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种种（陆渊，1931年12月）

以前种种

陆渊

1931年12月

　　〔说明〕本文刊载于《苏俄评论》第1卷第3期，1931年12月1日出版。陆渊（1900-1941），又名陆沉，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领导安源工运及湖北农运，曾参加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后因在反对派统一大会上投机失败，旋即公开投降国民党政权，加入军统。1941年死于蓝衣社内斗。

一、小引

　　我是十月二十六日到南京的，在二十六日那一天，日本帝国主义者暴力侵占东三省的噩耗，依然不断地传来，在日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的中国弱小民族的呼声，直到现在，还不曾得到各国实际同情于我民族的回声，中国民族，此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凡是有血气的青年，只要他不愿目击中国民族的沦亡，没有一个不是义愤填胸，愿与日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的，日帝国主义者以暴力侵占中国领土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机械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是整个的民族生存问题了，我们为民族的生存计，除统一民族战线外，还有什么办法！

　　我终于在日帝国主义蹂躏中国民族之日跑到南京来了。我认定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的唯一的心腹之疾，我认定保持中国民族的生存，是救中国求建设之唯一的先决条件，日帝国主义者之有计划地侵害中国，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此时再不精诚团结，统一民族战线，更待何时！

　　我于一九二五年冬赴俄，于二八年秋回国，前后相隔，约有三年之久，我在这三年当中，思想的变迁，是很值得追忆的一回事；自回国后，直到现在，相隔亦已有三年之久，我在这三年当中，实际斗争的经验，也是很值得追忆的一回事。追忆能予人们以充分的教训，追忆能予人们以创造新生命的勇气，因为有了过去革命的经验，我才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目前革命的需要，因为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目前革命的需要，我才毅然决然地站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线。过去的一切，一切的过去，不是全无代价的，我谨在此把我以前的种种，赤裸裸地叙述出来，献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士看。

二、去国前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展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同时在中国思想界，也激起了一次莫大的变革，这因为当时的一般青年学生，外受帝国主义之压迫，内受宗法社会之约制，不能不使他们对于中国旧社会的文化，表示怀疑，怀疑而至于不满，由不满而至于反抗，反抗的结果，就是欧美新文化的输入和介绍。中国自有新文化运动以来，一般青年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更较前为深刻，在中国思想界，民族意识已重新抬头起来，由这民族意识的扩大和深入，又渐次统一了全国反帝运动的战线。所以，由这关系上看来，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的产物，以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爆发和胜利，五卅运动实开其先声。我在那时候，还是一个中学校里的学生，我进中学的第二年，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迎头爆发起来了。我在热烈地欢迎着五四运动的到来；五四运动推动了我的生命，五四运动唤醒了我的民族意识。所以，五四运动，实在是我新生命的开始。我在五四以前，是一个混混沌沌，无所谓思想的青年，在五四以后，我已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反帝争斗中，我是站在最前线的一个。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已渐次发展到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的阶段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反帝运动中之最伟大，最英勇的一次斗争。一般青年学生，都从课书里跑到马路上来了，示威，游行，举国沸腾，大有“灭此朝食”之慨，中国民族意识之表现，至此已达于白热化的极点。所以，五卅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从五四到五卅，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的一大转变。我在那时候，已由中学而入大学，由小城市（宁波）而至大城市（上海）了，那时，我个人的思想，和生活环境成正比例的扩大和复杂化。五卅运动的狂涛，终于把我卷入到革命斗争的漩涡中去了。我知道，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我知道，有了五卅运动，中国民族意识，才能更充分而又更具体地表现，我参加五卅运动，完全是受了民族意识的驱使，我在这一运动中，更表现出我在反帝运动中是一个站在最前线的战士。

三、我怎样加入国民党呢？

　　五卅运动，对于帝国主义者，是一种莫大的打击。我在那时是一个教会大学的学生，我参加五卅运动的反帝斗争，是与帝国主义者在华文化侵略的旨趣大相迳庭的，因之就遭了美校长之忌，被逼离校。我深信，五卅运动是中国民族意识之最具体的表现，中国只借着这一息尚存的民族意识，才能挽救中国在帝国主义者铁蹄下的命运，故宁为美校长所逐，而不愿伈伈睍睍，为帝国主义者工具所蛊惑；宁与革命共生死，而不愿随波逐流，与草木同归于尽，革命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自有我客观的环境所使然，但革命需要一种政治组织，更需要一种政治的中心思想，作行动的向导，当时中国所有革命的政治团体有二：一是国民党，一是共产党，我对于这两大政党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只在五卅运动的斗争过程中，才有相当的认识。我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应先有强固的组织和健全的主义，而后可以行动，可以领导群众到革命的路上来。我需要革命，我更需要有政治上的组织关系，当时盘旋在我脑海中的问题，就是：加入国民党呢，抑加入共产党？共产主义，据我当时的直觉看来，认为太近于理想，更其不切合于中国的国情。三民主义是先总理经四十年之革命斗争而后创造的革命理论。他在奋斗中，不断地观察中国之历史的传统，和中国社会的需要，他所手创的三民主义，较之共产主义，我认为较切合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环境，所以，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取一种研究的态度，至于我的政治行动的方向，则仍以三民主义为依归。我对于双方的劝解，都是虚心地接受，我在当时也只能凭我的单纯的直觉来决定我的行动，我终于在一九二四年加入了国民党，而与先进的革命青年们共同为解放中国民族而奋斗了。当时，还是在国共合作时代，我和共产党人的关系，因工作上的联系而较为密切，他们向我宣传时，已渐次暴露出他们的挑拨离间的诡谋，说什么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理论，可是我在那时还是由我的直觉来决定我的行动方向，我拒绝了他们；我拒绝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国民党，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不切合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我在国民党的工作过程中，对于共产主义，仍和三民主义同一强度的研究，对于共产党，仍和国民党一样地重视；只要共产党的工作，有利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也很愿意和他们共同合作。我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我是一个忠实的革命者，我在政治的组织关系上，我是一个忠心于党的国民党员。五卅运动的热潮，渐和天时成正比例的降低下去了。我从马路上的呐喊，渐次回复到研究室中的生活，我依然在不断地研究，在不断地奋斗，因为研究和奋斗，是创造新生命的发动机，我随着发动机的捷转而前进，只有前进，才能不断地创造我的新生命。

