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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狀[1]

【韩国】丁声镇
（Seongjin Jeong）

汪行福　译
2010年



　　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萎缩了约二十年后，当前在朝鲜[2]正在复兴。一所本科学院开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就反映了这一点[3]。从殖民时期（1910—1945）开始，朝鲜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的长期历史，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复兴中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在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循环中左右摆动的两个变体，即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以灾难性结果而告终，特别是1997年东亚危机，其威力足以打破围绕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除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的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共识（neoliberal-Keynesian consensus），并恢复了寻求其他选择的尝试。

　　其次，曾经在历史上限制着朝鲜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和政治发展的斯大林主义的消退，为经历史长期停滞后的新的开始开辟了道路。马克思的著作在殖民时代第一次被引入朝鲜，它们主要是由激进知识分子从日本引进的，他们接受并把它作为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武器。然而，在这一时期，对朝鲜人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及其困难的，因为殖民统治者禁止自由讨论和出版激进文献。在已出版的少量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中，白南云论朝鲜经济史的著作[4]引人注目，虽然它是日语写的，并仅仅是把斯大林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机械地运用于朝鲜。在1945年朝鲜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后，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在首尔和平壤就爆炸式的出现了。数百种社会主义的书籍、杂志和报纸面世，包括第一个官方的朝语版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5]。但是，短暂的“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韩国很快就被1948年上台的李承晚反共产主义政府粗暴的压制了。与此同时，朝鲜体制只是让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服务于他的统治，然而，1956—1965年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GA）。[6]然而，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随着“主题思想”（Juche，주체사상），即极端的民族共产主义版本出现而在朝鲜淡出。朝鲜战争之后，在韩国，不仅社会主义思想而且马克思主义学术也在李承晚（1948—1960）、朴正熙（1961—1979）和全斗焕（1980—1987）的反共产主义专政下受到严重地压制。甚至仅仅因为携带马克思的书籍就会受二年入狱的惩罚。进步学者如果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用依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或“早期马克思”异化思想等标签。

　　朝鲜马克思主义繁荣于1980年光州起义和1987年伟大民主斗争（the Great Democratic Struggle）。反共产主义法（Anti-Communist Law）不能阻止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献出版的爆炸性增长。政府1987年[7]拘捕又无罪释放曾出版过《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社社长金泰京是一个转折点。1987—1991年[8]大约有70部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反映这一时期的反制度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倾向于革命实践而不是理论问题。出版物和翻译物的质量并不高；第一版朝语版的《资本论》全译本甚至不是依据德文版翻译的。[9]这一第二个“马克思主义春天”[10]最不幸的方面是，朝鲜的激进者恢复的实际上是某种斯大林主义版本而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虽然这一点很少为朝鲜进步人士所承认。确实，许多朝鲜进步人士在20世纪80年代匆忙的拥抱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官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教科书，他们否定了他们以前受到的影响，如法兰克福学派或依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在8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那时两种斯大林主义的变种，即PD（People’s Democracy，人民民主思潮，他把苏联作为标准的社会主义）和NL（National Liberation，民族解放思潮，他追随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围绕着朝鲜社会的性质以及相关的革命战略进行激烈的辩论。PD认为朝鲜体现为新殖民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因而要求反帝和反垄断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NL主张反帝和反半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以推翻殖民的，半封建的朝鲜为目标。PD的领导人尹邵荣以这样的公式总结PD的立场：“强化垄断＋加深依附”。[11]然而，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两种倾向都有致命的理论缺陷，比如，经济决定论、灾变论和阶段论，随着朝鲜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种斯大林主义版本的极端脱离实际就变得很明显，辩论本身的领域甚至在1989年斯大林主义体制垮台前就内爆了。

