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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
〔日本〕麻生久（ あそろひさし）
（1928）
上海·太平洋书店，社会问题丛书，民国十七年（1928）。阮叔清 译
麻生久（ あそろひさし，1891—1940），笔名麻生改介。日本社会活动家。大分县人。191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后，任东京日日新闻社记者，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同吉野作造、福田德三等来往甚密，共同发起组成黎明会，并任该会机关报《解放》编辑，又组成新人会，为领导人之一。1919年加入友爱会为矿山部部长。1920年创立全日矿工联合会，积极从事矿工斗争活动，因参与领导日立矿山、夕张煤矿、足尾铜矿的工人斗争而被捕下狱。1926年参与组成日本农民组合，又促成使其分裂而建立日本劳农党，任委员长。此后又以日本大众党、全国大众党、全国劳农大众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活跃于政坛。1932年社会大众党成立后，又在该党委员长安部矶雄之下任书记长。随着日本法西斯化和侵略扩张的加强，1933年起日益右倾。1936、1937年连续当选众议员。1939年同中野正刚为首的极右翼势力合流，1940年投靠近卫文麿，担任翼赞新体制筹备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在浊流中游泳》、《黎明》等。
本文作于1928年，作者当时还是左翼社会活动家，尚未背叛无产阶级，而试图以战斗性的改良主义，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
麻生久《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读后散记
李星
这本小册子《无产政党与劳动组合》，是在20年代末期，不知被什么人翻译为中文、出版于世的。2020年，差不多一百年后，被一个叫“蒙蒙”的ID，打为简体版，传播到网上。
小册子的作者麻生久，他是一个在工人运动里拼杀很久的人，在自己的血肉和骨头上，体会了什么是阶级斗争。时代的大势最后决定一切，麻生同志以及他的社会大众党，在30年代成了统治者的自觉走狗，共建劳资和谐、为争夺世界地盘勤劳奉公去了。
这本小册子说了一些浅显的大道理，但是一字一句，都是工人阶级在劳资对抗的大锅里，提炼出来的。美中不足的是译者的用语实在很不通俗，但21世纪的中国劳动者，看到某些字句，还是可以会心一笑。
他指出法律的阶级本质：
“比方那日本已经废止了的治安警察法十七条，到底是一个什么呢？那就是于资本家劳动者行经济斗争时，最露骨的压迫劳动者保护资本家的法律。这个法律把劳动争议那件事之本身看作一种犯罪。
而且一般刑法中所规定的骚扰罪，最近好像变成了取缔劳动争议的专门法律。劳动争议，本是必然少不了示威运动的；可是当这种时候，这法律便毫不客气的去适用，尽那破坏争议的职分。在这不满十年之间，劳动者于争议时被处以骚扰罪而投入牢狱的，实在不是少数，这法律是怎样露骨的保护资本家，也就可以知道了。”
他指出统治者被迫采取劳动立法的措施，但还是尽量让它空洞化，给偏袒老板留出空间：
“此外对于那些陆续制定和正将制定的劳动立法，虽说退却了一步，然而他却在那中间筑造第二道堡垒，殊死地继续努力，以图阻止劳动阶级之进攻。许多劳动立法，所以动辄变成空空洞洞的东西，反将陷劳动者方面于不利的地位”
他指出法律偏袒老板，是因为老板通过国家拥有权力；
“资本家经管工场和矿山的时候，表面一看，好像是独立存在的样子，然而这都是一种皮相之见；其实，必须有政治的权力由法律上去保护他之存在，他才能够存在的。”
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老板与官僚，绝不是互相分裂的，而是一体两面。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钱"与“权”的关系，他写下了这些辛辣有趣的句子：
“至于今日资产阶级政治家与资本家之关系，我可用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把他表现出来。他们的关系，好比那住在菜蔬等的里头把叶子吃枯的蚜虫与蚂蚁两者之关系一样。这蚜虫自己非常懒惰微弱，不能与敌作战。而且武器也是没有的。但是他虽说没有锐利的武器，而却能从屁股上放出一种甜蜜。蚜虫所住的地方，必定有蚂蚁跟着；蚂蚁一面吸取蚜虫屁股里放出来的甜蜜，一面就对于攻击蚜虫的敌人尽力死战以保护。蚜虫没有蚂蚁之保护，是不能安安全全过生活的。"
既然老板才是拥有国家的人，工人也就不能不直面国家的压迫：
