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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pse of the East-European Workers' States

东欧工人国家的崩溃

﹝英国﹞杰克·伯纳兹（Jack Bernard）

（1996年）
紫阳 翻译、coward 校对


　　〔来源〕原载英国《下一步怎么办》（What Next）1996年第一期


在混乱中区分国家


　　“一般来说，知识是从区分事物和现象开始的，而不是从嘈杂的混乱开始的……”[1]

　　在过去十年中，“东欧”（中东欧、巴尔干和前苏联）发生的变化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困惑，也暴露了他们的困惑。在国家性质这个特别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困惑最为明显。

　　国家并不等同于社会，它只是社会的一部分，是阶级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特定阶段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2]。国家本身既不是前阶级社会的特征，也不会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特征。既然我们可以设想没有国家的人类社会，那么很明显，社会和国家不可能是同一种东西。在谈到苏联时，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将这个国家描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拒绝将其称为苏维埃社会。[3]

　　当他使用“苏联”这个词时，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国家，但有时也指更广泛和相应的国家社会（“国家”）。国家（country）一词不仅意味着国家（state）、领土和国家身份，而且通常还有第四个含义：经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任何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是“经济结构”以及在此之上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4]。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也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是一个国家社会，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国民经济和一种“特殊的压制力量”，但这一点却让一些观察家感到困惑。例如，玛丽莲·沃格特-唐尼在美国期刊《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中这样解释“工人国家”：

　　“这个词是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用来定义苏联的。（指的是一种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制度……）”[5]

　　但国家不是社会，即使极权主义国家可能会以社会的形式出现。国家也不能简化为经济。工人国家只是“资本主义被废除，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集体‘拥有’的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区分经济和国家的需要并没有消除，因为工人的国家也是一种“生产资料由全体工人阶级集体‘拥有’”的机制——国有财产。未来的无阶级社会将实行计划经济，但经济计划不会是“特殊压制工具”的功能。国家将不复存在——它将消亡——，但社会和经济仍将存在。

国家的阶级性质


　　国家是维护特定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的特殊镇压力量。在1937年的一次辩论中，托洛茨基将这种理解概括为以下科学公式：

　　“国家的阶级性质……是由……国家保卫的财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决定的。[6]”在这里，托洛茨基把国家的基本特征与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总体特征联系起来，即与经济的特征联系起来。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结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后者最终决定前者。但这种关系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有可能通过归纳法来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在这种社会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实际存在的“财产形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直接暗示了国家的阶级性质。由于经济计划和国有财产的结合是过渡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些关系的稳定存在——而且仅仅是这些关系——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这种通过归纳法确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的方法，约瑟夫·汉森就在古巴革命中使用过。他声称，1960年8月至12月，“美国和古巴资本家的资产被实际剥夺”，“古巴进入了工人国家的过渡阶段”。[7]对古巴阶级性质的这种评价基本是正确的，但也伴随着一个特殊的问题。他指出，在1960年8月至12月的没收之前，古巴是资产阶级国家，然而，他声称，政府自“1959年秋天”以来就是非资产阶级的。[8]因此，根据汉森的说法，在一年的时间里，政府拥有与国家完全不同的阶级特征。政府是国家实际的执行委员会。但是政府不能领导一个与它阶级性质不同的国家。汉森把阶级冲突放在了错误的位置。

　　从1959年1月夺取政权，到1960年8月到12月的国有化，实际上表现出社会革命和反革命各个阶段的固有特点，也就是说，社会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在1937年的一场辩论中谈到了这个普遍的问题。他写道：

　　“但历史真的不知道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阶级冲突吗？”它知道！在“第三等级”夺取政权后，社会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处于封建状态。在苏维埃统治的最初几个月里，无产阶级以资产阶级经济为基础进行统治。在农业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在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运行了好几年（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这样）。如果资产阶级反革命在苏联取得成功，新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但这种经济与国家之间的暂时冲突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革命或反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意味着胜利者将按照自己的利益重建经济。这样一种对立的状态（指国家政权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对立）……是每一个社会倾覆的必要阶段。[9]