四、赴俄的经过

　　我们在这一次伟大的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可以看出站在中国革命前线的，只有两个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同时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也只有这两个政党——不是国民党，便是共产党。这一点，要是参加过五卅运动的份子，谁都看得出来的。先总理之所以容纳共产党员，他是站在个革命的利益上着想的。先总理的那种大公无私的态度，想不到竟与共产党人以阴谋破坏国民党，分崩革命力量的机会，过去的事实，都证明共产党人是破坏民族革命战线的祸首，用不着在这里详为叙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领导者——第三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起见，就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之下，唆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起分化的作用，同时也为了这目的，在莫斯科设立孙文大学，一面吸收中国共产青年加以训练，一面容纳国民党员，使之同化于共党。我也是被遣留俄的一份子，业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决定。我自度学业浅薄，无力应付事变之到来，且深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于中国革命，不无借鉴之处，故被遣赴俄，我是万分愿意的。讵知首途的前数句钟，共产党人因我对于共党态度之游移，而表示不满，并预备打消上海特市党部遣我留俄的决定，我当时据理直争，声言孙文大学未尝明言拒绝国民党员入学，何得遽加歧视，双方相持颇久，卒至勉强成行。所以，就这一点看来，我在未去国以前，还是一个忠心于党的国民党员。

　　我那时抱定专心求学的宗旨，决计不与共产党人作直接的斗争，如果将来学成归来，得有报效于党国之日，那我也就不虚此行了。不过这一事实，证明孙文大学所欲容纳的国民党员，只是国民党中的游移分子，使之同化于共产党，然而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阴谋，于此已可见一斑了。

五、国共两党之明争暗斗

　　自抵俄境海参崴以后，共产党人已开始其分化和诱惑的活动了。其方法至为周密。以小组为活动的枢纽，把长于辞令，善于雄辩的共产党人，分布于各小组，以便在小组讨论会中观察各个人的言论，和监视各个人的行动，或以利诱，或以威胁，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国民党中的游移分子，已有一部分与之同化了，其他意志比较坚定的分子，却不因彼等之诱惑而表示软化，因之，他们便为共产党人所嫉视，而为他们攻击的众矢之的了。但这还不过是暗中的斗争，相持约至一月之久。自入孙文大学以后，双方的暗斗，已渐次进展到公开的冲突了，孙文大学竟成了国共两党明争暗斗的战场。在这战场中，共产党是取着进攻的形势，而国民党员则站在防御的地位，至于我个人，我是站在这防线之最后一道的战壕，因为我觉得此种斗争，是无补于实际的，最后的决斗，还得在国内见个分晓，最后的胜利，决非国外的斗争所能决定的。所以我始终主张以研究学术和理论为我们留俄的主要的目的。我在这斗争中，始终不曾表示过我的态度，也是为了这缘故。自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事变的消息，传达到赤都以后，共产党人便大举进攻，几置国民党同志于忍无可忍之地，所以，当时国民党同志又有一度热烈的反抗。自胡汉民同志抵俄以后，国民党同志始由反抗态度，渐变而为不抵抗主义。一部分请求回国了，一部分仍留俄继续求学，对于共党之种种阴谋和侮蔑，不表示任何态度，因之，共党亦无可如何，除劝诱外，不复施以高压的手段了。这样的情形，约过了一年光景，中间不曾发生过激烈的斗争，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同志，亦只在暗中监视，暗中指摘而已。自北伐军占领上海，国民党积极清党以后，共产党人因在国内之失势，乃求报复于留俄国民党员。因之，留俄的国民党同志，遂遭了空前的浩劫，下狱者有之，流放者亦有之。现在虽已全数回国，然而他们当日所受的痛苦，决非身历其地者所能形容于万一的，这一切还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载即宁汉一致清党时期才发生的事情。共产党因失势于国内，而求报复于国外，其处心积虑，可谓惨毒已极。但此种报复手段，只能证明失势后的共党，已成强弩之末，除在国外作福作威以外，再无力与国民党相周旋于国内了