“这样看来，虽或曰经济斗争，或曰政治斗争，而毕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相关的关系。经济斗争之中，也含着经济的要求，那效果影响于经济斗争之上。纯限于政治的要求和效果的政治斗争，是没有的；同时纯限于经济的要求和效果的经济斗争，也是没有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总是喜欢强调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区别。但只要持续地参与最一般的经济斗争，都会感到，不存在真的与政治无关的经济斗争，只要你反抗老板，就会碰到政治问题。工人的觉醒，是从他开始反抗那一刻开始的。
麻生不是一个大思想家，但他见识了、参与了很多工人反抗。他指出，根本不存在什么单纯的劳资纠纷，因为老板的压迫，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的整体，反抗也必然要形成一个整体：
“从原则上讲，劳动阶级本来就不能有所谓政治的中立。因为现在资本家的经济组织，既与现在的政治有密切不离的关系，既是仗着政治的权力来护卫自己，则劳动阶级之经济斗争，虽说无论如何单纯，终必至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唤起政治的斗争。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存在既是护卫资本家阶级而阻害劳动阶级之罢工，则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罢工之中，会生出撤废治安警察法之政治的要求，自是事所当有理所必至。”
他指出，工人运动的参与者，不能标榜中立。因为你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敌人。对立的利益面前，没有人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他们不过对于劳动者阶级自身之彰明较著的政治运动和政党运动采取回避和中立的态度罢了。而从我们看来，他们这种怯懦拙劣的政治运动与其说是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资本家阶级自身之政治运动恰当些。老实说，他们不做无产阶级之政治运动。他们不过参加了资本家阶级之政治运动。
假如劳动组合脱离任何种无产党的关系而作壁上观，这种行为决不是中立之意义。这不是中立，这明明是拥护资本家党，明明是反叛无产党。”
说起来，麻生久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像他这样的，工人斗争的战士，曾经成千上万。而这样的战士最后成为统治者的走狗，也只说明了阶级之间的战争，是要焚烧天空，而触及灵魂的。
在今天的中国，麻生久这样的战士，是连一个也没有的。对于什么是工人阶级，以及它的斗争，可以说，甚至连最起码的社会意识，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时刻，需要向后看，看到社会斗争曾有过的高度，看到斗争曾变得如何的复杂，从而找到工人大众再次前进的路。
麻生久的通俗小册子，不知名的“蒙蒙"为它在中国赋予的二次生命，只是这个必然日益汹涌的”回头看“反省潮流中，飞溅的一滴水珠罢了……
一、资本主义社会之经济组织与政治相关性
现在之劳动者，如果多少知道一点劳动运动之大概，就没有不晓得：那些把他们作为工资奴隶去榨取他们之利益的工厂和矿山，换句话说，那资本家的经济组织决不是与今日之政治毫无关系的，决不是不受政治之保护的罢!
一般的现代经济组织与政治两者间复杂错综的相关的关系，姑且不说；只讲到劳动者阶级直接与资本家相对立的工场矿山，就可真确地看出有怎样密切的关系。
第一，先就雇佣之点看。资本家雇佣劳动者，是有着种绝对权的。法律既承认所有权之绝对性，而且这法律是政治之最重要真确的一个表现，那么，建筑在这所有权上的经济组织，也自然会无论如何都想成为绝对的东西。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不能因现在饥饿之故，去强迫资本家雇佣他们。而且在最近的时候，资本家阶级为着更确实地保护所有权，即私有财产权，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如果有对于这所有权即私有财产权不怀好意的人，他们便会以苛酷的牢狱相报答。所以为今日资本家的经济组织之基础的私有财产制度，经过政治之手中而成为一个法律表现出来，而来维持保护他。
