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6月21日，我登上了伏龙芝沿河大街50号一幢房子的6楼。是卡冈诺维奇的女儿玛依娅・拉扎列芙娜为我开的门。经过一个不大的外室，我便进了房间，认出了过去从画像和许多照片上很熟悉的卡冈诺维奇，他吃力地坐在左边一张写字台的后面。壮实的身躯、丰满的脸庞、稀疏的白发，眉毛浓烈，须子花白。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讥讽。一双深棕色的大眼从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审慎而有点警觉地看着人。他身上穿一件不新的深蓝色的缎子睡袍。圈椅后面放着几根手杖。桌子上堆满书信、明信片、一台大黑白电视机、几支削好的铅笔、尺子、放大镜和一支自来水笔。两只书橱的玻璃门后和墙上有几张当年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高级领导人的照片。
　　我们谈了个把小时，话题涉及很多。卡冈诺维奇的心情很好，特别是有关战前和战时的一些事件、我们的铁路工作、战争年代的疏散问题和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他谈得很多，也很乐意。
　　我们说好下一次的见面尽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进行。但真正的见面差不多过了一年，即1991年5月6日。卡冈诺维奇在这段时间里患了心肌梗塞，不过外表看上去还没有多少改变。我们两个人在他的寓所里谈了几个小时，但有关人们所想了解的斯大林亲近圈中“最后一个残余者”的情况却谈得不多。在那个晚上，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这位从不知倦的97岁高龄的交谈者的大胆创作计划，他准备在近5 ~6年内完成一部关于苏联的工业化与铁路运输改造的巨著。他久久地不放我离去。我们分别时已是晚上11点左右，并约好下一次再见。
　　然而，不久卡冈诺维奇就去世了。下面刊出的是我们两次谈话的内容，不过作了某些删节。第一次谈话根据速记记录整理。我希望，所公布的这份资料能作为数十年来被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著名的党和国务活动家之一的见证，并能引起一定的兴趣。
　　我很难判定，卡冈诺维奇对哪些问题的回答更为真实，而哪些较少坦白。当然，他的所有的意见远非毫无争议。然而我认为，对这位“铁路人民委员”的判定和评价不可能不引起包括历史学家们在内的广大读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