六、我怎样加入共产党的呢？

　　我是在一九二六年秋才加入共产党的。自我去国之日起，直至加入共党之日止，相隔几及一年，我在这一年当中，思想方面，起了一度急剧的变化。我在学校里，多从事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研究的结果，我确信马克思主义，较诸其他的社会主义，更为深刻，更为科学化。理论是一种力量，我终于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克服，而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洗礼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既经有了信仰，那我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向导的共产党，就没有反对的理论根据了。所以，我的加入共产党，完全是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换句话说，我是经过了一番理论上的斗争而后脱离国民党的。我在未加入共党以前，曾几度受过共产党人的劝诱，几度受过共产党人的威胁，但我认为政治上的转变，决非外力所能转移。我对于任何一种政治主张，在我未确信以前，决不轻易加入任何政治团体，我所以经过一年之久，才加入共产党，原因就在这儿。我加入共党以后，对于国民党，始终认为是中国国民革命队伍中的同盟者，我反对共产党所加于国民党的种种阴谋，我反对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所抱的不忠实的态度和企图。我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实际上共产党暗中还是在监视我的行动，监察我的言论。我自始自终，未尝获得过共党的信任，在学校里，共党从未给我担任过重要的工作。所以，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我离国愈久，对于国内的实际社会状况，愈形隔膜。我之信仰马克思主义，完全是由于学理上研究的结果。至于这学理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我还不曾得到实际上的互证，因为我在国外，所有关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材料，多半出自俄国人之手，内中不无主观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掺杂其间。历史告诉我们：理论是一回事，理论能否与实际和调节，又是一回事。一国有一国的特征；理论的实践，视时空而异其手段。我在回国以前，对于共产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社会这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确切不移的解答。直至回国以后，始有切实的材料，作我的左证，由实际的观察，和实际的斗争，而后才确信中国在目前尚无实行共产主义之社会和经济的条件。