　　托洛茨基非但没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阶级性质都与经济性质一致，反而认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阶级冲突……是每一次社会倾覆的必要阶段。这也意味着在每一次社会颠覆中，政治上的颠覆先于经济上的颠覆：国家权力必须有效地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才能改变经济的根本特征。

　　这对今天有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现在东欧和其它地方的阶级性质不一定可以用归纳的方法来确定，即首先确定各自经济的阶级性质。如果过去10年的动荡反映了社会反革命的整体进程（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应该预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以国有化经济为基础”。例如，这就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波兰和可能还有其它国家的实际情况。尽管各国政府希望实现更广泛的私有化，但这些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与仍然广泛的国有经济部门共存。

　　不要试图通过首先确定各自经济的阶级性质来确定目前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而必须考察这些国家本身。对私有制不加法律限制和重新引入继承权的国家，不论它们使经济私有化到怎样的程度，都是资产阶级国家。

　　在东欧，似乎不再有任何国家保护计划经济、国有财产和对外贸易垄断，这些是过渡经济在落后国家的特点。新南斯拉夫（“大塞尔维亚”）或许是个例外。分离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肯定已经放弃了前南斯拉夫的计划经济制度（包括工人自我管理制度），而以伊泽特贝戈维奇（Izetbegovic）政府为首的波黑似乎并不太依赖这种制度。两年前，新南斯拉夫似乎仍在维护工人的自我管理，但笔者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今天是否依然存在。除去这一保留意见，今天所有的东欧国家似乎都是资产阶级国家。

苏联从工人国家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


　　1991年8月的政变一度推翻了戈尔巴乔夫，从这开始，一直到叶利钦上台，在这一段时间内，确定苏联什么时候从工人国家过渡到资产阶级还是很有趣的。但要宣称苏联在8.19事件之前一直是一个工人国家，就有必要证明，戈尔巴乔夫、他的政府和国家，在那之前一直在捍卫计划经济、国有财产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但事实是正好相反，正如我们将试图展示的那样，中央经济计划的支柱已经被拆除。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1985-1990年的苏联已经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行动不是一个完全有意识的过程，他们也有部分先例。为了应对1922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斯大林和其他人在11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实质上废除了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从主观上讲，斯大林肯定不想背叛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是，废除垄断，就其不可避免的和更直接的后果而言，与废除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无不同。”[10]所幸的是，斯大林和其他人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及时的纠正。而1985年开始实施的措施则不是这样。

　　苏联计划体系的核心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它是苏联最高的经济计划机构。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之下是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的较小的规划机构。国家统计局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组成，他们的任务是为国家经济活动起草一份蓝图，通常为五年。该蓝图将政府决定的主要目标（电气化目标、农业目标、交通网络等）转化为具体的工业要求（发电机、化肥、钢轨的产量）。然后将这些一般要求提交管理相关工业的各部门。在这里，目标被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产出（钢板、梁、棒、电线等的数量、质量、形状和尺寸），而较低层次的目标是固定的，如企业预算、不同技能水平的工资率，或经理奖金。

　　1985年，在“改革”（即“重组”）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该体系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从重组的程度可以判断该计划系统的变化：（1）计划的范围和深度大大减少，主要是针对总体经济目标，如利率的增长，消费和投资目标，或区域发展；（2）工厂企业的规划，由工厂自己的规划，以利润和亏损为指导；（3）工厂经理不再受原料来源和产出目的地的的约束，而是可以自由地从任何他们喜欢的人那里购买和出售；经理们还可以自由雇佣工人，更重要的是可以解雇工人，而以前这些工人是不能轻易解雇的；（5）鼓励各种小型私营企业，特别是在农业和零售行业。这个计划显然代表着中央计划的一次重大后退。

　　但是改革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提议了什么，而在于实际发生了什么。放弃中央计划体制的任务比预期困难得多。然而，由于摆脱了过去的一些强制性压力，这一制度的运作迅速恶化。例如，尽管收成很好，但要把土豆从地里运到零售店是不可能的。口粮减少，粮食严重短缺的谣言在莫斯科蔓延。到90年代末，该体系面临着一场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严重和深远的经济崩溃。这场骚乱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并威胁要肢解经济和政治制度。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共和国和地方各级经济的控制，中央计划体制受到侵蚀。到1990年，苏联经济几乎陷入瘫痪。

