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liberation
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学
﹝加拿大﹞玛格丽特·本斯顿 （Margaret Benston）
1969年
彼得二世 翻译
“和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社会中的一切别无二致，妇女的地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埃莉诺·马克思和爱德华·艾维林[1]
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中，“妇女问题”往往会遭到忽视。这是因为，一方面，阶级是由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界定的，另一方面，妇女与生产资料之间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联系。相反，妇女这个类别似乎跨越了所有阶级：工人阶级的妇女，中产阶级的妇女，等等。生活中，妇女的地位明显低于男性（1），但对这种状况的分析通常会落在讨论社会化、心理学、人际关系或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作用等方面。然而，这些是主要因素吗？
在论证妇女次要地位的根源实际上是经济因素时（2），我们可以证明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确实与生产资料有明确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与男子的关系不同。同时，个人因素和心理因素就来自于这种与生产的特殊关系，而后者的改变正是前者改变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接受妇女与生产的这种特殊关系（3），对妇女处境的分析就自然而然地符合社会的阶级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阶级的出发点是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和那些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力的人的区别。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2]所说：
“无产阶级的状况，简单地说，就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缺乏获得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途径，从而迫使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这种劳动力的交换，她∕他得到了一份工资，这份工资使她∕他能够获得必要的消费手段，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这就是工资劳动者的结构性定义，即无产阶级。从中必然流露出与她∕他的工作、她∕他的工作产品以及她∕他在社会中的整体状况的某种关系，可以用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语来概括。
但从这个结构性定义中并没有得出任何关于她∕他的消费水平……她∕他的需求程度，或她∕他能满足这些需求的程度的必要结论。
我们对“妇女”缺乏相应的结构性定义。首先，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妇女处于次要地位的症状的全面检查，而是对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中定义“妇女”群体的物质条件的陈述。我们所知道的特定的上层建筑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建造的。
曼德尔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为这样的定义指明了方向：
“商品……是为了在市场上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生产的产品。每种商品都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必须有使用价值，否则没有人会买它……因此，一种对任何人都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就无法销售，就会构成无用的生产，就不会有交换价值，正是因为它没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并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只有当生产商品的社会本身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即交换是一种普遍行为的社会时，它才具有交换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即交换价值的生产，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商品为生产主体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并不都是商品生产。有两类产品仍然只具有简单的使用价值。
第一类包括农民为自己消费而生产的所有东西，直接消费在农场生产的所有东西……
第二类产品虽然不是商品，但仍然具有简单的使用价值，它由家庭生产的所有东西组成。尽管这种类型的家庭生产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但它仍然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商品的生产。
每做一道汤或在衣服上缝一个纽扣，都构成生产，但这不是为市场生产。
商品生产的出现及其随后的规范化和普遍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和她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曼德尔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他的最后一段话非常的正确。
商品生产的出现确实改变了人们的劳动方式。
正如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家务劳动仍然处于前市场阶段。这是留给妇女的工作，正是在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找到定义“妇女”的基础。
就数量而言，家庭劳动，包括照顾儿童，构成了大量的社会必要生产。然而，在一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它通常不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作”，因为它被排斥在贸易和市场之外。在这个角度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前资本主义。（4）
家务劳动是“妇女”这一特殊范畴的职能，这意味着这一群体与“男人”群体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同。那么，我们将暂时给“妇女”下个定义，作为一个群体，她们负责在那些与家庭和家庭有关的活动中生产简单的使用价值。
由于男性不承担这种生产的责任，这两个群体（男女）之间的差异就在这里。请注意，妇女并没有被排除在商品生产之外。她们同样参与雇佣劳动，但作为一个群体，她们在这一领域没有结构性责任，这种参与通常被认为是暂时的。
