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936） 一、辩论现状社会主义者肯定有很好的理由来感谢米塞斯教授，他是他们事业的伟大的魔鬼辩护士，因为正是他的有力的挑战，迫使社会主义者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指导资源分配，需要有个充分的经济会计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主要由于米塞斯教授的挑战，许多社会主义者才察觉这个问题的存在。虽然米塞斯教授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且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象通常被认为那样完全不知有此问题，然而特别是在欧洲大陆 (意大利除外)，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一方面表示承认他的贡献，一方面经常提醒健全的经济会计的头等重要性，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者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不过我担心米塞斯教授很少可能欣赏社会主义者偿还欠他的债务的唯一足够的方式，而埋怨他是有困难的。因为他可能要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们在一处地方，这样的同伴可能不适合他。而且还有不幸的事，一个社会主义教师可能邀请辩证唯物论班上他的学生们到那里去看那个像，为了举例说明黑格尔的理性妙用，甚至使最滴水不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自觉地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 因为清楚而不同地陈述一个问题肯定是对科学的一大贡献，经济学家必将与社会主义者携手共同承认米塞斯教授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计算的论著。哈耶克(Hayek)教授说过，“首先以这样一种形式陈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使它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荣誉” 属于米塞斯教授。 但是除了陈述这个问题外，米塞斯教授不幸地也宣称已经证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很少可能接受这个论点。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他最好限于陈述问题，象皮尔逊(Pierson)那样，虽则如果他这样做，他或许不值得社会主义者大加承认。因为恰好是米塞斯教授否认社会主义下经济会计的可能性，为他的挑战提供了如此的力量和功率。因此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将不同地看待米塞斯教授的成就——他们意见分歧的一个奇特的例证，米塞斯教授认为他们的分歧总是存在的。 帕勒托（V.Pareto)早在1897年对这个问題提出了不同于米塞斯教授的答案，以后巴罗内（E.Barone)又加以补充。以后这个问题的讨论，除一个将在下文提到的例外，很少超出巴罗内论文的内容。 米塞斯教授的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解决它的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其根据是对物价的性质混淆不清。威克斯第（P. H. Wicksteed）曾指出，“价格”一词有两个意义。它可能指通常意义的价格，即市场上两种商品的交换比例，或者它可能作广义解释“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威克斯第说广狭义的‘价格’是“一件物质东西，一项服务，或一种权利能得到的货币”，只是广义‘价格’，‘向我们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的特例”。①只有广义的价格才是解决资源分配问题所不可缺少的。经济问题是在不同方案之间选择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三种资料：（1）指导选择行动的一个优先顺序；（2)关于“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 的知识；（3)现有资源数量的知识。给定那三种资料，选择问题是可解的。 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显然可以认为（1 ）和（3 ）两项资料是已知的，其已知程度至少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1）项资料可用各人的需求表算出或由管理经济体系的当局的判断来解决。剩下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员能否得到（2)项资料。米塞斯教授否认这一点。然而仔细研究价格理论和生产理论使我们相信，给定⑴项和（2）项资料，一种商品变换为另一种的技术可能性，即生产函数最终决定“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员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对生产函数将有完全相同的知识，或完全相同地缺乏知识。 但是米塞斯教授似乎混淆了狭义价格，即市场上商品的交换比例和广义价格“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实际交换资本货物的市场。显然没有市场上交换比例那个意义的资本货物价格。因此米塞斯教授争辩，在资本货物领域中得不到“选择指数”但是这个结论系根据对狭义“价格”与选择指数的广义“价格”的混淆。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价格”才是分配资源所不可缺少的，并且根据一种商品变换为另一种的技术可能性，它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已知的。 米塞斯教授争辩，为了合理分配生产资科私有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按照他的看法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存在确定的选择指数（至少在资本货物领域中），在不同方案之间选择的经济原理只适用干一种特殊的制度背景，即承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在后者承认有任何经济规律的范围内）确实主张一切经济规律只有历史相对的效力。发现奥地利学派的一位著名成员支特这个制度主义见解是最令人惊异的，他们为了强调经济理论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做了这么多工作。 因此米塞斯教授对社会主义制度中经济计算的可能性的否定必须予以驳回，不过，米塞斯教授的论点最近被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以更精细的形式吸收过去。他们不否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合理分配资源在理论上的可能性；他们只怀疑这个问题的满意实际的解决的可能性。哈耶克教授讨论巴罗内、狄更逊(Dickinson) 和其他人提出的答案，他说，“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意思是在逻辑上它不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他否认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这个问题能实际解决。 罗宾斯（L.C.Robbins)教授把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他说: “在纸面上，我们能设想这个问题用一系列数学计算来求解……, 但实际上这种解法是行不通的。它会需要在几百万个预计数据的基础上列出几百万个方程，而统计数据又根据更多百万个各别计算。到解出方程的时候，它们所根据的信息会已过时，需要重新计算它们。根据帕累托方程可能实际解决计划问题只说明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不了解这些方程意味着什么。” 所以，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放弃了米塞斯教授的立场的要点而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他们承认，在原则上问题是可解的，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它能否用简单的试验错误的方法来解决，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的解决方法那样。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货物的实际市场的意义转移了。从理论上讲，没有实际市场，承认“提供不同选择的条件”的广义价格也是已知的。按照他们的见解，市场的功能是另一种，即提供一种靠试验错误分配资源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功能。 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采取的立场在问题的讨论中进了一大步。比起米塞斯教授完全否认社会主义下经济会计的可能性 来，它是一种效果好得多的研究方法。是否由于采取了这个步骤，他们在社会化部或中央计划局的建筑中也值得有个荣誉像，或至少立一个纪念碑，还要看一看。问题的很大重要性使这件事很有可能。 巴罗内已经指出一个事实，经济均衡方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也靠试验镨误来求解。他认为这样求解是可能的，但未能提出如何去实现它。不过泰勒（Fred.M.Taylor)在192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经济靠试验错误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这篇文章对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的论点提出了实质上的回答，它是第一个真正超过巴罗内的论文内容的贡献。但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论点的很大重要性要求对这个问题作更详细的研究。