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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 （1980年6月27日） 问题的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一般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了保存私有财产制度，于是更多地介入经济活动中，在经济的运转和调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最早将这个名词应用于推翻了私有财产制的工人国家之上的，是列宁本人。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开始提出苏联当时乃过渡社会，需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亦即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监督、统计、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搞大规模生产和分配，以求尽快提高生产力。 列宁逝世，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逐渐巩固其权力和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早在一九二六年，史米尔诺夫等人就认为官僚制度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利益，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新的社会革命；在一九二九年，德国乌尔班兹代表的极左派，认为苏联已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已形成一个阶级；一九三八年纳粹主义抬头时，意大利的布鲁诺认为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官僚集体主义国家；一九三九年，斯大林进攻波兰、芬兰，甚至连美国的托派少数派伯纳姆、沙赫特曼等，也认为苏联再不是工人国家了。至于较有系统地阐述“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他在一九五七年写了“新阶级”一书，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新政权牢牢操纵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所有生活层面，政治官僚在国家名义下有全权分配国民收入、制订工资、指挥经济发展、调配国有化财产、而最重要的是垄断物质产品的分配权；这些权力就等于拥有权或占有权；新的社会关系则类似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吉拉斯认为一个推行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统治剥削阶级已经兴起。 中共自从与苏联交恶后，就指责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美国毛派“前卫报”在七五年连载了“苏联式资本主义国家吗？”[1]的特辑，认为苏联官僚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已实际上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官僚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共，继续断言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攻击苏联霸权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没有取消过往对“苏修”的评价。可是，今天的华邓领导，在国内摒弃了“四人帮时期”貌似激进左倾的言论，恢复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路线（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是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且对南斯拉夫模式推崇备至，于是，今日国内国外都有人怀疑中国是否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官僚是否已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或中国是否应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在今天研讨这个问题，除了有理论的价值外，最重要的还是在分析今日中国的国家性质后，确立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立场，提出我们有关今后发展的主张。 不同论者的立场认为中、苏、南斯拉夫等国不外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调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最乐于推广的。这个论调最主要是抹煞中苏等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分别——前者以国有财产制为基础，后者奉私有财产制神圣不可侵犯。将国有财产制的优越性抹煞，将处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畸形和丑恶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性和真正体现，将社会主义憧憬的美好合理社会形容为骗人的乌托邦；在贬抑社会主义的同时，将官僚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将今天苏联南斯拉夫等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形式而非资本主义的否定，因而将资本主义规律说成是永恒的、富生命力的，而非处于垂死挣扎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理论家在群众中推展的意识形态战，虽然资产阶级本身深知废除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死敌，而他们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如何夺回资本主义失去的领域的；对于英美的资产阶级来说，中苏官僚不是另一些资产阶级竞争对手，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的制度的代理人，纵使官僚已背叛了他们所自称代表的阶级的利益。 国家资本主义论却不仅由资本主义辩护人鼓吹；不少左派人士甚至工人国家内持不同政见份子也认为：官僚新资产阶级正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吉拉斯的论述，哄动一时，他也因此被投黑狱；魏京生也称四人帮等为“新生资产阶级份子”[2]，虽然魏被重判入狱是因为他责新旧领导者都是“政治骗子”，责邓小平是新的独裁者。吉拉斯和魏京生，代表了亲身体验了所谓“社会主义”的一代人，看到官僚统治下财产虽已国有化，工人虽被称为社会的主人、生产的管理者，可是，人民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更不如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剥削的人民；于是，他们的结论是，现在压迫、剥削人民的官僚也是资产阶级，不过他们以无形的政治权力代替有形的资本罢了；官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卖时，不也是以一个大资本家的姿态出现吗？这个看法，反映了在过渡时期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内的极度扭曲形态和不合理现实，令人们对社会主义失望、怀疑、甚至否定。 列宁主张怎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年青的一代除了站出来指控现实的不合理、批评当今的领导和制度外，也各自提出解决各种困难和矛盾的方法、前景。要求民主的旗帜当然是最鲜明的，而且“民主”除了作为政治权利被提出来外，更包括了经济上的民主——人民在管理生产、作出经济决策与分配产品上真正成为主人，当家做主。要求“民主”的呼声是一致的。 在谈及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时，就有不同的论调了。江峰和于华在民刊“沃土”上发表的“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主张“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王希哲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一文中，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引用了列宁的说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因为列宁曾主张在革命后的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在这里顺带指出，引用列宁的目的，不应该是借助他的权威来增加自己说话的份量，而应该是拿这个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有洞见的思想家的意见作参考之用。我们稍后引用托洛茨基的意见，抱的也是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就看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检视江峰、于华、王希哲等是否正确地引用了列宁的说话。 