第二，再就资本家与劳动者间所发生的单纯的劳动争议中，也可以看出与政治极露骨的关系来。比方那日本已经废止了的治安警察法十七条，到底是一个什么法律呢？那就是于资本家劳动者行经济斗争时，最露骨的压迫劳动者保护资本家的法律。这个法律把劳动争议那件事之本身看作一种犯罪。这个法律还未废止的时候，劳动者没有公然对于资本家行劳动争议的权利。极端的说起来，如果不觉悟到刑法上之牺牲，就是仅仅一个劳动争议都是不能行的。实在因为有了这个法律，日本劳动运动之发达，在长时间之内被他阻碍了，且费了残酷的牢狱之牺牲。而且这个法律，事实上对于劳动者之组织劳动组合也加了许多妨害。所以撤废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呼声，在长年日月之间，成了做劳动运动的人们之切实要求。
劳动争议的时候，压迫劳动者方面而保护资本家方面的法律，不单只治安警察法的十七条。对于成为民众运动的这个劳动运动，治安警察法的全部，明明白白是一个阻碍。而且一般刑法中所规定的骚扰罪，最近好像变成了取缔劳动争议的专门法律。劳动争议，本是必然少不了示威运动的；可是当这种时候，这法律便毫不客气的去适用，尽那破坏争议的职分。在这不满十年之间，劳动者于争议时被处以骚扰罪而投入牢狱的，实在不是少数，这法律是怎样露骨的保护资本家，也就可以知道了。
如上所说，只就现在表面之简单现象去观察，也就可以知道，今日的资本家经济组织，不是单纯的由他自身独立存在的，他背后还肩负着政治的权力，依着那政治的权力之保护而维持他之存在而活动着。资本家经管工场和矿山的时候，表面一看，好像是独立存在的样子，然而这都是一种皮相之见；其实，必须有政治的权力由法律上去保护他之存在，他才能够存在的。资本家本位的法律之保护，是资本家本位的政治之一个表现；如果没有这个保护，资本家是不能存在的。工厂和矿山，是资本家榨取劳动者之利益的直接舞台，他们出来经营这工厂矿山，而使他们能够维持，能够发展，能够实行他们之榨取的，都不外乎因为今日之法律认真的保护他们，把那些反抗他们的人们用法律之强制力拉进牢狱里去了的缘故。
这就是我们所以叫今日之政治为资本家本位的政治，叫今日之法律为资本家本位的法律的缘故。经济组织与政治两者，是这样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的东西。
以上把今日资本家的社会中间之经济组织与政治两者之关系，从事实上真确地指点出来了；而马克思按着他之唯物的辩证法，更进一层，对于那一般的而且是根本的经济组织与政治两者之关系，加以像下面所述的说明：
“人类，在他们之生活之社会的生产上，是人乎一定的、必然的、离他们之意志独立的关系的，换句话说是人乎与他们之物质的生产力之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形成社会之经济的构造；而这社会之经济的构造，是法制上和政治上之上层建筑所依据而树立的、和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所适合的、真实的基础。物质的生活之生产方法，为一般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之条件。”
马克思以此说明经济组织与政治两者之相关性之必然性，而指出两者之关系为基础与立在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间之关系；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则谓立于甲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也必然是甲种的。具体的说，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如果是资本主义的，那上层建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明，明明白白与事实相符合，这是我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封建的经济组织就产出封建的政治而与之相伴随，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就产出资本主义的组织而与之相伴随。今日之政治为资本主义的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情了。
然则在今日的社会，一般的观察这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和他之政治时，到底有怎样一个相关的关系呢？
第一，为着资本主义抬起头来，那政治的权力，必然归于资本家阶级的掌中了；在初期的时候，这资本主义之政治的权力与旧的政治的权力即封建的政治的权力相斗争，而驱逐他，因此而促进了旧经济组织即封建的经济组织之没落；而积极的更由政治上助长了，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完成。
