们虽然叛逆，但基本上只是在社会民主改革的意义上。一切权力归工人委员会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将使社会的非劳动阶层没有政治代表。然而，民主被理解为一般特权。广大工人既希望成立工人委员会，又希望成立国民议会。他们得到了这两者：他们得到了两者:作为魏玛宪法一部分的毫无意义的委员会——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反革命，最后是纳粹独裁统治。
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意大利、匈牙利和西班牙，工人们通过组建工人委员会来表达他们的革命倾向。因此，很明显，工人的自我组织并不能保证不采取违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旧的或新成立的当局将以传统或新的形式来控制工人阶级的行为，以取代它们。除非自发运动变成无产阶级自决的组织形式，夺取社会的控制权，从而控制自己的生活，否则它们必定会再次消失，并成为纯粹的潜能。
IV
所有已经说过的都与过去有关，似乎与现在或不久的将来都无关。就西方世界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所释放的微弱的世界革命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没有重演。相反，在经历了一些最初的困难之后，西方资产阶级发现自己完全控制了自己的社会。它以高就业率、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稳定为傲，因此既排除了社会变革的强迫性，也排除了社会变革的倾向性。当然，这是一个整体图景，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贫困社会群体就是明证。但是，这些缺陷可能将及时被消除。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明显稳定和进一步扩张不仅导致真正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消亡，而且导致改革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和实践转变为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实践，这就不足为奇了。这一事件要么被庆祝，要么被悲叹为劳动与资本的融合，以及一种新的、无危机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出现，这种体系本身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积极面，同时去掉了它们的消极面。这通常被称为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劳资对立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意义。尽管体制内仍有各种变化的余地，但人们不再认为它容易催生社会革命了。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似乎已经结束了。
令人惊讶的是，各种使社会主义观念适应这一新的状况的努力仍在进行。可以预见，尽管存在使它多余的条件，但仍然可以实现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在剥削性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失去了基础，而在道德和哲学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这一领域涉及人的尊严及其工作的性质。这并不意味着贫穷[8]从来没有，也不能成为革命的要素。但即使是这样，这也不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贫困已经成为一个边际问题，因为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现在可以满足劳动人口的消费需求。尽管仍然有必要为眼前的需求而战，但这种斗争不再使整个秩序陷入根本性的问题。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必须更多地强调工人的定性需求而不是数量需求。所需要的是工人通过“非改革主义”逐步征服权力。
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被视为是“非改革性改革”，正是因为它不能在资本主义中确立。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争取工人控制权的斗争就等于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而问题仍然是在没有迫切需要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还存在为此目的采用的组织手段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能够为大多数工人阶级提供改善的生活条件，因此可以将现有的劳工组织纳入资本主义结构，而且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就没有理由不认为阶级斗争将停止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那种情况下（人是他的处境的产物），工人阶级就不会发展出革命意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确定性也不会有兴趣冒着目前的相对幸福感。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并非毫无根据地基于工人阶级日益增加的苦难，即使这种苦难不能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工资规模的波动来衡量。
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要求社会革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行动而逐步实现。当它作为改革措施被引入时，是作为通过工人自己的组织来控制工人的一种附加手段的。例如，德国革命后的法律工作委员会仅仅是工会的附属机构，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运作。尽管有人试图用工厂委员会取代工会，但工会在雇主和国家的帮助下，能够对工厂委员会行使控制权。这种关系并没有随着二战后委员会制度的重生而改变，当时实行的是所谓的共同决定法，即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给予劳工发言权决策权。但所有这些劳工立法的精神可以从1952年《德国劳动法》第49条中推测出来：“在适用的集体协议的框架内，雇主和工厂委员会真诚合作，与企业中代表的工会雇主协会合作，为了企业和员工的利益，考虑到共同的福利。雇主和工会不得做任何可能危及企业工作与安宁的事情。尤其是，雇主和劳资协议委员会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劳资斗争。这并不影响有权缔结集体协议的劳工斗争各方。”[9]