列宁是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开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3]。列宁后来说，人们对这个名词有很多误解[4]。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有必要了解列宁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背景、内容和目的。 列宁着重指出这个意见，是在一九二一年；当时，七年的国外国内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业歉收，工业陷于停顿；俄国本身的落后，更加重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国家急切需要在短期内尽快增加产品数量，巩固工农联盟，也需要一方面抗衡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抗衡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发势力。因此，列宁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内容就是： （一） 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严格的核算、统计、监督、组织）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工人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来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经验。 （二） 大部分工厂保留在国家手中，将少数工厂租让给国外资本家，国家提供生产原料和劳动力，资本家则负责安排和改造生产（主要是采伐和浮运木材，开采煤、石油和矿藏）。 （三） 农业从征收制改为税收制，农民缴税后可自由出售产品；鼓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合作社，即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此外推行代销制，促进工农业产品的流转。 列宁曾着重指出，容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能够提高生产者的热情。增加产品；工业的租让制，也是为了立即增产；原因都是“工农需要立即改善生活。”[5]立即改善人民生活，是列宁重复又重复地提出的，他并以之作为所有改进生产状况的目的。自称秉承马列主义的苏共或中共，都不例外地忘记了列宁这句重要的话，不是有意轻视改善人民的生活（四个现代化就不包括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就是将人民生活的改善推迟到将来，而不是现在立即就进行。难怪魏京生讽之为“望梅止渴”了！ 列宁另外着重指出的，是“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贸易自由，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在大国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到之前的经济关系。”[6]这就是说发展经济以巩固自己，是作为退守或期待世界革命的暂时做法，因为经济真正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只有在先进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才可达到。列宁在期待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前提下发展本国经济，与今日中苏及所有畸形工人国家在主张和平共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两者不但无共通之点，而且是对立的。 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是，列宁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由一个凌驾人民之上的特权官僚层由上而下地推行，而是按照苏维埃国家的有计划组织，在工人监督下，使资本主义不超出无产阶级限制的范围和条件。因此，列宁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尽快提高生产力的其中一个措施，绝不妨碍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列宁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官僚专政，而是充分表现群众意愿和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当时实行情形是官僚主义日渐抬头，党大有凌驾人民之上的趋势，但列宁是始终不懈地为人民掌权、实行苏维埃制度而战斗。因此，在引用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时，必须同时指出列宁构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工人当家作主）和目的（改善人民生活、期待世界革命）。 在今日的中国，是否需要实行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两年最多是几年的事[7]，是要迫切挽救临近崩溃的国民经济，是要国家掌握大生产的组织方法，因为在当时的俄国经济制度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今天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否高于现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成份是否大于社会主义成份？至于纯粹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土地和一切最主要的工业部门，首先租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8]“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存在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隘的”[9]。当这类租让只占全国经济的一小部份，当资本主义只有很小的活动范围，这个经济制度可否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一些认为今日中、苏等国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或正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论者，指出他们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提出的内容，因为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走向后期的垄断，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单是从前的以国界和关税保护本国资本家来对抗外国资本家，以军队、法律、监狱和其他国家机器（包括以教育和传播媒介来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及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提供各服务（国会调和各大资本家的利益，提供交通、邮政等一般社会服务，训练管理人才和技术劳工，等等）；在今天，国家对于经济运转的直接干预显著地增加。这点首先见于国家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防开支、一般运输和公用事业、对亏本企业的资助等）[10]，而国家调节和左右经济发展的政策也增加了。他们于是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不过比英美等国政府在经济上起着较大程度的作用，两者只有量而非质的分别，所以苏、南国也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分析上述论点是否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首先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特点，再将它与今日中、苏、南等国的经济运转情况作比较，不能只凭个别现象来判断某一经济结构是什么模式。 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一个形式，它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国家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它的一切经济运转的目的是追求资本增殖，它也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和危机（如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萎缩）。国家所起的作用不是要取消私有财产制，而是将个别资本家无法经营的企业收归国营，让全国人民共同担负这些费用；这个“劫贫济富”的做法，目的是保存私有财产制，令生产力社会化的压力不致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拖垮；期望国营工业企业会推广至整个生产领域，因而和平地达到“社会主义”，不过是幼稚的幻想。