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回忆与展望
梁干乔
1931年12月1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苏俄评论》第1卷第3期，1931年12月1日出版。梁干乔（1903-1946），广东梅县人。早年留学苏俄，参与组建中国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后因在反对派统一大会上投机失败，旋即公开投降国民党政权，加入军统。1946年1月暴卒于西安。
革命给予了我们的时代以至丰富的内容，使我在过去简短的生活过程中，经验到了许多平时所不能经验到的事物现象，这对于我今后的政治生活上，是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与意义的。现在我以至诚恳和忠实的态度来叙述和综合那些经验的任何部分。
当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初从松口乡村跑到广州的时候，正是发源于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流注到广州的时候，革命的潮流震撼着每一个新时代人们的心旌，伟大的变革时代已隐现在我们的前面了。国民党的改组给予了我以极度的兴奋，革命终于把我提上了实际争斗的道路——我于是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创立，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是不亚于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但它在革命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并没有消灭或减轻其本身所包含的两重性。在黄埔军校的同学中，并存了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与两种不同系统的政治思想。这两种观念和思想基于同一的特性——政党的独占性与排他性——发生了不可调解的争斗，争斗的翼翮每一次打击着我底思想的全部。然而，它对于我的意义，可不是积极的提高政治思想，而是消极的启发了求知欲望。我是基于求知欲望应中央党部之考而由中央部派送赴莫斯科的。
去国之前，我是以一个政治的小学生看待自己的，对于一切政治的事件，只发问题，不作答案；因此，我亦没有参加任何一种团体（公开或半公开的）的活动。我只以一种极单纯的概念——复兴中华民族与实现三民主义——通过了在黄埔军校的学习时间与参加了一年的实际战斗。
严格说来，我底积极的“党的生活”，是在莫斯科留学时代才开始的，惟在当时，政治的活动，是密切地依附在学术研究上进行，这种特殊的生活情形，正式决定我今天“政治转变”的最远的环境。当我在留学莫斯科时代（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正式革命高潮迅速扩大与高涨的时代，革命的势力从珠江发展到扬子江与黄河，北伐军垂手奠定了武汉。毫无怀疑的，此种迅速改变的政治形势，是左右了当时一切人们的愿望及其对于生存之态度的。在苏俄的造谣欺骗与不健全的理论暗示之下，我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作了一个极幼稚的估计。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之阶段上的，而中华民族应在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与扫除旧存力量的条件下去争得生存。而民族生存的意义，又必然要以提高占有人口极大数量的工农生活做它的内容，这种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我抱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加入联共为候补党员，同时我又以同样的观念无情的反对第三国际，联共和中共对于中国革命所取的态度及其所选择的战略。迨宁汉分裂之后，我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我当时答案是：“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客观上遇到了必不可战胜的困难，而是主观上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错误策略所产生的结果”。这种估计是与中国的实际情形毫无相似之处的，然而，它竟推动了我在莫斯科的斗争和决定了我回国后三年来的行动。积三数年来实际的血的经验，才把我从迷惘中引导了出来。下面我将至诚恳与忠实（这种诚恳与忠实，不特对党对国应该有的，即对我自己亦应如此的，我决不说一句欺骗自己的话）来叙述在莫斯科时代与回国后三年来的思想行动及所得的经验教训，以献给爱我的师友并全中国的青年。
※ ※ ※
莫斯科斗争的经验，一方面使我深切地认识了第三国际对于革命，（特别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度及其所揭橥的共产主义的本质；而另方面使我学习了应付共产党及共产党所造成底环境的方法。这些经验在今后我的生活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个时候发生作用的。我今后必然有机会把我的血写成反共的论文。