七、共党内部之分裂及其斗争

　　如果说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是国共两党明争暗斗的时期，那我们就不妨说自一九二七年以后，便是共党内部之明争暗斗的时期了。俄共党之分裂，虽有好几年的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员之参加这一斗争，则自一九二七年始。当北伐军占领长江流域，直扑沪宁之际，共党破坏国民革命战线，实行其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已经是整个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之失败，是由谁负责的呢？斯大林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失策，托洛茨基说是斯大林领导的错误，俄共党因中国革命领导失策的责任问题，遂重行分裂而成为两大派：一为中央派，即斯大林派；一为反对派，即托洛茨基派。这两大派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各有其社会的背景，亦各有其一贯的理论系统。我们要了解这两大派所由分裂而至于争斗的政治路线，须先从这两大派对于当时国际形势及中国政治和经济情形的估量研究着手，因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决定中国革命的策略，非对于整个的国际形势有相当的估量，决不能解决中国因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引起的种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非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形，有确切的估量，也是无从决定中国共产党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及其在革命阶段中所应取的步骤和策略。斯大林派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估量是怎样的呢？斯大林以为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已渐由动摇的地位而入于暂时稳定的阶段了。战后各资本主义国生产力之猛进，便是一个确切不移的明证。西欧资本主义稳定的反面，便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沉和延滞，而无爆发之机会，即爆发而亦无胜券可操。第三国际处此国际的稳定局面之下，对于西欧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不改变其向来的策略，代之以资本主义稳定期内所应取的政治路线。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既因国际资本主义之稳定而无爆发之机会，那所谓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第三国际，不能不把世界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东方各国了。这便是第三国际“东方政策”的开始。第三国际的“东方政策”，也有它一贯的路线。东方各殖民地，是西方资本主义所由生存而至稳定的物质泉源，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非待国际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动摇，必其无爆发之机会，然而西欧资本主义之动摇，又非有东方之殖民地革命，决不足以绝国际资本主义之物质泉源，引起其动摇。以故在西欧资本主义稳定的局面之下，第三国际领导世界革命之唯一的出路，惟有移其重心于东方了。自第三国际决定“东方政策”以后，中国便成了第三国际实行其所谓“东方政策”的对象了。中国革命问题，亦于是时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对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非先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情形有一度相当的估量，必然是无从决定的，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观察，也有他一贯的估量。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的经济势力，在中国政治关系上占有莫大的地位，因之斯大林认为推翻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实为中国革命之主要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因中国经济发展基础之薄弱，其组织其力量远不及西欧共产党之强固和健全。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之下，其要求政治和经济关系之变革，与中国无产阶级有同一强度的决心，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在斯大林看来，实为推动中国革命之唯一的力量。西欧共产党之所以联合社会民主党，是由于斯大林的一贯的政策，与国共合作有同一的作用。国共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便是第三国际在一九二四年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自第三国际决定国共合作政策以后，中国共产党遂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其加入的目的，很明显地是以利用主义和实力主义为先提的。因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就有可能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来扩张他们的势力，利用实力派来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斯大林以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国民党势力之扩张，亦即是共产党势力之扩张。国民党势力未尽扩张至全中国以前，共产党决不轻易破坏其所谓革命联合战线。斯大林非不知这联合战线之不足以持久，但他深信国民党势力未曾扩大至全中国以前，国民党实力派决不与共产党以难堪，故深信之而不疑；预备在革命势力扩张和深入以后，再以阴谋消灭实力派而坐收其成。故当北伐军占领上海，共产党行将覆灭之前数日，斯大林犹以为实力派为革命之忠实的同盟者，我曾亲耳听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斯大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演讲，其对于实力派之估量，可谓近视已极，斯大林对于反对派的辱骂，犹声声留在我的耳际，然而斯大林之辱骂，固然一时扼塞了反对派的呼声，可是中国共产党，却竟在斯大林侮蔑反对派的胜利中，而断送其命运了。所以，斯大林的胜利，便是中国共产党的惨败，事实终于证明了斯大林是中国革命的罪人，以后的历史，更证明斯大林是中国共产党的祸首。斯大林欲利用国民党，而反为国民党所利用，欲利用实力派，而反为实力派所愚弄，正和一九二六年英俄共产党之被卖于社会民主党一样，这便是斯大林阴谋之第一次的惨遭失败。但斯大林在这一次严重的失败中，依然不曾得到实际的教训，以后的策略，仍以利用主义和实力主义为其内容。当宁汉分裂之际，斯大林遂移其目标于武汉的国民党及其实力派，谓南京是反革命中心，武汉为革命中心，对于汪精卫、孙科、陈友仁、唐生智、邓演达等，暗送秋波，极尽其媚谀之能事。而结果仍为后者所利用和愚弄，长沙马日之事变，及日后武汉之清党，即国民党及其实力派之对于斯大林利用主义与实力主义之回敬，这是斯大林阴谋之第二次的惨遭失败。斯大林既不得志于南京，又不得志于武汉，乃逼不得已移其目标于西北，意欲利用冯玉祥以恢复共产党之势力。郑州会议，便是斯大林利用西北实力派之显而易见的事实，诱之以罗布，赠之以军械，其欲利用冯玉祥以破坏国民党之心，固不待明眼人而已足窥其用意之所在，然冯玉祥亦非可利用者，斯大林欲以苦肉计施之于西北，而结果，实力主义之效果，仍等于零，这是斯大林阴谋之第三次的所惨遭失败。自利用主义与实力主义惨遭失败以后，斯大林为欲掩塞其领导失策起见，复以盲动和冒险主义之政策，挽救中国共产党之垂死的命运。南昌暴动尤其是广州暴动，便是斯大林盲动和共党完全失败之后，共党失败以后，不宜再事暴动以摧残其垂死之生命，斯大林欲以既馁之士气，撄强敌之锋，非盲动而何，非冒险而何！斯大林不知防患于未然，又不知应变于事后，对于盲动的冒险的广州暴动，反美其名曰“退兵的一战”。斯大林欲以广州暴动，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未尝失败，来攻击反对派，谓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是背叛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派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是一种侮蔑而非事实。当广州暴动发动之日，斯大林大声疾呼地说中国共产党行将夺取政权了，当翌日广州暴动失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犹谓这是“退兵一战”，但，中国共产党之是否失败，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斯大林虽百般狡辩，也是无能为力的呀。

　　这一切的经过，还是在一九二七年次第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对于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情形的估量及由此估量而决定的策略，虽遭一次二次三次乃至第四次之惨败，可是他还不知改变其领导的政治路线。他在广州暴动中所表现的盲动和冒险主义，是他的利用主义和实力主义惨遭失败后所产生的一贯的政策，广州暴动之失败，亦必然是这一贯政策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斯大林直到现在，依然是继续着他的盲动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一九二八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各地所领导的小暴动或大暴动，何一而非这盲动和冒险主义的政策演释而来的呢！

　　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始终一仍其一贯的盲动和冒险主义的政策；可是自一九二六年以来，他对于国际形势的估量，已一变其向来的主张了。这确是一种人人所不及料的剧变，也是一种讳莫如深的异迹。他说：一八二四年以前，是国际资本主义动摇的时期——是为第三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国际资本主义稳定的时期——是为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以来，已到了国际资本主义动摇的第三时期了。第三时期是世界革命高潮的时期，世界革命高潮的影迹，在哪里呢？在西欧么，我们看不出有什么革命的痕迹，在中国么，我们也是看不出有什么高潮的到来。斯大林的此种估量，依然是和一九二七年以前一样的痴人说梦，绝对没有事实作根据的。我们姑不论斯大林由此估量而后决定的西欧共产党的政策若何，及由此政策而产生的结果若何，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实施的盲动和冒险政策及由此政策而演成的严重的失败，可不能不说是“第三时期”的产物了。斯大林在“第二时期”断送了中国革命，在“第三时期”断送了中国共产党。我们说斯大林不仅是中国革命的罪人，同时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祸首。也不见得是一种侮蔑吧！

　　斯大林不论在西欧，或在中国，他所估量的，没有一次不与实际相径庭，他所领导的事变，没有一次不惨遭失败。斯大林几次三番的领导的失策，安得不引起俄共党与第三国际内部的反抗，反抗的结果，就形成了俄共党和国际反对派，我便是最初参加反对派斗争的一个。

