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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Marxism Without Substance:
Being A Real Reply to Laclau and Mouffe
空洞的非马克思主义：对拉克劳和莫菲实实在在的回应[1]
﹝英﹞诺曼·杰拉斯（Noeman Geras）
1988年
李百玲 译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 No. 169, May/June 1988, p34-61
政客们在选举时，在面对令人不快的问题时，通常会采用话语的策略。这种策略表现为似乎在回答某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做出回答，或者从外在的形式上看是回答，而实质并不是回答。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政客们微妙地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以利于自己，或是替换了一个不同的问题，或者只是重复了他曾经说过的话（也就是他首次提出问题时所说过的），或是谈一些别的东西，或是把这些动机兼容并包。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做出回答。拉克劳和莫菲正是用这种“政客的方式”回应了我对他们著作的批评。如果期待他们很热情地接受这些批评无疑是很愚蠢的。但是，即便是那些不太仔细的读者和那些赞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的人，也会意识到这种批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先概述一下我的批评，然后再逐一展示拉克劳和莫菲是如何对待它们的。
在简要的导言（后面我还将回到这些主题上来）之后，我对于《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批评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认为这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了贫困化处理。其次，它提供的东西在思想上是很空洞的。这两个批评又各自分为两个部分，包括四个观点：第一，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漫画式的处理（讽刺），他们习惯性地把它视为伪造的、荒谬的、呆板的对立。第二，对一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阐述歪曲了传统，萎缩、贬低、扭曲了这些观点。第三，他们自己的社会理论是大而空的：在一些决定性观点上含糊不清，不能提供任何具体的解释。第四，它在规范上也是不确定的，可以用来支持各种各样的政治学，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另外，在这篇论文的第一部分，我介绍了一个主题，我在后面还将谈到它，也就是第五，这本书对所谓的“本质主义”、“接合”（suture）、“闭合”（closure）有一种夸张的修辞学的使用。对别人思想的批评是肤浅的，没有可靠的标准，这有可能形成一种蒙昧主义。最后，在作者公开的政治学结论中，我提出：第六，他们两个似乎是激进的民主人士，但其论述民主的观点浅薄得令人失望，而且比浅薄更有害的是，它表现得很像冷战时反马克思主义标准的转喻。下面是一些基本的观点。
1．诸极点
通过“误述”（misstating），拉克劳和莫菲对第一部分的回应显然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我苛刻地责备了他们“主要的理论结论”，把两极和其他替代办法对立起来，没有考虑避免极端而折中的可能性。[2]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一再重复的观点是，他们对马克思的批评基于过多的两极化处理，在他们自己觉得需要的时候运用折中的办法，但这种运用明显是不准确的、模棱两可的。这样的对照至少有三处，是我的批评结构的基础。[3]这种“误述”的作用在于，从一个受到批评的极端游移到另一个极端，在没有答案的地方造成答案的样子。
（1）首先，他们采用了最简单的置换法。这在我所讨论的第三点——客观利益中表现得很明显。由于拉克劳和莫菲没有提醒《新左派评论》的读者这种特别的对立是什么，我希望这件事情由我来做。这种“清楚的”“置换”（他们自己的词）在于：要么接受这种理论，“在无产者的‘千禧年’、绝对联合的工人阶级透明化”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接受客观利益；要么放弃这种理论，概念同时也变得“无意义”。我认为对于客观利益这一概念不需要这种绝对的对立。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在“千禧年”的客观利益与拒绝这个概念间做选择。现在的“回答”是：我们不会批评一般的利益概念，只会批评客观利益（好像我说过这个区别），并且因为我们知道存在的利益，不是我们提出的严格的“或者……或者……”的选项。我们不像拉克劳和莫菲那样，假设自己立足于客观利益和无利益之间。然而这并不是我所批评的，他们自己对于这些概念，无论如何“调整”，与我的批评都不相干。我批评的只是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做出的愚蠢的选择。由此，他们认为“在全部的三个观点”中，我的批评都是基于“误传”（misrepresentation）。[4]
也许可以更宽容一些，不去计较这个问题，因为作者放弃了他们不想捍卫的陈述，实际上他们已经简单地用其他的同类说法替换了它，也就是说，客观利益的思想预设了某种东西作为“来自上天的礼物”铭刻在人的本性上，“只有上帝和杰拉斯知道”它如何同“非本质主义”的社会理论相一致。真的……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这个天赐的“主题”作为一个严肃论点的替代品，远不只是人的本性问题。[5]它没能提供任何帮助。我和其他一些人对后一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基于人们需要的文献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捍卫，而似乎忽略了这些人道主义者。这些思想开放而多元的卫道士们，看不到迥异于他们的那些观点有着可靠的基础，认为它只是有点疯狂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由于这些与我将要谈到的其他问题有关，所以请注意，他们使用的宗教信仰语言——“千禧年”、“上天的礼物”、“上帝”——是一种否定的参考。
（2）关于相对自主性的问题有一点复杂。拉克劳和莫菲这次愿意捍卫我批评他们[6]所提出的严格选择。这说明我没有误传他们。他们简单地模糊了我所抗议的特殊对立（正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为的是再次显示他们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游刃有余。这次我从他们的书中引述了一段现在他们避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观点以作为证据，阐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所作的选择：要么决定论的概念成为强势，从而相对自主的概念变得“多余”；要么实体被理论化，相对自主不是简单地被基本的决定因素所决定，因而这些决定因素不能决定它。事实上这就是选择。我认为，这些完全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和根本不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即“解释一切而不决定一切”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是选择要么公开拥抱经济主义，要么与历史唯物主义告别。同时，我也弄清楚了，在我的文章中，作者不是一两次，而是三次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困境”的恰当解决：即（引用他们的说法）“政治和社会空间的多元性”，以及“社会不可简化的多元性”；我再次强调一下，是“多元性”。不仅如此，当我看到后面时，发现“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这一概念解释了：多元性——复杂而易变；“对抗的十字路口”；没有特许的中心，只有诸关节点的实践；多元组成，彼此限制身份、斗争、流动等等。对此的解释是，没有人会忽略这一事实：拉克劳和莫菲确信一事物与其他事物存在着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7]
在回应他们时我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如果我的脚踝被锁链缠住了，这根锁链就是我生活方式中基本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强有力地起作用，同时我也很享受我能达到的相对自主。这个故事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就像是锁住人的那个锁链，也不是否认在这个复杂领域里存在严肃的争论和差异的空间。我再一次非常明确地表达，我的观点是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提出问题的方式，用浅薄武断的“或者……或者……”的选项排除了深入的思想争鸣的可能性。而这个故事的要点是要展示基本的决定因素，不需要解释或决定什么；用最直白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必须“在极度的经济还原论和作者推荐给我们的多元性之间”做选择（这些选择在我看来，“要么一是全体，要么全体是一”）；我们被告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来说，“他们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对于解释这种政体来说是最主要的"。[8]
万能关系
拉克劳和莫菲的回应有三个方面。[9]首先，他们用相当含混的方式（这正是我所批评的）对待我的争论：他们要么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决定……不决定一切”的选项，导致相对自主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显得不可思议；要么由于严格限制他们自己的思想而拒绝了这个概念——而我不是。这就制造了含混。我允许他们一遍遍地仔细解释，他们确实承认“每一领域的相对作用”，没有“在总体自主和绝对从属之间建立一个严格的选项”。而这是另一种回避，是对我的问题的转移。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们仍然没有回答。