另一方面，男人负责商品的生产；原则上，他们不被赋予任何家务劳动的角色。例如，当他们参与家庭生产时，不仅仅会被认为是一种例外；还会被人觉得消沉低落，失去男子气概，甚至对健康有害。（1969年1月，《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的头版报道称，英国男性的健康正受到威胁，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太多的家务!）
妇女地位低下的物质基础，正是从这种对妇女的定义中找到的。在一个金钱决定价值的社会中，妇女却是在货币经济之外工作的群体。
她们的工作不值钱，因此没有价值，甚至不被视为真正的工作。而从事这种无价值工作的妇女本身，也很难被期望和为钱工作的男人一样有价值。从结构上看，与妇女状况最接近的是现在或过去在商品生产之外的其他人的状况，即农奴和农民。
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3]在她最近关于妇女的论文中，对这一主题作了如下介绍。“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妇女的工作在整个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位。然而，正是通过工作，人类改变了自然条件，从而产生了新社会。在生产革命之前，劳动状况将规定妇女在男人世界中的处境。”她关于妇女工作的边缘性的陈述是一种未经分析的认识，即妇女所做的工作与男人所做的工作不同。然而，这种工作并不边缘化；它只是不属于工资劳动，所以没有被计算在内。她在同一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表示：“即使在今天，如果以生产性劳动来量化，家务劳动也是巨大的。”她给出了一些数字来说明。在瑞典，妇女每年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为2340小时，而妇女在工业上的时间为1290小时。大通曼哈顿银行（the Chase Manhattan Bank ）估计妇女每周的总工作时间为99.6小时。（5）
然而，米切尔很少强调基本的经济因素（事实上，她谴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是“过度的经济主义”），并匆忙地转向上层建筑因素，因为她注意到“工业化的到来至今没有解放妇女。”
她没有看到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社会实现了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是让整个女性重新进入公共工业。而这是由于现代大工业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允许妇女大量参与生产，而且实际上要求妇女参与生产，此外，还努力将私人家务劳动也转化为公共产业。”
在后面他又继续补充道：“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妇女的解放和她们与男子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只要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性工作之外，只限于私人的家务劳动，这种状况就会继续下去。”
米切尔没有考虑到的是，问题不只是让妇女进入现有的工业生产，还包括将私人家务生产转化为公共生产这一更复杂的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北美人来说，作为“公共产品”的家务劳动给人一种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4]的直观印象，或者像是一种巨大的机构——介于孤儿之家和军营之间——我们都将被迫生活在那里。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妨接下来在这里简明扼要地概述一下工业化的本质。
前工业生产单位是指生产规模小且可重复的单位，也就是说，存在大量的小单位，且每个单位都很完整，彼此功能相同。与此同时，这种生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亲属为基础的，它们是多用途的，在履行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履行宗教、娱乐、教育和性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品质，那些能带来声望的品质，不仅仅是由纯粹的经济标准来判断的：例如，在被认可的性格特征中，有对亲属的适当行为或履行义务的要求。
这种生产本来就不是用来交换的。但是，如果商品交换变得足够重要，那么提高生产效率就变得必要了。这种效率是由向工业化生产的过渡提供的，其中包括消除以亲属为基础的生产单位。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一种功能的大规模的、不重复的生产单元，即经济生产单元，人们将通过经济水平与技能获得声望或地位。对生产的重视变得合理化，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并变得越来越公共化，成为一个综合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人的生产潜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社会生产力几乎完全为私人利益所利用。这些可以被认为是资本化的生产形式。
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应用于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很明显，每个家庭，每个住户，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一个工业化以前的实体，就像农民或编织工人构成前工业生产单位一样。其主要特征很明显，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的重复性、亲属性和私密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特征：家庭的多用途功能，妇女的理想追求并不以经济能力为中心，等等）向大规模生产的过渡并没有在这个领域带来生产的合理化。
工业化本身是一股促进人类福祉的强大力量，剥削和非人化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不一定伴随着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提倡将私人家庭劳动力转变为公共产业，与在社会主义社会提倡这种转变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力将为人类福利而不是私人利益而运作，所以结果应该是解放，而不是非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形式。