八、加入反对派的经过

　　反对派对于国际形势与中国政治经济情形的估量，完全是与斯大林派的估量相反的。反对派对于当时国际形势的估量，是怎样的呢？反对派认为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其本身的结构上，并未逞稳定的象征，例如一九二六年的英国矿工罢工，维也纳暴动，以及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都证明国际资本主义之在不断地动摇。资本主义在动摇中，未始不可以增加其生产力，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是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之增进，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之若何稳定，而只能证明国际无产阶级之无力应付国际危局之到来。换句话说，各国共产党不能在国际资产阶级根本动摇之际，起来夺取政权。力量的比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国际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极度动摇中保持其苟延的残息，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力的比重上，无产阶级无力与动摇中的资产阶级相争抗，以致与资本主义以相安于一时之机会。过去反对派与中央派对于国际形势的估量的不同点，就在这里；因这不同的估量，而后才产生出不同的政策。斯大林派以为在资本主义稳定的局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应单独地与资产阶级作直接的斗争，唯一的出路，只有利用其他的社会力量，来扩张共产党的势力，待共产党的势力扩张以后，再以阴谋消灭他的同盟者，以便单独地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一九二六年，西欧共产党之所以联合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加入国民党，都是由这估量而后决定的政策，西欧共产党之所以被欺于社会民主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国民党所利用，也是由这政策所造成的结果。斯大林领导之失策，已为历史所证实，斯大林虽善于狡辩，也是无补于既往的失败了。反对派认为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资本主义之幸存，全由于各国无产阶级之无力应变，我们欲巩固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健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应在工人群众中，建树独立的社会基础，争取广大的群众，严密组织，使共产党在群众中起独立领导的作用，对于其他卖阶级的政党，须竭力加以批评和攻击，使一般在他们影响之下，而又受其蛊惑的工人群众，了解他们卖阶级的政治属性，以便争取他们的群众，使之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知道，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明明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在资产阶级御用之下，在工人群众中起分化的作用。若是我们按照着斯大林的政治路线，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那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便无从认识社会民主党的卖阶级性，更无从认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根本区别之所在。结果，他们只知有社会民主党，而不知有共产党；共产党本身既不能争取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反又丧失其他无政治织关系的工人群众的信仰。斯大林欲利用社会民主党，而结果反为社会民主党所利用，其领导之失策，不待其实践而已知其必败了。

　　斯大林在西欧利用社会民主党，在中国利用国民党，此种利用主义和实力主义，是由于斯大林之一贯的政策。斯大林之一贯的政策，又是由于斯大林之一贯的估量。斯大林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情形的估量及由此估量而产生的政策，我们在上面已经详为说明了。斯大林的此种估量及由此估量而产生的政策之错误，亦已由事实证明了。至于反对派方面，他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情形的估量，也是和他们对于国际情形的估量，成一贯的系统的，反对派绝不宽泛地抽象地认为中国革命对于世界革命有莫大的意义，而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在世界革命中起莫大的作用，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只有以独立的旗帜，吸取广大的群众，才能领导革命，使这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成一巨大的汇合。反对派此种政策的决定，有他一贯的估量；他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但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关系，已由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侵略过程中，急剧地资本主义化了，而此资本主义之发展，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有一种不可分解的联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济，而中国经济，反因帝国主义经济之孕育而急遽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此种矛盾的现象，乃是资本主义本身结构所必然产生的结果，中国革命亦唯有借此矛盾之扩大和深入，始能与世界革命汇合，与世界革命同一步骤地前进。在中国经济成分中，不是全无封建的残迹，但主要的不是在于封建经济成分之有无，而是在于封建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之比重若何。我们有种种统计、种种文件、种种事实可以证明在中国经济成分中，资本主义成分是占在绝对的优势，反映到政治舞台上的社会经济成分，显然是占有优势的经济成分，而断然不是残余，残余而能占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即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无此先例，何况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经济学！中国资本主义既与帝国主义经济有不可分解的联系，那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之下，资本主义成分决不能在这斗争中发生任何的革命作用，中国资本主义既占有国民经济中之绝对的优势，而封建经济仅为国民经济中之残余，那资本主义成分早已失却其反封建的意义，更何从在打倒封建残余的口号之下发生革命的作用。所以，中国欲解脱帝国主义的桎梏，只有靠着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决不应希冀于资本主义成分于万一，换句话说，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联合广大的劳苦群众的革命斗争中，才有获得最后胜利的可能。我们只有竭力揭破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肃清革命队伍中之反社会主义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吸收广大的革命群众，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共产党独立领导之下，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开一条更顺利更简捷的康庄大道。反对派亦由上述种种的估量，就产生出与斯大林主义全然不同的政策来。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既主张中国共产党之严格的独立，绝端反对中国无产阶级之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所以他一开始就不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北伐军节节进展之际，中国共产党应在独立行动的原则上，揭破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乘资产阶级急图发展之际，组织广大工农群众，使之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武装组织之下，巩固共产党的实力，免受敌党的卖弄，因为在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激斗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仍然是以实力的比衡为解决这问题的先提的。可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既无独立的党报（日报），作一大宣传的机关，又无鲜明的旗帜，号召群众，对于资产阶级的一言一行，又不敢公然批评，公然反对，以致当时的革命群众，只知有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服从斯大林的训令，绝端反对组织武装工农群众的苏维埃，深恐组织苏维埃，不足以贯彻利用实力派的策略，故当时的革命群众，只知有国民革命军，而不知有苏维埃。上海四月十二日之事变，完全应验了反对派的预言，长沙马日之事变，更显示出了反对派的远见。及至广州事变发生以后，反对派谓此种暴动，纯然是斯大林利用主义和实力主义失败后所必然产生的盲动和冒险政策，以后的种种事变，又证明了反对派估量之真确。斯大林所谓国际资本主义的“第三时期”，不仅在国际方面看不出有这“第三时期”的变化，即在中国，也看不出有什么“第三时期”的征兆；斯大林欲以“第三时期”来证明一九二八年后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欲以“革命高潮”到来的空名，来掩塞其领导暴动政策的错误，亦徒见其心劳日拙了。反对派认为中国共产党整个失败后所应取的政策，应改攻为守，以便养精蓄锐，重整旗鼓，对内整饬队伍，严密组织，对外以民主口号相号召，日与群众相接近；中国在革命低落时代，只有在民主斗争之下，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仰，以便过渡到革命高潮的彼岸。反对派此种估量之是否正确，尚有待于历史之证验，然而斯大林的暴动政策，可不待事实之证明而已知其必败了。