　　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进步人士把斯大林体制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实现，丝毫不注意到他的堕落，正因为如此，在斯大林主义整体解体后，他们就很自然的不仅抛弃斯大林主义，而且抛弃马克思主义。第二个“马克思主义春天”像第一个一样是短暂的。通过后马克思主义，它变异为各种修正主义。李真经[12]与李柄天即80年代PD领头的理论家汇合到德勒兹式后现代主义之中，就是其典型事例。在这一幻灭和混乱时期，由十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阿尔都塞主义者到托洛茨基主义者组成的“团结阵线”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季刊《理论》，在扼制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漂移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出版了《六卷本选集》Ausgewahlte Werke in sechs Banden（Berlin：Dietz Verlag，1970—1972）[13]和《大纲》[14]的朝语全本。托洛茨基的地位的恢复对朝鲜的进步人士来说也是斯大林体制衰落的一个小小的副产品。然而，主要的倾向仍然是屈从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TINA（对资本主义“没有选择”）以及沉浸在所谓全球化的非物质世界之中。

　　对朝鲜进步人士来说，1997年的东亚危机唤醒他们意识到为马克思所强调的，然而被遗忘的资本主义矛盾。危机以后，在新自由主义对劳工的攻击下，社会的两极化和不平等的加深为“马克思的回归”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公开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劳动党（Democratic Labour Party，민주노동당）在2003年赢得了议会席位。虽然修正主义仍然支配着进步政党，其中一些还加入了金大中（1998—2003）和卢武铉（2003—2007）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危机以后，还是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严肃尝试。这些包括1999年《激进评论》（《理论》的继承者）的发行以及2003年开始的两年一度的资本主义会议“Marx communale”的召开。

　　朝鲜激进派的情绪的改变可以从李真经回到马克思看出，他曾浪迹后现代主义十年。[15]然而，正如它的概念“机器剩余价值”所表明的，李真经仍然带着后现代主义的包袱。最后李真经把自己认同于共产主义或自治主义（Autonomism）。[16]尹邵荣在90年代曾退回到阿尔都塞主义，现在也围绕着他自己的果川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论马克思的著作。尹邵荣试图结合吉拉德•杜梅尼尔（Gerard Dumenil）和乔瓦尼•阿瑞的历史社会学扩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把它用于另一种全球化运动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17]丁声镇在其两本论托洛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和对朝鲜经济的马克思式分析的著作中，也力图对马克思在朝鲜的回归做出贡献。[18]

　　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各种门类中，经济学在朝鲜一直是最强的。朝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1987年建立朝鲜社会和经济协会（KSESA）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一协会类同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联合会（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虽然在1991年后它失去了霸主地位，被凯恩斯正统经济学取代。朝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热衷的领域是马克思的价值论。[19]其中一些人已经在国际领先杂志上发表作品。李采彦对马克思的转变理论的“单一体系解释”和柳东民对置盐定理（Okishio Theorem）讨论的介入最为知名。[20]他们都试图利用马克思的理论去理解信息技术革命。比如，康南勋把“信息产品”的价值定义为它的“原本”（version）而不是复制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尝试，就曾经引起过大辩论，蔡万洙在讨论中主张，“信息产品”中没有价值的实体，它们的价格只是垄断价格。[21]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也是朝鲜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课题，特别是1997年东亚危机以后，其中著名的有金秀行，试图通过与某些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结合来发展本•芬（Ben Fine）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解释。[22]然而，与金秀行和芬用利润率下降的方法对危机的解释不同，金成九近来主张，当前的危机应该通过马克思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理论来理解。[23]

　　与经济学家相比，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一直处在边缘化。共产主义衰落后，后现代主义浪潮的影响是致命的，仍然有待克服。即使是后现代主义退潮后，大部分进步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倾向的也是自治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确实，与自治主义相关联的观念似乎在2000年后的朝鲜获得流行。[24]如朴承镐以约翰•霍罗威（John Holloway）的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为基础，试图围绕着商品拜物教理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25]

　　虽然自1987年的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以来，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仍有许多问题尚不能令人满意。首当其冲的就是，尚未认真尝试出版MEGA（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朝语全译版的尝试。与马克思主义学术在经济学领域的强项不相称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朝语版全本还有待出版。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在基础层面令人失望地发展不够，如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政治来说，马克思学就显得研究不足。马克思总是被政治的阅读，或为我所用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等等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郑文吉对MEGA的编年史所做的细致的文本学工作和梁熺锡对《资本论》中马克思方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所做的辨析性研究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26]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就近年来在朝鲜的反霸权机构的能力而言，几个马克思主义杂志[27]以及激进政治组织的成立，说第三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已经近在咫尺并非一厢情愿。当然，如果这一春天真的要到来，进步的社会运动及其联合需要重建，而这些在李明博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攻击下已经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朝鲜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如果想从中获益的话，它需要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1] “Marx in South Korea”原载《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Vol24，No.3，2010，网址：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8854300.2010.513627），该辑由马赛罗•慕斯托（Marcello Musto）主编，该文作者和杂志共同授权翻译。作者丁声镇是韩国庆尚大学经济学教授。在原文中朝鲜人名和日文书名均为英文，译者在作者帮助下统一译成汉语，在此向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译者注

