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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卡罗的艺术
﹝苏格兰﹞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
谷书存 译、coward 校
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 1907-1954）在她所生活的年代被大大低估，但如今，她的艺术、时尚和她的政见却在世界各地被商业化。在此文中，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回顾了这位女性的艺术与政治思想，她努力塑造着自己的形象，将她的痛苦与热情译成她个人化和政治性的表达。
弗里达·卡罗既不是一个女英雄，也不是一位受害者。她用画笔描绘她所遭遇的痛苦和折磨，但她恰恰在用绘画这一方式反抗和克服它们。她同时也超越了她所经受的苦痛；她是一个探索自己个人历史的艺术家，也在探寻着她的国家的过去和未来，去理解谁才是国家的敌人。
蓝房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开始拜访弗里达·卡罗位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Coyoacan）的居所。那是一处宁静之地。在那被粉刷成蓝色的墙壁之后，是她的家，画室，以及一个庭院，那里摆满了各种体现大众文化的东西，比如一个叫做“犹大们”（Judases）的纸塑，传统上要在复活节的时候烧掉它。那里还有一些来自前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石像。
在她的厨房里，她的手工陶器收藏与对面墙上的祭坛装饰相呼应，这些祭坛装饰是一些画在锡罐或木头上的朴素画作，表现了来自普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奇迹般地从个人或家庭的悲剧中逃脱出来。但奇怪的是，在她的画室里，她的最后之作占据了整个画架——那是一幅斯大林的肖像画。
在楼下，朝露台望去，那里是她和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卧室。很难去想象她娇小柔弱的躯体躺在她高大的丈夫旁边。精巧的蕾丝罩子盖在枕头上，弗里达将两人的名字缝绣其上。
在这种种奇特的矛盾之中，蓝房子本身成为了弗里达的一幅肖像画。
偶像
今天，蓝房子有如一块磁石，吸引着参观者前来追寻这位偶像，然而在七十年代，弗里达是一位被忽略和低估的艺术家，她更多的是作为里维拉的妻子而出名，而非由于她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情形当然已经改变了。
在八十年代早期，弗里达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艺术评论家们“发现”。1982年，她的第一个作品展在伦敦开幕，在一年之后，由海顿·埃雷拉（Hayden Herrera）执笔的传记出版。到八十年代末，Vogue和Elle都刊出了一些穿着弗里达著名衣服的模特的照片；她被评为是“墨西哥之魂”和“墨西哥的浪漫”。
这里存在着许多讽刺之处。杂志的款待发人深省。模特们完美无瑕的身体与弗里达残缺不堪的躯体相距甚远——她将这残破的躯体隐藏在长裙之下。如果她真的代表了所谓墨西哥的“精神”，那这决然不是一个浪漫化的幻象。而且不管怎样，真正吸引评论家们的是她的边缘性——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墨西哥人，一个痛苦的人。毕竟，那是一个艺术市场追寻非主流艺术的时代——涂鸦，非洲艺术，实验电影。
埃雷拉的传记促进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将她的艺术视作是她传记的直接表现。她的墨西哥式的特质使她成为了一个颇具异域风情的形象，也使她的个人历史成为了一个受难者的故事。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深深的误读。
毁坏的身体与分裂的自我