第二，到了资本主义这样成熟确立了之后，劳动阶级必然与之相伴而抬起头来，因此惹起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资本主义乃渐入于衰退期了；可是一旦到了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就拿出所把持的政治权力与这抬头起来了的劳动阶级之政治的权力相斗，驱使他之政治的权力，去妨碍这新起的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长成，去防卫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之崩溃。
至于今日资产阶级政治家与资本家之关系，我可用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把他表现出来。他们的关系，好比那住在菜蔬等的里头把叶子吃枯的蚜虫与蚂蚁两者之关系一样。这蚜虫自己非常懒惰微弱，不能与敌作战。而且武器也是没有的。但是他虽说没有锐利的武器，而却能从屁股上放出一种甜蜜。蚜虫所住的地方，必定有蚂蚁跟着；蚂蚁一面吸取蚜虫屁股里放出来的甜蜜，一面就对于攻击蚜虫的敌人尽力死战以保护。蚜虫没有蚂蚁之保护，是不能安安全全过生活的。
今日资本家与政治家两者间之关系之某一方面，不是仿佛和这蚜虫与蚂蚁间之关系相同吗？资本家各人有各人所豢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一等的大资本家，更各人有各人所豢养的政党。资本家把他们屁股里落下来的黄金的甜蜜给到这些政治家们。政治家们在议会中拼命的制作保护资本家的法律，以报答那个甜蜜。我们，由最近的政界中，所看出适合这个譬喻的事实，实在很多咧。
二、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相关性
照以上所述，资本家的经济组织与今日之政治之关系，已经明白了。而这两者之相关的关系，又必然会反映于劳动者阶级与资本家阶级间所惹起的阶级斗争之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成了要切也切不断的密切关系，这不可不说是当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日本短期的劳动运动的经验，也是循着那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不可分离的关系而来的。比方，只就以维持并改善那要求目前利益的劳动条件为目的的时候说，到了一旦用罢工手段与资本家相争，如果想使罢工有效而取得胜利，那就无论如何不得不想到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撤废和劳动组合之公认。这治安警察法之存在和劳动组合之不公认，明明白白是妨害那劳动争议所必有的劳动者之团结和罢工之实行的；是使行单纯的经济斗争那件事难于有效的。劳动阶级，为着想行有效的经济斗争，就必然不得不对妨害这斗争的法律挑战。所以我们回顾过去劳动组合运动之历史，可以知道：劳动组合，一面直接对资本家行经济斗争，而他面同时揭出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撤废和劳动组合之公认等政治的要求而作政治的斗争。不过因为时机未到，未能组织政党把政治斗争弄到专门化，所以仅经过劳动组合之手做做政治斗争罢了。
到了最近，政府撤废了治安警察法十七条，计划劳动组合法之规定，实施普通选举，并实行此外许多社会政策的设施了。但是这种政治的变化，决不是单独由天上降下来的，决不是资本家自身好意的自动做了出来的。这明明白白是因为劳动者阶级，组织了劳动组合，断然实行了激烈的经济斗争后，其效果必然与这相关联而表现于政治之上，所以得着了这种结果。
我们又可以把这同样的现象从与劳动者立于反对地位的资本家方面看出来，资本家方面，对于今日之经济斗争，虽立于取守势的地位；然而他们为着要确保那一天衰退一天的自己之经济的权利，所以驱使把持在他们掌中的政治的权力，制定了治安维持法，以坚固他们最后的堡垒。此外对于那些陆续制定和正将制定的劳动立法，虽说退却了一步，然而他却在那中间筑造第二道堡垒，殊死地继续努力，以图阻止劳动阶级之进攻。许多劳动立法，所以动辄变成空空洞洞的东西，反将陷劳动者方面于不利的地位，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像这样资本家方面之政治斗争之好例，在最近英国以碳矿夫组合为中心所爆发的总罢工中间，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碳矿夫组合与他们之矿主中间发生工资问题之纷议，谈判破裂，将要罢工的时候，英国的劳动组合差不多全部都同情罢工了。在这个时候，事情虽是仅为碳矿夫与矿主间关于工资问题的经济斗争，而当时之政府，换句话说，代表资本家阶级事务的保守党政府，却把这经济斗争化为政治斗争，仗着他所把持的政治的权力，由正面来对抗劳动组合，毕竟打破了总罢工。这明明是由资本家方面所做的经济斗争之政治斗争化。对于想维持工资的劳动组合之经济斗争，资本家方面竟把他政治斗争化，露骨的以大规模的政治的权力来对抗了。