第二，他们指责我“耍诡计”、“玩把戏”，通过锁链的例子把决定关系转移为限制关系。对此，最简单的回答是：我没有。但是拉克劳和莫菲简单地省略掉了对他们来说的困难之处。其虚伪之处表现在，把实现我的目的所必需的东西放在一起，在总体决定外建立另一种模式，把限制和压力相结合。在描述完它对我可能的限制之后，我写道，“锁链不仅消极地限制了我，它还促使我采取一定的行动”；反过来就解释了这一点。[10]对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决定而不是限制，他们在数行行文中重复了三次。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单单忽略了论点的这一方面，而把它当作语言的把戏？我不知道。但是令人担忧的模式正在愈益清晰。无论如何，他们似乎营造了一种环境，他们的读者不会同时阅读我的文章。对知识分子的辩论来说，这造成了视野的偏狭。
第三，通过以上的揭露可见，拉克劳和莫菲只是重复了我所质疑的决定概念。这样的“决定”不仅是限制，它也不是限制和压力（或条件、影响、原因等等）的结合体。因此，我们被告之：“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肯定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像一只手的移动决定它在墙上的影子的移动一样”；这就是表达关系；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决定概念和相对自主“在逻辑上不兼容”，前者表示的是“万能关系”。通过“中介”的概念把模式复杂化不能改变任何问题，因为严格说来，经过中介的相关实体是不能分离的。如果在最后一个例子中“决定”是“一个先验真理”，那么就没有有效的自主的实体，因为它只是实体本质的一部分。这些评论重申了我所批评的决定的观点，我认为它们会被赞同，但是支持它们的观点是什么？没有。这就是决定的意思。他们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约定定义，没有更多的了。作者隐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近乎一千字之后，他们附加承认了（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定，但是这适用于全部），这里他们所有的“推理”是“确实不必要的”，因为肯定根本决定和有效自主的同时发生“从一开始便是不一致的”。我有把握地引用它们，并且与之辩论的就是这个问题。[11]只是通过简单的重复，甚至多重复几次，就能成为答案吗？这不过证实了我的批评，而他们并没有做出回答。更进一步说，如果讨论的水平就是这样，我只需打开我的字典就够了，字典上很清楚地写着，“决定”的第一个意思是“确定”和“限制”。[12]从“反本质主义”理论家话语的多样性，以及援引维特根斯坦的权威著作来看，我们希望他们能表现得更好一点。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能够被明确的法令评判，这该是多么的荒谬。从其起源来看，以马克思的1859年序言为开端，所讨论的关系没有被明确表达为一个直白的定义，而是通过不同力量（“协调”、“条件”、“决定”）形成的一系列术语，甚至只是“作为我研究的主线"。[13]随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可以被视为漫长的思辨，从精确的本性、视野、力量上看，这种关系都存在着内部差异。但是对于万能基础和墙上的影子般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这种还原论，是我一再反对的。如果真有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会拒绝的。正如我指出的，拉克劳和莫菲全部立场的错误，是在任何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内，通过简单的绝对命令——对不起，有决定，就没有相对自主！——来控制这种不合逻辑的拒绝。一个新近的思想史（相关的）情节现在使其有了新的希望。阿尔都塞的全部规划似乎都基于语义的错误，因为他强烈坚持，决定关系不是表达关系，当……它们是决定关系的时候。
支配体系
把文字游戏置于一旁，我只是重提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直接正视问题。为什么在“最丰富的经济还原论”和“多元性”之间没有逻辑空间？为什么没有解释首要概念的空间？这又怎么能作为一个单独的逻辑事件被取消呢？我们这里只谈在马克思主义之内很重要的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是否是议会民主制，依赖于所有的“自由”权利、实践和程序，这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差异”，对于工人组织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此托洛茨基把它与纳粹联系起来。这一观点已经以各种方式阐述过。至于托洛茨基自己，认为议会民主制和法西斯主义是两种不同的（阶级）统治制度，在前一种制度下，工人能够创造“无产阶级民主的要素”和“防护墙”，“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内，利用这种民主制与之展开斗争，通过贸易联盟、政党、教育和体育俱乐部、合作社等等（创造）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还有卢森堡论议会民主的思想，我已经在其他方面进行了批判，但是对她来说，这是“阶级斗争最有力和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它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必需的，因为它创造了政治形式（自主管理、选举权等等），它将会服务于……推翻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14]然而无论如何阐释，这种观点对于所有严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来说都很平常，除了政治体制和结构由于对它们有特殊影响，因此不仅仅作为阶级或经济权力的附庸（“影子”）之外，没有提供什么可靠性。同时，与作者此处过于单纯的断言相反，政治民主对它来说是不可削减的：对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言，它不是纯粹的表达或是简单的手段。作为具有重要后果的现实，作为（在某种程度上）一种独立的制度结构，它的结构和程序必须符合相应的后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不像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科学所宣传的那样，认为国家是一个中立的竞技场，或者是“上述”阶级之间的裁判员或调节员。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拒绝这样的观念是因为，根据他们的看法，由剥削和阶级结构所施加的竞争的影响、限制和压力产生了更重要的后果，其作用是国家倾向于给予资本家利益优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权力——尽管不是没有例外，但是一般来说，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这样。因此，只有相对的自主，尽管不那么真实，但它并不意味着国家体制是无效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思考。他们并没有断言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优先性是“一个先验真理”：虽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它仍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假设，在得到肯定的同时也有例外，有太多伪造的可能性和强有力的历史性的反面证据。与此休戚相关的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便是，不用通过恣意而陈腐的各种思想（“决定”是万能的，“中介”意味着“不能分离”，等等）的定义而提出一些细枝末节：资产阶级霸权机制是什么，阶级权力在国家层面上决定（影响、限制或调节）政治后果的确切方式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解释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诸如经济权力模式这样的问题，都是基于资产阶级利益对国家间接限制或直接施压的各种方式的表现；（b）社会构成因素，即那些执行和裁决法律的人的阶级起源和形成背景，与统治阶级结盟的程度；（c）结构限制因素，即由统治阶级利益的特殊关系而历史地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国家及其组成结构的（困难）程度，是否阻止或妨碍了大多数被统治的人接近决策？
这些都是难题，其中对证据的评价是批评性的。很明显，对此可以有很多种看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找到支持历史唯物主义假设的充足证据是很难的。在历史性证据面前，人们彼此尊重、认真讨论。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严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义务参与这些讨论。而难得的是尊重这样一种观点，在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任何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如果严格依据定义的话，立即变得不可思议。这可能有点像：天马行空，或者内心悔恨；无论如何，可以被恰当地称之为思想“闭合”[15]。
双重逻辑
我反对的另一种极端对立是分散的工人阶级的统一过程。拉克劳和莫菲的选择（其形成与卢森堡的思想有关），要么是“必然规律”、“无产阶级化”、“危机”（由经济决定论而达到的统一），要么分散是“永恒的”（因此，阶级对于政治建构的统一体来说不是最基本的）。我对此的回答像以前一样，是“非此即彼”：可以预见共同的阶级地位和某种资本主义经济趋势，不是为产生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统一体，而是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提供有条件的基础。[16]作者们指责我的文章中有“不能容忍的”错误引用。不用说，他们这里只是一种“边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由不同的结构决定论逻辑和自发论逻辑所涵盖的“有效区域”轮流延伸。上述的选择只是从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最“本质主义”、“排他的决定主义”版本的经验归谬法中得出。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不仅“指出存在于罗莎·卢森堡文本中的双重历史逻辑”：决定论和自发论，而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持续努力地避免‘或者……或者……’的决定论逻辑"。[17]