弗里达大约一半的画作都是自画像，而这常常将她暴露在淫亵的好奇之下，暴露在一种对她被损坏的身体的迷恋之中，而她带着残酷的自我厌弃描绘着她的躯体，例如《几小口》（A few small nips）或是《残缺的圆柱》（The broken column）。埃雷拉讲述了她痛苦的成长经历。幼年时罹患小儿麻痹症，使她的腿部萎缩。之后，在十六岁时，她又卷入了一场交通事故，造成脊柱破损，多处骨折，以及最残酷的伤害——一根金属横杆插入她的后背，穿透了她的阴道。而这一切带来的后果，则是一生无止尽的临床医学干预，身体被禁锢在金属束身衣和腿部支架中。这些令人讨厌的装置有许多最近在一个奇怪的展览中展出，展览内容主要是她的衣服和她的外科整形器械。
《几小口》，1935年
《残缺的圆柱》，1944年
我认为，讽刺的是，虽然弗里达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去审视她的伤痛，以及这些痛苦对于“她是谁“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她的着装方式却是其用来掩盖另一个自我，否认她残缺的躯体支配着自我意识的方法的一部分，但是她的着装并不只有这一重含义。她会不假思索地承认她经受的折磨与她自身之间的联系，但她绝不允许她自己本身成为她的痛苦。
弗里达总会意识到她的身体，她的外表及其所允许的矛盾的身份——甚至是在她出事之前。她的父亲，古斯塔夫·卡罗（ Gustavo Kahlo），是一个匈牙利裔的摄影师，一个19世纪正规摄影棚里的肖像摄影家。但是，在家庭肖像中，弗里达不止一次地穿着男性的衣服出现。如果在当时这只是某种装扮，某种性别转换的游戏，那么在她以后的生活表现中，这变成了一种加倍痛苦，强而有力的活动。
她的衣着不仅仅是简单的遮蔽和掩饰。它做出了某种更加深邃和具有挑衅性的声明。正如她母亲曾穿过的那样，弗里达所着的长裙和绣花衣衫不单单是一般性的墨西哥风格。它们来自特湾那（Tehuana）——在墨西哥南部的特湾特佩克（Tehuantepec）——一个具有强烈母系特征的原住民社区，那里的女人穿着这种服饰。这种衣服是作为女人同时作为墨西哥人的身份记号，而不是一种面具。她所佩戴的珠宝通常是原住民传统中沉重的玉饰——也同时是更广泛的身份声明的一部分。
这些就是《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破缺的和完整的弗里达，穿着惯常衣服的和穿着特湾那特色服饰的弗里达。
《两个弗里达》，1939年
在描绘她自己的过程中，弗里达所做的不光是填充她曾经暗示过的孤独。她在探寻作为女人和墨西哥人的切身体验。所受的伤痛已足够真实，但它们同样也是女性体验的符号化象征。
她的时代
1927年，当弗里达与迭戈·里维拉相遇时，她已经加入了共产党。里维拉正在参与一项由教育部长何塞·瓦斯科切洛斯（Jose Vasconcelos）委托的墨西哥城大型壁画的绘制工作。教育部所开展的主要系列工作是重写墨西哥历史项目的一部分，而这部历史直到那时都还是由殖民胜利者所写就的，而原生本土的墨西哥历史却隐没不见。
1910年，一场反对独裁者迪亚兹（Porfirio Diaz）统治的政治革命，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播下了火种，特别是在埃米利亚诺·扎帕塔（Emiliano Zapata）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和在北部由潘乔·维拉（Pancho Villa）领导的民众叛乱。在下加利福尼亚州，无政府主义者弗洛雷斯·马贡（Flores Magon）兄弟企图推动一场武装工人抗争运动。那是一场错综复杂的运动，并随着1917年宪法的颁布而告终。这部宪法是由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所推动，其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这是以那些发动了基层革命的人为代价的。但一个国家的组成需要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将被定义为墨西哥土生土长的根源。壁画家运动，特别是里维拉的作品，在墨西哥的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公共空间成为了公开辩论的“画布“。
然而，反帝国主义和国家认同的叙事语言很快变成了腐败的遮羞布和时常发生的权力斗争的武器。但是，为墨西哥原住民所作的证明，对墨西哥的伟大建筑景观的修复，深埋在大众文化下的众多历史文献的发掘，根植于死亡崇拜的哲学遗产等等，它们是意义非凡的。弗里达的艺术在大众艺术的范畴中以多种方式产生影响，并在各个层面的意义上，成为了一种她作为墨西哥女性的身份证明。
弗里达和迭戈