这个幻想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看不到在英、美、德等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动而非进步的。 是否适用于中苏？上述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否已在或正在中苏南等国得到体现，因而这些国家可算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检视中苏等国的经济运行的结构。 在今天的中苏，私有财产制已明确地被废除；可是，吉拉斯等人认为私有制却以另一形式存在；他们指的不是小生产者如农民所拥有的小块自留地之类，因为这些“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只占国民经济很小的部分，重要的工业矿业等部门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吉拉斯等人认为财产私有正以新的形式存在：英美资本家对资本有调配权，对生产资料有使用权；在“国有财产制”国家，对资金的调配，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对产品的分配等权力，即操纵在行政官僚或厂长专家等技术官僚手中；以国家名义拥有的财产的调配权，不属于广大人民，只属于少数官僚，因此，官僚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他们用以操纵经济活动的，不是资本而是政治权力。 上述论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私有制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在于一间工厂是由一个资本家拥有还是由该厂合股经营的狭义的“拥有权”，而是在于生产的投资和运行，是由“私人”的不同决定中心依照市场规律来决定；所谓“国有财产制”，意味着国家有权调配任何资源进行某类生产，不受到个别生产资料拥有者的阻碍或限制。在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由利润率决定；没有利润（即不会令资本增殖）就没有人会投资，生产也就停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于是会出现投资饱和，即无利润可图时资本家就拒绝投资，因此就造成经济衰退；反观在国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看产品是否有使用价值，因此，即使“亏本”的部门也会有资金投入去，可吸收投资的生产领域不会竭尽，因此也不会产生“衰退”的情形，只会有“资金不足”的情形。资本货物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一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二部门）的吸收投资情形，可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间的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部门的投资需要竭尽时，就会产生经济停滞，资金不会转入第二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第一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趋向终结时，资源就会转入第二部门，不会发生“衰退”，即是说，工业化过程的终结，不会带来不断的萧条期，而会带来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这就是两个制度的经济运转目的上的基本分歧：资本主义投资追求资本增殖，社会主义投资追求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满足社会的真正要求；因此，前者的经济运转是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含有内在的危机和矛盾，后者则是有计划的。在中苏等国，官僚的存在基础是国有财产制；正因为财产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政治权力变得那么可贵，官僚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牢牢不肯放。官僚对支配权的垄断，与他们存在的基础——国有财产制——是尖锐冲突的，因此中苏等国才呈现今日如此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极度的扭曲的社会形态；官僚需要诉诸高压独裁统治，反映了他们地位的不稳固（如果官僚是新阶级，它们应该像一般新生制度的统治阶级一样，在初期享有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事实却并非如此。）要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人民就需要从官僚手中夺回政治权力；我们不能以官僚对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垄断操纵，来否定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转的基础是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充满了浮夸或胆怯的弱点及种种错误）。在官僚统治下，资本主义因素有机会滋长壮大甚至最终推翻现在的国有财产制度（例如在南斯拉夫，生产计划如果下放到企业自由地根据亏盈标准来决定，就等于国家计划和国有财产制的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临近）。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些国家复辟，是不会以和平的“量变”达到的，他必然要先经过一次暴力的反革命，必然要血腥镇压群众的顽强反抗。“国家资本主义”论之所以不能应用于中苏等国家，也是因为历史上仍未发生这样一次反革命。 总而言之，看“国家资本主义”论是否适用于中苏南等国，要看这些国家的财产关系和经济运转的动力，不能以一些貌似相同的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个制度的性质。我们就以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不同制度的代表来加以比较：美国和苏联同样有从事商品生产，但在美国，商品生产的利目的只求取得利润，不理会产品是否社会所需。或是否能够最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连劳动力也成为一个自由买卖的商品；在苏联，商品生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供国内流通，主要是消费品的生产；很大部分供本国使用的生产（如资本货物和不少生活必需品）都丧失了商品的属性，而且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求取资本增殖；另一类商品生产是为国外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这类生产要看市场规律，目的是赚取外汇，亦即求取资本的增殖；可是，由这类商品取得的“资本”，最终也是服务于本国的使用需要，求取一些使用价值（如用外汇换取外国的产品或购买外国技术）；在比例上，这类商品生产也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部分。可以说，美国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资本的积累，苏联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积累。 此外，两国的企业都有谈利润。但苏联的利润不是生产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计算指标；利润在美国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收入形式，是统治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则不然。价格在两国的经济中存在，但在苏联，原料或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政府订定。货币也存在于苏联，但它已不用来进行投资、自由购买生产资料或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可用来购买一定的消费品，而且不是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市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也起作用，不过它的作用是补助和反映计划的不足，而非决定所有生产活动的关键性因素。失业的现象也存在于苏联，但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的“失业后备军”来将工资压到最低水平的。苏联的生产流通过程中也出现浪费，但浪费不是苏联经济的内在倾向（不像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造成的浪费，而是管理不善或工人不关心机器保养和产品质量的结果）。至于资本输出、掠夺殖民地和争夺市场的帝国主义行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倾向；苏联的经济制度并不依赖上述行径才能存在；即使苏联在国外投资或注意市场的竞争能力，目的也主要是增加其外汇收入，服务于前面谈及的苏联商品生产的同一目的。