　　就像1922年的斯大林一样，戈尔巴乔夫最开始并不是有意识地恢复资本主义，只是务实地修补了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几乎是在无意中，他和他的政府摧毁了一个工人国家的关键职能。从本质上来讲，国家现在已经不再从保护和捍卫中央计划，也没有用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或官僚的自我管理来取代它——正如改革的提议所梦想的那样。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一部改良主义电影的倒放


　　苏联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从工人国家到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就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看看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1933年10月，他写道：“声称苏联政府已由无产阶级逐步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人，可以说，是在倒放一部改良主义的电影。”[11]但四年后，1937年11月，他使用了另一种表述：“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不革命或不反革命就可以改变社会的基础；他们倒放了改革主义的电影。[12]在1933年的表述中政府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1937年则被称为“社会的基础”。

　　1933年至1937年间发生的事件证明了1933年论述的不足。在1936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托洛茨基总结了苏联社会发生变化的意义，并提出了新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是否会推翻上层建筑，或者上层建筑是否会改变社会基础。基层只有通过政治革命才能推翻官僚主义。这将需要更多的警察措施。两年前（也就是1934年初）后者就足够了。但这两年我们见证了统治阶层特权的稳定，特别是军队和警察。如果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社会事实，那就太愚蠢了。这种矛盾可能会变得非常尖锐，以至于官僚机构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恢复（私人）财产关系。它可能不得不打击目前社会制度的根基。[13]

　　顺便说一下，在上面引用的话中，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了政治革命[14]这一概念。在1934年和1935年，官僚主义巩固了它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变成了极权主义，为了让工人和农民推翻它，现在需要相当多的暴力——一场革命。“统治阶层特权的稳定”这一“社会事实”伴随着政治变革：新宪法的实施。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在一篇论文中对后者作了评论，他说了下面这句话，因为这段话的倒数第二句话有一个相当费解的观点，所以值得全部引用：

　　此外，新宪法在法律上取消了无产阶级在国家里的统治地位，而事实上，这个地位早已被剥夺了。接着，宪法声称，专政是“没有阶级的”，是“全民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胡说八道。“人民”对自己专政应当意味着国家已经解体为社会，也就是，国家已经死亡。实际上，新宪法把苏联社会特权阶层的专政加在劳动群众头上了，从而使国家和平消亡成为不可能，给官僚主义开辟了进行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也就是说利用“突然袭击”来恢复资本主义，官僚们可能在用“社会主义”胜利这一骗术来准备这场“突然袭击”。我们的任务是号召工人阶级起来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官僚主义的压迫——保卫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15]

　　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正的去结构化实际上走的是“经济反革命的‘合法’道路，即资本主义的恢复”，官僚机构在1934-35年建立了“苏维埃社会特权阶层对生产大众的独裁”，在那时官僚们就已经开辟了道路。我们已经注意到，1933年被认为是“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今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苏联政府已经逐渐从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虽然“改良主义的电影”并没有真的在现实中倒放。1935年以后，工人和农民要求进行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体制，1985年至1990年期间，改革足以使“特权阶层”维持其独裁统治，同时将政府和国家从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但是，这种改革是一种国家的改革，一种政治的改革，只是社会反革命时期的前奏，也就是社会基础变化的前期。

　　社会的基础一词通常指的是它的“经济结构”，在托洛茨基1937年和其它时间的论述中，这个词似乎没有其它含义。这个词，与他在《被背叛的革命》[16]中所说的“社会的经济基础”，似乎是同样的意思。但外表可能具有欺骗性。

　　虽然十月革命在其直接的社会内容上是资产阶级的（“限于小资产阶级的土地革命和工人对生产的监督”[17]），但它“发展”成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秋，大规模的国有化为苏联社会奠定了经济基础。但与后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和匈牙利等国的革命不同，这些征用并不是官僚法令的产物。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秋，城市无产阶级，即大型工业中的工人阶级，获得了工人控制生产的经验[18]。在此期间，资本家虽然仍然是工厂的主人，却采取了破坏生产和关闭工厂的手段。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必须超越工人监督，摆脱资本家，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工厂。因此，十月起义只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第一步。通过实行1918年秋天的国有化，至少在革命的中心地带，即旧的莫斯科公国[19]，无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社会专政。无产阶级真正地统治着新社会。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统治。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仅仅表明了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此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是由有阶级意识的城市无产阶级组成的。这是他们的党。无产阶级最终控制了这个政党，甚至在10年后左翼反对党失败之后，他们继续对斯大林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施加巨大的影响。