　　我在上面，很客观地说明了中央派与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及由此估量而产生出的种种不同的政策；按此不同的估量和政策，虽各有其社会的背景，其为破坏国民党之阴谋则一。我在当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疑义地是要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说话的，可以我在那时候，对于中国每次事变之经过，无不细心观察，我认为斯大林的领导路线，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以为中国革命只有在反对派领导之下，才有胜利的希望，因之，我就加入了反对派，而与斯大林派作不可调和的斗争了。

　　中国共产党之失败，由于领导者之失策，这是人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支部之一，中共之政治行动，系宜接受第三国际之指导，这也是人人所共知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之失败，由于领导者之失策，那领导失策之责，显而易见的，是应由第三国际的领导者负担的；当时反对派之与中央派的斗争，其目标即在于反对中央派之领导。此次斗争中之中心问题，即是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亦不妨说是使第三国际和俄共党内部分裂之直接的导火线。中国共产党员对于这斗争之重视，乃是必然的事实，我和梁干乔同志是最初参加反对派斗争的一个，经我们两人的宣传和煽动，不数月间，留俄学生之同情于反对派者，几占全数之半。第一次胜利，是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间关于中国问题的小组讨论会，第二次胜利，是在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红场示威，这二次的胜利，很明显地证明第三国际和俄共党领导世界革命之终极的破产。他们在各国共产党的权威，已根本发生了动摇，斯大林派遭此严重的打击以后，中国反对派的命运，也就和留俄中国国民党员同样地横被摧残了。

九、中央派对于反对派的压迫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的红场示威，是反对派历史中之最光荣的一页。我在这斗争中，表现出我是最积极的一个，我们在列宁面前，在整千万的世界无产阶级面前，高高地撑着“打倒斯大林主义”的旗帜，勇往前进；我们在斯大林面前，在如蝇附羶的斯大林走狗面前，声声地喊着“回复到列宁主义”的口号，我们这一次的表示，终于把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揭示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看了，斯大林及其走狗，终于在我们的热血奔腾之下抱头鼠窜了。我们的胜利，便是斯大林的死亡，但，谁是最后的胜利者，还是要看谁是实力的占持者。斯大林的假面具给我们大胆地揭破以后，他的那种狰狞逼人的真面目，渐次暴露给我们看了。斯大林握有党政两权，又有G.P.U.作他的刽子手，理论的破产，和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斯大林向来是不过问的，他所苦心经营的，只是怎样地保持他的权力，怎样地利用恐怖手段来对付他的敌人，所以在那时候，反对派流血、放逐、监禁的惨剧，就开始一幕幕地开演了。托洛茨基被监禁了，近尚被困于土耳其之小岛，随时有生命之危险；拉狄克的住宅，强被封禁了，与革命共生死的战士，竟至无地以自容；勃朗姆金被枪杀了，革命至十年之久的老布尔什维克，竟丧身于十月革命既成之后；越飞被逼而至于自杀了，与列宁共甘苦的革命外交家，竟不克善其终。其他因参加反对派斗争而撤职查办，下狱放逐，卒至冻饿频死者，又不知其数，俄国反对派为了中国革命而奋斗，奋斗而至于颠沛流离，生死莫测，其革命精神，如何不令人肃然起敬。在那时候，中国反对派，也遭了同样的命运，最初被逐返国者，连我有八个人。在未被放逐以前，斯大林派虽极其利诱威胁之能事，而我们始终如一，不为稍动。我想不起是在十一月的那一天晚上，他们把我们八个人，强迫送至一处黑漆漆的车站，挟上火车，任我们饱尝流放的风味了。嗣后陆续被逼回国者，日必数起，然而我们能安抵祖国，还是不幸中的大幸呵！其他在冰天雪地，强执苦工者，大有人在，他们欲死不得，欲生不能，这一幅伤心惨目的流亡图，十足地表现出斯大林独裁的鲁莽和残忍，斯大林独裁的威风，于此可见一斑了，但我深信，斯大林的胜利，便是共产党死亡的征兆，历史会证验这预言之到来，现在已在开始证验这一预言的实践了。