政治虽然不是阴险诡计的代名词，但，阴险诡计常是伴着政治而存在的。第三国际就是苏维埃俄罗斯国家对世界其他各国的一个阴谋机关。推动第三国际敲中国之门的动机，绝不是为援助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为中华民族之生存，而是“西方政策”失败以后的冒险行动。关于这点，在了解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上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的观点上，永远也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为苟延残喘于今天和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所尽的破坏作用。
起端于一九二四年的苏联共党内部的所谓中央派与反对派的斗争，实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夺取苏维埃政权的争斗，而其表现于理论上与政治意见上的议论，只是用以夺取党的群众与获得国内外同情的花样吧了。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中央派与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态度上得到证明。当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代，中央派与反对派对中国问题的争论是以对付“中国革命的策略”做枢纽的，至于关于中国社会本质的讨论，只是为其所主张之“策略”作解释和辩护。当时中央派的中心策略是联合左派（汪精卫、邓演达派）建立超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工农独裁政府，而指使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农独裁政府而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当前的政治任务是继续北伐。这种策略之得以实现是必需以下列的条件做基础的：一是汪精卫能够在共党支配之下实现土地革命；二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身能够掌握工农民主独裁政府的权力；最后，则应以中国的实际社会情形和革命的环境能否维持工农政府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托洛茨基首先以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提出其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的策略以与中央派的工农民主专政的策略相对抗。他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性及当时革命所遭遇的紧急环境（国际的与国内的）没有由共产党“独立政策”所建立的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作保证，革命必然是归于失败的。他主张第三国际应立即给予中国共产党以一个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创立强大红军的任务，以两重政权的形式支配与监视武汉政府的行为，而以武装工人与直接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去充实苏维埃的力量，去指挥和改变武汉政府，逼迫其迅速过度到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以无情的国内战争扫荡国内的旧势力，集中一切力量与帝国主义作决死的争斗。他指出汪精卫的本质及其对于南京政府间的深切关系，同时更竭力指摘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之无能，他认为陈独秀在当时所提出的“先发展然后深入，继续北伐，打倒北京再说”的战略，足以断送革命而有余，而陈独秀本身只是一个急进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他不相信陈独秀能够应付当时的艰巨环境，然而，他（托洛茨基）的结论只是加强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领导！斯大林、布哈林一派以托洛茨基反对继续北伐为出发点，讥笑他是张作霖的参谋，同时更证明汪精卫是革命的唯一领袖，武汉政府是唯一革命政府，冯玉祥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将军，唐生智是曾经发表过宣言“竭诚拥护革命的”。他们（斯大林、布哈林）极力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以为苏维埃之建立便是不信任武汉政府的表示，不信任革命的武汉政府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策略后面，批上了一行极小的草字——“反革命的文件”。然而，历史终于以极正当的方法教训了一切的人们。