所以本文的目的是阐明在竞争市场上靠试验错误实现资源分配的方式，并且寻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相似的试验错误的方法有无可能。 二、在竞争市场上均衡的决定让我们看在竞争市场上如何靠试验错误建立经济均衡。竞争市场是指一种市场，其中（1)人数这么多，以致没有一个入能通过变化他的需求或供给来显著影响物价，因此不得不把物价看成是独立于他的行为以外的不变参数；（2）可以自由进出每个行业或产业。 均衡条件是双重的：（A）拫据均衡价格，一切参加经济体系的人必须达到他们的最大位置；（B）均衡价格决定千每种商品的需求等于其供给的条件。我们可称前一条件为主观条件，后一条件为客观条件。不过这两个条件不能决定均衡，除非加一个第三条件，表达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在我们的情况下这个条件是说：（C）消费者的收入等于他们销售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源的服务的收入，加上企业家的利润（均衡时为零）严格讲，这个条件不是均衡条件，因为不论经济体系是否在均衡中它都成立 不管怎么说，有必要使均衡为确定的。让我们分析这三个条件， A，B和C; A和B是严格意义上的均衡条件。 A.各个个人使他们的效用，利润，或者生产资源所有权的收入最大化，以实现主观的均衡条件。 1．消费者如此花费收入，使每单位收入（以货币表示）能得到的边际效用量对一切商品是相等的，这样使他们从收入得到的总效用为最大。已知他们的收入和物价（为了确定一个单位收入能得到的商品数量，物价是必需的），消费品的需求被决定。 2.生产者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使利润最大化的过程包括两部分：（a）确定最优要素组合和（b）确定最优生产规模。达到第一点的方法是按这样的比例组合生产要素，使得一单位货币能买到的每种要素最的边际生产率相等。要素价格是已知的，所以有可能确定一单位货币能得到的每种要素数量，这个条件决定生产者的最小成本曲线。已知这条曲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在市场上给出）时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单一生产者的产量和他对生产要素的需求这样被决定了。这祌决定完全根据竞争市场的第一性质，即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不依靠生产者选择的生产规模和要素组合（由于竞争的生产者数目很大）。一个产业总产量的决定根据竞争市场的另一性质，即生产者自由进出任何产业。这使一个产业的总产量能使产品价格等于生产的平均成本。已知每个生产者的产量和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以及一个产业的总产量，一个产业对要素的总需求也能决定。因此，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产品的供给和要素的需求被决定。 3.最终生产资源（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主人们把这些资源的服务卖给出最高价的人，使他们的收入为最大。已知这些资源的服务的价格，它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被决定B.只有根据已知一组物价和消费者收入才能实现主观均衡条件。物价被各个个人看成是不依靠他们的行为的常数。对于每一组物价和消费者收入，我们得到不同的商品需求和供给数量。条件（C）说消费者的收入等于他们销售他们所有最终生产资源的服务的收入，加上企业家的利润。由于这个条件，消费者收入决定于最终生产资源的服务价格和利润，所以最后剩下物价是决定商品供需的唯一变量。假设不同的各组物价，我们得到需求和供给表。现在，客观均衡条件帮助我们挑出专门一组物价，它们是保证参加经济体系的所有个人的主观最大位置互不矛盾的唯一的一组价格。这个条件意味着每种商品的供需必须相等。满足这个条件的价格是均衡价格。如果需求和供给表都是单调函数，只有一组物价满足客观均衡条件；否则，可能有复解，但是得到的有些物价组代表不稳定均衡。 这是均衡问题在竞争市场上的理论解。现在让我们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如何靠试验错误来解决。靠试验错误求解系根据所谓价格的参数函数，也就是，根据这样的事实，虽然物价是市场上所有个人行为的结果，每个个人分别把实际市场价格看成是已知数据，他必须调节自己来适应这些价格。每个个人努力利用面对他的他不能控制的市场情况。市场价格因而是决定各人行为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均衡值决定于客观均衡条件（B）。瓦尔拉（M. E.L.Walras)已如此光辉地表明这是靠一系列相继的试验（反复试验）做到的。 让我们从随机给出的一组物价出发（例如，从一个容器中抽出数字)。根据这一组随机物价（瓦尔拉的偶然要价），各个个人足他们的主覌均衡条件并达到他们的最大位置。对于毎种商品有了一个需求数量和一个供给数量。现在客现均衡条件来起作用。如果每种商品的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碰巧相等，整个情况定了下来，物价是均衡物价。不过，如果需求量和供给量分歧，买主和卖主的竞争将改变价格。需求超过供给的那些商品价格上升，同时情况相反的商品价格下降。结果我们得到一组新价格，作为各个个人努力满足他们的主观均衡条件的新基础。主观均衡条件实现后，我们得到一组新的需求和供应数量。如果对于每种商品供求不等，价格再度改变，于是我们有另一组价格，又作为各人重新安排选择的基础；并且因而我们得到一组新的需求和供给数量。过程如此继续下去，以至客观均衡条件被满足并最终达到均衡。实际上是历史上给出作为相继试验过程的价格。 我们不得不向读者道歉，对经济均衡理论要点，用达种教科书式的阐述，占用他的注意力。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确定价格（“提供其它选择的条阵”的广义价格）的可能性曾被否定这件事实，似乎表明这些要点未得到充分领会。现在让我们看一种相似的试验错误方法是否不能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试验错误方法为了讨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分配资源的方法，我们必须说明我们心中是那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现在让我们假设保持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并假设用需求价格表示的消费者的偏好是生产和资源分配中的指导标准。以后我们将转而研究一种更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上述社会主义制度中，我们有一个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的市场（按这个词的制度意义）。但在劳动以外没有资本货物和生产资源的布场。资本货物和劳动以外的生产资源的价格因而是广义的价格，即只是为会计目的确定的现有选择的指数。让我们看在这样的制度中如何决定经济均衡。正好象在一个竞争的个人主义体制中，均衡的决定包括两部分。（A）根据已知的选择指数 (在消费品的情况下是市场价格，在其它一切情况下是会计价格），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劳动服务的主人参加经济体系的个人和生产经理以及劳动以外的最终资源（即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经理按照某些原则决策。这些经理假设是公共官员。（B）价格（不论市场价格或会计价格）决定于一个条件，每种商品的需求数量等于供给数量。 A项的决策条件形成主观均衡条件，而B项决策条件是客观均衡条件。最后，我们也有一个条件C，表达经济制度的社会组织。由于劳动以外的生产资源是公共财产，消费者的收入与那些资源的所有权分离，条件C（社会组织）的形式决定于所采取的收入形成原则。 以不同方式决定条件C的可能性在收入分配的事情上给予社会主义社会以很大自由。但是保持选择职业自由的必要性限制这个自由的任意使用，因为在一个消费者的收入和他所做劳动服务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所以把消费者收入看成包括两部分似乎是方便的：一部分是所做劳动服务的收入，另一部分是一种社会分素的数量和他的生产规模。 一个产业的总产量有待于决定。其做法是也向一个整个产业的经理们（例如，国家煤炭托拉斯的董事们）提出第二条规则，作为指导他们决定一个产业应当扩充（建设新工厂或扩大老工厂）或收缩（不更换已折旧完的工厂）的一个原则。因此每个产业必须生产按等于本产业生产此数量发生的边际成本的价格能卖给或“转帐给”其它产业的精确那么多的商品。一个产业发生的边际成本是那个产业（不是一个具体工厂）使用最优要素组合多生产一单位产品而做必须做的任何事情的成本。其中可能包括建设新厂或扩大老厂的成本。 向一个产业的经理们提出的第二条规则，其作用与自由竞争下企业自由进出一个产业所起的作用相同；也就是，它决定一个产业的产量。不过，不论平均成本够本与否，第二条规则必须贯彻，即使它涉及工厂或整个产业亏损。 两条规则可用简单要求的形式表达，始终使用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生产方法（即要素组合）并且生产将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那么多的每种服务或商品，这个要求向负责将作具体决策的任何人提出。这样每个工厂和产业的产量以及每个产业对生产要素的总需求被決定。为了使生产经理能遵守这些规则，要素和产品的价格自然必须是已知的。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情况下， 它们在市场上决定，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它们由中央计划局决定。那些价格给出后，产品的供给和要素的需求被决定。 采取上述两条规则的理甶是明显的。由于价格是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指数，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生产方法也将使牺牲的其它选择最小。因此若一条规则只是说每种商品的生产须使其它选择的牺牲为最小。第二条规则是遵循消费者偏好的必然结果。它意味着，得到满足的每种偏好的边际意义必须等于其满足被牺牲掉的其它偏好的边际意义。如果不遵守第二条规则，某些较低的偏好会被满足，而在标尺上地位较髙的偏好会得不到满足。 3.假设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劳动者贡献他们的服务给支付最高工资的产业或职业。对于公有的资本和自然资源，中央计划局必须确定一个价格，并规定这些资源只能给能“支付”或者不如说能“计算”这个价格的产业。这是遵循消费者偏好的结果。已知最终生产资源的服务价格，它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分配也被决定。 B.