要不是其特征的特殊性，人们也不会想起这个已经被编造为玩笑的观点。但是当我被谴责为思想“不诚实”，至少可能“不诚实”时，我得采取更为严肃的态度。因此，让我们再深入地谈一下“表达”关系。它可能偶尔发生在单独的一句话中，或是你突然看到的手势中，“表达”了一个人整体的态度、性格或特征。因此，概括说来，不受约束的武断已经成为拉克劳和莫菲思想的特征。他们的思想不仅不受其他人的束缚，甚至不受他们自己所写东西的束缚，谨慎地避开他们作为“回应”的“不可化约的二元论”和“双重无效”，这些术语在卢森堡思想中称为“双重历史逻辑”。我认为他们会认识到我的批评集中针对后面的术语，他们怎么可能忘了这个？[18]在书中，他们巧妙地拒绝谈论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特征的“不断的努力等等”湮没于“二元论”、“伪造的二元论”、“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论”、“正是同一种二元论”等题目之下。为何会如此？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两种逻辑——所谓二元论的两个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不是“两种积极的不同的解释原则”（他们安在卢森堡那里的），而是“最终的不一致”（安在葛兰西那里的）。[19]他们并没有创立，仅仅是以特殊的方式再次宣布我们刚刚证明的“决定”与相对自主之间的不一致。他们仍旧一遍遍地断言，它真的是“边界游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上面提到它的原因，因为那是他们的观点，而不是我的，是一种排除任何连贯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支持诸如相对自主、霸权、多元决定论、卢森堡主义者的“自发性”等等（好的）概念。他们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经济决定论”、“还原论”的架构。任何有逻辑的头脑，如果被这种观点所说服，不为无话找话的措手不及所困惑，那就不得不在直接的、绝对的经济决定论和上述被认为是（好的）概念的孤立、敌对的逻辑之间做出选择。这恰巧就是所谓的“边界游戏”所开启的替代的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拉克劳和莫菲会采取“后马克思主义”路径。因此，当他们被指出存在一个虚假的对立选择，把历史唯物主义漫画化时，他们无辜地自我辩护道：这只是通过反证法来表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们所知的和我们所说的要更为复杂，包含着其他更为精制的逻辑。他们没有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所谴责的只是这种不一致是无效的。其实，无效这个词是正确的用语用错了对象。
这些回答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对他们的著作提出的第一个批评，作者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回答）不过是对所争论的观点空洞的重复而已。逃避或者置换真正的问题，策略性地排除关键方面，我的论点和他们自己的论点交替出现，否认他们早已提出的方案；有时夸大其词（如“上帝和杰拉斯”；），并伴有针对个人的指责，这些都没什么用。如果我非常在意关于我思想不诚实的指责，我会拿出足够的材料来反驳。但我无意于此，一方面是由于我相信它是很少见的，人们通常自欺欺人；一方面是当它发生时（我假设它时而会发生），如果没有精确的个人知识就很难了解它。无论如何，这一切有更加合理的解释，后面我会谈到这一点。现在这么说就够了，无论如何解释，有件事情是清楚明白的：这里到处是“做出回答”的形式，而它的实质或是内容却是——无。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关于正义的格言来概括：回答不必真的做出，但是必须被大家视为已经做出。
2．马克思主义者
《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展现了对各种各样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看法。我撰文指出，这是一种系统的贫乏化的曲解。针对我的批评，他们的回应中有两条开场白。[20]第一条是对他们的方案进行概要性的重新描述，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作者纯朴的精神：他们在书中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摆脱本质主义的持续努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其他更好的逻辑正在浮现。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这是首要的、无所不在的，拉克劳、莫菲用这样的术语来称呼这种缺陷）、“还原论”、“经济主义”等等，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远离它”，因而对作者来说就产生了二元论。这种二元论要么是“不可化约的”，要么是“伪造的”或“不一致的”。这种“持续的努力”“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省略这种自我陈述的方式。而我们已经看到了秘密：突兀而轻易地把逻辑上不协调的半“本质主义”铭刻在马克思主义上。我的批评清晰地展现了整个过程。在争论一开始，拉克劳和莫菲就曲解了。我写道：“绝对准确的是：不否认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著作中发现的理论价值的力量、见识和贡献……只是，这样的价值元素都以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参数为条件。”[21]如果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要从根本上开创“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为什么要换一种视角来看待同一件事情？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中各种各样的“价值元素”并不表明（它们其实表明了）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本质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不包含（内在于它的）“反本质主义”。他们简单地允许它包含反本质主义，那么，请问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把它发扬光大，而要等到近来才又复原以往没有注意到的内部财富？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条是为补充积极的自我形象而树立的另一种形象。拉克劳和莫菲对我的观点——“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感到很惊讶，他们认为，“在杰拉斯这儿清楚地看到对于内涵的背叛”。事实上，“放弃”是他们的话而不是我的，不过没关系，我说过伯恩施坦和索雷尔拒绝了，或说是结束了马克思主义（正像作者现在做的）。[22]我想如果能够给与之相反的观点留有余地，我们将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是，无论如何，那不是一种轻率怪异的观点。例如对于伯恩施坦，至少也有与我持不同政见的一些学者，如彼得·盖伊（Peter Gay）、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乔治·利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的观点。我承认，这沿用了拉克劳和莫菲他们关于伯恩施坦和索雷尔的看法。[23]但是“背叛”说的是什么呢？原本的事实是，关于伯恩施坦或是索雷尔背叛了什么，我根本没有说过。然而：“清楚的内涵”被如何介绍，“背叛”迅速地取代了“放弃”。作者表达了愤怒：“我们怎样对待这种荒谬的‘背叛’和‘放弃’的故事？人们如何解释哲学史，难道要宣称亚里士多德背叛了柏拉图……马克思背叛了黑格尔？”他们如是说，“我们”认为，对个人来说，走进某种事物是通过这种方式：“遭到背叛的教义是崇拜的对象……宗教对象”（再次做记号，关于宗教信仰的贬义）。进一步说，“我们很了解这个故事：伯恩施坦背叛了马克思；欧洲社会民主党背叛了工人阶级；苏维埃官僚体制背叛了革命……因此，‘革命’和‘科学’的惟一托管人是想象中的国际主义的一小部分，……它永远是碎裂的。”我想，拉克劳和莫菲这里也许想要建议读者，杰拉斯是某种托派分子，“我们”都知道。它是令人绝望的废物。
如果我真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之类的或是某种类型的托派分子，人们将会看到，这将会反映在我对他们的作品提出的特殊的批评和论点上。好点儿的是，作为虔诚的、不加质疑的思想的产物，这些批评和论点将会毫无疑问地涉及到：一个人应该回应（作为回答）一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放烟雾弹。我的意思是，如若不然我们思考什么？我个人认为这再一次证实了话语的“开放”和“多元”。对马克思主义最前沿（估且称之）及其全部著作的批评是明确的、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努力。但是捍卫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是被强迫性的，而反对这些批评，这只能是宗派主义的虔诚。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可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基于反思、质疑的思索而采纳他们的观点和判断。如此说来，它在不同的场合下确认了歪曲指控的正当性。马克思主义现在如何能通过一种思想开放的知识被接受，而不止是用其他的虔诚方式（闭合和千禧年、固定和减少、令人作呕的“本质主义”及其同类语）来捍卫？