　　把一个阶级的社会专政简化为政治专政和经济专政两部分，就等于忘记了一个辩证法的规律：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例如，这将意味着，东欧缓冲国自1950年代初以来的局势与1918年秋季末在莫斯科建立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相等。当然，两者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以工人国家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治独裁，和以构成过渡经济的社会的某些经济基础形式存在的经济独裁。但是，在十月革命的中心地带，城市无产阶级是起义和征用的先锋，而在缓冲地带，克里姆林宫的红军充当了先锋。后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资产阶级，但这些缓冲国革命是官僚主义革命。在建立工人国家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专政，而只是官僚主义和空洞的拙劣模仿。

　　托洛茨基1937年提出的关于“倒放的改良主义电影”的公式，虽然表面上是笼统的，但最重要的是解决了苏联的反革命问题。他的公式暗示，在苏联，为了实施这样的变革，必须对城市无产阶级使用暴力——过去通过斗争和牺牲获得的成果不会轻易放弃。目前（1996年2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煤矿工人正在罢工，因为他们的雇主：国家，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给他们发工资了。这两个国家，虽然各自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社会的反革命还没有完成，即十月革命的某些成果今天完好无损。然而，这些剩余的成果，这些“社会基础”，在性质上不是经济的，而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它们存在至少一部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当中。托洛茨基1936年2月的思想至今仍然有效：“现在的问题是十月革命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是否会推翻上层建筑，或者上层建筑是否会改变社会基础。”改良主义的影片不能倒放。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和平的进程。

　　二战后东欧缓冲国的社会制度与今天仍然存在于十月革命中心地带的社会制度大不相同。例如，当东德的无产阶级在1953年走上街头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感谢克里姆林宫的礼物。东德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过俄国无产阶级的经历：它没有被允许建立自己的社会专政，它只是被给予了一个现成的工人国家和过渡经济。因此，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出结论，即在东欧的社会反革命中，比如东德，暴力相对较少。而在十月革命的中心地带，无产阶级到农村去打了三年的内战，以巩固和保卫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东德的无产阶级却从来没有对“它的”革命的物质利益建立起很大的感情。

　　托洛茨基1937年的公式不应被解释为说，没有反革命，就其本身而言，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改变的。相反，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这句话的隐含含义：如果在一个工人的国家无产阶级没有建立其社会独裁，那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国有财产和计划经济，也可以仅仅通过改革来改变，而不需要革命，也就是说，仅仅通过一个官僚来改革，与全面反革命的暴动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在本质上，这只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唯一真正革命力量。

为什么会有社会反革命呢


　　对于苏联来说，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不仅仅是一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社会，它必须要取得比任何资本主义生产下都要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1848年的革命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劳动生产率就其定义而言，将比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过人类努力所取得的生产率都要高。在这些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是在英国），尽管速度比社会主义生产下的速度要慢。因此，不存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如果后者是在1848年之后实现的，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将低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早期实际实现的生产率水平。

　　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想在一个孤立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龟速实现社会主义”，其根本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移动目标。有许多理论家认为，苏联可以通过发展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超越西方，并且不只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这么看。例如，第四国际（USec）一再暗示，官僚管理不善是这种发展的根本障碍。这个组织形式上拒绝“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20]，与此同时，它认为即使苏联建立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并且与战后其他工人国家实现了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统一，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足以超越西方的劳动生产率。换句话说，在现实中，第四国际接受了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又在形式上否认它。

　　另一方面，托洛茨基非常明确地认为苏联的前景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他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使革命螺旋式上升，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官僚的地位就会螺旋式上升，革命就必然会在国家框架内，不可改变地开始收缩。”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变成欧洲和全世界的专政，它就必然走向崩溃。从广泛的历史观点来看，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辩的。[21]