这样看来，虽或曰经济斗争，或曰政治斗争，而毕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不可分离的相关的关系。经济斗争之中，也含着经济的要求，那效果影响于经济斗争之上。纯限于政治的要求和效果的政治斗争，是没有的；同时纯限于经济的要求和效果的经济斗争，也是没有的。
现在假定在某地的工厂，单因要求增加工资而发生了争议。如果单纯地就那一个现象去观察，那好像不过是一个与政治斗争毫无关系的纯然的经济斗争。但是如果深深的广泛的仔细的加以观察，那表面上纯然经济斗争似的增加工资之争议中，含着些未曾意识着的政治斗争之分子。往古发生了的无数劳动争议中，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撤废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要求。然而为劳动条件而战的经济斗争，卒竟必然的产生了撤废十七条之政治的要求，经济斗争之结果竟波及于政治的方面，而终究把十七条撤废了。又掉过头来说，在政治斗争之时，也可发现与上述同样的事情，换言之，也可发现他含有经济斗争之分子，必然的产生经济的要求，其效果终会及于经济的方面。
阶级斗争是这两者必然的立于相关的关系互相随伴互相补助而进行的，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精神的斗争固然也有……然而如果有人说，阶级斗争，仅仅是政治的斗争或仅仅是经济的斗争，那就是把必然性蔑视了的空想的观念论者。若一方面知道这必然性，而却勉强想以政治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两者之任何一种来进行阶级斗争，那就是想以反乎必然性的不完备的手段来斗争的，终究难于收效。若意识的想完成阶级斗争之效果，那就必要了解这两者相关之必然性，巧妙的并用两者，使他们相互补助以收其一致的效果。
马克思曾经大声疾呼的说过“一切阶级斗争毕竟归着于一个政治的斗争。”
因为支持今日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是资本家的政治，所以把那政治的权力归到劳动者手中这件事，是根本上最要紧的手段，这固然是不错的。劳动阶级根本的经济上之解放，如若不在取得这个手段之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的话，可以毫无错误去理解的。
但是取得政治的权力这件事，并不是单纯可以实现的，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行的政治的斗争，他自身如果要成为使劳动阶级之强烈的意志和感情充分溶入于其中的政治的斗争，那就非在把劳动阶级投入使他们真正有阶级觉悟的深刻的经济斗争之熔矿炉之后，是不可能的。
三、作为斗争手段的劳动组合和无产政党之分野
在今日阶级斗争上，作为经济斗争的，则有劳动组合，作为政治斗争的，则有无产政党，这已经是通乎全世界的历史的事实。劳动组合为经济斗争之主体，无产政党为政治斗争之主体，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实的事情。
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在阶级战上，立于密切相关的地位，有唇齿辅车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唇齿辅车的关系这件事，并不是说两者是有同一性质有同一目标的东西。政治斗争，始终以政治的斗争为目标，经济斗争，始终以经济的斗争为目标。那斗争的分野，是明明白白各不相同的性质和目标，既不相同，则其实行上所应采用的手段方法当然也各不相同；一个产出无产政党，一个产出劳动组合，这不得不说是当然的径路了。
要而言之，这劳动组合和无产政党两者之存在，是在阶级战上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两者之分业的表现。两者在斗争上既各以专门的技术为必要，则其手段方法自会分歧，这是极自然的事情，而且如若要使斗争归于有效，则各自分业，是比什么都要紧些的。何以故呢？因为各自分业做下去，然后总能各达到各之目的，以成就各自之完全的发达。换句话说，劳动组合，要专心致志与经济斗争相始终，总能使劳动组合趋于完全，总能使他所行的经济斗争归于有效；又无产政党，要专心致志拼命于政治斗争，总能使他所想行于政治斗争最为有效。