至于“背叛”的问题，尽管它被过度使用，但是我相信这个概念在政治上和私人事件上一样，有时是恰当的。人们会背叛同志或支持者，或者背叛他们自己订立的原则。准确地说，我认为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许多“反战”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行为。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在评价理论方法或范式上（他们的力量、问题和他们的失败）背叛的问题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背叛一种理论、历史或社会观念其实没什么意义，因为会认为伯恩施坦或其他人“背叛了马克思”或是马克思主义。我不这么看。可能迷惑这些作者的是他们自己转嫁给我的观点，用尖锐而非温和、愉快的语调表达出来。这对他们来说很难接受，还会有什么别的理由导致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批评，也要求尊重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它是一种慎重而严肃的类型，那么就有责任努力在精神上相遇。再者，也许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有一些弱点（已经够多的了）需要修正（但是哪一种社会理论没有弱点？）。[24]然而，出于同样原因，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义务受任何浮夸和陈腐的反马克思主义偏见的影响，那将更难期待和获得人民的尊重。如果任何背叛的概念在此处适用，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背叛了正确的思想标准（严格的质疑和争论）。拉克劳和莫菲也许不同意这些，更不用说得到他们的欢迎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的作品置于公众范围，就是要让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下面我从友好的自我描述和作者的愤怒转到他们称之为“逐一地”回答我对他们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批评。他们的第一个（意味着回应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我指责他们“随意（着重号是我加的）选择了一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说其实不是的，因为他们讲述了思想的历史。他们当然使情况有利于自己。我给出了他们所讲的思想史的详细说明，展示了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如何被对待的，以及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从事这个工作，即（可大可小的）一些进展，直面这些思想家提出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本质主义”问题，以及对世界的理解；但是总会有一些失败，基于上述的错误而导致二元论。用讽刺的但不完全是轻蔑的意向找到潜在的证据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你拿走一些马克思主义，其他马克思主义将会……”，就这样走完一个简化注释的路线。我的观点不是说作者随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者。从卢森堡和考茨基经过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阿尔都塞的线索一不是随意捆绑成一束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为什么我在介绍概要时说起，“要给予许多更加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逐一介绍的方式”）。我的观点是用质疑的思想方法，无论你选择哪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什么区别，你都会不费力气地“说明”同一件事。[25]
然后我继续确认这个原因。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给我们证实，在作者那里马克思主义范畴是如何被夸大为“本质”的，因此也没有说明真的存在“本质主义”。根据事实，无限使用范畴就是“本质主义”的证据。作为后者的受害者或是凶手，说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够了，不管你是否把什么还原为阶级或经济或其他单一的意义。因为“本质主义”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话语中起双重作用：作为概念和标记一这两者是相互脱离的。作为概念，大致有“总体性表达”的意思。作为一元论，明显地把复杂简化为单纯的本质，通过提及一部分以解释整体，如此等等。然而，作为标记，“本质主义”等于把每件事还原为一个本质而没有解释任何东西。它只是在社会“多重性”之中，依据或多或少的重要性作了一些类别上的区分。正如我指出的，作者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已经全部解释了，但事实上确实没有全部解释（它的基础，作为与“本质主义”相伴的“二元论”；）。这一点也没有能阻止他们指责“本质主义”：一种更小的“本质主义”是，除了不是的东西，任何东西都被一种本质所解释，这有点像某种中世纪的魔法试验。
但是对于整个论点，拉克劳和莫菲什么都没有讲，在“逐一地”回应中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沉默。事实是（正如我后面讲到的）他们自己不自觉地表明了（但是现在它在展示）本质主义的真正含义：把概念或模式提升到现实中无处不在的程度，尽管每个证据都指向反面。这就是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或非历史的阐述，是一种自我封闭、不能证明真假的理论模型。[26]
他们的第二点（回应我的第四点）是这样的：“假定我们是自我矛盾的，我们同时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和二元论。但是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元论失败的结果而变为二元论，是以多元主义开始的理论成为二元论，这样说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从开头到结尾未经删减的事情的全部。至少这次拉克劳和莫菲做出了对批评原原本本的回应：这不仅重复了批评，简直和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两样。任何读者都能轻易证实这一点，这里提出的作为对我的批评真正解释的一部分，是简单地把批评“踢回来”作为回答。我自己理出了他们的逻辑：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而世界不是，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为了应付它而成为二元论。[27]但是他们作为结尾的这一点，是任何认真回应过程中的一个起点。为此，我得指出这是一个荒谬的逻辑。它仅仅通过在任何表象和谱系中规定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元论；然后，通过漠视所有的概念性事物，把“自发性”、政治主动权、霸权、相对自主等等作为它本性之外的东西；二元论的另一半也是如此。我清楚地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把粗制滥造的版本搁在一旁，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既是一元论又是二元论，而不是把二者简单地结合起来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既非一元论也非二元论？[28]（在这儿我有意被误构：很明显，我不想成为拉克劳和莫菲，而是一个“守规矩的”多元论者，像在上面和以前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作者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好比所有人都是素食主义者的观点一样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大多数人是带有“二元”饮食的不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建构方法
这种马克思主义二元论的唯一基础就是我接下来要确定的，拉克劳和莫非下面会提到。我觉得，因为他们只是“目的论”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史，因为他们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对待确定的概念，当他们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协调时，他们就把这些表述为（追溯性地赋予他们自己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协调的东西。为此他们回应说，没有比他们走的路更正确的其他道路了。历史“总是当下的历史”，通过“用当下的视角来质疑过去”而建构历史；“没有自在的历史，只有对它的多重反映，这有赖于质疑它的传统"。[29]通过阐述没有争议但却与此无关的真理，他们再一次逃避了问题。或者更糟糕，历史学家或社会哲学家不是一张白纸之类的东西。因此，如果今天有些人对正义的概念感兴趣，他们有资格依照兴趣重读马克思，并且表明他如何被这些思考所打动，尽管他的文本公开否认这一点。但是通过精确地参考文本及其上下文，他们不得不出示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所有独立的证据。人们不能脱离现在的视角来制造自己想要的历史。实际上（一直带有这种哲学倾向的）拉克劳和莫菲正是用其他人的方式提出：似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可以通过说明它在解释什么而获得评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立二元论，他们需要证实一些逻辑上的不一致，比如，葛兰西的霸权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列宁主义的政治联盟，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卢森堡的大众罢工，或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之间的不一致。但是我认为，他们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不一致。通过把这些概念和论点置于另外一些阴影亦即未来的“推论”中，他们仅仅制造了一种不一致的表象，只是说“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这是无法回应批评的。一个人能做其他人不得不做的事情，用论点和论据来回应批评，并给出理由一如果有的话，从这种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就值得认真对待，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超出事实视角依然是一种视角。
或者这种视角可以自给自足？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讨论的作者在他们文本中的其他地方宣称的“基础主义者的发明”也带有相对主义意味？[30]也许吧。但是想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总带有这种哲学倾向），因为本质上，直到思想的最深处都是很明确的。因此，没有“历史自身，但是……有对它的多重反映”。那么，这又是什么呢？让他们随其所愿吧。如果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是自足的，对我们三个来说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他们喜欢这种特殊的黯淡的安全保障。但是对我来说，我仍会尽我所能地劝说那些接受这种观点的人，原本的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和莫菲“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