　　他认为，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无法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22]，尽管这是一个错误的预测，但上述断言仍然是“完全无可争辩的”，现在东欧工人国家的崩溃已经证明了它是正确的。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革命，这使得东欧国家在技术和文化上处于孤立状态，也无法为推翻官僚主义提供必要的刺激。

　　冷战，是苏联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特点，这使得东欧的工人国家得以长期存在。这场战争的胜负将不可避免地由东方和西方劳动生产率决定。

　　“在历史中，人类上升的动力是用最少的劳动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文化发展的这种物质基础也提供了我们可以用来评价社会制度和政治方案的最深刻的标准。劳动生产率定律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与引力定律在力学中的意义是一样的。过时的社会形态的消失只是这种残酷定律的表现，这种法律决定了奴隶制战胜同类相食、农奴制战胜奴隶制、雇工战胜农奴制。[23]

　　工人国家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种注定要消失的“过时的社会形态”，但它也不是社会主义。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所谓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有必要简要地考虑一下资本主义的诞生。

　　“尽管地中海的某些城镇，早在14或15世纪就偶然地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写道[24]，“资本主义时代应该从16世纪开始。”他的许多“追随者”经常因为过于笼统地提及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模糊了这一区别。但是，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必须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作出同样的区别。社会主义生产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社会主义。

　　但与资本主义诞生的类比还有另一个层面。从14世纪到19世纪，也就是说，直到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都是依附于商业资本的。商业资本是一种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的原始资本形式。“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对应的是商业资本的基本运作范围从地中海地区扩展到世界范围。起初，荷兰的商业资本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但到了18世纪初，英国的商业资本和制造业已经远远超过了荷兰。虽然这些都是国家发展的产物，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甚至在14世纪的零星表现中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涉及两种不能实际限制在国家范围内的交换关系：货币资本与原材料（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交换和成品与货币资本的交换。因此，生产性资本的循环几乎总是涉及国际生产关系。与流行的神话相反，“一国资本主义”是不存在，同样，“一国社会主义”也是不存在的。

　　“……雇佣劳动对农奴制的胜利”构成了国际生产方式对国家生产方式的胜利。后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里程碑，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na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互会的过渡经济——包括东欧所有国家（阿尔巴尼亚除外）以及古巴、越南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虽然在范围上是国际的，但不具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文化水平。经济计划的好处不能弥补决定劳动生产率的这一主要因素的不足。经互会代表社会主义生产的早期开始，但并不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战胜了“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历史性胜利，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仍然是我们的纲领


　　要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它至少必须达到北美或欧洲经济的规模。这并不能阻止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梦想在“他们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尼尔·默里（Neil Murray）在《社会主义前景》（Socialist Outlook）第79号中告诉我们，“必须要澄清社会主义”，接着概述他的版本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应该将〔英国〕经济的制高点从私人手中夺走，由一个工人和消费者的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负责运营，这些代表要接受监督，可以撤换，并在一个国家系统内共同协作”。

　　但是，由英国苏维埃管理英国经济，这样的体制很难实现社会主义。比如，在欧洲最先进的工业中，也就是那些对高劳动生产率至关重要的工业中，英国工人只生产欧洲空中客车公司a300系列飞机的机翼。同样，尽管布里斯托尔的劳斯莱斯（Rolls Royce）工人设计并开发了一款最新、最大型号的喷气发动机，但支付每日500万英镑开发成本的是德国企业宝马（BMW），该公司极有可能组织大量生产这种发动机。将“经济制高点从私人手中夺取过来”，从而使社会主义能够在英国孤立地建立起来，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我们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这些“制高点”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城市的金融资本。后者大多以纽约房地产等形式存在。如果工人夺取了英国的政权，而革命仍处于孤立状态，那么所谓的国民经济将迅速崩溃。与1917年的俄国不同，英国没有广阔的防御领土，也没有能力自给自足。

　　“更加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出版的《工人新闻》，回避了尼尔·默里版本的“英国社会主义之路”。它的每一期都宣称，它“为了推翻资本主义，以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人国家联盟取而代之”。但是这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呢？无论何时，托洛茨基提到联邦时都是指一个国家内几个民族的联邦，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之下，各组成部分以民族自治为基础”，[25]——1910年他在论巴尔干半岛时写道——“只有在一个巴尔干国家的框架内，马其顿的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才能统一在一个民族-文化群体当中，同时享受巴尔干共同市场的优势”。1939年9月，他重申联邦是几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国家，他说：“世界各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这是第四国际的纲领。[26]