共同决定制度过去和现在都不影响雇主对其财产即其企业和生产的根本决定作用。这意味着工人代表有权向管理层提出建议——理论上，甚至是关于利润的使用。但建议不一定要被接受，而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管理层注意到了违背资本主义利益的建议。共同决定权要有意义，就必须是共同所有权，但这将是工资制度的终结。共同决定本身只允许工会开展通常的活动，如工资协议、工厂条例和维护工业和平的申诉程序。
关于工人在德国的控制权的说法，可以对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重复，只需作一些不重要的修改，这些国家将商店管理员、工厂委员会和类似形式的工人在工业企业中的代表权合法化。这些措施并不是指正在发展的工业民主，而是旨在维护现有的生产关系， 减少其内在的摩擦。它们不是通向社会变革的道路，而是远离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是，即使是在社会革命中，当工人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把他们的权力交给政府并使其作为社会变革过程的唯一组织者时，也可能会导致工人无法真正控制生产。俄罗斯就是这种情况，经过一些修改，它成了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然而，南斯拉夫似乎是个例外，因为在南斯拉夫，政府赋予了工人委员管理职能，减少了自己对生产某种控制。
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仍然是所有权力的最终来源，但在与苏联决裂后，它决定实行经济分权的政策，恢复市场关系，让工人委员会控制下的个别企业获得相应的自主权。后者在国家确定的总体发展计划框架内承担了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管理职能。在政府、理事会和由它们选出的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明确范围内，就工作的管理、生产计划、工资表、和采购、预算、信贷、投资等作出决定。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任命的领导者，负责管理每个企业的日常活动，涉及工人的纪律、雇用和解雇、工作分配等方面。同时他有权否决工人委员会做出的与国家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复杂的政府规章限制了工人委员会的自治权力。它们部分是根据政府法令提出的，部分是地方当局与工人委员会共同提出的。税收制度决定了个体企业可以自行支配企业的部分收入，，并在投资和工资方面拥有一定的决策范围。而政府抽走利润来为自己提供资金的以支持开支和投资政府企业。虽然政府决定个人收入的总体增长率，但在要求遵守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允许激励工资和奖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制度使工人的总收入减少了一半以上。投资或撤资由盈利原则决定，并由价格、利息和信贷政策引导向理想的方向发展。简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工人委员会拥有有限的自治权，但经济的全面控制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后者不能影响政府的决定，但政府却规定了委员会运作的条件。
然而，比委员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工人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机制。它面临困扰早期合作社运动的同样困境，尽管与后者不同，只要政府另有决定，私人资本之间的竞争就无法摧毁它。罗莎·卢森堡写道："工人在生产领域结成合作社，面临着用极端专制主义管理自己的矛盾必要性。他们不得不承担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角色——这种矛盾通常是生产合作社失败的根本矛盾，生产合作社要么成为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要么在工人利益继续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最终以解散而告终[10]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南斯拉夫工人必须像剥削资本家一样剥削自己。虽然这可能更容易接受，但它确实改变了他们屈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进程的事实。利润生产和资本积累控制着行为，使与它联系在一起的痛苦和不安全感永久化。南斯拉夫的工资是欧洲最低的;只有资本增长速度快于工资增速，它们才会增加。给予工人委员会的管制措施会助长反社会态度因为为了提高就业者的收入，只有少数工人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工人失业，因为他们的就业不再有利可图，即产生超过他们自己的生殖成本的盈馀。他们在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四处游荡，寻找工作和报酬，因为他们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把国民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主体，工人阶级不仅要进行自我剥削，而且还要受到世界资本主义通过贸易关系和外国资本投资进行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工人的控制完全是一种嘲弄。