现在我们对这种建构方式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书中坚持认为，有一种“象征逻辑”支配着卢森堡的大罢工和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思想，我表示怀疑。这是他们对于她的没有根据的偏见。他们认为我没有提供任何论点，只是“列举”。因此他们指出我把她的思想拆解为十三个独立的要点。他们曲解了这些思想，我所列举的都是我的观点，又怎么能够论证它？除了用尽可能详细的篇幅来列举出她的大众罢工的观点，使得读者能够掌握材料（文本证据），以便自己对于有争议的解释做出平衡和判断。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会同意”的。而我仅有的“列举”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任何矛盾之处。奇怪的是，从革命经验中，他们挑出且仅挑出了那些很适合他们“象征性”解释的清晰论述，也就是说，为了工资的罢工在特定的环境下象征着反对作为整体的系统，就像“玫瑰”能够象征“爱情”一样。列举出的别的一堆观点，所有其他的“逻辑”或者因果：通过工人阶级新阶层的加入，使组织得以加强，军队向罢工个人射击，社会主义者煽动的结果，在加深的贸易联盟中工作，使用新获得的政治权力等等，他们不愿谈论这些，更鲜于对读解释。这样，一个复杂概念的一个方面就被变为它的中心“机制”。因此，通过准确地重复一遍同样的事情而不增加新的说法，就是对批评做出回应。[31]
关于卢森堡有很多回应。但是我批评他们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处理方式问题，他们的回应要少一些。对于阿尔都塞：保持沉默；对于列宁：保持沉默；对于托洛茨基：“理论上”例行公事的阐述（一段之内有四处斜体）来回答相对自主的概念对所谓的文本来说是核心的，说他只是简单地退回到不成熟时期的观点；还有一两处脱离了它们文本中的位置，这足以证明他对不成熟时期观点的依赖。但是在同一文本中（仅仅是简单地回应了批评）有六处关于“相对自主”的阐述和通篇关于他最初对此问题所作的文章中支持俄罗斯和西欧国家历史性的比较讨论。通过拉克劳和莫菲良好的平衡感，得到一种理论分析。关于伯恩施坦、索雷尔和葛兰西呢？仍是沉默。[32]
因此，对于他们书中的第二个批评，作者们只好提供更多单纯的重复，通过劝说性的推理语调表现清白。除此之外，在“逐一”的回应中，通过一些有趣的空隙来回应无法弥补的沟壑，他们绕过或避开了他们假装回答过的四点质疑，而《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对马克思主义阐释意向的描绘，则有一点蛊惑人心的装腔作势。
3．无效
我的批评详细指出了拉克劳和莫菲社会理论的核心缺陷：“霸权接合”（hegemonic articulation）的概念。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说，不能通过政治话语，比如“要素”或是“契机”而产生身份接合（即，作为构成，分别在既定话语的内部和外部）而不陷入“本质主义”；他们满足于居于两者之间。然而，我指出实际上这意味着系统的概念推诿。针对阶级同一性衰落的思想，内在性（接合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构成）是至关重要的，外在的“固定性”在支持“不固定性”时被消除了，似乎内部就是总体。但是接合话语导致了总体性的结束，它支持“多元主义”，诉诸外在，使某种外在的固定性获得许可。我认为：第一，这里没有使用清晰、一致的标准，只有为了便利而随意使用固定性/非固定性、内部/外部等等；第二，这里对马克思主义假设的批评是完全无效的，因为它依赖于推诿的一方（没有外在的固定性），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构成的身份；第三，概念近乎空洞，因为它不能解释不同政治话语的命运，除了求助于包括“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范畴。所有这些展开了好几页，占到文章的六分之一。[33]我细述了拉克劳和莫菲的观点，以及他们极力呈现的核心思想。我推进了对他们的批评：我相信这个批评系统、逐步、明确、清晰，有实质性的引用和完整的参照，详细地分析了他们的思想。但是他们两人的回答甚为简短。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4．规范
下面一个问题是他们著作中规范的缺失。当进步范畴、客观利益、“‘人性’的人类学假设”、“普遍话语”都被拒绝的时候，我问道，他们“进步论"的基础何在？决定政治方向规范的基础是什么？拉克劳和莫菲以专业的多元论者的勇气开始说了：如果有“毋庸置疑的确定性”，就不容许大家“讨论”，那么就不存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但是由于“政治性的推论和偏好的可能性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大可不必介意讨论之外的确定性。而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34]我当然得考虑这件事。事实上，经常讨论的理由可能是琐碎的，是“各种各样”理由中的一种。它们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简要地说一下人道主义话语。作者们没有否认人道主义价值的有效性，他们只是认为，人道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建构，他们喜欢这样说。然后只是讨论了人道主义的“出现”，以及这种“多元建构过程”“业已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话语表象”等等。但是“它是建构出来的”无法成为我们偏好它的理由，正如我没有告诉拉克劳和莫菲的，这类事物中的每一个都是被建构的；他们所看到的对人道主义构成威胁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都是被建构出来的。[35]可能他们（从外部来说）在积极的条件下提到，人道主义价值的产物足以使他们可以不必解释理由。但是有点牵强，因为他们选择的价值涉及到“人”的人道主义概念，涉及到“无条件的‘人类’”。他们不会费力解释，“人”的概念如何优于另一个曾把人性排除在外的概念，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才成为选择它的理由；事实上又如何能认为“人”的概念（从内部来说）没有“任何人类学的基础”。这样的矛盾让人困惑，我已经注意到：他们诉诸于人的能力概念，而不涉及任何人性。如果曾有一种左派陈旧的正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或是“后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现在只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力量在精神上给予支持，那都是在否定人性。把最好的三年用于辛苦的争论，通过详细的推论来反驳它，我并不看重，关于必然性的说教和关于人性观点标准的推理，它们“可能是天堂的礼物”。至于其他，作者的见解也许间接依赖于他们公开抵制的假设，得出了标准化的“决定”内容，这一点我已经指出了。作为结果的自我矛盾和“间接”现在有了一种新的不同寻常的表达：在话语的话语中，关于“人”的话语获得了外在于人道主义话语的认可，因为“人”本身不能作为原因。
第二，对拉克劳和莫菲民主革命概念的简要说明。这是关于话语的另一种话语。因为，如果你想知道他们为自己偏好的民主政治立场提供的理由，你能够发现的只是下面这些：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是本质对抗的，只是平等和权力的民主话语使然。这是一种强化论点的方式：单纯无知的重复，像前几次一样，但是现在甚至没有提示已经受到了批评一尽管被重复的东西毋需捍卫；只是假装捍卫自我而已。按照这种话语，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也许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的（以及由此而来的镇压等等），但是按照另一种话语就不是这样的了，我认为按照另一种话语，这种关系不能被建构为对抗性的，因此这两种对抗的观念没有形成特别的规范。我们仍然需要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偏好这种话语而非那种话语。现在，试着把平等作为理由（不仅是“话语社会学”中的目标），而不依赖于任何他者，包括最低限度的人性概念，或是基本的人类需要和人类品质；也不依赖普遍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即普适性的范畴。如果到处适用的话，平等和人权的话语是“普适性的话语”，这里拉克劳和莫菲轻易地消除了这些话语，它们被彻底剥夺了作为理由的可能性。[36]
我们之前看到的对批评的诸多回答都是一种不幸的失败：它只是一种关于理由的话语，不能接合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失语的话语理论，不能指导任何事。
5．本质
这种次要的言论在道德上处于真空状态，奇怪且推诿，原因很清楚：拉克劳和莫菲冒险从他们自己嘴里说出来的也许是“本质主义”，因为他们毫不吝惜地使用他们最后的概念。客观利益是一种“本质”；人类本性是一种“本质”（因此，接下来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了）；过程是一种“本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是一种“本质”；生产关系是一种“本质”；党派是一种“本质”；革命是一种“本质”；社会是一种“本质”。构成社会的各种独立“要素”的“本质”……对于有机的理论概念和真正的还原论之间的区别缺乏标准，变成对严肃思想的打击和一种蒙昧主义。人们可以坚持认为人有本性，（却又）不把它作为一切事物的源泉和中心，不否认社会的复杂性等等，它起一种确定的解释性的作用。有着重要解释作用的分类会涵盖更多内容，不只是建立一种本质主义。它们对于有目的的探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拉克劳和莫菲却处处发现被还原的“本质”，甚至在他们熟知的解释性的分类上。本质会“显现”给任何一个社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人，以符合他们的标准，即他或她的思想是“本质主义”的——即便不完全是，也会是二元论的。我曾经对他们的思想提出过论证的依据。然而，在我的文章中，整个批评和质疑的线索是很清晰的：为什么具有普遍性的话语就比阶级的“本质”要少，为什么伯恩施坦能继续使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满足于他作为二元论者的需要，作者们出于需要求助于此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们只是选择了平静的失语来应对。[37]
6．政治