　　主权国家的“联邦”是一个邦联。根据这一理解，托洛茨基关于欧洲合众国[27]的公式反映了美国的实际政治形式，即由一个单一的联邦国家，指挥着自治但没有主权的“州”，也就是说联邦指挥着“共和国”，它们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不是单独的“特别镇压力量”。

　　《工人新闻》的同志们似乎只是在回避更明显的公式：“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取代它”，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人国家联邦”。这种等同，在两个方面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说，社会主义有可能仅仅在一个大陆的范围内建立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通过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结合来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不必从一开始就“世界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一个政治上层建筑（指由一个个享有主权的工人国家构成的邦联），不太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一个主权国家意味着有单独的军队、单独的货币、边境哨所、海关、贸易关税等等——换句话说，在所有方面都是单独的“特别镇压力量”。在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中较有远见的部分明白，民族国家的阻碍是什么，对他们自身的生存构成了什么样的障碍——因此，他们各自走向经济和政治联盟。因此，这种组建主权工人国家邦联的观点，是否太过强调经济计划的力量？它是否能有效地证明，这样一个邦联既能实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又能承受民族国家的持续存在？

　　马克思主义关于纲领的概念是，纲领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我们的纲领归结为一个词，就是社会主义。但是今天，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社会主义并不是在东欧建立起来的，但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基本的原则问题上却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什么是社会主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性质，也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事实上，对社会主义性质的正确认识，立即就包含了实现它所必需的革命性质。

　　“在国家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再协调一致。由此而来的，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是欧洲资产阶级合众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革命在国家的舞台上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开，在世界舞台上完成。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变成了一种不断的革命，获得了新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只有新社会在我们整个星球上取得最后的胜利，它才能完成。[28]



[1] 托洛茨基，《阶级和艺术》，写于1924年5月。

[2]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和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3] 托洛茨基，《理论的堕落和堕落的理论》，（The Degeneration of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Degeneration），写于1933年4月29号。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

[5] 《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的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刊载于《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109期

[6] 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Not a Workers’ and Not a Bourgeois State？），写于1937年11月25日

[7] 参见《有关古巴革命的草稿》，写于1960年12月23日，位于《古巴革命的动态》（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74-75页的第九点和第十点

[8] 同上，74页，第六点

[9] 托洛茨基，《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Not a Workers’ and Not a Bourgeois State？），写于1937年11月25日

[10] 托洛茨基，《论那些忘记ABC的人》（On Those Who Have Forgotten the ABC），写于1932年12月28日。

[11] 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写于1933年10月1日。

[12] 托洛茨基，《再论苏联和保卫苏联》（Once Again: the USSR and its Defence），写于1927年11月4日

[13] 《(托洛茨基)和莫里斯·斯佩克特的对话》（A Conversation with Maurice Spector），写于1936年2月

[14] 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oviet State），写于1936年1月1日

[15] 托洛茨基，《第四国际和苏联》（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and the Soviet Union），写于1936年7月8日

[16]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

[17] 比如，参见托洛茨基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18] 比如，参见列宁的《庆祝十月革命一周年》

[19] 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20] 对这种理论的批判，参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的附录二，《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

[21] 托洛茨基，《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写于1933年10月1日

[22] 托洛茨基，《二战前夜》（On the Eve of World War II），写于1939年7月23日

[23] 托洛茨基，《民族主义和经济生活》（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Life），写于1933年11月30日。

[24]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1974年出版，669也

[25] 托洛茨基，《巴尔干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The Balkan Question and Social-Democracy），写于1910年8月1日，收录于monad出版社出版的《巴尔干战争》（The Balkan Wars）第39页

[26] 托洛茨基，《谁应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Who is Guilty of Star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写于1939年9月5日。

[27] 比如，参见托洛茨基《现在是否是提出‘欧洲合众国’这一口号的合适时机呢？》（Is the Time Ripe for the Slogan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写于1923年9月23日

[28]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写于192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