这些定义并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区分工业化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于将家政服务引入公共经济的结果的担忧是最现实的。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实现，利润动机及其随之而来的异化劳动将会消失，在一个工业化社会，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没有理由不比现在的核心家庭带来更好的生产，即更好的食物，更舒适的环境，更聪明，更有爱心的儿童保育等。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在新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工作大大减少了。即使这是真的，它也没有影响到结构。除了那些能雇人做家务的富人之外，对大多数妇女来说，照顾家庭、丈夫和孩子是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的必要劳动。对于一个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来说，这种不可减少的最低限度的工作每周可能需要十五到二十个小时，对于有小孩的女性来说，每周最低工作时间可能是七八十个小时。有些人反对把抚养孩子当作一份工作。当交换价值也参与进来时——当保姆、护士、托儿中心或教师完成工作时，劳动，即使用价值的生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一个悖论：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的管家，他的收入将大大减少，因为他给她的钱不再被计算为工资。）将家务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很昂贵，低收入家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任何情况下，家务劳动在结构上仍然是相同的，是私人生产的问题。
家庭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学校里教给我们的和被普遍接受的功能，是满足情感需求：对亲近、社群和温暖安全关系的需求。这个社会几乎没有提供其他满足这种需求的方式；例如，工作关系或朋友关系并不像男人-女人-孩子的关系那样重要。甚至其他的亲属关系也越来越次要。家庭的这一功能对于稳定家庭很重要，这样它就能完成上面讨论的第二种纯粹的经济功能。挣钱的人，即丈夫-父亲，他的收入将用于支持他自己，也 “支持”母亲-妻子的劳动，并“支持”孩子。一个人的工资将承担两个人的劳动。当家庭单位因离婚而破裂时，可以看出家庭的这第二项功能的至关重要性。在涉及孩子的情况下，经济功能的延续是主要的问题，男人必须继续为女人的劳动付出代价。他的工资往往不足以让他“支持”第二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情感需求被牺牲掉了，因为他必须“支持”他的前妻和孩子。（离婚变得不划算）也就是说，当出现冲突时，家庭的经济功能往往优先于情感功能。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宣扬家庭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情感需求的社会中。
核心家庭作为一种经济单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股宝贵的稳定力量。由于在家里做的生产是由丈夫——父亲的收入支付的，他在市场上保留自己劳动的能力大大降低了。就连他换工作的灵活性也是有限的。妇女则被剥夺了在市场上的积极地位，对支配其生活的条件几乎没有控制权。她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反映在情感上的依赖性、被动性和其他 “典型”的女性人格特征上。总而言之，她变得保守，恐惧，支持现状。
此外，这种家庭的结构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消费单位。但这个在妇女解放文献中被广泛注意到的事实，不应该被认为是指这是它的主要功能。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家庭应该主要被看作是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的生产单位。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家庭的结构仅仅意味着它特别适合鼓励消费。女性尤其善于消费，这很自然地源于他们对家庭事务的责任。此外，由于女性的地位较低，她们普遍缺乏强烈的价值感和身份认同，这使她们比男性更容易被利用，因此是更好的消费者。
妇女在工业化经济部门的历史仅仅取决于该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妇女就像一支庞大的后备劳动力大军。当劳动力稀缺时（早期工业化、两次世界大战等），妇女就成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时（如现在的新资本主义），妇女就会成为过剩的劳动力—但她们的丈夫而不是社会要对其负经济责任。在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家庭崇拜”就会再次出现，并被用来引导妇女离开市场经济。这是很容易的，因为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确保没有人，无论是男是女，去重视妇女参与劳动工作。我们被教导说，女人真正的工作是在家里，不管她们是已婚的、单身的还是一家之主。
在任何时候，家务劳动都是妇女的责任。当她们在外面工作时，她们必须同时完成外面的工作和家务（或者她们监督一个代替家务的人）。妇女，特别是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如果在外面工作，就相当于做了两份工作；只有在她们继续履行家庭中的第一份责任时，才允许她们加入劳动力队伍。这一点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尤为明显，在这些国家中，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机会增加了，但她们的自由却没有相应地扩大。平等获得家庭以外的工作，虽然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之一，但其本身并不足以实现妇女的平等；只要家庭中的工作仍然是私人生产的问题，并且是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承担双重的工作负担。
根据上述分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将现在作为私人生产的家庭工作转化为公共经济中的工作。（6）更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养育孩子不再是父母的唯一责任。社会必须开始对儿童负责；必须结束妇女和儿童对丈夫和父亲的经济依赖。家里的其他工作也必须改变，比如设立公共用餐场所和洗衣店。当这种工作转移到公共部门时，歧视妇女的物质基础将会消失。
这些只是先决条件。妇女地位低下的观念在社会中根深蒂固，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根除。但是，一旦产生和支持这种思想的结构被改变，那么，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有希望取得真正的进展。（7）例如，建设公共饮食场所有可能只是意味着妇女从家庭厨房转移到公共厨房。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是一个进步，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作起码不会像现在这样具有固有的剥削性质。一旦妇女从家庭的私人生产中解放出来，按照性别划分工作的僵化定义将被打破。这说明了上述两个前提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家务劳动的自由，工作机会的真正平等可能是不可能的，而除非妇女离开家庭去工作，否则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讲，让妇女走出家庭所需的生产变革在资本主义下似乎是可能的。（8）妇女解放运动的来源之一可能是现在存在着其他资本化形式的家庭生产。日间护理是可以得到的，即使是不充分的，也是昂贵的；方便食品、家庭送餐和外卖都很普遍；洗衣店和清洁工提供批量的价格。然而，成本通常不允许完全依赖这些设施，而且这些设施也不是到处都有，即使在北美也是如此。因此，这些可能应该被视为胚胎形式，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结构。然而，它们显然是目前完成这些工作的系统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北美，“服务行业”的发展对维持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这些替代方案与将妇女留在家中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增加。