我注意到一种趋势，在某些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书写中，似乎民主关怀和民主原则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他们以权威主义的形式混淆了整个传统，因此也就忽视了另一方面：民主的遗产。当然这是由于存在着一个传播非常广泛的非马克思主义潮流，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没有兴趣。因此，这股潮流也来自于那些公开表示与过去的马克思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不管怎么说，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在现实中被视作斯大林主义等价物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莫非对这篇文章的“回应”是很特殊的，难道杰拉斯没有听说过斯大林主义吗？他们这样发问；而且一党体制除了重点强调审查制度外，还有其他内容吗？也许这样的“回应”在那样的环境里出现会让人产生疑问。很简单，他们从我的论文中转述了我的话，我也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但不认为这种说法毫无问题。但是他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斯大林主义如何？坦克大炮又怎么样？对于那些“不住在火星上，不住在杰拉斯地盘（Gerasland）”的人来说不是自明的。在他们的行文当中，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与现实的迫切需要隔离开，而快速的不费力的反驳是最愚蠢的行为。他们恰恰忽视了：他们引起读者注意的我的文中语句的整体语境，清晰地通过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通过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对比，表明我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遗产。我认为前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对革命的“背叛”，他们在自己的行文当中先前两页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斥责，这是事实。因此，我确实了解斯大林主义，那么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事实是怎样的，你就应当怎样去“建构”它。就这样一个句子，便被再现为“不是自我”的所思。这也使他们从真实回答的需要中解脱出来，尤其是从辩护还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民主的选择中解脱出来。[38]
拉克劳和莫菲遇到了麻烦，在我对他们的评论或者我曾经写过的其他东西中他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证据，我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系是毫无问题的，这也是迫使他们重新建构新的理由的原因。他们会发现，实际上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问题是有永恒联系的，在1985年以前对于社会主义多元化必要性的认识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十年前就已经确切地形成了；他们会了解到，不仅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资源，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它的论述都是真实的。我汲取了自己前些时候被批评时的教训，我拒绝把党派问题化（没有单一的所指，否则这一观点又会被说成是“本质主义”）。[39]这恰恰是我的陈述当中被他们诟病的一点：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设想，而且已经被深入地思考，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理想、目标和事业，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必须的连续的组成部分。把这一传统说成别的什么都是不足为道的。这并不能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就没有问题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组织形式、权利和程序的理论精准性方面，在灵活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宪政秩序方面都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必承载更大的压力去面对其他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他们和我们来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在这一问题前需要冷静，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传统的相关评价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我注意到，很多作者几乎没有对这样的前景提供什么东西，这样就不会出什么差错，只是在不断地重复“激进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在我的论文中对于拉克劳和莫菲的民主制度的主要看法，然而他们再一次提出来并原地打转，只是为了强调独一无二的开场白，以他们自己无法模仿的自由方式进行解释说明。他们现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式：“自由国家的团结和民主的改良”，他们的激进主义会使大卫·欧文尴尬不已。[40]
每一次辩论，每一个论点，拉克劳和莫菲都灵活地贯穿了什么思想？我认为他们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成同样的社会类型，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本意是：他们使用“集权主义”指称左翼运动和法西斯主义共同的东西，谈到左翼运动时，他们把这一学说的源头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中，因为“要力图建立一个权威的理论组合”。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同样的社会形态，他们要对这种看法做出回应，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捍卫或修正他们理论中认为集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根据的思想。这就出现了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的学说作为一种“回应”，通篇概括出来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既定的诽谤。在结尾处，运克劳和莫菲谈到“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尊严”。那么，他们就应当说一说，所谓的尊严，是不是就是对审判、大屠杀和古拉格集中营负责呢。[41]
偏离（I）——存在
我文章的读者不可能弄错的主要观点是：反驳拉克劳和莫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批评他们偏好的社会理论，这占了40页中的38页，是整个文章的95%。其他的两页是关于本体论中的一个问题：客体是否存在于思想之外。在一些介绍性的评论之后，拉克劳和莫菲开始把他们回答的40%集中在这两页当中。为什么呢？这里提出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无可置疑的，但是他们未能回答任何问题，甚至没有伪装式的回答。我对他们提出的社会哲学的两个主要批评，他们保持完全的沉默（关于元素、时刻和附属、对抗、压迫），这不禁使人怀疑他们是如何掌握平衡的。在任何情况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从不担心无话可说。我们列举几位历史上的哲学家和作者：维特根斯坦，汉娜·皮特金、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理查德德·罗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贝克莱，海德格尔，查尔斯·泰勒、W. T. 斯塔斯、马克思、海德格尔、德里达、萨特、W. V. 奎因和尼采。我们到达了哪一个阶段呢？正像我说的我们正在起点阶段：作者们正式肯定客体外在于思想而存在，但是他们所说的其他内容抹杀了这一观点，削减了这一理论的价值。因为，一旦你试图给这些客体赋予内容时，你要重视的是它们的存在（being），而不是“实存”（existence），存在（being）是一种特殊、相对的话语。你无法谈论任何外在于思想的存在，只有那些事物可以。我争论的就是这个观点。[42]
现在轮到我来反驳那些沉默不语了，我不会讨论：第一，拉克劳和莫菲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唯心主义者。如果他们不想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我还会对谁吹毛求疵？第二，支持“足球只是处于社会建构的规则系统之中”的观点的动机是什么？尽管我设想有前社会或超社会的足球，但那只是原始的足球。
让我们以石头为例。如果没有人类，作者们会说，“那些我们称为石头的东西仍然存在，但是它们不会被称为‘石头’”，因为缺乏对其加以分类和区别的语言。为什么害怕引证？“石头”这个词，它的意义，它的文化联系，人类用的真正的石头等等，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称之为石头的物体存在，那么石头就存在，因为它们是“我们称之为石头的那些东西”和“石头”的共同所指的表达。先把它放在一边。如果我们称作石头的物体存在，它们有什么特性吗？例如使它们成为一种不同于我们称为水的另一种实体，又是什么会把我们称为鸟的东西区别于我们叫做饮料的东西？如果有一个肯定命题，石头（简称）和水和鸟，即使在话语和分类缺席之时，仍因它们的特性而相互区别，那么，一部分被某些哲学家称为存在着的物体，似乎从它们存在伊始就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能说清楚，在思想之外到底存在着什么，以及在人类史前时代就有的内在本质。存在为了成为话语被倒空了所有的内容。很容易看出为什么相对论在这种观点下似乎是“一个假问题”，如此空洞的存在不受其他存在的外部控制，任何能控制它的希望都是误导。
现在，让我们重新考虑这种看法：“由于所有的‘经验’都依赖于精确的可能性条件，所以主体不可能……是社会关系的起源，即使在存在的最低限度上被赋予了可能的经验权力。”我不赞同这种逻辑，它只是以存在另一种（话语）为由漠视经验（权力）的条件。[43]他们这里的批评有效地取消了话语自身的“可能性条件”，拉克劳和莫菲讲到“话语的可能性条件”时回应道，它是“无意义的”、“荒谬的”。但是我认为可能性条件不是要成为话语，而就是话语本身。有像自然权力、人类的生物成分、一种确定类型的头脑这样的条件存在么？拉克劳和莫菲没有说。如果不把他们称为存在的东西放回到他们称为实存的东西里面，他们就不能说“是”。但是如果这样的条件不存在，我们就不得不说所有的自然（本质）都是一种推论的建构。他们两人事实上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自然事实也是推论的事实”——只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自然的观念（！）”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我则认为，这种（像一切）相对主义根源于混淆了阿尔都塞主义在真实物体和它的观念——知识的对象（目标）间做出的区分。