而且，苏联的资本输出也是极有限的，与帝国主义强国的资本输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中苏等国的国家性质中苏南等国的性质，既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论苏联国家性质”和“被背叛的革命”两书中，详细精辟地述说和分析了苏联的国家性质，这个分析到今天仍适用于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所有已废除私有财产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 托洛茨基指出，苏联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因此她带有两种性质——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她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她的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由于苏联是从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更由于她孤立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因此她的生产形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她要暂时适应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本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平面都仍保存有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用强暴手段保卫不平等、保卫少数人的权利，从这些角度来看，她可说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正由于这种二重性，她发展的方向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会走那个方向，主要由本国和世界舞台上的工农群众与少数统治者的力量对比和胜负来决定。今天，相反的倾向正同时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准备着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把资产阶级分配准则加紧推行到极度，则准备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由于矛盾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苏联（以及所有畸形工人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正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 前景——如何提高生产力？江峰、王希哲等主张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目的是要尽快克服中国的落后情况，提高生产力。由于他们不能超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框框，他们看到中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闭关自守， 就是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走后一条路，将自己适应于资本主义，逻辑地就是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国外以资本家姿态进行国际贸易。 我们在前面已指出，将基于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错误的。至于提高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来为社会主义奠下基础，当然是目前急务，但这个目标是不能以“发展资本主义”或“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生产”就可以达到的。 要生产力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中国技术落后的基础上出发，就先要做到两点：（一）善用劳动力；（二）采用先进技术。今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这两点的。 首先，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生产者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劳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优越的地方，在于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决定生产形式及过程，并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没有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和成果的监管控制，就不可能令他们的积极性得以发挥，令他们的生产热情得以提高；大陆劳动者之所以“懒散、消极”，主要原因是他们虽名为主人，却无决策权和分配权，生活又得不到显著改善，生产多少好坏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所以，即使国家买入大批先进设备，如果不给予生产者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权利，先进技术也无法发挥应有效能。 阻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压制着人民的积极性的，是中共的官僚专政。官僚层为了垄断政治权力以保障物质特权，为了维持少数人统治和本身利益，在国内压制人民，在国外与资产阶级妥协，推行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因此，它也不能真正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取得先进国家的技术，因为只有在发生世界革命，在世界各国以全球分工和公平合理的交往互助下，才有真正的技术输入；而且只有世界革命胜利了，各国才可以将用在军费上的大量国防开支，投入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中。可是，中共官僚层和其他畸形或堕落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一样，不但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人们误以为人民受到更大压迫的工人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因而令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各种不合理事物；官僚更出于本身利益和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叛卖世界革命（更不用说它们会积极推进各国的人民起义了）。 在官僚层的统治下，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无法快速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达到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生产力要得到发展，人类历史要走向文明而非野蛮，工人国家的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 □ 保卫已得的革命成果——国有财产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垄断； □ 推翻官僚层这个寄生体，人民真正掌握，并享有最广泛的政治、经济的民主权利； □ 推展世界革命。 这个任务也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坚持进行的。
注释： [1] 《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吗？》马丁·尼古拉斯著，中文译本由七十年代杂志社七六年六月出版。 [2] 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探索第一期。 [3] 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第二六八页“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较详尽阐释这个名词，是在同卷第二二九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 [4] 列宁全集第卅三卷四二七页“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一月），列宁解释他为什么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 [5] 列宁全集第卅二卷三五五页“论粮食税”（一九二一年四月） [6] 同上 三一一页。 [7] 同上 三二零页。“如果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同上第三三一页：“上面所引的一九一八年的言论，在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久一些。” [8] 列宁全集第卅三卷 三八六页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十一至十二月） [9] 列宁全集第卅二卷 三四四页“论粮食税” [10] 例如，美国八零年度的军费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