就算将他们二人的关系形容为“狂风暴雨式”的，恐怕都显得保守含蓄；这种关系有如火山喷发。里维拉是一个自大狂，一个有着极强性欲的高大男人。弗里达著名的肖像《我脑海中的里维拉》（Diego on my mind）中，里维拉的脸嵌入了她带着头饰的面庞，而这幅画被很多人视为是对弗里达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削弱。她对迭戈这个“典型的主导型男性”的爱是无可否认的。他的不忠可谓臭名昭著——甚至在自己家里和弗里达的妹妹都有过风流韵事。弗里达的性生活则是偶像追寻者们好奇的源泉；她是双性恋吗？她是一个滥交的人吗？显然这二者皆是，她也为此自豪。当列昂·托洛斯基在里维拉的支持下来到墨西哥后不久，他就与弗里达陷入爱河，而在他惊心动魄地被迫到处逃亡，并最终被斯大林派来的人所杀的过程中一直陪伴着他的妻子娜塔莉，却成为了牺牲品。弗里达显然并未感受到与娜塔莉之间存在着女性的团结，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这个卓越不凡的革命者的关注中感到受宠若惊。对此当然要做出评判，但将错误或矛盾的缺失作为钦慕的条件，恐怕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尊重。我们很清楚，尽管弗里达的身体是残破的，但她依旧是一个充满激情而感性的女人，而她所吸引的不仅仅是别人对她痛苦的简单同情，还有男人和女人对她的爱。
《我脑海中的里维拉》，1943年
在她的故事之外是她的想象力，她的眼界和作为艺术家的能力，而这些总是处在无尽的个人轶事下，或是迭戈·里维拉巨大的阴影之下，有着消失的危险。但她本身就是一名艺术家，她的作品承载着她的个人生活，滑入了社会想象和文化斗争的领域之中。
她终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几乎可以确信，在政治上她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而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这里，她的两幅鲜为人知的作品《在边境》（At the border），特别是《我的裙子挂在那里》（My dress hangs here），值得我们去考察。这两幅画作于20世纪30年代，里维拉陪她来到美国的时期。画作有着非常清晰的文化批判意义。边境是美墨国界。画中一边是北美的摩天大楼，林肯纪念堂和无处不在的美元符号；而另一边则是色彩，感性，和强大的墨西哥神话（可以联想一下她死前的最后一幅画作，《西瓜万岁》（Viva La Vida Watermelons））。在同样的边境，她的裙子悬挂于厕所马桶和高尔夫奖杯之间，一边是梅·韦斯特（Mae West）破烂不堪的肖像，一个十字架被包裹在美元符号和其它工业时代的伪遗迹中。这幅诙谐，怀旧还带着愤怒的画，一如既往是个人化的愤怒与痛苦的宣言，而非公式化的政治宣言。
《我的裙子挂在那里》，1933年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上的自画像》，1932年
《西瓜万岁》，1954年
将这些主题带到一起的则是一幅不知名但非常戏剧性的画作。《多萝西·黑尔的自杀》（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记录了一个被丈夫抛弃了的美国名媛之死，她被鼓动去办一场派对以抚慰自己的悲痛，并随后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幅画里裙子仍然很重要；这是一个设计师的裙子，价值一千美元。我们看到她躺在人行道上，裙子仍穿在身，而她一跃而下的摩天大厦就在她身后。这不是一篇报道，而是对女性地位的声明。与里维拉的作品不同，她的艺术很亲切，描述的内容常常很细微，通常也非常的个人化。
《多萝西·黑尔的自杀》，1938年
2019年7月16日
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是苏格兰一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曾任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西语系拉美研究教授。
原载爱尔兰左翼网站Rebel
原文题目：The Art of Frida Kahlo
原文链接：http://www.rebelnews.ie/2019/07/16/the-art-of-frida-kahlo/