还有一件事。同等地看待两种“建构”，我把地震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上帝发怒的表示，后一种建构可以称为迷信。作者们认为我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功能”，一种“绝对精神”的体现。[44]似乎我应该反过来考虑，这是一个严肃论点，而前一个不是。之所以不把它作为严肃的论点来看待是因为，拉克劳和莫菲没有简单地把宗教信仰作为形成世界观的充分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能用“千禧年”、“天堂”、“上帝”来抹杀客观利益或是人性的概念，而把我看作这些概念的崇拜者。但是当我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绝对知识、透明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和我们当前的知识程度有关）时，我们就得到了“真理的功能”。它根本不是论点的堆积，不是像他们说的，是杰拉斯用来树立自己形象时由于缺乏实质性的论点而需要引入的论点。我们只能再一次思考，关于作者们自己建构的话语“模式”是否存在任何限制。杰拉斯似乎不能建构关于宗教信仰的假设，拉克劳和莫菲用这个假设嘲笑包括杰拉斯在内的其他人，甚至在这里字里行间地警告他：杰拉斯把自己看成什么？看成一种绝对精神的化身。
现在我认真地对待这个论点，其出发点是，如果作者认真地检视他们的哲学话语，就不难明白他们按照真理的价值来区别地震和迷信这两种“建构”的理由，是两种可供选择的话语“存在”的结构。这里我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愿意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因为，你不能只说地震是上帝愤怒的表示，艾滋病也是，另外饥荒和广泛的贫穷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情况是人类应受的刑罚，而不是非道德的病毒作祟，而对第二种情况我们则祈祷有最好的方式解决。拉克劳和莫菲不会走这么远，为什么不呢？
偏离（II）——语言
我在谈论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思想和观点的看法时，一点也不委婉。作者们不高兴，报怨我的文章属于谴责类。他们请他们的读者来决定如何看待我“这样的语言"。[45]通过对这件事的观察，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首先，关于我指责了他们，我要说事实正好相反。我和他们的思想打交道，用大量细节来与之辩论，用了两万多字的篇幅。他们也许不喜欢这种打交道的结果，但是作者无权只期望读者的赞成。另一方面，像上面所说的，他们没有给我同样的礼貌：直接地回应我提出的真正问题。对于指责的抱怨，只是他们试图从论点的平衡中转移一部分注意力，带有单纯自我谴责的意味（追随者、谴责者、小官僚、崇拜者、在应该积极负责的活动中，这副肖像中的一些人适时地选择了沉默。拉克劳和莫菲在这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利用了读者的糊涂（对此可以展开很多评判），好像在他们现有的话语之外别无其他。
第二，至于他们抱怨的语言本身，我无意按照他们的“回答”进一步做出反应——或收回或调和我所使用的他们书中的某个单独的表达。实际上，没有什么比他们现在用于自我保护的贫乏能更清晰地表明这本书的倾向，更清晰地表现这本书的本质和思想标准。用什么话语可以描述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呢？当我们批评说另一种可能性——存在时，他提出虚伪的a或c的选择，他通过简单地改变选项来回答，然后解释说：“你看，我们没有说或是p或是r，因为事实上我们认为q。”[46]坚持“决定论”，只在最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和绝对的多元论之间留下一种选择，然后在下一瞬间指责批评者不诚实，说这是一种强制选择的方法？[47]他们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诉诸于一种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用自己预设的棱镜扭曲了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让他们可以抵挡这种批评？为什么拒绝了人性的人类学逻辑假设，却认可（包含一种话语）了人道主义中“人”的概念？是谁问他是否听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否听说过除斯大林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传统吗？谁又通过把它称作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来回避话语的可能性条件？“蒙昧主义”“缺少……合理的限制”，那似乎公平。“理论上的放纵”也是如此，我承认，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思想领域的放纵。这是近年来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甚为奇怪的讽刺之一，作者们在自己脸上贴上“顽固的严格”标签时一点也不尴尬。[48]
我现在请读者考虑这个问题。这两个人怎么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著作来回应批评？谁能比他们更有兴趣对待这些批评呢？他们要抹去的不是一两个问题，而是对全部问题一再地躲闪推诿，沉默之后是纯粹的重复，要么自我矛盾，要么离题万里，在据说是回答的时候并没有给出象样的答案。因为前面说过的原因，我没有指责这两个人思想上不诚实。我认为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们只是缺乏真正的答案。他们无法应对他们著作的批评，于是不顾一切地打击一切，无论如何’多少也要保存某种作为回答的外在形式。
第三，当然可能有比我现在采用的更为温和、巧妙的表达方式。很多情况下许多话可以用更加友好，不太对抗的方式说。但是不得不提的是，我一直没有把这种特殊的争论环境做任何软化，我所理解的宣战原因不同于拉克劳和莫菲所暗示的那样，是表达对他们的怨恨。他们可能喜欢这种方式，两个有良知的学者平静地自说自话，偶尔出于粗鲁的宗派主义和基础主义恶意地攻击。但是这种受伤的幼稚并没有影响到我。《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作者们一页又一页（他们现在有所后退）用一连串的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传统贬得一文不值，从“本质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到“阶级论”、“先验论”，以及“讽喻”、“封闭”、“千禧年”、“固定性”、“透明”，一遍遍不懈地重复，改变次序地重复。[49]很难想象有别的书会如此大量而轻松地使用错误的术语，用站不住脚的借口（轻率的对比和解释，没有严肃的词语来辩护）来嘲笑成熟的思想作品中的困惑、忧虑和困难之处。这足以彻底贬损马克思主义思想了。但是当拉克劳和莫菲遭到了直接的反驳，他们就一点也不优雅地叫喊。
民主和知识
第四，他们的抱怨和我的回应，都是更宽泛的主题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主张认识的客观性，被认为坚持必然性、绝对知识和走向真理的透明，如此等等；然而话语理论，作为（我所说的）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被认为是非教条、开放、多元而民主的。这种观点简单地融合了对知识的渴望（为信奉启蒙以来主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分享）和理性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概念。但是不像教条主义的信仰那样，真正的知识总是暂时性的，要根据新的信息和证据而修改，需要定期地重建以避免出错，因此开放对“多元论”的讨论和批评，同时留有辩驳或修改的可能，这样才能获得知识。对知识的渴望和全部诉求，也只是解释而已，它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必须要满足一致性规则，有外部的参照和证据，尽管有时很困难，但是一般说来，所有人都是可以获得的，正如现实本身是可知的一样。
而另一方面，用绝对的武断和非理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它们时，则谈不上什么民主。拉克劳和莫菲“民主地”阻碍了每个人走向（可以有意义地被称为）真理或是客观性的可能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所有的相对主义者，包括他们自己，公开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们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建立了真理的秘密法庭，神秘地只允许他们来审判：作为“本质主义者”，对于世界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作为经济主义者，不能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作为决定论者，误解了历史真正的开放性等等；允许他们自己使用一种外部的、客观的、真理性的语言（不说“这是我们愿意看待它的方式”，而是“就是这么回事，这些就是发展。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允许他们得出冗长的、不知疲倦的、没有结尾的“就是这么回事”，与此同时，相对主义者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就把合理性的知识和一致性一起打发给恶魔。
拉克劳和莫菲抱怨我对他们的批评，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导致（他们）写作的心理动机的绝对规定”，说我明确地指责他们屈服于名利、政治压力、自私和年龄的压力。其实我没有。他们在这里指涉的是我文章导言中的概要性评论，其中，我用概括性的语言提出了问题：这种压力在与我同时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右转的过程中起多大的作用？在这种转向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50]我承认，通过把这些独特的思考放在批评性文章的开头，也许已经制造了被误解的基础。然而，我很谨慎地强调，我没有质疑作者的真诚，正如他们自己承认但是选择了漠视。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思考都是合理的，因为除了想象外根本没有遭到真正的社会压力的他们，追求理想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善待自己，他们准备解释整个世界，伹是并不打算把自己的情况也拿出来讨论，似乎他们自己不受动机的推动，与利益无涉，是真理的单纯追求者。然而一般说来，我们有理由把压力问题提出来——尤其在现在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下，许多与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告别的人缺乏深刻的思想实质。如果拉克劳和莫菲认为这个问题与他们不相关，那很好啊。这种奇怪的自信使他们屏弃了作为理想的“透明”。我仍然不否认这一点，人们能够被他们思想的力量或思想的表演所打动。[51]
