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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主义者还是道德哲学家?

﹝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2023年6月29日
星箭 翻译、树林 校对


  原文链接:Adam Smith: free marketeer or moral philosopher?


  本月(2023年6月)是亚当·斯密(1723-1790)诞辰三百周年纪念。尽管无人确切知晓亚当·斯密出生在1723年6月的哪一天,格拉斯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还是在整个月里组织了一系列关于亚当·斯密思想的活动和辩论[1]

  亚当·斯密已经成为自由放任(laisser-faire)市场经济的权威,被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视为“自由市场”的理论导师。玛格丽特·撒切尔等右翼自由市场政治家称赞他,说他启发了他们采取缩减政府和国家规模的政策,“让市场支配”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此外,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世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奥地利自由市场经济学派均在借鉴亚当·斯密的基础上构建出他们自身的经济学基本方法。甚至还有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智囊团”[2]声称要制定基于明确“自由市场”原则的经济政策。它的口号是“利用自由市场创造一个更富裕、更自由、更幸福的世界。”

  亚当·斯密写了两本重要的书。第一本是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第二本也是最著名的一本,即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这使他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然而,任何仔细阅读了这两本书的人都会发现,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狂暴的否认政府作用的自由市场福音传道者(evangelist),也并非认为人类行为仅仅由物质私利而非其他所驱动。

  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国富论》中关于所谓的“市场看不见的手”:

  “的确,(每个人)一般既无意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对之正在促进多少……他只是想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以一种或能使得产品价值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工业生产,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自身利益,正如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这样做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促进一个并不是出自他本心的目的。”[3]

  亚当·斯密在这里主张,当每个人都在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时,他们个人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个人行为结合产生了一个生产和消费市场,这个市场不在他(她)的控制之下但却“无形地”为所有人带来了更好的结果。这背后是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即现代工业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当商品生产被划分为若干个由专业化劳动分工的独立部分时,工人无需独自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此时生产力就会提高,成本和价格就会下降。马克思告诉了我们劳动分工的阴暗面:人性的异化将创造性劳动变成了苦役。

  同样,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中竞争的个人将带来对所有人有利的结果。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论证根基,即消费者拥有“主权”的神话。

  亚当·斯密强烈反对垄断。在他那个时代有很多通常由腐败的君主制国家控制的垄断,这些垄断破坏了工业,降低了创业积极性,进而降低了生产力、影响了繁荣。他尤为反对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是一种国际贸易教条,各国不扩大贸易反而保护自己的产业、积累盈余。他解释了为什么保护主义总是弄巧成拙。“通过嵌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三十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品质的葡萄酒。单单为了要奖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勃艮第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进口,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但至于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反对道德行为而非物质利益,则是当今自由市场论者创造的一个神话。相反地,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瓦伊纳(Jacob Viner)总结道:

  “亚当·斯密并不是一个教条的自由放任主义拥趸,他看到了政府广泛而灵活的活动范围。如果政府能提高自身能力、信用和公共精神上的标准,表现出自己乐意承担更广泛的责任,他准备进一步扩展它(的职能)……他更多地致力于陈述个人自由的理由,而非探讨通过政府提供服务的可能性……(但)亚当·斯密看到,私利和竞争有时违背了他们本该服务的公众利益,他已经做好准备……依靠政府来完成许多个人不会做、不能做或只能做得很差的任务。他不相信自由放任总是好的,抑或总是坏的。这取决于环境;亚当·斯密尽了最大的努力,考虑到了他能找寻到的所有情况。”

  他强烈反对奴隶制。“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人不具备一定程度的高尚品质,这种品质常常是他那卑劣的主人所不能想象的。命运女神对人类实行的绝对统治,从来不比使那些英雄民族受欧洲监狱里放出来的残渣余孽的支配更为残酷。”

  马克思细致地阅读了《国富论》。他承认亚当·斯密在尝试发展以劳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方面所做的贡献。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但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不一致,亚当·斯密又回到了基于“生产要素”的价值理论,即租金源自地主、利润源自资本家和工资源自劳动者,而不是认为所有价值都由劳动者创造,然后被地主和资本家侵吞。

  亚当·斯密也不是强硬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的立场因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而有过细微变化。《航海法》(Navigation Acts)规范了英国、其殖民地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航运,尽管该法规定即使其他选择更便宜,货物也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输,他仍旧支持《航海法》。“国防,”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比富裕更重要。”

  谴责合理的安全政策为“保护主义”在当时和现在都无关紧要。毕竟,在国际贸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比自由市场更重要。“自由市场”只有在不降低企业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才会受到赞扬。




[1] https://www.gla.ac.uk/explore/adamsmith300/

[2] https://www.adamsmith.org/

[3] 此处及后面引用亚当·斯密原文的翻译参考了其他译本。--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