十、回国后

　　我们终于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满身创痕，回到祖国来了。当时被逼离俄的反对派同志，没有一个不是抱着与斯大林派决斗的决心回到祖国来的。我们在中国开始有组织的活动，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冬。我在未回国以前，深信中国共产党之失败，全然是由于第三国际领导者之错误，即斯大林之错。故反对派斗争之唯一的目标，显然是在于纠正第三国际的领导路线，并使斯大林失去其领导的地位，以便与真正的列宁主义者以领导世界革命的机会。自回国以后，由我对于中国共产党实际生活的观察，我又觉得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之所以甘于接受斯大林主义的训令，俯首帖耳，惟斯大林之是从，对于斯大林领导之失策，不惟不知加以反抗，且百般掩塞，以免反对派之指摘，从这一点看来，我们敢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有同一的社会阶级背景，一样的是机会主义的信徒。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文人政客；他向来没有独立的主张，他执行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比任何人都要忠心。他服从斯大林，服从机会主义者，是偶然么？不是的，因为他本身也是机会主义的信徒，所以甘于在斯大林领导之下，执行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无所顾忌。机会主义统治了全世界，我们的目标，应不仅向着第三国际和俄共党的机会主义者进攻，而又应向着全世界整个的机会主义者进攻了。

　　自中国共产党整个失败以后，陈独秀派也随着牺牲了。斯大林之牺牲陈独秀，并非为了陈独秀之违抗其路线而加以惩罚，而是为了掩塞其领导的错误，借之以保持其权位。自陈独秀失去其领导权以后，留俄归国的斯大林的徒子徒孙，皆一跃而为中共的要人了，他们执行斯大林主义的路线，更较陈独秀为忠顺，一九二八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冒险和盲动政策，十足的表现了中国机会主义之扩大和深入，国际机会主义，有如“黑瘟”般地传染到全世界，机会主义运动的扩大，便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衰亡，我们的责任，一方面是要向着全世界的机会主义者进攻，另一方面是要争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我们回国以后，我们的战线，是无疑义地扩大了，战线的扩大，即是我们的责任的加重，我们是在敌人包围中开始我们的奋斗，在重重压迫之下进行我们的工作。

十一、组织反对派及与中央派斗争的经过

　　反对派在中国，直至一九二八年冬才开始组织；第一次成立大会，是在我家里召集的，到会同志，约十余人，均系留俄归国的反对派分子，草政纲，发宣言，由我们少数人的努力，不及半载，反对派的触须，已伸展到全中国各地了。那时我们对于中央派的态度，在理论斗争方面，绝对地不放松，在刊物上尽量地介绍反对派过去的文件，尽量地指出斯大林派机会主义的错误，把过去中国革命的教训，尽量地给群众详为说明；在组织方面，原则上并不与共产党取对立的形势，我们只是共产党中与中央派相斗争的一个小组织，在党内吸收同情于反对派的分子，党外吸收因革命失败而表示消极或观望的青年，和广大的革命群众；在国际关系上，与托洛茨基同志及各国反对派发生密切的联系。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上文已略有提及，总之，我们认为现在中国是处于革命低落的时代，革命高潮时代的策略，绝对不能应用之于现在的中国，所以我们坚决地反对中国斯大林派的盲动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自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已失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党的力量，已被敌人摧残到最低限度，且在盲目的暴动政策之下，更消失了不少党的干部人才，党无健全的组织，又无广大的群众，欲以既馁之士气，而撄敌人之锋，何异于以卵投石，自取灭亡咧。所以，我们除坚决地反对中央派的盲动政策以外，我们又明明白白地提出民主斗争的口号，来应付革命低落时代的环境。民主口号的内容，主要的是要求中国独立，打倒帝国主义，工作八小时制，均分土地，因为这些都是广大劳苦群众所急需的要求，我们在这民主口号之下，有可能与群众接近，有可能领导群众走上斗争的路上去，且因此而易于获得群众的信仰。民主口号之总的具体的表现，便是国民会议。因为国民会议，是社会各阶级的汇合之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各有其特殊的口号和要求，提到大会中来，那时，我们在群众中，可以提出与广大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口号，组织群众，同时说明统治者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必不能实现他们的要求，使其消失对于统治者改良主义的信仰，而后领导这民主口号下的革命群众，与统治者相对抗，再后以武装暴动来推翻统治者的政权。从革命低落时代过渡到革命高潮，除民主斗争外，再没有其他斗争路线，有之，厥唯斯大林派的冒险和盲动主义的政策而已。中国斯大林派不惟不知这一民主斗争之作用，对于反对派，且又加以极端的摧残，他们除在宣传上竭力侮蔑以外，又以赤色恐怖残害反对派同志，其手段之惨酷，与俄国斯大林派实无二致。斯大林派因理论之破产，势不能不诉之于暴力，然我知斯大林派愈以暴力对付反对派，则共党之生命，去死日亦愈近，欺人者适足以自欺，害人者适足以自害，此今昔之所同，斯大林派亦何能逃此先例！