只有价格为已知时，才能实现主观均衡条件。生产经理和公有生产资源的经理的决策也是如此。只有在价格为已知时，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使边际成本与产品价格相等的产量，以及最终生产资源的最佳分配才能被决定。但是如果没有资本货物或劳动以外的最终生产资源的市场（按这个词的制度意义），它们的价格能否客观地决定？中央计划局确定的价格是否必然是很任意的？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任意性质会使它们失去作为提供其它选择的条件指数的任何经济意义。这确是米塞斯教授的意见。而且这个见解为柯尔（Cole)先生所共有，他说：“在一个无计划经济中，每个企业家脱离其他企业家作出他的决策，每个企业家显然面对现行工资、租金和利息水平代表的广泛已知的成本结构。……在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能有客观的成本结构。成本能推算到任何需要的程度。……但是，这些推算成本不是客观的，而是国家公共政策决定的法定成本。”然而回忆价格理论的要点很容易驳斥这种见解。 在竞争市场中为什么有一个客观的价格结构？因为作为物价的参数函数的结果，一般地只有一组物价满足客观均衡条件，即，使每种商品的供求相等。如果保留物价的参数函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得到同样的客观物价结构。在竞争市场上，物价的参数函数是互相竞争的人数太多以致任何一个人不能靠他自己的行动影响物价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和劳动以外生产资源的所有制是集中的，经理们靠他们的决策肯定能影响物价并且确实在影响物价。所以物价的参数函数必须由中央计划局作为一种会计规则给他们规定。一切会计工作必须好象物价不决定干所作决策那样来做。为了会计的目的，物价必须当作常数来对待，这是和竞争市场上企业家们对待物价一样的。 达到这个目标的技术很简单：中央计划局必须规定物价并且监督所有工厂、产业和资源的经理根据中央计划局规定的物价做他们的会计工作，而不允许使用任何其它会计方法。一旦物价的参数函数被用作一种会计规则，价格结构被客观的均衡条件建立起来。对于每一组物价和消费者收入，一定数量的每种商品被供给和需求。条件C藉助于最终生产资源的服务价格和为了分配社会分红而采用的原则来决定消费者的收人。给定那些原则，只有物价是决定商品供需的变量。 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必须相等的条件有助于选出均衡价格，只有均衡价格保证采取的所有决策互不矛盾。不同于均衡价格的任何价格，在会计期终了时会显示所讨论的商品有剩余或不足。因此社会主义中的会计价格远不是任意的，而与竞争体制中的市场价格有十分相似的客观性质。中央计划局规定物价时做出的任何错误会用一种很客观的方式自我暴露——这种商品或资源数量的物质短缺或剩余——并且为了保持生产顺利进行，必须加以修正。由于一般地只有一组满足客观均衡条件的物价，产品的价格和成本都被唯一地决定了。 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中均衡价格的决定的研究已表明，价格决定过程与竞争市场中的过程很相似。中央计划局起市场的作用。它规定组合生产要素和选择一个工厂的生产规模的规则，确定一个产业的产量的规则，分配资源的规则，以及在会计中将价格当参数使用的规则。最后，它规定物价，以便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由此可知用计划代替市场的功能是很可能和可行的。 有两个问题值得一些特别注意。第一个问题有关确定社会分红的最佳分配。假设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社会分红的分配可能影响向不同产业提供的劳动服务数量。如果某些职业比其它职业接受的社会分红较大，劳动会被引向收到较大分红的职业。所以社会分红的分配必须不去干扰劳动服务在不同产业和职业之间的最优分配。最优分配须使不同产业和职业中劳动服务的边际产值之差等于在那些产业或职业中工作的边际反效用之差。只要工资是收入的唯一来源，这种劳动服务的分配自动产生。所以，社会分红必须如此分配，使它对选择职业没有任何影响。付给一个人的社会分红必须完全不依靠他的职业选择。例如，它可以按每个人口平等分配，或者按照年龄或家庭大小或不影响选择职业的任何其他原则分配。 另一个问题是利息率的决定。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的短期答案和长期答案之间进行区别。在短期中资本数量被看成是常数，利息率只决定于资本的需求等于现有数量的条件。在利息率定得太低的时候，社会化银行系统会不能满足各产业对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定得太髙的时候可供投资的资本会有剩余。然而在长期中资本数量可依靠积累来增加。如果在把社会分红分配给个人以前“集体地”积累资本，积累率能由中央计划局任意决定。中央计划局或许将以充分积累使资本的边际净生产率等于零为目标，由于技术进步（新的节约劳动方法），人口增加，新自然资源的发现，以及，可能由于需求转向用更资本集约的方法生产的商品。但是积累进行的率，也就是速率，是任意的。 “集体”做出的资本积累率的任意性只是意味着关于积累率的决策反映中央计划局，而非消费者，如何评价收人流的最优时间形状。当然，人们可能争辩说，这涉及减少消费者的福利。只有使一切积累依靠个人储蓄能克服这个困难。但是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很难相容。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推迟到本文后面的一个部分。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均衡的理论决定之后，让我们看均衡如何能象在竞争市场中一样用一种试验错误的方法来确定。这种试验错误方法根据物价的参数函数。设中央计划局开始用随机选定的一组给定物价。生产和公有生产资源的经理的一切决策以及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劳动供给者的个人的一切决策均以这些物价为基础。由于这些决策的结果，每种商品的供需数量被决定。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不等于供给量，那种商品的价格必须改变。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必须提髙它，如果情况相反，则降低它。这样中央计划局规定一组新物价，作为新决策的基础并且导致一组新的供求数量。通过这个试验镨误过程，物价被最终决定。当然，试验错误过程实际上会根据历史上给出的物价进行。经常会对那些物价作比较小的调整，没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物价体系。 已故的泰勒（F.M.Taylor）教授极好地描述了这个试验错误过程。他假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人员会给生产要素（以及一切其它商品）指定临时价值。他继续写道：如果当局在管理生产过程时，对任何具体要素实际使用的评价太髙或太低，这个事实会立即以无误的方式自我暴露。例如，假设在某个具体要素的情况下，评价……太高，那个事实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局使用那个要素时不必要地节约；而这个行为本身会使可供现生产期的那个要素的数量，大于在那个时期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对任何要素估价太高会使那个要素的存量在生产期末表现有剰余。相似地，评价太低会使那个要素的存量产生亏损。“对一个要素的每一次错误评价会造成剩余或亏损二者之依靠一组相继的试验求得各种要素的正确会计价格。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会计价格能用在竞争市场上决定价格的同样的试验错误过程来决定。为了决定价格，中央计划局不需要有“可能供应的不同商品的价格的任何可能的组合下，会购买的一切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完整清单。”中央计划局也不会需要求解几十万个（如同哈耶克教授预期的）或几百万个（如同罗宾斯教授设想的）方程。唯一会需要“求解”的方程会是消费者 和生产经理的那些方程。这些方程恰好就是在目前经济制度中 “求解”的同样“方程”，而做“求解”工作的人也是同样的。消费者“解它们是靠花费他们的收入，以便从它得出最大的总效 用；而生产经理"解”它们是靠求得使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并求得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生产规模。他们用一种试验错误方法“解”它们，象马歇尔常说的，在边际处作（或想象）小变化，并且注意那些变化对总效用或生产成本的影响。而他们只有少数人是学高等数学毕业的。哈耶克教授和罗宾斯教授他们自己每天至少“解”几百个方程，例如，在买一份报纸的时候，或决定在饭馆中吃顿饭的时候，而且为了那个目的他们大概不用行列式或雅可比行列式。而雇佣或解雇一个工人，或者购买一包棉花的每个企业家也在“解方程”。在杜会主义经济中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求解”完全同样性质和数目的“方程”，不少也不多，而且完全是同样的人，消费者和生产厂的经理们需要“解” 它们。 为了确定给“解方程”的人作为参数的物价，也不需要数学。 并且不需要对需求和供给函数的任何知识。只要注意需求数量和供给数量能求出正确的物价，只要求过于供就提高这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只要情况相反就降低价格，以迄依靠试验错误，找到供求平衡的价格。 我们已看到，没有丝毫理由说，与竞争市场中的方法相似的试验错误方法为什么不能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作用，来决定资本货物和公有生产资源的会计价格。这种试验错误法似乎确实会，或至少能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工作得比竞争市场好得多。因为中央计划局对整个经济体系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能够有的知识宽广得多，并且因此比竞筝市场可以用一个短得多的系列的相继的试验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所谓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本货物和公有生产资源的会计价格不能客观地决定的论据，或者因为这在理论上不可能，或者因为没有现成的够用的试验错误方法的论据不能成。陶西格（Taussig）教授1911年把“商品不能评价”的论点列入“没有多少分量”的对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中。自从那时以后的一切讨论之后，找不到理由要改变这个意见。 