在中央派和反对派两种对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中，我根据当时对国内革命实际事实的估计，同情于反对派。同情反对派便决定了我在莫斯科时代所遭遇的命运。在某一时期（一九二七年二月到十二月）斯大林派尽量应用对付米留柯夫、对付克伦斯基、对付社会革命党的方法，（即他们自夸自耀的所谓列宁主义的方法！）对付反对派。孙文大学的学校机关、联共支部和青年共产党支部一致结成了极严密的网，准备一网打尽“吃了苏俄的面包又反对苏俄”的中国反对派。他们组织了调查队和“打手团”，准备在调查属实（！）的时候，便下格杀的命令。孙大教育长波烈古也夫不止一次叫我到他家里去，在每一次到他家里去时，他必然出示他底手枪并且很傲慢无礼的说：“政府及党给予了我以任何时候枪杀反革命的权力，但我终希望无需执行此种任务啊，罗斯托茨金！”（罗斯托茨金是我在孙大的俄文的姓）很明显的，波烈古也夫之企图以手枪的权力消灭中国学生反对第三国际与苏联的运动是必然的，但他的“手枪政策”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实效。中国革命的事变振起一般同学的精神，反抗第三国际和中共的情绪一天天在同学们的心坎中加重起来了，在任何一种集会，在任何一间教室中，都在激烈的争论着。所谓联共的一般“忠实同志”，如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沈泽民之流，在激烈的争论之前，完全表现出软弱与无力的情态。经联共十五次全国大会各小组讨论会的争论以后，一般同学反抗第三国际与联共的热潮达到了最高的限度。然而这种情形，正是我们的生命将陷于危险的信号。经验告诉我们，在联共的“理论斗争”失败之后，必然要采取充军和禁闭的“有效手段”对付我们。要拯救这种危机，退缩与让步是不中用的，只有把事件提出在国际的限度上始能遏止“打手团”的活动，始能减轻或改变联共及其政府对于我们的放逐阴谋。于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纪念会中，我们举行了一次中国学生反对第三国际、反对联共和中共的示威运动。示威运动激起和加强了斯大林派对我们的痛恨和处置我们的决心，但我相信，在每一次他们为处置我们而选择方法的时候，必然要受国际信义之苦闷与威胁的。秘密流放北冰洋与指使“打手团”暗杀的计划，在国际信义威胁之下，斯大林的铁腕也难采用了，我们的命运只有被逐返国的一条道路。
我们在示威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便被驱逐离开莫斯科了，在五天中，我们受到了无数次的侮辱恐吓与几度的鞠讯。第一次的鞠讯是在学校办公室举行的。参加这次审判的党官除米夫（校长）波古烈也夫（教务长）和联共孙大支部书记外，尚有陈绍禹、李竹声、卜世畸三位“忠实同志”。他们很凶暴的把所谓“列宁底党的纪律”申说了以后，一定要我们供出指使我们暴动（据他们说是暴动！）的主人，米夫以严厉的声调质问我说：“罗斯托茨金，请你明白的告诉我，指使你煽动孙大同学暴动的是谁！是蒋介石？还是托洛茨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存心推翻苏维埃政府呢？还是企图侮辱第三国际？……”米夫的话还没有完，站在米夫后面的陈绍禹便站起来献殷勤了，他说：“据我看来，梁干乔在十一月七日所犯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统的破坏党，破坏苏维埃国家的犯罪行为，现在党部已经把他们开除党籍了，我提议用苏维埃的法纪来惩治他们。”陈绍禹的说话虽然怒气绕梁，但，它却不能使我觉到恐怖，我高声回答他们：“我当然明白，在权力高压之下，是无所谓真理的，今天我可不愿意多所申辩，但是，我必需指出：陈绍禹的提议是一种最无耻的权力的滥用，他的提议不特侮辱了我们，而且将丧失苏维埃国家在国际上的信誉，我此刻无法避免陈绍禹的侮辱，然而我永远也不能承认陈绍禹的提议是合乎人道正义的行为。至于推动我参加示威的主人，既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托洛茨基，而是中国革命的血的事实，是出于我底良心的驱使。我决不辱没我的良心，然而，我也不希望任何人曲谅，我更不希望恢复党籍，我只请诸位注意第三国际与联邦政府在国际上的信誉，不要以非人道的手段来摧残离国三万里，已经失去了任何生命保障的青年学生。”审判经过激烈的辩论终结了，然而，我们受鞠讯的命运还没有过去。第三天下午，我们（除四个中国学生外，尚有爱拨斯坦教授也是以反对派的嫌疑受开除党籍之处分与鞠讯的）被送到联邦共产党莫斯科区委员会。在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坐着了五个年逾半百的党官。我们坐在他们的前面，有一条长桌做了我们和他们中间的鸿沟。他们逐一问过了我们的年龄、籍贯、出身之后，接着便不由分说高声诵读党部对于我们开除的决议。决议读毕以后，他们把预先填好了的开除党籍的通知书交给我们。办公室中静寂到和世界失去了热力一样，我们带了一个历史的疑问从办公室中退了出来。那时正是下午五句钟的时分，沙可夫教授受了托洛茨基的嘱托在门口等候我们。我们抱着满腔的热诚向托洛茨基的住家走去。
托洛茨基的事业，曾经震撼过全世界人们的心旌，他对于中国革命所提出的主张与路线，曾经作了我过去几年的政治生命，然而，他所抱持的伟大思想终于吸引不住今天的我，这是我的罪过吗？我不敢有负我的祖国啊，我是生长在经济落后国家的一个中国人！