倘若有人，否认这个分业，以为只要有了劳动组合就够了，想单靠着这劳动组合同时实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其结果到底如何呢？第一因为想同时行那两者之性质和目标都不相同的事业，所以那两者之事业就会混淆起来，弄得复杂错综，以致两者无论哪一方面之发达都被阻碍，而终久会得着脚踏两边船两方失塌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其次，因为两者性质和目标之不同，自然那构成团体的分子也不相同，所以马上会发生矛盾，如果在这矛盾之下想实行斗争，马上就不得不归于失败。比方，政治斗争，不必仅以纠合工厂矿山之工资劳动者为己足，就是一般无产的民众，也有纠合之必要。但是劳动组合，是只注重纠合工资劳动者就够了的；所以如果劳动组合想使自身成为政治的团体，那就会马上在那构成分子上发生矛盾，倘若在这矛盾状态中竞争选举，其选举终将会失败，这也是很明了的事情。
反转来，如果纠合庞杂的无产民众而组织的政党，一日遇着内部所包容的工厂劳动之劳动争议，其在经济的斗争上亦将归于失败，这也是很明显的事情。
要而言之，凡想以其一方而兼行两者的，是蔑视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两者之目标和性质之异点，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两者之分野的，难免不陷于可笑的谬误。这不自然而且充满矛盾的两者之目标和性质之混淆，其结局，终必至于使任何一方面之斗争，都会成为不完不备的东西，而归于失败。
作为斗争手段的劳动组合与无产政党两者之分野，明明是两不相同的，须先把那分野弄得明明白白，于是弄明白了的分野之上，分野地行各自之斗争，然后才能收到完全的效果。像那些只以有了一方就为满足了的想头，终难免是一种蔑视了必要性的谬论。
以上是说作为斗争手段时候的劳动组合与无产政党，两者有分工之必要，然而我们对于劳动组合，不单只认为在作为斗争手段时候有分业之必要，而且以为在那中间可以看出最根本的意义，换句话说，即可以看出作为代表未来社会之一个生产机关的意义。我们以为，在这种意义上劳动组合始终有劳动组合本身之使命，有他自身理应发达的意义。
最后还有一件应该注意的事，就是因为把阶级斗争中之政治斗争之重要性主张的太过了，往往有蔑视劳动组合之重要性倾向。劳动组合，对于将来之社会，作为一个生产机器，有本质的重要性，刚才已经说过：劳动组合就是把他作为斗争手段，也是一个完成基础的职分的机关。为阶级斗争之主体且有建设新社会之历史的使命的劳动阶级，其进入阶级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直接与他们之生活相关联的经济斗争。劳动者阶级之阶级的醒觉，始于与资本家对抗后的深刻的经济斗争，因此才被投入那激烈阶级斗争的熔矿炉，而自觉到那劳动者应该作为一个阶级来团结。经济斗争必然的结果所生出来了的劳动组合，好比是劳动者阶级初入阶级斗争的小学校，又好像是他们之故乡。因此也就是一切阶级斗争之基础。倘若没有这个的时候，那真的意义的劳动者阶级之阶级斗争，连想象都是不能的。劳动组合，他本身是一切阶级斗争之母体。铜之矿石，如果要变为真的铜，就有一度通过熔矿炉之必要；劳动者阶级，也是一样，如果要上各种阶级斗争的战场，也有先行通过掌管经济斗争的劳动组合那个熔矿炉之必要。
马克思说过：
“劳动者阶级之政治运动，当然以自己攥取政权为究极的目的。但是要想攥取政权，当然以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的，从来之劳动各阶级之组成为必要，即以从他们之经济的斗争必然发出来的劳动者阶级之组织为必要”
四、作为斗争手段的劳动组合和无产政党之相关性
我在前面已经先说明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相关性，其次又说明了作为斗争手段的劳动组合和无产政党分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两个论题，一见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其实一点也没有矛盾的地方。