没有工人控制权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工人控制权。断言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控制的逐渐增加是一种实际的可能性，只不过是统治阶级蛊惑人心的手段，他们为了隐藏其绝对的阶级统治，而披着共同管理、参与或决策等虚假的社会改革的外衣。工人对生产的真正控制无法与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相融合；它不仅不能参与，更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社会主义和工人控制权都没有成为现实。在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形式当中，工人阶级仍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他们对生产和分配没有有效的控制。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混合或非混合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差别。在任何地方，真正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都还没有开始，而且不会结束，除非通过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取消雇佣劳动制从而消灭了阶级。
然而，很难想象，一个满足于社会现状的工人阶级，会在现行体制下进行争取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进行工资斗争以争取更高的收入。尽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改善被高度夸大了，但却足以消灭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即使劳动力的“价值”必须总是小于它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条件。它可以用一天十二小时或六小时来表示，在或好或坏住房中，在或多或少的消费品中。但是，在任何特定时期，给定的工资和购买力决定了劳动人口的状况以及他们的抱怨和愿望。当条件的改善成为习惯，工人便会持续默许要求维持这些条件。如果情况恶化，就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反对，就像以前不那么流畅的条件恶化一样。只有在假定工人阶级普遍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并且有可能在社会协商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得到改善。
尽管最近的经验显然支持这种假设，但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但以理论为依据断言其缺乏有效性[11]不会影响一个基于其永恒的假象的社会实践。然而，有迹象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了各种修改，但资本主义危机机制仍在恢复。鉴于美国持续的经济停滞和西欧发展趋于平稳，新一轮的幻灭已经开始。随着政府引起的生产效率的下降，资本主义需要在不考虑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的情况下确保其盈利能力。新的经济创新表明，它们有能力推迟而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合理的假设是，当隐性危机变得尖锐;当伪繁荣导致真正的萧条时，近代史上的社会共识将为革命意识的复苏留出空间--当下制度的日益不合理变得显而易见，甚至在仍然受益于其存在的社会阶层也是如此。除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的革命条件之外，除了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的看似有限但不断的战争之外，普遍的动荡还替代了西方世界表面上的社会安宁并破坏了它的存在。不时会有一场危机爆发，就像最近法国的动乱一样。如果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这是可能的，那么在一般危机条件下当然更是可能的。
传统劳动组织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融合，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是一种资产，前提是它能够承诺并保证阶级合作所带来的实际利益。当这些组织迫于环境而成为镇压的工具时，他们就失去了工人的信任，从而失去了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即使没有被摧毁，也可能被独立的工人阶级的行动所推翻。不仅有历史证据表明，缺乏工人阶级组织并不能阻止有组织的革命，如在俄罗斯，也有新的工人阶级组织(如1918年的德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英国的工会谈判代表运动)可以挑战根深蒂固的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存在。即使在极权主义政权下，自发的运动也可能导致工人阶级行动并组织起来，这些行动体现在波兰和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的组成上。
改革以可改革的资本主义为前提。只要有这个特征，工人阶级的革命本质就只存在着潜在的形式。它使工人阶级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并与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吻合。但当资本主义被自身的发展所迫，重新创造导致阶级意识形成的条件时，它也会把对工人控制权的革命要求带回社会主义的要求中去。的确，以前在这个方向上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新的尝试也可能再次失败。然而，只有通过工人自决的经验，无论一开始以何种有限的方式，工人阶级才能逐渐获得到自我解放。
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ttick-paul/1967/workers-control.htm
注释
[1] 《公民社会权利》，第274、464、470页
[2] 索雷尔 《论暴力》, 1906年
[3] 世界工业工人的序言
[4] 《革命中的俄罗斯》，德累斯顿，1909年，第82、228页
[5] 班扬和费希尔，《布尔什维克革命》，斯坦福大学，1934年
[6] 列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问题》，莫斯科，173页
[7] 同上， 127页
[8] 安德烈·戈尔兹, 《劳工战略》中，1964年，波士顿
[9] 转引自斯图姆塔尔， 《工人委员会》，剑桥，1964年，第74页。
[10] 罗莎·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11] 参见。马蒂克，《马克思和凯恩斯，混合经济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