托洛茨基用他的毕生的欢欣来接待我们，他办公桌上的两架电话机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散布在广大的区域中活动着的，他经过电话的机能指挥着千百万人们的行为。然而，他的飞跃的政治活力并没有掩蔽了他所遭际的运命，斯大林正在计划利用十五次大会的名义驱除他的政治上可怕的敌人。我们互相寒暄以后，把问题用下面的三个形式提了出来：一，据我们看来，苏联的反对派在十五次大会中已经不可能得到胜利了，中国革命又陷于完全惨败的境地，你将怎样应付此种险恶的环境呢？二，根据目前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会来什么一种前途？三，第三国际在过去中国所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被事实证明不足以担负中国革命的重大任务了，我们是否需要重新组织一个政党呢？我们回到中国以后将怎样开始我们的工作？托洛茨基的回答是非常简单与扼要的。他说：“你们今天以中国革命青年的资格对我提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此种情形，使我回想起在二十年前我们亡命欧洲时代谒见考茨基的情形。考茨基之在当时，正是一个热心于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他后来对俄国革命所持的反对态度，使我时常感受到历史的滑稽意味，但，我们所处的时代与我们对于革命的信心，是足以保证我们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为伟大的革命事业奋斗的，在你们将来回忆中，一定不会留存在任何的缺憾。（！！）
“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与由俄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特殊环境，使叛徒们（斯大林派）有暂时活跃的可能。然而斯大林派的统治，是不能作为历史之整段过程的，在不久之将来，俄国以至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然能从最深切的部分来了解我们，接受我们对历史所下的诊断。革命是不会因反动而停止的，我们必然有光荣的前途。至于中国革命最近的前途问题，因为我对它没有详尽的研究，因此，我只能从一般原则上指示出最近将来可能的前途。不管第三国际的领导者怎样掩蔽事实，但中国革命是失败了的，反革命的形势代替了革命形势而统治着整个的中国。虽然摆在他们前面的困难有可能倾覆他们，但由国民党政治上的胜利将使中国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在可耻的领导之下以最悲惨的形式溃败了，这是使国民党的统治稳定一个主要的条件。根据这种前提，你们回国后的工作，应该站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上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解释革命失败的原因，利用一切社会事件与刚被击败的工人群众重新发生联系。只有提出民主的口号才能抵抗国民党之压迫进攻，只有站在大革命失败的经验上才能回复共产党的生命。至于是否需要我们重新组织政党的问题，这是要看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行为与实际的形势去决定的，将来或许有此种前途，现在可无需此举。”托洛茨基以怡悦而庄严的神色结束了他的说话，我们冒着风雪走过了一道灯光惨淡的长街。回到学校寄宿舍。
我们秘密谒见托洛茨基的消息加快了我们回国的时期，在谒见托洛茨基的翌晨，教务处发给了我们每人一百个卢布，四十枚美金，要我们在当天晚上乘远东列车离开莫斯科。“好的，离开莫斯科，离开斯大林长靴残踏下的孙大。”我们并不是高兴，而是愤怒，不是遁逃，而是企图在远东高树起反对斯大林派的义旗！然而，他们是这样轻易把我们送回中国么？在我们七个同学心中都存在了这样的一个怀疑。我们的怀疑终于在海参崴得到了事实的答复。原来在斯大林派送我们回国以前的一星期，已经把广东政府派到莫斯科的一批飞机师派送到海参崴了。他希望借中国政府的刀斩杀他所痛恨的仇人！
当远东列车抵海参崴时，海参崴党部派出了两个干员来守候我们。他们要立即把行李搬上开赴上海的轮船上，即晚离开俄境。在野蛮横暴的权力压迫之下，我们在旅馆中休息了三小时后便和行李一齐被押上了轮船。在船上头等房中已经住着了六七个类似学生的粤籍青年，我和杨华波、林爱民三人只好和水手让出三个床位权把行李安下。在船将启动的时候，看守我们的人员把我们招呼的那些青年的房中，以沉重的声调说：“先生！这三位是最坏的共产党员，路上请你们留意招呼！”当时，我们还不明白那些头等房中住着的是什么人，以后谈起，才知道是广东政府派往莫斯科的官员！我们的愤怒恰如日本海的浪潮一样汹涌无边，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也荡漾着那种无耻的阴险事件的波澜。然而，事实终没有实现斯大林借刀杀人的愿望，我们终越过了一切的陷阱平安归到了故乡。
※ ※ ※
伟大的时代必然有复杂的思想运动充实它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之腐败软弱产生了反对派的运动。反对派是汇合国际与国内的新思想凝结成的，它的基础是建立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之上。然而，中华民族复兴的怒潮终于摧毁了它的根苗，历史以最轻薄的态度对待了反对派。反对派在今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