十二、反对派之分裂及其没落

　　中国反对派的工作，是在极度的困难中进行的。但工作的困难，却不能阻止反对派的发展，所困难者，中国社会经济的背景，却不能给反对派或共产党以捷足发展的条件，过去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过去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群众，多数还是在国民革命的口号之下吸收过来的，国民革命暂告段落以后，共产党就无法号召群众来进行其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了。我们在反对派的工作中，也同样地感觉到号召工农群众的困难，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口号是否切合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而是在于中国工农的政治要求的水平线，根本不合于我们口号的内容，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反对派的领导者，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不但不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且尽量地发展其个人主义的倾向和自私自利的领袖欲，卒使呱呱堕地的反对派，断送于少数领袖之手，中国反对派自发生陈独秀应否加入的问题以后，“我们的话”派（是中国反对派之最先成立的组织）就分裂而成为两派，一派是坚决地反对陈独秀的加入，因为陈独秀在不久以前，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义者，反对机会主义者的反对派，绝无容其加入之余地；一派是坚决地主张陈独秀的加入，只要陈独秀在言论上、行动上及政治主张上绝对地服从反对派的政治路线，那我们决无排拒之理由。因之这两派各是其是，互不相容，后者遂与“我们的话”派分裂，单独成立其所谓“十月社”派，陈独秀派自被“我们的话”派排斥以后，亦独立形成“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派相对立，此外还有所谓“战斗社”派，是反对派各派中之最薄弱的小组织。反对派成立未久。而竟分裂至四派之多，几度统一运动，亦无补于实际。究其分裂的原因，我始终看不出有政治原则上的分歧，我从实际工作的经验中，认为中国反对派之所以四分五裂的主因，实由于中国社会背景，此时尚未具备有反对派这一类政治组织存在的条件，则因为中国工农群众的民族意识，还是非常地浓厚，反对派或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在中国工农群众中决其无存在的余地，二则因为少数领袖分子之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尚未完全消灭，其个人主义的倾向，最足以破坏反对派之团结。同时这种原因，也是有连环的影响的，少数领袖分子因反对派之无广大群众，故得尽量地发泄其个人主义的倾向而无所顾忌，工农群众亦因反对派内部之分裂，彷徨中途而不敢前。反对派在现在，已没落到不可收拾的田地了，充其极，亦只能成为少数人之无谓的结合，在最近的将来，决其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上的作用的。我和少数同志们组织了反对派，我为了反对派的分裂而奋斗，我又目睹着反对派的没落，这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不仅使我绝望于共产党，即对于反对派，亦不能不表示绝望了。我奋斗了半生，半年的经历，都成了幻灭，我以后只希望有新的曙光来指示我的前途，更希望有新的生命来推动我的政治命运。

十三、我的觉醒

　　自反对派分裂及我对于反对派绝望以后，我是在十字街头彷徨。然而我在彷徨中，依然是在不断地追求——向着新的曙光和新的生命追求。过去的一切，是最值得回忆的。我之所以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我在思想上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我之所以加入反对派，是因为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足以危害中国革命的前途，我回国后之所以为反对派而奋斗，是因为我的理想尚待实际工作之证验，我现在之所以退出反对派，是因为实际工作经验的教训，使我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中国社会尚未具有有反对派或共产党这一类政治组织存在的条件，我之所以重新回复到国民党来，是因为我在实际的奋斗中才认清三民主义是最切合于中国实际社会条件的主义，我们只有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来完成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我们是在历史中生存，在实际中行动，我们不能单凭理想来超越历史，更不能单凭理论来抹煞事实；不合于历史条件的理论，必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理论，不能成为真正革命理论的理论，更不能成为我们政治行动的向导者。我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应认清中国革命的需要是什么，更应认清中国需要的革命，是怎样的一种革命。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逼的国家，因帝国主义而民族莫由生存，因军阀当权而民权莫由实现，因经济破产而民生问题莫由解决，所以，目前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一、打倒帝国主义，二、铲除割据的军阀，三、发展国民经济。就这种种需要的内容看来，中国目前所需要的革命是怎样的一种革命呢？革命的内容，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中国现在还是在国民革命的时代，革命不一定取流血的形式，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统一中国的运动，铲除物质建设的障碍，这一切都是在继续着国民革命的工作。国民革命不问其在破坏时期，或在建设时期，都非有民族统一战线，必不足以完成其终极的使命。此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东三省，不仅危害了中国的统一，和经济的建设，且又危害了中国民族的生存；一个革命者，再不知了此中国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而参加到民族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他便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国外的敌人在窥伺我们的领土，国内的敌人，在破坏我们的民族战线，我们此时再不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更待何时！此时再不回到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国民党来，更待何时！

感谢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