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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地下左派简史
﹝美国﹞柯特·韦纳（Kit Wainer）
2022年4月
紫阳 翻译、李明 校对
伊利亚·布德拉伊茨基思（Ilya Budraitskis）著作的后半部分回顾了战后时期主要是地下左派的历史，以及后苏联时期左派的重新崛起。这段历史在俄罗斯以外鲜为人知，因为苏联的镇压限制了左翼思想的传播，而大多数西方左翼人士在冷战期间对了解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不感兴趣。
苏联最后的几十年里，最普遍的异议形式是基于公开的苏维埃原则和现实苏维埃之间的不匹配的社会批判，在这种背景下，反共产主义显得极端边缘化。（页104-5）
布德拉伊茨基思首先回顾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1956-1964）社会主义持不同政见者的努力。面对日益增长的对腐败和不平等的反对，及受到1956-1957年匈牙利和波兰的起义，1962年在俄罗斯诺沃切尔卡塞克（Novocherkassk）发生的残酷镇压的影响，社会主义反对派在解冻期间发起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在此期间，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出现了青年团体，他们专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社会进行独立分析，并通过发展工业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从底层寻求社会主义改革战略。”（页108）
这些持不同意见的青年团体中的一些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可以使得共产党内部发生变革。其他人认为可以改革这一制度，但也试图从官方以外的圈子施加压力。1958年，一些人开始聚集在莫斯科的马亚科夫斯基广场（Mayakovsky Square）。
解冻时期的紧张社会背景确保了关键问题——苏联是否是一个工人国家，它捍卫的是谁的利益，苏联社会的真正社会结构是什么，以及最后，是否有对官僚机构无限权力的社会主义替代——变得更加重要。（页110-11）
在解冻时期，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沉浸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并受到东欧共产党改革派的影响。尽管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主义，但他的政府仍然是专制的。左翼的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不在小范围内秘密会面，并害怕拥有太多追随者。1959年，克格勃驱散了马雅科夫斯基广场集会，并将几名领导人送往精神病院。尽管如此，许多抗议者在1960年重新集结。
在1956年至1957年的列宁格勒，韦尔集团（Vail group）吸引了年轻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与莫斯科的同行一样，许多人对早期的社会主义辩论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寻找官方共产主义的替代品。他们阅读了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和20世纪20年代初挑战列宁的工人反对派（Workers' Opposition）的著作，以及19世纪恐怖组织“民意党”（Narodnaya Volya）和以农民为主的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领导人的著作。韦尔集团出版了强调工会作用的《匈牙利革命论纲》和《匈牙利的真相》。他们把工人委员会的统治与官僚的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对立起来，认为后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
克格勃于1958年解散了韦尔集团，但两年后，共青团（Komsomol，共产主义青年组织）中少数持不同政见的成员在列宁格勒成立了公社联盟。他们的领导人在1963年写了《从官僚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并引用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内容。他们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统治阶级形式，但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进步的。他们把自己定义为“革命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呼吁工资平等，消除克格勃，建立多党制，结束权贵统治。这些领导人于1965年被捕。
布德拉伊茨基思解释说：
了解列宁的这部著作（《国家与革命》）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几代人的独特意义，对于发展一种批判苏联社会主义现实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列宁格勒的工人“在车间分发《国家与革命》的复印件。”每一份都用红铅笔划了线，要求所有官员都要选举产生，要求官员的可替代性，要求他们的工资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的工资。（页130）
如果他们被捕，许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会在监狱里重新建立联系，继续传播思想。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官方数据显示，数百个持不同政见的团体正在崛起，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分发地下出版物，开始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包括那些受欧洲共产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作品。
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开始出版他的地下《政治日记》（Political Diary），以影响“党内民主人士”，以期改革政权。他发表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文章。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梅德韦杰夫发现自己在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中属于左翼。梅德韦杰夫和其他社会主义者面临着来自西方自由派的攻击，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后者希望复兴正统神权政治，并谴责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
Elkon Gergieveich Leikin，别名秋明（Alexander Zimin），是俄罗斯少数几个与西欧马克思主义团体有直接联系的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作为20世纪2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反对派的资深人士，他的《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法国托洛茨基派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eague of Revolutionary Communists）出版。他是少数坚持认为苏联领导人背叛了俄国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之一。
1977年，青年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成立。鲍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是其中一员。他们查阅了禁档，研究了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作品。他们认为，左翼知识分子需要发动一场新的工人革命，因此他们与异见运动中不断壮大的自由派展开了辩论。克格勃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并囚禁了一些成员。虽然卡加利茨基在20世纪80年代多次尝试组建社会主义组织，但其他人在改革期间转向了右翼。
布德莱斯基斯观察到，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时代到现在，俄罗斯左翼分子与过去社会主义的联系比美国左翼分子普遍存在的联系要少。
斯大林主义切断了俄罗斯革命传统的历史脉络，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后斯大林主义解冻一代，也只保留了这一传统的碎片。（页167 -68）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反斯大林的左翼分子形成了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在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党内领导中和对腐败感到愤怒的工人中出现了。1991年后，新斯大林主义者反对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tlsin）政府的亲资本主义“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措施。在1993年与总统发生暴力冲突后，他们成为了俄罗斯议会支持者的核心，并与共产党重新联合。该党在20世纪90年代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席位，之后转向了东正教民族主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活动家和选民基础的特点，他们聚集了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在市场改革中失利的大众知识分子（医生、教师、科研人员）、前苏联企业中被压榨的工人、怀旧的官僚阶层、一部分管理阶层和军官（页173）
在过去的25年里，社会主义左派取得了断断续续的成功，他们支持上世纪90年代的劳工罢工，反对普京在本世纪初的紧缩措施。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极右势力——光头党和足球流氓——在2000年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少数族裔，以及来自中亚的移民。作为回应，一场反法运动开始了，双方发生了巷战。
镇压和普京对2014年乌克兰独立广场叛乱的回应分裂并削弱了俄罗斯左翼。普京把抗议者描绘成西方的第五纵队，决心推翻俄罗斯沉默的大多数人的传统价值观。
暴动小猫（Pussy Riot）成员的被捕，以及官方媒体掀起的一场恐同运动，促使人们以文化战争的角度解读抗议运动，抗议的少数人注定要失败。（页182）
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也分裂了左翼。一些左翼人士认为，顿涅茨克的独立运动标志着，工人们即将开始反抗基辅的反动政权。相比之下，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乌克兰陷入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领导人代表着俄罗斯的傀儡政权。
2017年之后，政治形势似乎更有希望。自由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呼吁抗议腐败。在批评他的亲市场哲学的同时，大多数左派人士支持抗议活动。2018年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大幅增加了俄罗斯工人的工作年限，这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愤怒。
另外，从2010年开始出现了新的女权主义。.
俄罗斯女权主义新浪潮的重要特征是它与左翼反资本主义批评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在纲领层面，也体现在与左翼团体的实际互动中。（页185）
布德拉伊茨基思的作品是令人大开眼界和极其必要的。然而，读到它很难不体验到一种悲剧感。一代又一代左翼社会主义者试图对苏联现实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民主选择，这一传奇故事鼓舞人心，但也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左派人士对他们知之甚少，也很少努力接触他们并与他们互动。
显然，这主要应归咎于苏联。连续几届的克里姆林宫政权逮捕社会主义活动人士，迫使他们秘密行动，只出版少量出版物。审查制度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很难被翻译或运送到苏联之外。反社会主义镇压的历史是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些故事表明，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共产主义，实际上积极阻止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限制社会主义者互动和利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更深入分析的能力，并防止出现真正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