严格说来，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是在一九二八年冬天才开始活动的。反对派于此时召集了第一次的全国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大都是初从莫斯科归国的孙大同学。最初的一次会议，我没有参加，我是在会议之后才到上海的。我到达上海之后，大家的意见要重新开会，于是我们便在陆一远家里一连讨论了三天。在三天中，我们曾产生了政治纲领的决议和选出总干事会。惟当时政治决议的内容以及总干事会所具的权力，还是带了十分浓厚的大学生研究小组之性质的。因为政治纲领是由我起草的原故，以后使我每一次想到时都感觉到极度的不安和惭愧。的确，当时我们对于现实政治状况的估计及所取的对策实在太幼稚可笑了。会议完毕以后，按照各个同学的籍贯即授予创造与指导该地方反对派工作的权力和任务。我和几位广东籍的同学大会后即回香港。
我们回到香港之后，即设法进入工厂，企图借此以理解现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对于生存的态度。事实没有令我们失望，在我们进入工厂以后的五个月间，已经在太古船厂组织起了一个支部三个小组，其他各主要工厂的支部亦相继创立起来了，我们根据自己的政治主张去教育他们。然而，事实终于极准确的尺度测量了现代的中国工人。在中俄纠纷事件暴发之初，太古船厂中发生了一种工人群众的争斗事件，争斗是由工人反抗厂主和工头的剥削和虐待而起的。事件因警察的活动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斗争的色彩，中俄纠纷事件更提高了工人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反对厂主与工头的我们当时以为典型阶级斗争的事件，终以反对苏俄进攻中国结束了，经验又教训了一次我们。事实告诉我们：现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是非常薄弱与模糊的，在民族意识支配之下，阶级争斗的旗帜绝对展布不开来。现代中国工人阶级所具的力量，绝对不能发生独立的作用，建议苏维埃政权只是共产党的政治企图，绝不是中国工人阶级对于政权观念的表现。这种经验的启示，根本动摇了我对于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信念，根本动摇了我对于一向所持的反对派以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政治主张。然而，我为什么当时不即抛弃反对派呢？这是我现在要公开回答的问题。当时带有血迹的事实虽然动摇了我对于共产主义，对于无产阶级的信念，但我仍旧以两个假定支持了我两年来的行为。我的假定是这样提出来的：假如无产阶级能够得到健全的政党之领导与具有广大数量农民的援助，又是否能够在中国目前的革命阶段上发展历史的作用呢？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到一九三一年五月的我，是为求得此种答案而生活的。
反对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召集，我于大会开会之前两星期到达上海。当时，反对派的情势，已经从大学生的研究小组再进了一步了，从天津、北平、香港、苏州、上海各级组织中推举了参加大会的十四个代表中，有五个是产业工人，所代表的人数在二百以上。久已沉迷于无出路的政治死谷中的陈独秀及其党徒，也因为反对派运动的刺激而企图重新进出政治争斗的道路。反对派的旗帜，拯救了陈独秀。在大会将开幕之前，陈独秀以服从反对派的主张为条件要求派代表参加大会的提议，经过了多次的谈商，终为多数的代表所拒绝。大会依照预定的程序在旅馆中开了五天的会议。大会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剧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已经隐伏了以后分裂的根苗。
大会虽然给予了争论以一个结束，虽然产生了有十三个人参加的执行决议的机关——总干事会，但，大会的决议和总干事会的权力已经不足以阻止分裂形势之扩大了；刘仁静、宋逢春首先以“十月”的旗帜宣布与总干事会脱离。以后，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无产者社”和以东方大学学生为基础的“战斗社”亦相继出现了。反对派已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而无法再向发进。此种形势，一直延长到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到国际反对派与托洛茨基来信时，才开始反对派的运动统一。