说明了阶级作为斗争之手段的劳动组合和无产政党之分野，因此主张两者分业而行，这句话，并不是说凡加入了劳动组合的人没有做政治运动的必要。又并不是说凡加入了政党的没有做劳动组合运动的必要。说明了那个分野因此主张分业，这不外乎是主张要把两者之机关各各成为个别的机关罢了。说甚么政治斗争，说甚么经济斗争，而做这斗争的，其主体同样都是劳动者阶级。一切阶级斗争之主体，毕竟都是劳动者阶级。做经济斗争的人，同时就是做政治斗争的人；做政治斗争的人，同时也就是做经济斗争的人。因此加入劳动组合的人，同样就是加入无产政党的人；加入无产政党的人，同时也不外乎就是加入劳动组合的人。在教师中，学生从各个教员分别学习历史、地理、数学等等，然而学生仍然同是这些学生。学生一个人，从各个不相同的专门教员，听得各种不相同的讲义，贯入到脑子里头。其所以从不同的教员，于不同的时候，听不同的讲义的，不外乎是想把那不同的讲义有效的贯入到脑子里的缘故，那并不是说把一门讲义贯入脑子里头就够了的。
如果是一个教员，主张只把他自己之讲义贯入脑子里就够了，那就偏重了自己所教的科目，破坏综合的教育，把学生之头脑弄成一个残疾，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既然是有相关的关系的，两者既是相伴相辅以使全体的阶级斗争作有效的进展的；那么，掌管经济斗争的劳动组合，和掌管政治斗争的无产政党，保持相关的关系，相伴相辅，以至于能够有效的进展那全体的阶级斗争，那是一个自明之理了。反过来说，如果蔑视那相关的关系，不相伴相辅，而彼此视若路人，那就这种阶级斗争必然会成为残疾而不生有效的效果，这也是自明的道理。而且不只不生阶级斗争之全体的效果。这时候，其性质上，经济斗争本身和政治斗争本身之效果也将陷于不能有效的结果。
要之，弄明白劳动组合与无产政党的分野而以分业为必要，也无非是因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不同的性质和目标；所以如果要最完全有效地实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把机关分开，使他们充分发挥各自之特征，而两者弄清分野各自分业这件事，特于两者之相伴相辅毫无妨碍，却正因为要这样分业之后，才能完全发展两者之运动，因此而可以使全体的阶级斗争作有效的进展。
要而言之，其结论如下：
“动，却表示绝对反对之态度。因此对于无产政党，也是绝对反对的。”
但是，像这一种运动方法，毕竟是一个可笑的空想。信奉工团主义思想的组合，今日大抵不过在法兰西意大利看见一点影子罢了。信奉 旧式劳动组合主义思想的，换句话说，信奉改良主义思想的组合，也对于政治标榜中立。他们对于资本家的制度，毫无仇视的意思；仅仅对于由这制度所生的结果，稍稍施以斗争罢了；所以他们绝对反对组合与无产政党相联络。信奉这个主义的组合，以美国劳动联合为代表。这样的思想；也是劳动运动初期的遗物，终久会因着阶级的矛盾之迫切而由地球上消灭于无形。现在信奉这种思想的组合，在阶级的矛盾迫切的欧洲中，差不多看不见了，仅仅在处于经济的特殊地位的亚美利加，还留着他的残骸。但是，就是在亚美利加，从康帕斯死后，劳动联合会之中立主义，也渐次动摇起来了。
信奉修正派思想的劳动组合，也对于无产政党标榜中立。这种主张，与旧式劳动组合主义似乎相像，然而其思想之根据，却大不相同。他们不是像旧式劳动组合主义者一样是认资本家的制度。但是他们却完全否认革命的方法，而想以平和的进化的方法渐进于新的时代。
他们以为，资本制度，已经仗着劳动组合之力一部分一部分加以改革，渐渐地而且平和地正向着新的社会制度流入，所以劳动组合，应该不与无产政党结密切的关系，而仅向着经济的改革竭尽全力。
但是这种主张，明明白白是一种，蔑视事实的诡辩。
要而言之，虽在今日，劳动组合中，还有抱着劳动组合唯一万能主义，或否定政治斗争，或回避无产阶级之政治运动和政党运动的，这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但是在今日，这种组合，却是极其少数，而且这少数者之本身，也有渐次归到无产阶级之政治斗争之本流的倾向了。
从原则上讲，劳动阶级本来就不能有所谓政治的中立。因为现在资本家的经济组织，既与现在的政治有密切不离的关系，既是仗着政治的权力来护卫自己，则劳动阶级之经济斗争，虽说无论如何单纯，终必至或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唤起政治的斗争。治安警察法十七条之存在既是护卫资本家阶级而阻害劳动阶级之罢工，则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罢工之中，会生出撤废治安警察法之政治的要求，自是事所当有理所必至。政治的要求既必然地发生了，则政治的斗争之意识地起于劳动阶级之中，也是事所当有理所必至。政治的斗争之要求，既意识地起于劳动阶级之中，则更进而要求组织劳动阶级之政党以求斗争之有效，也是事所当然有理所必至。
从原则上讲，劳动阶级对于政治斗争或是毫不关心或是中立，这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都是不能有的。虽说表面上号称中立，实际上也还是从事于某种意义之政治斗争。