四、试验错误方法的普遍性上述试验错误方法也适用于消费选择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都不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在那里资源分配不受消费者偏好的指导，而受负责管理经济制度的官僚集团的目标和评价的指导。在这样一种制度中，中央计划局决定生产什么商品和生产多少数量，生产的消费品用配给方法分配给公民，而不同职业靠任命来充数。在这样一种制度中，合理的经济会计也是可能的，只是会计反映中央计划局官僚集团的偏好，而不是消费者的偏好。中央计划局必须规定一个偏好标尺，作为评价消费品的基础。 设计这样一种偏好标尺在实际上决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商品价格是已知的，竞争市场上的消费者从不犹豫选择什么东西，虽然他肯定会发现不可能写下他的效用（或偏好）函数的数学公式。中央计划局同样不需要有它的偏好的详细公式。例如藉助于简单的判断，在每月生产十万只帽子的时候，它会指定一顶帽子以十个货币单位的评价，而在每月生产十五万只帽子的时候，指定一顶帽子以八个货币单位的评价。 已知中央计划局的偏好标尺，在此情况下都是会计价格的物价，以和从前完全相同的方式决定。中央计划局必须对工厂的经理们和建设者们规定规则，生产要素应当如此组合，使平均生产成本为最小。每个工厂和每个产业必须采取一条规则，生产能按等于边际成本的价格“结算”的正好那么多的某种商品；并对最终生产资源的经理们必须规定一条规则，这些资源只能引到能按中央计划局规定价格“结算”的产业。最后两条规则以前是遵循消费者偏好的结果，现在它们是服从中央计划局规定的偏好标尺的后果。它们因而是使生产和生产资源的经理们的决策符合中央计划局规定的目标的规则。换句话说，它们是计划经济的内部一致的规则。选择使平均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的规则保证在执行计划时有效率。 最后，中央计划局必须规定它自己确定的会计价格的参数函数，确定价格时须能平衡每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定价的工作可以靠试验错误来做，完全象上述情况一样；这样确定的均衡价格有确定的客观意义。就偏好标尺由中央计划局规定而言，价格是“计划的” ；但是一旦标尺定了下来，它们是很确定的，不同于均衡价格的任何价格会在会计期末留下这种商品的剩余或短缺并因而妨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为了防止生产的物质过程中的混乱，使用正确的会计价格是很重要的，并且那些价格远不是任意的。 不过，只有如果一种商品的供求之间的一切差异用适当改变它的价格来解决时，会计价格的确定性才成立。因此，除把消费品分配给公民之外，不能用配给作为使供求相等的方法。如果配给能用于这个目的，价格成为任意的。但是有趣的是，即使利用配给，在一定限度内有一种趋势，生产的商品数量好象供求之间的一切调节完全靠定价来做一样多。例如，会计价格定得太低，发生求大于供。中央计划局会不得不干涉这种情况，命令生产这种商品的产业增加产量，同时命令用这种商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产业在使用时注意节约。 所以配给的方法依靠一种很粗糙的逼进，引至确定均衡价格会引至的那一点，但是如果配给成为一种普遍方法，以上列举的规则不再是生产经理们的决策和计划确定的目标之间一致性的可靠指数。另一方面，那些决策与计划的一致性可以这样来度量，即规定产量指标并与实绩作比较（如同苏眹的做法）。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满足客观均衡条件的会计价格体系，没有办法度量执行计划的效率，因为除非价格表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按最低平均成本生产的规则对于计划的目标没有作用证明一个在消费和职业方面均无选择自由但接受中央计划局官僚集团规定的偏好标尺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一致性和可行性，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推荐这样一种制度。勒纳（Lerne）先生已经充分地说明这种制度的不民主性质和它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想不能相容。这种制度会被任何文明人民难以忍受。苏眹有一段时期用配给方式分配消费品是可能的，那时生活水平在生理学的最低点，任何食品、服装或住宅的配给增加受到欢迎，不管是什么东西。但是一旦国民收人有足够增加，配给制被放弃，大部分为消费品市场所代替。并且除了某些例外，在苏联总是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的。用配给制分配消费品在西欧国家或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消费的选择自由并不意味着生产实际上是被消费者的选择指导的。人们很可以设想一种制度，生产和资源分配由中央计划局确定的偏好标尺指导，而价格制度被用来分配生产的消费品。在这种制度中有消费的选择自由，但是消费者对生产和生产资源经理们的决策，没有任何影响。会有两套消费品价格。一套是商品售给消费者的市场价格，另一套是从中央计划局确定的偏好标尺得出的会计价格，后一套价格是生产经理们据以决策的基础。 不过，这种制度会被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们容忍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双重消费品物价制度会向人民暴露中央计划局中的官僚们按照与公民们的偏好标尺不同的标尺分配社会的生产资源。存在消费品的双重价格制度很难向人民隐瞒，特别是如果存在一个机构（类似苏眹的工农检查院）授权普通公民查帐和检査社会资源的管理。 因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消费品的会计价格才会被允许偏离市场价格，这些情况是大家同意这种偏离符合社会福利的利益。例如，大家可能同意威士忌的消费应当减少，而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或阅读圣经（或者同时阅读两本书，例如在盎格鲁一萨克逊社会中肯定会如此）应予鼓励。那些东西的价格会按此精神确定。但是这种事情确实也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官僚们希望成功地规定他们自己的偏好标尺，用于指导生产，他们必须求助于在生产货物和资源的领域中实行配给，以便把他们的偏好标尺与公民们的偏好标尺的矛盾伪装起来。所以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如能规定原则，排除配给制，并且用制订价格作为平衡供需数量的唯一方法，则这个经济可以很有信心地保证中央计划局遵循消费者们的偏好。 五、经济学家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社会主义经济中决策的一致性以及执行决策的效率的规则与企收家们在纯竞争市场上的实际行为完全相同。竞争迫使企业家们按照如果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生产经理那样去做。自由竞争倾向于执行与理想的计划经济中相似的行为规则，这个事实使竞争成为经济学家喜爱的思想。但是如果竞争执行的分配资源规则与一个理性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接受的规则相同，考虑社会主义有何用？如在现有制度内能达到同样结果如果只要迫使它保持竞争标准，为什么要改变整个经济制度？ 但是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分配之间的相似性只是纯粹形式上的相似。形式的原理相同，但是实际分配可能很不同。这种差异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的经济制度区别开来的两大持点。 一个特点是收入分配（决定经济均衡时的条件C）。只有社会主义经济能这样分配收入，使它达到最大社会福利。在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中。收入分配决定于最终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分配，这个分配是一种历史遗产，其起源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无关。例如，有些国家在封建时代的大地产已被资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所打破，而有些国家大地产仍然完整，它们的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不同。在资本主义下最终生产资源的所有权分配很不平等，大部分人口只有他们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价格不反映不同个人需要的相对迫切性。消费需求价格决定的资源分配远不能达到最大社会搞利。一方面有些人正在挨饿，其他人被允许沉溺于奢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确定消费者的收入，以便使全体人口的总福利为最大。 假设有消费的自由选择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使社会总福利为最大的收入分配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分配必须如此，使不同消费者们提出的需求价格代表相等的需要迫切性。如果对所有消费者来说收入的边陆效用相同，就达到了这一点。（2）分配必须使劳动服务在不同职业之间如此分配，使不同职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差别等于他们的职业中涉及的边际反效用的差别。假设收入的边际效用曲线对所有各人是相同的，在所有消费者的收入相同时，条件（1）被满足。但是条件（2）要求收入有差别，因为，为了劳动服务得到所需分配，不同职业的边际反效用的差别必须用收入的差别来补偿。不过矛盾只是表面的。把闲暇、安全、工作的愉快等等，都放进各人的效用标尺，任何职业的反效用可以表示为机会成本。选择一个职业，其货币收入较低，但反效用也较小，可以解释为按照等于那个具体职业中得到的货币收入与其他职业收入之间的差额的价格购买闲暇、安全、工作偷快等等。因此条件（2）要求的收入差别只是表面的。它们代表个人为不同工作条件支付的价格。社会主义管理当局可以不给不同职业规定不同的货币收人，而向所有公民支付同样的货币收入，而对从事每种职业征收一个价格。不仅在两个条件之间没有矛盾，而且为了满足条件（1),条件是必要的，这一点已变得明显了。 如果收入的边际效用曲线对所有人相同，则我们的论点严格成立。当然，这并不符符合实际，人们可以设想给予较“敏感”的人以较高收入，以便把不同个人的收入边际效用曲线的差别考虑进去。但是关于“灵敏度”的这种差别不能度量，这个方案无法实行。此外，现社会中存在的“灵敏度”的差别主要由于阶级之间的社会障碍。