将妇女留在家中的必要性来自于现行制度的两个主要方面。首先，妇女从事的无偿劳动量非常大，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来说非常有利可图。为妇女的工作支付报酬，即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将意味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目前，对一个家庭的支持是对工资劳动者的一种隐性税收——他的工资购买了两个人的劳动能力。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即经济是否能够发展到足以让所有妇女作为正常就业劳动力的一部分来工作。战争经济足以将妇女部分地吸引到经济中来，但不足以确定对所有或大部分妇女的需求。如果有人认为，家务劳动的工业化所创造的工作机会将创造这种需要，那么，我们可以指出：上文讨论的支持现状和反对资本化的强大经济力量，以及目前的服务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能与这些力量相抗衡，却无法跟上目前构成的劳动力的增长这一事实。目前服务业的发展趋势只会造成“就业不足”，它们不能为家庭中的女性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妇女仍然是工业后备军中非常灵活和有弹性的一部分。只有在全面战争动员的条件下，新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实现的经济扩张，才有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将它们纳入劳动力——这将为家务劳动的资本化创造压力。
此外，这种结构变化意味着目前核心家庭的完全崩溃。（9）家庭的稳定消费功能，加上通过对家庭的崇拜从将女性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能力，实在是为新资本主义服务得太好了，很难会被抛弃。而且，在不那么根本的层面上，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了家庭生产性质的这些必要变化，它也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即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纳入现金关系中。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原子化和孤立化已经发展到足以使人怀疑是否可以容忍这种完全的心理隔离。事实上，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主要的负面情绪反应可能正是源于这种恐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可能的替代方案——合作社、基布兹（kibbutz）等等——都可以被引用来表明，如果能够用其他结构来代替核心家庭，实际上对社区和温暖的精神需求可以得到更好的满足。
在最好的情况下，家务劳动资本化的改变只会让妇女获得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男性一样的有限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妇女应该通过等待来要求摆脱歧视的自由。妇女目前的地位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我们不仅仅深受歧视，而且遭到剥削。（10）目前，如果整个（资本主义）系统要运作，我们在家里的无偿劳动则是必要的。而选择挑战自己性别角色的妇女所造成的压力将降低这种剥削的有效性。此外，这种挑战将阻碍核心家庭的运作，并可能使引导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变得不那么有效。所有这些行为，都有望使我们更快地过渡到一个可以实际进行必要的生产结构改革的社会中。我毫不怀疑，这样的转变将需要一场革命，而我们的任务是确保社会层面上的革命性改变能够真正结束对妇女的压迫。
参考书目和说明：
1．玛琳·迪克森，《妇女的次要社会地位》（可选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之声，1940年，比斯尔，芝加哥，伊利诺伊州60614）
2．当然，生物学的论点是第一个被使用的，但它通常不被社会主义作家认真对待。玛格丽特·米德的《性与气质》是对文化而非生物学重要性的早期陈述。
3．这适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或类别。作为个体的妇女可以而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化中解放了自己（她们甚至可以在有利的情况下接受经济状况），但大多数妇女没有机会这样做。
4．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新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在西蒙弗雷泽大学发表的论文（可通过加拿大伯纳比西蒙弗雷泽大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系获得。）
5．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导论》（纽约：Merit Publishers,1967），第10-11页。
6．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长的革命》，《新左派评论》，1966年12月
7．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8年），第九章，第158页。恩格斯所知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原始时期女性对男性的支配地位。现代人类学对这种支配地位提出了异议，但为女性在恩格斯所举的母系社会中处于更接近平等的地位提供了证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的论点不要求以前的女性统治地位，而仅仅要求她们以前的平等地位，因此结论保持不变。
8．这样的数字很容易估计。例如，一个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每周要做饭和洗碗（10小时），打扫房间（4小时），洗衣服（1小时），买食物（1小时）。这些数字是这项工作每周所需的最低次数。总共1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可能低得不切实际；即便如此，这也接近每周正常工作时间的一半。有小孩的母亲每周至少要工作6到7天，工作时间接近12个小时。
9．要找到这种教学的证据，可以查看任何有关家庭的高中课本。
10．除了恩格斯之外，早期马克思主义作家也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文中引用了恩格斯的相关语录，列宁的那些被包括在附录中。
附录：
列宁的文章，《论妇女解放》，进步出版社，莫斯科