工团主义者之否认政治斗争和政党运动，不过是否认了普通一般所谓的政治斗争和政党运动；他们也有他们之特殊形态的政治斗争。他们虽说否认组织政党，派送劳动阶级之议员到国会去、以从事政治的斗争，但他们仍是想由经济的直接行动、由总罢工以打倒资产阶级之政治的权力和资本主义：这也明明是一种政治行动。
旧式劳动组合主义之回避无产阶级自身之政治斗争，也不是因为其自身毫没有政治的要求。不过从他们之改良主义的立脚点来看，只要能与资本家阶级和其代办的政治家妥协调和，能得一点儿自由主义的好意，便能满足罢了。资本家和其代办的政治家极端地嫌忌劳动阶级自身开始政治运动，组织政党。改良主义者一方面害怕这种嫌忌，他方面又利用这种嫌忌，想籍他们之所谓好意，而满足一点儿政治的要求。
此间微妙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一九零八年美国之大总统选举中看出来。当时大总统之候补者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培虎特和布来安。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临时赶忙地变成了劳动组合员，胸前挂起组合员之徽章，沿途叫喊着：“同志呀！我也是劳动组合员！你们信赖我，投我的票呀！”于是旧式劳动组合主义者竟便推举了这种投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由此可见就是旧式劳动组合主义者对于政治也不能全然地不关心，全然地中立。他们不过对于劳动者阶级自身之彰明较著的政治运动和政党运动采取回避和中立的态度罢了。而从我们看来，他们这种怯懦拙劣的政治运动与其说是劳动阶级之政治运动，毋宁说是一种资本家阶级自身之政治运动恰当些。老实说，他们不做无产阶级之政治运动。他们不过参加了资本家阶级之政治运动。他们不过想由这种参加而求一点政治上之好意的恩惠。
五、劳动组合之中立主义
再讲修正派之中立，也不是全然否定政治斗争，否定无产政党。他们所以标榜中立之理由和原因，第一因为他们对于无产政党自身之政治的急激的左倾表示一种反动的倾向，第二因为他们对于政府之弹压有些恐怖。
他们反对左倾的政治革命，他们想用和平的方法和部分的改造以从事社会革命。他们中立之意思，以为不应该太猛烈的反对资本家党，以为不应该太急激的把无产党左倾化，因此他们说劳动组合不宜联络无产党以替无产党伸张势力。
修正派之中立主义之产生，实缘于德意志之特殊的情由。我们作一种根本的观察时，便晓得他们不过是对于这种政治运动和政党之左倾化发生了一种反动，对于政治的弹压发生了一种恐怖，因此便表现成为一种主义罢了。
实际上劳动组合对于无产阶级之政治运动，决不能站在全然无关系的立脚点的。劳动组合之构成分子既是那生活于资本家的政治影响之下的劳动者阶级。如果组合而不做背叛自己之事的时候，那不关心政治运动的事是不可能的。组合在初期的时候，往往也有不关心政治运动的；但是这绝非意识的无关心，这是因为组织这种组合的劳动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之境遇与现前之政治立于什么关系之上。一到意识了这种关系的时候，则劳动组合必然会开始向政治的要求进行。
不过劳动组合采取什么形式、包含什么意义以从事政治运动，这当然另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否定劳动政治运动可以有各别的形式和各别的意义。工团主义派之政治运动，旧式劳动组合主义派之政治运动，英国劳动党之政治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政治运动，俄罗斯共产党之政治运动，他们各自的形式和意义都不相同；但是劳动组合既然是与其中之任何一种有联络，既然是拥护着其中之任何一种，则组合对于政治绝不是不关心的。
至于今日之劳动组合，在事实上是不会对于政治采取中立主义的。他拥护哪一种无产政党虽是另一问题，但是当资本家党与无产党对立斗争的时候，假如劳动组合脱离任何种无产党的关系而作壁上观，这种行为决不是中立之意义。这不是中立，这明明是拥护资本家党，明明是反叛无产党。现在举个例来说，比方当选举的时候，资本家党与无产党发生猛烈的竞争，这时候劳动组合明明地晓得如果自己投票则无产党一定得胜，但是组合偏偏标榜中立而袖手旁观、放弃其投票之权利，则这种投票权之放弃决不是表示中立、而明明是拥护资本家党，明明是无产党之叛徒。
考茨基对于修正派劳动组合之向社民党标榜中立曾加以痛击，他说：“假如劳动组合不是因为资本家阶级之政治的迫害而是出于自己之所信，不想成为社会民主党而想不同我们这与资本家党作战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关系，则由此一事已表明这种组合是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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