例如，一个匈牙利伯爵比一个匈牙利农民更“敏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较均一的社会阶层中这种差别会消失，而”灵敏度”的一切差别会属于纯粹个人性质。这种个人差别可以假设按正态误差规律分布。因此，根据所有个人的收入边际效用曲线相同的假设分配收入。社会主义社会在估计不同个人需要的相对迫切性时会击中正确的平均值。只有随机误差。而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引来一个常数误差——有利于富人的阶级偏差。 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基于私营企业的经济的另一特点是进入价格制度的项目的齐备性。什么东西进入价格制度决定于历史遗 留的一组制度。庇古教授已指出，一个企业家负担的私人成本和社会生产成本之间常有差距。只有私人企业家必须付价钱的那些项目才进入他的成本帐，而在他解雇工人时造成的失业维持费，职业病人和工业事故的费用之类的项目不进人他的成本账，或者如克拉克（J.M.Clark)教授所说，被引入社会公摊成本。另一方面，私人生产者提供不计人产品价格之内的服务，也是有的。 基于私营企业的经济制度只能很不完全地考虑牺牲的和在生产中实现的各种不同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如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被牺牲而未算作生产成本。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把一切不同选择计入经济会计。因此它会评价生产提供的一切服务并将所牺牲的一切选择计人成本帐；结果它也能把社会公摊成本换算为直接成本。这样做它会避免与私营企业联系的许多社会浪费。庇古教授说过，在现行经济制度框架内用适当的立法、捐税和补贴也能免除许多这类浪费，但是社会主义经济能以大得多的彻底性做到它。 私人生产者不能考虑的一类很重要的收益和成本是存在外部规模经济或不经济时产生的。在此情况下，一个生产者增加产量将提髙或减少其它生产者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效率。由于这样产生的社会收益或成本不给个人生产者报酬或向他收款，他在决定产量时不能把它计算在内。而在自由竞争下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数目恰好使产品价格等于私人生产者负担的平均成本。因此由于外部经济或不经济产生的社会收益和成本未予计算。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个情况自动地由以下规则来考虑，每个产业生产恰好使该产业生产那个数量发生的边际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那么多产品。产业产量改变引起的外部经济和不经济表现为该产业发生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形式，使边际生产成本而不是平均生产成本等于产品价格的规则考虑了外部经济或不经济。 由于有可能把一切选择计算在内，社会主义经济不发生商业循环的波动。不论商业循环的理论解释如何，购买力累积减少造成的需求和产量的累积减缩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能予以停止。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当然能发生严重错误以及投资和生产的方向有误。但是这种方向失误不一定导致整个经济制度生产下降和生产要素失业。一个私人企业家发生严重损失时不得不关闭他的工厂。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错误就是一个错误，并且必须纠正。但在作出纠正时能计算得到的和牺牲的一切选择，不需要用这样一种方法纠正经济体系中一部分的损失，而因需求的累积减少和生产要素失业的次生效应造成更进一步的损失。能把错误限制在局部，局部的生产过剩不必变成普遍的生产过剩。所以商业循环 理论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会失去他的研究题目，但是他积累的知识在寻求避免错误的方式，和纠正那些已犯的错误使它不带来进一步损失的方法方面，仍会有用。 有可能决定使社会福利为最大的收入分配和把一切选择纳人经济计算，使社会主义经济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优于生产资枓私有制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体制，而且特别优于经济制度中大部分参加者被剥夺除他们的劳动外任何生产资源所有制的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不过，实际的资本家制度不是完全竞争的制度；它是盛行寡头垄断和垄断性竞争的制度。这给经济学家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添加一条有力得多的论据。垄断性竞争的浪费在最近理论文献中已得到这么多注意，在这里不需要重复其论点。资本家制度距离经济理论所讲的竞争经济模型甚远。而且即使它符合竞争经济模型，我们已经看到，它远不能使社会福利为最大。只有社会主义经济能充分满足许多经济学家对自由竞争成就的赞扬。不过，社会主义和私营企业竞争体制的资源分配原理之问形式上的相似性，使得后者研究出来的经济均衡理论的科学技术也适用于前者。 罗宾逊（Robinson）夫人和张伯伦（Chamberlin）教授的分析比瓦尔拉（M.E.L.Wairas)和马歇尔的分析远为更好地描写了实际资本家制度但是后两人的工作对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更将有用。其结果，张伯伦教授和罗宾逊夫人面临在社会主义下失去他们的职位的危险，除非他们同意调到经济历史系将理解对将来一代看来是过去时代的疯狂和愚蠢的事情所必需的理论工具提供学历史的学生。 针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优点，经济学家可能提出资本积累率的任意性产生的缺点，如果积累由“集体”来做的话。积累率如果不能反映消费者对收入流的时间形状的偏好，可以看成是社会福利的减少。但是上面列举的优点可以被认为超过这种缺陷。此外，在现行经济秩序中储蓄也仅仅部分地决定于纯粹效用考虑，而且储蓄率受收入分配的影响大得多，从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它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罗伯逊（D.H. Robertson)先生已指出，并且凯恩斯先生在分析决定总就业量的因素时已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公共的储蓄努力可能因为后面没有适当的投资率而失败，结果人民的储蓄倾向带来贫因而不是增如财富。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决定的积累率，根据经济观点，可能证明比资本家社会中实际储蓄率合理得多。 可能被提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有一个论点，关于公共官吏与私人企业家作为生产经理的效率比较问题。严格讲，这些公共官吏必须与资本主义下的公司官员比较，而不是和私营小型企业家比较。论点因而失去它的力量的大部分。这个论点的讨论属于社会学而非经济理论领域，所以在这里不谈。不过我们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很大重要性。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的真实危脸确实似乎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可能对付资源分配问题。不幸我们看不到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能避免相同的或者甚至更大的危险。服从民主控制的官吏似乎优于实际上不对任何人负责的私营公司董事们。 然而，讨论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真正重要之点不是比较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和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均衡 位置。对于经济理论家来说，这种比较是有趣的，但是它不是社会主义讨论的真正问題。真正问题是进一步保持资本家制度与经济进步是否相容。 社会主义者最不会否认资本主义曾是人类历史上曾看到的最伟大的经济进步的载体。确实从未有过比《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家制度的革命成就更热情的赞扬了。宣言说，资产阶级“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然而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的制度是 否将无限期地继续有利于经济进步，或者是否在某个技术发展阶段，它们从促进作用变为进一步进展的障碍。后者是社会主义者的主张。 过去两百年的史无前例的经济进步是由于提高一定生产要素组合的生产率或创造新商品和服务的革新。这些革新对私营企业利润的效应是双童的：（1）引入一项革新的企业家得到立即的，虽则在自由竞争下只是暂时的利润，或利润的增加。（2）利用过时生产资料，或者生产被更廉价的对手代替的竞争商品的企业家们蒙受损失，最终导致投资在他们企业中的资本贬值；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企业家由于革新创造的新需要获利。在任何情况下， 每项革新必然联系着某些老投资价值的损失。在竞争体制中有物价参数函数并且新企业自由进入每个产 业，企业家和投资者们不得不蒙受革新造成的老投资的损失和贬值，因为不可能抵销这些革新，企业家们对付这个情况的唯一方式是在他们自己的企业中引入革新，后者本身又造成别人的损失。但是当企业单位变得这么大，使物价的参数函数和新企业 (和投资）自由进入产业的可能性失效时，产生一种防止投人资本贬值的倾向。除被竞争逼迫做别的事情，一个私营企业只有当投入的老资本被摊销，或者如果成本降低如此显著，能抵销已投入资本的贬值，也就是，平均总成本变成低于用旧机器或设备生产的平均直接成本时，才将引入革新。但是如此放慢技术进步是违背社会利益的。 当已投入资本的所有权与企业家职能分离时，保持现有投资价值的倾向变得甚至更强有力，现代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愈来愈是这种情况。因为工业企业必须补偿已投入资本的全值，否则就失败。如果企业的财源是通过债券发行的，这是严格地对的，但是即使财源通过股票发行，股票牌价显著下跌伤害它的财政地位。 但是保持已投入资本价值与降低成本的革新不相容。