大规模的机器工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工人，它坚决拒绝容忍父权制和个人依赖的残余，并以真正的 “蔑视过去的态度”为标志。正是这种与陈旧传统的决裂，创造了规范生产和公共控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实质条件之一。特别是……必须指出，把妇女和年轻人吸引到生产中来，从根本上说，是进步的。无可争辩，资本主义工厂把这类劳动人口置于特别艰苦的条件下，但是，试图完全禁止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业中工作，或维持排除这类工作的男权生活方式，将是反动和可笑的。通过打破以往从未在家庭关系的狭窄圈子中脱身出来的这类人口的父权隔离，让她们∕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工业劳动将会促进她们∕他们的成长，增加她们∕他们的独立性（第15页）。
尽管所有的法律都宣称要解放妇女，但她仍然是一个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使她受到压迫、窒息、迟钝和贬低，把她拴在厨房和育儿室里，她把自己的劳动浪费在野蛮的、没有生产力的、琐碎的、伤脑筋的、愚蠢的和令人沮丧的苦差事上。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有在反对这种小动作的全面斗争（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开始的地方和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它开始全面转变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才会开始。
在实践中，我们是否对这个在理论上每个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无可争议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没有。我们是否对在这一领域已经存在的共产主义的萌芽给予了适当的关注？同样，答案是否定的。公共餐饮机构、托儿所、幼儿园——在这里，我们有这些例子，在这里，我们有简单的、日常的手段，不涉及任何华而不实的、冠冕堂皇的或礼仪性的东西，这可以真正解放妇女，真正减少和废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方面与男人的不平等。这些手段并不新鲜，它们（就像社会主义的所有物质前提）是由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的。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首先，它们仍然是稀有的，其次——这一点特别重要——要么是具有投机、暴利、欺骗和欺诈等所有最坏特征的营利性企业，要么只是 “资产阶级慈善的杂技”，这是最优秀的工人理所当然地憎恨和鄙视的（第61-62页）。
你们都知道，即使妇女拥有充分的权利，她们仍然受到压迫，因为所有的家务都留给她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务劳动是妇女所能做的最没有成效、最野蛮、最辛苦的工作。它是特别琐碎的，不包括任何能以任何方式促进妇女发展的东西（第67页）。
我们正在建立示范机构、餐厅和托儿所等等，这将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我们常说，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来实现，同样，劳动妇女的解放也是劳动妇女自己的事情。劳动妇女必须自己设法使这种制度得到发展，而这将能够使她们的地位同旧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地位完全改变。（第68页）
※ ※ ※
一个历史时代的变化总是可以通过妇女走向自由的进展来确定，因为在女人与男人，弱者与强者的关系中，人性对野蛮的胜利是最明显的。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
在教育上，在婚姻上，在任何事情上，失望都是女人的命运。我这辈子要做的就是加深每个女人心中的这种失望，直到她不再向这种失望低头。
——露西·斯通（Lucy Stone）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认识到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却不能理解其它人，特别是资本家自己竟会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个社会主义者往往不承认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因为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地触及到他自己的宝贵利益了。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
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土地、工厂、工作、股份等私有制的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在世界任何地方，妇女都没有获得完全的平等地位。尽管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多世纪的时间。资产阶级在言语上承诺平等和自由。事实上，没有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即使是最先进的共和国，给予女性一半与男性在法律上完全平等，或免于男性的监护和压迫的自由的权利。
——列宁，《真理报》，1919年11月8日
妇女解放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标准。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1] 译者注：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是卡尔·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她本人也是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女性权利主张者。
[2] 译者注：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是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20世纪下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之一，1946年以后成为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第四国际）的长期领导人（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生前曾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他的逝世将为世界工人运动留下难以填补的空白。
[3] 译者注：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先驱，代表作《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成为了西方女性运动的经典之作。
[4] 译者注：《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主要刻画了一个距今600年的未来世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制约和教育，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统一化，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然而在机械文明的社会中却无所谓家庭、个性、情绪、自由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