但是这就够了。他们两个表达了伪装的惊讶，似乎我本该把更多的篇幅用于讨论他们书中（我认为）消极的地方。这没什么不好理解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解释有所贡献时，创造和占有概念并不一定是真理或品质的直接功能。因为他不是还原论者，他也知道对神秘概念的批评是必需的，然而却试图弱化这种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寻求一种非常特殊的理由。拉克劳和莫菲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实质性的攻击和非实质性的替代，利用了现今对社会主义力量的充分关注，在他们回应的导言和结论中提到了好几次，但是思想工作并没有变得如此容易，以至于只要提出严肃的问题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正当性）。
社会主义思想目前面临两种主要的困境。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宽广和强大，面临着各种理论问题、理解问题、分析和经验问题，比如资本主义性质是否改变了、社会主义形式和原则是否名副其实等等。持有不同信仰的社会主义者普遍认识到，这些答案不容易找到，只能是一种长期努力的结果，必须成为一种集众人智慧的集体努力，通过公开辩论，仔细权衡其他的观点，进行革新、修改和校正，还要伴随一定的热情和承诺，才能发现和认识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现在也面临着一种异常敌对的政治和思想环境。那些准备抹杀它的人从四面八方施压、嘲笑，使它的希望化作幻想，使它取得的成就愈益渺小。
在当下和未来的趋势中，社会主义思想担负着比它应有的责任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用清醒的精神指导对它的讨论，认识到其现实道路的复杂性，即：真理和谬误都在历史思想的地图上探索。而对现有观点的讽刺和简化，通过轻易削减导致其思想短路，或是轻率地使用多次回答过的粗俗化论调（至于粗俗化，今天不仅被马克思主义而且被相当数量头脑清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注意），这都是一种双重失职，它阻碍了富有成果的社会主义辩论，加深了当前辩论困难的外部环境。对我们所需的社会主义多元论来说，这不是合适的类型。无论如何，现有的东西太多了。
注释
[1] Ex-Marxism，本意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里姑且译作“非马克思主义”。——编译者注
[2]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hereafter WA), New Left Review, 166, November December 1987, p. 92.
[3]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hereafter PM), New Left Review, 163, May/June 1987, pp. 50, 51.
[4] WA, p. 92. For this and the next paragraph, see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hereafter HSS), Verso, London 1985, p. 84; PM, p. 75; and WA, pp. 96-7.
[5] PM, p. 7 – in reference to HSS, p. 177.
[6] PM, pp. 48-50 (vis -a -vis HSS, pp. 139-40) and 67-9.
[7] PM, pp. 50, 63, 此处为补充强调。
[8] WA, pp. 92-5.
[9] PM, p. 49, 此处为补充强调。
[10] 同上。
[11] Cf.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Glasgow 1976, pp. 87-91.
[12] David Mclellan (ed. ), 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1977, p. 389 (emphasis added); Michael Evans, Karl Marx, London 1975, pp. 61-65.
[13] Leon Trotsky, What’ s Nex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New York, 1971, pp. 144, 154 -5, 158; Rosa Luxembu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1972, p. 110, and 'Social Reform or Revolution', in Mary-Alice Waters（ed. ), New York 1970, p.80; 比较我的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Verso, London 1976, pp. 51-63.
[14] 对尼科斯·穆泽利斯（Nicos Mouzelis）对这一观点做了简要评论。尽管他太关心（但是从他自己的角度）保卫马克思主义，反对拉克劳和莫菲的批评，但他还是主张有一种“还原论的类型……内在于所有马克思主义话语”。这是因为公开的非还原论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仍然使后者遭遇一种微妙的“降级”。通过与经济的对照，它被视为结构决定论，并理论化、政治化为纯粹的代理和接合，因此在实践上的形态让位于原则。正如我在文中所说的，我不接受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仍然是不发达的，但是政治领域的建议不能被简单化为一种非理论化的接合。
[15] Hss, p. 13; PM; pp. 0-1.
[16] WA, pp. 95-6.
[17] HSS, pp. 12-3; PM, pp. 61, 69.
[18] HSS, pp. 26 (and 29), 51, 69, 99; and 13, 69.
[19] WA, pp. 97-9.
[20] WA, pp. 97-9.
[21] PM, p. 48.
[22] PM,pp.40-1,53,64.
[23] Peter 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New York 1962, pp.68,72,143,151;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New York 1970,pp. 17, 19; George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1964, p. 290.Cf.J.P.Nettl, Rosa Luxemburg, London 1966,Vol.1,p.205,and HSS, pp.30-1,38-9,41.
[24] 只讨论这样一个弱点，见我的“Marxism and Moral Advocacy', Manchester Papers in Politics,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1987 , and my conclusion to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New Left Review 150,March/April 1985,pp.84-5.
[25] WA, p. 99; and PM, pp. 48, 52-6; 我把作者无用的谬论置于一旁，他们主要关注的不是经济主义而是“本质主义”——似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完全忽略了我的批评。
[26] PM, pp. 56-7.
[27] WA, p.99; PM, p. 58.
[28] PM, p.63.
[29] PM, p. 59; WA, pp. 99-100.
[30] WA, p. 85.
[31] PM, pp. 59-62; WA, pp. 100-1; in reference to HSS, pp. 8-14.
[32] PM, pp. 62-5 (and HSS, p. 71 for the two paragraphs); WA, p.100.
[33] See PM, pp. 67-75.
[34] WA, p. 81.
[35] 为什么他们在此不提“种族主义、性别主义、阶级主义”？
[36] PM, pp. 75-78; WA, pp.101-5 (and HSS, pp. 3, 116-7, 152-3, 181, 188).
[37] PM, pp. 47-8、56-8、64、70-1、74-5, and passim.
[38] PM, pp. 79, 82; WA, p. 101, and n. 28 pp.103-4.
[39] See The Legacy of Rosa Luxemburg, pp. 183 -5,188-90, 193 and passim; ‘Classical Marxism and Proletarian Representation’, New Left Review 125, January/February 1981; and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 Verso, London 1986(in which that essay is re-printed), pp. xiii ff. and the essays in Part II.
[40] WA, p. 105.
[41] PM, p, 81; WA, pp. 105-6.
[42] For this section, see WA, pp. 82-92; PM, pp. 65-7.
[43] PM, pp. 68-9 (and HSS, p. 115).
[44] See WA, N. 17, pp. 89-90.
[45] WA, p. 81.
[46] 这是上边第一部分回答的结构。
[47] 参见前面的第二和第三部分。
[48] WA, p. 79. See PM. P. 43.
[49] 参见PM, p. 45, n. 8.
[50] WA, P. 81; PM, pp. 40-2.
[51] 谈到我的论文的导引，穆泽利斯写道：“争论语境中真正关键的，是几乎没有弄清理由，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在作者和马克思主义断裂背后的理由，而过多地考虑他或她不得不说的认识上的有效和无效（New Left Review 167, pp.108-9.)。这只是因为，我觉得，我用40页篇幅讨论的是拉克劳和莫菲观点的有效性和无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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