罗宾斯教授很光辉地指出了这一点： 保持已投入资本价值很可能意味着有些生产者发现一个产业的前途比任何其它产业更有吸引力，但不能进入它，会大大使商品对消费者廉价的降低成本的技术改进被搁置起来，满足于按比以前低的报酬为消费者服务的人们的“浪费性竞争”被阻止降低。每个学生懂得来自进口玉米的廉价与保持玉米地价值不相容，如果限制进口，这些地会投入耕种。国际贸易理论的老生常谈如果用于国内竞争并不减少它们的任何力量。例如，公路运输: 降低铁路资本价值的论点和廉价食品降低农业财产价值的论点比较，力量一样大也一样小。……在商品降价意义上的经济进步与保持已投入具体产业的价值是不相容的。所以，当保持已投入资本价值成为企业家们的主要关心时，进一步的经济进步不得不停止，或至少大大放慢。 而在现行资本主义中，保持具体投资的价值确已成为主要关心。因此干涉主义和限制主义是主要经济政策。但是因为革新常常降低其它企业或产业中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引入它们的企业或产业，革新不能完全停止。当新革新的力变得如此强，以致毁灭老投资的人为保持价值时，结果是可怕的经济崩溃。为了保护老投资而努力停止经济进步以及在这些努力失败时巨大崩溃交替地动摇资本家制度的稳定性。或者只有放弃保护老投资价值的努力或者成功地停止革新才能医治商业情况的渐增的不稳定性。 但是拖住技术进步会使资本家制度涉及一组新的困难，因为没有供资本积累的有利投资机会。没有（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进，新自然资源的发现，或者人口的大量增加（后两项在今天不足以弥补第一项的缺少），资本的边际净生产率可能降至不足以补偿有资本的人的流动偏好的水平。当有些产业享有垄断地位使他们能保护他们的投资价值时，这个结果甚至更为加重，因为新资本只能自由进人仍然盛行自由竞争的那些产业的事实比不是这个情况压低资本边际净生产率利害得多。凯恩斯先生的光辉分析证明，这会带来一种紧缩压力，导致生产要素长期失业。为了防止这种长期失业，国家会不得不从事大量公共投资，因而在私人资本家由于投资报酬率低而拒绝进入的地方代替他。非有效地禁止进一步资本积累，国家会不得不在作为投资者的功能方面，愈来愈多地代替私人资本家。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似乎面对不可逃避的歧途：拖住技术进步通过有利投资机会的穷尽而导致一种长期失业状态，只有靠一种规模不断扩大的公共投资政策来补救，而技术进步的继续导致前面谈过的保护老投资价值造成的不稳定。 对我们而言，似乎只有废除私营企业和资本与自然资源私有制，至少在保持老投资价值的倾向盛行的那些产业中，才能成功地排除这神倾向。可以设想另外两种排除它的方式。 一个方式是回到自由竞争。不过由于现代企业单位很大，这个方式似乎不可能。在基于追求私人利润的制度中，每个企业家有利用一切可能增加他的利润的自然倾向。限制竞争的倾向对于私营企业和保护老投资价值对于资本私有制同样自然。亚当•斯密很久以前提到：“任何具体商业或制造业中的商人利益总是在某方面不同于公共利益或甚至与公共利益相反。扩大市场和缩小竞争总是商人们的利益。扩大市场可能常与公共利益一致，但是缩小竞争必然总是违背公共利益。”或者在另一段中：“同行业的人很少在一起见面，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遗也是如此，但是谈话结束是反对公众的密谋，或提高物价的某种计谋不能期望任何私人企业家或私人资本家自动拒绝一个提高他的利润或他的投资价値的机会： 世人总如此， 趋利而避害* （《地狱》，第二篇） 自由竞争制度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制度。它的机制是愚弄企业家的机制。为了起作用，它要求追求最大利润，但在较多人数实际追求利润时，它破坏利润，不过只有企业单位规模小因而企业家人数多，这种追求最大利润的捉迷藏游戏才是可能的。但是随着大规模工业的发展和财务控制的集中，追求最大利润破坏自由竞争。 如果不加上为了保护利润或投资在经济生活中常用政治干涉，图象会是不完全的。这种政治干涉也是工业和金融单位规模渐大的结果。小型企业要在政治上重要是太小了，但是大公司和银行利益的经济权力太大，不能没有严重的政治后果。只要使利润最大化是一切营业活动的基础，各工业和金融公司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利用它们的经济能力靠适当的国家干涉增加利润或者提高它们的投资价值。除非国家行政和立法机关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单位，超出任何人间影响能达到的范围，它们将屈服于那些力量的压力。只有把大规摸企业单位分割以破坏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才能实现回到自由竞争。只有在放弃大规模生产和与之联系的大量生产的伟大经济成就的代价下才能达到这一点。这种人工保持的自由竞争制度会不得不禁止使用先进技术。 为了克服保持老投资价值的倾向，可能有第二种方式：政府为了防止垄断和限制主义而控制生产。这种控制会意味着对生产和投资进行计划而不拋弃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这种计划工作很难成功。公司和银行的巨大经济权力是客观存在，它们会控制公共计划当局而不是相反。结果会是为垄断和限制主义而计划，与原来的目的相反。 但是即使能避免这祌情况，这种控制会是不成功的。要保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而强制它们做不同于追求最大刺润需要做的 事，会需要对投资和企业作数量令人生畏的管制。人们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考虑，防止限制主义保持老投资价值的政府控制会不得不强制生产者们按一种方式行事，以致他们的资本蒙受实际损失。这会打乱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财政结构。资本家们和企业家为一方和政府控制当局为另一方之间的经常摩擦会使企业瘫痪。此外，公司和大银行能用它们的经济权力对抗政府当局（例如，关闭它们的工厂，抽回投资，或其它各式怠工）。结果政府会不得不或者屈服，并因而放弃对追求最大利润的任何有效干涉，或者将对抗的公司和银行转为公有和公共管理。后者会直接导致社会主义。 所以，垄断、限制主义和干涉主义只有同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起才能抛弃，后者已从经济进步的促进派变成其障碍。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竞争仍然盛行的那些领域，即小型工业和农业中废除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要的，或者聪明的。在这些领域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营企业由于比社会化产业更有效率。很可能继续保持有用的社会功能。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最重要部分与自由竞争的距离和它与社会主义的距离一样远；它被塞满了各种限制主义。事情的这种状态将变成无法忍受的时候，它与经济进步不相容将变为明显的时候，以及不可能回到自由竞争，或者不可能对企业和对投资作成功的公共控制而不把它们从私人手中夺过来，将为大家所认识的时候，那时社会主义将是能有的唯一答案。当然，在现状中有既得利益的那些阶级将反对这个答案。所以只有在那些阶级的政治权力已被打碎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答案。 六、论过渡政策前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分配和定价的讨论指一个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有一个小型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部门包含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个问题并不带来任何特殊理论困难。不过，根据我们前面对此问题的讨论产生的理由，这个部门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自由竞争必须在其中占统治地 位；（2）一个私人生产者所有的生产资料数量（或者社会化产业中一个私人股东所有的资本数量）不能大到在收入分配中造成很大不平等，（3）从长期看，小型生产必须不比大规模生产费钱。 但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題表现为一些特殊问题。那些问题的大多数有关执行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改造的政治策略认为必要的经济措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属于纯经济性质，所以值得经济学家的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将打算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企业转移为公有制和公共管理应当是过渡政策的第一阶段或最后阶段。按我们的意见，它应当是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立即从各产业和银行的社会化开始其过渡政策。以前已经谈过的关于政府成功地控制私营企业和私人投资的可能性的一切产生这个结论。结果社会主义政府要控制或监督它们而把它们留在私人手中，会出现强制一个私人企业家或资本家不按追求利润要求那么做的一切困难。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监督机关和企业家及资本家之间的经常摩擦会使企业瘫痪。在这样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社会主义政府会不得不或者放弃其社会主义目标，或者进行社会化。 社会化过程必须尽可能是逐渐的，以免严重的经济混乱，这个意见几乎被普遍接受。不仅右翼社会主义者，而且左翼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主张这个经济渐进主义的理论。后两者一方面 根据政治策略的理由认为迅速社会化是必要的，然而他们通常承认，单独谈经济考虑，渐进的社会化是好得多的道路。不幸经济学家不能共赏这种经济渐进主义的理论。 建筑在私营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上的经济制度，只有私人财产和得自财产和得自企业的收人的安全得到维护时，才能工作。存在倾向于引入社会主义的政府是对这种安全的经常威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政府下不能运转，除非政府只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如果社会主义政府今天将煤矿社会化并宣布纺织工业要在五年后社会化，我们能够十分肯定纺织工业在它被社会化之前将被毁坏。因为受到剥夺威胁的主人们没有兴趣作必要的投资和改进以及有效率地管理它们。而且没有政府监督或行政措施能有效地对付主人们和经理们的消极抵抗和怠工。