[2] 本文的朝鲜（Korea）指韩国或整个朝鲜半岛。而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总是以“北朝鲜”来表示。——作者注。

[3] 庆尚大学政治经济系。见http：//marxism.gnu.ac.kr。

[4] 白南云，《朝鲜社会经济史》，改造社，东京（1933）。

[5] 此时仅有从日文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第二卷。

[6] 朝鲜从俄文版翻译的MEGA的出版似乎出了10卷后就中断了。

[7]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金荣民译，理论IhRonGwa实践，首尔（1987）。

[8] 郑文吉：《朝鲜马克思学的轮廓》，文学Gwa知性社，首尔（2004）。

[9]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三卷，金秀行译，飞凤出版社，首尔（1989—1990）。然而，1987—1990年间，韩国的《资本论》全本很快就出版了，它的译者是姜信俊。

[10]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春天”是1945—1948年，第二个春天就是1989—1990年。

[11] 参见李柄天、尹邵荣：《战后朝鲜经济学研究的趋势和任务》，见《当前朝鲜人文和社会科学所处阶段和前景》，历史批评社，首尔（1988）。

[12] 李真经也是PD的领先的理论家，参见他的《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Ah-Chim，首尔（1987）。

[13] 金世均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卷，朴钟哲出版社，首尔（1991—1997）。金世均还就朝鲜的劳工政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写过一本书：《民主与朝鲜的工人和人民政治》，现场EhSeo未来Reul，首尔（1997）。

[14] 卡尔•马克思：《大纲》（Grundrisse），金昊均译，白衣，首尔（2000）。

[15] 李真金：《超越资本的资本》，以后，首尔（2006）；《未来的马克思主义》，GreenBee，首尔（2006）。

[16] 高秉权、李真经等：《Commune主义宣言》，骄阳人，首尔（2007）。

[17] 尹邵荣，《马克思的<资本论>》，共感，首尔（2009）；《普遍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另一种左派》，共感，首尔（2008）；《2007—2009金融危机》，共感，首尔（2009）。

[18] 丁声镇：《马克思与托洛茨基》，Hanul，首尔2006；《马克思与朝鲜经济学》，Chai-kGalPhi，首尔（2005）。

[19] 比如，可参见朝鲜经济和经济研究协会编：《价值理论研究》，PulBit，首尔（1995）。

[20] 李采彦在他的《马克思式政治经济学新发现》（全南大学校出版部，光州，2008）中充分发展了他的“单一体系解释”。柳东民：“盐置定理已经被推翻了吗？”Metroeconomica，Vol.60，No.1，2009。

[21] 蔡万洙是朝鲜少数斯大林主义和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者之一。至迟于2006年，蔡万洙出版了一步类似于苏共（CPSU）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书：《工人的经济学导论》，劳动社会科学研究所，首尔（2006）。

[22] 金秀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与恐慌》，首尔大学校出版部，首尔（2006）。金秀行在首尔大学教《资本论》，这是朝鲜的顶级大学，负责一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

[23] 金成九：《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利润率下降的理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21），Vol.7，No.1，2010。

[24] 曹贞焕是在朝鲜的自治主义领头理论家，见他的《自治》（Autonomia，GalmuRi，首尔，2003）。

[25] 朴承镐：《座椅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批判重建》，Hanul，首尔（2004）。

[26] 郑文吉：《尼伯龙的珍宝》，文学Gwa知性社，首尔（2008）；梁熺锡：《黑格尔与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21），Vol.2，No.2，2005。

[27] 在它们中间，2004年发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ARXISM21），2008年发行的《革命与社会主义》，2008年发行的《工人社会科学》，2009年发行的《马克思21》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