反对派的分裂和各派对于我的攻击，反面的给予了我以一个研究学术和融化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八年我曾继彭湃之后做了三个月东江特委书记）实际经验的机会，我以实证的材料，开始“农民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希望借此解答我在香港工人运动中受到经验教训以后，所提出的假定即无产阶级在具有广大数量的农民援助之下，是否能够在革命现阶级发生历史作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农民在中国革命过程的作用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的本质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是反对派和中央派间剧烈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央派以封建统治中国农村的认识而出发的“农村革命为中国革命现阶段主要内容”的估计及其所采的对策，是必然以疯狂暴动结束其政治生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反对派以无产阶级之领导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主张，亦绝对的不能实现。基于中国农村经济而决定的中国农民，其在现革命阶段的作用，只能是消极的带有浓厚破坏性的扰动。无产阶级所具的力量固然不能领导农民以达到“土地革命”彻底完成之途，而具有广大数量的农民亦不能以其消极的作用援助无产阶级，使它能够战胜其本身所具的弱点而发生历史作用。以工农联盟而达到社会主义的变革企图，是没有前途。问题很肯定的答复了我对于农民援助无产阶级的假定。
我所处的环境好像是了解我的意志一样，在我从研究中回答了一个政治假定以后，接着又给我以试验另一假定——在最健全的政党领导之下，是否能够使无产阶级在革命现阶段发生历史作用——的机会，这就是反对派统一运动的整部过程。
一年来反对派的分裂教训了每一个参加反对派的人们，这就是使国际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来信发生力量的原因。国际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对中国反对派的提议，产生了反对派的统一运动。我参加反对派统一运动的结果，打破了我对于建立健全的政党——在共产主义之基础上建立健全政党的企图。在反对派的统一运动中，直接间接参加反对派的人们给予我的教训实在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我非常感激那些完成了我“政治转变”的人们。
我非常明白，一个政党建立的过程是不能以短少的时间去计算的，而政党的自身，根本是血凝结成的模型。然而，这种困难的事业绝对没有恐吓我对于使用生命的忠诚，在某一时期，我是准备以所有的精力和热血去涂染共产主义之旗的。今天的政治转变并不是爱惜精力和热血的表示，不是怕死的表示，而是受了实际经验的教训，受了三民主义洗礼后必然的行为。我不欢欣，也不悲痛，我准备以最镇静的态度来听取今后我底热血的奔流！
反对派的统一运动把一切参加反对派的份子都集中起来，各派与各派干部分子俱希望在统一运动中完成最高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最卑鄙的）政治企图。当时存在在各个反对派中间的形势，大略是如此的：在政治原则上，各派都没有丝毫的不同，但在每一件至小的问题上，也涂染上了各种色素的愿望。在统一运动的过程中，赤裸裸的暴露出一切干部的政治认识和理想内容。然而，我却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要素。我开始对于自己表示怀疑！对于建立健全政党的愿望表示失望！的确，那些反对派干部的思想内容及其行动的表现是使我怀疑，使我失望的，然而，它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们落到中国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心理现象。一部共产党的历史正是思想与行动相矛盾的历史。抱了高尚理想而出现于中国社会的反对派运动，出人意料之外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曾经走过的旧路。人们的热诚是不足以改变历史运行的方向的，能够担负中国革命伟大任务的只能是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的中国国民党。
反对派的统一大会，终于在各派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实现了。在大会将开幕之前一天，陈独秀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各派参加大会的代表，信的大意是说：“我（陈独秀）提议梁干乔和我（陈独秀）最好不参加大会，因为这样是更能够表现统一的精神和意志的……”当然看见这封信时，好像读了一部中国共产党史一样，脑海中充满了龌龊和卑污！
历史终以惨酷的形式结束了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的生命。
※ ※ ※
人们对于历史的态度愈是倔犟，而历史给予人们的教训也愈是深刻与可靠。积三年来血的经验和教训，造成了我对于三民主义之坚强信仰。三民主义就是我今后的政治生命，我将在中华民族复兴之前表示我对于生存，对于国家，对于人类的态度。
原刊于《苏俄评论》第1卷第3期。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