在技工管理而非商人管理的产业的情况下可能例外。那些技工们如果保证他们会保持他们的位置，对产业转为公有的思想可能很同情。一个适当补偿被剥夺的主人们的方案也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困难。但是为了充分有效，补偿会不得不这么高，以便弥补被剥夺物件的全部价值。这些物件的资本价值曾被垄断和限制主义的实践保持在人为的高水平，补偿会远超过这些物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并且也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下的价值高得多）。这会给社会主义政府加一笔财政负担,这会使社会化规划的任何进一步开展几乎不可能。所以，一个完全社会化的规划很难靠渐进的步骤来完成。 一个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府必须决定一举实现其社会化规划，或者完全放弃它。这样一个政府一旦掌权必然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所以，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或者保证私人财产和私营企业不受侵犯，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转，这样做使它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目标，或者它必须坚决地以最快速度贯彻它的社会化规划。任何犹豫，任何摇摆不定会激发不可避免的经济灾难。社会主义不是懦夫的经济政策。 另一方面，作为它的迅速社会化的坚决政策的补充，社会主义政府必须以无误的方式宣布，不明确包括在社会化措施内的一切财产和企业仍然留在私人手里，并且保证它的绝对安全。它必须使每个人绝对清楚，社会主义不针对一切私有财产，而只针对特殊型式的私有财产，它产生社会特权而损害大多数人民，或者产生经济进步的障碍，并且因此行使有用社会功能的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一切私营企业将享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保护和支持。为了防止这个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部门中增长一种危机气氛，社会主义政府可能不得不立即用一些有利于小企业家和小财产所有人（包括储蓄存款持有人和小股票和债券持有人）的行动来证明它的意图的严肃性。 为了能成功，社会主义政府必须领导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反对垄断和限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经济控制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反对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和不安全。只有在这样一个包括人口大多数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它才能够迅速实现一个勇敢的社会化规划。没有这样一个群众运动，一个在职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做的事情很少。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不能伟大而勇敢地一举实现社会化，政府不得不完全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目标。 如果它放弃这些目标，它只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真实职能是管理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如果资本家财产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实现他们的利润的自由得到保障，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成功地进行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把位置转让给一个资本主义政府要好得多，它被商业社会所信任，更适合管理资本主义社会。 不过存在特殊情况，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即使没有能力实现全面的社会化，可以有一件有用的任务去完成，资本主义政府可能不能执行这个任务。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凯恩斯先生定义的) 很低而资本家的流动偏好很高，衰退时通常如此，需要有个勇敢的公共投资方案，把就业恢复到较高水平。原则上没有理由为什么资本主义政府不能作那些投资。但是由于必须不顾投资的低报酬率来投资，也就是，违背只应为利润而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它们对所有资本主义政党都象是“不健全”的。因而可能需要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没有关于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偏见的包袱，来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可能组成一个政府，有一个解决失业和衰退问题的“劳动计划”。如果劳动计划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者在群众中的信誉将大为提髙. 由于资本主义继续衰败，将发生许多情况，资本主义政党将证明不能实行甚至从保证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转的观点也是必要的改革。资本主义政党在社会学上与主宰的既得利益，即垄断和金融利益密切联系，可能完全不能有任何行动，伤害他们所联系的既得利益，即使这些利益可能阻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性愈大，资本主义政党对变动可能变得愈神经质，害怕承认需要变动将打开到社会主义之路。因而资本主义政党可能变得不愿意进行甚至那些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框架内已成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发生对这些改革的很大的群众要求，社会主义者可能不得不带着 实现大家要求的改革的劳动计划走向公众，并且组成一个政府，保证把计划付诸实施如果他们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因此一个劳动计划，或一系列劳动计划可以证明是进化中的重要一节，最后导致出现一个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反资本家群众运动，迫使经济和社会秩序整个改造。但是即使目的限于这种劳动计划范围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在贯彻它的计划时需要勇气和决心；否则它退化为仅仅是现有资本家社会的一名管理者。马歇尔把小心放在经济学家应当有的主要品质之中。他在谈到财产权时说：“在废除或修改即使似乎不适合社会生活理想状况的那些权利时，负责的人应小心地和试验性地进行。”但是他没有忘记指出现代经济学的讳大的创始人们不仅能小心，而且有勇气。小心是十九世纪经济学家的美德，他关心在现行经济制 度中作小的改进。一个不明智的步骤可能破坏精巧的供求机制以及商人们的积极性和效率。但是奉召向社会主义政府提供意见的经济学家面对一项不同的任务，这项任务所需品质也是不同的。因为他能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推荐的可能导致成功的经济政策只有一个。那是一个有革命勇气的政策。 附录：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分配看一看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分配问题，如何被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作家们解决并把他们的答案与现代经济理论提供的答案作比较，是有趣的。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者们阐明的，他们的见解最为重要。为此目的，让我们简短地综述他们之中一些最著名人士的陈述。 从马克思开始，不难用引证来证明他很知道这个问题，虽则他试用一种比较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它。他在《资本论》中讨论鲁滨逊的经济学时写道： “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他继续写道：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费消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每个工人在如此确定的范围内会享有消费的选择自由：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分配资源问題的重要性，在1868年写给路•库格曼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得很清楚：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 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援引的几个段落说明马克思完全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不过他似乎认为劳动是要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的唯一稀映资源并且要用劳动价值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答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性质，在我们以前对此題目的一切讨论之后，不需要在这里论证。皮埃逊（Pierson）教授和米塞斯教授说明了这种简单主义的答案的不足之处，肯定值得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感谢。但是，即使接受劳动价值论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不能逃避效用（或需求）问题，否则要生产的各种商品的数量会是不确定的。恩格斯明显地承认这一点：“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了解社会需要这个概念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起作用的 任何人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很知道需求（或效用）在决定资源分配时所具有的作用，虽则不是不象李嘉图，他对需求定律未能找 到一个清楚的函数表示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局限性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 让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到考茨基，他比其他任何人对于在全世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有贡献。在1902年作的题为“革命的笫二天”的讲演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皮埃逊教授的挑战的一个答复，考茨基形成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和物价的作用的见解。他很清楚地表示，由于消费的选择自由和职业的选择自由的结果，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必须存在货币和价格。他这样写道： “货币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简单的工具，它使具有巨大深远的分工的现代生产过程那样复杂的机制可能保证产品流通和把它们 分配给社会各个成员。它是每个人有可能按照他的个人倾向满足他的需要的工具（肯定在他的经济力量范围之内）。”
并且关于分配劳动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产业中，他说： “……因为工人们不能用军事纪律并且违反他们的意愿被指派到不同产业部门，所以可能发生太多工人涌到某些产业部门，而在其它部门缺少工人是一般情况。于是只有降低工人太多的地方的工资并且提髙缺少工人的那些产业部门的工资，以达到一 点，每个部门拥有它能使用的那么多工人，才能带来必要的平衡。”
不幸考茨基没有探讨用于计划生产的标准问题。不过他在 1922年写的 《劳动革命》 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再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废除货币的论点，他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这个问题与消费的选择自由的联系： “没有货币只有两种经济是可能的：首先是已经提起过的一切原始经济。调整到现代规摸，这会意味着国家中的全部生产活动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工厂，在一个中央控制之下，它会给每个企业指定其任务，收集全体人口的一切产品，并将生产资料指派每个企业，实物消费资料指派每个消费者。这种状况的理想是监狱或兵营。这种野蛮的单调事实上隐藏在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理想后面。”
援引一个热衷于“自然经济”的社会主义者，他不觉得配给 消费品有什么困难，考茨基说： “肯定不这样，如果一个文明人的全部生活简化为战时配给， 并且每个人有同样数量的面包、肉、住房、衣服，个人口味不起任何“货币制度是为了一个广泛多样分工的社会能运转所不可块少的一部机器。……为了采用自然经济的原始方法而破坏这部机器会是回到野蛮时代。这种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法使人回想起上世纪初几十年的单纯的工人们，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砸坏他们操作的机器，他们会使资本主义剥削告终。破坏机器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使它们为社会服务，以便可以把它们改造为解放劳动的手段。”
但是考茨基的这些见解是否或许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邪说？它们可能不代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大部分坚决反对他主张的政治策略。让我们考察另一群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见解，从援引下面托洛茨基的话开始： “如果存在自身纳入拉普拉斯的科学幻想的万能心灵……这样一种心灵当然能先验地起草一个无误的和详尽的经济计划，从小麦的公顷数开始，一直到一件衣服上的最后一颗钮扣。说实在，官僚集团通常想象确有这样一个心灵在它的支配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地摆脱市场和苏维埃民主对它的控制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官僚集团对它的精神资源作这种估计时犯了可怕的错误……经济的无数活着的参加者们，国家以及私人，集体以及个人，必须不仅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确定，而且利用供需的直接压力，通知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相对力量。计划通过市场核对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实现。市场管理本身必须决定于通过它的媒介表现出来的趋势。机关拿出来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证明它们的经济可行。”
在苏联经济政策的批判家之后，让我们听听它的领袖。在讨论苏联贸易何题时，斯大林说： “然后我们必须克服另一种偏见。我是指左派的谈论……关于苏联贸易处于过时的阶段……这些人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有如天地悬殊，显然不懂得我们在未来长时期内将有货币，以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
但是马克思也预期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有时称为严格意义的共产主义，而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其中收入分配,与个人所作劳动服务完全分离，而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原则。罗素很恰当地称此方式为“免费分享”。免费分享当然预先假定有关商品实际上是免费品。所以象考茨基那样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带讽刺地谈到“被祝福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黎明，我们还不知道后者是否将不止是类似天堂的一种希望”，而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认真相信将来这一经济进化阶段的可能性。靠“免费分享”分配商品和服务的理想听起来确象乌托邦。然而如果只用于一部分商品，免费分享绝不如乍看时可能显示的是那种经济无稽之谈。从某时往后，许多商品的需求变得很无弹性。如果这样一种商品的价格低于、而消费者的收入高于某一最低额，消费者对待这种商品好象它是一种免费商品。这种商品以这样的数量被消费掉，以致用它来满足的欲望完全饱和。举一个例，盐。有钱的人对面包和冬天取暖也是一样。他们不在一小片面包的边际效用等于它的价格的边际效用的一点上停止吃面包，他们也不由于类似的考虑减少取暖。或者肥皂价格降到零会不会引诱他们用它时大方得多？即使价格是零，有钱人消费的盐、面包、燃料和肥皂的数量不会显著增加。对于这类商品即使价格是正的，也达到饱和。如果价格已经这么低，而收入这么高，那些商品被消费掉的数量等于饱和数量，免费分享可以用作一种分配方法。在我们现在社会中已有某些服务以这种方式分配。 如果一部分商品和服务靠免费分享分配，价格制度需要限干其余的商品和服务。然而，虽然靠免费分享分配的商品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一个固定数量，为了能够求出生产它们的最佳要素组合和最优生产规模，必须计算成本。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必须减少相当于这些商品的生产成本的数额。这一点仅仅意味着，免费分享提供，这么说，一个消费的“社会化部门”，其成本由税赋支付（因为刚才提到的消费者货币收入的减少正好是支付免费分享消费的赋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部门，包括例如免费教育、社会保险的免费医疗服务、公园和卡塞尔（K.G.Cassel） 意义的一切集体需要 （例如街灯）。很可以设想，随着财富增加，这个部门也增加，井且愈来逾多的商品靠免费分享分配，以至最后所有主要生活必需品以此方式提供，靠价格制度的分配限于较好的质量和奢侈品。因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可以逐渐逼近。 援引的几段话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作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很知道社会主义经济中有价格制度的必要性。所以，要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和没有提供答案未免太言过其词了。真正的事实是他们看到了问題而只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解决问题，因而受到古典理论的一切限制。但是应当提出，在意大利由于帕勒托的影响，社会主义作者们在这个领域内先进得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观点之间的区别因而只是所用技术的区别。只有现代边际分析方法提供的技术使我们能满意地解决问題。米塞斯教授的挑战有一个大功劳，诱导社会主义者们寻找更满意的问题答案，并且只是在这个挑战以后，他们中间许多人才觉察到它的存在，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者之中有些人，过去没有或现在没有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一个充分的价格制度和经济会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在经济分析的现状方面落后；他们甚至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伟大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